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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谁在统治全球化?|主权|诸众|反帝国的解放政治

「正文约4300字」

内容摘要:本节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资本、技术、人员和信息越来越跨越国界运行,民族国家难以独占对这些流动的控制,但政治规制并没有因此消失。哈特与奈格里的核心论点是,衰落的是以领土国家为唯一中心的现代主权形式,主权本身正在重组为他们所谓的「帝国」。他们先区分「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与「主权衰落」两个命题,再通过「帝国」与「帝国主义」的区分说明新的权力空间,继而把分析单位由单一国家转向跨国家的主权配置,并以生产社会化解释这种配置为何出现。序言最后由此提出「诸众」与「反帝国」:如果全球统治建立在跨境社会合作之上,解放政治也不能简单返回旧有民族国家边界。

史料札记:序言是一份理论纲领,经验材料主要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以及波斯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之间形成的「世界新秩序」。原书五条注释构成更重要的文献地图:萨森提供主权转型的问题入口;迪韦尔热提供「帝国」类型;杜塞尔限制欧美谱系的欧洲中心主义含义;马克思《资本论》与德勒兹、瓜塔里《千高原》被直接列为全书的方法范本。詹明信、哈维、阿帕杜莱、斯皮瓦克、萨义德、阿里吉和德里克则组成作者主动进入的同代争论。[1]

2026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进一步对伊朗实施「经济战争和孤立」,并警告:任何国家若允许自己的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的生命线」,都可能承受经济后果。次日,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称,美国将推动「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并要求盟友和其他国家作出选择。[2]

但是,华盛顿虽然可以发布命令,却并不能直接控制世界上每一家银行、航运公司、保险机构、机场和炼油企业。「制裁」之所以可能产生跨境效果,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法律选择,也取决于美元结算、金融合规、船舶登记、保险、交易平台和企业风险管理。因此,在当今全球政治实践中,一个主权国家发出一道命令,权力需要沿着许多并不属于这个国家行政体系的节点传导。

这正是《帝国》集中处理的问题:

当一项统治效果需要国家、国际规则和私人基础设施共同完成时,究竟如何理解「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当代政治分析中已经不再重要。相反,制裁之所以值得研究,正因为美国拥有极不对称的金融和政治能力。问题在于,从「美国是超级大国」到「跨境约束如何实现」,中间还有一系列亟待考察的机制。

「帝国」的诞生

哈特(Michael Hardt)与奈格里(Antonio Negri)写作《帝国》时,一种流行判断认为,全球化使经济摆脱政治。资本全球流动,民族国家(nation-state)被锁在领土里,于是国家越弱,市场越自由。对于左翼事业来说,这意味着基于国家内部的传统抗争路线正在式微。作者首先反对的就是:

民族国家控制能力下降 ⇏ 主权消失

萨森(Saskia Sassen)关于全球化与主权(sovereignty)的研究在这里提供了直接支点。国家的确无法继续独自控制许多跨境过程,但并不代表规制消失,而是意味着国家权威与跨国经济机制正在重新组合。[3] 《帝国》由此向前推进:如果这种重组不是偶发现象,而是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统治结构,就需要一个概念描述它。他们把这个概念叫作「帝国」(Empire)。

要理解这种「重组」为什么要求更换分析单位,就必须首先理解作者为什么拒绝继续称它为「帝国主义」。

新的分析单位

现代帝国主义以领土国家为中心:英国、法国等国家先在内部形成主权,再把军事、法律和经济力量向殖民地延伸。它的空间结构可以表示为「中心国家—边界—外部领土」。哈特与奈格里认为,世界市场(world market)的发展正在削弱这种清楚的内外区分。资本不断把原先处于其外部的地区和社会关系纳入市场,同时又在同一体系内部制造新的边界、等级和排斥。[4]

所以,宣称「帝国没有边界」并不意味着海关、国境或战争已经消失。更准确的意思是:越来越难找到一个原则上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及其规制网络之外、可以永久限制其作用的「构成性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今天的「边境」甚至可以更为坚硬,但它往往是在同一全球体系内部决定流动的主体、身份及其成本。

这一区分直接决定研究者到哪里寻找「权力」。

如果仍按「帝国主义」模型,分析会从一个国家中心出发,研究它如何向外扩张;如果按「帝国」模型,就不能预先规定国际关系中的最高主体,而要从某项「统治效果」反向追踪它经过哪些节点,重新识别参与者之间的等级。在《帝国》第三部第一节中,有一句比序言更精确的表述:民族国家的屏障被阶级斗争突破以后,「帝国的构成」成为「分析与冲突的场所」(site of analysis and conflict)。[5]

因此,哈特与奈格里真正改变的并非研究对象的尺寸,而是研究对象的性质。「帝国」不是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实体,而是一个关系场域(relational field):

统治效果 → 追踪参与者与制度 → 识别节点之间的等级和协调 → 解释这一配置如何维持

这个方法的操作性也就在于,研究债务约束,要同时考察国际组织、债权市场、中央银行和国家财政;研究平台治理,则要关注企业规则、国家监管、数据基础设施和支付体系。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能异常强大,但不能因为它强,就提前把整条因果链抽象为它的意志。

如何证伪?有关总体性的难题

但这样一来,《帝国》立刻遇到自己的总体性(totality)难题:

这些异质力量根据什么被视为同一个「主权形式」?

如果合作属于帝国、冲突也属于帝国的内部分歧,那么,这个概念很容易膨胀到无法被反驳。因此,杰索普(Bob Jessop)等批评者追问,《帝国》如何证明这些节点具有足够稳定的协调机制,而不仅仅是同时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中的分散力量。[6]

美国问题因此不是可被化约的旁枝,而是检验「帝国」能否成立的标准。哈特与奈格里承认美国在帝国内部拥有特权位置,但拒绝将其理解为十九世纪英国的简单继承者。换言之,美国是帝国内最强的节点之一,不等于美国能够独占整个全球主权。帕尼奇(Leo Panitch)和金丁(Sam Gindin)对此提出相反解释:全球化并非削弱国家后自然形成的网络,美国恰恰通过金融、军事和制度能力主动组织了全球资本主义。[7]

哈特/奈格里:美国国家⊂全球主权配置

帕尼奇/金丁:美国国家→组织全球资本主义配置

双方都承认全球秩序包含大量跨国网络,分歧在于这些网络是否具有独立于美国国家的组织逻辑。对哈特、奈格里而言,美国必须通过帝国网络行使特权;对帕尼奇、金丁而言,这些网络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美国国家长期组织的结果。

回到开头的制裁案例,制裁的跨境效力,究竟证明了美国仍是全球秩序的组织中心,还是证明即便最强国家也必须借助一个超出自身行政边界的制度网络才能实现权力?《帝国》没有替研究者预先解决这个经验问题,它提供的仅仅是另一套提问方式。

然而,一旦追问「这种全球配置为什么形成」,序言就从描绘它的制度网络转向了生产。

21世纪的资本论

法律和国际组织能够说明帝国秩序如何运行,却不能单独解释:

帝国秩序为何在二十世纪后期出现?

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更强的命题是:主权形式的变化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解释。因此,《帝国》必须像《资本论》一样从政治表面「下降」到「生产」。

奈格里的答案来自意大利工人主义(operaismo):资本的变革并非资本自身追求效率的自然发展。当工资斗争提高工厂纪律的成本、工人拒绝固定劳动节奏、反殖民斗争破坏既有国际分工,各类运动又要求更大的流动和自主性时,福特主义工厂、殖民边界和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妥协都面临压力。资本于是通过自动化、生产外移和更灵活的劳动组织重新取得对劳动力的控制。[8]

于是《帝国》的历史链条不只是:

技术进步→全球化→新主权

还包含:

社会斗争→旧秩序危机→资本重组→新主权

这正是《帝国》与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theory)的关键分歧。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世界体系理论家以霸权周期(hegemonic cycles)和积累周期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时段变化,奈格里则担心这种周期史把阶级斗争降格为系统运转的次要变量。阿里吉反过来批评《帝国》过度强调断裂和主体性,低估了中心-外围差异和基于南北差异的长期地理结构。[9] 

争论由此落在「断裂究竟有多彻底」:哈特、奈格里把这些变化理解为足以改变主权范式的历史断裂;阿里吉则认为,新机制正在出现,不等于国家、中心-外围和霸权周期已经失去结构作用。

生产转向还改变了「劳动」的范围。交往、协作和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的重要性上升,财富生产越来越趋向「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即社会关系和生活形式本身也进入生产。

具体来说,工厂生产的对象主要是可分离的商品,而语言、知识、照护和情感劳动常常直接关联生产关系本身:教师生产知识能力,照护劳动维持身体和情感关系,网络协作生产共同的信息与交往结构。「生命政治生产」指向的正是这一变化:社会生活不再只是生产发生的背景,它本身越来越成为资本利用和组织的生产力。

这里既有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影响,也包含对奈格里自身工人主义传统的修正。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曾质疑以中心资本主义产业劳动为尺度的价值理论能否直接解释全球从属劳动,哈特与奈格里明确承认这一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批评,并通过女性主义关于再生产和情感劳动的研究扩大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10]

如果生产越来越依靠社会交往、主体能力和生命再生产,对生产的统治也就必须作用于这些关系本身。权力管理的对象因此不再只是领土和工厂,而包括人口、生活方式、交流和主体形成。「帝国」因此被规定为「生命权力」(biopower)的典型形式。

解放的前景

正是这一有关「生产」的历史转换,通向了本书最后的政治判断。

既然全球化并非只有资本的主动扩张,还包括劳动者、反殖民运动和各种社会力量突破旧边界的历史,那么反抗就不能简单要求恢复此前的民族国家秩序。相反,回到旧民族国家反而可能重新恢复那些斗争曾经冲破的控制形式。于是,今天的反抗必须争夺已经形成的全球联系,而不是撤销这些联系。作者把支撑我们时代全球联系的异质主体称为「诸众」(multitude),把重新组织这些共同能力的政治叫作「反帝国」(counter-Empire)。

这里仍有一个尚未证明的机制:

共同生产 ⇏ 共同政治

国籍、工资、种族化身份、性别分工和产业链位置完全可能把共同生产的人重新分割。后殖民理论对殖民差异的分析、斯皮瓦克对从属主体的质疑,以及德里克(Arif Dirlik)对全球资本与文化政治关系的讨论,都使这个问题不能被激进左翼的乐观主义简单跳过。[11]

因此,《帝国》的序言所建立的,并非「世界已经成为帝国」这一结论,而是一套必须继续接受经验检验的分析程序:当国家、资本和跨国制度共同产生一项统治效果时,追踪这套关系如何形成、谁在其中拥有不对称能力、它通过什么生产关系获得稳定性。其检验标准是:「帝国」只有在能够解释国家、霸权和帝国主义理论解释不了的那部分全球统治机制时,才不是一个新的总体性名称。

跨境流动↓国家不再独占规制↓主权功能跨节点重组↓帝国:关系场域↓生产社会化解释帝国的形成↓斗争迫使资本重组↓生命政治生产↓诸众/反帝国

注释

[1] 序言五条原注释实际上给出了全书的理论坐标。第一条以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1996)支持「民族国家主权转型」;第二条借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Le concept d’empire」说明作者选择罗马-欧美的帝国谱系;第三条引用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强调现代性不能解释为欧洲内部自生,而应解释为「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历史;第四条明确把马克思的 《资本论》与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的 《千高原》称作全书两部方法范本;第五条再列出詹明信、哈维、阿帕杜莱、斯皮瓦克、萨义德、阿里吉和德里克。后文并不平均地「综合」这些作者,而是把他们放入不同论证位置:詹明信、哈维帮助进行资本主义分期和空间分析;阿帕杜莱用于全球流动与「地方性生产」;萨义德、斯皮瓦克、德里克用于殖民差异、从属主体和欧洲中心主义;阿里吉则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史的资源和方法论对手。因此,这份名单更接近《帝国》主动声明的论战地图。

[2] 2026年8月20日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称美国已有封锁措施,还将叠加经济制裁,并要求中国及美国盟友配合;报道同时回顾,特朗普前一日警告任何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可能遭受经济后果。贝森特别以中国对海湾能源的依赖作为要求北京配合的理由,而中国当时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的八成以上。这个案例的分析价值正在于:美国拥有发动二级制裁的高度不对称能力,但其效果仍需经由第三国企业、金融机构、航运、保险和结算体系传导。参见 Reuters, 「Bessent says US to impose ‘toughest’ ever sanctions on Iran, urges China to cooperate」, 20 August 2026。

[3] 萨森并没有提出哈特、奈格里意义上的「帝国」。她的关键工作是批评「全球化越强-国家越弱」的零和模型:全球资本流动依赖国家修改法律、金融规制、产权和跨境交易制度,部分传统国家能力因此受到限制,另一些国家能力却被重新部署;全球城市又承担跨国生产网络中的控制、金融和专业服务功能。《帝国》接受这一「主权功能重新配置」的诊断,却增加了一个更强的总体化命题:这些重新配置的功能已经形成一种由国家性和超国家性组织共同承担、具有相对统一逻辑的全球主权。两者之间的差别正是后续争论的入口:萨森提供的是可分解的制度转型,哈特、奈格里则要求证明这些转型已经能够被概念化为一个总体性的「帝国」。

[4] 这里需要把《帝国》置于卢森堡、希法亭、考茨基和列宁有关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思想史中理解。第一,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 《资本积累论》(1913)把马克思的「实现」问题改写为资本对非资本主义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工人不能买回全部产品,资本家若消费全部剩余价值又无法积累,因此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购买者;下一轮积累又要求资本取得新的原料和劳动力,于是资本通过掠夺资源、摧毁原有生产关系和无产阶级化,把非资本主义环境逐渐纳入自身。卢森堡的关键悖论是:帝国主义依靠外部延长资本主义生命,却又在扩张中不断消灭自己的外部。哈特、奈格里完整继承了「资本必须越过自身边界」以及「外部被不断内部化」这两步,却拒绝把政治立足点永久放在非资本主义外部。在他们看来,世界市场趋向实现以后,真正的外部正在被消除,批判必须进入资本内部的矛盾与社会合作。第二,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把帝国主义同金融资本、国家垄断和利润率均等化的困难联系起来。哈特、奈格里重读列宁时特别强调:民族垄断和保护性边界一方面推动资本扩张,另一方面又妨碍不同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因而可能产生贸易冲突和战争。第三,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假说设想,各国金融资本存在从竞争走向国际合作、乃至形成世界性卡特尔的趋势,帝国主义战争并非资本主义不可取消的永久形式。第四,列宁(Vladimir Lenin)并不否认资本集中和国际协作的趋势,但反对把这个长期可能性当成当前政治的依据。他强调资本和国家实力发展不均衡,帝国主义联盟只是力量重新分配之间的暂时休战;革命战略因此应利用现实的帝国主义矛盾,在「最薄弱环节」介入,而不能等待资本自行进入和平的世界联合。哈特、奈格里的处理具有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转折。他们把列宁读成「分析上承认世界资本趋向统一、政治上要求革命在统一实现以前打断这一趋势」,甚至提出列宁留下的历史分叉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帝国」。在他们看来,列宁的革命方案失败以后,资本确实越过了旧帝国主义的民族垄断、殖民领土和保护性边界,形成一种更接近世界市场整体规制的「帝国」。但这个「帝国」又不同于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它不是各民族金融资本达成和平协议的世界卡特尔,没有消除战争与冲突,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冲突被纳入一个更高层次的全球统治配置。由此导出的实践选择也不同:卢森堡式策略更容易从仍未资本化的「外部」及其抵抗寻找立足点;列宁的策略要求利用国家间和资本集团间矛盾、组织政党在薄弱环节夺取政权;哈特、奈格里则认为这些外部和薄弱环节不再是稳定的战略地图,斗争应直接在帝国形成的全球生产、迁徙和交流空间内部推进,以全球公民权、社会工资和新的制宪权力为方向。

[5] 《帝国》第三部第一节在批评阿里吉的周期论时写道,阶级斗争推动民族国家走向废除并越过其设置的障碍,从而把「帝国的构成」提出为「分析与冲突的场所」。这句话说明「帝国」更接近最高层次的关系场域,而非与国家同类型的行动者。其操作程序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步:先选定需要解释的统治效果,例如债务纪律、制裁或迁移控制;再追踪承担该功能的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市场主体和基础设施;最后判断这些节点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功能分工、等级和危机协调机制。只有第三步得到证明,「帝国」才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全球网络」描述。约翰·克拉尼奥斯卡斯(John Kraniauskas)指出,这个分析场域又受到奈格里工人主义传统的限制:它不能只描述制度网络,还必须找到资本/活劳动对抗如何使既有网络发生危机和重组。参见 Kraniauskas, 「Empire, or Multitude: Transnational Negri」, Radical Philosophy 103(2000)。

[6] 杰索普的批评比「帝国太笼统」更具体。他指出,《帝国》用「网络」连接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步转型,却没有给这一核心概念足够严格的定义,并频繁建立成套对应: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民族国家/网络治理、物质劳动/非物质劳动、帝国主义/帝国仿佛在同一历史节点整体切换。这种写法容易把需要分别证明的机制压缩成一次总体断裂。他还指出两处经验与理论缺口:其一,《帝国》强调知识和信息成为生产核心,却很少分析知识如何经由知识产权转化为排他性资产,以及知识产权如何重新组织资本竞争;其二,它宣称1970年代危机开启新的生产和统治范式,却没有建立足以解释这一转型的危机理论。结果是,「网络」有时承担了本应由制度中介、资本竞争和危机机制承担的解释功能。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Gopal Balakrishnan)从政治宪制角度提出相邻问题:如果帝国是一个宪制秩序,就必须指出什么制宪权力建立它、谁有权解释或悬置其规范;单说「诸众」构成帝国而没有说明组织中介,仍不足以回答这一问题。参见 Bob Jessop,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and Empire」,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71–72(2004): 39–58;Gopal Balakrishnan, 「Hardt and Negri’s Empire」, New Left Review 5(2000)。

[7] 帕尼奇和金丁与《帝国》共享一个起点:全球化不等于国家退出。他们的分歧在于国家的因果位置。二人通过战后资本主义史说明,美国并非只是全球网络中资源最多的节点。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和美国金融市场的中心地位、美国对欧洲和日本资本主义重建的推动、跨国直接投资扩张,以及1970年代以后美国财政部和金融机构参与的新自由主义重组,使其他国家并未被全球市场「绕过」,而是在本国国家机构内部逐渐承担维护资本自由流动和产权纪律的职责。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美国「非正式帝国」:美国国家不需要像旧殖民帝国那样直接统治其他领土,而是形成了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纳入共同制度、并在危机中监督和协调它们的能力。后来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进一步把美联储的美元流动性、美国财政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管理视为这种组织能力的证据。因此,跨国网络本身在他们那里并不反驳美国中心性,反而可能是美国国家长期建造和维护的结果。政治上,这意味着左翼不能因为资本跨国化就绕开国家;国家仍是阶级力量制度化、资本主义国际化以及改变全球秩序的重要战场。参见 Leo Panitch and Sam Gindin, 「Global Capitalism and American Empire」, Socialist Register 40(2004);二人的历史论证后来扩展为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pire(2012)。

[8] 意大利工人主义的关键不是一般地强调「工人能动性」,而是马里奥·特龙蒂(Mario Tronti)所谓的分析倒置:先从工人阶级的斗争出发,再解释资本怎样被迫回应。工厂中的拒绝劳动、怠工、罢工和工资斗争不是资本现代化以后产生的次生反应,而能够先行破坏既有利润、纪律和劳动组织,迫使资本采用机器化、组织重组、空间转移等措施。奈格里把这条命题扩展到1960—1970年代的全球危机:越南战争、反帝国主义斗争、欧美工人和学生运动、第二波女性主义以及对福特主义纪律的拒绝,共同构成资本重组的压力。《帝国》第三部第三节甚至明确说,如果没有这些斗争,资本有充分理由维持原有权力安排;新的生产结构是被已经变化的无产阶级构成「从下方」推动的。这里的强命题是因果优先级,而不是简单承认斗争「也有影响」。它也解释了奈格里为什么反感把1970年代危机完全写成利润率、金融周期或霸权周期的客观结果。

[9] 阿里吉在「Lineages of Empire」中用了两层论证反驳哈特、奈格里。第一层是直接检验《帝国》的经验前提。哈特、奈格里用「第一世界进入第三世界、第三世界进入第一世界」说明旧的南北空间正在混合;阿里吉用世界银行数据指出,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收入在1999年只相当于前第一世界的4.6%,几乎与1960年的4.5%和1980年的4.3%相同;若排除中国,这一比例反而从1960年的6.4%降至1980年的6.0%和1999年的5.5%。因此,贫富现象在国家内部交错,并不能推出南北结构性差距正在消失。他又反驳《帝国》关于资本和劳动力流动带来「趋同」的判断:十九世纪国际移民若按世界人口比例衡量并不比二十世纪末小,特别是把亚洲内部和亚洲向外迁移计算在内时更是如此;资本也并未主要流向工资最低的南方地区,大部分跨境资本仍在富裕国家之间流动。由此,《帝国》设想的双重均等化机制——资本由北向南、劳动由南向北——并没有按其政治乐观主义所需的强度运行。第二层是回应哈特、奈格里对其「系统性积累周期」的批评。《帝国》认为阿里吉的周期模型把1970年代危机写成资本主义客观循环,遮蔽工人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作为危机发动机。阿里吉反驳说,他1972年的危机研究已经把工人斗争视为1970年代危机区别于1873—1896年危机和1930年代危机的关键变量,并据此预测这次危机不会像早期危机那样导致世界市场分裂和帝国主义战争,反而会强化世界市场统一并推动工业生产向较低发展地区分散;1978年的 The Geometry of Imperialism 又提出,美国霸权下以直接投资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整合,比英国霸权时期以商品和金融流动为主的整合更不容易因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而崩溃,工人斗争还会进一步推动这种整合并削弱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首要政治形式的地位。因此,他并不否认主体斗争或结构断裂。系统性周期的用途,是通过比较反复出现的金融扩张,判断「哪些现象只是旧机制再次出现、哪些现象构成真正的新历史」。这套比较进一步导出四个与《帝国》不同的判断。其一,从城市国家到民族国家的资本主义政治形式转换持续了数百年,因此从民族国家向可能的世界国家转换也可能需要一个世纪以上,民族国家或混合形态仍可能长期作为过渡主体;「帝国正在形成」不能直接写成「帝国已经完成」。其二,衰落中的美国霸权仍可能通过追求支配制造巨大不稳定,不能过早把美国降低为普通网络节点。其三,南北收入差距会继续塑造无产阶级身份和世界秩序,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会议的冲突显示,未来世界秩序的社会方向既是资本/劳动之争,也是北/南之争。其四,1960—1999年东亚占世界增加值的份额由13%升至25.9%,制造业增加值份额由16.4%升至35.2%,同期北美和西欧明显下降;如此巨大的生产中心转移不可能不改变未来「帝国」的构成,而《帝国》却只追踪欧美谱系,忽略东亚更长的国家与市场形成历史。政治后果也因此不同:哈特、奈格里把迁移、全球联系和生产网络看成诸众获得全球公民权与社会工资的有利地形;阿里吉认为这些流动并未消除南北结构,全球劳动竞争和迁移甚至可能加强父权、种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因此不能把全球化本身预设为更有利的解放地形。参见 Giovanni Arrighi, 「Lineages of Empi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no. 3(2002): 3-16,尤其第6-15页。

[10] 《帝国》在第一部第二节的注释中直接承认斯皮瓦克对欧洲工人主义的批评。斯皮瓦克在 In Other Worlds 中质疑,这套以价值生产和工人主体性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即使能够解释支配国家的资本主义劳动,也可能「完全错失」从属地区的情形。哈特、奈格里没有据此放弃工人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方法更新的压力:如果全球生产包含大量家庭再生产、照护、情感和非标准雇佣劳动,那么工厂工资劳动不能继续充当全部「生产」的隐含模型。他们随后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劳动、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生产的研究,可能构成更新欧洲工人主义最合适的框架。哈特、奈格里通过扩大生产概念来回应这项批评,但这又产生新的经验问题:工业、照护、知识、平台和从属劳动之间的制度差异,能否被一个「生命政治劳动取得霸权」的命题充分解释?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后来正从劳动过程理论质疑这种总体化,指出知识、服务与情感劳动重要性增加,不等于它们已经成为规定资本主义总体的生产范型。

[11] 后殖民理论在《帝国》中承担的是一次「继承后再转向」的功能。作者接受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 Orientalism 中关于「他者不是自然存在,而由殖民知识和权力生产」的命题,用它解释现代殖民主权怎样通过欧洲/东方、文明/野蛮等二元边界制造可统治的身份;但到第二部第四节,他们又批评萨义德主要以欧洲帝国主义的延续来理解美国权力,认为这无法充分把握新的全球主权结构。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金融景观、技术景观、族群景观」以及「地方性的生产」帮助他们说明全球空间由不规则流动组成,地方并非全球化之外预先存在的纯粹基地。德里克的 The Postcolonial Aura 则提供另一项限制:后殖民知识和身份政治本身也产生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文化混杂和差异不能自动被等同于反资本主义。哈特、奈格里因此把现代权力的「排斥他者」同帝国的「差异化纳入」区分开:新的统治可以承认、营销和管理差异,再把不同主体置于不平等等级中。由此导出的政治难题是,诸众不能只靠身份差异的存在自动形成,而是必须说明异质主体如何跨越法律身份、劳动位置和殖民历史的差异,形成共同的制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