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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i Prozorov|福柯与苏联生命政治

「正文约17000字」

作者: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译1]

文献来源:Foucault and Soviet Biopolitic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27, no. 5 (2014): 6–25.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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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命政治研究几乎总被放在自由主义、纳粹主义两条线上理解,苏联经验却长期处在视野之外。普罗佐罗夫认为,这一遗漏并非偶然:福柯本人就倾向于把苏联社会主义纳入西方既有的规训、生命政治和国家种族主义谱系。本文从「大转折」「大退却」和「大恐怖」重新检验这一判断,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社会主义是否曾产生一种不等同于种族主义的、以阶级斗争和彻底改造生活为核心的生命政治?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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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式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问题意识,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一种研究取向。不同学科借助它,分析不同时空条件下「支配生命的权力理性」如何发生变化。迄今这类研究最常进入两个政治语境:一个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自由主义;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纳粹主义(参见 Agamben, 1998;Esposito, 2008;Lemke, 2011)。几乎完全缺席的,却是20世纪第三种主要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尤其是它的苏联形态(少数例外见 Collier, 2011;Hoffmann, 2011)。

我们已经拥有大量研究,讨论新自由主义生命政治如何以积极、生产性的方式,通过调动主体的自由来治理生命;也有大量研究分析纳粹生命政治的否定性和毁灭性:它为了被赋予特权的种族的生存诉诸狂暴暴力,最终甚至威胁到这个种族自身的生存。可是,面对或许是20世纪最雄心勃勃的「积极改造生命」工程——创造作为社会主义社会获得解放的主体的「苏维埃新人」[译2]——生命政治研究却近乎失语。这项工程同时又向那些本应被改造的人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恐怖暴力。苏联经验因此同时展示了生命政治的两面:它既能「使人生」,也能「让人死」(Foucault, 2003: 241)。然而,这些历史材料要么被当成与西方生命政治传统无关而遭到忽视,要么被收入「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总标题之下,被解释成与纳粹经验大体相似的现象(Tismaneanu, 2012;对这一范畴的批判见 Losurdo, 2004)。

事实上,对苏联生命政治的冷淡,可以一路追溯到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最初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本文将从生命政治的角度重新考察福柯如何理解苏联社会主义,并批判性地重访他的一个基本动作:把苏联经验纳入西方既有的生命政治模式。后来许多研究经常重复了这一做法(例如 Hoffmann, 2011: 309–313)。在开始之前,有两点方法论上的说明。

第一,福柯从未系统研究俄罗斯或苏联政治,因此我们能够依据的文本本来就很有限,只包括著作中的短暂提及、课程中的插论和访谈中的随口评论等。法兰西学院1975—1976年度课程《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1997)[译3],是福柯全部著述中对苏联问题篇幅最长的处理,因此将成为本文分析的重点。

不过,材料虽然零散,福柯的判断却并不凌乱。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的各种语境中——从美学到劳动关系,从精神病学到集中营——福柯始终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把苏联经验纳入西方已经形成的权力理性。至于这种纳入在每个具体案例中是否准确,当然需要逐项判断。本文更关心的,是究竟什么逻辑使这一理论动作成为可能,以及它会怎样影响我们理解苏联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先讨论福柯在提出生命政治与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理论的时期,对苏联社会主义形成的总体判断;接着转入《必须保卫社会》,分析他对苏联问题更系统的处理。在那里,福柯把苏联生命政治理性纳入「种族主义」(racism)范式,而种族主义在他的叙述中规定了整个西方生命政治传统,并在纳粹主义那里达到极端。

第二,我们虽然会质疑福柯的诊断,主张「种族主义」最多只能以一种相当松散的比喻方式适用于苏联生命政治及其向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的转化[译4],但这并不是要责备福柯。毕竟,他自己从未真正展开过苏联案例研究。

在著名访谈《地理学问题》(Questions of Geography,1976)中,福柯曾颇有道理地反驳说,他没有义务把地理学或任何其他学科收入自己的考古学项目,尽管他在访谈最后还是作了让步。他说道:「完全可以因为不了解某件事而不谈它,而不必假定自己其实拥有一种无意识的、因而无法接近的知识。」(Foucault, 1980b: 66)

福柯当然谈过社会主义,只是可以理解地,他投入的兴趣和分析的严密程度都不如自己的核心研究领域。本文因此暂时搁置「怀疑的解释学」,不去寻找某个隐藏原因,追问福柯为什么会那样谈苏联。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福柯的生命政治方法,是否能把我们带到比福柯本人更远的地方。

米歇尔·福柯,约1970年。 普罗佐罗夫从福柯的生命政治问题出发,却要反过来追问:当福柯把苏联经验纳入西方国家种族主义的谱系时,他是否忽略了一种真正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自身的生命政治?

基于这一考虑,在说明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不足以把握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特殊性及其在斯大林主义下向死亡政治的转化之后,我们将重新进入《必须保卫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谱系,从中抽取出一种福柯提到了却没有真正展开的生命政治理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的革命生命政治。 它不能还原为19世纪的国家种族主义(state racism),更不能还原为其在纳粹主义中的极端后裔;最能体现这一理性的,是斯大林时期「大转折」(Great Break,1928—1932)的政策。[译5]

因此,福柯关于苏联生命政治的判断即使存在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他的路径失效或具有误导性。恰恰相反,按照福柯自己把理论称作「工具箱」(toolkit)的说法(Foucault, 1980a: 145),苏联经验要求我们重新拿起这套工具,按照新的历史证据修改它、重装它。

苏联治理术的保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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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关于生命政治和治理术的研究只在边缘位置谈到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政治,但这些问题显然影响了他的思想转向。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2002)在研究福柯著作中的古拉格主题时指出,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初至中期转向权力与治理问题的谱系学,发生在一个无法绕开的政治背景中: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1973)1974年以法文出版(另见 Kharkhordin, 2001)。[译6] 这部书加速了包括福柯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同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也推动了「反极权主义」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例如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和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崛起;福柯曾在短时间内支持过他们。

索尔仁尼琴揭露古拉格之后,法国社会也开始更加关注苏联和东欧的异议运动。整个20世纪70年代,福柯积极声援这些运动,而异议者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很可能也影响了他在80年代课程中转向「直言」(parrhesia)问题(Foucault, 2011)。[译7]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科隆,1974年2月14日。 《古拉格群岛》的出版,使苏联劳改体系第一次以巨大规模进入法国公共争论。普罗佐罗夫认为,正是在这一政治气候中,福柯对苏联、古拉格与社会主义治理的零散判断逐渐成形。

然而,苏联问题虽然在当时法国的知识—政治环境中如此重要,却始终没有在福柯的生命政治分析中占据显著位置。最简单的解释可能是人们经常批评的福柯「欧洲中心主义」。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曾有一句著名评论:「他的欧洲中心主义几乎是彻底的,仿佛历史本身只发生在一小群法国和德国思想家之间。」(Said, 1988: 9–10)

可这个解释仍然太简单。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章、课程和访谈里,其实多次谈到苏联(见 Plamper, 2002)。这些材料显示,他之所以没有把苏联社会主义当成生命政治或治理术的一种特殊形态来分析,并不是因为对非欧洲历史毫无兴趣,而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苏联案例有多少真正特殊、独特或独一无二的东西。

在福柯看来,苏联社会主义令人费解的特征,恰恰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欧洲发明的治理技术竟然顽强地延续了下来。在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宏观层面,苏联显然同西方资本主义决裂;可到了规训实践和生命政治实践的微观层面,它却继续沿用西方的技术。

早在1971年,福柯就说,苏联「几乎完整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体系。人们有一种印象:传统形式的共产主义似乎遭受着一种出生创伤;你会觉得,它想重新占有自己诞生时的那个世界——资产阶级凯歌高奏的世界。共产主义美学是19世纪风格的现实主义:《天鹅湖》、叙事性绘画、社会小说。大部分资产阶级价值都被共产党接受并维持着(在艺术、家庭、性及一般日常生活中)。」(Foucault in Simon, 1971: 196)

苏联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价值体系」如此接近,在福柯那里又成为一个在同一时期确立的更根本理论命题的证据:权力关系不能还原为国家制度。权力散布在无数「毛细血管」般的结构之中,即使这些结构不围绕国家聚合,也照样能够产生明确的政治效果。

福柯说:

我绝不是要贬低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效力。我只是认为,如果过分坚持国家具有排他性的作用,我们就有可能看不见那些并不直接通过国家机器运作的权力机制与权力效果。可这些机制往往比国家自身的制度更有效地支撑国家,扩展并最大化它的效力。苏联社会就是一个例子:国家机器已经易手,可社会等级、家庭生活、性和身体,仍然同资本主义社会大致一样。你真的认为,技术员、工头与工人之间的权力机制,在这里和在苏联会有多大差别吗?(Foucault, 1980b: 72–73)

按照福柯的判断,苏联在社会经济制度上虽然明显同资本主义欧洲决裂,但它的治理技术直接从自己的意识形态敌人那里借来。唯一真正本土化的新增部分,是「党纪」(party discipline),而其谱系确实已被追溯到东正教基督教共同体的实践(见 Kharkhordin, 1999)。

福柯说:

苏维埃当然改变了所有制制度,也改变了国家在生产控制中的角色;但除此之外,它们只是把19世纪资本主义欧洲建立起来的行政和权力技术搬了过去。道德类型、美学形式、规训方法——大约1850年前后资产阶级社会中已经有效运转的一整套东西——被整块搬进苏维埃制度。正如苏维埃使用泰勒制以及其他在西方试验过的管理方法一样,他们也接受了我们的规训技术,只是在我们的武器库里又增加了一件武器:党纪。(Foucault, 1994a: 64)

从这个角度看,连古拉格——苏联生命政治的典型场所——也不过是苏联政权从意识形态敌手那里借来的又一种治理技术(见 Engelstein, 1993)。这种亲缘甚至强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程度:索尔仁尼琴用来形容苏联劳改营网络的「群岛」隐喻,又被福柯「反向」带回法国,在《规训与惩罚》中成为关键概念(Foucault, 1977: 301;另见 Foucault, 1980b: 68)。

福柯还曾用一个著名轶事解释古拉格的「诞生」。1892年,法国犯罪学家勒韦耶(Leveille)建议俄国政府把精神病患者关押到西伯利亚。福柯说:「好一位老勒韦耶,他已经把古拉格定义出来了。此前已经存在流放西伯利亚,但我认为,它大概仅仅是对政治犯的放逐。关于在那里建立一种政治—医学的、政治—刑罚—医学的,或者医学—政治—刑罚的拘禁制度,同时赋予它经济功能,使它能够开发一片仍是处女地的国土财富的想法,我认为,才是一种新想法。」(Foucault, 1988a: 181–182;对此的批评见 Plamper, 2002: 269–270)

如此一来,古拉格就被插回欧洲权力关系的谱系,成为19世纪欧洲治理术中早已运作的逻辑的一次「强化」(ibid.: 181)。到了治理理性这一层面,自由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那个宏大的对立也随之失效。福柯说:「毕竟,大型政党的组织、政治机器的发展、集中营这类镇压技术,显然都是西方自由社会的遗产;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要做的,无非是弯下腰把它捡起来」(Foucault, 1994b: 535;另见 Foucault, 1982: 209)。

在意识形态上,苏联经验同西方迥然不同;在治理层面,它却同西方同一。而福柯研究的重点恰恰是治理术,他又对意识形态有些轻视,所以最后压过差异的,自然是这种同一性。

生命政治与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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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转向福柯在1975—1976年度《必须保卫社会》中,从生命政治角度对苏联社会主义所作的较系统讨论。在这门课程里,福柯借「种族主义」的逻辑来解释治理的生命政治理性:一部分人口被界定为所要保护的种族之外者,因此可以被排除,最终甚至可以被消灭。

种族主义同样是《性史》第一卷中那段最著名的生命政治分析的中心主题。[译8] 可到了后来两门法兰西学院课程——1977—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8—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种族主义几乎消失,生命政治本身也逐渐退居次位。

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不再以「现代社会从主权权力(sovereign power)转向生命权力(biopower)」为基本叙事,而是把治理的谱系向前拉长:从早期基督教,经宗教改革,一路追踪到17世纪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和18世纪的「警察学」(police science)。到了《生命政治的诞生》,「生命政治」重新出现在标题中,正文里却几乎没有真正展开。福柯把精力集中在自由主义治理上,称它是「类似生命政治的东西得以形成的基础」(Foucault, 2008: 21),又屡次为自己不断推迟生命政治的讨论而道歉;但那个讨论最终始终没有到来。1979年之后,这个概念甚至从福柯的著述中彻底消失(ibid.: 78, 185)。正如马塞洛·霍夫曼(Marcelo Hoffman)所说,要在《生命政治的诞生》里找出任何称得上持续的生命政治分析,都「困难得惊人」(Hoffman, 2014: 57)。

因此,《性史》第一卷最后一章和《必须保卫社会》,仍然是福柯对生命政治问题处理得最充分的文本,也就构成本文分析的主要依据。

斯蒂芬·科利尔(Stephen Collier)在研究苏联及后苏联生命政治时反对这种处理。他选择根据福柯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来界定生命政治,把较早文本中那些更直接的讨论暂时搁置,视为「初步的」和「混乱的」(Collier, 2009: 80;2011: 16–19)。在他的解释中,前缀「bio-」主要指自由主义治理理性背后的自然主义本体论。如此一来,研究苏联生命政治,就主要是在一般意义上分析苏联经济政策如何被问题化;「生命政治」几乎变成一个方便的简称,指「贸易、居住形态、城市条件、生存资料等等」。科利尔说:「福柯完全可以把它叫作『经济政治』(econopolitics)或『社会政治』(sociopolitics),也可以另造一个更一般的词。不过既然他没有这么做,[…] 而且生命政治已经成为通行术语,我就继续沿用它。」(Collier, 2011: 17)

本文的判断不同。《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这个概念意义暧昧,同《必须保卫社会》和《性史》第一卷中较为清楚的界定形成鲜明反差。这并不意味着福柯摆脱了早期混乱,而是表明他正在失去兴趣,并预示了他后来彻底放弃这个术语。1979年以后,福柯没有再使用它。

当然,一个概念被福柯放下,并不因此使1976年或其后的分析失去效力。福柯一生不断抛下自己曾经使用的概念,有些抛得更加彻底,可这从未妨碍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富有成果地使用它们。本文认为,如果立足于福柯1976—1977年的生命政治分析,尤其关注生命政治通过种族主义转化为死亡政治的机制,就能为科利尔式偏重社会经济层面的研究提供重要补充,从而更准确地把握斯大林时期苏联治理暴力的极端性质。

在说明这一点后,我们回到种族主义在生命政治中的作用。在《性史》第一卷中,福柯用这一概念解释纳粹政权如何把主权的「血的象征体系」(symbolics of blood)与伴随生命权力兴起的「性的分析学」(analytics of sexuality)结合起来(Foucault, 1990: 149–150)。

福柯拒绝把纳粹主义看成西方政治传统里一个令人作呕的例外。相反,他把它理解为一种「恶魔般的」综合:西方社会中早已存在的主权技术和生命政治治理技术,在这里被焊接到一起(Foucault, 1988b: 71)。

「种族主义」使福柯能够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既然主权逻辑正在衰退,国家暴力为什么在生命权力时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能够继续存在,甚至达到更高强度?答案是,生命政治的种族主义逻辑不仅让主权暴力在一个不再欢迎它的环境中活下来,还赋予它一种全新的功能。暴力不再是消极的、压制性的力量,而是一种保存和改善生命的手段:为了让某些种族活得更好,必须消灭那些被认定为威胁的其他生命。

福柯对此有一段经典界定:

「种族主义」首先是在权力控制的生命领域内部划出一道断裂:把必须活下去的东西和必须死去的东西分开。它把人口内部已经存在的群体划分出来,使权力能够把人口当作多个种族的混合体,或者把自己所控制的物种进一步切分成被称作种族的亚种。其次,种族主义建立起一种正向关系:「你让越多的人死去,你自己就越能活下去。」那些必须被消灭的敌人,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对手,而是人口的外部或内部威胁。在一个规范化社会(normalizing society)里,种族或种族主义构成了使杀戮可以被接受的先决条件。一旦国家以生命权力的方式运作,只有种族主义才能为国家的杀戮功能提供正当性。(Foucault, 2003: 255–256)

这已经不是福柯所谓「传统种族主义」——即群体之间单纯的敌意,它本身并不承担组织社会的积极功能(ibid.: 258)。生命政治种族主义也不是一块意识形态幕布,把社会内在的对抗转移到种族化的外部敌人身上,从而掩盖这种对抗。福柯认为,这种近似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仍停留在表面。

关键在于权力技术的转变,它比任何意识形态转变都更为根本。种族主义让国家能够把主权暴力折进生命政治之中:只有当杀戮有助于改善「自己种族」的健康和生存时,它才具有合法性。这样一来,纳粹主义中「让生命繁盛」的生命政治关怀与「把生命消灭」的死亡政治冲动之间的不可区分性便不再是难以解释的悖论。按照种族主义的逻辑,一个种族之所以能够更加繁盛,正因为它不断把其他种族清除出去;这种逻辑「既意味着系统性地对他者实施种族灭绝,也意味着把自己暴露于总体牺牲的危险之中」(Foucault, 1990: 149–150)。

可是,这个解释用于纳粹主义相当有说服力,能否同样用来理解苏联社会主义?

在《必须保卫社会》的最后几讲,福柯已经不只是重复前文所说的经验判断——社会主义治理术继续依赖18、19世纪欧洲生命权力兴起过程中形成的技术——而是提出一个更加根本的命题: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

他说:「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甚至在19世纪也是如此。无论世纪初的傅立叶,还是世纪末的无政府主义者,你总能在社会主义中找到一个种族主义成分。」(Foucault, 2003: 261)

福柯给出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主义「从未批判过生命权力这一主题」,反而「整套接收」了现代生命政治的基本观念:「社会或国家的根本职能,就是掌控生命、管理生命,补偿生命的偶然性,探查并减少生物学意义上的意外和可能性」(ibid.: 261)。因此,一旦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它就是一个「必须行使杀死的权利、排除的权利或取消资格的权利」的国家。所以,「在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精神病患者、罪犯、政治反对者等问题的方式中,种族主义充分发挥作用」(ibid.: 262)。

其次,社会主义由于强调阶级斗争以及同敌人的肉身对抗,也具有种族主义性质。福柯把种族主义称为「社会主义思想——毕竟它同生命权力的主题紧密相连——能够将杀死敌人合理化的唯一方式。若只是从经济意义上清除对手,或者剥夺其特权,并不需要种族主义。一旦必须正视与对手一对一相遇的想法,必须同他进行肉身搏斗、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并试图杀死他,就需要种族主义」。(ibid.: 262)

在19世纪末法国的语境里,这种种族主义主要出现在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布朗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后者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到了20世纪,它则主要表现为苏联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以及斯大林之后的苏联。

于是,按照福柯的论证,苏联社会主义在生命政治上唯一的「特殊性」,恰恰就在于它没有真正特殊的东西。这是一种令人费解、也令人沮丧的悖论: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欧洲如此异质,却仍然依赖欧洲发展出的生命政治理性和技术。

社会主义因为依赖一种外来的治理逻辑而存在缺陷,这一主题延续到福柯1978—1979年度的《生命政治的诞生》。只是到了这门课程,种族主义已经完全消失,生命政治也让位给自由主义分析。

福柯在这里再次提出一个至此已经熟悉的判断:不存在一种「社会主义自主的治理术」(Foucault, 2008: 93)。社会主义可以拥有国家理论,可以拥有经济理性和历史理性,可到了真正的治理理性层面,它只能依赖自由主义欧洲发展出的治理术,或许甚至更加依赖自由主义之前「警察国家」的理性(ibid.;另见 Foucault, 2007: 311–331)。[译9]

福柯说:

社会主义只能同各种不同类型的治理术连接起来才能得到实施。它曾经同自由主义治理术相连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及其各种理性形式发挥的是制衡、纠正和缓和内部危险的作用。我们也看到,它在那些无疑更应归入所谓警察国家的治理术中运作:在那里,国家高度行政化,治理术和行政之间发生融合、连续,形成一个巨大的整体。也许社会主义还同其他一些治理术相连接,这仍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我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并不存在社会主义自主的治理术。(Foucault, 2008: 93)

课程没有继续深入社会主义问题,因此我们最后留下的仍是一个同种族主义语境相似的诊断。区别只在于:种族主义已经退出舞台,于是福柯对社会主义究竟同哪些治理术「连接」在一起,反而说得更加开放。

我们当然可以像本文第一部分那样,逐项指出苏联确实使用了源自警察理性和自由主义理性的具体治理技术。但福柯叙述中始终不变的核心仍然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收入欧洲经验之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生命政治的地形上,同自己的意识形态敌人形成了一种「不幸的共生」(unhappy symbiosis)(ibid.: 94)。

种族主义与「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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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看到,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的论证不只是指出苏联与欧洲生命政治理性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他更进一步主张:社会主义只要进入生命权力的地形,从一开始就具有「本真的」种族主义性质。只要生命权力成为政治运作的基本维度,任何政治逻辑——包括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会染上种族主义色彩。

接下来的三节将挑战这一判断。首先,我们要说明,至少在苏联早期「大转折」(1928—1933)阶段,种族主义这个概念并不适用。恰恰是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秩序的基础被建立起来,而苏联也表现出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生命政治理性。

相反,苏联政权使用种族主义以及其他西方治理技术,这一变化更适合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所谓「大退却」(Great Retreat)中理解,尤其是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上。[译10] 最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说明,种族主义同样不足以解释斯大林主义高峰期的死亡政治转向。1936—1953年,国家对数百万「人民公敌」(enemy of the people)施加恐怖,其运行逻辑与种族主义并不相同。

福柯使用「种族主义」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在两种含义之间摆动。谈到纳粹主义和西方自由国家的殖民暴力时,它具有字面意义;可谈到自由国家内部政治以及苏联治理术时,它往往变成一种形象化、比喻性的用法。

在苏联案例里,这个比喻主要建立在一种表面上的相似性上:阶级斗争话语有「阶级敌人」(class enemy),保护种族的话语有「种族敌人」(racial enemy)。福柯写道:「在苏维埃国家种族主义中,革命话语所说的阶级敌人变成了某种生物学威胁。那么现在谁是阶级敌人?是病人、偏离者、疯子。于是,原本用于对付阶级敌人的武器,如今被一支医学警察拿来使用,像清除种族敌人那样清除阶级敌人。」(Foucault, 2003: 83,着重号为本文所加)

问题恰恰出在这个「像……一样」(as though)上:阶级敌人真的曾经是「某种」生物学威胁吗?

苏联官方话语事实上长期原则性地反对种族主义,甚至反对它以准科学优生学形式出现(Hoffmann, 2011: 105;Weiner, 1999: 1123, 1146–1147)。当然,我们不能把苏联官方宣言照单全收,但可以认为,这种对种族主义的敌视并非虚伪姿态。它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个相当深的前提:人性的改造既有可能,也值得追求。只要接受这一点,一切把人的属性解释成自然、固定、本质性的理论,就会顺理成章成为社会主义的「天然」敌人。

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对此有一段描述:

苏维埃权力在其政治和经济实践的不同层面,都持续表现出一种深刻、近乎本能的对「自然」的厌恶。从反遗传学、反精神分析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农业集体化——后者试图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切断他们同土地之间那种传统而亲密的依附——都体现了同一种倾向。(Groys, 2011: 122;另见 Dobrenko, 2007: 75–82)

所谓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也就是后来被恰当地称为「大转折」(1928—1932)的时期,正是要突破那些沉积为准自然状态的传统生活形式。到那时,社会主义仍仅限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意识形态和制度霸权之中;「大转折」要做的,是让它成为一种真正存在于生活内部的实定的生活形式(positive form of life)。

也正因为它试图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行压入生活现实的内在性(immanence)之中,斯大林主义工程才具有生命政治性质。它不再满足于主权式地控制领土,不再满足于占有政治制度,甚至不满足于垄断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把目标推进到人口生活现实的主动改造(见 Weiner, 1999: 1119–1120)。

「大转折」对传统生活发动了三路进攻。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高炉,约1931年。 「大转折」并不只是经济政策调整,而是一场重新制造社会生活的工程。工业城市、集体农庄和新的劳动主体,都要从旧世界中被强行生产出来。

第一是强制工业化。它清除了私人工业和商业的残余,并完全从零开始建造新的工业联合体和城市(见 Kotkin, 1995: 106–143;Tucker, 1992: 101–115;Fitzpatrick, 2002: 40–61)。第二是农业集体化。私人农业被摧毁,农村人口被强行组织进国有集体农庄(Conquest, 1987;Viola, 1999)。第三是「文化革命」。它试图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取代工业、科学和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专家」(见 Fitzpatrick, 1974;David-Fox, 1999)。[译11]

这三个过程都伴随着剧烈的社会脱位和极端的治理暴力。斯大林亲密盟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一句话概括了这一点:它意味着「彻底摧毁全部社会经济关系,伴随着一场技术革命,而不是反过来」(引自 Priestland, 2007: 207)。

也正因为如此,苏联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同界定了西方生命政治之「种族主义」形态的保护性、安全导向(securitarian)或「免疫性」(immunitary)方向根本不同(Foucault, 2007: 8–49;Esposito, 2011: 112–143)。[译12]

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对象不是「已经存在的生命」,而是「生命必须变成的样子」。斯大林主义因此不赋予现存现实的任何方面以价值。自由主义珍视经济交换,纳粹主义珍视种族生命力;斯大林主义却把现存生活形式统统描述成「过时的」「正在死亡的」东西——这些也是当时苏联话语最偏爱的修辞(见 Dobrenko, 2007: 101–124, 313–327)。

因此,它不是为了保护某个种族——无论如何界定它——免受威胁它的异质因素侵害。它干脆放弃了保护本身,转而追求彻底改造。最后,这种改造攻击了所涉种族自身的生活形式,不知疲倦地把「正在死亡的」东西真正推向死亡。

从这里看,阶级敌人与种族敌人的差别就清楚了。

苏联去富农化运动中的游行,约1929—1934年。 普罗佐罗夫认为,「阶级敌人」不能直接等同于福柯意义上的「种族敌人」:革命的目标不是保护既定共同体免受异质者侵犯,而是摧毁旧社会关系,把整个社会推向一种尚不存在的新生活形式。苏联去富农化运动中的游行,约1929—1934年。 普罗佐罗夫认为,「阶级敌人」不能直接等同于福柯意义上的「种族敌人」:革命的目标不是保护既定共同体免受异质者侵犯,而是摧毁旧社会关系,把整个社会推向一种尚不存在的新生活形式。

当然,苏联官方话语也曾把阶级敌人——例如贵族、资产阶级和神职人员——描写成不事生产的「寄生虫」「害虫」「污物」。他们被说成只会腐蚀胜利的无产阶级,因此必须通过剥夺政治权利、流放或监禁,被排除出正在形成的政治共同体(Weiner, 1999: 1121)。但这种排除并不严格遵循种族主义那种自然主义和进化论逻辑。

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不是保护一个已经存在的「我们」——无论叫种族、民族还是国家——免遭外部或内部他者的威胁。它的任务是改造社会,最终取消现有的等级和自我/他者区分。

阶级敌人之所以成为敌人,是因为他抵抗这种改造。他不是对既有生活方式的威胁;相反,他就是这种既有生活方式的人格化。他紧紧抓住旧世界,从而阻碍革命向前推进。

种族主义的逻辑,是保护既定自我免受他者侵害;阶级斗争的逻辑,则是在自我必须变成的他者性(otherness)名义下,反过来攻击既定自我,把它称作「害虫」「污物」「寄生虫」。因此,「大转折」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修辞是「再锻造」(reforging)。[译13]

人被要求经过改造,成为「苏维埃新人」。古拉格劳改营正是这种「再锻造」的主要场所,苏联政府自豪地把它宣传为这样的空间:阶级敌人可以在那里被重新铸造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见 Dobrenko, 2007: 105–116)。这个过程当然充满暴力,但对于种族敌人而言,这种再锻造的可能性本身从定义上就遭到否定。因此,把种族主义这个术语比喻性地移植到阶级斗争话语中,存在严重问题。

种族主义与「大退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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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也许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更适合「大转折」之后的斯大林主义高峰期。此时官方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建成,所谓非生产阶级也已被消灭。的确,正是在这个时期,苏联政权越来越频繁地以医学—政治方式干预社会偏离,福柯曾用种族主义逻辑分析这类干预(见 Hoffmann, 2011: 86–101)。

但这些干预与阶级斗争的逻辑无关,而是以这种逻辑的衰退为条件。

通常,人们把这个转折追溯到1933—1934年前后一系列政策逆转。尼古拉斯·季马舍夫(Nicholas Timasheff)把它概括为「大退却」(Great Retreat):在「大转折」几乎抽搐般的剧烈震荡之后,政权开始寻求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建设中那种近乎末世论式的冲力被缓和,取而代之的是同现存生活形式建立一种更长久的妥协(Timasheff, 1946)。

这种妥协有许多表现:传统文化和革命前历史重新获得肯定,军队恢复制服和等级制度,政策重新转向鼓励家庭和生育,堕胎被定罪,连炫耀性消费都开始受到赞美(见 Tucker, 1977: 95–99;Hoffmann, 2011: 13–14, 143–155)。

苏联政权对19世纪西方治理技术的依赖,必须放进这种社会稳定和规范化(normalization)的背景中理解。福柯前文提到的《天鹅湖》、叙事性绘画和社会小说在苏联重新受到推崇,全部属于「大退却」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末文化革命那种反传统、破偶像的氛围中,它们几乎不可想象。

所以,福柯说斯大林和后斯大林时期使用了西方生命政治技术——包括某些种族主义技术——这一点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他把这种现象解释成社会主义生命政治本身内在的种族主义性质。

苏联使用「非社会主义」的治理技术,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内部存在某种深层矛盾。它只是意味着:政权正在从自己此前占主导地位的治理理性——阶级斗争——后退。正如前文所说,阶级斗争有自己独立的生命政治逻辑,无法被种族主义吸收。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其实隐约触碰过这种「退却」的可能。他曾反问:「如果罗马再次征服了革命呢?」(Foucault, 2003: 84)[译14]

季马舍夫关于「大退却」的论点在苏联史研究中一直存在争议(例如 Hoffmann, 2004;Lenoe, 2004),但至少针对苏联案例,我们可以肯定回答福柯的问题。

更准确的问题应该是:究竟是福柯所谓带有种族主义性质的「罗马式」生命政治征服了一种已经存在的革命生命政治,还是说「罗马式」生命政治征服了一场根本没有创造出自身生命政治的革命?福柯选择第二种答案;本文主张第一种。

如此理解,「大退却」就可以理解为此前那场对既有生活形式的生命政治进攻被缓和。政权开始把这些生活形式重新纳入新秩序,让它们成为稳定秩序的工具;治理理性也从「改造社会」转向「保卫已经建立的秩序」。

正是这种对安全的关切——它在社会主义前二十年明显缺席——解释了苏联政权为什么诉诸从西方治理术中借来的技术。安全理性对于西方治理术具有构成性(Foucault, 2007: 11–87),而这一治理术的生命政治形态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

同样的解释更适用于福柯没有处理的一些更明确的民族歧视和镇压。例如1937—1939年针对侨民群体的所谓「民族行动」(national operations),这些群体被怀疑一旦外国入侵便会成为「第五纵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联新吞并地区清洗纳粹合作者;以及1948—1953年的反犹镇压(Hoffmann, 2011: 295–301;van Ree, 2002: 201–207;Weiner, 1999: 1131–1140;Barnes, 2011: 231–239;Lowe, 2012: 340–358;Gellately, 2013: 193–208)。[译15]

这些政策的广度和强度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逐渐充分为人所知。它们看来同西方殖民国家或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存在类比,而且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关系已经非常薄弱。相反,它们更能证明政权正在从原有社会主义原则后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冷战初期,这种退却越来越明显:国家安全和国际权力政治的地缘政治考虑,一再压过社会主义工程本身的意识形态关切(比较 Weiner, 1999: 1129–1130)。

当然,也不能夸大敌人的「族群化」(ethnicization)遮蔽政治和意识形态标准的程度。比如,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UPA)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受到追捕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而不是单纯因为他们是乌克兰人;1952—1953年的反犹运动把某些具体个人和群体称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rootless cosmopolitans),与此同时,仍有许多犹太人留在苏联国家、军队和工业体系的重要位置。

阿米尔·韦纳(Amir Weiner)指出:「排除即使全面化,也并非源于一种种族灭绝意识形态,也不是通过灭绝性机构来实施的。净化针对的并非集体本身,而是构成这些集体的个人。」(Weiner, 1999: 1155)

所以,如果把这些政策解释成「先天胜过后天」、因而把苏联种族主义严格按字面理解,仍然是不准确的。但若把「种族主义」作为一种比喻,用来说明「罗马」对革命的胜利,这种用法看来确实是正当的。只是下一节会看到,这种解释并不能推广到整个斯大林主义高峰期。

种族主义与「大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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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已经说明:福柯的种族主义概念不适用于斯大林主义早期建构社会主义的工程,因为那个工程拥有一种自主的生命政治理性;但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当政权从这种理性后退时,种族主义概念确实有一定解释力。

然而,这个概念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不能被扩展到整个斯大林主义高峰期乃至后斯大林时期。尤其是,它不适合解释「大退却」之后最具代表性的苏联治理暴力实例:1937—1938年达到顶峰、但持续至1953年的斯大林大恐怖(Great Terror)。[译16]

「大恐怖」所释放的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冲动,使它成为苏联生命政治转化为死亡政治最典型的例子。在纳粹案例中,福柯正是用种族主义解释这种转化。可到了斯大林恐怖,这个概念仍然像解释「大转折」时期阶级敌对一样力不从心。

只需比较福柯描述的种族敌人与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话语中逐渐取代「阶级敌人」的「人民公敌」,差别就会显现出来。

「人民公敌」这个词可以一路追溯到法国大革命。1937年2月那次后来成为转折点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把它带入苏联公共政治话语;这次全会拉开了最极端恐怖阶段的序幕(Goldmann, 2011: 73–79)。

这次范畴变化非常重要。1918年和1925年的苏维埃宪法明确建立在阶级专政基础之上,对所谓非生产阶级设置政治排除;1936年《斯大林宪法》则宣称建立一个属于「全体人民」甚至带有民主形式的政治制度,取消那些排除条款,并引入普遍、直接选举(Tucker, 1992: 441–478;Hoffmann, 2011: 278–305)。

「人民公敌」不再是阶级敌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是:随着工业私人部门被摧毁、农业集体化成功推进,所谓非生产阶级已经被消灭。

于是,敌人不能再拥有一个明确可辨认的社会身份(例如富农、贵族或「资产阶级专家」),无法再凭借这种身份哪怕仅在表面上同纳粹的种族敌人形成类比。敌人只能藏在合法身份背后:他可以是集体农庄庄员、工人、红军将领,也可以是中央委员会成员。

正因如此,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敌人通常被描绘成外国间谍。他表面上是普通苏联公民,暗地里却从事规模几乎魔鬼般的「破坏活动」(见 Goldmann, 2011: 23–79)。

格罗伊斯这样描述20世纪30年代的作秀审判(show trials):

作秀审判表明,那些看似完全正常的人能够把碎玻璃撒进工人的食物,让他们感染天花和皮肤病,给水井和公共场所投毒,让牲畜染上炭疽,等等。而且,他们以超人的、难以想象的规模做着这一切,在许多地方同时完成最惊人的破坏。起诉书通常甚至会刻意强调作秀审判被告的行动违反普通人的逻辑,因为这种不可理解性本身就被当成证据,证明他的邪恶意志是绝对且不可悔改的,只有肉体消灭这个人才能制服它。(Groys, 2011: 61)

到了这里,敌人已经不能再被「再锻造」。古拉格劳改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展示工程」的宣传迅速沉寂,劳改营从展示机构变成纯粹惩罚机构;赦免和提前释放被放弃,死刑使用越来越频繁(Barnes, 2011: 163–165, 185–193;Weiner, 1999: 1131)。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设中的囚犯劳动,1932年。 早期斯大林主义并不只是要隔离和惩罚「阶级敌人」,还宣称能够把他们重新锻造成「新人」。正是这种可改造性的想象,使普罗佐罗夫认为它不同于以不可改变的生物差异为基础的种族主义逻辑。

这个变化表面上似乎把斯大林的敌人带得更接近种族敌人,因为敌人同样变成了不可救赎之人。但关键差别仍在:斯大林主义的「人民公敌」无法通过任何实定属性(positive predicate)被辨认出来。没有一个明确特征能够把他从社会其他成员中分开。

结果是,整个苏联人民——无一例外——都暴露在这样一种可能之下:整个人民都可能是其自身的敌人。

「大恐怖」时期的敌对逻辑,不再诉诸一个分裂社会里明确的种族或相互对立的阶级之间的战争,而要求不断揭露那个隐藏在表面统一、忠诚社会内部的不可见敌人。也因此,一个人的阶级身份或者其他身份,既不能注定他必然遭受迫害,也不能保证他免于迫害。

既然敌人如今总是「隐藏的」,就不仅需要像内战或农业集体化时期那样,在面对敌人时表现出决心和勇气,还必须保持极端警惕。任何人都可能是敌人,而阶级、种族、性别、职业,没有任何一种实定的区分原则能够把他识别出来。

毕竟,按比例计算,「人民公敌」最多的地方恰恰是党自身的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中央委员最终遭到处决(Getty and Naumov, 2010;Getty, 2013)。

卡尔·拉狄克的NKVD档案照,1937年。 到了「大恐怖」时期,「人民公敌」不再对应一种可以预先辨认的阶级或种族身份。敌人可能隐藏在任何合法的苏维埃身份之下。普罗佐罗夫因此认为,这种暴力虽然同样走向死亡政治,却无法由「国家种族主义」充分解释。

这种敌人构造为狂暴的暴力螺旋铺平了道路;这种暴力在范围和强度上无疑接近纳粹主义。然而,它的理性却完全无法用种族主义来解释。

因此,福柯的种族主义范式在西方语境中有很强的解释力,可面对苏联生命政治,不论是早期斯大林主义「大转折」还是斯大林主义高峰期「大恐怖」,都表现不佳。

种族主义真正能够解释的,反而是那些我们通常视为「从社会主义退却」的现象: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规范化政策,或者50年代初的「反世界主义」转向。它当然应该在苏联生命政治研究中占有位置,但一旦泛化种族主义概念,它就会遮蔽恰恰被这些种族主义政策所背离的生命政治理性:一种通过强化阶级斗争,推动激进社会改造,把社会主义强行压入现实、塑造成实定的生活形式的理性。

这种理性把革命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和生命政治的内在性结合起来,既不能还原为《必须保卫社会》里的种族主义,也不能还原为福柯后来课程分析的国家理性、警察和自由主义。[译17]

我们只能猜测,福柯为什么一方面否认存在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生命政治,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同不可分割地与纳粹主义相连的种族主义逻辑联系起来。下一节要做的,是回到福柯自己的种族主义谱系,找出他的分析究竟在哪一点拐错了弯,并从那里重新启动对社会主义生命政治的研究。

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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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重建了一种他称作「历史—政治话语」(historico-political discourse)的传统。从17世纪开始,它一直作为另一条思想路线,与政治哲学中更熟悉的主权话语并存。众所周知,那个阶段的福柯正以这些聚焦主权问题的话语为批判对象。

以霍布斯为典型的政治哲学话语,抽象、非历史,并且不偏不倚;历史—政治话语则彻头彻尾是历史性的。福柯把它的兴起追溯到17世纪英格兰——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以及18世纪初法国的亨利·德·布兰维利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它诞生在具体斗争中,并明确站在其中一边(Foucault, 2003: 268–271)。[译18]

这是一种「反历史」(counter-history):它不是为了赞颂、纪念和强化主权,而是要从下面重讲主权的故事,把主权的故事写成屈服与被征服的叙事,以此削弱主权。这是那些没有主权光辉、也在官方历史中缺席的人讲出的历史(ibid.: 66–76)。

主权话语把社会描述成由统治者整合起来的统一整体;反历史话语却认为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二元的,由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对抗所构成:

他们与我们,不义者与正义者,主人与必须服从主人的人,富人与穷人,侵占土地的人与在他们面前战栗的人,专制者与呻吟的人民。(ibid.: 74)

这组对抗用社会内部两个所谓「种族」之间的斗争来表达。必须特别注意,福柯认为这里的「种族」还没有后来那种「稳定的生物学含义」(ibid.: 77)。它指的是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历史—政治分裂」:这两个群体语言或宗教不同,只因一方征服或降服了另一方,才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福柯说:「当两个群体虽然共存,却由于特权、习俗、权利、财富分布或权力行使方式造成的差异、不对称和障碍而没有混合时,就存在两个种族。」(ibid.)

这与霍布斯为了说明主权建立而假设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完全不同。反历史话语谈的是真实发生过的战争,例如诺曼征服。反历史话语把这些实际的战争看作国家权力的真正基础;政治和历史的真实内容,则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延续下来的冲突,例如英格兰的诺曼人与撒克逊人,或者法国的日耳曼贵族与高卢—罗马资产阶级。

显然,这离现代种族主义还很远。如果一定要用今天的语言概括,17世纪英格兰激进主义中的反历史话语反而更接近一种革命性的解放话语。

事实上,在福柯自己的谱系里,这套反历史话语正是18世纪法国以及后来明确革命话语的先驱之一。

福柯问:

如果没有对这些不对称、失衡、不正义和暴力的先行解释——这些东西不顾法律秩序、在法律秩序之下,并通过法律秩序且由于法律秩序而运作——革命计划和革命观念还能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重新点燃那场曾经真实发生、并且仍然持续着的战争的意志,革命计划、革命观念、革命实践又从哪里来?如果目标不是对权力关系进行某种最终的倒转,不是在权力行使中造成决定性的位移,那么革命计划和革命话语还有什么意义?(ibid.: 78–79)

到了19世纪,这套反历史话语分裂成两条道路。

第一条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斗争话语。它保留早期反历史话语的历史性,只是把其中的「种族」替换成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

第二条是「真正种族主义的」话语。它放弃历史性的解释,转向准科学、生物学和进化论,把历史战争重新编码成一个种族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

阶级斗争话语继承了反历史话语破坏国家稳定性的功能,它重新发现并重新激活那场产生了国家形式的历史战争,以及那个产生了国家形式的「二元社会」;种族主义的生物—医学话语却发挥相反作用:它要稳定社会秩序。

原先的二元社会被重新描述成一个单一社会。只是这个单一整体内部仍然存在异质因素,它们必须被清除,种族的生命才能得到保障。于是,在早期反历史话语中原本是「一个种族压迫另一个种族的工具」的国家,反而被重新包装成「种族完整性、优越性和纯洁性的保护者」。福柯总结说:「种族纯洁性这个观念——连同它的一切一元论、国家主义和生物学含义——取代了种族斗争的观念。」(ibid.: 81)

如此一来,反历史最后被传统的主权历史重新收编;那个原本带有革命萌芽的话语,也转化成国家种族主义的反革命话语。

福柯表述道:

从字面上说,种族主义就是革命话语的倒置形式。种族斗争的话语原本是用来对付罗马式主权历史—政治话语的武器,而单数的「种族」话语,却把这件武器反过来对准了锻造它的人,用来维持国家主权。过去,国家主权的光辉和力量依赖魔法—法律仪式;如今,它由医学—规范化技术来保证。随着法律转向规范,复数的种族转向单数的种族,解放工程转向纯洁性关切,主权便能够占据或接管种族斗争话语,把它重新用于自己的战略。国家主权于是变成「保护种族」的命令。它既是对革命召唤的替代,也是阻断革命召唤的办法;这一召唤源自古老的斗争、解释、要求和承诺的话语。(ibid.: 82)

因此,最初的「种族之间斗争」话语最后一分为二:一边是没有种族的革命斗争话语,另一边是「新罗马式」的、保护单一种族的反革命话语。

乍看之下,这个分裂恰好意味着两种不同生命政治的可能:与阶级斗争相连的社会主义生命政治,以及与种族主义相连的纳粹生命政治。

可福柯恰恰在这里抹掉了两者的差异,把前者重新收入后者,把阶级斗争解释成种族主义的一种比喻性版本。

在福柯的叙述里,纳粹话语把国家种族主义的生物逻辑重新塞回那个古老、神话化的种族战争背景;苏联话语则把阶级斗争主题置入生命政治语境,据称产生一种准科学、医学—精神病学式的种族主义解释。

于是,一个本来明确作为种族主义替代方案而构造出来的阶级斗争历史观——它解释的是没有种族维度的阶级冲突——竟然又变成一种种族主义。似乎正因为它根本不明确提及「种族」,这种种族主义反而更加阴险。

福柯写道:

「苏维埃种族主义」所做的,是重新加工社会斗争的革命话语——而这套革命话语本来就从古老的种族斗争话语中继承了大量要素——再把它同保障一个秩序井然社会之卫生的管理和警务连接起来。于是,那些曾围绕法律和国王的谎言在战场上交锋的种族所唱出的嘶哑歌声——毕竟,这些歌声是革命话语最早的形式——最终变成了国家的行政散文;这个国家以保卫一份必须保持纯洁的社会遗产为名,保卫自身。(ibid.: 83)

然而,在福柯自己的谱系框架里,其实还有一个他没有提出、却完全可以提出的问题:生命权力是否只能附着在国家种族主义之上?毕竟,国家种族主义只是「种族斗争」反历史话语的一个后裔。生命权力是否也可能以另一条后裔——阶级斗争话语——为基础运作?

如果种族主义真的是革命话语的「倒置」,那么,被它倒置之前的那个革命话语,本身究竟包含什么生命政治内容?

我们已经看到,福柯把社会主义缺乏自主治理术和自主生命政治当作一个根本问题,并用这个缺陷解释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和狂暴暴力。然而,这个判断很可能正是另一项理论封闭的结果:他事先把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封闭在种族主义的地平线内。

一旦排除「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生命政治」这种可能,就只剩两种结论:要么社会主义根本没有自己的生命政治理性,要么社会主义只能同自己的意识形态敌手一样,共享种族主义理性。

这两个结论都无法真正解释苏联工程以及伴随它的治理暴力。前一个结论抹掉这种暴力的特殊性,而这种暴力无法还原为传统主权的死亡权力;后一个结论则把暴力归罪于一种对苏联社会主义工程而言相当边缘的理性。

也许,福柯之所以把革命话语排除在生命政治分析之外,是因为革命指向旧世界的超越,而生命政治具有内在主义的逻辑,二者相冲突。但斯大林主义恰恰显示:就像国家种族主义能够把主权的否定性力量同生命政治的生产性方向结合成一种「恶魔工程」一样,革命的超越性同生命权力的内在性也可以结合。

斯大林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工程:它试图把社会主义观念强行压进活生生的现实。这个工程同样恶魔般可怕,却完全不同于种族主义。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谢尔盖·普罗佐罗夫(Sergei Prozorov)是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政治学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政治理论、欧陆哲学、生命政治、民主、极权主义与后真相政治。2010—2015年,他主持芬兰科学院「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研究项目;与本文相关的专著为 The Biopolitics of Stalinism: Ideology and Life in Soviet Socialism(《斯大林主义的生命政治: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意识形态与生命》,2016)。

[译2]New Soviet Person 也常译作「苏维埃新人」「新苏联人」。本文采用「苏维埃新人」,因为这个词不仅指一种新的国民身份,更指革命政治试图主动塑造的一种新人类型:旧习惯、旧阶级位置和旧生活方式都应被重新锻造。

[译3]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通行中译为《必须保卫社会》,是福柯1975—1976年度法兰西学院课程。课程集中讨论战争、种族斗争、国家种族主义以及生命权力,是福柯生命政治理论最关键的文本之一。

[译4]Thanatopolitics 由希腊语 thanatos(死亡)与 politics 构成,通常译为「死亡政治」。在生命政治研究中,它指以保护、增进生命为名的治理理性如何反转为大规模暴力、排除和杀戮。本文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苏联的生命政治为何、又如何转化为死亡政治。

[译5] 「大转折」(Great Break,俄语常称 velikii perelom)通常指1928年前后开始的斯大林式急剧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被放弃,强制农业集体化、第一期五年计划下的高速工业化以及一系列文化和社会改造同步推进。普罗佐罗夫把它理解为「让社会主义成为现实生活形式」的生命政治工程,而不只是经济政策变化。

[译6]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法文版自1974年开始出版,在法国引发强烈政治与知识震荡。福柯同一时期密切参与监狱政治、东欧异议人士及反极权主义争论,因此古拉格并非其治理术研究之外的偶然背景。

[译7]Parrhesia 在福柯研究中通常译为「直言」「坦言」或「说真话」。福柯晚期课程用它分析主体如何冒险说出自己认定的真理,并把这种实践同民主、政治勇气和自我关系联系起来。

[译8] 原文所称 History of Sexuality I 指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法文原题 La Volonté de savoir,中文正式出版通常题作《性经验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本文正文为保持作者英文版本指称的直观性,以《性史》第一卷简称。

[译9] 这里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不能直接按今天「高压警察统治」的日常含义理解。福柯讨论的是17—18世纪欧洲的 police/Polizeiwissenschaft 传统,即国家通过人口、粮食、道路、城市、卫生、劳动等行政知识积极增进国力与秩序的一整套治理理性。

[译10] 「大退却」(Great Retreat)来自俄裔美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季马舍夫1946年的同名著作。它把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苏联政策变化解释为从革命激进主义向家庭、传统文化、等级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回撤。这个概念在后来的苏联史学界一直有争论,本文也明确承认这种争议。

[译11] 此处「文化革命」指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文化政治运动。其核心之一,是扩大工农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打击或替换旧制度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专家」。

[译12] 「免疫性」(immunity / immunitas)来自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生命政治理论。他认为现代政治往往通过「保护生命免遭威胁」来组织生命,而这种保护逻辑又可能反过来否定生命。普罗佐罗夫借这一概念突出苏联早期生命政治的差异:它并不首先保护既有生命,而要猛烈改变既有生命形式。

[译13] 「再锻造」(reforging)对应苏联改造话语中的「перековка(perekovka)」意象:人如同金属,可以在劳动、纪律和政治教育中被重新铸造。20世纪30年代早期,劳改营宣传尤其喜欢使用这一比喻,把强制劳动描述成把「阶级敌人」改造成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过程。

[译14]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以「罗马」象征主权、法律和国家秩序对反历史革命话语的重新征服。普罗佐罗夫借这个比喻,把「大退却」理解成国家安全和规范化逻辑重新压倒革命改造逻辑。

[译15]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民族行动」主要发生在1937—1938年,针对波兰人、德国人等被视作潜在跨境安全威胁的群体。学界通常把这些行动置于「大恐怖」中的群体性镇压和边境安全政治来研究。本文用它说明:苏联后期确实出现更接近种族化/族群化排除的政策,但这种政策不宜被倒推成社会主义生命政治从一开始的本质。

[译16] 「大恐怖」(Great Terror)通常特指1937—1938年的斯大林大规模镇压高峰。历史研究显示,这一阶段大规模行动由中央指挥,针对党政干部、所谓前富农、刑事犯罪者、民族少数群体以及其他被判定为政治安全威胁的人。普罗佐罗夫在文中把更广义的斯大林恐怖延伸到1953年,但也明确指出1937—1938年是其峰值。

[译17] 英文底本在这里直接保留「see XX for a detailed comparison」。这是尚未补足的交叉引用,并非译文遗漏。

[译18] 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 1552–1634)是英格兰法学家和议员;约翰·利尔本(John Lilburne, 1614–1657)是英国内战时期平等派的重要人物;亨利·德·布兰维利耶(Henri de Boulainvilliers, 1658–1722)是法国贵族历史思想家。福柯借这些人物追踪一种以征服、冲突和支配而非社会契约解释政治秩序起源的「反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