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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掌权阶级切断了民众违法活动间的联系

「正文约3400」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文献来源:Michel Foucault, 「From Torture to Cellblock」(《从酷刑到牢房》) in Foucault Live (Interviews, 1961–1984)(《福柯现场:访谈,1961—1984》),Semiotext(e),1996,146–149。英译:John Johnston。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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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法律并不平等地禁止所有违法行为,而是通过对违法活动的差别化管理,决定哪些行为受到惩罚,哪些得到容忍甚至保护。监狱的政治功能也由此显现:它将少数违法者组织成一个受到监视、被民众排斥的「犯罪者」群体,使掌权阶级得以切断民众各种违法活动之间原本存在的联系,阻碍这些活动汇合为更广泛的反抗或起义。监狱不断制造「犯罪者」的所谓「失败」,恰恰构成了它在现代权力体系中的成功。访谈最后,福柯还讨论了如何从历史档案中辨认权力公开陈述的战略,以及如何将理论著作转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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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就监狱的功能和当代形式而言,它似乎是一项出人意料、孤立出现的发明,直到18世纪末才问世。但你却表明,监狱的诞生必须放在一场更为深刻的转变中理解。这究竟是什么转变?

福柯:读一读研究古典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的著作,就能看出君主制的行政权力究竟有多么不规则、多么缺乏连续性,不管我们把它想象得多么中央集权、多么官僚化,情况仍然如此。它给个人和群体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人们可以同法律周旋,可以调整自己对习俗的遵从方式,也可以在各种义务之间游移。旧制度(Ancien Régime)遗留下成百上千条从未得到实施的敕令、无人行使的权利,以及被大批民众绕开的规则。譬如,最传统的逃税和最明目张胆的走私,都是王国经济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简言之,在那个时期,合法与非法之间持续不断的讨价还价,本身就是权力得以运作的条件之一。

18世纪下半叶,这套容忍机制发生了变化。新的经济要求,以及统治者对民众运动的政治恐惧——这种运动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将愈发频繁——使另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成为必要。权力的行使必须更加密集,也必须更能作出细致的区分;从中央决策机构一直延伸到被管控的个人,必须织成一张尽可能连续的网络。于是出现了警察、行政等级体系,以及拿破仑国家的金字塔式官僚机构。

约1890年,巴黎小罗凯特监狱的外墙、入口及后方塔楼。图源:Hippolyte Blancard/Musée Carnavalet/Paris Musées。

早在1789年以前,法学家和「改革者」就已经在设想一种刑罚统一的社会:惩罚将不可避免、确有必要,而且一视同仁;任何人都无法例外,也无从逃脱。正是在这种普遍惩罚制度的要求面前,那些盛大的惩罚仪式逐渐消失了。这些酷刑原本旨在制造恐怖、以儆效尤,但许多罪犯却逃脱了这些酷刑。普遍惩罚的要求最终在监狱制度中获得了具体形式。

问:可是,为什么偏偏是监狱,而不是别的制度?对「有罪者」的监禁究竟承担着什么社会功能?

福柯:监狱是从哪里来的?我想说,它多少来自四面八方。毫无疑问,这里确实出现了一项「发明」,但被发明出来的是一整套技术:监视、控制、辨认个人,并对他们的举止、活动及其效率进行描绘和记录。从16或17世纪起,这套技术就在军队、学院、学校、医院和工场中发展起来。它是一套精细的、日常化的权力技术,一套作用于身体的技术。监狱是这个规训时代最后出现的形态。

1928—1932年间,法国弗雷讷监狱内部的牢房、走廊与多层巡视通道。图源:Henri Manuel/Fonds Manuel/ÉNAP–CRHCP/Criminocorpus。

至于监禁的社会功能,它同「犯罪者」(delinquent)有关: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犯罪者」直到19世纪才开始获得明确界定。犯罪活动空间的形成与监狱的存在完全相关联。人们试图在民众内部制造出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群体,让他们成为非法行为的——可以这么说——专属而特许的承担者。这些人遭到所有人的排斥、鄙视和恐惧。

相反,在古典时期,暴力、小偷小摸和轻微欺诈相当普遍,最终也得到人们的容忍。「违法者」(infracteur)似乎能够很好地融入社会。即便偶然被捕,刑事程序也处理得极为迅速:处死、终身在桨帆船上服苦役,或者流放。因此,那时的犯罪群体还没有后来那种封闭自足的性质。这种封闭性主要是由监狱组织出来的:人在监禁体系里经过一番「腌渍」,一个微型社会便形成了;其中的人建立起实实在在的团结关系,出狱后也就能够彼此接应、互相帮助。

因此,监狱是一种招募犯罪者大军的工具。这就是它发挥的作用。两百年来,人们不断声称监狱失败了,因为它制造出犯罪者。我倒要说,监狱成功了,因为人们要求它做到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1912年8月7日,法国刑事识别技术先驱阿方斯·贝蒂荣的人体测量档案,包括正面与侧面肖像及身体测量资料。图源:Préfecture de Police de Paris/Wikimedia Commons。

问:不过,人们反复说,监狱至少在理想状态下应当「照管」并「改造」犯罪者。据说,它具有——或者说应该具有——更多的治疗功能,而非惩罚功能。

福柯:犯罪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恐怕会成为维系原有制度的一大托词。它们无法成为监狱制度真正有分量的替代方案,理由很简单:它们与监狱制度一道诞生。刑法典确立以后迅速建立起来的监狱,从一开始就声称自己承担着心理矫治的任务。监狱本来就是一个医学与司法交织的空间。因此,你可以把被监禁者交到治疗师手里,却丝毫改变不了19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权力体系和普遍化的监视机制。

约1930年,弗雷讷监狱中一名戴着隔离头罩的囚犯正在接受抽血检查,旁边有医护人员与狱警。图源:Henri Manuel/ÉNAP–CRHCP。

问: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你说的这支犯罪者大军形成以后,掌权阶级究竟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福柯:好处就在于,它使掌权阶级能够切断民众违法活动之间的连续联系。事实上,这种做法把少数人隔离出来,使他们成为可以被控制、监视、彻底摸清底细的对象;他们同时又会受到自己原本所属的民众群体的敌视和猜忌。因为日常轻微犯罪行为的受害者,仍是社会底层的人,是穷人。

这一操作最终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来自卖淫、贩毒等活动所产生的惊人收入。政治利益则在于,犯罪者越多,民众就越容易接受政治控制。更不用说,那些专门干政治脏活的人也因此有了稳定的用武之地:张贴告示的人、选举代理人、破坏罢工的人,等等。第二帝国时期,工人们很清楚,被当局派来对付他们的「工贼」,同路易-拿破仑的镇暴队一样,都是出狱的囚犯。

问:这么说来,围绕监狱「改革」和使监狱「更加人道」而展开的种种谋划与争论,不过是一种诱饵?

福柯:在我看来,真正的政治问题,不在于囚犯圣诞节能否分到一块巧克力,或者复活节能否获准外出休假。需要揭露的,与其说是监狱是否「人道」,不如说是它真正的社会功能:监狱是犯罪者群体得以形成的构成性要素,而统治阶级竭力控制的正是这个群体。真正的问题是,能否终结这个群体的自我封闭状态,它是否还会继续与广大民众隔绝。换句话说,斗争应当针对刑罚制度和司法机构在社会中的运作方式。因为正是它们管理着各种违法行为,并使不同的违法行为相互对立。

1972年1月15日,法国南锡夏尔三世监狱发生囚犯集体反抗,囚犯登上屋顶展示写有「On a faim」(我们饿了)的横幅,公开表达对关押条件的不满。图源:Abolitionist Futures。

问: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对违法行为的管理」?这个说法预设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法律观、社会观,以及对二者关系的理解。

福柯:只有在虚构中,我们才会相信法律是为了让人遵守而制定的,警察和法官的职责就是确保法律得到遵守。也只有在理论的虚构中,我们才会相信,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同意服从所属社会的法律。每个人也都知道,法律是由一部分人制定,再强加给另一部分人的。

但在我看来,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违法行为并非偶然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某种或多或少难以避免的缺陷。它是社会运作中一个完全具有实在作用的要素,其作用由社会的总体战略加以分配。每一种立法安排都会制造出若干受到保护、可以获利的违法空间;另有一些空间里可以无视法律;还有一些空间里的违法行为则会受到惩罚。假如一定要把话说得更彻底,我会说:法律的制定并不是为了阻止某一类特定行为,而是为了在各种钻法律空子的方式之间作出区分。

问:能举个例子吗?

福柯:禁毒法律就是一例。从美国同土耳其达成的协议——其中一部分涉及种植鸦片的许可——到警察在拉丁区的蹲守,毒品交易就像在棋盘上展开:有的格子受到控制,有的任其活动;有的受到禁止,有的得到容忍;有的对某些人开放,却对另一些人关闭。只有那些小卒被摆放在危险的格子里,占据危险的位置。至于获取巨额利润的道路,则畅通无阻。

美国缉毒署博物馆收藏的「法国贩毒网络」(French Connection)历史照片,画面中执法人员与缴获的包裹合影。图源:DEA Museum/摄影师未核实。

问:《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同你此前的著作一样,都建立在大量档案研究之上。那么,米歇尔·福柯有自己的「方法」吗?

福柯:我认为,今天那些弗洛伊德式的研究方案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以至于历史文本分析往往把揭示话语中「未被说出的东西」、制度中「被压抑的东西」或者「无意识」当成自己的目标。最好抛弃这种态度,既谦逊一点,也更像一个翻箱倒柜搜寻材料的人。因为只要看看那些文件,你就会震惊地发现,19世纪的资产阶级竟然以如此犬儒的口吻,明明白白地说出自己正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么做。对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骄傲。而且,除非是在天真的人眼里,资产阶级既不愚蠢,也不怯懦。它聪明而大胆,完全清楚地说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要重新发现这些明白说出的言论,显然就得走出大学与学术界所奉为经典的那些「伟大文本」。资产阶级并不在黑格尔或孔德的著作里直接开口说话。就在这些被奉为经典的文本旁边,大量不为人知的文件清楚地记载着一套完全自觉、经过组织而且蓄意制定的战略;它们构成了某种政治行动真正发挥作用的话语。

因此,我们必须以「战略」的逻辑取代「无意识」的逻辑,以「战术」及其展开取代今天人们赋予能指及其链条的那套逻辑。

1978年,福柯坐在巴黎沃日拉尔街285号住所的书桌前,身后是排列密集的书籍,桌上散放着研究材料。图源:Martine Franck/Magnum Photos,经 Université de Liège 学术文章刊载。

问:你的著作能够服务于哪些斗争?

福柯:我的话语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因而也在当下既存的权力网络中发挥作用。但是,一本书被写出来,就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并不由作者来规定的目的。它能够获得的新用途、可能的用途、始料未及的用途越多,我就越高兴。

我的所有著作,无论《疯癫与文明》,还是我们正在谈论的这一本,如果你愿意,都可以看作一个个小工具箱。假如有人愿意把它们打开,从中取出某一句话、某个观念或某项分析,像使用螺丝刀或扳手那样,用它来使权力体系短路、使之失去效力,或者把它拆散——甚至可能包括那些产生了我的著作的权力体系……那就再好不过了!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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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

译文|福柯:监狱与监狱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