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na|社会主义的赛博实验:阿连德智利的控制论 设计自由,管制一个国家
「正文约20000字」
作者: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译1]

文献来源:Eden Medina, Designing Freedom, Regulating a Nation: Socialist Cybernetics in Allende’s Chile(《设计自由,管制一个国家:阿连德智利的社会主义控制论》),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38, no. 3 (2006): 571–606.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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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才能知道足够多,同时又不必管理一切?1971至1973年,阿连德政府试图用控制论组织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Cybersyn」(赛博协同计划)每天收集国有企业的关键生产指标,由中央计算机筛选异常,再按照「基层自行处理、无法解决才逐级上报」的原则协调资源。它所追求的并非让中央掌握一切,而是在中央计划、企业自主与工人参与之间寻找一种新的技术结构。但Cybersyn 并非一个技术乌托邦,当社会主义政治理想进入技术设计,在实际运作中被官僚制、专家权力和既有社会等级重新塑形。
工人参与原本是项目的重要目标,但工程师往往绕过工人直接与管理层合作;强调分权的控制论系统,也可能在脱离原有政治目的后转化为集中控制的工具。最终,阿连德智利的社会主义赛博格被一场军事政变焚毁,废墟中剩余的问题是:当社会主义既要改变生产关系,又必须维持日常经济运转时,「革命」为何逐渐让位于「管制」?「数字政府」如何不把社会变成一个由中央持续监控和命令的巨大机器?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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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12日,英国控制论学者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会见智利总统阿连德,讨论建造一种前所未有的经济管理工具。对比尔来说,这次会面至关紧要,因为工程必须得到总统支持。
此前十天里,比尔与一支小型智利团队紧张地拟定方案,想造出一套新的技术系统,使智利能够以符合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原则的方式管理经济转型。这项工程后来在英语中称作「Cybersyn」,在西班牙语中称作「Synco」。按照设想,正在扩大的国有化经济部门中,每一家企业都将与圣地亚哥的一台中央计算机相连。政府因此可以迅速掌握生产状况,并对经济危机作出实时反应。阿连德此前已经听过项目简报,但真正把系统讲清楚、说服总统相信它值得政府支持的任务,落在了比尔身上。

斯塔福德·比尔与Cybersyn智利团队成员。 比尔位于左二,费尔南多·弗洛雷斯位于右侧。控制论学者、工程师与阿连德政府官员组成的这支小型团队,在1971年以后共同推进后来被称为Cybersyn的国家经济管理实验。
比尔只带着翻译罗伯托·卡涅特(Roberto Cañete)前往莫内达宫(La Moneda)。卡涅特曾是智利海军军官,其余团队成员则焦急地守在街对面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比尔后来回忆:「刻薄一点的人会说,他们把我丢在那里,是沉是浮全凭自己。我却把这种安排看作我一生中得到过的最大信任之一,因为这意味着我想说什么都可以。」会面相当顺利。三人坐定后,卡涅特居中,低声在两人耳边交替翻译。比尔开始解释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初创立并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不断发展的「管理控制论」(management cybernetics)。
比尔思想的核心是「可生存系统模型」(Viable System Model, VSM)[译4]:一个仿照人体神经系统设计的五层结构。比尔相信,凡是能够稳定存在的组织,无论生物的、机械的还是社会的,都具有这种结构。阿连德早年受过病理学训练,很快就看出了模型背后的生物学灵感,一路点头。这个反应给比尔留下极深印象:「我一口气把整个该死的计划和整套可生存系统模型都讲完了……我从未与任何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高层人士共事过。」
比尔承认,实现实时经济控制存在困难,但他强调,只要真正理解控制论原理,即使智利技术资源有限,也能完成发达国家认为办不到的事情。阿连德熟悉了模型的运作机制后,开始强调项目的政治方面。他坚持,这套系统必须以「去中心化、工人参与和反官僚主义的方式」运行。当比尔终于讲到系统层级的最高一层——模型里原本为阿连德本人预留的位置——总统往椅背上一靠,说:「终于,是人民了。」
短短一句话,阿连德重新界定了整个工程,使其体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对总统职位的理解;这种理解常常将他的政治领导等同于人民的统治。会谈结束时,比尔已经得到总统首肯,可以继续推进项目。

Cybersyn运行室,圣地亚哥,1972—1973年。 七把白色玻璃纤维座椅围成环形,扶手嵌有控制按钮,墙面的Datafeed显示生产数据与控制论模型。这里不是科幻电影布景,而是阿连德政府为管理国有经济实际建成的决策空间。设计团队由吉·邦西佩(Gui Bonsiepe)领导。
乍看之下,一位英国控制论学者与一位智利总统,尤其是一位像阿连德这样引发巨大政治争论的总统坐在一起谈管理技术,显得颇不寻常。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 UP)[译5]短暂的执政期,也许比智利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吸引了更多历史研究。可在浩繁文献中,智利政府当时进行的控制论实验仍少有人问津,更少有人了解它对人民团结阵线的民主社会主义实验作出了什么贡献。比尔与阿连德的这次会面提示我们:如果把技术重新写进拉丁美洲这段被反复研究的历史,就会看到智利革命中一个长期失焦的侧面,也会看到这种分析方法的价值。追踪这套系统的建造过程,可以测出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技术能力的边界。更关键的是,Cybersyn提供了一扇窗口,让人看到人民团结阵线内部、智利国内以及国际环境中正在生成的新矛盾。项目成员的期待与想象,还显露出另一部人民团结阵线时代史:它带着强烈的技术乐观主义,相信科学与政治能够汇流,推动社会和经济改变。
本文主张,对控制论和计算技术的这场实验,是智利「民主道路通向社会主义」中另一项富有创造性、却长期未被充分研究的尝试。理解这项技术工程,也就能更细致地理解智利历史上的这个时刻。

对这项技术事业的了解,同样有助于科学技术史研究,特别是控制论史与计算史研究。比尔与阿连德的会面说明,当时控制论在智利已经获得了相当分量。按照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说法,它涵盖「无论在机器还是动物中,通信理论的整个领域」。阿连德领导的智利革命愿意接纳这些观念,并把它们用于实际治理。可是,以往关于控制论的研究大多围绕美国和欧洲,追踪观念怎样形成、怎样落地,却很少追问它们如何迁移到拉丁美洲等地区。智利的经历恰好说明,新的地理与政治环境会让控制论获得新的表达,也会催生计算机技术的新用途。这正是为什么拉丁美洲经验不能被排除在控制论史和计算史之外。
下文先说明控制论如何进入智利的知识视野,如何吸引总统本人,又如何指导这套独特技术系统的建造。
换一个角度看,比尔与阿连德的会面还揭示了Cybersyn从一开始就同时服从两套尺度:技术必须站得住,政治上也必须说得通。它当然雄心勃勃,却从来不只是一个用技术管住经济的工程。在项目成员看来,它可以帮助阿连德的社会主义革命真正落地,这才是最彻底意义上的「革命计算」。而且,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还必须同阿连德的政治原则相容。正如本文将展示的,Cybersyn在设计和建造中反复遭遇的矛盾,正好映照出阿连德民主社会主义梦想内部那场关于集中与分权的拉扯。阿连德执政期间,智利政治高度极化,项目被怎样理解、它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都深受影响。
控制论、马克思主义与计算机技术在Cybersyn中缠绕在一起,说明科学技术怎样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智利人的治理想象,并改变社会主义转型可以采取的形式。本文最后要处理的,正是这种多方面的关系,并由此说明,技术研究能够拓展我们对拉丁美洲地区历史与政治进程的认识。
智利的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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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论的起源已有充分研究。既有文献指出,控制论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项防空伺服机构研制项目,目标是使武器能够准确瞄准敌机未来的位置。这个问题推动诺伯特·维纳、朱利安·比格洛(Julian Bigelow)和阿图罗·罗森布鲁特(Arturo Rosenblueth)发展出反馈控制理论,使系统可以凭不完整信息进行预测。后来,这一思路又演变为自我校正的控制理论,人们相信它既适用于机器,也适用于有机体。早在1943年,罗森布鲁特等人就尝试跨越机械与生物的边界,写道:「无论行为多么复杂,一套统一的行为主义分析都可以同时适用于机器和生命有机体。」这种信念为控制论奠定了基础。统计建模、信息论、反馈回路等数学和工程概念,被带进机械和生物之外的大量系统之中。
翁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和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在智利与国际控制论共同体之间架起了最早的几座桥梁之一,尽管马图拉纳本人从未自称控制论学者。马图拉纳1928年生于智利,先在智利大学学医,后到哈佛大学生物系深造。1959年,他与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杰罗姆·莱特文(Jerome Lettvin)、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合作发表重要论文〈青蛙的眼睛告诉青蛙的大脑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后三人都是控制论领域的重要人物。
博士毕业后,马图拉纳回到智利,任教于该国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智利大学的生物系。他继续研究视神经,同时把问题推进到更宽的层面:生命有机体靠什么组织结构维持自身。瓦雷拉先在智利大学师从马图拉纳,后来也进入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项目,回到圣地亚哥后同样在智利大学任教。两人第一部合著《机器与生命体:生物组织的特征》(De máquinas y seres vivos: una caracterización de la organización biológica,1973)的书名,本身就显示控制论问题仍在他们的生物学研究中延续。书中提出了开创性的自组织系统理论,即「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译6]

不过,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马图拉纳和瓦雷拉对智利控制论的贡献基本没有走出实验室。后来马图拉纳偶尔会就Cybersyn的理论问题给比尔提供意见。两人本来就在相近的学术圈子活动,比尔在阿连德上台前就知道马图拉纳的研究,来到智利后关系更密切。马图拉纳和瓦雷拉也曾为Cybersyn核心团队作过几次讲座,但始终是非正式参与。这两位生物学家虽早早把智利同国际控制论共同体连接起来,却没有促成阿连德政府对控制论的认识和应用。真正把这条线接进政府的人,反而是比尔本人,而且起初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
本文篇幅不容详写比尔的一生,但有必要勾勒几笔,因为他在商业界和控制论圈子里都算不上循规蹈矩的人物。与许多控制论同行不同,比尔从未取得正式大学学位。他原本学习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参军而中断学业。战后,他进入钢铁业,很快升到管理层。1950年,一位朋友偶然递给他诺伯特·维纳那部开创性的《控制论:或关于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信》(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1948)。

这本书改变了比尔的人生。
他兴奋地给这位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家写信,详细说明自己怎样把控制论原则用于钢铁工业。维纳不熟悉商业世界,却被这种新用途吸引,邀请比尔到MIT见面。后来,比尔成了MIT生物学家沃伦·麦卡洛克的非正式学生,也同维纳、伊利诺伊大学电气工程师海因茨·冯·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成为朋友。比尔是个独立思考者。有一次,他在国际自动化会议上宣读〈自动化的无关紧要〉(The Irrelevance of Automation),据说这让冯·福斯特终于相信英国人确实有幽默感。比尔自称「老派左翼」,也一直试图让控制论参与社会变革。1969至1973年间,他连续发表多场演讲,后来汇成《变革的平台》(Platform for Change,1975)。他留着长胡子,手里常有酒,一天能抽三十支雪茄。一名记者说,他看上去像「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和苏格拉底的混合体」。
比尔曾多年担任英国最大钢铁企业联合钢铁公司(United Steel)的控制论与运筹学主管,后来离职,掌管法国资本拥有的咨询公司SIGMA(Science in General Management)。这家公司把运筹学(operations research, OR)方法用于商业问题。比尔回忆,他当时想用运筹学「改变工业和政府,就像二战期间陆军、海军和空军因为数学模型而被改变一样」。这个目标野心不小。战争时期,运筹学已经在盟军防空作战和反潜艇作战中发挥过显著作用。
SIGMA名声渐长,客户也扩展到海外。1962年,智利钢铁工业负责人请求SIGMA提供服务。比尔没有亲自去。他从未到过南美,日程又极紧,漫长旅途在他看来并不划算,于是组织了一支由英、西两国员工组成的团队替他前往智利。SIGMA在智利的业务后来由钢铁业扩展到铁路。工作太多,团队常雇学生帮忙,其中就有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当时他还在圣地亚哥天主教大学学习工业工程。
弗洛雷斯是个工作狂。他在SIGMA期间拼命掌握控制论和运筹学,也通过阅读比尔的《决策与控制》(Decision and Control,1966)以及后来读到的《控制论与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ement,1959)熟悉了比尔的思想。凭着运筹学知识,他在天主教大学获得教职,到27岁时已任工程科学系代理系主任。和不少同代智利知识分子一样,弗洛雷斯同时活跃在学界和政治圈。1969年,包括他在内的一批天主教大学青年知识分子退出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人民统一行动运动(Movimiento de Acción Popular Unitario, MAPU)。
这个由青年知识分子构成的政党批评基督教民主党,并同人民团结阵线中的共产党、社会党结盟。MAPU加入人民团结阵线,加上右翼与基督教民主党未能组成足以获胜的联盟,对阿连德在1970年总统选举中的险胜起了重要作用。阿连德政府既看重弗洛雷斯的政治忠诚,也看重他的技术能力,于是任命当时28岁的他为生产促进公司(Corporació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ón, CORFO)总技术经理。[译7]CORFO是国家发展机构,阿连德让它负责推进智利工业国有化。总技术经理是CORFO第三高的职位,也是MAPU成员在这一机构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更是与国有化工厂日常管理联系最直接的管理岗位。
阿连德把主要工业的国有化放在极高优先级,后来称之为「实现结构性变革的第一步」。国有化在他的表述中,不只意味着把外资和私人控制的工业重新交还智利人民,还要「废除支撑那个少数群体的支柱,正是这个少数群体一直把我们的国家钉在欠发达的位置上」。他指的是由少数智利家族控制的工业「垄断」。人民团结阵线多数成员相信,只要改变智利的经济基础,就能在既有法律框架内部继续推动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这一点使智利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历。
阿连德于1970年11月就职后,政府在最初几个月实行以结构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注水启动」(pump priming)为基础的政策,希望通过提高购买力和就业,把继承来的衰退经济重新拉动起来。土地改革和政府面向农村劳动者的援助提高了贫困农业地区居民的购买力,工厂工人在阿连德执政第一年的实际工资平均上涨30%。最初,收入再分配确实让越来越多人手里有钱可花,经济因而受到刺激,需求上升,生产扩大,人民团结阵线的大众支持也随之增长。政府第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产量增长13.7%,消费水平提高11.6%。但不久,这些政策便以通货膨胀和大规模消费品短缺的形式反噬政府。
在生产领域,政府几乎没有迟疑,迅速扩大国有化部门。到1971年底,所有主要矿业企业以及另外68家私营公司已从私人部门转入公共部门。国有化推进得太快,边界和制度结构又不够清楚、稳定,这加深了智利中小企业主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与此同时,社会变革的承诺也催生了来自下方的革命压力。有些工人甚至违背他们的「同志总统」(compañero presidente)的明确意愿,直接接管工厂。阿连德执政第一年被征收的企业中,不到四分之一原本就在政府拟纳入公共部门的名单上。

阿连德访问Sumar纺织厂,圣地亚哥,1972年。 国有化工业并不只是所有权数字的变化。阿连德进入工厂、直接面对工人和新的公共部门,是人民团结政府「社会所有制领域」扩张的政治现场。
智利铜矿和电信企业中的外国投资者——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反对在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实行国有化,使局势更加棘手。1971年7月,与政府渐行渐远的基督教民主党指责政府利用法律漏洞取得目标企业,并提出宪法修正案,要求今后一切征收都须经国会批准。他们认为,政府把一项原本在大萧条时期制定、旨在阻止裁员和工厂关闭的法律,当成了国有化工具:一旦亲左翼工人罢工、生产中断,政府便据此接管工厂。基督教民主党提出,每接收一家新工厂都必须由国会另行通过法律授权,以此减缓国有化速度。若阿连德没有对该修正案的合法性提出异议,这一立法安排本会大幅削弱总统的行政权力。
国有化部门的急剧膨胀,很快造出一个笨重得难以驾驭的庞然大物。国家控制的企业越来越多,每家企业的员工人数也在增加,政府每天都更难看清这片经济部门究竟怎样运转。依据1932年的一项法令,政府向新国有化企业派出「接管官」,取代原有管理层并负责企业运行。这些代表却常常制造新的问题。许多人有能力,也很投入,但也有人完全不适任,另一些人则涉及腐败。新形成的「社会所有制领域」(APS,Área de Propiedad Social)[译8]本就难以有效管理,而政府又决定在各党之间平均分配任命名额,不顾各党究竟有没有足够合格的人才,使问题更加严重。就连人民团结阵线内部也批评阿连德的接管官任命。共产党人就指出,有些接管官不过是换掉了原来的经理,却住着差不多的房子、开着差不多的汽车。在他们看来,这些官员没有把生产真正置于人民控制之下,反而用新的名义遮蔽了社会关系延续旧状的事实。更麻烦的是,不少接管官把自己当作本党代表,工厂日常经营被党派冲突拖住。有时,某家企业的工人拒绝服从另一个政党的管理者,于是事情又陷入一轮轮党内会议和政治谈判。
最初的蜜月期逐渐消退,阿连德路线在长期经济管理上的不稳定也暴露出来。人民团结阵线推动收入再分配等带有鲜明政治目标的改革,把长期结构转型置于短期经济管理之前。消费开始超过生产,通胀急升,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而外汇储备下降、外国信贷被切断,又把这些压力进一步放大。到1971年7月,通胀率已上升45.9%,此后在阿连德任内还会攀上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生产端看,人民团结阵线依靠大规模招工推动工业扩张,起初确实帮助工厂增加产出,并把既有产能用到极限。可一旦达到装机产能上限,雇员数便开始超过实际可用的工作量,生产率随之下降。阿图罗·巴伦苏埃拉(Arturo Valenzuela)事后说,阿连德时期的「经济危机显然成了政府最主要的无解难题」。这句话简洁地概括了当时经济下滑的规模。
但在当时,政府绝不认为经济局势已经「无解」。1971年7月13日,比尔收到弗洛雷斯来信。弗洛雷斯说,他熟悉比尔的研究,而自己如今「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可以把关于管理和组织的科学观点在全国尺度上付诸实施——到了这个尺度,控制论思维就成为一种必要」。他请比尔指点,怎样把控制论原则用于管理国有化部门。比尔的回复热情洋溢:「我简直必须问一句,我能不能参与进来,虽然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提议……请相信我,为了有机会做这件事,我愿意放弃手头任何一份长期顾问合同。因为我相信,你们的国家真的会把它做成。」
一个月后,弗洛雷斯飞到英国,去见这个自己在SIGMA工作时反复研读的人。两人在伦敦雅典娜俱乐部(Athenaeum)碰面。弗洛雷斯英语说得不多,比尔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于是两人混着法语、英语和拉丁语交流。弗洛雷斯告诉比尔,他已经在政府内部组建了一支小团队,希望比尔亲赴智利,指导他们把控制论原则用于国有化事业。1971年11月,比尔抵达圣地亚哥。
建造Cybersy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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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抵达智利那天,恰逢阿连德庆祝当选一周年。在座无虚席的国家体育场里,总统告诉人群:此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看清智利人的生活究竟是什么,也要看清真正属于我们的道路——那是一条多元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道路,一条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的道路」。这是一场充满庆祝意味、许诺与民族自豪感的演说,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不久后,财政部长宣布,智利当年的借款已经超过1亿美元,远高于此前预计的6700万美元资金流入。

阿连德在国家体育场庆祝人民团结政府执政一周年,1971年11月4日。 阿连德乘敞篷汽车进入国家体育场,当天他在这里发表执政一周年演说,重申智利经由多元主义、民主与自由通向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
第一次到访的十天里,比尔会见了智利政府中多位重要人物,包括经济部长佩德罗·武斯科维奇(Pedro Vuskovic)和阿连德本人。弗洛雷斯则亲自挑选了一支智利团队同他合作,成员来自不同学科。Cybersyn此后那种跨学科协作的气质,正是在这里形成的。早期成员大多是弗洛雷斯的朋友。他后来直言:「一开始非常随意,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你总会先在朋友中寻找支持。」弗洛雷斯身为CORFO总技术经理,掌握着当时政府机构中极为可观的资源。借助CORFO,他不仅筹到足够经费支付比尔每天500美元的高额顾问费,也能为工程调配其他物资和人员。CORFO还让他有权招募具备其朋友圈所欠缺的专长的人。弗洛雷斯谈起自己的组织能力颇为自信:「我不需要去说服别人。我有很大的权力这么做……因为我管理着经济各个方面的大量资源。和[Cybersyn工程]相比,我们[CORFO]太庞大了……相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押上的东西有多大,这点钱真的很少。」后来一些项目成员也强调,弗洛雷斯的个人作风是工程能够迅速启动的重要原因。他们形容他既是个「长袖善舞的操盘手」,也是个「善于周旋、能把事情办成的人」。
比尔忙着熟悉智利的经济与政治,他的团队成员则人手一份《企业的大脑》(Brain of the Firm,1972)手稿,逐渐把比尔管理控制论的语言说成了内部通用语。书中提出「可生存系统模型」,比尔相信,这个模型能够描述生物组织、机器、社会组织乃至政治组织维持稳定的方式。不了解它,就很难理解Cybersyn为什么会被设计成后来那副样子。阿连德政府的政治原则与技术系统的结构,正是借它被缝合到了一起。
「可生存系统模型」第一次系统出现在《企业的大脑》中,后来始终是比尔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比尔把可生存系统定义为「一个能够存续的系统。它保持凝聚,是一个整体……但同时具备成长、学习、演化和适应的机制与机会」。系统的「变量」也就是输入,其取值决定系统最后处于什么「状态」。所有可能状态的数量,比尔称为系统的「多样性」(variety),这里直接承接了W. 罗斯·阿什比(W. Ross Ashby)的「必要多样性定律」(Law of Requisite Variety)。若一个系统能让所有关键变量都停留在系统均衡允许的范围内,它就达到「内稳态」(homeostasis)[译9],这是可生存系统追求的状态。以这些原则为基础,比尔仿照人体神经系统搭建了一个五层模型。尽管模型带着明显的生物学出身,他坚持认为,这个抽象结构可以放进很多不同场景,包括公司、经济企业、人体乃至国家。
最简单地看,可生存系统模型像一张把五个层级连接起来的流程图。但在比尔自己的写作里,机器、组织和有机体之间的比喻不断切换。这里不必穷尽模型的全部含义,只需看它怎样被套用到智利工业部门,尤其是怎样把社会所有制领域中的企业画成五层控制论结构。图1展示的正是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Cybersyn原型最初运行在CORFO的管理结构中,层级高于这里作为示例的单个企业。比尔希望有一天企业管理本身也能按照这个模型重组,但下文描述的管理链条仍是理论设想,并不能当作当时国有化企业的真实日常制度。


图1 被画成五层可生存系统的智利国营企业。
模型把底部三个层级与上部两个层级分开。系统1、2、3负责日常运行,系统4、5则面向企业未来发展和整体方向。最底层是企业内部的各个工厂。它们同外部环境(图左侧的云状图形)交换物料和产品,并在这些流动中生成系统1层面的生产指标,例如能源需求、原材料消耗,甚至员工出勤率。每家工厂都以「基本自主」的方式运行,只受维持整个企业稳定所必需的边界约束。系统2在比尔的比喻中类似控制论意义上的脊髓,它把生产指标在不同工厂之间传递,也向上送到运营主管,也就是系统3。这样一来,前三层承担了工厂正常运转的绝大部分工作,高层管理者不必淹没在每天生产的细枝末节里。只有当某个严重异常威胁企业稳定,而且运营主管在规定时间内仍无法解决时,问题才会被送往更高层请求干预。
系统4和系统5只在这类情形下介入生产。系统4尤其特别,因为它要求企业增加一个此前没有的管理层级,专门处理发展与未来规划,给讨论和决策留出制度空间。在当时绝大多数智利国营企业中,这样的层级并不存在,比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公司的管理结构也没有它。图中把它画成发展副主管部门。系统4还是意志性控制与自动控制之间的铰链,放到工业管理中,就是集中调节与分散调节之间的铰链。通常情况下,它让较低层级保持自治。必要时,它又能触发高层介入。Cybersyn要同人民团结阵线的政治理想相容,关键的,正是如何在个体自由与中央控制之间找出这种平衡;下文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主题。模型的最后一层系统5,对应「最高行政负责人」,在企业里由接管官占据,他决定企业的大方向以及生产必须达到的水平。
在比尔看来,这五层结构不仅是所有可生存系统的骨架,而且每一层内部还会再次出现同样结构,这就是模型的「递归」(recursion)[译10]。他写道:「整体总是被封装在每个部分之中……这一课来自生物学,因为每个细胞里都可以找到整个有机体的遗传蓝图。」国家、企业、工人和细胞,都呈现出同一组结构关系。说到智利,比尔写道:「按递归来讲,智利这个国家嵌在世界各国之中,而政府又嵌在国家之中……这些都被设想为可生存系统。」正因为如此,团队才相信,一套管理结构理论上能够一路从工厂车间复制到总统府。
有了比尔的控制论模型,并确信它有助于智利经济转型之后,团队接着考察了一个实际问题:智利手里到底有什么技术资源。到1968年,NCR、伯勒斯(Burroughs)和IBM三家美国公司在智利安装的计算机总数还不到50台,其中最大的是IBM 360大型机。据行业杂志《Datamation》统计,智利的计算机数量甚至少于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此前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鼓励美国投资,也鼓励同美国企业做生意,可高额进口关税叠加设备本身的高价格,使计算机对智利工业企业远没有对北美同行那样有吸引力。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国家计算与信息企业(Empresa Nacional de Computación e Informática, ECOM)集中负责计算机采购,并利用国有大型机提供数据处理服务。它还试图维持自己对计算设备的垄断,大学和私人企业申请购买新计算资源时,经常遭到拒绝。政府手里的大型机本就很少,真正能给Cybersyn分配机时的只有一台。项目负责人最初争取到性能最好的IBM 360/50,但很快发现等待处理常常超过48小时,于是改用负载较轻的伯勒斯3500。
与此同时,团队还得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国营企业、行业委员会、CORFO管理层和总部大型机接起来。他们最后盯上了一套原本用于跟踪卫星的电传网络。电传网络不像今天异构设备都能接入的计算机网络,它要求使用特定终端,也只能传输ASCII字符。但它同今天互联网最相似的地方在于,背后都是把信息交换变成高速网络的想法。后来事实证明,这张电传网对政府的价值甚至超过大型机的计算能力,也印证了弗洛雷斯和比尔都相信的一句话:「没有行动的信息,就是浪费。」
硬件条件摸清后,团队开始以近乎抢时间的速度设计整套系统,乐观地把完工日期定在1972年10月。最后,Cybersyn被分成四个子项目:Cybernet、Cyberstride、CHECO和Opsroom。四项工作从1971年一直延续到1973年。其间比尔共赴智利11次,每次大约停留两周。1972年3月,他第二次抵达智利时,物资短缺和不断上升的通胀已经让「怎样控制经济」从技术难题变成尖锐的政治问题。弗洛雷斯的小团队在CORFO内部依然边缘,但他凭借政府关系网,仍能不断调动所需资源。正是在这一阶段,团队开始用「Cybersyn」统称整套系统。名字把「控制论」(cybernetics)和「协同」(synergy)合在一起,也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信念:这套系统的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

第一部分Cybernet是在原有电传网上继续铺设节点,把国有化部门的每一家企业都接进来。在智利这个南北纵贯约三千英里的狭长国家里,它由此形成一张全国通信网络。为了让工厂经理配合,项目成员有时甚至用「免费安装电传机」来劝他们加入。比尔早期报告常把这套网络说成实时经济控制工具,但实际情况是,每家企业每天最多只能发送一次数据。如此集中的信息结构乍看似乎同人民团结阵线强调的个体自由相冲突,却同阿连德另一句话完全一致:「我们现在是、将来也始终赞成集中化的经济,各企业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
Cybersyn的第二部分Cyberstride,是一组负责收集、处理并分发国营企业数据的计算机程序。团队先把每家企业的生产活动画成「定量流程图」,把所有关键活动都凸显出来,甚至设有一个衡量「社会不安」(social unease)的参数:计算某天缺勤人数占工厂工资册上总雇员数的比例。Cyberstride先对工厂模型吐出的「纯数字」进行统计过滤。程序丢弃处在可接受系统参数范围内的数据,将被判定为重要的信息送往上一级管理层。程序还利用历史数据识别生产趋势,理论上使CORFO能够在问题发生前加以预防。某个变量一旦越过规定范围,系统就发出比尔术语中的「欣快痛觉信号」(algedonic signal)[译11]。
最开始只有涉事企业的接管官会收到警报,他在一定时限内可以按照自己的判断处理。如果企业没能在期限内纠正异常,Cyberstride团队才把警报上送到下一级管理机构,也就是CORFO的行业委员会,例如纺织委员会。比尔认为,这样一套机制能让企业在日常经营中保有接近完整的自主权,只在较严重的问题上接受外部干预。他进一步认为,若能为每家企业选定向上级管理层报警之前的恰当「恢复时间」,就能优化集权与分权控制之间的平衡,确保整体可生存系统内最大限度的自主权。
Cyberstride由两支团队合力完成。一边是智利工程师,由该国重要计算机专家、ECOM研发主管伊萨基诺·贝纳多夫(Isaquino Benadof)带领;另一边是伦敦安达信(Arthur Andersen)的英国顾问,由艾伦·邓斯缪尔(Alan Dunsmuir)负责。英国团队先设计、编写了一套临时程序,1972年3月交给智利团队作最后修改。与此同时,CORFO和国家技术研究所(Instituto Tecnológico del Estado, INTEC)的运筹学家、工程师奔走各地工厂,同工人和管理者见面,为每家企业选出大约五个关键生产变量,画出工厂运行流程,再把模型转成用穿孔卡输入大型机的代码。他们还得决定每家企业可以拥有多长恢复时间,超过时限后「欣快痛觉信号」才沿系统层级上浮。这一过程正是比尔所谓的「设计自由」。项目笔记显示,团队原计划到1972年8月让30家企业上线。到1973年5月,已有超过100家国有化企业不同程度接入系统,约占全部国有化工业的26.7%。

Cybersyn运行室的数据展示面板(Datafeed)。 不同行业的生产指标被转换成流程图、趋势图和状态信息,再送入运行室供决策者阅读。面板说明了Cybersyn的关键问题:怎样把遍布全国的生产过程压缩成可以迅速判断的视觉信息。
第三部分CHECO是「智利经济」(CHilean ECOnomy)的缩写,也是整个工程中雄心勃勃的一项:给智利经济建模,模拟未来可能怎样运行。它有时干脆被叫作「未来」(Futuro)。这台模拟器想成为「政府的实验室」,像一件仪器,把阿连德常说的智利是「社会实验室」这句政治隐喻变成可操作的东西。CHECO的大部分工作在英国完成,负责人是电气工程师兼运筹学家罗恩·安德顿(Ron Anderton)。模拟程序使用MIT教授杰伊·福里斯特(Jay Forrester)主持开发的DYNAMO编译系统[译12],据说这正是安德顿的专长。不过,智利方面并没有把模型完全交给英国人。由化学工程师马里奥·格兰迪(Mario Grandi)带队的团队反复核对安德顿的计算,追问模型及其计算工具的每个细节,还派了一名年轻工程师到伦敦随他学习。起初,他们拿国家统计数据测试模拟是否准确,结果失败。比尔和同事把这一结果归咎于统计输入生成的时间差。这一观察再次强调了他们所认为的实时数据的必要性。
第四部分Opsroom,也就是「运行室」或「决策室」,要重新创造一个做决定的空间,它的原型是英国二战时期的作战室。室内有七把椅子围成向心圆,四周排着投影屏幕,显示从国有化企业收来的数据。这里所有行业都被转成一套统一的图形符号,希望即使科学训练有限的人,也能提取最多信息。比尔预设坐在这些椅子上的男性决策者不会打字,因为打字在当时通常是女秘书的工作。于是团队干脆取消普通键盘,改成一组巨大的「大手按钮」,让使用者可以用手掌猛按,甚至用动作强调意见。比尔说,这能让机器促进人与人直接沟通,去掉「他们与机器之间的那个姑娘」。这句话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打字员,也把系统设计里的性别假设暴露得很清楚。比尔同时声称,这种大按钮设计最终也适合工人委员会使用,使运行室不至于成为「政府精英的至圣所」。1972年,圣地亚哥建成一间原型室,投影设备大多从英国进口。它从未真正投入运行,却迅速抓住了所有参观者的想象力,连军方也不例外,并最终成了Cybersyn最具象征性的核心。

图2 Cybersyn运行室。
图3把Cybersyn设想中的架构、CORFO组织结构与比尔五层可生存系统模型理想化地叠在一起。它画的是理论设计,并不等同于系统当时真正实现的功能。按照这一层级的递归,行业委员会每天通过电传网汇总并发送生产数据,信息送到设在ECOM的数据处理中心,也就是系统2。技术人员利用一台大型机和Cyberstride程序分析数据,寻找生产表现中的趋势与异常。如果某个行业委员会也就是系统1无法自行处理异常,ECOM就通知CORFO总管理层,也就是系统3。碰到格外棘手或紧急的问题,总管理层会同更高层CORFO官员进入运行室,也就是系统4,讨论如何重新配置资源,或者怎样调整社会所有制领域的管理方式。CHECO也位于系统4,它让管理层在实际推行政策前先试跑自己的设想。如果问题仍解决不了,CORFO最高管理层,也就是系统5,才依据这套控制论工具提供的数据决定怎样介入生产。

图3 把CORFO画成一个可生存系统。
最初方案还打算在单个工厂、国营企业和行业委员会各层都复制类似的管理结构,不过这些想法最终没有落地。比尔还着手设计工人培训项目,希望向工人委员会解释这套系统,并训练他们使用新的管理工具,更深地参与工厂运行和协调。也许正因为整个项目始终是一个野心过大的「进行中工程」,理论模型和智利工程师回忆中的日常实践之间才会出现明显落差。贝纳多夫就回忆,他的办公室每天下午从各家企业收取信息,用大型机跑完数据后,再把结果送到CORFO的电传控制室。过程中既不会先通知各企业接管官,也没有按比尔设计的欣快痛觉程序逐级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这道裂缝,后面还会再次出现。
尽管如此,各个组件都推进得很快。既有电传基础设施让Cybernet很早就能发挥作用,它也是整个Cybersyn中唯一被阿连德政府经常使用的部分。1972年3月21日,Cyberstride第一次成功输出结果,比尔兴奋地给安德顿发去电传:「Cyberstride程序真的跑起来了……整件事原本不可能,可我们做到了。」运行室则因场地迟迟落实不下来,加上英国Electrosonic公司的设备交付延误,直到1972年12月底才建成,而且功能仍十分有限。经济模拟器则始终没有走出实验阶段。工程被突然截断,所以后人无法知道,如果整套系统真的完成,它究竟会把智利革命带向何处。
可即使没有完工,Cybersyn也已经在人民团结阵线最危急的时刻发挥过作用。1972年10月,反对派发动「十月罢工」(Paro de Octubre)[译13],Cybernet提供的新通信基础设施立刻显出价值。面对一场足以威胁政府生存的全国性停摆,弗洛雷斯建立紧急行动中心,Cybersyn团队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在那里每天监看约两千份电传,从智利最北端一直覆盖到最南端。电传线上快速流动的消息让政府能够及时回应罢工,并把极其有限的资源调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减轻行会运动(gremialistas)造成的冲击。
时任CORFO能源执行秘书古斯塔沃·席尔瓦(Gustavo Silva)后来认为,正是这张网络让政府得以协调200辆效忠政府的卡车,对冲4万名罢工卡车司机造成的影响。十月罢工最后虽然给人民团结阵线带来沉重政治代价,其中之一就是三名高级军官进入阿连德内阁,但政府毕竟撑了下来。电传网的表现也让弗洛雷斯同时以技术专家和政府生存关键人物的形象脱颖而出。按他自己的说法,这促使阿连德任命他为经济部长。Cybersyn,特别是其中的电传网络,也第一次向公众证明自己确实有用。罢工结束几周后,项目成员赫尔曼·施文伯(Herman Schwember)写道:「我们实际影响力和权力的增长,已经超出了我们最乐观的想象。」
十月罢工之后,这张电传网又带来一种新的全国经济制图方式。全国数据可以压缩成一份统一日报,每天在CORFO写成,再由人亲手送到莫内达宫。报告里密密排着图表,以容易理解的形式概览全国生产、运输和危机节点。数据虽然仍有几天延迟,却已经远胜从前。过去,智利要汇总全国经济统计,往往得等六个月;现在,人民团结阵线可以一路追踪全国生产的升降,一直持续到1973年9月。
阿连德直到生命最后几天仍支持Cybersyn。1973年9月8日,距离终结其梦想与生命的军事政变只剩三天,他还向项目团队发出指示,希望把运行室搬进莫内达总统府。
「革命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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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行会罢工后的声望,让弗洛雷斯以新任经济部长身份站到了一个特殊位置。反对派对他还不熟悉,他认为可以「塑造一种不同的个人形象」,围绕自己的「科学资历制造一点神话」,借此扩大政治支持。可在持续恶化、严重失序的经济局面中,他作为部长面对的新挑战使他确信,技术在挽救智利免于政治与经济崩溃方面只能起有限作用。随着弗洛雷斯逐渐离开Cybersyn、转而承担内阁职责,比尔颇为失落。他说,两人的关系在弗洛雷斯当副部长时「还好得不得了」,后来却「几乎彻底垮掉」。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Cybersyn的设计者曾把智利的大政治抛在脑后。工程从一开始就有双重领导:比尔是科学主管,弗洛雷斯是政治主管。比尔本人却经常越出「科学」的边界。他很清楚,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修辞同现代化语言揉在一起,就可能造出一件能争取外部支持的「强有力政治工具」。他公开谈话时常用「人民的科学」这样的说法,刻意反驳Cybersyn是技术官僚工程的印象。他强调,是智利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创造「一套新的管理系统」,不提英国同事的贡献。
在比尔请求下,智利著名民歌手安赫尔·帕拉(Ángel Parra)还专门写了一首〈为一台计算机和一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而作的连祷〉(Letanía para una computadora y para un niño que va a nacer),准备在工厂里播放。标题里的「孩子」象征智利人民经社会主义转型而获得的新生。副歌把项目的政治意图唱得更直接:
必须挡住那些不愿看见 人民赢下这场斗争的人;
必须把全部科学汇聚起来, 趁我们的耐心还没有耗尽。
这首歌把技术同社会改变直接连在一起,也寄望技术能够清除政治腐败。它既像动员号,也带着预言式的警告。
同时,项目的政治性远不止宣传口号。政治直接进入了系统结构。要理解Cybersyn的设计与阿连德政治主张之间的关联,就必须再靠近一步,看阿连德打算怎样把智利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
控制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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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连德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强调,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尊重智利现有的民主程序。马克思曾谈到非暴力转变的可能,但历史上从未真正按这条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不同于古巴和苏联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智利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当是民主的。它要尊重选举结果,也要保留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等个人自由,维护法治,并通过民选代表让公众参与政府决策。
阿连德曾说:「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维持政治自由,那我们就算不上革命者。人民团结政府将扩大政治自由。」

萨尔瓦多·阿连德在圣地亚哥发表演说,1971年5月1日。 人民团结政府把政治自由视为智利民主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既有基础,同时主张将这种自由扩展到经济与社会领域。
但他的「个人自由」或「政治自由」并不等于个人主义。阿连德把个人主义同资本主义的自私联系起来,认为它会侵蚀智利整体的共同福祉。他一方面强调不同于苏联集中计划的分权治理和工人参与管理,以此强化他所宣示的个人自由信念;另一方面又承认,在政治多元条件下,政府会优先维护「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人」的利益,而革命应当由一只「坚定的引导之手」自上而下推进。
比尔模型里个体自治与整体有机体福祉之间的紧张,恰好照见阿连德民主社会主义内部彼此竞争的政治原则。两者都珍视个人自由,也都要求权力下放,同时也承认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个部门的需要必须被明确牺牲……以满足其他部门的需要。」于是,国家的集体福祉,或者用控制论语言说系统的内稳态,优先于那些旨在保障自治与自由的机制。比尔认为,这种价值冲突最后只能在系统顶层处理。阿连德也作过类似政治选择:即使反对派依法享有平等权利,政府仍会优先保护劳动者的权利与利益。
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表述与比尔控制论模型如此相似,其实并不奇怪,因为Cybersyn本来就是有意被设计成智利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种物质化表达。施文伯写过:「任何可以设想的参与方案能否成立,都高度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不只影响系统怎样被设计出来,也为Cybersyn持续运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霸权力量(hegemonic force)。
这种马克思主义取向在施文伯后来画出的两张系统图里尤其清楚,图4的两幅图都把工人参与放在Cybersyn运行的中心。第一幅把国家、中央政府、工业体系也就是CORFO,以及单个企业画成层层嵌套的可生存系统,一个套在另一个里面。这些系统的最中心是一名工人,强化了对工人在智利国家中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幅则修改了比尔的五层模型,把工人同时放进系统1和系统5。这样,工人既以身体也以心智进入生产过程,是对马克思异化劳动批判的一种图像回应。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说工人「不能自由发挥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反而肉体疲惫不堪,精神受到贬损」。Cybersyn团队内部经常谈到异化劳动,比尔也认为,这是马克思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之一。

图4 把工人参与画成系统图。
更具体地说,Cybersyn原始设计确实开辟了新的工人参与渠道。比如工程师建立工厂模型时,工人会被邀请贡献自己对生产过程的知识。团队还计划给每家国有化工厂都配置一间低技术版运行室,用黑板代替投影屏幕。这样做既能让工厂运行更容易被看见,也能让工人在共同讨论中参与决策,并给他们一条进入更高层管理指挥链的渠道。一家电器制造企业MADEMSA的接管官回忆,把生产关键指标画出来后,工人会把数据用作奖金依据,也会由此更关注集体产出,而不是只看个人产量。
阿连德的马克思主义同控制论之间的契合是有意设计出来的,但不能因此把控制论本身叫作「马克思主义科学」,也不能说Cybersyn天生就是马克思主义技术。按照比尔自己的理解,控制论是一套寻找自然规律的科学方法,它给出的结论本身保持中性。他写道:「正确使用科学,确实是世界获得稳定政府最光明的希望……借助控制论,我们试图把组织结构问题从偏见的泥潭里拖出来,用科学方法研究它。」控制论的力量,在他看来,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足够丰富、足够敏锐的语言,让人可以冷静而客观地讨论问题」。正因为它是一种中性语言,「控制论不应发展自己的意识形态,但它应当为某种意识形态作证」。
这一点很关键。比尔很清楚,这套控制论工具箱也可以造出能够增加资本主义财富或实施法西斯主义控制的计算机系统。这个道德难题后来一直困扰项目团队。在他的设想里,控制论通过调节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让马克思主义更有效率;马克思主义则反过来给控制论一个调节社会行动的目的。
管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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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和阿连德都想改造智利的经济治理方式。对阿连德来说,把智利从资本主义国家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完成结构转型,系统地拆除原有的生产实践。比尔的目标同样不小。他想让工业部门按五层模型重组,删去自己眼中的无效官僚层级,也给工厂工人一条真正参与生产管理的新路径。1972年10月的一份早期报告里,他写道:「目标是改造整个工业管理,并在一年之内让智利工业充分有效运转。」
可比尔很快就不满足于管工厂。他开始把控制论推向智利政治系统的更多角落。其中一项设想,是在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智利家庭里安装「欣快痛觉仪表」,让公民看电视政治演说时,可以把赞同或不满实时反馈给政府或电视台。比尔把它叫作「人民工程」(The People’s Project)和「Cyberfolk工程」(Project Cyberfolk)。他希望政府据此迅速回应公众要求,而不是靠压制来处理反对意见。
仅一个月后,他给Cybersyn项目主管劳尔·埃斯佩霍(Raúl Espejo)写道:「我们才刚刚开始改造整个政府过程。毫不夸张地说,完整构想比cybersynergy大两个数量级。」到1972年12月,也就是十月罢工两个月后,比尔已经彻底改写项目边界。他不再只画一层可生存系统,而是加入第二层递归,把国家管制重新设成一个更大的总工程:从智利人民一路延伸到经济部。原本占据中心的Cybersyn,此时只成了这个更大结构中的一个输入。
比尔的智利同事仍然尊重他的雄心,甚至常称他是天才,可他经常遭到那些认为其想法「政治上不现实」的人的抵制。团队内部也出现这种抵触。一些人更愿意解决技术问题,不愿重新定义政府究竟该怎样运作。埃斯佩霍看过比尔后来的一份报告后写道:「至少在短期内,我认为政府内部的意识形态问题应当放在第二位……我们可以针对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建立模型……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拆掉官僚主义。」1973年里,比尔越来越受不了埃斯佩霍身上的技术官僚倾向。这段话表明,埃斯佩霍更倾向于处理技术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
1971到1973年间,比尔把项目目标从经济调节一步步推到了政治结构转型。可这也把工程置于一个苛刻条件下:工业部门和智利政府必须接受整套系统,而不是只挑几件好用的工具。比尔自己警告,拆开使用可能酿成灾难,最后只剩下「一套旧的治理制度,加上一些新工具……因为如果这项发明被拆散,所用的工具又不是我们制造的工具,它们就可能成为压迫的工具」。偏偏现实恰恰相反。智利国内、国际社会乃至项目内部,很多人都把Cybersyn看成若干技术组件,而不是一套必须整体理解的协同系统。技术于是被从孕育它的政治原则中剥离。
比尔说,甚至有智利反对党人士来信祝贺Cybersyn设计得漂亮,只是当然不赞成其中的工人参与。中间派新闻杂志《Ercilla》则从另一个方向切断它与社会主义目标的联系,1973年1月刊出〈比尔先生的「老大哥」〉,明显借用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1984,1949)里的极权意象。右翼杂志《Qué Pasa》说得更直白,标题就是〈「Cyberstride」秘密计划:人民团结阵线用计算机控制我们〉。

「计算机正在监视智利」:Joe Tonelli为《St. Petersburg Times》绘制的政治漫画,1973年1月17日。 漫画把Cybersyn想象成一台无所不知的中央计算机,以望远镜监视拉丁美洲民众。它集中体现了当时英美媒体对阿连德政府控制论实验的「老大哥」式理解,也夹杂着对拉丁美洲的刻板想象。
国外的怀疑同样强烈。英国《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和《人民的科学》(Science for People)都指责这套系统过度集中、侵犯智利人民的权益。美国方面,国家标准局的大型机专家赫布·格罗施(Herb Grosch)尤其尖刻。他不相信「比尔和他的团队能在一个陌生、原始的软硬件环境里,只用几个月就拼出一套重大的新模型」。他给《新科学家》写信说:「我认为整个构想令人厌恶。幸好,对人类,尤其对智利来说,它只是一场噩梦。」11973年间,巴西和南非实行压制统治的政府都邀请他建造类似系统。考虑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两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很容易理解比尔的感叹:「你可以看出,我处在多么尴尬的境地。」
在比尔看来,Cybersyn要成功,人们必须把它真正当成「系统」来接受。它不只是机器网络,也是人的网络;不仅是工具能力的革命,也是行为方式的革命。现实却朝相反方向走去。工具没有按设计初衷被使用,连项目团队内部也并非人人真正理解其背后的控制论原则,更谈不上把系统逻辑解释给工业部门。很多智利工程师面对的是眼前失控的经济和急需造出来的新技术,控制论理论自然被排到后面。与比尔的宏大政治理解不同,一些工程师把自己的工作看成主要是技术性的,终点不过是造一套新的经济管理工具。
负责为纺织部门建立工厂模型的一名团队成员,把这种落差说得最痛切:
……最终目标——管理革命——没有被接受,甚至没有被理解……我没有见过一个管理者真正被这个核心观念打动。更糟的是……参与这项工作的团队里,也只有极少数人真正把这些概念讲了出来……归根结底,人们接受你的工作,只因为它提供了一些工具,能让传统管理做得更有效率。这甚至算不上半场革命。它是个混合物,如果不好好照看,最后可能会使官僚主义进一步膨胀。
换句话说,这些新技术进一步巩固了阿连德上台前那些剥夺工人权力的管理惯例,而没有带来革命性改变。
在工厂现场,技术官僚主义经常压过意识形态。Cybersyn工程师收到的明确指令,是建立量化工厂模型时必须同工人委员会协作。可实际操作中,工程师往往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工人,不把他们当合作伙伴。有时干脆越过工人,直接同管理层打交道。此外,工程师还经常隐瞒或忽略项目的政治面向,转而强调技术上的优点,从而避免潜在的劳资冲突。团队确实设计过培训,让工人学会用这些新工具扩大参与,可还没来得及产生效果,工程就被截断。结果,大多数工人甚至不知道Cybersyn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提供哪些管理工具。
比尔和CORFO在纸面上主张社会改造,以及工人在政府各个层级上扩大参与,但这些互动并未促进这一原则的实现。工程师和国有化部门工人的实际关系,反而复制了智利既有的社会文化等级,也进一步坐实了Cybersyn的技术官僚形象。项目成员后来在一篇论文中概括这种专家角色时写道,个体工人应当拥有通往系统各个层级的「有效、有机反馈渠道」,同时也要学会接受专家建议,在必要时甚至主动要求专家提供建议,这样才能「避免混淆自己的角色」。
运行室的设计进一步表明,Cybersyn会维持而非改变围绕生产形成的既有权力关系。团队通过取消键盘来「去掉那个姑娘」,又把系统做成更符合男性沟通习惯的样子,等于默认国家权力仍主要掌握在男性手里。「工人」这个词在这样的设计中也将继续仅指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并没有扩展到承担文书和打字工作的劳动者。

参与Cybersyn视觉设计的女性设计师,圣地亚哥,约1972—1973年。 从左至右:Pepa Foncea、Lucía Wormald、Eddy Carmona、Jessie Cintolessi。运行室的信息图形主要依靠设计人员人工制作,这张照片也让文章关于Cybersyn性别分工的讨论有了具体人物。
按比尔的标准,Cybersyn真正成功,意味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结构,根本改变工人、管理者、工程师和公共部门雇员之间的关系。可要达到内稳态,系统又必须控制那些决定智利经济转型的关键变量。这里马上出现两个难题。其一,要让比尔模型成为现实,就得先改造智利现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在一个已经高度撕裂的政治环境里,这几乎不可能。通过民主而非暴力进行革命,限制了变革的可能路径。比尔屡屡受挫,终于写下一句苦涩的反问:「做一个控制论学者,难道比做一个持枪者还需要勇气吗?」其二,项目团队虽然在工业层级给工厂模型留出了一些结构弹性,Cybersyn整体仍不具备推动智利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能力,也无法控制这条前所未有的革命道路上出现的不可预见事件。它没有管住转型,反倒被转型本身的动荡拖住。
工程师面对的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仅用理解系统所需变量中的一部分,去给一个不断改变、拒绝保持稳定的经济系统建模。以原材料和成品流量衡量的生产,只是智利经济的一个方面。到了后来,它的重要性甚至被其他扰动压了过去:通货膨胀、消费品短缺、政治内斗、美国外交政策、黑市囤积、劳工罢工,以及越来越普遍的社会不安。尤其是劳动力,其行为并不像又一个生产要素,而是一个由具有自我意识、能够批评和抵制国家运作的个人组成的群体。
比尔事后承认:「我们当时使用的模型……无法充分表示阿连德任内已经发生的变化……因为那些是经济管理方式本身的变化,同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没有关系。」他原先设想用大规模社会重组改造智利经济,现实中,Cybersyn后来却连维持日常运行都越来越吃力,到1973年尤其如此。
不过,把这些限制写清楚,并不等于说Cybersyn彻底失败。正如系统同阿连德政治理念相契合,也不能自动证明它成功。对当时政府来说,「管制」本身同「变革」一样重要。智利社会经济秩序越向失控滑落,维持社会与政治运转的需要就越压过早期对结构转型的优先追求。比尔始终坚持,系统只有作为一个整体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但原型中的若干组件确实显著增强了政府处理罢工、观察经济波动的能力,而且用的是刚刚生成的数据。到1973年5月,约26.7%的国有化企业已经以不同程度接入系统,而这些企业贡献了该部门约50%的收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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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十月罢工之后,CORFO专门成立信息学局,负责扩大接入Cybersyn的企业范围,并增加系统数据在国家日常运作中的使用。时任CORFO主席、前经济部长佩德罗·武斯科维奇支持这项技术工作。系统在管制方面的这些贡献支撑了阿连德政府的日常经济运行。十月罢工或者其他任何一场经济危机,如果处理得再差一些,都可能更早终结人民团结政府,并进一步压缩它的政治选择。比尔在最后几份报告之一里,概括了他对管制之于智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的看法:
我……把我们的发明看成一件革命的工具。我的意思是,「生产之路」(The Way of Production)仍然是智利革命不可缺少的一环,但「管制之路」(The Way of Regulation)是另一个额外要求——马克思和列宁未曾经历过这样一个复杂世界。
经历了控制论原则在智利政治中的实际碰撞,比尔会得出这层理解并不难解释。不过,更可信的解释似乎是:这种新近形成的对管制的强调,并非源于世界复杂性的变化,也不是源于马克思哲学的疏漏;它反映的是,科学技术能够影响并重新界定我们对政治秩序以及组织社会变革所能使用的工具的理解。与此同时,政治意识形态并不只提供一套看世界的话语,它还会进入技术的设计和应用。政治家、工程师和科学家随后又借这些技术,制造、维持新的国家权力关系。
Cybersyn也说明,研究技术能为理解拉丁美洲的历史进程带来什么。一个技术系统的创建需要政治家、外国专家、工程师和工厂工人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沿着系统的设计与使用去看,就能看到这些群体怎样理解自己面对的困难,也能看到他们把自己放在正在形成的社会秩序中的什么位置。工人究竟应参与到哪一步、系统到底是解放工具还是控制工具、运行室里该不该装键盘,这些争议当然涉及技术可行性,却远不止技术问题。它们让人看见智利社会中对经济与社会改变的阶级抵抗,也显露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重新分配权力时遇到的限制。
Cybersyn还揭示了智利这一历史时期赋予科学技术的、迄今尚未得到研究的价值,并具体体现了人民团结阵线关于经济转型的意识形态纲领。
这段历史还显示出智利社会主义实验的特殊性。Cybersyn把控制论用于经济调节和国家治理,本就罕见;它又把分散控制写进系统设计,因此技术本身保留了人民团结政府最鲜明的政治特征之一。我们很难精确衡量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延缓了已经不断累积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但它确实让这段历史呈现出另一幅面孔。关于阿连德时代,人们更熟悉的是短缺、罢工和街头抗议造成的混乱景象。Cybersyn留下的却是一部不同的历史:CORFO、INTEC和ECOM的智利成员与英国合作者努力追逐另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试图让技术能力与有序管制同时成立。有人一直把这个梦做到军队用另一种「秩序」压到智利人民身上的那一天。政变来临时,项目成员抱着文件逃出CORFO总部,希望至少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
1973年9月11日早晨,智利军方发动政变。行动从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开始,随后一路向南推进,直逼圣地亚哥。到下午两点,阿连德已经死亡,他的政治梦想也随着莫内达宫的大火一起烧毁。政变之后,军方曾几次尝试弄懂Cybersyn的理论和技术结构。没有成功,最后决定拆除运行室。

遭轰炸的莫内达宫,圣地亚哥,1973年9月11日。 军事政变当天,智利空军轰炸总统府。三天前,阿连德还要求把Cybersyn运行室迁入莫内达宫;政变后,军方最终拆除了运行室,Cybersyn工程随人民团结政府一同终止。
几乎每一位接受本文采访、参与过Cybersyn的人都说,这项工程改变了自己的一生。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或技术产业担任要职,至今仍在使用当年获得的知识。可是,Cybersyn虽然在智利技术史和这个被大量研究的政治时期都留下了痕迹,却直到很晚才重新回到更广泛的智利公共记忆。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许多其他受害者一样,Cybersyn消失了。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美国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研究学者,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STS)教授兼系主任。她本科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电气工程专业,后在MIT取得科学、技术与社会史方向博士学位,并获耶鲁大学法律研究硕士学位。她长期研究拉丁美洲科学技术史、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独裁与国家暴力史中的技术问题。其代表作《控制论革命者:阿连德时代智利的技术与政治》(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2011)已有熊节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译2] 「Cybersyn」是项目英语名称,西班牙语常称「Synco」。熊节译《控制论革命者》时保留「Cybersyn」原名,中文公共写作中也可见「赛博协同」等译法。
[译3] 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1926—2002),英国控制论学者、运筹学家和管理顾问。「管理控制论」(management cybernetics)指把反馈、控制、多样性等控制论原则用于组织与管理问题。比尔尤其重视组织怎样在环境变化中既保持自主,又维持整体稳定。
[译4] 「可生存系统模型」(Viable System Model, VSM)是比尔提出的组织控制论模型。这里的「可生存」并非商业意义上的「盈利」或「有市场竞争力」,而是指一个系统在环境变化中仍能维持自身身份、适应并持续存在。模型通常分成五个相互关联的系统,并强调不同组织尺度之间的递归关系。
[译5]Unidad Popular通常译作「人民团结阵线」或「人民团结联盟」,是支持阿连德执政的智利左翼政党联盟。本文统一译作「人民团结阵线」。
[译6] 「自创生」(autopoiesis)由马图拉纳与瓦雷拉提出,词源来自希腊语auto(自身)与poiesis(生产、创造)。它指生命系统通过持续生产并更新构成自身的要素,从而维持自身组织与边界。中文亦可见「自生」「自创生系统」等译法,本文采用「自创生」。
[译7]Corporación de Fomento de la Producción缩写为CORFO,是智利1939年建立的国家发展机构。中文资料中可见「生产促进公司」「生产促进局」「生产发展公司」等译名。考虑其法人组织名称及既有中译习惯,本文统一译作「生产促进公司」。
[译8]Área de Propiedad Social直译为「社会财产领域」或「社会所有制领域」,缩写APS,指人民团结政府经济改革中由国家或社会所有的企业部门。本文用「社会所有制领域」,以凸显其所有制性质。与之相连的interventor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干预者」,而是政府派驻并接管新国有化企业的负责人,故译作「接管官」。
[译9] 「内稳态」(homeostasis)原为生理学概念,指有机体把关键变量维持在可生存范围内。控制论借用它描述系统面对扰动时恢复平衡、维持自身的能力。比尔并不把「稳定」理解为静止,而是把它看成持续调节的结果。
[译10] 比尔所谓「递归」(recursion),不是简单重复。它指同一套可生存系统关系会在不同组织尺度上嵌套出现:工厂内部可以是一个可生存系统,企业、行业、国家也可以各自构成同型系统,同时又嵌入更高层系统。
[译11] 「algedonic」由表示「痛苦」的希腊语algos与表示「愉悦」的hēdonē构成。比尔用它指能传递「痛/乐」式紧急状态的信号,异常严重时可以沿组织层级上送。熊节中译《控制论革命者》采用「欣快痛觉」一词,本文据此译为「欣快痛觉信号」。
[译12]DYNAMO是系统动力学早期使用的重要模拟语言与编译系统,与麻省理工学院杰伊·福里斯特(Jay W. Forrester)领导的系统动力学研究密切相关。它尤其适合用差分方程和反馈回路模拟随时间变化的复杂系统。
[译13] 「十月罢工」(Paro de Octubre)发生于1972年10月,核心力量包括卡车运输业主及多个职业、商业团体,后来扩展为全国性反政府停摆。原文把参与者概括为gremialistas,该词与智利的行业协会、职业团体政治有关,本文依语境译作「行会运动」或「行会主义者」,避免把它直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