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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讲「看不见的手」如何弑君|自由主义史上的两个「经济人」

「全文约4300字」

内容摘要:福柯从美国新自由主义对「经济人」模型的扩展出发,反向追问18世纪那个应被「放任自由」的经济人为何同样是治理理性的相关项?其核心论点是:经济人并非治理之外的自由主体,18世纪的经济人以自身利益机制规定治理的限界,美国新自由主义则利用主体对环境变量的系统响应,把这种自身行动机制转化为间接治理的条件。为解释18世纪的限界如何成立,福柯首先借休谟区分「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利益不会因契约成立而被法律意志吸收,市场中的利益机制也不以权利出让为条件。随后,他借孔多塞、斯密与重农主义比较经济总体的知识地位,将「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对封闭性总体知识的拒绝,由此取消「经济君主」作为总体认识主体的位置。政治经济学因此能够限制治理,但不能为整个治理领域提供充分原则。如何治理那些不能被法权关系与经济机制穷尽的社会关系,成为下一讲「市民社会」问题的起点。

史料札记:本讲的材料分成三组。第一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与行为科学材料:米塞斯、贝克尔、柯兹纳以及斯金纳和卡斯特,用于说明经济学对象如何从「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扩展为「对环境变量的系统响应」,并由此产生可通过环境调节行为的治理技术。第二组是18世纪主体理论与法学材料:休谟、布莱克斯通和孟德维尔。福柯借休谟的选择与契约论证,把「利益主体」从「权利主体」中分离出来。第三组是政治经济学材料:孔多塞、亚当·斯密、弗格森及重农主义的「经济图表」,用来比较经济总体究竟能否被主权者认识。

问题

福柯回到了本课程开头的问题:

自由主义治理的自我限制问题

福柯从自由主义史中两个「经济人」的不同「限制」作为突破点。

18世纪的「经济人」服从自己的「利益」,治理必须让这一利益机制自行运作,所以它被「放任自由」。美国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人」则因其行为会随环境变量的变化作出稳定、非随机的响应,恰好成为可通过改变环境来治理的主体。福柯称后者为「极其可治理者」。

这两个「经济人」虽然分别成为限制治理和强化治理可能性的理由,但它们共享同一前提:主体按照自身机制行动。因此,18世纪的「放任自由」并不意味着「经济人」是外在于治理的「自由原子」,相反,「经济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新的治理理性的形成:政府开始根据经济过程的内在机制规定自身行动的界限。

因此,福柯重构了两个「经济人」的连续性:「经济人」的行动机制被纳入「怎样治理」的问题,从而成为治理理性的相关项,规定治理应以什么方式作用以及应在哪里停止干预。

于是,「经济人」对主权者的限制不同于「权利主体」对主权者的限制。这就产生了以下三个问题:

  1. 「经济人」为什么是一种新的主体形式,而不是同时期「权利主体」的变体?

  2. 「经济人」限制主权者所依据的「内在机制」究竟是什么?

  3. 在18世纪,经济学尚未成为对所有利益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一般分析科学,在市场之外,仍存在大量由利益、情感、归属、权力和服从构成的社会关系,它们既无法被还原为法律关系,也不能被经济分析,那么,主权者应当如何治理这部分内容?需要一个怎样的对象领域将这些关系组织起来,并作为治理的参照系 / 相关项?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本讲的「看不见的手」,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最后一讲的「市民社会」。第三个问题的历史前提,建立在18世纪的「经济人」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人」的区分之上:

  • 18世纪的经济人:市场交换中追求自身利益、并通过分散行动产生非意图总体秩序的主体。

  • 20世纪的经济人:在一切稀缺条件下进行选择、并会对环境变量作出系统反应的行为主体。

这里的关键区分是:18世纪的「利益主体」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18世纪的「经济人」只是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分析之后形成的特殊形态。因此,18世纪政治经济学只使其中一部分利益关系获得了经济学上的可分析形式,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却将经济分析推广到了非市场领域。因此,18世纪在法律关系与经济关系之外,仍留下了一系列必须被治理、却尚未由这两种机制穷尽的社会关系。

利益主体

休谟关于健康、疾病和痛苦的例子被用来说明:对行动理由的不断追问,最终会到达无法再由其他理由证明的「偏好」。福柯把这种选择称为「不可化约」。(第357—359页)。因此,18世纪的「利益」(intérêt),最初并不等于狭义的经济利润,也不能直接等于自私,它指向选择链条中无法继续还原、最终归属于主体自身的「意志」原则:

行动理由的逆推 → 不可再还原的偏好 → 利益主体

这一步提供了「经济人」的主体形式。但成熟的「经济人」还需要另一项条件:市场分析必须证明持续追求自身利益,不要求主体放弃这一利益,也可以同时产生对其他人的增益效果。

因此,「利益主体」是更一般的主体形式,而「经济人」是「利益主体」在经济学/市场机制中获得特定规定后的形态,它们的理论区分在于分析机制和问题域的不同。

不能被权利主体吸收的利益主体

17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的「契约论」容易把「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连续起来。布莱克斯通式论证被表述为:个体因为利益而订立社会契约;契约一旦成立,利益主体便接受一种超越个别利益的法律义务,转化为权利主体。因此,在这些契约理论家看来,「利益」只是契约的经验起点,法律意志才是政治秩序的规范基础。(第360—361页)

福柯借休谟切断了这一由「利益主体」替换为「权利主体」的连续性。休谟追问:

契约成立之后,人为什么仍要履行承诺?

答案仍然是利益。稳定履约使交易和社会交往获得安全保障,所以遵守契约继续具有利益。如果这一利益消失,契约本身并不能凭借某种超越性的义务自动取代利益主体。

这意味着契约的成立没有完成主体类型的替换:

利益主体 {订立契约} → 利益主体+法律关系

而不是:

利益主体 {订立契约} → 权利主体取代利益主体

「利益」因此围绕法律结构持续运转,并成为法律关系现实运作的条件之一。福柯所谓「不可化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法律可以约束利益主体,但不能在理论上把利益原则完全吸收到法律意志之中。

比较维度
权利主体
利益主体(含经济人)
主体成立机制
持有自然权利,并通过出让、限制或放弃其中一部分而进入法律秩序
以不可化约的利益为行动原则,利益不因进入市场或契约而消失
与自身权利/利益的关系
接受否定性:主体能够限制自己原有的权利
不要求放弃利益;市场机制要求主体继续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
与他人的联结
通过契约形成明确的意志纽带和义务关系
个体意志在没有共同目的的情况下产生相互增益的结果
集体秩序的形成
权利转让可以通向一个政治统一体
集体效果来自分散利益的互动,不能还原为共同意志

「经济人」如何限制主权者

「权利主体」通过法律规定的权利边界限制主权者,「经济人」引入的是另一种限权理由。

法权限制:你必须不,因为你没有权利

经济限制:你必须不,因为你不能知道

后一个「不能」如何成立,则是「看不见的手」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看不见的手」的关键:「看不见」

为了证明上述论点,福柯重新解释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通常的解释强调「手」:分散的私人利益虽然彼此独立,却仿佛被某种自然秩序协调,最终产生公共收益。福柯把重心移到「看不见」:关键不在于存在一个隐藏的力量替经济主体组织整体,而在于经济总体不能成为任何单一行动者的计算对象。(第366—369页)

斯密笔下的商人只计算自身能够判断的安全与收益,却产生了非意图的社会效果。可以把这一结构理解为:单个经济主体 i 只能决定自己的行动 ai,而总体经济结果 G 则由所有行动者的行为以及自然事件、政治变化等偶然条件共同形成。

G=F(a1,a2···an,ε)

设主体 i 掌握的信息为 Ii,他可以据此判断自身行动 ai 对预期收益的影响。但总体结果还取决于其他行动者的行为a(-i)以及外部条件 ε。在斯密所描述的经济机制中,这些条件并不全部包含在 Ii 之中,因此,主体可以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合理计算,却不能仅凭自身所掌握的信息直接推出总体经济结果。

福柯随后把斯密关于集体效果之「非意图性」进一步解释为「总体知识」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否承认存在一个能够封闭地确定经济过程全部相关后果的知识位置?

这里所谓「总体知识」,关键不在于覆盖多少经济主体,而在于它是否声称自身已经足以封闭地确定经济过程的全部相关后果。

K⇒ G

其中不存在仍处于知识集合 K 之外、却足以改变结果 G 的相关行动、反馈或外部条件。因此,「总体」指的不是范围最大,而是认知上的封闭性。

与之相对,「局部知识」也不等于研究范围较小,而是承认判断具有条件性。

K⇒ G|C

主体可以在给定条件 C 下认识和预测某些关系,却不声称已经穷尽整个过程的相关条件。由此,一个覆盖全国市场的宏观模型仍然可以是「局部的」,只要它承认仍存在未被封闭的相关反馈或外部条件。反过来,一个只研究小行业的模型,如果声称自己的知识足以确定该行业全部相关结果,也可能具有总体化性质。因此,这里的「局部/总体」更准确地应理解为「条件性知识/封闭性知识」,而不是「小范围/大范围」。

福柯进一步把这一问题转向政治主体:问题就不再是国家能否认识、预测或干预经济,而是主权者能否把自身掌握的经济知识视为足以封闭地确定总体经济结果。正是这一知识限制,让福柯把「看不见的手」解释为对「经济君主」(souverain économique)之知识位置的取消。

也正因如此,福柯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对治理理由的「批判」——康德意义上的用法——指出了主权者治理理性的能力边界。自由主义治理的自我限制由此获得一项不同于自然权利的基础。

配置
经济行为者的自由
经济总体能否被认识
主权者与经济的关系
福柯所见的政治含义
重商主义/管治国家
不是基本原则,行政管理可以直接组织经济活动
预设经济过程原则上可以由国家总体管理
国家预设存在能够管理臣民及经济进程的「经济君主」
经济被纳入国家理由的总体规划
重农主义
必须放任利益与流通机制运行
可以;「经济图表」提供总体透明性
君主作为土地共同所有者、共同生产者,并凭借经济知识认识整体
自由由更高层级的总体知识授权,经济自由与专制主权可以并存
斯密式政治经济学
必须允许主体追求自身利益
不承认可由单一主体占据的封闭性总体知识位置
君主不能作为经济总体的全知认识主体
经济自由以主权知识的限界为条件,「经济君主」的位置被取消

政治经济学:治理技艺的「边缘科学」

福柯最后说,经济学不能成为治理科学本身,只能成为治理技艺的「边缘科学」。这里的「边缘」不是指经济学政治影响较小,而是指它与治理理性的逻辑位置:治理者必须参考经济知识,却不能把经济知识转换成一个总体行动纲领。(第376—377页)

这正是本课程最后有待解决的缺口:如果经济总体不能成为治理直接掌握的对象,经济学无法提供治理整个治理领域的标准、方法和技术,而政治权力又必须面对同时是「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的个人,那么:如何发现一个能够容纳这些异质关系的新的治理相关项?福柯把这一问题交给最后一讲的「市民社会」。

总结

自由主义史上两个经济人的悖论 → 利益主体不可还原为权利主体 → 市场产生非意图的集体效果 → 封闭性总体知识受到拒绝 → 经济君主不可能 → 治理需要新的相关项:市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