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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为使我们自由而治理:迈向一种左翼治理术理论

「正文约15000字」
作者:卡里斯·休斯(Carys Hughes)

文献来源:Governing to make us free: towards a theory of left governmentality.(《为使我们自由而治理:迈向一种左翼治理术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5,文章编号43(June 2026)。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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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术理论塑造了我们对于现代社会中权力与统治的理解。横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庞大文献揭示了「治理术」如何塑造在自由社会中被认为可欲且可以理解的选择与行为。然而,其中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对于那些力图建立在社会、经济与政治上更为彻底平等和民主的政治计划,治理术究竟如何发挥作用,现有文献却留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白。

不过,近年来已有少数彼此分散的研究开始探索「左翼治理术」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积极性生命政治」等概念。本文旨在推动这条初露端倪的治理术研究路径继续发展。文章认为,既往的忽视源于历史偶然性与路径依赖:对于左翼治理而言,治理术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其他任何现代治理形式。尽管近期研究在学科归属、地理背景和经验对象上存在差异,它们仍反复触及若干共同主题。因此,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组正在形成的研究文献,它们已开始勾勒新的研究议程。文章还提出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的可能方向。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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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概念塑造了我们对现代社会中权力与统治的理解。政府很少仅凭强制力实施控制,权力也并非只是统治者掌握的、凌驾于被统治者之上的东西。在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中,我们如何受到治理,关键还取决于一种更为微妙的生产性权力。横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探讨了政策、话语、价值观以及其他「治理技术」如何创造出自由人口所认为可欲、并且可以理解的选择和行为(Foucault, 2008; Dean, 2010; Brown, 2015)。然而,其中大部分研究聚焦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体。治理术如何在更具解放性、追求彻底平等的政治计划中发挥作用,仍是文献中一个显著的空白。

1979年,福柯曾简短地思考「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可能性,却得出结论:社会主义迄今只通过其他治理术——自由主义的或威权主义的治理术——得到实施;不存在一种专属于社会主义的「治理艺术」,即「[没有]关于[社会主义]治理行动的范围、方式和目标的合理且可计算的尺度」。他总结道:「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社会主义治理术」,那么「它必须被发明出来」(Foucault, 2008, pp. 91–95)。将近五十年过去,相关学术研究已累积数以万计,这一点却依旧是治理术理论的盲区。本文所谓「左翼治理」(left governance),是指旨在造就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更为彻底平等与民主的治理;在治理术文献中,它几乎一直遭到忽视。

米歇尔·福柯的黑白肖像。图源:Collège de France。

不过,近来已有少数相互独立的研究突破了这一趋势。来自不同学科和地理背景的理论家开始探讨「左翼治理术」(Ferguson, 2010, 2011; Karitzis, 2017; Gourgouris, 2018; Dean & Zamora, 2021; Douzinas & Bartsidis, 2022)、「社会主义治理术」(Dolenec & Žitko, 2016; Medel, 2020)、「共产主义治理术」(Sotiris, 2022)、「替代性治理术」(Groos, 2025)与「自下而上的治理术」(Appadurai, 2001)。与此同时,关于「积极性生命政治」(positive biopolitics;Bratton, 2022)和「民主生命政治」(democratic biopolitics;Sotiris, 2020)的研究也触及相近的主题。

本文希望推动这一新兴研究方向,并为此提出几个论点。第一节指出,左翼或社会主义治理术研究的缺席,既不是经过认真考察这一计划所包含的紧张关系之后作出的选择,也不意味着治理术与左翼治理实践无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左翼治理中,治理术会比在其他现代治理形式中更不重要。这不过是一条未被走过的理论道路。治理术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解和分析方式,抑制了、甚至在结构上排除了人们对于激进政治中的治理术可能呈何种面貌的追问。

下一节将评述近年来开始填补这一理论空白的零散研究。虽然理论家们立足于不同的经验背景,但若干关键主题不断出现,使我们可以将这些研究看作一组正在形成的文献,它们已初步勾勒出新的研究议程。再下一节将说明,这些理论家运用治理术概念的方式究竟有何新意,并提出一条与他们各自的研究最为契合的理论传统,以此为把这些思想发展成成熟的左翼治理术理论提供路径。最后一节将说明,作为现实政策与战略争论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具有怎样的潜在价值。我将以「社区财富建设」(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为例,展示左翼治理术理论对于理解、批判和指导左翼治理的作用。

治理术理论:两种框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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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术研究中存在两种宽泛的倾向,它们出现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是「早期」治理术研究,二是后来更具批判性的治理术研究。二者的目标、经验关注点和预设各不相同。对这一文献作任何类型划分都难免简化事实,由于总有例外,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划分甚至会造成问题。[1] 不过,它仍然把握了这一领域发展的主导轨迹。米切尔·迪安(Mitchell Dean)也区分了「治理术之一」与「治理术之二」,分别对应法兰西公学院讲座出版前后的研究;科林·戈登(Colin Gordon)则指出,2008年后出现了一轮研究「新浪潮」,其出现同样与讲座的出版及当年的金融危机有关(Dean, 2015; Gordon et al., 2015, p. 2)。

尽管两种倾向都延伸并批判性地发展了福柯关于治理术的原初论述,它们却都抑制或排除了对左翼政治计划内部治理术的追问。

早期治理术研究:「通过自由来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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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治理术研究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兴起于英语世界,将福柯的思想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如 Burchell et al., 1991; Rose & Miller, 1992; Barry et al., 1996; Bennett, 1992)。理论家们对福柯所描述的「这种十分特殊、尽管复杂的权力形式」及其颠覆我们理解社会世界之方式的影响深感振奋。这种权力存在于由「制度、程序、分析与反思、计算与策略」构成的「总体」之中(Foucault, 2007, p. 108)。

早期文献从未探索过左翼或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原因有二,而且彼此关联。首先,许多重要研究者明确将治理术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的替代方案,并认为后者的概念与预设已经陈旧(Pearce & Stewart, 1998)。与之相关的一项常见批评是,这些研究受到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思维倾向的影响(Dean, 2007; Walters, 2012; O’Malley et al., 1997)。这种思想史和政治背景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治理术作为理论框架,被置于探讨激进而具有变革性的进步政治可能性的关切之对立面。正如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Bennett, 1992, p. 32)所说:

……[接受治理术框架]意味着要与过去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用于指称学校、媒体等机构的术语)进行对话和合作,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它们排除在外,随后,当它们似乎印证了自己最悲观的功能主义预测时,又以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再次批评它们。

在这种倾向下,进步政治所面对的选择,就是无休止地批判现有制度,或者以渐进主义方式介入既存世界。第二个也许更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一文献在经验与概念上都聚焦于自由主义内部的治理术,并将它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侧面。

事实上,「治理术」「自由主义治理术」和「现代治理」这几个关键术语经常互换使用。这反映出一个含混之处:治理术究竟是自由主义特有的现象,还是一个更普遍、可能也适用于其他治理形式的范畴?概念的不清晰与经验研究的聚焦都可以追溯到福柯本人。他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座中的主要目标,是考察自由主义与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Walters, 2012)。「治理术」最初用于刻画权力在这些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表现方式,也就是描述一种历史现象。从这一视角来看,「左翼治理术」似乎犯了范畴错误。

然而,福柯也在一种不同于这些历史实例的、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治理术」,将其作为「一个研究计划的总名称;这一计划从『对行为的引导』(conduct of conduct)来考察权力的行使」(Walters, 2012, p. 11)。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Walters, 2012, p. 11),治理术指的是「或多或少经过思考或计算、旨在作用于他人行动可能性的行动方式」,也就是「对他人的可能行动领域加以结构化」[2](Foucault, 1982, p. 790)。

需要澄清的是,如此理解治理术,并不意味着把一切试图塑造他人「可能行动领域」的行为都算作治理术。例如,它不涉及伴侣或家庭层面上的「引导」,也不包括临时性的努力。更准确地说,治理术涉及任何经过较为系统的筹划、意在通过一系列为此设定的「技术」,按照某种明确的治理「理性」去塑造一个或多个人口群体的「可能行动领域」的统治方案。所谓治理理性,就是对治理试图实现什么、又打算如何实现的理性说明(Foucault, 1982; Walters, 2012)。

在这个意义上,治理术是一个切实相关的概念,它描述了一种可能运作于任何治理和统治形式内部的权力形式,包括怀有激进民主乃至革命雄心的形式。[3] 然而,治理术的这一「最宽泛的意义」,恰恰是福柯治理术讲座中最少论及的部分(Walters, 2012)。福柯也从未澄清自己是在不同的普遍性和抽象层次上运用这一概念。一个后果是,后续文献始终未能探索这一概念对于更激进的进步统治形式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波治理术理论:作为批判工具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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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许多早期研究者已经转移了关注重心。与此同时,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法兰西公学院讲座英文版的出版,共同推动了新一轮研究兴趣。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被视为一项富有先见之明且不可或缺的理论资源,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如今已在全球占据霸权地位的制度(如 Dardot & Laval, 2014; Brown, 2015; Lorey, 2015)。[4]

2009年,示威者聚集在伦敦英格兰银行附近,抗议金融资本与经济危机中的社会不平等。图源:Christian Kraatz/摄影师个人网站。

后期研究与早期研究存在根本差异。早期治理术研究呈现的是一个价值中立的分析框架,它对于人类福祉具有难以断言的双重影响;后期研究则将治理术识别为一种隐蔽而险恶的权力形式,它控制着我们对于何者可能的感觉。早期研究试图将规范性问题悬置起来,并提出一种替代「批判」的研究方式(O’Malley et al., 1997);后期研究的标志性特征,则恰恰是把治理术用作批判框架。

理论家们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立场从新马克思主义延伸至社会民主主义,却共享一种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其主要对象是新自由主义,但同时也扩展至更一般的压迫和统治体系(如 Scott, 1995; Sokhi-Bulley, 2011):目标是理解控制技术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得到运用,以确保被统治者的顺从。

出于不同的原因,左翼或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在这一倾向中也未能真正展开。简言之,治理性权力(governmental power)[5] 能够建设具有解放性质的自由,或增强公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这种可能性根本超出了这里所采用的概念框架。

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背景下,治理术批判研究一般致力于揭示这种压迫性的、无所不包的权力形式如何运作。由此受到阻碍的,是将治理术设想为负面现象之外的任何事物;我们似乎至多只能期望限制并抵抗它。即便那些明确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局限的学者,也仍将福柯那句被反复引用的主张——不要「受到如此之多的治理」——当作政治的地平线(如 Sokhi-Bulley, 2011, p. 269,原文着重)。可以说,治理术概念诞生和发展所依托的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与政治地平线,阻碍了人们进一步将它用于更加具有解放性的政治目标。

两种倾向各自的局限还因学科间缺少对话而加剧。第一波理论家往往以缺乏规范性距离为由,否定后期研究,指责后者只顾「妖魔化」新自由主义,却没有「真正研究它」(Gordon et al., 2015, p. 2)。然而,这种批评通常没有认真回应庞大的后期文献所提出的种种不同主张。[6] 另一方面,后期理论家也很少承认自己与早期研究之间的断裂。他们照例引用几部经典著作,却不曾反思治理术概念在早期究竟是如何以另一种方式被理解的:当时,它被看作一种价值中立的现象,既可能增强行动能力,也可能实施控制。这进一步导致治理术研究各自为政,使人们更少追问这一框架还能以什么其他方式付诸运用。

新兴的「左翼治理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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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些年来,少数期刊论文和著作开始援引并发展「左翼治理术」(Ferguson, 2010, 2011; Karitzis, 2017; Gourgouris, 2018; Dean & Zamora, 2021; Douzinas & Bartsidis, 2022)、「社会主义治理术」(Dolenec & Žitko, 2016; Medel, 2020)、「共产主义治理术」(Sotiris, 2022)、「替代性治理术」(Groos, 2025)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术」(Appadurai, 2001)等概念。同时,关于「积极性生命政治」(Bratton, 2022)和「民主生命政治」(Sotiris, 2020)的研究也探索了相近的问题。

这里,我将考察这些分散的贡献,思考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理论家们所回应的经验背景十分不同,既包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的执政经历(Karitzis, 2017; Gourgouris, 2018; Douzinas & Bartsidis, 2022),也包括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灾难性表现(Bratton, 2022; Sotiris, 2020),还有自上而下的威权式组织形式的局限(Dean & Zamora, 2021)。然而,若干关键主题一再出现,因此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组正在形成的研究文献,已经开始勾勒新的研究议程。

首先,与更广泛的研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文献明确把治理术概念用于政治战略。[7] 几乎在所有情形中,理论家们的出发点都是这样一种判断:进步政治或左翼政治陷入了僵局,现有的概念和理论资源不足以应对当前形势下的复杂危机。左翼或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概念与框架[8] 被用来寻求突破这一僵局,同时处理几个相互关联的根本问题:需要更深入、更严肃的战略思考;需要降低对批判的侧重,转而发展更具建设性的政治主张;还需要追求国家权力,同时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它。[9]

这些研究也体现了近些年左翼理论重新转向国家权力问题的大趋势,拒绝了此前数十年颇有影响的反战略、反国家取向(参见 Holloway, 2002)。不过,他们所主张的是一种对国家权力更为审慎而细致的态度:它受到治理术框架的启发,突出实际权力与形式权威之间的区别。正如安德烈亚斯·卡里齐斯(Andreas Karitzis)(Karitzis, 2017, p. 158)所说:

如今迫切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内部从事政治,而是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实践的概念与组织框架,使我们能够在国家内部,也在国家之外开展适合当今时代的政治活动。

其次,尽管在左翼治理术的具体方案方面存在若干重要分歧,理论家们仍共享一个深层理论框架,以理解左翼治理性权力的目标以及它所追求的人类美好生活图景。正如人们可能预料的,大多数理论家强调要将某种激进民主的自治形式付诸实践。受到激进左翼联盟经历启发的理论家主张,「离开民主问题,左翼治理术就没有意义」(Gourgouris, 2018, p. 103)。

2019年5月24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雅典宪法广场举行政治集会,支持者聚集在议会大厦前。图源:George E. Koronaios/Wikimedia Commons。

这意味着「每一项政策和法律都必须以平等民主(isodemocracy)的地平线为启发,并朝向这一地平线」(Douzinas, 2022, p. 27);更具体地说,它包括「社区对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和配送网络等功能的控制」(Karitzis, 2017, p. 161)。多莱内茨(Danijela Dolenec)与日特科(Mislav Žitko)(Dolenec & Žitko, 2016)主张将公地理论同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的自治理论结合起来;后者曾为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引。帕纳约蒂斯·索蒂里斯(Panagiotis Sotiris)则将左翼治理术理解为「集体自治的艺术」,其中包含维系这一自治所必需的「群众性的战斗知识能力与斗争精神」(2022, p. 824;亦见 2020)。扬·格罗斯(Jan Groos)(Groos, 2025)关于「替代性治理术」的讨论也属于这一阵营,他将民主经济计划理解为一种「替代性的治理艺术」。

然而,另一些人采取了不同路径。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关心的是,那些通常与新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政策和技术,例如小额信贷、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以及基本收入,如何能够「被创造性地挪用和重新安排用途,用于不同的、更具进步性的目标」(Ferguson, 2011, p. 66)。米切尔·迪安与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近来颇具挑衅性的著作《最后一个人服用迷幻药:福柯与革命的终结》(The Last Man Takes LSD: Foucault and the End of Revolution,2021)同样关注重新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可能性。

与主流解释相反,他们认为,福柯以及20世纪70年代法国左翼中更为广泛的一股思潮,并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反而谨慎地拥抱了这一新出现的治理模式,将它视为长期寻求的「左翼治理术」的一条可能出路。[10]

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Bratton, 2022)的「积极性生命政治」是另一个例外。布拉顿认为,新冠疫情已经表明,将生命政治完全理解为一种负面现象的主导解释并不充分。未来的大流行病和人类面临的其他危机,要求我们积极接受生命政治技术。

然而,在布拉顿看来,进步派强调民主程序,反而转移了注意力;这种强调还与一种偏好地方性、即时性和直接互动的审美化、非理性取向混在一起。他认为,不论左翼还是右翼,都存在这种文化倾向;若想发展积极性的生命政治计划,就必须克服它。[他打趣道:「我就不再重复那些关于『非等级制的、参与式的邻里疫苗研究集体』的笑话了,不过我知道,令人惊讶的是,确实有人宁愿选择这样做,而不是让莫德纳根据中国上传的基因组数据,在48小时内研制出其mRNA候选疫苗。」(2022, p. 116)]

在布拉顿看来,积极性生命政治首先要求文化与态度的转变。作为「社会的理性自我构成」(rational societal self-composition)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接受国家及其他行动者为了公共利益而运用经过计算的战略规划和技术专长(2022, p. 115)。[11]

不过,尽管这些实质性分歧确实存在,如果我们依循福柯,将理论家们所设想的治理术的技艺(technē),与它的目标、方向、美好生活图景及乌托邦地平线加以区分,就会发现,这些文献之间存在令人瞩目、有时甚至出人意料的呼应。米切尔·迪安指出,行使治理性权力是一种「根本上具有乌托邦性质的活动」,其中既包含「管理事物与人的日常活动」,也包含「引导他们走向一种新的、更好的生存状态的方式」(2023, p. 45)。

任何治理计划都包含自己关于人和社会如何达到美好生活的特定愿景,它构成了一种抽象的乌托邦地平线,各种治理努力最终都指向这里。虽然某些理论家对于一种可能的左翼治理术应当采用怎样的技艺与具体方案存在分歧,但在几乎所有论述中,其深层目的都是建设、支持并培育一种动态的、非等级制的集体权力形式,而这种权力扎根于本身就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与联结之中。

对于倡导激进民主自治的理论家来说,关键的关注点是应当建设何种集体权力。他们特别重视能够形成联合结构的制度设计。多莱内茨和日特科(2016)强调布兰科·霍尔瓦特的「联合体的联合体」(Association of Associations)以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的「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概念:

……其特点是在不同尺度上存在多个治理权威,而非一个单中心的单元;各单元在特定领域内部制定规范和规则时,都拥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2016, p. 9)。

1961年5月12日,南斯拉夫马里博尔TAM汽车制造厂内,工人在来访人员面前展示生产作业。图源:Dragiša Modrinjak/Večer档案/Wikimedia Commons。

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Appadurai, 2001)在研究孟买城市贫民组织联盟时也指出,「可能最为核心的规范」就是联合的过程,因为「它强调已经存在的各个集体之间进行政治联合的重要性」(2001, p. 32):

[联合]对这个联盟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与魅力。其基础理念是,个人与家庭以政治集体成员的身份自行组织起来,汇集资源,组织游说,建立共同应对风险的机制,并在必要时与对手抗争(2001, p. 32)。[12]

其他研究者从相关的角度出发,强调左翼治理术与左翼民粹主义之间的区别。斯塔西斯·古尔古里斯(Stathis Gourgouris)认为,近年对已经执政或接近执政的激进左翼政党十分重要的民粹主义政治观念,并不能成为实际治理和统治的充分模式:

那么,假设「人民」取得了权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国家会怎样?如今占据国家位置的「人民」又会怎样?我们假定「我们」不会变成「他们」,但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构成性的划分,已经签字确认并封存了国家的他异性,那么我们究竟凭什么把「他们的」房子(国家)变成「我们的」房子?(2018, p. 104)

一种具有根本变革性的政治计划要求另一套政治逻辑:

左翼民粹主义的象征结构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因此它所动员的实际政治,在某个阶段会被导入承袭而来的寡头权力形式(2018, p. 105)。

民粹主义政治的「机器逻辑」会「将政治情感导向单一方向」,造成「使人丧失活力的同质化」(2018, p. 104);古尔古里斯则关心一种更具动态性和复杂性的集体形式的可能性。梅德尔(Juan Carlos Medel Toro)(Medel, 2020, p. 27)也赞同这一点,他认为,关键并不是「群众跟在某个人后面走——他们追随,却从不领导」。

考虑到梅德尔研究的是古巴革命初期的保卫革命委员会(Committee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evolution,CDR),这一判断尤其重要。保卫革命委员会通过自上而下、带有半威权性质的结构实施大规模监视的作用,早已为研究所充分记录(Medel, 2020)。但它们还有另一种长期被忽视的功能:在民众中培育真正来自基层的主体能动性。梅德尔借助20世纪60年代的访谈证言,提取出集体解决问题与主动行动的实例,认为:

[保卫革命委员会成员]在需要桥梁、道路或学校时,并没有等待菲德尔或者党来修建……[而是]采取行动、作出决定、提出想法,并由此影响其他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他们选择了一条特定的历史道路,通过政治意识和集体行动成为社会主体(2020, p. 3)。

保卫革命委员会因而被理解为一种载体:「群众」通过它成为能够思考并自主行动的行动主体。对于参与其中的古巴公民群体来说,这也构成了超越既有处境的解放体验的基础。梅德尔还举例指出:

保卫革命委员会的历史表明,在革命情境下,群众能够重新思考自己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主动采取行动,发挥领导作用。换言之,群众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节奏(2020, p. 27)。

这里体现的是文献中一再出现的主题:官僚与行政结构竟然可以促成解放体验,这个看似有悖直觉的想法。用安德烈亚斯·卡里齐斯富有表现力的话来说,理论家们感兴趣的是「以民主、参与和合作的方式管理人口并运行社会基本职能的模式」,它「……以解放人民的能力为基础」(2017, pp. 164, 162,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索蒂里斯(2020, 2022)的贡献同样与这一主题形成呼应,并增加了新的层次。他尤其关注,重新构想的「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如何有助于在人口层面培育革命主体性,形成「群众性的战斗知识能力」。他认为,福柯关于直言(parrhēsia,即「说出真理的勇气」)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某种革命性的直言,恰恰代表了[在激进民主化的情境中]必不可少的立场:它试图共同创造条件,使说出真理的实践成为可能;这种实践在许多方面都与革命运动的历史形式理解对话或辩论的方式相对立(2022, p. 825)。

他强调,将这种行为实践制度化,能够缓解政治退化为威权主义的风险:

这种说出真理的勇气,恰恰与一种教条式工具化政治话语的政治文化相反。后者把理论变成对压迫性、剥削性关系的辩护或合法化形式,并压制一切异议;这一切曾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的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共同危机的组成部分(2022, p. 825)。

有意思的是,一旦把关注点从左翼治理性权力的技艺转向它的方向与目标,文献之间的共同之处便更加明显,原本看似分歧甚大的论述也得以展开富有成效的对话。本杰明·布拉顿对参与式民主的呼吁颇不以为然,尖刻地批评有人竟然把这些问题置于确保「[积极性生命政治]真正建立起来」之前(2022, p. 146)。然而,他关于积极性生命政治的模式,其核心恰恰是一种较少「个体化」的本体论,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动能力和意向性概念:

问题并不在于「系统」俘获了一个天生自由的个体,而在于我们的平台构想并因而强化了一种社会模式:社会在本质上不过是个体的集合,要通过个人档案来理解。当前系统更深层的问题,与其说是感知本身,不如说是过度个体化(2022, pp. 66–67)。

这与扬·格罗斯在民主经济计划的语境中讨论「替代性治理术」之必要性形成了显著呼应。格罗斯指出,尽管对于如何管理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人们近来已经提出更为具体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仍然把「自主主体视为民主计划的核心」。他主张发生更深层的转变:摆脱以自主个体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残余影响,转而关注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其他存在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与关系性质」,从而「以一种性质上不同的方式组织社会的新陈代谢」(2025, pp. 126–129,着重号见原文)。[13]

同样,对于布拉顿来说,积极性生命政治意味着「围绕不同于个体及其欲望的轴心,组织社会进行自我建模和自我构成的能力」(2022, p. 68)。这要求发展关于行动能力、意向性和理性的新概念,超越个人主义的理解。他开始这样探讨:

积极性生命政治可以在非主体性的行动能力中、在抽象与外化中,以及在它们内部不同的接力节点上找到,而不只是在拟人化主权的起始点上找到……[行动能力]不只是看谁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还要看整个倒塌的连锁过程如何被安排,使行动能力沿着因果链条的每一个接力环节产生回响(2022, p. 163)。

再来看迪安和萨莫拉笔下那个受到新兴新自由主义吸引的福柯,我们甚至能在这里发现相近的主题与乌托邦政治地平线。借助当时重要知识分子的著述与评论,迪安和萨莫拉试图说明:对福柯以及法国左翼中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更广泛思潮来说,其吸引力在于它许诺了某种集体自由。这些行动者最核心的思想与战略问题,是如何超越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自上而下的威权实践及国家中心主义的政治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僵硬的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国家中心战略的局限、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威胁,以及更普遍的反国家立场,虽然本来是很不相同的问题,却被连接为一条等价链。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企业家精神」,则成为将这些不同政治诉求统一起来的空洞能指。对今天的读者而言,这个承诺或许难以令人信服;但它所许诺的自由,确实比今天通常与新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建立在个体化消费选择之上的狭隘自由更为深刻、宽广。

在那个历史时刻,对于这部分左翼来说,被理解为促进企业家精神的新自由主义治理,许诺了一种新的制度逻辑,其基础是动态的集体联合与组织形式。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一段话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被感知到的新自由主义与集体自由之间的联系。他谈到当时法国政府拟议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说:「吉斯卡尔式社会的计划,无非就是社会机体自身深度民主化的计划」(转引自 Dean & Zamora, 2021, p. 69)。

在这些文献中,詹姆斯·弗格森(Ferguson, 2010, 2011)的贡献构成例外:他没有强调集体行动能力的形成或集体自由,也很难直接纳入上文所述的框架。不过,弗格森并未深入探讨任何设想中的左翼治理术的深层逻辑。他的目标是批评进步理论与讨论缺少建设性的主张;「左翼治理艺术」这个概念旨在打破他所理解的概念僵局,激发另一种研究路径。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认为值得开展经验探索的具体政策干预——小额信贷与基本收入——确实与这一理论框架相呼应。可以说,这两者都体现了通过创新的制度结构促进个人与集体解放的技术(Jenkins, 2019)。而且,尽管弗格森认为它们显然「带有『新自由主义』性质」(2011, p. 66),它们却能够为政治方向各不相同的治理计划作出贡献[实际上有时也确实如此(Buxton, 2011)]。这也正是弗格森所要强调的观点。

为了使我们「自由」而治理?迈向另一种乌托邦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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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即使不是首要的核心概念,也是不同形式的治理术作为乌托邦计划得以围绕它组织起来的核心概念之一。治理术所指向的那种「新的、更好的生存状态」(Dean, 2010, p. 45),根本上总是关乎创造一个我们更加自由的世界。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自由主义治理与统治的演变,「自由」这一概念的具体意义,以及它作为运作机制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

在古典自由主义治理术中,乌托邦政治地平线受到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塑造:自由意味着没有来自他人的强制与干涉。自由是一种自然的、自我维持均衡的状态,治理则是一门必须巧妙保护这种状态的技艺。行使这种权力被视为一种「艺术」,需要专家审慎选择干预手段,理解人口群体自然的最优运行态势,并以微妙的方式加以引导。

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则发生了转变,成为一种更为明确的建构主义实践:它创造最能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统治的主体。自由并不是只要国家不加干预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拥有的东西。相反,我们把主体塑造成能够自行承担责任、富有企业家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向上攀升的行动者,从而「使」他们获得自由(Read, 2022)。

考察自由作为运作机制在不同版本治理术中的演变,有助于理解治理术已经采取了哪些形式;更重要的是,还有哪些形式从未出现,或者尚未得到理论化。具体而言,可以借助两组彼此关联、却并不等同的框架来考察不同的治理术模式:一组是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Berlin, 1958),另一组是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

如前所述,自由主义治理术所要保护和促进的自由,最适合用消极自由来理解:即个人行动不受阻碍和限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关键变化,则是用积极自由的概念对自由作出激进的重新理解:这种治理向我们许诺,我们能够成为超越当下自己的存在。[这也许能够解释迪安与萨莫拉关于20世纪70年代法国左翼中的福柯、高兹等人支持早期新自由主义的论断;这些论断有充分的证据,也颇具说服力。]

但这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实际实践也应当如此理解。新自由主义治理往往在大多数领域削弱积极自由,系统性地减少教育、培训、社会权利等方面的机会(Harvey, 2007)。然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恰恰通过许诺这种更宽广的自由,在情绪和情感层面吸引人们,动员他们顺从,并试图塑造主体与人口群体。

在这里,我们触及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核心的一项矛盾。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此充分展开,但它有助于说明正在形成的左翼治理术图景有何独特之处。治理术包含多个同时发生的过程,它们可被视为运行于不同层面,而且并不总是相互协调。在我们可以称为「前反思」的层面,政策与制度结构塑造人口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塑造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按照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可能采用的说法,这个过程就是「跪下来,祈祷,然后你就会相信」(Pascal, 1995)。

除这一前反思过程之外,治理术还在观念和力比多驱力的层面召唤主体。在这些层面,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以「你能够超越现在的自己」为承诺来吸引主体;与此同时,在更具结构性的前反思层面,它却在大多数领域系统地削弱积极自由。正如人们反复论证的,这是一种有效的控制模式:它削弱集体权力,同时转移人们对整个体系进行批判的注意力(Brown, 2015)。此前一直未得到理论化的,是一种始终以促进积极自由为方向的治理术:在这里,个人成长和更为宽广的自由的承诺,能够得到前反思层面的支持结构的保障;制度能够提高各种不同的集体能力(以及个人能力)。新近关于「联合结构」以及「解放人民能力」的讨论,已经开始触及这片尚未被理论化的领域。

与此相关的是,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中,被许诺的自由形式——乌托邦地平线——都坚定地按照个人主义来理解。自由始终只是我们作为个人去体验和获得的东西。这既反映了两种主要治理术形式核心的本体论个人主义,也蕴含着它。因而,「治理术」概念向能够提出建设性方案的左翼理论与政治的转用,并不那么顺理成章。这种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描绘或许显得过于简化。

诚然,正如哈钦森(Steven Hutchinson)与奥马利(Pat O’Malley)(Hutchinson & O’Malley, 2018, p. 73)所指出的,从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治理术转向20世纪的福利自由主义治理术时,核心的自由概念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类似于经济独立的东西」,而变成了「参与一项管理并缓解市场社会风险的集体计划」。然而,集体化在这里仍被理解为必要的妥协:为了获得保护,免受疾病、失业或其他不幸对(个人)自由构成的更大威胁,个人必须接受自身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新的左翼治理术文献则展现了全然不同的取向。理论家们首次通过一种彻底关系性的、去个体化的本体论来探索治理术概念,并相应地从彻底集体性与积极性的双重意义上理解自由。虽然理论家们有时对左翼治理术的具体方案或技艺看法不同,但几乎所有人对左翼治理性权力的方向和目的都持有共同的理解。抽象地说,就是建设、支持和培育动态的、非等级制的集体权力形式,使其适应社会内部本就复杂的关系网络与联结,并能够利用这些网络与联结。集体结构与制度并不只是提供保护的工具,它们本身就值得珍视,因为它们是通向新类型的集体能力、亦即新的自由形式的途径。

1973年,法国贝桑松Lip钟表厂罢工期间,工会活动家Charles Piaget与工人聚集在工厂车间。图源:Gamma-Rapho/Le Monde。

在这些论述中,关于人类美好生活、自由和行动能力的相互关联的图景开始浮现,与推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个人化自由观相对立。

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截然不同的治理术构想,或许标志着我们开始回应福柯几十年前的挑战:「……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社会主义治理术,那么……它必须被发明出来」(2008, p. 94)。在本节结束之际,我想提出一条进一步发展这些研究的可能路径。我建议转向由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对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的解读所启发的理论传统,以及同样把情感性过程在社会现实中的作用置于中心的邻近研究(如 Deleuze & Guattari, 1972, 1987; Protevi, 2025; Bennett, 2010)。这些文献所阐明的框架与新兴理论中的思想相契合,能够使这些思想获得更为充实的规定,从而为发展成熟的左翼治理术理论提供方向。

在这一传统中,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人与物之间多样的、崭新的且不断变化的组装体(assemblages),建构能动之力(potentia)。自由就是体验到能动之力的增长,也就是我们在世界中行动的能力得到增强;而这种能力归根结底植根于我们成为新的组装体的一部分。[14] 由此可以获得一个形而上学框架及相应的规范性框架的核心,以理解新兴理论中强调的「联合」结构,以及那些旨在支持并提高本身复杂且动态的集体之能力的制度体系。

这一框架可以为未来的制度设计提供某种「基因」,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致力于创造条件、使个体化行动者相互竞争的倾向相对应。如果把治理的目的理解为形成一种可以自我维持的逻辑,通过创造机会和强制因素,促使人们反复进行有望增进能动之力的行为,我们便拥有了一个能够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研究具体治理实践与政策的框架。正如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理论帮助我们理解并批判这些治理模式一样,这一框架也有望帮助我们理解、批判(并指导)未来的变革性治理实践。下一节将展示这一框架在现实左翼治理实验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左翼治理分析:考察社区财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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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文以及更广泛的新兴左翼治理术研究,一种可以预料的批评是:严格说来,治理术并不是理论,而是一个「分析框架」。它是一种有助于理解社会过程的分析方式,既不是、也从未打算成为任何政治改革方案的辅助工具。实际上,治理术研究不具有规范性意涵、与政治战略问题相去甚远的看法,在相关文献中颇为常见。[15] 从这一立场出发,试图把治理术作为激进政治的武器,就是误解了治理术究竟是什么。然而,如果不首先拥有作为理论的治理术,作为分析框架的治理术也就无从谈起。治理术既是一套理论——关于特定社会过程与现象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理论——也是一个分析框架:它依据这些已经在理论上加以说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指出哪些问题和概念值得研究、能够产生认识成果。

更具体地说,治理术理论突出了以下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制度形式及其逻辑;这些制度体现出来的日常治理实践;这些实践所强制、鼓励和促成的个人与集体行为,以及反过来被它们阻止和抑制的行为;通过这些激励结构逐渐固定下来的更广泛的行为模式;重复的行为所产生的主体性;制度逻辑、实践和主体性所指向的乌托邦地平线;最后,还有从上述组装体中获益的政治计划。把治理术当作分析框架来运用,意味着在特定经验背景中辨认和研究这一组概念关注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理解权力在这里如何运作。换言之,作为分析框架的治理术,依赖于并内在地联系着作为理论的治理术,反过来也是如此。

在更广泛的文献中,人们之所以强调治理术是一个区别于「理论」的「分析框架」,也许是因为作为概念对象的治理术理论,在这一领域内已经获得相对稳定的地位,而研究者几乎只探索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很少探讨人口可能受到引导的其他方式。至于治理术理论的战略用途,既然它研究制度、治理过程、主体性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任何有意探索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它显然具有政治战略上的意涵。

本文发起的研究计划尝试同时把左翼治理术作为理论和分析框架来探索与发展,将二者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与所有理论建构一样,这意味着一个反复往返的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主张与被认为体现了这些主张的经验现象之间来回推进,检验理论的解释力和有效性,并修正更普遍的论断。尽管福柯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但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发掘关系,或许比将其描述为从无到有的发明更为恰当。

未来研究可以考察20世纪和21世纪各种左翼治理经历中,制度、治理技术、人口行为与民众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在多莱内茨与日特科(2016)关于南斯拉夫自治、梅德尔(2020)关于古巴革命、阿帕杜莱(2001)关于印度城市贫民窟居民运动的开创性经验研究基础上,今后的研究可以考察世界各地的工人自治实践中的左翼治理术;

也可以研究激进市政主义,从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到罗贾瓦(Rojava)和普雷斯顿(Preston)(Roth & Russell, 2023);还可以研究拉丁美洲革命性宪政主义的实验,它们试图利用国家增强人民的「制宪权力」(constituent power)(Colón-Ríos, 2012)。这里只列举了几条可能的研究路径。迄今为止,治理术文献几乎完全忽视了这些治理经验;而且,无论如何,主流的治理术框架也无法充分、恰当地理解它们。

接下来,我将通过一个例子对这一新的经验研究领域作出有限的贡献,说明「左翼治理分析」可能采取何种形式,并展示它在理论与战略上的潜在用途。「社区财富建设」(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CWB)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地方经济发展路径,目标是把权力和决策控制权重新交还给地方社区。为此,它采用一系列政策工具,包括由「锚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实施进步性采购,促进工人合作社的发展,创建社区银行和社区经营的能源企业,以及收回闲置资产供公众使用并接受民主控制等。

虽然这些工具单独来看都有很长的历史,但社区财富建设倡导者认为,置于这一框架之下,它们可以「协同结合,创造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地方经济」(The Democracy Collaborative, 2025)。近年来,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地方政府已经推行这种模式,并将其宣扬为通向变革性转型和新经济制度的道路(Manley & Whyman, 2021)。

2019年,英国普雷斯顿的居民在People’s Production Lab参与社区讨论,交流如何通过艺术与合作改善当地生活环境。图源:Hazel Sheffield/The Independent。

然而,社区财富建设也受到批评。尽管它的社会效益不可否认(Rose et al., 2023),一些学者仍质疑,汇集在社区财富建设名下的这些政策与理念,究竟如何能够带来它所许诺的、更为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玛丽·罗伯逊(Mary Robertson)(Robertson, 2023)指出,社区财富建设缺乏对其政策工具更深入的战略分析。她认为,旨在将经济转入公共和社区所有的诸种技术,往往强调「商品化的替代性所有制形式」,而非那些挑战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去商品化的所有制形式」。与此相关,米尔本(Keir Milburn)与拉塞尔(Bertie Russell)(Milburn & Russell, 2018, p. 46)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特征能够使这种制度转向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公有服务与基础设施的承诺,并使其成为一项能够使我们的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转型计划的一部分?

米尔本与拉塞尔关于究竟缺少什么的回答十分重要:

正如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试图运用制度改革来生产特定类型的人类行为一样,当代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的存在理由,也必须是促成我们自己对于「何以为人」的理解的生产——这种理解建立在一种比政治右翼的贫乏版本更为宽广的自由观之上(2018, pp. 46–47)。

换句话说,社区财富建设需要一种治理术理论。虽然他们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福柯关于制度、主体性、权力与自由形式之间关系的理论,恰恰能够说明他们所讨论的东西。实际上,从左翼治理术的视角考察社区财富建设,可以取得认识上的成果。

首先,这个框架可以用于考察社区财富建设中的政策和制度实践,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治理技术」关系之中,并联系到它们有望促成的、更根本的人性观、美好生活图景与政治地平线。它提供了沟通微观与宏观的工具,使我们能够辨认治理者的具体选择与预期政治地平线之间的缺口或不一致之处。

其次,更具体地说,它有助于使我们注意到,政策或实践是否包含推进更广泛政治计划之目标的机制。这里仍可以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作为范例。以英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项典型政策——「购买权」(Right-to-Buy)——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这项政策如何同时在多个层面发挥作用,推进撒切尔政府的政治计划:它创造了一批具有个人化主体性的「房屋所有者」,这种主体性符合政府目标;同时,新的物质条件又阻碍集体劳工行动的开展(Gregory, 2016)。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公共住房政策历史照片。图源:Alamy/Inside Housing。

回到社区财富建设,我们必须追问,它的哪些政策和实践(如果存在的话)包含这样一种有机的、自我维持的逻辑,并具有推进其所追求的更广泛的民主转型计划的潜力。

本文提出的更具实质性的主张,是通过关系政治以及德勒兹—斯宾诺莎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左翼治理术,认为其方向在于创造「能动之力」。这一主张提供了进一步的解释价值和战略价值。从中可以引申出关于制度设计和治理的各种具体启示。受篇幅所限,我无法详细讨论这些启示以及对左翼治理术作这种解读时涉及的种种细微区别,希望今后的研究能够继续展开。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这种治理术的存在理由理解为:为形成新的、具有更强行动能力的组装体创造条件;更确切地说,就是创造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所谓的「有力量的集体」(potent collectivities)。这种集体行动者依靠其构成部分之间横向联结所形成的复杂网络维系,而非依靠对单一能指的共同认同;它们的特征是「多重性、异质性与复杂性」(2013, p. xii)。

这种集体行动者模式建立在一套不同的哲学预设之上,有别于塑造主导性治理术的自由主义框架所依托的预设。参与集体计划对于个人来说不意味着妥协,而意味着获得新的、更强的能力。「有力量的集体」能够产生涌现性的价值,创造出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

因此,对于未来的左翼治理者来说,具体的任务至少包括:创造常态化的机会、空间与激励,使人们能够见面、聚集并形成新的关系;将维系这些行为模式的机会与激励制度化,使它们难以被逆转;更一般地说,还需要思考如何利用现有资源与机会,增加人口「施加影响与受到影响的能力」(Deleuze & Guattari, 1987, p. xvii)。

这一框架有助于把社区财富建设更广泛生态系统中的诸种行动与努力放到适当的语境中加以解释,例如创建新的社区中心和活动空间、支持工会,以及「振兴英国的社会俱乐部」(Centre for Democratic Business, 2025)。它也能解释那些试图在审美与情感层面进行干预的努力,例如牛津的「社区财富建设穹顶」(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 Dome):这是一座供人们聚集的大型半透明穹顶,旨在「创造条件,提高人们对于何为可能的期待」(CAG Oxfordshire, 2023)。如果只从狭隘的经济维度理解社区财富建设,就无法理解这些活动。相反,它们体现了组织者努力创造空间与机会,以打断新自由主义意识的惯常运行,使新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或许成为可能。

2020年以前,英国牛津Makespace社区成员在Aristotle Lane的场地前参加夏季聚会。图源:Adrian Arbib/Makespace Oxford/Andy Edwards。

左翼治理术作为框架,也有助于指导未来的社区财富建设实践。如果目标是通过创造有力量的集体,形成一种有机的、自我维持的逻辑,那么大量政策构想都将获得新的意义和分量:从市议会补贴的食堂和咖啡馆(参见 Cawthorne, 2010),到把空置建筑等市政资源移交给行动团体,再到支持公地联合体的创新型混合制度结构(Milburn & Russell, 2018)。通过这一框架审视社区财富建设,我们既能更好地理解和批判现有实践,也能为未来的干预提供指引。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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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组织者、社会运动,有时还有进步派治理者,已经在努力建设本文所描述的治理性权力。然而,我们一直缺少一个基础理论框架,可以将他们的战略、技术以及更广泛的努力置于其中加以理解。治理术框架虽然对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统治理论不可或缺,但将它用于激进进步政治始终存在一道概念上的障碍。这并非因为治理术与左翼治理的相关性有所减弱,而是理论路径依赖的结果。治理术研究如此长久地局限于自由主义内部,并把治理术视为自由主义的一个侧面,以至于这种关注方式已经塑造了我们对于这种权力形式的性质、界限与可能性的理解。

作为「最宽泛意义」上的「对行为的引导」(Walters, 2012, p. 11),治理术是一个关键概念,它描述了一种可能运作于任何治理和统治形式之中的权力,包括怀有激进民主乃至革命目标的治理。然而,这种权力在这些语境中究竟会采取何种面貌、涉及哪些实践,依然是尚未探索的领域。

福柯曾说,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一种奇特的权力技术,把绝大多数人当作一群羊,由少数几个牧人加以放牧」(Foucault, 1979)。那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消除「牧人与羊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区分,又会怎样呢?新兴左翼治理术研究所发起的这一计划,面临新的哲学、政治和技术挑战。例如,如何区分「提高意识」与意识形态灌输,如何将技术专长与精英控制区分开来。上述目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有待未来研究探索的经验问题。

不过,这一研究计划的理论与战略潜力已经十分清楚。在新自由主义迅速兴起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时期,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之所以能够在全球各地被如此迅速地调整和采用,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共享一套「基因」:一套可以复制的公式,其基础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预设,涉及人性、理想社会、我们应当鼓励的行为与品质,以及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条件和社会交往形式。本文考察的文献已开始揭示,相应的左翼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子:一种用于未来制度设计的可复制公式,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致力于为个体化行动者之间的竞争创造条件的倾向相对应。

正如福柯最先说明的,治理术对于现代治理和现代社会的建构至关重要。然而,当治理的目标是创造更加彻底平等与民主的社会时,治理术究竟呈现什么样的面貌,直到最近仍然是一个理论空白。随着全球危机不断加剧,未来数年左翼治理计划不可避免地会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因而将越来越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一权力形式的性质与潜力。

作者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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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切尔·迪安与托马斯·莱姆克(Thomas Lemke)是这里两个重要的例外:他们的著作都不能整齐地归入上述任何一种倾向。

[2] 有人可能反对这种更宽泛的治理术解释,认为它使这一概念失去独特性,混同于福柯对于权力的一般理解。不过,正如莱姆克(Lemke, 2010, p. 31)所论证的,在福柯思想的后期,治理术事实上成了他整个权力分析的核心「指导线索」。

[3] 「任何」需要作一定限定。沃尔特斯(William Walters)(Walters, 2012, p. 11)指出,治理术至少要求存在某种程度的自由,因此排除了「绝对支配」的情境,不过这种情境「事实上是罕见的极限案例」。然而,可以认为,即使在独裁制度内部,治理术也仍然发挥作用,只是其地位不如在自由民主制度中那样核心。

[4] 需要澄清的是,这种早期/后期划分最好被视为一种有用的启发式区分。21世纪头十年中期以后,研究重点与优先事项确实发生了显著转变,但有些年代上更早的著作在取向和重点上体现了后期倾向,反过来也是如此。

[5] 本文通篇都在福柯意义上使用「治理性权力」,即指「对行为的引导」,而不是现实中某个政府的权力。

[6] 对于这种脱节的一个典型例证,参见温迪·布朗(Wendy Brown)等人(Brown et al., 2023, pp. 117–118)。

[7] 关于这一点更充分的讨论,参见本文最后一节「左翼治理分析」。

[8] 下文以「左翼治理术」统称全部新兴文献,包括那些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替代性」「自下而上」的治理术,以及左翼生命政治不同形式的研究。

[9] 例外是梅德尔(2020)和阿帕杜莱(2001):二人都没有明确试图回应左翼战略问题、发展替代性的治理术理论。他们援引这一概念——梅德尔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和阿帕杜莱的「自下而上的治理术」——是为了刻画和解释具体的经验现象。然而,可以说,这两项研究的隐含意义正在于它们具有推广到更普遍的理论和战略问题的可能性。

[10] 需要澄清的是,迪安和萨莫拉并不赞同这里所描述的左翼治理术构想。他们试图揭示的是,在早期左翼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进步政治如何走上了他们眼中的一条错误道路。

[11] 应当注意,布拉顿的「积极性生命政治」与索蒂里斯的「民主生命政治」并非这一领域中独一无二的研究。更早的著作,尤其是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Esposito, 2008, 2013),已经发展了「积极性」(positive)与「肯定性」(affirmative)生命政治概念。不过,布拉顿与索蒂里斯的特殊之处——也是本文纳入他们的原因——在于,他们明确试图将这一替代性的哲学框架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建议与探索,以服务政治战略。

[12] 阿帕杜莱的贡献在时间上是一个例外,比其他研究早了十至二十年。本文将其纳入,是因为它与后期研究高度呼应:它们都通过关系本体论理解治理术,把治理术视为通向彻底积极自由的道路。

[13] 关于「替代性治理术」概念的进一步探讨,可参见播客 Future Histories(《未来历史》),特别是 格罗斯与莱姆克(Groos & Lemke, 2022,德语)以及格罗斯与布朗(Groos & Brown, 2024)。

[14] 关于德勒兹与加塔利如何解读斯宾诺莎,以及这一更广泛的理论倾向,详见吉尔伯特(Gilbert, 2013)。

[15] 例如参见布朗等人(Brown et al., 2023, p. 121)。沃尔特斯指出:「对于治理术,一项更常见的批评是:虽然它对政治权力与技术专长的构型作出了非常有力、灵活且精致的分析,但对于那些希望获得思想方向以推动进步政治变革的人来说,它毕竟没有那么大帮助。」即便奥马利等人对早期治理术研究使理论去政治化所作的颇有影响的批评,也强调:「[这]不应被理解为我们呼吁在这一研究基础上制定一套新的政治纲领。……再强加一种统治方案,可能只会增加种种可能的压迫形式」(1997, pp. 513, 504,着重号见原文)。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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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普遍化抵抗:福柯治理术课程中的联盟政治

译文|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相遇的规范性赌注:诱惑、发明与正常化

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