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生命政治生产|谁在生产我们的生活?|控制社会|活劳动
「正文约5900字」
「警察」表现为一种与司法、军队和国库并列、领导国家的行政机构。这固然不错。然而事实上,它囊括了其他一切。蒂尔凯说得很清楚:「它分支伸入人民的一切状况,伸入他们所做或着手的一切事情。它的领域包括司法、财政和军队。」警察包罗万象。 ——福柯
内容摘要:上一节已经用例外状态与警察权力描述帝国法权的形式,但这种法权形式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才能真正运转?哈特与奈格里的核心论点是,帝国的物质基础存在于「生命政治生产」之中。他们先借福柯、德勒兹的规训-控制转换说明权力如何进入整个社会生命,再通过马克思、德勒兹-瓜塔里与意大利工人主义重建生产的积极动力,最后说明跨国资本、传播与干预如何把社会生产组织成全球秩序。这里所发生的理论转换,是把「生命政治」从权力管理生命的问题,推进为生命本身如何生产秩序的问题。帝国因此形成于资本、传播、制度与强制共同组织社会生命的过程。作者同时借女性主义修正工人主义的知识主义倾向,并与阿甘本、世界体系理论、哈贝马斯及全球宪政主义形成隐含或直接的分歧。[1]
史料札记:本节大量关键论战藏在原书注释中。马克思关于「实际隶属」的分析、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总体化批判、福柯的生命权力、德勒兹-瓜塔里的欲望生产,以及意大利工人主义关于「一般智力」「大众智性」「非物质劳动」的讨论,共同构成作者重建「生产」概念的理论材料。斯皮瓦克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承担内部修正功能;德里达—本雅明—阿甘本、沃勒斯坦—阿里吉、哈贝马斯、福尔克与卡塞塞等,则构成作者有意拉开的竞争性解释路线。后半部分关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传播产业、NGO、军事干预与国际法院的材料主要作为总体诊断的实例,论证密度明显低于前半部分。因此,本节最强的是理论重构,最需要后来研究检验的,是「控制社会」「国家弱化」「非物质劳动霸权」与「人道主义组织的帝国功能」等史学判断。[2]

2022年6月,某村镇银行储户准备前往Z城,要求取回已经无法提现的存款。有人尚未进城,JKM却突然变红。后来官方调查确认,1317名储户被违规赋码。
四个月后,Z城富士康进入YQ闭环管理。工人住在厂区附近的宿舍,每天做完核酸检测,再被送往生产线。YQ进入厂区后,感染情况迟迟不透明,封闭管理中的生活与医疗保障又不断引发工人担忧。一些工人最终选择离开,拖着行李沿公路返乡。几天后,苹果公司宣布Z城工厂产能下降。[3]
同一座城市里,防疫系统曾经介入一场银行纠纷,改变储户的行动能力。到了富士康,另一种关系浮现出来。闭环生产把工厂的边界推到了宿舍。流水线能否继续运转,取决于工人是否留在指定居所、按时检测、沿固定路线进出厂区。生产开始直接以这些生活安排为前提。
二十多年前,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把问题推向了这里。他们使用的概念是「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 production)。
上一节讨论帝国法权时留下的难题正在这里显现:法律可以宣布什么具有正当性,却不能仅凭宣布让秩序运转。哈特与奈格里要寻找的是:帝国法权的物质条件。
什么样的社会机器已经把人口、生产、传播和强制连接起来,使帝国法权能在其中发生效力?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连续完成三次转换。
法权分析必须进入「权力如何作用于社会生命」;
生命权力又必须进入「谁在生产这种社会生命」;
生产理论随后还要解释,「分散的生产关系怎样获得全球性的组织能力与最终强制力」。
权力:从规训进入生命
帝国若要在没有统一世界政府的情况下维持秩序,权力就不能只依赖一个中心不断发出命令。相反,命令必须被嵌入主体生活的诸条件之中。《帝国》因此把「生命权力」(biopower)理解为一种直接处理「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权力:身体如何活动,人口如何被维持,需求如何形成,主体如何理解自身,都进入权力运作。换言之,帝国通过对弥散的主体生活条件的多元控制,维持了没有统一政府的秩序。
第一步来自福柯。监狱、学校、工厂和医院等「规训」(discipline)装置表明,现代权力并不只通过「法律」划定允许与禁止的边界,还把个人置入特定「空间」,通过训练、检查和正常化等机制持续塑造身体。但是,这里的权力虽然已经深入日常生活,其运作仍以一个重要条件为前提:个人被安置在相对封闭的制度场所中。

德勒兹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改变了这个条件。德勒兹把规训比作「模具」:学校、军营、工厂各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规则,个人从一个空间进入另一个空间,也就换了一套模具。不同机构之间虽然相互衔接,评价机制却仍依附于各自的制度边界。「控制」改变的是这种分段结构,它根据不断更新的信息,随时改变资格、信用与访问权限。
德勒兹用「电子卡」说明,同一张卡今天可以打开一道门,明天则可能被系统拒绝。人的正式身份没有改变,但系统改变了他此刻的行动边界。当人的位置、资格和行动机会能够被持续记录并随时调整以后,权力也就不必把个人固定在一个机构中,也能持续作用于他的行动。于是,社会不再只是由许多规训场所拼接起来,场所之间的移动本身也进入控制。例如在日常支付中,即使账户和身份没有改变,系统也会根据不断更新的交易数据调整额度、验证要求和交易权限。[4]

这使《帝国》得到一个关键推论:没有统一世界政府的秩序,也未必需要一个中心时刻发布命令。决定行动机会的条件只要能够在分散网络中持续调整,控制就可以随着人的活动发生。
但德勒兹解释的仍然是「权力如何运行」,或相对于「规训」来说,「权力的运行形式发生了什么变化」,但他同福柯一样,依旧没有回答「这种权力的运行形式为何在当代普遍化」。为了给德勒兹的权力史判断寻找物质基础,《帝国》认为,控制之所以能够从规训机构内部扩展到整个社会,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发生了改变:资本越来越不能只控制工厂里的劳动时段,而必须组织生产所依赖的整个社会合作过程。哈特与奈格里因此转向马克思有关「形式隶属」(formal subsumption)与「实际隶属」(real subsumption)的区分,为控制扩张寻找生产关系层面的对应过程。
| 比较维度 | 形式隶属 | 实际隶属 |
|---|---|---|
举例来说,一个原本独立织布的手工业者,被资本家雇佣以后,仍然使用原来的织布方法,只是产品和劳动过程现在服从资本,并且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取得更多剩余价值。这是「形式隶属」。后来资本家建立机器化纺织厂。工人不再按照原来的手工业方式织布,机器速度决定节奏,劳动被拆分,数百名工人在统一技术体系中协作。资本不只是取得了原有劳动过程,而是把劳动过程改造成适合自身增殖的形式。这就是「实际隶属」。
在《帝国》中,哈特与奈格里把马克思原本针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实际隶属」作了非常强的社会化扩展,它不再仅仅是「资本重新组织生产过程」,而是当生产越来越依赖知识、语言、交往和社会再生产时,资本需要重新组织的是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正因如此,当资本越来越深入社会生活,权力机制也越来越越出封闭机构,两种变化最终汇聚在「社会生命」这个共同场域。[5]
转折:作为对抗关系的资本
但到这里,社会生命仍然主要以「被包摄」和「被控制」的形式出现,
赖以组织和调节社会生命的知识、合作、语言和新的社会关系本身究竟从哪里产生?
如果这些能力也被解释为资本和权力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成为一个能够自行生产其全部社会条件的封闭体系。
历史经验并不支持这样强的判断。企业使用的劳动力并不是从厂门打开以后才开始形成。劳动者的语言能力、教育、身体维持和照护经历来自家庭、学校、公共制度以及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进入劳动过程以后,工人又会形成管理制度无法预先设计的经验知识与合作办法。资本主义的确会改造这些领域,但「受到资本主义塑造」与「由资本直接生产」并不是同一个判断。[6]
这个区分决定了如何理解「资本」本身。奈格里所属的工人主义传统把资本看成一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资本能够购买劳动力,重新组织合作,并把社会知识转化为增殖条件,这些活动都以某种已经能够劳动、交往和合作的社会能力为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也被完全归入资本自身,资本就不再需要依赖另一种生产力量,它反而成了社会创造力唯一的来源。
随之改变的还有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解释。工人主义从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开始,就试图倒转一种常见叙述:不能总是先写资本怎样革新技术和组织,再把工人的行动写成这些变化的结果;劳动者形成的新需要、拒绝和合作方式本身也会迫使资本调整管理与生产。[7] 这个命题要求至少把资本主义发展理解为关系双方相互作用的历史,而不是资本按照自身规律不断升级的单线过程。
于是,如果资本生产了它所利用的一切能力,「剥削」的含义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资本不再是在占有一种具有自身来源的生产能力,而更像是在管理自己创造出来的资源。劳动与资本之间仍可能存在收入和权力冲突,却很难再说明为什么「活劳动」构成一个不能还原为资本的生产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依赖劳动、又必须支配劳动的矛盾,就会被一个关于系统如何配置资源的理论取代。
奈格里的政治理论更无法承受这个结果。因为奈格里的整个理论工程,并不只是解释资本怎样统治,而是要解决一个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难题:在传统工业工人阶级不再能够自然承担「革命主体」位置之后,怎样仍然从资本主义自身的生产关系内部找到一种能够形成替代性政治秩序的力量。他后来所说的「诸众」(multitude)、「出走」(exodus)和「制宪权力」(constituent power),都需要一个共同前提:被资本组织的主体仍然能够产生资本没有预先规定的合作关系和政治形式。如果主体的欲望、知识和合作能力从一开始就只是权力装置的效果,那么抵抗即使仍然可能发生——例如福柯就并不认为权力生产主体意味着没有抵抗——但已经没有理由赋予活劳动特殊的政治地位,也无法从生产领域推出一种具有自主构成能力的政治主体,而必须从外部重新引入政治主体。[8]
因此,《帝国》追问「谁才是那个生命(bios)」,并不是要在资本主义之外寻找一块未经污染的生活。只有承认存在受到资本塑造,却不能被资本的增殖逻辑完全解释的生产能力,才能继续区分两个过程:「社会如何产生知识、关系与合作能力」,以及「资本如何把这些能力重新组织为价值生产」。也只有在这个区分建立以后,「生命政治生产」才能同时包含统治与对抗,而不会退化成一幅资本已经把整个社会彻底生产出来的总体化图景。
《帝国》因此强调,资本关系的一端始终存在着「生产性的生命」。于是,问题从「权力如何进入生命」转向「生命本身如何被社会生产」。这一步把他们再次带向德勒兹与瓜塔里,也重新带回奈格里自己的工人主义传统。
回到活劳动
哈特与奈格里对福柯的批评由此出现:福柯极大扩展了物质性分析,却没有提供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生产动力」。福柯刻意拒绝寻找统一历史主体。[9]
德勒兹与瓜塔里提供了中间桥梁。他们把欲望、主体和社会关系本身理解为「生产」,于是社会不再只是权力作用的对象,也具有不断产生新关系的能力。但这种生产力在他们那里主要表现为流动、生成和事件,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它还缺少足够明确的社会规定: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究竟哪些实践承担这种生产?
这正是工人主义重新进入论证的地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以及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等后工人主义者讨论的「大众智性」(mass intellectuality)和「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把这种抽象的社会生产力具体化为活劳动已经拥有的知识、语言和合作能力。资本能够组织这些能力并把它们纳入价值增殖,却不能把它们简单还原为机器和固定资本。[10]
以软件开发为例,整个生产过程不仅产生代码,团队讨论和知识共享也不断「生产」新的知识与协作关系。但这种对「社会关系本身具有生产性」的描述,还没有具体进入资本主义关系。为了确定这种生产的社会承担者和资本关系,必须追问:这些生产能力由谁掌握?又如何被企业转化为价值?工人主义正是在这里将德勒兹-瓜塔里所说的「社会生产」重新放回资本与活劳动的对抗关系中。
《帝国》又同时修正了自己的传统。如果「非物质劳动」最后只剩程序员、符号分析者和知识劳动者,所谓社会生产仍然遗漏大量身体劳动与再生产劳动。《帝国》在这里引入斯皮瓦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照护、身体与「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重新放进分析的中心。[10] 「生命政治生产」因此不能等同于知识经济,它指向更宽广的变化:生产越来越直接制造关系、能力、情感与主体,而维持生命的过程本身也进入价值生产。
到这一步,《帝国》才获得后半节所需的「社会身体」:它既受资本组织,又具有自己的合作能力。
既然生产已经扩展为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么全球秩序无需等到国家之间签署条约才开始形成,组织生产关系本身,就已经具有政治构成功能。「公司」和「传播」将这些分散的生产关系组织形成了全球秩序。
把生产网络变成政治秩序的魔法
跨国公司首先承担空间组织功能。投资、金融、货币、供应链和劳动力配置把不同地区接入同一生产网络。《帝国》因此认为,民族国家不再垄断全球空间的组织权,跨国资本能够直接安排资源、人口与生产环节。这里正是《帝国》与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及世界体系传统发生分叉的地方:后者更强调资本主义扩张、金融周期和霸权中心的历史连续性,哈特与奈格里则要证明全球生产网络已经造成一种新的权力构成。[11]
「传播」发挥了对政治秩序另一种构成功能。广告、媒体与通信技术使人们进入某种关系,也同时告诉人们如何理解这些关系。传播产业因此既参与生产,又生产这套秩序关于自身的说明。《帝国》在这里与哈贝马斯产生明显分歧:哈贝马斯坚持区分系统机制与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合理性,哈特与奈格里则更强调,交往已经直接进入资本生产,批判不能预先假定一个未被生产关系触及的传播空间或言论的公共领域。[12]
「公司」与「传播」解决了「没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秩序如何维持日常运转」的问题,却还没有回答主权最古老的问题:
发生冲突时,谁能作出最后决定?
于是《帝国》必须进入「干预」(intervention)。
人道主义的最后决定
《帝国》故意先写NGO,再写军队。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乐施会(Oxfam)、无国界医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等组织以普遍需要和人权语言使苦难获得跨国可见性。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这类「道德干预」即使违背参与者主观意图,也可能为进一步的警察或军事行动准备规范空间。《帝国》在这里直接介入1990年代左翼内部关于「全球市民社会」、联合国改革和国际司法的争论,尤其针对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与安东尼奥·卡塞塞(Antonio Cassese)等试图用国际法和全球公民社会限制国家权力的方案。[13]
这是《帝国》最有争议的判断:如果人权、传播、军事和司法已经处在同一个全球生命政治空间中,那么,军事行动就越来越可以被描述为维护共同秩序的「警察行动」,而不是两个彼此外在的主权单位间的传统战争。军队首先处理「事件」,法院随后确认责任和规则,于是例外状态不再只是法的短暂中止,也成为生产新秩序的程序。
但国家并没有像《帝国》所暗示的那样退出全球资本主义,NGO也不能被视为功能完全一致的帝国部件。二十多年后的研究已经反复修正这些命题。哈特本人后来也承认,全球生产网络与全球治理结构并不完全同步,当代战争重新显示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资本积累之间的强烈纠缠。[14] 但这并不取消本节提出的核心判断:主权未必需要每天以一个集中中心出现。
对于《帝国》的作者来说,日常生产、金融、传播和治理可以由不同网络分散承担,一旦临界事件出现,某些节点又能够调用军事、行政或司法能力作出最后的决定。这被称作「不连续主权」。「帝国」因此不是一个尚未建成的世界国家,而是一种在全球生产关系内部形成、又能够在必要时集中强制力的权力结构。
于是,经济生产与政治构成正在趋向重合。它们已经无法按照「先有经济基础、再有政治上层建筑」的顺序解释。生产网络会制造主体、等级和行动条件,政治权力又持续组织这些生产关系。二者相互嵌入,但不能因此被当成完全同一的过程。
奈格里 哈特|《帝国》序言|21世纪的宣言|诸众|反帝国的解放政治
奈格里 哈特|《帝国》1.1 世界秩序|没有世界政府,谁在统治世界?|主权的历史
注释
[1] 「生命政治生产」(biopoliticalproduction)不是福柯本人已经完成的概念,而是哈特与奈格里把福柯的生命权力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连接后的改写。福柯在《性史》第一卷,(1976)以及1970年代关于社会医学、人口和治理的讨论中,把身体与人口生命过程置于现代权力分析中心。《帝国》进一步要求解释:既然生命已经成为权力作用的场域,生命政治社会本身由什么力量生产?这一追问使作者与德里达—本雅明—阿甘本的另一条生命政治路线发生分叉。原书注释11承认乔治·阿甘本(GiorgioAgamben)《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Sacer: SovereignPowerandBareLife, 1995)的启发,却认为生命政治如果主要围绕主权如何把生命还原为「赤裸生命」展开,会弱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作者要求把bios理解为能够生产社会关系的生命。关于这一「生产主义」转向及其问题,参见 ThomasLemke, “BiopolitikimEmpire.DieImmanenzdesKapitalismusbeiMichaelHardtundAntonioNegri,” PROKLA 32, no. 4 (2002): 619–629;ThomasLemke, Biopolitics: AnAdvancedIntroduction (NewYork: NewYorkUniversityPress, 2011), esp.chap. 5。莱姆克的关键批评是:《帝国》试图以「内在性」取消权力/生命的外部对立,却又容易把生命预先规定为积极和创造性的力量,使「生产性的诸众/捕获性的帝国」重新形成二元结构。
[2] 本节原书注释不是普通补充书目,而构成作者的理论谱系。注释5把马克思「实际隶属」与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MarxbeyondMarx, 1979)连接起来;注释6—8把霍克海默、阿多诺的总体化批判同德勒兹—瓜塔里的复数性和福利国家批判并置;注释11引入德里达—本雅明—阿甘本的主权/生命路线;注释14借德勒兹1977年致福柯的「欲望与快感」说明积极生产问题;注释16—17集中列出保罗·维尔诺、克里斯蒂安·马拉齐、《未来以前》(Futurantérieur)、安德烈·高兹及斯皮瓦克,显示作者正在工人主义内部修正「一般智力/非物质劳动」;注释18直接批评拉吉、沃勒斯坦与阿里吉遮蔽生产主体性;注释19又以阿里吉为跨国公司历史连续性解释的代表;注释26—29处理哈贝马斯、全球文化和全球市民社会;注释30—34则围绕海湾战争、福尔克、卡塞塞、联合国改革、人权与国际法院展开。正文中福柯—德勒兹—马克思—工人主义—全球治理的推进,正是把这些散布于正文和注释的对话重新组织成一条连续问题链。
[3] 参见央视网,2022年6月22日;RyanWoo, “FearingCOVID, WorkersFleefromFoxconn’sVastChineseiPhonePlant,” Reuters, 31 October 2022;Apple, “UpdateonSupplyofiPhone 14 ProandiPhone 14 ProMax,” 6 November 2022。
[4] 「规训社会→控制社会」并非福柯本人明确提出的历史分期。《帝国》原注释1承认,它主要依据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福柯》(Foucault, 1986)及「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ontheSocietiesofControl,” 1990)。德勒兹对两种机制的区分比「围墙减少」更严格:规训机构像相互分开的「模具」(molds),个人从学校、军营到工厂不断进入新的封闭空间;控制则是连续变化的「调制」(modulation),依靠代码、密码和数据决定准入。德勒兹还把规训社会的「个人/群众」改写为控制社会中的「可分体」(dividuals)与数据、样本、市场,并转述瓜塔里关于电子卡的设想:同一张卡可以在某日或某时段允许通过,也可以被计算机拒绝,重要的不是一道固定屏障,而是后台对行动资格的持续调整。参见 GillesDeleuze, “PostscriptontheSocietiesofControl,” October 59 (Winter 1992): 3–7;英文又收入 Negotiations, 1972–1990, trans.MartinJoughin (NewYork: 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95), 177–182。把主权、规训、控制写成三个依次替代的时代会过度线性化福柯;福柯后期治理术研究显示主权、规训和安全机制可以并存并重新组合。参见 NikolasRose, PowersofFreedom: ReframingPolitical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999);Lemke, Biopolitics。因此正文讨论的是支配机制的战略重心变化,而不是规训机构消失。
[5]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未刊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ResultsoftheImmediateProcessofProduction”, 1863–1864)严格区分「形式隶属」与「实际隶属」。形式隶属首先改变的是劳动过程的社会支配关系:既有劳动方式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监督劳动并通过延长、强化劳动等方式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但劳动过程的技术形态可以基本保持不变。实际隶属则伴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协作、分工、机器以及科学技术持续改造劳动过程本身。马克思明确把「社会化(共同)劳动的生产力」以及科学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放在实际隶属之下,但他的直接分析对象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哈特与奈格里把这一概念进一步推向整个社会bios,是奈格里后工人主义传统的再解释;原书注释5因此把马克思这一手稿与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并列。原文同时说马克思的「实际隶属」与福柯式规训/控制转换是「类似现象」,随后又强调二者「根本不同」,所以不能写成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已经由马克思的实际隶属直接证明。较准确的说法是:《帝国》利用实际隶属为控制的社会扩张寻找生产关系层面的对应过程,再把「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作为二者汇合于社会生命的中介命题。
[6] 正文关于资本不能由单个企业自足地生产全部生产条件,只支持一个较弱的经验命题,不等于已经证明奈格里所谓活劳动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社会再生产理论长期指出,劳动力的形成与维持依赖家庭、照护、教育和公共制度等大量不直接由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活动。参见 LiseVogel, MarxismandtheOppressionofWomen: TowardaUnitaryTheory (NewBrunswick, NJ: RutgersUniversityPress, 1983;修订版 Leiden: Brill, 2013),尤其「TheReproductionofLabor-Power」;NancyFraser, “ContradictionsofCapitalandCare,” NewLeftReview 100 (July–August 2016): 99–117。Fraser把社会再生产称为资本积累的「背景条件」,强调资本主义经济依赖却不能自行承担全部照护、社会化与共同意义生产。劳动过程研究也显示,即使在高度标准化或自动化的生产中,工人仍会形成难以完全编码的默会知识与判断能力。参见 PatrickPhilipoomandDanielSteele, “ShopFloorControlWhenTacitWorkerKnowledgeIsImportant,” DecisionSciences 42, no. 3 (2011): 655–688;P.VanGestel, D.J.Pons, andV.Pulakanam, “OperatorAgencyinProcessIntervention: TamperingversusApplicationofTacitKnowledge,” JournalofIndustrialEngineeringInternational 11 (2015): 403–425。上述材料足以说明资本的确依赖部分具有独立形成过程的社会能力,但不能单独推出这些能力天然反资本或能够组成自主政治主体;后一个推论属于奈格里的进一步理论工作。
[7] 马里奥·特隆蒂(MarioTronti)的「工人主义倒转」是奈格里理解资本—劳动关系的重要前史。特隆蒂在1964年《工人阶级》创刊号文章「列宁在英国」(“LenininEngland”)中提出,应当把通常的因果顺序倒转:不先以资本主义发展解释工人阶级的行动,而从工人斗争出发重新研究资本的发展;《工人与资本》(Operaiecapitale, 1966;扩充版1971)进一步把资本的重组理解为对工人阶级力量和斗争的回应。参见 MarioTronti, WorkersandCapital, trans.DavidBroder (London: Verso, 2019),尤其“LenininEngland”“TheStrategyofRefusal”;MarioTronti, “OurOperaismo,” NewLeftReview 73 (January–February 2012): 119–139。相关历史研究概括这一命题为「capitalistdevelopmentfollows, anddoesnotprecede, workers’insurgency」,参见 NicolaPizzolato, “TransnationalRadicals: LabourDissentandPoliticalActivisminDetroitandTurin (1950–1970),” InternationalReviewofSocialHistory 56, no. 1 (2011): 1–30;SteveWright, StormingHeaven: ClassCompositionandStruggleinItalianAutonomistMarxism, 2nded. (London: PlutoPress, 2017)。需要限定的是,这是一种战略性「倒转」和历史研究程序,而不是已经证明「资本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由工人斗争造成」的普遍因果定律。正文因此只用它反对把劳动者永远写成资本变化之后的被动结果。
[8] 这一段涉及奈格里整个政治理论工程,因此不能把「活劳动具有生产上的相对自主性」与「活劳动必然具有革命政治自主性」混为一谈。奈格里从《〈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开始,就试图从活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创造能力中寻找资本主义内部的对抗力量;《制宪权力》(Ilpoterecostituente, 1992;英译 Insurgencies: ConstituentPowerandtheModernState, 1999)把「制宪权力」(constituentpower)规定为不能被既成宪制完全吸收的创制力量;与哈特合著《诸众》(Multitude, 2004)和《共同体》(Commonwealth, 2009)后,这一路线进一步把社会合作能力与「诸众」的政治构成联系起来。因此,对奈格里而言,如果活劳动只是资本自行生产并管理的功能,从生产关系内部寻找替代性政治主体的项目就会失去依据。不过,这只能说明为什么他需要这一命题,不能证明从生产自主性必然推出政治自主性。ErnestoLaclau, “CanImmanenceExplainSocialStruggles?,” Diacritics 31, no. 4 (2001): 3–10,正是针对这一步提出批评:社会内部存在异质抵抗,并不能自动说明它们如何被连接成共同政治意志。正文因此把「从活劳动通向诸众」标示为奈格里的理论目标,而非已经由劳动生产性自动推出的结论。
[9] 《帝国》认为福柯「最终没能把握生命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是一项带有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批评,而不是福柯研究的公认结论。福柯本来就反对用阶级主体、生产力或单一历史动力统摄异质权力关系;在「主体与权力」(“TheSubjectandPower”, 1982)等文本中,权力以行动作用于行动,并以自由主体能够作出不同回应为条件,抵抗并不需要一个先于权力的本体论主体。哈特与奈格里要求另行辨认积极生产力量,是因为他们需要解释资本依赖什么社会能力并为何会因劳动构成变化而重组。原书注释14援引德勒兹1977年写给福柯、后来以「欲望与快感」(“Désiretplaisir”)发表的文字,也服务于这一论证:德勒兹偏好「欲望」,因为欲望在他的理论中构成组装体和内在性平面的积极生产,而「快感」被他视为可能中断这一运动。参见 GillesDeleuze, “Désiretplaisir,” MagazineLittéraire 325 (October 1994): 59–65。更精确的表述因而是:「福柯没有提供奈格里所需要的生产动力理论」,而不是「福柯遗漏了生产问题」。
[10] 原书注释16—17显示作者在这里同时继承和修正后工人主义。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机器论片断」中的「一般智力」(generalintellect)被保罗·维尔诺(PaoloVirno)、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Marazzi)、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等用于分析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知识、语言和社会合作直接进入生产的趋势;参见 PaoloVirnoandMichaelHardt, eds., RadicalThoughtinItaly: APotentialPolitics (Minneapolis: 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996);ChristianMarazzi, Ilpostodeicalzini: Lasvoltalinguisticadell’economiaeisuoieffettinellapolitica (Bellinzona: Casagrande, 1994)。哈特与奈格里接受「大众智性」(massintellectuality)和「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r),却又批评这一分析过度集中于知识和语言,概念框架「近乎天使」。原书因此援引佳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在其他世界》(InOtherWorlds: EssaysinCulturalPolitics, 1987)对欧洲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质疑,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劳动、情感劳动和生命再生产的研究,可能是更新工人主义最有效的资源。这里的「情感劳动」不是给知识劳动增加一个例子,而是迫使生产概念重新纳入身体与社会再生产。后来 PaulThompson, “FoundationandEmpire: ACritiqueofHardtandNegri,” Capital & Class 29, no. 2 (2005): 39–64,质疑《帝国》把非物质劳动上升为资本主义总体趋势的经验基础;JohannaOksala, “AffectiveLaborandFeministPolitics,” Signs 41, no. 2 (2016): 281–303,则指出情感劳动只有在保留性别、劳动关系和制度位置差异时,才具有充分的女性主义解释力。
[11] 原书注释18—20显示,《帝国》在全球生产问题上同时与国际关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帝国主义连续性解释发生争论。作者认为约翰·杰勒德·拉吉(JohnGerardRuggie)等关于国际秩序「动荡」的解释主要处理国家行动者关系,沃勒斯坦和阿里吉则侧重体系周期、霸权与系统危机,由此容易把劳动和社会斗争处理为系统变化的结果;这与工人主义要求从生产主体性重写资本发展史的做法相冲突。原注释19又特别以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二十世纪》(TheLongTwentiethCentury, 1994)作为跨国公司历史连续性的代表:《帝国》承认现代跨国公司的前史,却坚持其直接配置全球劳动力、资源与生产环节的功能发生了质变。后二十年的国家理论对这一「国家弱化」判断形成有力反驳。EllenMeiksinsWood, Empireof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 强调全球资本仍依赖领土国家维持产权、市场纪律和社会秩序;LeoPanitchandSamGindin, “SuperintendingGlobalCapital,” NewLeftReview 35 (September–October 2005): 101–123,把美国国家视为战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动建造者。哈特与奈格里在“Empire, TwentyYearsOn,” NewLeftReview 120 (November–December 2019): 67–92 中也改用「生产/再生产网络」与「全球治理结构」两个嵌套但日益失调的领域,明显弱化了2000年文本中民族国家被跨国公司降为流动登记工具的强表述。
[12] 原文对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批评具有明显论战性,不能把它简化成「哈贝马斯认为存在一个不受资本影响的纯净公共领域」。《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 1981)中的「系统/生活世界」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分析性区分:经济和行政系统主要通过货币与权力媒介协调行动,生活世界则主要通过交往再生产规范、文化和人格;所谓「生活世界殖民」本来就在分析系统媒介侵入交往关系。参见 JürgenHabermas, 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 2 vols., trans.ThomasMcCarthy (Boston: BeaconPress, 1984–1987);JamesGordonFinlayson, “JürgenHabermas,” StanfordEncyclopediaofPhilosophy, rev. 2023。《帝国》真正反对的,是哈贝马斯仍需保留交往合理性与系统机制之间的规范区分,以说明何种沟通受到扭曲;哈特与奈格里则把传播直接视为生产力和资本组织技术,批判资源更多来自社会合作超出资本控制的生产潜能。二者的分歧因此涉及批判规范从哪里取得,而不是「传播是否受权力影响」。
[13] 原书注释28、30—34共同构成对1990年代「全球市民社会/全球宪政主义」的批评背景。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Falk)长期批评美国单边主义与海湾战争,同时寄希望于全球公民社会、国际法和联合国改革;安东尼奥·卡塞塞(AntonioCassese)则参与国际刑事司法实践并主张强化人权保护和国际司法。《帝国》正因为这些方案来自进步国际主义内部,才把它们当作竞争性路线:如果新的主权已经在普遍人权、跨国NGO、传播、警察行动与国际司法的连接中形成,那么把国际司法简单理解为对主权的外部限制,就可能误认权力形成的位置。原书同时明确说,人道主义NGO的这种结构功能可能违背其参与者的主观意图,因而不能把作者的判断改写为「NGO有意为军事干预服务」。后来的研究既支持也限制这一命题。MichaelBarnett, EmpireofHumanity: AHistoryofHumanitarianism (Ithaca: CornellUniversityPress, 2011) 展示了人道主义内部彼此冲突的制度传统及其与国家、帝国和国际组织的多重关系;DidierFassin, HumanitarianReason: AMoralHistoryofthePresent (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2012) 则说明苦难、同情和生命价值确实可以成为治理的政治语言。二者支持「人道主义具有治理效应」这一较弱判断,却不足以证明不同NGO构成一个功能完全一致的帝国前线。
[14] 后来的研究迫使《帝国》关于「无中心主权」和「国际警察行动」的强版本历史化。国家并未随跨国生产网络增长而退出:除伍德、帕尼奇和金丁的批评外,2008年金融危机、产业政策复兴、供应链安全和大国竞争都显示国家仍能主动组织资本流动。《帝国》的作者也作了调整。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 “Empire, TwentyYearsOn,” NewLeftReview 120 (2019): 67–92,承认行星尺度的生产/再生产网络与全球治理结构是两个嵌套却日益「失调」的领域,而非已经趋于完全重合。MichaelHardtandSandroMezzadra, “AGlobalWarRegime,” NewLeftReviewSidecar, 9 May 2024,进一步指出,2000年代初围绕「流氓国家」「失败国家」形成的警察式干预话语仍预设一个相对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乌克兰战争、加沙战争及更广泛的军事化表明,这一治理体系自身已经碎片化,国家安全、地缘政治、供应链和资本积累重新紧密缠绕。因而正文保留的不是「全球战争已经全部变成帝国内部警察行动」这一经验断言,而是较弱的主权命题:最终决定能力未必要求一个持续在场、权能完全集中的世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