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帝国内部的替代选择|当奇异性爆发|先知、诸众与革命
「正文约6200字」
一旦体现于工人委员会的权力之中——这种权力必须在国际范围内取代其他一切权力——无产阶级运动就会成为它自身的产物,而这个产物正是生产者本身。生产者以自身为目的。只有到那时,对生命的景观化否定才会反过来遭到否定。——居伊·德波
现在是熔炉燃烧的时刻,人们只应看见光明。——何塞·马蒂
内容摘要:上一节已经说明帝国如何以「生命政治生产」为物质基础,本节追问:如果资本与帝国已经把全球关系纳入自身网络,「反抗」还能从哪里获得一个外部立场?哈特与奈格里的核心论点是,帝国自身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殖民斗争和社会反抗迫使资本重组的历史结果,因此,推动全球关系去疆域化的诸众力量,同时构成帝国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和超越帝国的「制宪权力」。他们先批判「保卫地方/民族国家」的退守策略,再用工人主义重写十九、二十世纪国际斗争周期,随后以「鼹鼠 / 蛇」的转换解释当代斗争为何失去旧式的横向传播,最后把「诸众」规定为既处于帝国内部、又能生产替代秩序的政治主体。最困难的一步也由此出现:社会生产能力怎样转化为持续的政治组织,而不重新制造一个凌驾于诸众之上的主权中心?[1]
史料札记:本节并非依靠一组连续档案重建历史,而是把左翼理论文本、革命传统与二十世纪末社会运动组成一条政治谱系。黑格尔、马克思和奥尔巴赫承担「为什么不能怀旧现代民族国家」的论证功能;第一国际、1917年革命、中国革命、反殖民斗争和1968年前后的运动被组织为「国际斗争周期」,用来证明斗争先于资本重组;巴勒斯坦大起义、1992年洛杉矶起义、恰帕斯起义、1995年法国罢工和1996年韩国罢工,则服务于「传播时代中的斗争不可沟通」这一诊断。马克思的「鼹鼠」、德勒兹的「蛇」、特隆蒂的「最强环节」、阿尔都塞对《君主论》的阅读和斯宾诺莎的「先知」最终被连接成对经典列宁主义战略与组织模型的一次内部重构。材料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理论目的性,足以显示作者怎样重新命名问题,却不足以单独证明这些异质事件具有同一全球结构。《帝国》后二十年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这个落差:从「斗争存在」到「诸众已经构成全球制宪力量」之间,还缺少组织、代表、国家能力和力量对比的中介分析。[2]

2024年12月21日中午,三十多辆拖拉机和五十多辆货车抵达首尔南部的南泰岭。驾驶它们的是从韩国各地一路北上的农民。他们原本准备前往总统官邸和光化门,要求逮捕因戒严风波遭国会弹劾的尹锡悦,同时抗议其政府对农业法案的否决。警察用大巴筑起车墙,拖拉机被堵在首尔入口。当天晚上,另一批人开始赶来。

2024年12月,韩国农民驾驶拖拉机进入首尔,在南泰岭遭警方阻拦。戒严危机之后,原本属于农民运动的行动迅速与城市反尹锡悦抗议汇合。
最醒目的是举着K-pop应援棒的二三十岁女性。此前十多天,她们已经成为反戒严、促弹劾集会中最活跃的人群之一。南泰岭对峙的消息经社交媒体扩散后,她们和性少数者、学生、劳动者以及其他市民从市中心赶到公路上。有人送来暖宝宝、食物和热饮,有人整夜坐在拖拉机旁。原本属于农民运动的民众歌谣与年轻人的K-pop歌曲交替响起,自由发言台上则不断有人先说出自己的身份,再说明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大约二十八小时后,警方撤开部分车墙,十三辆拖拉机进入首尔,继续前往总统官邸附近。[3]

2024年12月,要求弹劾尹锡悦的抗议者举起K-pop应援棒。原本属于粉丝文化的物件进入政治集会,成为这一轮韩国抗议最鲜明的视觉符号之一。
这些人没有先形成统一身份,也没有共享完整的政治纲领。农民仍然关心农业政策,年轻女性仍携带自己的性别政治经验,性少数者和劳动者也没有放弃各自的问题。但戒严及其后的政治危机使原本分散的斗争在一个「事件」中发生连接。这再一次显示,「共同性」可以在行动中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某种预先存在的神性物质。
《帝国》在本节中对「地方主义」的批判因此具有了现实含义。如果政治只是保护一个已经存在的地方、身份或共同体,那么南泰岭这种连接就很难解释。问题不再只是「地方如何抵抗全球力量」,而是:
当不同的地方冲突已经处在相互渗透的权力关系中,左翼为什么还要把退回地方当作抵抗的起点?
地方不是帝国的外部
哈特与奈格里首先攻击一种在左翼内部极为常见的推理:资本越全球化,抵抗就越应保护地方,在资本流动前重新设置边界。这种被称作「地方主义」(localism)的策略,其问题并不在于地方斗争没有价值,而在于这一策略常常预设了一个未经证明的空间图式:全球等于同质化,地方则保存了差异;全球是资本制造的人工空间,地方则像某种先于资本存在的真实共同体。
《帝国》倒转了这个广为流传的图式。「地方性生产」(production of locality)意味着,地方认同、文化差异和领土边界本身也由制度、经济关系和历史冲突持续生产。全球化同样不会消灭全部差异,它反而经常制造差异、等级和新的边界。于是,「地方/全球」不再对应「真实差异/资本同质化」,而是更接近同一网络中的两种运动:再疆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设置边界,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推动流动。二者可以同时发生。[4]
这一步直接改变了「政治敌人」的定义。如果地方并不天然位于资本之外,那么保护地方不能仅凭空间尺度自动成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民族认同、地方差异甚至传统共同体也可能被市场、国家与帝国机器重新利用。真正需要反对的是一种特定的全球关系制度,也就是「帝国」(Empire),而不是关系跨越边界这件事本身。
因此,哈特与奈格里才会写出《帝国》中最易被误解的句子:帝国「自在地」(in itself)是好的,却并不「自为地」(for itself)是好的。这里借用了黑格尔的哲学术语和马克思的历史比较: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摧毁了封建等级关系,是一定历史阶段的「进步」力量,但同时制造了新的剥削关系。帝国也被理解为对殖民帝国、民族国家竞争和现代主权边界的一次历史性瓦解。世界大战、集中营、殖民屠杀与核轰炸等历史记忆承担反怀旧功能:旧秩序绝不是可以安全返回的「美好年代」。[5]
因此,如果拒绝把地方或民族国家设为外部,替代方案就只能在帝国已经形成的全球关系内部寻找。于是:
如果没有一个可以退守的外部,那么帝国内部究竟存在什么力量,能够同时生产这个秩序,又反对这个秩序?
帝国秩序:斗争的产物
常见的资本主义史往往首先描述技术、市场和资本如何扩张,再说明工人怎样被迫适应。工人主义从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开始要求倒转观察顺序:工人的拒绝、罢工与新的生活需要也会使原有积累方式无法继续,迫使资本调整技术、管理和空间组织。[6]
《帝国》把这一「工人主义倒转」扩展到世界政治。哈特与奈格里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并不只是全球化发生以后出现的抵抗,它们本身已经越过民族边界,预先实践了后来资本全球化所采用的世界尺度。资本随后通过重组生产、市场和统治,把这些去疆域化要求重新捕获,「正是诸众召唤帝国降临」。
在《帝国》的重构中,经典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具有明确的反民族主义性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并不是要求不同民族无产阶级各自完成民族团结后再进行协商,而是要求劳动者把民族国家视为资本征税、征兵和组织战争的关键形式,并从自身斗争中拆除这类对工人阶级的分割。正因如此,第二国际、共产国际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理的「民族问题」,在哈特与奈格里这里不是历史旁枝,而是国际主义能否真正越过民族政治的检验。[7]
他们把国际主义的推进重构为几个「国际斗争周期」:
第一轮:1848年以后第一国际的鼓动、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成长、1905年革命及早期反帝国主义运动;
第二轮:由1917年革命开启,法西斯主义、新政与反法西斯阵线被解释为对革命压力的不同回应;
第三轮:中国革命、非洲和拉丁美洲解放运动以及1960年代的全球抗争组成最后一轮。

1968年巴黎街头的示威者。法国五月风暴很快由学生抗议扩展为大规模罢工,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全球反抗浪潮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每个周期的关键在于,一次斗争能够被另一个地点「翻译」:别处的受压迫者将认出其中的问题也属于自己,于是把远方的革命通讯转化为本地的新的行动。[8]
这套历史叙述服务于一个更深的分歧。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世界体系理论家倾向于从积累周期、霸权转移和体系危机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哈特与奈格里担心,这会将社会斗争重新放回系统变化之后。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不是先按照客观规律完成全球化,再产生反全球化运动,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每一次稳定,都包含了对前一轮的拒绝、逃逸和斗争的吸收。[9]
《帝国》因此区分了两种历史。Historiarerumgestarum 指已经客体化为既成过程的历史叙述,resgestae 则把观察位置重新放到行动本身。换言之,哈特与奈格里要求从诸众怎样逃逸、反抗并迫使既有结构改变的角度,重写同一段现代历史。这里没有一个保证胜利的辩证法。哈特与奈格里明确拒绝「先经过帝国炼狱、再自动到达解放」的目的论。帝国之所以包含可能性,只因为制造它的力量并没有因此消失。
这也是《帝国》少数明确的方法论陈述。哈特与奈格里把他们的工作分成两条相接的路径:「批判—解构路径」,挑战帝国用来把自身表现为必然秩序的语言和结构,并在危机、矛盾与断裂处辨认其他可能;「建设性的伦理—政治路径」,追踪行动主体如何生产关系、欲望与新的共同形式。前者只能证明「既定秩序并非唯一」,只有后者才能进入「制宪政治」。[10]
但这一解释随后遇到一个难题:旧国际主义依靠斗争之间的「翻译」形成「周期」,
如果这种传播机制已经断裂,工人主义的历史动力还将如何继续存在?
「老鼹鼠」死后:斗争如何成为全球事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帝国》首先改变了「无产阶级」(proletariat)的范围。
虽然产业工人没有消失,但男性大工厂工人已不再被赋予天然的政治中心地位。《帝国》把无产阶级扩大为所有劳动直接或间接受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范支配的人,包括有薪与无薪劳动、工厂劳动与分散的社会劳动。这个定义为「诸众」准备了阶级基础:政治主体不再依靠同一种职业、地点和生活方式获得统一。[11]
问题随即变成:
异质主体怎样共同斗争?
哈特与奈格里观察巴勒斯坦大起义(Intifada)、1992年洛杉矶起义、1994年开始的恰帕斯起义(Chiapas uprising)、1995年法国大罢工和1996年韩国罢工,得出一个著名的「不可沟通悖论」:媒体和互联网使事件已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但不同地点的行动者并没有像早期国际主义那样,把他者的斗争直接翻译成自己的政治语言。在今天,事件能被广泛看见,但无法形成连续的革命链条。

1994年1月3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成员在恰帕斯公路设置检查站。两天前,EZLN以武装起义进入墨西哥全国政治,同时迅速成为跨国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象征。
《帝国》并没有因此把这些事件降格为纯粹的地方冲突。洛杉矶的种族与社会排斥被解释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城市治理的问题;恰帕斯同时攻击墨西哥的代表危机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造成的区域性从属;法国与韩国罢工则指向福利、劳动制度和新自由主义重组。每场斗争从不同入口触碰同一个全球秩序,只是缺少一种共同语言把这些入口横向连接起来。

1997年1月6日,韩国工会成员在首尔抗议劳动法修改。1996年12月底开始的全国总罢工延续数周,成为韩国民主化以后规模最大的劳工运动之一。
马克思曾用「老鼹鼠」(old mole)描述革命:斗争暂时退入地下,在不同历史节点继续挖掘隧道,最终再次破土。哈特与奈格里认为,这种斗争地形已经变成德勒兹所说的「蛇」。如果帝国是一个没有明确外部、由网络连接起来的表面,那么斗争不必先沿地下隧道扩展到别处,再积累为世界意义;一个局部节点本身就可能连接全球生产、金融、边境和治理机制。
| 斗争的组织逻辑 | 「鼹鼠」式周期 | 「蛇」式斗争 |
|---|---|---|
这张表暴露了《帝国》的时效性。《帝国》成书时断言旧斗争周期已经终结,哈特与奈格里后来却承认,恰帕斯、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抗议、世界社会论坛和2001年热那亚G8抗议形成了「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的国际周期,2011年前后的广场运动与跨国女性主义也重新表现出斗争的翻译能力。2019年回看《帝国》时,他们甚至明确说,许多「无领导」运动短暂而失败,组织问题必须重新提出。[12]

1999年11月29日,抗议者聚集在西雅图市中心反对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工会、环保运动、人权组织及其他行动者在同一城市汇合,后来成为「另类全球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
这不是一个次要补充。因为一旦斗争仍需要翻译、积累和组织,《帝国》接下来对经典革命战略的否定就必须受到限制。
战略:从「薄弱环节」到「任何一点」
经典列宁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理解为发展不平衡的「帝国主义链条」,革命需要寻找力量最脆弱、矛盾最集中的「薄弱环节」(weakest link),在局部突破后改变总体力量关系。意大利工人主义曾有意把注意力转向「最强环节」:最先进资本主义地区的工人斗争可能更直接迫使资本重组。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中继续推进这场左翼内部论战,甚至认为「薄弱环节」所依赖的空间前提本身已经消失。[13]

1969年「炎热秋天」(Hot Autumn)期间,都灵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的工人罢工。意大利工人主义把最先进资本主义生产中心的工人斗争视为迫使整个资本体系重组的「最强环节」。
理由来自前面的「无外部」命题。只要帝国的权力关系已经贯穿全球网络,就不存在一个站在体系之外、可以从外部击破连接处的政治地点。帝国的「潜在中心」分布在整个网络之中,因此一场斗争是否具有全球意义,不由它离华盛顿、日内瓦或东京多近决定。恰帕斯、首尔或洛杉矶都可能直接攻击帝国关系的高层联结。
这也是「蛇」隐喻真正承担的战略含义:斗争的强度可以替代旧式扩展,局部奇异性(singularity)不需要先转化为统一身份,才获得普遍政治意义。作者因此提出「奇异性的沟通」(communication of singularities),并进一步声称,旧有「战略」与「战术」的区分可能已经失效,当任何一点都可能进入帝国中心,唯一的战略就是从帝国内部形成「制宪性反权力」(constituent counterpower)。
在这一点上,《帝国》遭遇了最为集中的批评。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Gopal Balakrishnan)指出,把帝国理解为处处可被攻击,容易一并抹除力量分布、组织资源以及敌我能力差异。「任何一点都能够进入潜在中心」并不能告诉行动者,哪些节点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在哪里能够积累力量,以及不同节点之间的力量如何分布。埃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则提出了另一层困难:即使社会内部充满异质抵抗,也不能由「内在性」(immanence)直接推出它们为何会形成共同政治意志。不同诉求的连接仍需要组织上的「接合」(articulation)。[14]
哈特与奈格里后来的变化恰好说明这些批评击中了《帝国》的空白。在他们后来的《集会》(Assembly, 2017)中,不再取消战略与战术的区分,而主张把传统分工倒转:长期战略应由诸众形成,领导只承担受限制、可撤回的战术职能。他们同时明确反对把「批判集中领导」等同于拒绝组织和制度。[15] 因此,本节最激进的命题最好理解为对先锋党垄断战略权的攻击,而不宜直接理解成政治行动已经无需组织、次序和力量判断。
问题由此被推到更深一层:
为什么《帝国》确信这些分散斗争具有形成秩序的能力?
被抛弃的「双头鹰」
答案来自上一节的「生命政治生产」。奈格里 哈特|《帝国》1.2 生命政治生产|谁在生产我们的生活?|控制社会|活劳动
如果知识、语言、照护、合作和社会关系本身已经成为生产力,那么被统治者就不只是帝国命令的承受者。他们每天维持生产网络的活动,也在生产能够超出既有制度的新关系。上一节把这种力量称为「活劳动的社会生产能力」,本节开始为它寻找政治名字:「诸众」。
哈特与奈格里先用奥匈帝国的「双头鹰」来描述帝国。一个头是帝国的「既定权力」(constituted power):法律、行政、生命政治命令和不断处理危机的治理机器;另一个头是全球生产中的复数主体,他们迁移、合作、混合并不断迫使体系重新组织。两个头都属于全球化过程,却互相攻击。

维也纳霍夫堡皇宫新堡上的奥匈帝国双头鹰。哈特与奈格里借这个帝国徽号暂时比喻「帝国/诸众」两个相互攻击的力量。
这个比喻很快被《帝国》自己否定,因为它把双方放在同一层次。若从命令看,帝国显然凌驾于诸众之上;若从生产的本体论看,等级关系则被倒转:诸众生产社会合作和财富,帝国依赖这种生产能力才能存在。帝国因此被形容为「捕获装置」(apparatus of capture)、景观机器和寄生机器。用马克思的吸血鬼比喻来说,既定权力由积累起来的死劳动构成,只有吸取活劳动才能继续运转。[16]
于是,《帝国》的基本政治关系可以压缩为:
诸众的生产与逃逸➡️旧民族/殖民秩序被持续冲破➡️资本把去疆域化力量捕获为全球生产网络➡️帝国形成并重新组织这些力量➡️诸众仍保留生产新关系的能力➡️制宪权力可能从帝国内部反过来改变既定权力
这条链条解释了为什么替代方案不能来自帝国外部:构成替代秩序的材料,正是已经维持帝国运转的社会合作本身。它也留下了《帝国》最难证明的跳跃。生产上的不可还原性,最多说明帝国不能自行创造一切社会能力,它并不能直接证明这些能力已经具有共同的政治方向。巴拉克里希南的质疑因此非常具体:如果诸众彼此分散、没有共同语言,甚至尚未认识到自己构成一个主体,又凭什么说它已经是帝国的制宪力量?[17]
1.3节最后的「政治宣言」并没有真正解决组织问题,它把这个缺口重新表述为:
诸众怎样在行动中同时生产自身和自己的政治方案?
宣言和先知:没有「君主」的《君主论》
阿尔都塞在《马基雅维利与我们》(Machiavel et nous, 1995)中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同《共产党宣言》并置。哈特与奈格里通过这组比较,把问题从「谁掌握国家」改写成:
政治主体如何在行动中生产自身?
按照他们对阿尔都塞的重构,《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这个主体与共产主义这个目标趋向共同在场:阶级组织的发展本身被设想为通往其政治目标的过程。《君主论》则保留这个距离:马基雅维利的难题在于,作为政治主体的诸众与能够创立自由国家的政治形式尚未重合。《君主论》因此把二者之间的距离集中到「君主」这一中介上。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哈特与奈格里借助他对《君主论》的重新阅读,把「政治宣言」理解为一种介入现实、使政治主体与政治方案同时形成的话语形式。
但是,《帝国》既不愿返回先锋党,也不愿保留一个超越诸众的君主。解放政治不能把一个更高的代表者、国家或历史目的放在社会生产之上,再由它告诉诸众应该成为什么。方案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在同一过程中产生。
因此,哈特与奈格里最后转向斯宾诺莎的「先知」:先知并不是代表一个已经完成的人民,而是在表达共同欲望的过程中「生产自己的人民」。哈特与奈格里据此提出「唯物主义目的论」(materialist teleology)。「目的」并非历史预先规定的终点,而是由现实主体的活动不断产生。马基雅维利认为建国需要「武器」和「金钱」,《帝国》则通过「生命政治生产」认为:这些条件已经存在于诸众的生产能力之中。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使这种能力获得自我组织的政治形式。[18]
到这里,「帝国内部的替代选择」终于获得准确含义。它不是在帝国内发现一块尚未被资本污染的飞地,也不是等待全球化自行通向共产主义。《帝国》把赌注押在一个更困难的命题上:维持全球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人,能否把已经存在的跨国合作能力,从资本和主权的捕获中转化为共同自治。
《帝国》在这一节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把问题从「在哪里寻找外部」推进到了「怎样组织内部的制宪力量」。后来《诸众》(Multitude, 2004)、《共同体》(Commonwealth, 2009)和《集会》反复回到这里,正说明这里不是结论,而是奈格里、哈特此后二十年政治理论工作的起点。
注释
[1] 本节是第一部论证的政治转折点。1.1与1.2分别解释帝国的法权形式和生命政治物质基础,1.3则追问同一社会生产为何还能产生反帝国力量。原文用「自在/自为」、「resgestae」、「制宪权力/既定权力」、「诸众/帝国」连续变换语言,核心关系却相对稳定:帝国并非面对一个外在反抗者,而是依赖自身无法完全创造的社会生产能力;该能力被捕获时构成帝国的物质条件,拒绝和重新组织自身时则构成替代性政治的可能。这个结构延续奈格里从《制宪权力》(Ilpoterecostituente, 1992)以来对「制宪权力」的理解。EmiliosChristodoulidis在2026年《牛津制宪权力手册》中把奈格里的轨迹概括为「工人主义工人阶级→社会化工人→全球诸众」三个阶段,制宪权力始终被理解为与劳动/社会生产相连的创制能力。参见 EmiliosChristodoulidis, "AntonioNegri, Labour, andConstituentPower," inTheOxfordHandbookofConstituentPower, ed.PeterNiesenetal. (Oxford: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26), 282–291。
[2] 《帝国》的史料使用更接近「理论化的事件蒙太奇」而非社会运动史。作者并不逐案证明北京、巴勒斯坦、洛杉矶、恰帕斯、巴黎与首尔存在同一组织网络,而是把各事件作为「旧国际主义周期失效/新全球斗争尚未形成共同语言」的症候。这种处理的优势是能够提出横跨阶级、种族、殖民与劳动制度的共同问题,代价是事件之间的差异容易被理论预设提前抹平。PaulThompson从劳动过程理论批评《帝国》的经验论证远弱于其理论幅度,尤其「新劳动构成→诸众政治主体」缺少充分中介;GopalBalakrishnan则集中质疑「分散而互不沟通的贫困者为什么已经构成帝国的制宪主体」。参见 PaulThompson, "FoundationandEmpire: ACritiqueofHardtandNegri," Capital & Class 29, no. 2 (2005): 39–64;GopalBalakrishnan, "HardtandNegri’sEmpire," NewLeftReviewII/5 (September–October 2000): 142–148。
[3] 2024年12月21日,全国农民会总联盟(KoreanPeasantsLeague)「全琫準斗争团」约30辆拖拉机和50辆货车试图经南泰岭进入首尔,前往汉南洞总统官邸和光化门集会现场。首尔警方以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不便为由限制拖拉机进入,并以警车和大巴设置路障。农民此前从岭南、湖南等地北上,途中还抗议尹锡悦政府对《粮谷管理法》等农业法案行使否决权。对峙持续约28小时,最终有13辆拖拉机进入市区并抵达总统官邸附近。参见 YonhapNewsAgency, “'트랙터 상경 시위' 농민들 경찰과 대치 계속…‘밤샘 집회’,” 21 December 2024;YonhapNewsAgency, “28시간 대치끝 남태령 넘어…관저 앞까지 트랙터 진출 집회,” 22 December 2024。南泰岭之所以迅速成为更广泛的政治场景,与12月3日戒严事件后形成的反尹锡悦抗议网络有关。此前的弹劾集会中,二三十岁女性和K-pop粉丝已经大量参与,应援棒成为具有代际特征的抗议符号;南泰岭消息扩散后,举着应援棒的年轻女性、性少数者、劳动者、学生和其他市民赶往现场,送去食物、热饮和保暖物资,并与农民共同守夜。参见 LeeHae-rin, “K-popLightSticksBecomeNewCandleLightsforKoreanDemocracy,” TheKoreaTimes, 8 December 2024;《韩民族日报》2024年12月关于南泰岭现场的报道与评论;YonhapNewsAgency, “'Namtaeryeong'CapturesSpiritofUnlikelySolidarityinAftermathofMartialLaw,” 19 May 2026。这里使用该场景,不是把一次具体运动直接等同于哈特、奈格里的「诸众」,而是借其显示不同身份和议题如何在事件中形成暂时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否能够持续、制度化并转化为制宪能力,仍是《帝国》本节没有解决的问题。
[4] 原书脚注2承认,它对「地方主义」的归纳有所简化。尤其多琳·马西(DoreenMassey)的地方理论不能被准确概括为封闭地方对抗全球流动。马西在《空间、地方与性别》(Space, PlaceandGender, 1994)及相关论文中把地方理解为多重社会关系相交的「节点」,强调「全球就在地方的形成过程中」。她反对把地方当作纯洁、稳定的内部共同体,同时仍坚持地方政治可能成为进步政治的尺度。因而,哈特与奈格里同马西真正的分歧没有原文写得那么大:双方都拒绝原初地方性;差别主要在政治重心。马西认为关系性的地方仍可成为组织民主和责任的具体位置,《帝国》则担心「保卫地方」会重新把边界本身当作政治资源。参见 DoreenMassey, "ThePoliticalPlaceofLocalityStudies," EnvironmentandPlanningA 23, no. 2 (1991): 267–281;DoreenMassey, Space, PlaceandGender (Cambridge: Polity, 1994)。原书同时引用大卫·哈维(DavidHarvey)《资本的限度》(TheLimitstoCapital, 1982)和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Appadurai)《消散的现代性》(ModernityatLarge, 1996)支持「地方性生产」命题。
[5] 「帝国自在地更好」属于全书最强的历史进步论断。哈特与奈格里明确把它类比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相对于封建等级制的历史判断,并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凡尔登、纳粹集中营、广岛长崎、越南和柬埔寨轰炸、塞提夫、索韦托、萨布拉和夏蒂拉等现代暴力来拒绝对民族国家时代的怀旧。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主要针对「旧主权形式被帝国取代」是否成立。埃伦·伍德(EllenMeiksinsWood)在《资本的帝国》(EmpireofCapital, 2003)中反过来主张,全球资本比以往更依赖多重领土国家维持产权、市场纪律和社会秩序;阿蒂利奥·博隆(AtilioA.Borón)则认为《帝国》对民族国家和帝国主义连续性的低估会削弱反帝国主义战略。参见 Wood, EmpireofCapital (London: Verso, 2003);Borón, EmpireandImperialism: ACriticalReadingof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 (London: ZedBooks, 2005)。乔万尼·阿里吉的立场更复杂:他认同《帝国》拒绝左翼反全球化怀旧的冲击力,却批评作者低估国家体系、中心—外围差异和美国权力的历史连续性,参见 GiovanniArrighi, "LineagesofEmpire," HistoricalMaterialism 10, no. 3 (2002): 3–16。
[6] 「斗争先于资本重组」来自意大利工人主义的「哥白尼式倒转」。马里奥·特隆蒂在「列宁在英国」("LenininEngland," 1964)以及《工人与资本》(Operaiecapitale, 1966;增订版1971)中要求研究从工人阶级行为出发,再解释资本为何改变生产组织。奈格里把这一方法推进到1970年代的「社会化工人」(operaiosociale)与后来的诸众理论。《帝国》1.3把分析尺度再次扩大: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工人国际主义被视为迫使资本跨越民族生产形式、发展全球控制机制的推动力。这个命题应当理解为研究程序和战略假说,不能写成「资本所有全球化措施都由斗争造成」的单一因果律。参见 MarioTronti, WorkersandCapital, trans.DavidBroder (London: Verso, 2019);SteveWright, StormingHeaven: ClassCompositionandStruggleinItalianAutonomistMarxism, 2nded. (London: PlutoPress, 2017)。
[7] 原书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定义带有明确的反民族国家倾向:「无产阶级的祖国是整个世界」,国际团结不是不同民族工人之间的利他互助,而是每个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一部分。作者因此把民族国家规定为必须摧毁的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并批评社会主义党、共产党长期在民族问题上保持战术含混。原注特别列出奥托·鲍威尔(OttoBauer)《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 1907)和约瑟夫·斯大林(JosephStalin)「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andtheNationalQuestion," 1913)。这并不意味着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把民族解放视为退步。列宁主义和大量反殖民马克思主义恰恰把被压迫民族的自决视为瓦解帝国主义的战略环节。《帝国》在这里选择了国际主义传统中的一条激进反民族路线,并把民族解放的历史功能重新解释为最终超越民族形式的过渡力量。对于这一选择,博隆以及萨米尔·阿明(SamirAmin)等来自全球南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尤其强调,中心—外围不平等与国家能力仍使民族政治具有不可直接取消的战略意义。
[8] 「国际斗争周期」不是单纯的同时性,而要求传播、翻译和行动再生产。原书的例子包括奴隶起义消息在加勒比海岛屿间传播、中国知识分子把菲律宾和古巴的反殖民战争翻译为自身革命语言、都灵工厂委员会受到布尔什维克革命激励。三轮周期的划分相当粗略,其作用是把「斗争如何产生世界尺度」形式化。原注12明确把「斗争先于资本主义发展与重组」追溯到奈格里的《重获的革命》(RevolutionRetrieved, 1988)。这里与世界体系研究的分歧在于解释优先级:沃勒斯坦、阿里吉、霍普金斯在《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Movements, 1989)中并未否认社会运动,而是倾向于把它们放进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期运动中;《帝国》担心这种系统框架会把事件的创新性改写为结构的函数。
[9] 《帝国》对世界体系理论的批评在「双头鹰」原注21最明确:作者认为体系/反体系的镜像结构会把诸众的行动压平为体系的反向同构。这个批评并不意味着世界体系论没有主体理论,而是反映奈格里对「历史结构先于斗争」的持续警惕。阿里吉在「帝国的谱系」中反击说,《帝国》为了突出诸众的创制力,把资本主义空间的不平衡、东亚国家—市场形成和美国军事金融优势处理得过弱。双方真正的分歧是:阿里吉更关心「资本主义通过何种长期结构不断重组中心」,奈格里更关心「什么斗争使旧结构无法继续」。前者容易把行动吸收到周期,后者则有把结构约束压缩为主体效果的风险。
[10] 这一「解构→建设」的两步法说明《帝国》为何既借用解构主义,又反对把批判停在文本揭露。原书称第一条路径为批判性和解构性的,任务是颠覆霸权语言与社会结构,显露诸众实践中的替代性基础;第二条路径是建设性的伦理—政治路径,任务是进入主体性生产并把它引向新的制宪权力。原注6把这种方法追溯到马克思的历史著作、E.P. 汤普森、意大利工人主义和南亚底层研究,原注8又以斯皮瓦克为「批判性唯物主义解构」的范例。作者借「一分为二」反对把历史事件重新统一进一个辩证总体。这里的关键不在口号本身,而在方法边界:解构能够证明秩序具有偶然性,却不能单独说明哪一种力量能够成为替代秩序的主体,因此必须把分析转向 resgestae 和制宪实践。
[11] 原书明确说,产业工人阶级「几乎从视野中消失」并不等于产业工人事实上消失,而是失去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无产阶级构成中的「特权/霸权位置」。作者把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劳动直接或间接受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范支配的人,因此包含无薪再生产劳动和散布在社会空间中的劳动。这一扩大与1.2的「生命政治生产」直接相连,也为《诸众》中的异质阶级概念准备条件。问题在于,经济上的共同从属是否足以构成政治共同性?MalcolmBull在「诸众的限度」中指出,哈特与奈格里试图以「一般智力」、习惯和社会合作替代统一人民或一般意志,但分布式协作如何变成有约束力的共同决定,仍需额外说明。参见 MalcolmBull, "TheLimitsofMultitude," NewLeftReviewII/35 (September–October 2005): 19–39。
[12] 这是作者后来对1.3最值得注意的自我修订。2019年「《帝国》二十年后」明确把1994年恰帕斯、1999年西雅图、2001年世界社会论坛和热那亚G8抗议称为「另类全球化斗争的国际周期」,并把2010—2011年突尼斯、埃及、西班牙、希腊、美国占领运动以及「一个也不能少」(NiUnaMenos)等跨国女性主义运动视为新的翻译链条。二十年前「斗争周期已结束」的强判断因此不能继续原样使用。作者同时承认这些运动往往短命、遭遇失败,「还需要更多东西」,组织问题必须重新提出;并提出「class–multitude–classprime」,试图把异质性重新组织成一种多重的阶级政治。参见 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 "Empire, TwentyYearsOn," NewLeftReview 120 (November–December 2019): 67–92。
[13] 「薄弱环节」是列宁主义与第三国际革命战略的核心隐喻,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使某些国家成为总体链条的脆弱点。《帝国》原注19有意把它同意大利工人主义的「最强环节」对置,并引马里奥·特隆蒂《工人与资本》为依据。工人主义之所以看「最强环节」,是因为它认为资本最先进的组织形式往往集中面对最强的工人拒绝,斗争可在那里迫使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创新。《帝国》进一步取消地理优先级:既然帝国没有构成性外部,任何节点都可能进入它的「潜在中心」。需要区分「没有外部」与「没有力量差异」;前者是作者的结构命题,后者并不能由前者推出,也是后续批评的主要目标。
[14]GopalBalakrishnan在《帝国》出版当年即指出,作者从「当代斗争不再横向形成周期」跳到「每场斗争都能纵向击中帝国中心」,实际上绕过了组织、资源和力量平衡问题;他把这一点概括为「政治作为战略场域的消失」。ErnestoLaclau, "CanImmanenceExplainSocialStruggles?," Diacritics 31, no. 4 (2001): 3–10,则从后马克思主义方向提出更基础的批评:社会内部的多重差异不会凭借共享的「内在性」自然形成共同主体,政治恰恰发生在异质诉求被接合、划分边界并形成共同意志的过程中。两种批评方向不同:巴拉克里希南强调力量与战略,拉克劳强调政治主体的建构,他们共同针对从「诸众具有生产潜能」到「诸众已经能够共同行动」的推论。
[15] 《集会》(Assembly, 2017)显示哈特与奈格里并未坚持1.3中近乎取消战略/战术区分的强表述。书中明确反对两种选择:返回先锋党式集中领导,或把水平主义等同于拒绝组织。他们提出「战略属于运动/诸众,战术属于领导」(strategytothemultitude, tacticstoleadership):长期目标、社会方向与重要决定应由诸众形成,领导只在需要专业判断、快速反应等有限场景承担临时战术功能,并始终可被撤回。这仍然拒绝先锋党垄断战略,却承认持续组织、制度和领导功能无法简单消失。参见 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 Assembly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 2017),尤其「TheLeadershipProblem」与「Organization」;DukeUniversity对该书的介绍也明确把问题概括为「无领导运动为何难以产生持久变化」。
[16] 「双头鹰」一节是奈格里本体论最集中的表述。帝国一头是「既定权力」,诸众一头是「制宪权力」;但作者随即说这一比喻失败,因为两者并非对称力量。从社会生产的角度,诸众拥有存在论优先性,帝国只是捕获其生产力的寄生机器。这里可以看到斯宾诺莎式 potentia/potestas 区分的背景:potentia 指行动与生成的能力,potestas 指固定化、制度化的统治权力。奈格里在《野蛮的异常》(TheSavageAnomaly, 1981)和《制宪权力》中持续借此反对把政治创制力最终封闭进主权国家。2024年的"Negri’sJourney: ARoadmap"与2026年Christodoulidis的研究都把这条斯宾诺莎—马克思—工人主义线索视为奈格里从活劳动到诸众的关键连续性。
[17] 这是本节最关键的论证断点。若写成形式化关系,作者已经较充分建立的是「帝国依赖社会生产能力」,但更强的政治结论需要另一个前提:社会生产的相对自主性,不能推出,共同政治政治主体已经形成。因此,要推出制宪政治,至少还需要说明异质主体如何识别共同敌人、处理内部利益冲突、形成可持续决策并承担集体行动成本。Balakrishnan因此问:如果诸众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共同主体性,它如何已经构成帝国?RonnieLippens从国际法角度也把帝国/诸众之间边界与相互构成关系视为理论的不稳定点。参见 RonnieLippens, "TracingtheLegalBoundarybetweenEmpireandMultitude: WaveringwithHardtandNegri (2000–2005)," Leide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18, no. 3 (2005): 389–402。后来的《诸众》《共同体》《集会》可被理解为对这条缺失中介的持续补写,而非对1.3已有答案的简单展开。
[18] 原书「政治宣言」框文直接依赖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与我们》,并把「宣言」界定为一种使话语的主体、客体和政治实践发生特殊关系的文类。哈特与奈格里接受阿尔都塞关于马基雅维利「为未来留下空场」的判断,却进一步拒绝保留任何超越诸众的君主位置。他们转向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中先知与人民的关系,用「先知生产自己的人民」说明政治主体可以在实践中形成。这里所谓「唯物主义目的论」必须与历史决定论区分:目标不是预先存在并支配过程,而是在主体活动中被生产。不过,批评者认为这仍可能形成一种反向目的论:如果诸众的生产性被预先赋予解放方向,那么历史结果仍被写进主体的本体论属性。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 ErnestoLaclau, "CanImmanenceExplainSocialStruggles?";以及 2026年Christodoulidis对奈格里三阶段制宪权力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