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世界秩序|没有世界政府,谁在统治世界?|主权的历史
「全文约6600字」
资本主义只有在与国家合为一体、只有在自身成为国家时,才能取得胜利。 ——费尔南·布罗代尔
他们制造杀戮,却称之为和平。 ——塔西佗
内容摘要:当资本、战争与跨国风险已经越出民族国家尺度后,谁能够在全球尺度上规定有效规则、判断危机并组织强制?哈特、奈格里的核心论点是,冷战后正在形成的秩序不能还原为世界市场的自发协调,也不能继续完全按照主权国家之间的传统国际法理解;他们通过联合国的过渡性结构、超国家法权、正义战争、例外状态与警察式干预,论证一种没有统一世界政府却具有主权功能的「帝国」正在形成。《帝国》保留了「主权」的最终秩序功能,但主张它可能由国家与超国家机构组成的复合结构承担。分散的全球治理正在越过协调与合作,开始规定国家自身行动的有效边界,并以普遍价值为名实施例外性强制。
史料札记: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体系、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用于追踪主权国家体系内部不断出现的超国家秩序要求;凯尔森、佐洛、博比奥、福尔克分别把这一要求推向世界法、世界政府、全球市民社会或全球警察问题。本节关于「国内类比」的注释连接了霍布斯式最高权威与洛克式制衡传统,而沃勒斯坦、阿里吉、阿明则迫使作者回答: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世界性的,为什么当下仍构成主权形式的断裂。罗马帝国史、中世纪帝国史与正义战争文献被用来提取「法—普遍伦理—强制」结合的形式模型。两处自引尤其关键:《制宪权力》说明冲突如何召唤并扩张权威,《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则把国内行政法的危机治理同超国家法连接起来。

2026年8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娜·斯波利亚里茨(Mirjana Spoljaric)再次要求各国尽快为自主武器系统(autonomous weapon systems)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规则。国际人道法已经存在,但针对这类武器的专门约束尚未形成,围绕是否需要新的强制性国际法律框架,各国仍存在显著分歧。[1]
这条新闻并不只属于人工智能伦理。世界上没有一个高于所有国家的政府,那么谁能制定「全球规则」?如果部分国家拒绝,规则如何获得效力?一旦出现战争或紧急状态,又由谁判断什么行为是合法防卫、什么是侵略?新闻里频繁出现的「国际秩序」「国际法」「联合国」「人道干预」,都隐含着同一问题:
世界已经存在大量必须共同处理的关系,却没有一个经典国家意义上的世界主权者。
《帝国》第一节所谓「世界秩序」(world order),就是从这个矛盾进入。
哈特与奈格里把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首先界定为一种「法权构造」(juridical formation)。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比资本、军事或技术更根本,而是因为法律提供了一个可观察的入口:当经济和社会关系跨越国家边界,规范的适用范围、最终裁决位置以及强制取得公共资格的方式也必须被重新安排。法权变化因此是分析指标,作者真正要诊断的是全球权力的物质构成。
世界市场不能自行产生世界秩序
资本扩张与「和平秩序」都离不开组织强制的政治形式。《帝国》首先排除了两种看似相反的解释:
1.把全球秩序理解成世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然协调的结果;
2.假定存在一个早已完成的单一中心,按照统一计划操纵世界。
前者解释不了规范和强制的来源,后者又把需要解释的全球权力当成已经存在的前提。
「世界市场」能够连接生产、金融与交换,却不能仅凭交换关系决定契约何时有效、冲突由谁裁决、何种强制具有公共资格。问题因此必须从「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全球化」推进到「全球关系靠什么成为秩序」。资本主义长期具有世界市场结构,并不能自动推出组织这一世界市场的政治-法权形式始终不变。[2]
哈特与奈格里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维也纳会议、国际联盟与联合国放在一起讨论,尝试追踪一个反复出现的矛盾:国家被承认为主权主体,但国家之间的战争、贸易和条约又不断要求某种超出单一国家意志的共同规范。[3]
今天的联合国仍以国家主权平等为前提,《宪章》也来自国家之间的条约,但集体安全、安理会决议以及其他共同规范又产生了不能还原为任一国家国内法的效力。由此,问题从「国家如何合作」转成了:
超国家规范如何能够约束国家?
汉斯·凯尔森(Hans Kelsen)很早就把国际法设想为各国内法秩序的最高规范来源,并试图以世界性的法律共同体克服国家主权之间的冲突。这位奥地利法学家抓住了真正的问题:如果社会关系已经全球化,就会出现与之相称的最高法权来源。但他的纯粹法理论把规范的有效性与组织它的物质力量分开了。于是,《帝国》继承了他的提问并向前推进:
谁让最高规范真正生效?[4]
于是,在这幅国际法思想史的巨幕里,达尼洛·佐洛(Danilo Zolo)紧随凯尔森出现。佐洛对世界政府和普遍司法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在权力极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所谓共同价值可能成为少数强国定义全球和平的语言。哈特与奈格里命名的「帝国」,正是在凯尔森与佐洛之间产生:一种全球主权正在形成,但它在力量使用方面并非中性。[5]
但是,当「帝国」被看作一种「全球主权」时,我们首先需要追问:
「主权」概念为什么可以是全球性的?
主权:确定最终秩序的功能位置
如果把「主权」(sovereignty)定义为「一个政府对一片领土拥有最高统治权」,那么《帝国》的论点的确很难成立:世界上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何来的「全球主权」?
当《帝国》继续使用「主权」(sovereignty)这个词,有一个容易被当代读者忽略的问题。主权最初并不等于「民族国家拥有独立自主权」,而是用于处理「最终权威」问题:在一个政治秩序中,是否存在某个权威,其公共决定不需要另一个更高的同类世俗权威的批准。让·博丹(Jean Bodin)已经把这种主权同日常「政府」活动区分开,霍布斯又借「授权」(authorization)与「代表」(representation)说明,众多个体如何形成能够统一行动的国家人格。卢梭则把主权限定为人民整体的一般立法,而把具体行政留给政府。因此,主权是确立最终秩序的功能位置,但拥有最终权威,不等于每天实际治理。[6]
主权 = 一个政治秩序中不再服从更高同类政治权威的最终权限
「主权」后来与民族国家的重合,是欧洲历史过程的结果。最高权威先被固定在边界明确的领土国家:向内,国家排除与自己并列的最终政治权威;向外,它又被其他同类单位承认为不受对方最高权威支配的独立行动者。于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产生了「国内等级/国际无政府」两个面向。「人民主权」与「民族主义」进一步把「谁拥有主权」同「谁构成这个国家」连接起来,权威、领土、人口、民族和外部承认逐渐被构造为国际关系理论所熟悉的「主权民族国家」。[7]
现代国家主权 = 最终权威 + 领土国家 + 外部承认
民族国家主权 = 现代国家主权 + 人民/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
《帝国》的概念操作,是把「最终权威」同这一历史形成的载体再次分开。哈特与奈格里并不认为全球化使主权消失,他们提出的是「主权采取一种新形式」:国家仍然存在,但规范生产、危机处置和强制越来越由国家、国际组织、超国家机构以及其他跨国力量共同完成。因此,他们保留主权所指向的「最终秩序功能」,却不再预设这种功能必须集中于单一民族国家。[8][9]
若某种跨国复合结构能够规定共同秩序的最终边界、判定例外并组织强制 ⇒ 它具有主权性质
这里还必须区分「主权」「合法性」(legitimacy)和「法律效力」(legal validity)。主权回答权威结构中的最终决定资格;合法性回答某个权威或决定为什么应被承认、接受或服从;法律效力则回答某项规范是否依照特定法律体系认可的规则构成有效法律。国际机构可以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明确法律权限而不因此成为主权者,主权国家也可能陷入严重合法性危机。[10]
这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不是同一个命题。治理可以只是协调、谈判和相互约束,《帝国》的主张更强,它要求说明某些机制已经能够规定国家自身行动的有效条件。本文据此把后文反复出现的三个问题重构为检验「帝国主权」的指标:
规范能否取得高于单一国家意志的效力?
谁能判定何种局势需要例外处置?
谁能把这种判断转化为强制?
方法:超国家类比
传统国际秩序方案常采用「国内类比」(domestic analogy):既然个人可以通过建立国家结束自然状态,国家是否也能建立更高权威结束国际无政府?《帝国》把它重构为两条路线:
1.霍布斯式方案:将权威诉诸一个拥有最终强制力的「第三者」;
2.洛克式方案:将权威建立在全球市民社会、制度网络和相互制衡上。
两者立场不同,却都以既成国家结构作为世界秩序的模型。[11]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冷战后的变化无法被这两种方案解释。世界并没有形成统一国家,却已经出现大量跨越国界的规则、干预和治理。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 Rosenau)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因此具有更强的解释力:统一政府并不是产生稳定规则和协调效果的必要条件。[12]
但「没有政府也可以治理」仍不足以证明「全球治理已经构成全球主权」。《帝国》于是把观察方向倒转为「超国家类比」(supranational analogy):不再从成熟国家出发推测世界应该复制怎样的全球政府,而是观察超国家法权实际上如何运作,再看同类机制如何进入各国内部。《帝国》抓住的对应关系并非机构同构,而是国内法与超国家法都越来越在「危机地形」上依靠程序、预防和针对具体局势的处置来生产规范、制裁与镇压。
例外:在危机中识别主权
没有世界政府时,如何识别已经存在且足以被维护和恢复的「共同秩序」?
哈特与奈格里借用了两组理论资源。卢曼的系统理论提供功能整合的想象:异质行动者不必服从单一中心,也可以通过持续的相互关联形成总体系统。罗尔斯及其国际主义改造则提供了规范维度,使这种系统关系能够围绕「和平」「均衡」「冲突终止」等共同秩序目标来描述。但是,这里的「卢曼+罗尔斯」只解释了无统一世界政府时总体秩序如何可能,并不能自行推出帝国主权。[12]
到这里得到的还只是一个「无世界政府但有全球秩序」的模型。《帝国》随后才作出自己的关键推进:一旦不同国家和机构已经被理解为同一全球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容易被重新定义为系统内部需要解决的「危机」。危机首先迫使更多行动者进入共同协调,使体系进一步整合。当协调不足以恢复秩序时,进一步出现了谁能够作出具有整体效力的裁决并组织干预的问题。
对《帝国》来说,这种作出裁决的权威并非事先完整存在,而是在一次次危机-协调-干预中被实际构成出来。这一步必须回到奈格里自己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和「制宪权力」(constituent power)理论,它强调政治形式并非先验地覆盖社会,而是在冲突和力量运动中形成。《帝国》把这一方向拓展到全球尺度:冲突制造了共同裁决的需求,干预则让权威取得实际效果,成功的干预又扩大了以后可以纳入共同处置的范围。[13]
冲突 → 共同裁决需求 → 干预 → 权威取得实效 → 可干预范围扩大
但这也只能解释权威如何增长,还不能识别它何时具有主权意义。于是,哈特与奈格里引入了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例外」(exception)。
一般规则无法预先规定所有危机,因而真正暴露最终权威的,是谁能够判定某一局势已经不能依靠常规规则处理,并决定处置手段。施米特据此识别主权者。哈特与奈格里的关键位移在于:他们不再要求这种能力集中于一个人格化的世界主权者,而认为「认定例外」与「调动力量」可以分布在多层机构之间。[14]
由此,国内法与超国家法的对应点不再是机构同构,而是危机治理的方式。
当新的全球结构在规则无法自动解决冲突时,表现出具有整体效力的最终处置能力,它才具有哈特与奈格里所要论证的主权性质。例外、干预与警察权力由此成为检验「全球主权是否形成」的经验位置。
正义战争:强制的伦理基础
前面的分析最多证明全球规则和治理机制可能超出国家,还没有说明一种超国家权力以强制维护这些规则的正当性来源。
《帝国》因此转向古罗马和中世纪帝国传统。哈特与奈格里从传统帝国中抽取出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结构:普遍法权、普遍伦理与强制属于同一个秩序。帝国不仅宣称自己的法律覆盖整个文明空间,也把自己的秩序规定为和平与正义本身。因此,对外部「蛮族」或内部「反叛者」的武力,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对另一个政治共同体使用暴力,而可以被表述为普遍秩序对其破坏者实施的强制。[15]
欧洲现代性把这个统一结构分成了两条不同的普遍化路线。格劳秀斯和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所代表的国际法路线,将「如何建立共同法权秩序」的问题保留了下来,却把这种秩序安置在彼此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国际秩序主要通过条约和契约形成,而不存在一个以普遍伦理名义统治所有国家的共同主权者。
圣皮埃尔神父(Abbé de Saint-Pierre)与康德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则保留了另一层普遍性:现存国家间秩序必须接受一种面向整个人类的和平与正义标准的批判。但这种普遍伦理首先表现为规范现实法的理想,而不是一个已经拥有全球强制力的政治权威。现代性的结构因此可以表示为「国家间的实际法权秩序/超越它的普遍伦理理想」彼此分离。
哈特与奈格里所谓帝国形式的「重新出现」,指的正是这两条普遍化路线开始重新进入同一个权力机制:冷战后的某些超国家干预不再只以主权国家之间已经订立的协议为依据,而开始以「国际社会」「和平」「正义」「人权」等普遍价值识别某行动主体对共同秩序的威胁,并据此为强制取得资格。于是,普遍伦理从国际法的外部批判尺度转化为现实干预的正当化依据,强制则被重新表述为维护普遍法权秩序的行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义战争」(bellum justum)成为《帝国》认为「法、伦理与强制」重新结合的第一个征候。
海湾战争因此成为理解「正义战争」复活的关键案例。这场战争导致的变化,并非战争突然有了伦理理由,而是战争的法权身份:军事行动被重述为共同秩序的执法行为,对手因此不再只是另一个交战政治主体,而是被重新规定为破坏公共秩序的对象。战争因而趋近「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16][17]
危机:帝国在未完成中扩张
《帝国》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更强的命题:全球权威不仅在危机中逐渐形成,它在每一次具体运作中还必须被当作「已经存在」。一项干预若要被理解为共同秩序的执法,而不是某个国家单方面使用力量,就必须预先假定两个条件:
1.存在一个高于个别行动者的共同秩序;
2.存在某种有资格代表这一秩序行动的权威。
因此,帝国的权力具有一种特殊的时间结构:它在制度上尚未完全构成,却在每一次规制和干预中被预设为已经成立。哈特与奈格里所谓「权力的名义与行使不可分割」,正是指行动本身已经包含对自身权威资格的预设。[18]
这里的「预设」是法权意义的前提,并非说帝国已经作为完整世界国家建成。现实覆盖与总体权威之间的脱节反而会被转化为继续整合的任务:帝国并非先完成制度建构再开始统治,统治行为本身就是其宪制化过程。
《帝国》随后把「普遍价值为干预提供正当性」进一步推进为「具体的普遍者」(concrete universal)的问题。过去,普遍价值必须经过某个特殊共同体的中介才能取得现实形式:个人首先作为某个国家的公民、某个民族或地方共同体的成员,在本国的法律、制度和伦理传统中理解「何为正义」「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同一个普遍价值可以在不同政治共同体中获得不同的制度表达。这种结构被称为「普遍者的地方性中介」。
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帝国正在削弱这个中间环节的封闭性。超国家法、干预权和全球性的「和平」「正义」「人权」话语,使一个国家不能再完全依靠自身内部的价值体系决定其行为是否正当,个人的公民身份和伦理责任也越来越被放到一个超出本国的世界政治框架中衡量。因此,普遍价值不再仅仅作为高于现实的抽象理想存在,而开始在现实的全球政治-法权框架中获得共同尺度,并直接进入对国家和个人行为的判断。[19]
当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都越来越被放到同一个世界性尺度上,面对「正义」「和平」与「责任」问题,《帝国》就提出了它的最终问题:
谁有能力把自己关于正义与和平的判断确立为整个世界政治空间的共同尺度,并使这一尺度产生现实的法权和强制后果?
因此,谁能界定紧急状态、定义普遍价值,不同国家、资本和制度之间的冲突为何持续存在,这些问题使帝国主权必须不断通过危机证明自身。也正因如此,《帝国》借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以及古典「腐败」(corruption)理论,在帝国刚刚出现时就讨论它的衰败:危机既是帝国生产权威的机制,也会不断暴露其正当性与统一性的裂缝。[20]
本节最后以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部形成另一种主体性作类比,预告全书后面的政治问题。如果帝国已经把生产、法律和强制组织到全球尺度,反抗就不能预设一个天然存在于帝国外部的地方共同体,而必须在同一全球关系内部形成能够与帝国处于相同尺度的制宪力量。这里还没有完整的「诸众」(multitude)理论,却已经规定了它要回答的难题。
奈格里 哈特|《帝国》序言 谁在统治全球化?|主权|诸众|反帝国的解放政治
注释
[1] 参见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UnitedNationsOfficeatGeneva), 《联合国秘书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再次呼吁制定自主武器系统规则》(“RenewedCallfromtheUnitedNationsSecretary-GeneralandthePresidentofthe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RedCrosstoAdoptRulesonAutonomousWeaponSystems”), 25 August 2026;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tteeoftheRedCross), 同题联合声明,25 August 2026。
[2] 原书注释13直接引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世界经济的事务」,并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1979)和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ModernWorld-System)说明:若把二十世纪末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第一次越出民族边界,就误认了资本主义的长时段结构;同一注释又引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的《漫长的20世纪》(TheLongTwentiethCentury)(1994),把美国霸权、金融化和资本主义中心转换放入「体系性积累周期」中。原书注释14引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的《混乱帝国》(EmpireofChaos)(1991/1992),代表另一条连续性判断:中心—外围关系和国家间帝国主义支配并未消失。哈特与奈格里并不否认这些连续性。他们的反命题是,资本主义长期具有世界市场结构,不能推出组织世界资本主义的主权形式始终相同。原文更强地声称,过去多个帝国主义强权之间的竞争正在「若干重要方面」被一种单一权力观念过度决定,各强权被重新排列于一种「后殖民、后帝国主义」的共同法权秩序。因此真正的分歧并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长期具有世界性,而在于这种世界性是否始终由同一种主权形式组织。后来的批评集中检验的,正是《帝国》关于主权形式发生断裂的命题是否得到充分证明。阿里吉在《帝国的谱系》(“LineagesofEmpire”)中没有简单否定新的世界权力形式,反而强调长周期比较能够识别真正断裂;他的批评是《帝国》对空间「平滑化」、南北差距、劳动力流动等经验判断证据不足,也过快宣布了范式转换。利奥·帕尼奇(LeoPanitch)与萨姆·金丁(SamGindin)同样反对把当代资本主义还原为旧式列强争霸,却把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组织中心放在美国国家及其「非正式帝国」中,而不是去中心化的「帝国」。艾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MeiksinsWood)则强调,资本越依靠市场关系实现全球占有,越需要复数领土国家维护产权、劳动纪律与日常政治秩序。争论因此不是「国家是否还存在」,而是何种政治—法权结构在最高层次上组织全球资本主义。ImmanuelWallerstein,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79, p. 19;TheModernWorld-System, 3 vols., NewYork: AcademicPress, 1974–1988;GiovanniArrighi, TheLongTwentiethCentury, London: Verso, 1994;SamirAmin, EmpireofChaos, NewYork: MonthlyReviewPress, 1992;GiovanniArrighi, “LineagesofEmpire,” HistoricalMaterialism 10, no. 3 (2002): 3–16;LeoPanitchandSamGindin, “GlobalCapitalismandAmericanEmpire”, SocialistRegister 40 (2004): 1–42;EllenMeiksinsWood, Empireof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
[3] 原文并没有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设为现代主权国家体系唯一、明确的诞生时刻,而是同时列出拿破仑战争、1815年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一战与国际联盟。其注释把利奥·格罗斯(LeoGross)关于威斯特伐利亚的经典解释与达尼洛·佐洛(DaniloZolo)从维也纳体系追溯世界秩序计划的观点并列。因而这里更适合称为「问题谱系」:国家体系在形成过程中不断制造超国家和平安排和法权协调的需求。后来的国际关系史已经系统批评「威斯特伐利亚神话」,指出1648年没有一次性创造现代主权。参见格罗斯,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1948》(“ThePeaceofWestphalia, 1648–1948”),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42, no. 1 (1948): 20–41;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 《国内类比与世界秩序方案》(TheDomesticAnalogyandWorldOrderProposal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89;佐洛, 《世界城邦:世界政府的前景》(Cosmopolis: ProspectsforWorldGovernment), Cambridge: Polity, 1997;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Osiander), 《主权、国际关系与威斯特伐利亚神话》(“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Relations, andtheWestphalianMyth”),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55, no. 2 (2001): 251–287。Osiander发表于《帝国》之后,此处只用来校正历史叙述。
[4] 汉斯·凯尔森(HansKelsen)在《主权问题与国际法理论》(DasProblemderSouveränitätunddieTheoriedesVölkerrechts)(1920)中以一元论方式把国际法置于国家法之上,反对把国家主权设想为不受更高规范约束的封闭实体。需要区分三个层次。第一,基础规范(Grundnorm)是法律体系有效性的最终逻辑预设,不能等同于联合国。第二,凯尔森确实主张国际法优位,并把更集中化的世界法律秩序同和平问题联系起来。第三,《帝国》把「规范何以有效」重新转译为「什么政治和物质力量能够组织规范」的问题,这已经越出纯粹法理论。参见凯尔森, 主权问题与国际法理论, Tübingen: Mohr, 1920;《通过法律实现和平》(PeacethroughLaw), ChapelHill: 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 1944;《联合国法》(TheLawoftheUnitedNations), NewYork: Praeger, 1950;《国际法原理》(PrinciplesofInternationalLaw), NewYork: Rinehart, 1952。
[5] 《帝国》明确说其分析「在许多方面」遵循达尼洛·佐洛(DaniloZolo)的《世界城邦》(Cosmopolis),但二者不能合并。佐洛担忧世界政府和普遍司法在全球权力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产生集中化、缺乏民主控制的权威,并把「和平」「人权」与「秩序」变成强国的普遍主义语言。哈特与奈格里继承这种全球警察化的警惕,却进一步主张,这不只是某种世界主义方案被误用,而可能已经成为新主权结构的生成机制。参见佐洛, 《世界城邦:世界政府的前景》;另见其出版于《帝国》之后的 《诉诸人道:战争、法律与全球秩序》(InvokingHumanity: War, LawandGlobalOrder), London: Continuum, 2002,用于确认其后来对「人道战争」和全球警察的批评方向。
[6] 这里不把现代主权理论写成Bodin—Hobbes—Rousseau—Schmitt逐步趋于同一定义的线性史。让·博丹(JeanBodin)在《国家六论》(LesSixlivresdelaRépublique, 1576)把主权界定为共和国中「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但「绝对」主要指它不是由另一人间政治权威授予、可以随时撤回的临时权限,博丹仍承认神法、自然法和若干基本法约束。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和索菲·尼科尔斯(SophieNicholls)重构认为,是博丹已经把sovereignty与government/administration区分开来:掌握极大行政权的官员如果权力是限时、受委托或可被撤回的,仍不因此成为主权者。塔克据此说,博丹把sovereignty从governmentalpower的实际运行中「撬开」。霍布斯面对的下一层问题,是一个由众多个体组成的共同体如何成为可以统一行动的政治人格。昆汀·斯金纳(QuentinSkinner)指出,在《利维坦》中,众人彼此订约并授权一个人或会议代表共同体,这一授权一方面使众人形成国家(commonwealth/state)这一人工人格,另一方面产生承担国家人格的sovereignrepresentative。严格说,国家是被代表的公共人格,主权者是代表它行动的人或会议;臣民在霍布斯的技术语言中被称为公共行动的authors,是因为他们通过原初授权承认这些代表行动可以归属于共同体,并不是说他们逐项亲自作出公共决定。卢梭继承「主权/政府」的区分,却把主权限定为人民整体通过「公意」(generalwill)进行的一般立法,把具体行政交给政府,从而进一步区分「最终立法资格」与「日常治理」;他甚至把宣战、媾和归入具体执行而非主权立法。施米特的「决定例外者即主权者」属于另一问题:它用规则无法自行决定其适用条件的极端情形来辨认最终权威,不能反过来充当全部近代主权理论的共同定义。参见理查德·塔克(RichardTuck), 《沉睡的主权者:现代民主的发明》(TheSleepingSovereign: TheInventionofModern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16, chs. 1–3;索菲·尼科尔斯(SophieNicholls), 《让·博丹〈国家六论〉(1576)中的主权与政府》(“SovereigntyandGovernmentinJeanBodin ’sSixLivresdelaRépublique (1576)”),JournaloftheHistoryofIdeas 80, no. 1 (2019): 47–66;昆汀·斯金纳(QuentinSkinner), 《霍布斯与国家的纯粹人工人格》(“HobbesandthePurelyArtificialPersonoftheState”), JournalofPoliticalPhilosophy 7, no. 1 (1999): 1–29;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 《政治的神学》(PoliticalTheology), 1922。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Malcolm)还提醒,把霍布斯直接等同于后来现实主义的「国际自然状态」过于简单:霍布斯仍承认自然法、条约、联盟和若干国家间法权实践。参见诺埃尔·马尔科姆(NoelMalcolm), 《霍布斯的国际关系理论》(“Hobbes’sTheor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AspectsofHobbes,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02, 432–456。
[7] 「主权」与「国家主权」「民族国家主权」不能视为同义词。约翰·杰拉德·拉吉(JohnGerardRuggie)在《世界政治中的连续性与转型:走向一种新现实主义综合》(ContinuityandTransformationintheWorldPolity)中区分主权的内部与外部面向:博丹首先处理中央权威相对于国内竞争权威的正当化;当彼此排他的政治单位形成国家体系以后,主权又成为这些单位相互承认其独立资格的原则。延斯·巴特尔松(JensBartelson)进一步指出,主权同时规定什么被理解为国家内部、什么被理解为其外部,是连接「国内等级/国际无政府」的概念条件:一个主权单位在内部排除与之并列的最终政治权威,而多个彼此承认的主权单位之间又不存在共同的最高政府。托马斯·J.·比尔斯特克(ThomasJ.Biersteker)和辛西娅·韦伯(CynthiaWeber)则把现代国家主权理解为权威、领土、人口(人民 / 民族)和国际承认在国家这一位置上的历史性结合,并批评新现实主义把这些因素压缩成一个不再需要解释的「主权国家」行动者。民族国家是进一步的叠合。巴特尔松在讨论现代性时指出,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te)逐渐同民族国家(nation)这一文化—语言共同体认同起来,国际利益/国际意志等范畴为国家和民族提供政治连接。人民主权、民族主义、大众政治、行政和公民身份又加固这种结合。因此本文使用「民族国家主权」只指主权、领土国家、人民/民族和国际承认高度重合后的现代形式,不把它倒投到博丹、霍布斯时代。参见 约翰·杰拉德·拉吉(JohnGerardRuggie), 《世界政治中的连续性与转型:走向一种新现实主义综合》(“ContinuityandTransformationintheWorldPolity: TowardaNeorealistSynthesis”), WorldPolitics 35, no. 2 (1983): 261–285;Ruggie, 《领土性及其超越:国际关系中的现代性问题化》(“TerritorialityandBeyond: ProblematizingModernit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47, no. 1 (1993): 139–174;延斯·巴特尔松(JensBartelson), 《主权的谱系》(AGenealogyof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5, 尤其ch. 6;托马斯·J.·比尔斯特克(ThomasJ.Biersteker)与辛西娅·韦伯(CynthiaWeber), eds., 《作为社会建构的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asSocialConstruct),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6, pp. 1–21。
[8] 《帝国》序言明确反对把全球化理解为政治主权单纯衰退,提出其基本假说:主权「采取一种新形式」,由一系列国家性与超国家性机构在共同统治逻辑中组成;帝国正是这一新的全球主权形式。因此「主权」不能简单改写成「影响力」或「治理网络」,否则作者就没有必要坚持这一概念。本文把其最小理论承诺重构为:若某种跨国结构能够规定公共秩序的最终有效边界,并在危机中组织最终处置,它才有资格被称为主权形式;「规范效力—例外判断—强制部署」只是检验原文后续材料的分析指标,并非声称哈特与奈格里在1.1节给出过三项式定义。
[9] 「混合宪制」是哈特与奈格里在2019年回顾《帝国》时对原命题的进一步限定,不宜反投为2000年1.1节已经完成的概念。其意义在于:全球治理层既不要求一个统一全球国家,也不意味着民族国家成为无关紧要的残余,而是由国家政府、国际法、超国家机构、资本网络、特别经济区等异质机制共同组成。这个后来的限定有助于消除「民族国家已经消失」的误读,却没有自动解决更困难的问题:若不存在一个可以识别的最终决策中心,复合结构为何仍然具有主权而不只是治理?让·L.·科恩(JeanL.Cohen)正从这里提出反驳:重叠管辖、跨国规范和制度合作可以强化国际法,却不必推出一个新的最高「帝国」主权者(Empiresovereign);国家接受国际约束也不等于它们已经把主权转让给同一个全球中心。参见哈特与奈格里, 《〈帝国〉二十年后》(“Empire, TwentyYearsOn”), NewLeftReview 120 (2019): 67–92;让·L.·科恩(JeanL.Cohen), 《谁的主权?帝国与国际法》(“WhoseSovereignty? EmpireVersusInternationalLaw”),Ethics & InternationalAffairs 18, no. 3 (2004): 1–24。
[10]sovereignty、legitimacy和legalvalidity需要严格分开。本文把sovereignty用于描述一套政治权威关系中的最高/最终地位:一个权威在该秩序内是否仍须服从另一个更高的同类政治权威。Legitimacy讨论这种权威、规则或决定为什么具有值得承认、接受或服从的正当资格;它可能诉诸授权、民主程序、公平、共同价值或绩效。Legalvalidity则是第三个问题:某项规范是否按照特定法律体系承认的产生规则构成有效法律。三者可能相互支持,但不能互换。拉吉曾把modernsovereignty称为后中世纪国际体系特有的「principleoflegitimacy」,意思是主权原则为彼此独立的领土政治单位提供正当的成员资格和管辖结构,并非说sovereignty与legitimacy是同义词。艾布拉姆·蔡斯(AbramChayes)与安东尼娅·汉德勒·蔡斯(AntoniaHandlerChayes)讨论国际条约遵从时进一步说明,在不存在被普遍承认的层级最高国际政府时,国际规则仍可以通过国家同意、参与、程序、信息披露、审查和规范压力获得高度遵从。这恰好证明「有规范效力/有合法性」不能自动推出「有全球主权者」。参见艾布拉姆·蔡斯与安东尼娅·汉德勒·蔡斯, 《新主权:对国际规制协议的遵从》(TheNewSovereignty: CompliancewithInternationalRegulatoryAgreements),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95;托马斯·M.·弗兰克(ThomasM.Franck), 《国家间合法性的力量》(ThePowerofLegitimacyamongNations),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 1990;BierstekerandWeber, 《作为社会建构的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asSocialConstruct)。
[11] 「国内类比」不是哈特与奈格里自造的术语。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和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都讨论过把国内政治中「个人—国家」的秩序生成逻辑类推到国家间关系的传统。《帝国》把两条路线重构成「霍布斯式」和「洛克式」:前者强调一个能够结束无政府状态的最终强制者,对话对象主要包括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关于「缺席的第三者」的讨论;后者强调制衡网络、全球市民社会和跨国民主,主要对应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Falk)、格伦维尔·克拉克(GrenvilleClark)、路易斯·B.·索恩(LouisB.Sohn)等世界秩序改革传统。参见赫德利·布尔(HedleyBull), 《无政府社会》(TheAnarchical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 《国内类比与世界秩序方案》(TheDomesticAnalogyandWorldOrderProposals);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 《缺席的第三者》(Ilterzoassente), Turin: Sonda, 1989;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Falk), 《世界秩序的承诺》(ThePromiseofWorldOrder), Philadelphia: TempleUniversityPress, 1987;格伦维尔·克拉克(GrenvilleClark)与路易斯·B.·索恩(LouisB.Sohn), 《通过世界法实现世界和平》(WorldPeacethroughWorldLaw),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 1958。
[12] 「没有政府的治理」由詹姆斯·N.·罗西瑙(JamesN.Rosenau)在其与恩斯特-奥托·岑皮尔(Ernst-OttoCzempiel)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1992)中系统阐述,含义是稳定规则、协调和政策效果并不必然要求统一政府。哈特与奈格里又以「Luhmann+Rawls」作为高度压缩的思想简写:卢曼式系统论帮助想象功能分化的行动者如何通过系统关系被整合,罗尔斯式规范理论则为共同正义和秩序价值提供一个维度;原书注释实际主要通过冈瑟·托伊布纳(GuntherTeubner)和查尔斯·贝茨(CharlesBeitz)进入这两条传统。作者随后列举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契约论、制度现实主义、形式主义和系统主义,认为它们分别抓住强力、和平价值、共识、制度形成、逻辑结构或功能整合的一面,却没有任何一种单独足以描述正在形成的超国家权威。参见 詹姆斯·N.·罗西瑙(JamesN.Rosenau)与恩斯特-奥托·岑皮尔(Ernst-OttoCzempiel), eds., 《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2;CharlesR.Beitz, 《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PoliticalThe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1979;冈瑟·托伊布纳(GuntherTeubner)与阿尔贝托·费布拉约(AlbertoFebbrajo), eds., 《作为自创生系统的国家、法律与经济》(State, Law, andEconomyasAutopoieticSystems), Milan: Giuffrè, 1992。
[13] 原书注释24直接引用奈格里自己的《起义:制宪权力与现代国家》(Insurgencies: ConstituentPowerandtheModernState)第75—96页,因此马基雅维利在这里不是一般性的共和主义背景。奈格里把马基雅维利视为「制宪权力」问题的关键节点:政治形式不由一个超越社会的规范中心一次性建立,而在冲突、偶然性和持续创新中形成。移入《帝国》以后,全球权威也被描述成反应性生成:先有冲突和力量运动,随后才有试图吸纳并组织它们的统治结构。这一因果方向同意大利工人主义/自治主义「斗争先于资本重组」的理论传统相通,但1.1节并未完整证明阶级斗争如何具体创造帝国,因此不能直接理解为「诸众创造帝国」。参见 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 《起义:制宪权力与现代国家》(Insurgencies: ConstituentPowerandtheModernSta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999。
[14] 原书注释26特别指出,国际主义论争通常更多引用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的《大地的法》(TheNomosoftheEarth),而作者认为这里更关键的是《宪法理论》(ConstitutionalTheory)以及施米特关于政治概念和法生产的论述。这表明他们借用施米特的主要功能,是通过「例外」识别法律秩序中不能由一般规范自动完成的决定。经典施米特问题仍假定可以识别「谁决定例外」;《帝国》则把这一能力分散到多层制度,这正是概念上的跳跃。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GopalBalakrishnan)很早就指出,如果帝国真是一种法权,就必须继续回答「何种制宪权建立它、谁最终解释或暂停其法律」;科恩则警告,过度用例外解释国际秩序,会把国际法自身的独立约束力吞没。原书同一注释还引用哈特与奈格里的《狄俄尼索斯的劳动》(LaborofDionysus)第6、7章,把国内法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作为「超国家类比」的前提。参见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 《政治的神学》(PoliticalTheology), 1922;《宪法理论》(ConstitutionalTheory), 1928;《大地的法》(TheNomosoftheEarth), 1950;哈特与奈格里, 《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国家形式批判》(LaborofDionysus: ACritiqueoftheState-Form), Minneapolis: 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994;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GopalBalakrishnan), 《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HardtandNegri’sEmpire”), NewLeftReviewII/5 (2000): 142–148。
[15] 原书注释15—16列出加埃塔诺·德·桑克蒂斯(GaetanoDeSanctis)、赫尔曼·德绍(HermannDessau)、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MichaelRostovtzeff)、彼得罗·德·弗朗西斯奇(PietroDeFrancisci)、桑托·马扎里诺(SantoMazzarino)、约翰内斯·亚当·哈通(JohannesAdamHartung)、海因里希·丹嫩鲍尔(HeinrichDannenbauer)、乔治·德·拉加德(GeorgesdeLagarde)等大量罗马史和中世纪帝国史著作。但正文并未进行足以证明古代帝国与当代秩序制度同一性的细密历史比较,因此最稳妥的理解是「形式谱系」而非「历史复制」。
[16] 原书注释17—19有意并列政治判断并不一致的作者: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和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JeanBethkeElshtain)代表现代正义战争理论的重要讨论,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拉姆齐·克拉克(RamseyClark)、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则围绕1991年海湾战争给出不同判断。哈特与奈格里利用的不是这些作者的共同结论,而是「战争能否以普遍正义取得资格」重新成为公开争论的事实。技术上应区分jusadbellum(诉诸战争的合法条件)与jusinbello(战争实施规则),《帝国》主要关心前者如何与全球执法想象结合。作者关于现代性曾经「清除」正义战争传统的说法也过强,更准确的表述是,现代国际体系越来越把战争资格从宗教—伦理的「正义事业」转向国家主权、战争法及后来《联合国宪章》的禁止使用武力体系。参见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 《正义与非正义战争》(JustandUnjustWars), NewYork: BasicBooks, 1977;琼·贝思克·埃尔什泰因(JeanBethkeElshtain), ed., 《正义战争理论》(JustWarTheory), Oxford: Blackwell, 1992;诺贝托·博比奥(NorbertoBobbio), 《一场正义的战争?论海湾冲突》(Unaguerragiusta? SulconflittodelGolfo), Venice: Marsilio, 1991。
[17] 「干预权」是原文最容易被误读成实定法陈述的部分。《联合国宪章》没有赋予支配性国家一般性的单边「人道干预权」,其基本框架仍是第2条第4款原则上禁止使用武力,主要例外包括安理会依第七章采取行动以及第51条自卫。20世纪90年代的人道干预、科索沃战争以及后来「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争论,正围绕国家同意、安理会授权、严重人道危机和单边武力的关系展开。原书注释列吉恩·莱昂斯(GeneLyons)与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Mastanduno)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BeyondWestphalia?)、阿诺德·坎特(ArnoldKanter)与林顿·布鲁克斯(LintonBrooks)编《后冷战世界中的美国干预政策》(U.S.InterventionPolicyforthePost-ColdWarWorld)、马里奥·贝塔蒂(MarioBettati)的《干预权》(Ledroitd’ingérence)等,反映的是90年代正在形成的争论场。因此,《帝国》这里更适合作为对正当化话语与实践趋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既成国际法规则的准确归纳。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CommissiononInterventionandStateSovereignty)在2001年提出的《保护的责任》(TheResponsibilitytoProtect)出版于《帝国》之后,可以用于说明这一争论后来如何制度化。
[18] 原文这里的论证比「危机产生权威」更复杂。哈特与奈格里说,新的秩序在其现实展开之前已经以法权形式被预设:「权力的名义与行使」在概念上不可分,而「建立体系的能力」被体系形成的现实过程预先设定。其含义不是经验上已经存在一个完成的世界国家,而是:一次干预若要以「共同秩序的行动」而不是某个特殊国家的私人行动出现,就必须预设存在一个总体秩序以及有资格代表它行动的权威。于是权威具有循环的时间结构:先作为行动资格被预设,再通过干预获得现实效力;现实与总体之间尚未重合的部分又被重新表述为继续整合的任务。换言之,共同秩序及其权威先作为行动资格被预设,行动者随后以这一秩序的名义实施干预;干预一旦取得实际效果,又会反过来使此前被预设的权威获得更强的现实性。
[19] 「具体的普遍者」(concreteuniversal)不能简化为「普遍价值终于被制度化」。原文更关心普遍价值与具体政治主体之间的中介关系。原文以「价值的家园」「庇护所」以及阻挡外部进入的「边界」正在消失来描述这一变化。其理论后果有两面:一方面,普遍价值能够超越国家内部标准批评暴力;另一方面,一旦某些机构有能力把自己对「和平」「正义」「人权」的解释转化为现实干预,这种普遍性又可能成为帝国权威的正当化资源。因而「具体」指普遍价值获得现实政治—法权载体,「普遍」则指国家边界不再被视为价值判断的最终边界。
[20] 原书最后同时调用孟德斯鸠、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让·埃拉尔(JeanEhrard)以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利比乌斯(Polybius)的政体腐败传统。这里至少有两个不同层次。政治—法权意义上的「腐败」指政体无法把异质力量稳定组织为共同形式;哈特与奈格里又把它推进到形而上学层面,指存在与本质、实效与价值无法最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