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讲 市场之外,政府管什么?|市民社会|被治理者的合理性
「全文约6100字」

内容摘要:本讲处理的是18世纪后半叶自由主义治理内部出现的一项特定困难:同一个体既是权利主体,又以不可化约的利益行动,并在市场中成为经济人,然而,法权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分别只能规定治理的一部分条件。如何在服从权利规则、承认经济过程特殊性的同时,对一个不能被法权或经济学单独穷尽的社会现实展开治理?福柯的核心论点是:自由主义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理参照面——「市民社会」。福柯借弗格森说明,在18世纪,市民社会包含经济关系,却不能还原为经济关系,它同时容纳社会纽带、权力关系和历史变化,从而使同一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经济人的个体重新成为可治理者。课程最后把这一变化概括为治理合理性的重新定位:治理的尺度由治理者掌握的真理、国家-君主自身的合理性,转向被治理者作为经济人、更广义地说作为「被治理者的合理性」。
史料札记:本讲以18世纪政治思想文本为主。洛克《政府论》用于标示较早的「市民社会=政治社会」语义;弗格森《论市民社会的历史》构成核心材料,福柯主要依据1783年法译本抽取社会自然性、自发综合、权力生成和历史变化四组命题,原书英文初版于1767年。亚当·斯密提供经济人及分散利益形成总体效果的经济学对应项,重农主义则作为「治理服从经济真理」的替代方案。施蒂林、本森、施罗泽、黑格尔、潘恩等材料用于说明「市民社会」出现后,德国的国家问题、英国的政府问题和法国的历史阶级问题如何形成不同分支。福柯使用这些文本的目的是标定一种新的治理问题化:社会关系不再完全由契约和权利说明,经济关系也不能覆盖整个社会场,治理因而需要新的参照面。
问题
本讲回到了18世纪后半叶。这里尚未出现20世纪美国新自由主义那种可以把婚姻、教育、犯罪乃至广泛社会行为重新编码为成本、收益、选择和环境响应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此时首先处理生产、交换、价格和市场中的利益机制。它使经济领域获得自身规律,但没有因此把人的全部社会关系都变成经济关系。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九讲 美国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经济人:从交换伙伴到自身企业家
与此同时,上一讲已经从英国经验主义中分离出一种新的主体形式:「利益主体」(sujet d’intérêt)。这里的「利益」并不限于经济利润,它指主体最终据以选择、不能继续还原为更高理由的行动原则。主体即使进入契约和法律关系,也不会因此停止按照自身利益行动。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第十一讲「看不见的手」如何弑君|自由主义史上的两个「经济人」
因此,同一个体可以同时处于两种不同的主体位置:
利益主体 进入法律关系⟶ 利益主体+权利主体
当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它又取得「经济人」的特定形态:
利益主体 + 市场中的利益增益机制 ⇒ 经济人
真正的治理困难在于:18世纪的既存治理实践仍在「君权空间」中运作,而这个空间中的个体,除市场活动之外,还处于亲属、社群、情感、权力与服从等关系中。法权无法穷尽这些关系,政治经济学也尚未把一切关系都纳入经济分析。这构成了市民社会问题的历史前提。
如何找到一种合理性原则,不依靠纯粹的权利方式,也不依靠经济学对社会的掌控,使治理实践能够承载法律与经济的异质性?
虚拟的解决方案和真实的社会治理
福柯提出了两种理论上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两条路并非逻辑上不可能,他明确说它们是「虚拟的理论和规划」。关键在于,它们没有形成他所追踪的自由主义治理技术。
第一条路线是把市场从治理对象中减去。政府仍按原来的国家理由治理其余领域,只承认市场是一块不能触碰的自由空间。第二条路线是重农主义。它保留了治理原有的范围,但改变了治理者面对经济的地位。政府虽然没有退出经济,但从政治上的主动者变成经济真理的「测量员」。治理技艺因此从属于经济科学。
福柯没有进一步解释前两种方案为何没有成为历史上的一般治理形式,只指出实际出现了另一种重新安排:经济关系仍具有自身特殊性,却被重新置入一个比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都更广的参照面,即「市民社会」。无须让经济专家决定如何治理全部社会,市场仍按照自身机制运行,政府干预的重心则转移到市场所嵌入的「社会」以及市场运行所产生、依赖和破坏的社会关系上。
| 方案 | 如何处理经济 | 结果 |
|---|---|---|
补充:三种方案的实务化推演
| 同一实际问题 | 市场豁免 | 重农主义 | 社会治理 |
|---|---|---|---|
第三种方案最关键的技术变化,是区分「经济结果」与「社会后果」。政府承认「这个价格在经济机制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将这个价格作用于贫困家庭以后产生的饥饿、疾病、骚乱或家庭解体,视为另一组需要治理的现实。这个「另一组现实」被被命名、知识化和行政化为「社会」。
因此,市民社会作为新的「参照面」,允许政府在不直接接管市场机制的情况下继续大量行动。结果就是,市场越被要求更少的治理,「社会」反而越可能成为新的、持续扩张的治理表面。
市民社会
一个新的集合体:
{权利主体, 经济主体} ⊂ 更复杂的社会整体
这个集合体不是把「法律的人」和「经济的人」机械相加,而是使二者都成为更广的关系网络中的部分规定。福柯把它称为「市民社会」,它不是第三种主体,也不是国家之外天然存在的实体,它首先是一个「治理技术学的相关项」:治理通过它把法律结构与经济结构连接起来,同时又保持自身相对于二者的特殊位置。
「市民社会」因此使自由主义治理能够在不违背权利法规、不取消经济机制特殊性的条件下,把同一批个体作为处于社会纽带、经济关系、权力关系和历史过程中的人加以管理。
市民社会不是国家之外的自然
福柯紧接着否定了一种后来常见的理解:市民社会是一个原初的、自然存在的实体,国家从外部压迫它。相反,福柯把市民社会称为「和解协议的实在」(réalité de transaction)。它产生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权力运作与摆脱权力的实践之间,是治理技术历史中形成的真实对象。它不是虚构,因为治理确实通过它认识、分类和作用于社会,但它也不是跨历史不变的自然事实。
这里需要区分福柯自己的谱系判断与弗格森理论内部的命题。
弗格森认为「社会性」是人的「历史-自然恒量」:
人 ⇒ 始终已经处于社会关系中
福柯则认为「市民社会」作为自由主义治理的对象是历史形成的:
法权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治理难题 → 市民社会成为新的治理相关项
因此,本讲不是用弗格森证明「市民社会天然先于国家」,而是在解释:为什么18世纪末的治理技术需要一个被描述为自发、先在、具有自身关系结构的社会领域。
弗格森的四个特征如何回答治理难题?
弗格森关于市民社会的四个特征共同证明:
社会无须契约创立 → 社会可以自发综合 → 权力从社会内部产生 → 利益使社会持续发生历史变化
第一 市民社会是「历史-自然恒量」:取消社会的契约起源
洛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基本重合,社会通过法律和政治纽带组织起来。但弗格森认为,没有必要想象一个孤立个人组成的前社会状态,语言、交往和社会性与个人同样古老。
因此,如果社会关系并非由法律契约首先创造,那么法权理论就不能再垄断对社会整体的说明。治理面对的是一个法律之前已经存在关系的社会场。
第二 自发综合:社会纽带不能还原为经济利益
市民社会能够在没有明确契约的条件下形成个体间的综合。弗格森描述的纽带包括同感、情感、友善、施善、厌恶和群体归属。福柯把其中一些称为「无私的利益」(intérêts désintéressés)。
这里的社会联结进一步表明,市民社会中的行动理由不能被狭义经济利益穷尽。主体可能因家人、朋友、部落或共同体而行动,这些纽带没有按照交换收益最大化来组织。同时,市民社会中的纽带还具有区域性,社会认同和归属往往形成于家庭、村落、行会、部落、国民等有限集合体。
市民社会 ≠ 经济人的集合
更重要的是,经济纽带在市民社会内部具有双重作用。利益交换把个体连接起来,同时又通过强化个人收益计算,瓦解已有的社群纽带。
经济利益 ⇒ {连接陌生经济人分解既有社会纽带
这正解释了为什么市民社会能够成为经济人与更广社会关系之间的连接面。
第三 市民社会是政治权力的母体:权力先于法律
既然社会无需契约才能存在,权力也无须等待「服从契约」(pactum subjectionis)才出现。弗格森把权力的形成放在社会差异和分工中。
社会差异 → 角色与职能分化 → 优势/服从 → 法律规范
市民社会因此使政府获得了一个不能被「违法/合法」二分穷尽的作用领域。这里存在的不是一批等待法律第一次创造的主体,而是已经通过社会关系互相作用、形成差异和权力的被治理者。
第四 市民社会是历史的发动机:社会不是一次静态均衡
作为经济人的个体只追求当前利益,长期的利益活动中形成了未计划的所有权关系、等级关系和经济-政治制度。上一讲关于市场总体的结构由此转化为历史理论:
个体局部利益行动 → 非意图的总体结果
在政治经济学中,这一结果表现为经济整体,在弗格森这里,它表现为原始、野蛮、文明等社会形态的转换。
形成社会纽带的利益机制 = 改变社会纽带的历史机制
因此,福柯借弗格森得到了三个不能分别由法权理论或18世纪政治经济学单独提供的东西。
-
一个非纯粹法律、也非纯粹经济的社会关系领域。
-
社会内部已经形成的权力。
-
社会自身的历史变化机制。
市民社会 = 经济关系 + 非经济社会纽带 + 内生权力关系 + 历史变化过程
这是一个新的「复杂集合体」,权利主体和经济人在其中都只是部分规定。
政治问题的改变
市民社会概念出现以后,福柯认为政治思想的问题结构发生了变化。
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法权问题:
孤立主体如何形成社会? → 权力如何通过契约取得合法性?
弗格森式市民社会取消了第一个起源问题,并把权力置于社会关系内部。于是问题变成:
社会与权力始终已经存在 → 如何限制、调节和组织已经存在的权力?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市民社会」关系才成为18世纪末以后持续存在的政治问题。国家面对的已经不是需要由自己第一次组织起来的个体集合,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纽带、权力和历史过程的社会现实。
福柯随后区分了三种问题域:
| 问题域 | 核心关系 | 基本问题 |
|---|---|---|
这三条路径不同,却共享同一个新的前提:社会已经成为不能由国家概念直接吸收的现实层次。
「被治理者的合理性」
本讲最后把市民社会放回整门课程的长时段问题:究竟以什么尺度调节治理?
较早的治理以治理者的「智慧」(sagesse)为尺度。治理者应依据神律、人律和世界秩序的真理行动。16-17世纪「国家理由」改变了这一点。治理开始依据军力、财富、力量关系等因素进行计算,合理性的中心是国家-君主自身:
18世纪自由主义又改变了合理性的参照位置。「经济人」证明,政府不能以自己的总体理性取代被治理者的局部利益行动。「市民社会」进一步说明,被治理者还处于比经济交换更宽的利益、社会纽带和权力关系之中。
因此,福柯在课程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原则表述为:治理应当依据被治理者的合理性来调节自身。换言之,被治理者具有政府不能任意取消的行动原则、利益关系和社会机制,治理必须把这些已经存在的合理性纳入自己的计算,并据此限定自己的作用方式。
| 环节 | 主体/对象 | 关系如何形成 | 对主权者的限制 |
|---|---|---|---|
政治:不同治理技艺之间的游戏
「被治理者的合理性」成为自由主义治理的调管原则,并不意味着此前的治理合理性被历史地淘汰。19世纪以来,至少有三种治理技艺持续并存:
| 治理技艺 | 调管治理的主要参照 | 福柯列举的现代形态 |
|---|---|---|
这里不存在后一种治理合理性彻底取代前一种治理合理性的历史序列。福柯描述的是新的治理合理性不断加入政治场,使不同治理技艺在同一历史时期发生交错、支撑和冲突。
这也是本课程最后对「政治」的界定。政治不能被预先化约为国家制度、主权权力或某一种治理原则。不同治理技艺各自依据不同参照回答「应该如何治理」,它们对同一对象可能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治理要求,由此产生持续的争论和斗争。
因此,福柯所谓「政治的诞生」,不宜理解为19世纪以前不存在政治活动,而应理解为本课程所分析的现代政治问题域的形成:不存在一种能够独占治理合理性的最终原则,政治持续发生于多种治理合理性对「应当如何治理」的竞争之中。
这一界定也改变了自由主义在课程中的位置。自由主义不是现代政治的历史终结,而是进入这一政治游戏的一种治理技艺。它始终与国家理由以及诉诸真理的治理技艺共同存在,并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彼此限制、借用或冲突。
总结
18世纪经验主义确立「利益主体」
→ 市场中的利益主体成为「经济人」
→ 经济人不能被法权主体完全吸收, 18世纪政治经济学又尚未把全部社会关系经济化
→ 自由主义需要一个同时容纳法律关系、经济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的治理参照面
→ 「市民社会」成为新的治理相关项
→ 治理的尺度转向「被治理者的合理性」
→ 不同治理合理性并存、竞争
→ 「政治」成为不同治理技艺及其参照之间的游戏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