照护:性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 Christa Wichterich 2023
「正文约9000字」
作者:克里斯塔·维希特里希(Christa Wichterich)

文献来源:Christa Wichterich,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are and Gender – Crisis, Extractivism and Contestation」(《照护与性别的全球政治经济学——危机、榨取主义与抗争》)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全球劳动政治经济研究手册》),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23,401–411.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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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维系着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却常被视为没有经济价值的「女性工作」。本文从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揭示新自由主义如何借助紧缩政策、公共服务私有化、劳动流程标准化和跨国照护链,把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女性及全球南方的劳动者。作者以「照护榨取主义」概括这种结构性的资源攫取,同时讨论平台技术、照护劳动者的组织化与罢工,以及将照护重新建设为社会公地的可能。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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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再生产与具有性别特征的照护劳动,一直是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中心议题(Folbre 1994;Elson 2002)。女性主义分析将照护政治经济学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再生产的社会文化经济结合起来,同时考察结构、话语和主体性。它揭示性别以及各种交叉的社会不平等范畴所造成的不平等交换和权力关系,并通过一种涵盖有酬与无酬工作的扩展劳动概念,尝试跨越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鸿沟。这里的核心是市场和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导向的经济思维所包含的悖论:生产和维系生命的劳动,是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或缺的,但这种劳动却被视为非生产性的,社会评价也极低。正是这一悖论,使照护经济成为社会与经济学领域高度争议的场所。
性别劳动分工、家庭与照护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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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文化与国家中,公众观念和传统经济理论都倾向于把照护劳动自然化,视作与妇女生育、哺乳的生殖角色相联系的、体现于女性身体的劳动和能力。这种被假定为人类学常数与生物学禀赋的观念,使性别劳动分工、各种将女性束缚于家庭的形式,以及从采集狩猎社会到资本主义经济的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获得了正当性。与农民家庭不同,资本主义社会把资产阶级家庭建构为市场之外的经济单位,从而将私密、亲近而不可见的再生产领域同公共的生产领域分离开来(Bock and Duden 1976)。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分离,也是在占支配地位的性别角色和性别特质之下不断「塑造女性气质」与「塑造男性气质」的过程(Hausen 1976)。母亲被定位为家庭主妇,使原本功能性的劳动分工转化为等级化的性别秩序:妇女被排除在创造价值的市场生产之外,再生产劳动则遭到贬低。在福特主义或凯恩斯主义时期,产业工人的家庭工资支撑了以男性为养家者、女性为没有收入的「不工作」主妇的经济组合。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供给制度,则与家庭内部性别化的社会再生产形成互补。
在此背景下,西方第二波妇女运动把劳动视为性别化的场所:性别在其中被建构、重构或消解,而这一过程塑造着具有性别特征的身份、能动性与主体性(West and Zimmerman 1987)。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而言,家庭与资本主义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家务劳动争论」,以典型的方式讨论了私人家庭内部社会再生产的、在社会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联系与意识形态话语。玛丽亚·达拉·科斯塔(Maria Dalla Costa)、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1975)和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1975)发起了围绕「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反对家务劳动」的运动,希望通过货币尺度使无酬再生产劳动的价值可见,进而在象征意义上重新评价这种劳动。她们从策略上将再生产和照护视作创造与维系生命的、真正具有生产性的劳动,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区分,以及市场和交换价值创造的既有概念。她们主张,通过拆解无酬家务与家庭劳动的私人性质,揭示照护经济的公共属性及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使照护劳动成为政治问题。

1977年,参与「为家务劳动争取工资」运动的女性在游行中举起横幅,体现无酬家务劳动进入公共政治议程的历史过程。图源:Bettye Lane/Schlesinger Library, Radcliffe Institute。
依照伊莎贝拉·巴克尔(Isabella Bakker,2007)的界定,社会再生产包括:(a)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b)劳动力再生产;(c)不同主体和机构对人在生命历程中各种需求的照料。妇女的照护劳动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资源。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照护」而非「再生产劳动」的概念,是为了超越仅仅再生产劳动力的功能主义逻辑。她们分析照护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包含情感、互惠、利他主义和伦理的成分,也受到社会文化归属和规范的引导。
照护经济囊括护理、生活供给、喂养、清洁、福利和预防性照料等活动,处在三种相互作用、彼此交织的权力体制的交界处:家庭与社区中的再生产体制、福利国家和/或发展型国家,以及市场(Palriwala and Neetha 2012)。沙赫拉·拉扎维(Shahra Razavi,2007)又加入了第四个维度:自助团体和社区组织中的团结网络及志愿劳动。她把照护经济称为「照护菱形」,以家庭、社区、国家和市场这四类主要行动者,呈现其高度价值和流动的能动性。照护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经济深度交织,影响着照护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与此同时,市场又利用社会文化和宗教规范、刻板印象及规制来谋取利润。
一个关键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照护劳动,尤其是那些费时、重复且繁重琐碎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主张,是通过把部分再生产劳动从女性转移给男性,实现这类劳动在性别之间的重新分配,从而使妇女得以参与劳动力市场。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北方,随着专业教育的发展,中产阶级妇女参与有酬劳动的程度显著提高(而贫困妇女一直从事着有酬劳动)。在全球南方,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使妇女大量进入离岸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全球生产链,尤其是服装、制鞋、电子和芯片制造业。然而,在世界任何地区,工资劳动的女性化都没有自动带来再生产劳动的平等分担(Pearson 2000)。

1985年10月25日,女性行动者聚集并展示「Women Count—Count Women's Work」标语,要求承认女性劳动的社会价值。图源:Colin Moody/Trinity Community Arts。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通过公共机构组织并管理社会再生产,照护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家庭,这有助于妇女作为专业劳动者全面进入生产领域。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为儿童和老年人提供的日间照护中心、幼儿时期的父亲育儿假,以及劳动力市场上针对妇女的积极平权措施,为无酬照护和有酬劳动中的性别平等开辟了新途径(Lewis and Giullari 2005)。尽管西欧和南欧国家的福利国家也投资建设设施、公共服务并采取性别平等措施,但家庭仍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机构(Esping-Andersen 1990);协调家务与职业生活的大量负担,仍由妇女个人承担(Gordon 1997;Silius 2002)。
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中的照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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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多数经济学家把有酬与无酬照护劳动构造成对立的二元范畴,而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更愿意将其称作「性别化的劳动连续体」(Dewan 2017)。照护劳动者进入工资劳动领域,意味着竞争、效率、增长和利润等市场原则扩展到此前非市场、未商业化的领域;这些领域在社会文化上被认为是隐私和亲密关系的核心地带,包括家庭、家户、性、友谊以及邻里关系(Razavi and Staab 2010)。这种资本主义的渗透与圈占意味着另一种「通过剥夺妇女无酬劳动展开的原始积累」(Federici 2004),或「剥夺性积累」(Harvey 2004)。这一论点承接了罗莎·卢森堡的持续性原始积累理论:为了增长和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必须不断占有并吸纳此前处在积累领域之外的新事物(Soiland 2016)。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韦罗妮卡·本霍尔特-汤姆森(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和克劳迪娅·冯·韦尔霍夫(Claudia von Werlhof,1988)强调,妇女及其身体与再生产能力、自然界和全球南方,正是这样的「最后的殖民地」。这种以「照护圈占」形式出现的「土地攫取」,伴随着技能培训、教育和职业化,同时也面临相互冲突的叙事:照护劳动究竟只是无酬家务的延伸,还是一项职业?社会再生产理论把社会再生产和家务劳动概念化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活动,并视之为一种生产空间:其中生产出来的是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工人阶级得以在市场上出售它以换取工资。因此,社会再生产不能被缩减为商品消费的领域(Bhattacharya 2017:72)。核心论点是社会再生产对于资本积累的功能性作用。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健全主义歧视与阶级剥削驱动的压迫在此交织,市场与市场之外劳动的关系则被理解为同意与强制的悖论式结合。
家政服务在历史上深植于依赖非自由劳动的奴隶制和封建经济,因此它一直不仅是性别与阶级的交汇点,也是种族和族裔的交汇点(Glenn 1992)。家政劳动者从未在富裕家庭中消失。当中产阶级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又有能力购买低工资的家务和照护劳动时,「女佣」重新出现在西方社会上层和中产阶级家庭,填补由此产生的照护缺口(Young 2001)。此外,随着预期寿命延长、需要照料的老年人口增长,许多国家对照料与护理的需求也日益增加。
有酬照护劳动需要新的分析范畴,因为它固有的道德纽带、情感和关系性因素,使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既有分类既被包含其中,又变得模糊(Hochschild 2000)。资本主义市场把照护服务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商品,却继续维持对照护的轻视与遮蔽。主流经济学认为照护劳动不具生产性,既不创造价值也不生产商品,并以此为其低估值辩护。照护劳动——例如给儿童或失智症患者喂食——有自身的节奏,生产率提升的空间很小,因此无法满足市场对于效率和速度的标准(Madörin 2013)。

1918年,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的护士正在照料患者。照片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 National Photo Company Collection,为历史背景图,非文中讨论的现代照护市场现场。图源:National Photo Company/Library of Congress。
这表明,照护经济的驱动理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照护与社会再生产经济的首要目标是供给、满足需要和福祉,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则是「经济人」通过货币积累实现个人收益最大化,其逻辑受逐利的利己主义利益驱动。照护劳动是道德经济和福利政策原则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原则彼此接触、发生冲突的典型部门。在竞争和成本优化的市场原则支配下,照护中伦理、利他、互惠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一步被贬值,并被外部化。因此,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强调的,每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都带有照护危机的倾向,因为其对增长和积累的普遍迷恋,正在侵蚀它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再生产(Fraser 2016)。
仿照资源榨取主义的概念,学者提出「照护榨取主义」(care extractivism),用以分析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照护资源商品化的强化与扩张(Wichterich 2019)。照护榨取主义是在成本控制和紧缩政策的背景下,对危机局势作出的政治经济回应。在福利不断收缩、私人投资蓬勃发展的条件下,照护榨取策略旨在应对危机,同时削减成本、提高效率并促进经济增长。「剥削」一词在滥用中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锋芒,它着重呈现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榨取主义」概念则强调政治经济及发展模式中的结构性权力关系。
社会再生产危机与新自由主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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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的结构调整方案、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策略的扩张,以及全球北方的紧缩政策,显著改变了社会再生产和照护经济所处的环境,使削减成本成为首要政策目标。伴随许多西方国家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政策导致了社会再生产危机:家庭和社区中无酬照护者严重短缺,医院等社会机构里的有酬照护劳动者也供给不足。服务经济中私营企业的全球性扩张,以及公共福利和医疗机构的私有化,更加剧了对廉价个人服务和医疗照护劳动的需求。
紧缩方案使社会供给与照护劳动从公共福利职责中被外部化,转移到私人领域、家庭、社区或志愿劳动之中(Dowling 2021)。家庭和社区中的无酬照护劳动被用来应对地方层面的危机,弥补社会供给的不足。照护的家庭化、社会行动和公益志愿劳动的动员,使国家得以卸下福利负担,将社会责任转移给私人家庭和社区,尤其是那些原本已经承担日常照护大部分工作的妇女(Dörre and Haubner 2012)。
在照护市场,大量商业中介机构在国内和跨国范围内培训、招募、安置并雇用照护劳动者(关于加纳,见 Awumbila et al. 2019;关于台湾地区,见 Loveband 2006)。这些机构通过对不同来源地的照护劳动者加以刻板化和族裔化,使劳动力供需相匹配,从而把照护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经济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以经济增长和成本优化为动力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和私有化浪潮,也改变了有酬照护劳动的工作条件。就业模式日趋灵活化和非正规化,合同工与临时工不断增加,工作流程被泰勒主义化、等级化,机构还将其中部分环节外包出去,例如医院的烹饪、清洁、诊断和技术维护。
在医疗卫生部门,不仅私立医院、康复中心、养老院和实验室组成的高度竞争性产业迅速扩张,私营培训与教育机构也不断涌现。以护理教育为例,其金融化意味着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不得不借贷,并在此后多年偿还债务。负债使个人更易陷入脆弱和不稳定状态;年轻护士为了偿还教育贷款,觉得自己不得不接受各种零工,甚至某些带有债役性质的工作。如果通过商业机构安排就业,特别是赴海外就业,还会增加更多费用,包括办理证件和交通费用(关于印度护士,见 Walton-Roberts and Rajan 2023)。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医疗部门包括老年照护在内的照护劳动,已经受到模块化和标准化的改造。工作被分割、泰勒主义化,按照必须以专业方式记录的时间单元加以排程。这类照护榨取方式像衡量工业计件劳动那样衡量和支付照护劳动。持续不断的文书记录,以技术官僚式、生产主义的方式确保控制和透明度,在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交界处规训照护劳动者,迫使他们不断自我监控和自我评估。从照护本身来看,模块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的时间安排根本不留出对患者表达同理心和给予人性化关怀的时间。同理心和关爱所增加的价值也不计入工资。因此,有酬照护劳动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包含了无酬的劳动和时间,从而造成系统性的报酬不足(Kümmerling 2016)。
模块化与合同制、临时性就业相结合,把照护劳动者塑造成相互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市场主体和廉价劳动力。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这些新自由主义策略还被公共服务和医疗卫生部门的「新公共管理」所采用(Riegraf 2013),其中包括美国的「诊断相关分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核算制度。该制度对住院病人分类,并就标准化的医疗和照护服务支付定额费用(Busse et al. 2013)。
欧洲私人家庭中流行的24小时照护服务,或由商业机构安排,或通过非正规关系网络组织。住家式的全天候照护是一种半封建式的照护劳动模式,往往没有正式合同,也没有社会保险。雇主一方面要求照护劳动者保持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求她们充满爱心,希望可以随意支配其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情感资本。移民照护者通常只得到一笔固定报酬,所覆盖的工时很少,仿佛她们享有大量闲暇时间。于是,有酬与无酬工作的界限再次变得模糊,这些必须昼夜随时待命的「即时供给」劳动者所获得的报酬低得惊人(Schwiter, Berndt and Truong 2015)。
合理化与工业化的模块化安排给照护劳动者施加了巨大压力。德国的老年居家巡访护理人员就是一例:她们开着公司的小汽车,从一位服务对象赶往下一位。照护服务与驾车赶路都成了同时间、人性关怀赛跑的过程,使照护者的身体、心理和精力承受重负。照护的逻辑与逐利逻辑之间真正的冲突,被转嫁到她们的身心之上。她们必须同时应付时间限制、记录工作所要求的官僚手续,以及效率和情感联系之间的内心冲突。医疗和护理劳动的强化与泰勒主义化,使照护劳动者长期不堪重负,出现「职业倦怠」。她们困在专业性与关爱、亲近与距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中。榨取主义策略最终耗竭了照护资源和照护能力,却假定这些资源与自然资源一样取之不尽(Rai, Hoskyns and Dania 2011)。
全球照护链与照护榨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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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工作的合同化、泰勒主义化、模块化与文书记录,是近来的照护榨取策略;它们与无酬家庭劳动和志愿劳动的动员相叠加,共同塑造了地方层面社会再生产的重组。与此同时,跨国照护榨取主义正在改变照护的政治经济,为跨国照护市场与积累体制铺平道路。
为了应对照护劳动者短缺,各国沿着全球照护链跨境招募更多照护劳动力,而这类照护链以区域和国家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为基础(Hochschild 2000;Parreñas 2001)。在迁移的背景下,与性别、种姓、阶级、族裔、种族及全球北方/全球南方分野相联系的既有不平等,进一步强化了照护劳动所受的轻视,并塑造了一种新的国际照护分工,将照护劳动者建构为廉价且不稳定的劳动力。
20世纪70年代,菲律宾成为第一个积极将劳动力输出作为发展战略、向较富裕国家的服务业和医疗卫生部门提供女性劳动力的国家。此后,许多国家和移民路线相继加入,其流动受到输出国与接收国的移民政策和劳动制度框定。全球南方的「劳务中介国家」(brokerage states,Rodriguez 2008)希望降低本国高失业率,同时获得外汇汇款,期待形成一种双赢局面。
在接收国,来自全球南方与全球东方的移民照护劳动者弥补了严重的照护人手短缺。在家庭层面,移民家政劳动者则为受过专业训练的中产阶级妇女的就业和职业生涯,以及西方的「全体成年人就业」家庭模式提供了缓冲。政治经济中的这种不平等交换,被照护的社会文化经济和刻板印象遮蔽。在全球北方,一种文化主义的、常常带有东方主义和族裔种族主义色彩的叙事,假定移民天生适合照料老人和儿童,理由是她们据称比盛行个人主义的西方文化中的人更有爱心,也更愿意照顾他人(Torres and Lindblom 2020)。
与此同时,跨国照护链从全球南方抽走照护能力和情感劳动,把照护的精力从贫困家庭转移到富裕家庭,从较贫穷的国家转移到较富裕的国家(Yeates 2009)。由此,全球北方地方性的社会再生产危机被转移到照护劳动者的原籍国,形成一种对危机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Harvey 2001)。由于照护能力被输出,原籍家庭和国家缺少了相应的照护与情感资源。接收国获得照护收益,依靠的是输出国的照护流失。
作为跨国的自我创业主体和跨国母亲(Morokvasic 2004),来自全球南方或全球东方的照护劳动者必须独自应对自己家庭的照护缺口。她们自己的孩子及年长家庭成员通常交由女性亲属照料;有时,则以极低的报酬托付邻居或来自更贫困地区和国家的移民妇女,例如在波兰雇用来自乌克兰的妇女。然而,许多照护缺口终究无法填补,给家庭微观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再生产体系带来严重压力。照护作为全球南方社会和家庭中的一种公地,遭到侵蚀和耗竭(Widding, Sambasivan and Hochschild 2008)。由此形成一个再生产分层与照护不平等交织的跨国图景(Lutz and Palenga Möllenbeck 2012)。
照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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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照护经济持续重组的力量,包括新技术、自动化与数字化的引入,以及在地方和跨国层面提供服务的数字平台。医疗旅游是照护跨国化的另一种形式。中上阶层患者为了医疗保健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前往医疗设施与服务价格较低的目的地接受治疗和手术。这也包括生殖医疗旅游:前往那些生殖技术和服务价格低廉且合法的地区,获得卵子提取、代孕等在许多国家属于非法的服务(Sama 2012)。由此产生的医疗保健和再生产的社会分层表明,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中,照护和医疗保健并不是以权利和需要为基础组织的社会公地;在经济上,它们被组织成商品和积累体制,在社会上则成为私人资产和特权体系。
照护劳动的标准化、模块化和文书记录,为医疗和照护部门的平台化、数字化与机器人应用创造了前提。服务平台催生出一种新的创业形式,结合人工智能的数字辅助技术、自动化设备和手术机器人也正在开辟新的增长市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访问的平台,据称能够减轻私人家庭中的照护劳动,其方式是推动社会再生产商品化进入新的阶段,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把食物送到家门口的外送服务、提供婴幼儿看护或老年护理的照护平台、提供房屋清洁的帮工平台,以及为旅行者安排住宿的 Airbnb,都在改变社会再生产的模式。在新冠疫情期间,其中一些平台成了大赢家(Huws 2019)。
机器人产业声称要彻底改变医疗卫生部门:康复机器人如「机器教练」(robocoach)接管物理治疗,陪伴机器人和海豹宝宝 Paro 之类的毛绒动物机器人则模拟情感关系。据称,用机器人替代单调、重复的劳动,能够比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更加精确、有效和高效地工作,让人们有更多时间照顾患者。多年来,日本已使用仿人机器人(androids)、人形机器人(hubots)以及照护机器人(carebots),填补老龄人口照护的缺口。在照护和个人服务领域开发机器以取代活劳动的资本主义逻辑,是另一种有利可图的「技术修补方案」(techno-fix):它看似理性地解决了照护危机和照护者短缺问题。未来,平台化、数字化和自动化是否会使照护劳动变得多余,进而推动照护经济机械化和非人性化?剩余的个人服务究竟会进一步贬值,还是反而得到提升,同样值得怀疑。

2005年6月26日,海豹型治疗机器人 Paro 在美国芝加哥海军码头的 Wired Nextfest 展览中亮相。这是照护机器人的实物背景照片,非养老机构护理现场。图源:Aaron Biggs/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充满争议的领域:照护斗争与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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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露并激化了许多国家医疗照护劳动者人数不足、工作负担骇人以及长期报酬偏低的问题。疫情揭示出照护对于经济及整个社会生存的重要性。因此,照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认可和赞扬,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成为政治问题。
几十年来,各大洲的家政劳动者不断组织工会,反对其劳动的不可见性和非正规性,反对将女性劳动者描述为温顺而脆弱的刻板形象(Boris and Fish 2014)。她们的核心诉求,是获得「正常」劳动者的身份认可,以保障劳动权利、社会保障以及组织起来的权利。她们要求以合同确定固定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清晰划定有酬工作的边界,减少这类工作所要求的永远待命状态。只有劳动者能够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才能提供高质量的照护。一场引人注目的跨国行动,是家政劳动者自主组织的、争取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的运动,其成果是2011年通过关于家政劳动者体面劳动的第189号公约。然而,这一公约的通过仍主要是象征性胜利,因为批准它的国家寥寥无几:截至2023年仅有35个国家。

1990年7月19日,南非家政劳动者工会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游行,争取劳动者权利。这是南非家政劳动者组织化的历史现场。图源:William Matlala/Walter P. Reuther Library。
从肯尼亚到波兰,从爱尔兰到美国,工资偏低、劳动过度的护士纷纷举行罢工,不仅要求提高报酬,也要求获得更多认可。有时,院方管理层和部分公众却会反对她们的抗议,指责这些行动违背照护伦理、侵犯患者权利。
德国最大的大学医院——柏林夏里特医院(Charité)的照护工作人员和护士发动的抗议与罢工,标志着斗争重心从报酬转向照护质量。护士和医生指出,支配医疗卫生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不仅让照护劳动者身患疾病,也使提供高质量服务变得不可能。因此,最近几次罢工的主要诉求是增聘人员,以确保提供优质照护。围绕「我们人手更多,对每个人都更好」的口号,医护人员与患者及普通公民结成联盟,共同使深层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照护榨取主义政治化(Hedemann, Worms and Artus 2017)。维系社会再生产和福祉的高质量照护,被视为社会正常运转和「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公共善。于是,照护劳动者远远超出了工资和工作场所条件等传统工会主义议题,进入承认与身份认同的政治领域。

2021年10月9日,柏林医院劳动者及支持者参加罢工声援游行,标语为「我们救助你们,谁来救助我们?」。这是柏林医疗劳动者抗争的相关场景,不能确定画面中人员全部来自夏里特医院。图源:Leonhard Lenz/Wikimedia Commons(CC0)。
家政与医疗照护劳动者的罢工代表着一种新的冲突形态,其中出现了不同于产业工人阶级的新政治主体,显示出劳动斗争女性化的趋势。照护政治化意味着凸显从家庭到市场、从私人部门到公共部门的权力关系,将照护政治经济学与其社会文化经济联系起来,也把照护劳动者的能动性与更广泛的公共话语联系起来。
沿着琼·特朗托(Joan Tronto)的思路,将照护政治化,就是将其作为民主、正义和公民身份的问题来讨论,并从转型的视野出发,反抗照护榨取主义、市场化、私有化和工业化(Tronto 1993)。当前,越来越多以社区为基础的项目,正在探索照护经济的替代性和转型潜力,例如住房合作社、城市农业、自组织幼儿园和团结诊所。这种范式转变为最终过渡到后新自由主义经济打开了道路,其基础是照护的理性。德国的「照护革命」概念(Winker 2015)、英国的「性别平等经济委员会」报告(2020)以及《照护宣言》(The Care Collective 2020),都提出了这样的方向。从照护的立场重新理解经济,对于把照护(重新)建设为公地、打破性别化与种族化的劳动分工,以及抵抗沉迷增长的经济、军事化和战争所造成的暴力文化,都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框内可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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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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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译者撰)
克里斯塔·维希特里希(Christa Wichterich,1949-),德国社会学家、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长期活跃于跨国妇女运动与全球化批判领域。她曾在印度、伊朗任教,并担任东非新闻记者,自1985年内罗毕世界妇女大会以来持续参与国际妇女政治。她的学术工作继承了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等人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传统,尤其关注全球资本主义如何利用性别化劳动分工,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女性。代表作《全球化的女人:来自不平等未来的报告》(Die globalisierte Frau: Berichte aus der Zukunft der Ungleichheit, 1998)考察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女性劳动处境,质疑将市场参与直接等同于妇女解放的发展主义叙述。
近年来,她提出「照护榨取」(care extractivism)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如何通过家庭内部的无偿劳动、公共服务私有化与跨国照护劳动力转移,持续压低社会再生产成本,并将照护劳动者的集体斗争纳入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维希特里希与中文世界的联系始于其对全球化及中国市场改革的长期关注。她曾研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女性就业、社会保障与贸易竞争,也直接参与过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然而,她在中文世界的传播主要依赖社会运动和跨国公民社会网络,至今尚未形成持续的理论接受。2005年,香港《独立媒体》刊登了根据她的文章 Many Good Reasons for Women to Be against GATS*改译的〈婦女反世貿?很多好理由!〉,以女性主义立场批判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公共服务与无偿照护劳动的侵蚀。2010年,德国亚洲基金会出版的中文版《公民社会与中欧关系:合作中的挑战》收录其〈欧中伙伴合作协定〉,讨论中欧贸易谈判中的公民社会参与及其制度局限。此后,她的研究开始零星进入中国大陆学术文献。
这段接受史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维希特里希关于贸易自由化的经验研究曾被中文学界引用,她对新自由主义妇女赋权政策的理论批判却鲜有系统讨论。特别是她所提出的「照护榨取」概念,能够将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与跨国劳动分工置于同一政治经济过程中加以分析,为中国的家政劳动、养老服务及社会再生产研究提供可以检验的理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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