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hrzad Mojab|革命者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知识 2026/9/22
「正文约4100字」
作者:沙赫尔扎德·莫贾布(Shahrzad Mojab)

文献来源:Shahrzad Mojab, Revolutionary Learning(《革命性学习》), History Workshop, September 22, 2026.
译者导读
━━━━■━━━━
一名于1976年由伊朗政府资助赴美深造的年轻教育学学生,在到校后的第二个学期走进伊朗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墙上的马克思、毛泽东,以及巴勒斯坦和佐法尔的革命海报,开启了她真正的政治教育。莫贾布回望这段经历,追问革命者如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是课堂里的抽象理论,而是在阅读、争论、艺术、组织工作与共同生活中练成的认识方法。革命教育因此也指向主体自身:学会重新看世界,并改变自己与集体的关系。
正文
━━━━■━━━━
我1976年到校后的第二个学期,走进了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校园中心的伊利尼会堂。这座大楼里设有不少学生文化与政治组织的活动室。我有些忐忑,推开了伊朗学生联合会(全国联盟)复兴支部(CISNU-Revival Chapter)[译1]办公室的门。
赴美攻读研究生之前,就有人告诫我,同这个国际学生组织来往有「政治危险」。它由旅居欧美的伊朗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创立,后来成为反对沙阿政权的重要力量。[译2]我在校园里见过他们的活动,却一直避着成员走。但好奇心没有消失。
后来,我修了已故教授艾伦·佩什金(Alan Peshkin,1931—2000)的「比较世界教育」课程,好奇心愈发强烈。他就伊朗的社会与政治处境向我提出了难以回答的问题,而我无论从政治知识还是历史知识上,都没有能力回答。我为自己对伊朗的社会政治关系、教育制度,以及教育在世界中的位置竟所知如此之少而感到窘迫。好奇、羞愧,也有一点刚刚醒来的感觉交缠在一起。就在这种知识上的不安里,我终于走进了CISNU的办公室。
房间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另一头坐着一位年长些的男生,正在讨论一篇关于伊朗立宪革命)[译3]的文章。我坐到唯一空着的椅子上,位置离门最近,抬头望向对面的墙。墙上贴满了当时在伊朗绝对禁止出现的图像与口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肖像,「打倒沙阿」「打倒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标语,还有巴勒斯坦、阿曼佐法尔革命(Dhofar Revolution)[译4]以及其他反殖民与革命斗争的彩色海报。
我惊呆了,几乎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任这个全然陌生的政治世界一下子涌到眼前。很快,我又听见大家布置接下来的阅读,其中包括一篇「立宪革命的阶级分析」。作为新面孔,我很快就被注意到了。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临走时塞给我一摞小册子、一份阅读书目、一张近期会议日程,还邀我参加周六的阅读讨论小组。

「阿曼之夜」传单
我把这次相遇视为一段改变人生的旅程的起点。后来,我成为教育研究者,研究「学习」所具有的革命潜能,也终身参与争取社会与政治正义的行动。此刻回头看,我自己的政治教育并不是从课堂开始的,它发生在CISNU之中。在这个学生组织里,政治实践同教育工作无法分开。我们把自我的改变和集体关系的改变视为更广泛社会变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参与政治意味着学习用另一种眼光观看并生活于世界之中:追问自己原先知道的东西,把自身处境放回更大的权力结构中理解,并亲身参与改变这些结构。
第二次参加周六会议时,我主动提出为下一次讨论准备一个报告,主题是非洲之角的革命斗争。[译5]当时我对那个地区几乎一无所知。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翻看那些小册子和报纸剪报时的惴惴不安,甚至有些发怵。材料里塞满了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各类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组织和运动的缩写,我几乎分不清谁是谁。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历史、政治路线、内部裂痕和不断变化的联盟。那时我的目标很简单,只求把报告撑完。
报告后的讨论很快越过非洲之角,谈到当时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与反帝斗争。我脑子里像罩着一层雾。散会时,先前主持「立宪革命阶级分析」讨论的那位学生走过来,请我喝咖啡,也对我的报告提了意见。那次谈话开启了我全新的知识生活、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后来,我们结了婚。
在一次次交谈中,我开始学会一种研究方法:怎样分析历史过程,怎样把政治事件放进其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中考察,怎样区分描述与分析,又怎样把看似彼此无关的发展拼接成一条连贯的历史论证。后来我才明白,这套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与辩证分析(dialectical analysis),它扎根于阶级分析和革命国际主义(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ism)。最初,接触那些陌生的人名、缩写和革命运动让我畏缩。渐渐地,这些经历转化为思想与政治方面的知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不再只是墙上的禁图、口号或小册子。它成为一种就历史、权力、社会关系和政治变革提出问题的方法。到头来,它也成了我理解自己所生活世界的方法。
和20世纪70年代成千上万名伊朗学生一样,我靠政府奖学金被派到美国。我原本应当成为一名技术官僚,学会按照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来协助设计和管理伊朗的大学体系。然而在伊利诺伊大学真正改变我的,并不是我奉命来学习的行政与教育知识,而是CISNU学生运动中那种高度紧绷、充满能量的政治气氛。
这个学生组织延续着20世纪60年代的多条斗争线索。这里有反越战运动,有黑人解放与妇女解放运动,也有反种族主义、反种族隔离以及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它也延续着世界各地展开的反殖民、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伊朗与阿拉伯世界的斗争,从巴勒斯坦一直延伸到阿曼。
浸在这些斗争中,我开始用全新的方式认识自己、自己的祖国和这个世界。我发现自己对生命、自由以及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怀着强烈的热情。我开始质疑、并最终反抗那个别人期待我成为的自己,以及那些束缚我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父权制、民族主义、阶级分化与宗教。
我们的政治实践是在共同生产知识的过程中长出来的。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细致讨论伊朗左翼的出版物,不管是否赞同其中的政治立场;我们学习世界史,追踪每天的新闻,更不停地争论、发问、倾听,再重新想一遍。文学、艺术、电影、舞蹈、音乐和诗歌同样属于我们的革命性学习(revolutionary learning)。
我们读芙洛格·法罗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1934—1967)[译6]、帕尔温·埃特萨米(Parvin E’tesami,1907—1941)[译7]以及玛尔齐耶·艾哈迈迪·奥斯库伊(Marzieh Ahmadi Oskoui,1945—1974)[译8]等女性诗人的作品。她们彼此差异极大的诗歌声音,开启了我们思考性别、欲望、性、女性主义、社会不公、自由与抵抗的路径。我们逐渐明白,革命意识并不只在政治文本里培育。革命意识也通过审美经验、情感以及以不同方式感知世界的能力来培育。

史蒂夫·梅尔申克(Steve Melshenker)关于CISNU声援伊朗政治犯活动的报道,1970年12月16日,刊于《每日伊利尼报》(The Daily Illini)。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教育实践。我们从中学会把历史过程和物质条件的多条线索接起来,看见那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事件与关系,其实都嵌在更大的社会总体(social totality)[译9]之中。我们是在实践里学习辩证地理解社会关系,辨认矛盾、历史变化与中介,以及特殊事物与整体的关系。
这种方法对当时包括伊朗在内、广泛支配各国教育体系的实证主义(positivist)、且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批判性的教与学方式构成了深刻挑战。知识不再是权威教师传给被动学生的东西,也不再是一堆脱离历史与社会关系的客观事实。知识是在追问、矛盾、对话与实践中共同生产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政治教育也是学习怎样思考,最终则是学习怎样把知识同改变世界的可能性连接起来。
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方式让我更投入自己的学业,也让我在课堂和公共场合表达意见时更有底气。组织鼓励我们去选修或旁听进步教师的课程,再把这些教师介绍给CISNU。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受到鼓励,继续积极投身大学之外的社会生活。传单和小册子不只在校园里散发,我们还会带到附近的工厂和工人社区,告诉人们美国如何向包括伊朗沙阿政权在内的独裁政权出售武器。我们也试图让更多人知道伊朗学生和知识分子遭遇的政治压制、监禁与处决。
CISNU在欧洲和北美许多大学都有支部。它的活动远不止每年一次、由各校代表参加的大会。各地支部会组织研讨会和会议,也会举办「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以及其他政治教育项目。这种以广泛成员参与为基础的政治学习,为积极分子提供了理论工具,使他们能够把政治承诺带出大学,进入更广泛的革命性社会变革斗争。
组织尤其鼓励我们同其他学生团体和运动发生联系,其中包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译10]以及巴勒斯坦学生组织。SDS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新左派学生组织之一,在我们的校园里人数很多,活动也很活跃。它强调参与式民主,并主张把组织工作做出大学校园。这些做法同CISNU的政治实践颇为契合,也为彼此之间的政治交流、团结、国际主义实践,以及共同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和反威权主义的斗争创造了空间。
尊重、团结、安全与信任,是我们彼此交往的基本原则。我后来把它理解为一种革命伦理,以对集体中个人的原则性尊重为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作为一个生活在多民族伊朗中的波斯族女性,开始直面并克服自己身上的民族沙文主义(national chauvinism)。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在一个男性占多数的环境里独立思考、独立发言。那里的男性中心态度和父权制预设往往根深蒂固。这些经验迫使我正视集体政治承诺与个人自主之间,以及团结与批判性独立之间的张力。它们后来都成为我政治与思想成长的一部分。

《十六阿扎尔》(16 Azar)1977年7月号
最近,隔了五十多年,我重新翻出CISNU出版物《十六阿扎尔》[译11]的全套刊物,带着新的反思重新读起。重新阅读时,我最震动的是它页面上展开的争论如此广泛,内部交锋和国际交往的范围也如此广泛。《十六阿扎尔》本身就是一份伊朗学生运动转变过程的知识档案和政治档案。
它毫无保留地为世界各地的民主与自由发声,也努力把伊朗放进更大的世界历史框架里理解。它支持反帝斗争和直接行动,也不断纪念世界各地的革命者与抵抗运动。这种持续的参与显示出这个激进学生组织所做的理论工作与教育工作非同寻常的深度。《十六阿扎尔》不只是政治倡议的载体,还是一个集体形成思想的场所。它保存了我们当年怎样争论政治观念,又怎样在接触伊朗之外的斗争时反驳、修改这些观念。现在回头看,正是这个过程使我们能够面对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倾向,并最终试图把它清除掉。
1979年的革命浪潮把我带回伊朗。和成千上万名海外伊朗学生一样,我满怀热情和希望地回国,决心参与创造一个新的伊朗。我所期待的是一个革命后的社会,它摆脱专制、阶级分化、性别等级和民族等级,思想与表达的自由不再受到限制。
这个梦想很快就以痛苦的方式破灭了。伊斯兰主义力量掌权后随之而来的镇压,使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弄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谈不上停下来反思。我的生活被卷进一段急剧而令人眩晕的变动。我参加革命后的妇女运动,后来又进入库尔德自治运动[译12],最终被迫流亡。
但对我来说,革命从来没有缩减为一项同思想和人的存在方式的改变割裂开来的政治承诺。它始终是一种政治与思想取向,是我在CISNU学会的东西。在那里,革命实践离不开批判反思,也离不开共同学习,还离不开同时改变社会和自我的斗争。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伊朗学生联合会(全国联盟)(Confederation of Iranian Students, National Union,CISNU)是20世纪60—70年代海外伊朗学生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其组织根源可追溯到1950年代末西欧的伊朗学生团体,1960年欧洲学生代表在海德堡(Heidelberg)建立联合组织,1962年同美国的伊朗学生组织整合为全国联盟。随着伊朗国内政治压制加剧,它逐渐成为反对巴列维统治的重要海外力量,并在1960年代后期明显左转。本文所称「Revival Chapter」为作者在伊利诺伊大学接触的支部名称。
[译2] 此处「沙阿」(Shah)指伊朗末代沙阿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1919—1980)。他1941年即位,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离开伊朗。
[译3] 伊朗立宪革命(Iranian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1905—1911)是伊朗近代政治史的关键事件。运动要求限制君主权力、建立宪法与议会制度,并促成1906年宪法及国民议会的建立。20世纪伊朗左翼、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都曾围绕这场革命的社会基础与阶级性质展开长期争论。
[译4] 佐法尔革命(Dhofar Revolution)是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阿曼南部佐法尔地区的武装革命。其早期带有反君主制、反殖民和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后来革命组织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战争在英国深度介入阿曼苏丹一方的情况下持续多年,至1976年前后基本结束。它在当时第三世界革命网络中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译5] 「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指红海与亚丁湾交界附近的东北非地区,核心包括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与索马里。作者的学习材料还把苏丹的革命组织放入这一更宽泛的地区政治脉络中。
[译6] 芙洛格·法罗赫扎德(Forough Farrokhzad,1934—1967)是20世纪伊朗最重要的现代诗人之一,也从事电影创作。中文出版物中曾有「福露格」「芙茹弗」等译名,2023年出版的中文诗集《让我们相信这寒冷季节的黎明》采用「芙洛格·法罗赫扎德」,本译文从之。她的诗歌以女性经验、欲望和个人自由为核心主题,并持续冲撞当时波斯语文学与社会对女性表达的限制。
[译7] 帕尔温·埃特萨米(Parvin E’tesami,1907—1941)是20世纪上半叶重要的波斯语女诗人。她大量运用古典波斯诗歌形式与寓言、对话体,讨论贫困、权力、不公与伦理问题。中文学界已有「帕尔温·埃特萨米」这一译名。
[译8] 玛尔齐耶·艾哈迈迪·奥斯库伊(Marzieh Ahmadi Oskoui,1945—1974)是伊朗诗人、教师、学生运动组织者和左翼行动者,后来加入伊朗人民费达伊游击队相关运动。她1974年在德黑兰与沙阿时期安全机构人员的冲突中身亡。她同时以诗歌和政治活动著称,因此被莫贾布列入这份「革命性学习」的女性文学谱系。
[译9] 社会总体(social totality)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概念。这里并不是把社会理解为静止的「整体」,而是要求把看似分离的制度、事件和个人经验放进彼此规定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作者随后提到的矛盾、中介以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都属于这一辩证方法。
[译10]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学生组织之一。它1960年成立,1962年的《休伦港宣言》集中表达了其参与式民主理念。SDS后来成为反越战运动和校园激进政治的重要力量,并在1960年代末因路线分歧发生分裂。
[译11] 「16 Azar」意为伊朗历阿扎尔月16日,对应公历12月7日前后。1953年12月7日,德黑兰大学学生抗议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伊朗,安全力量开枪造成三名学生死亡,此后这一天逐渐成为伊朗的「学生日」。CISNU在1960年代创办以「16 Azar」为名的刊物,因此这一刊名同时带有鲜明的学生运动纪念意义。译文保留其音译为《十六阿扎尔》。
[译12] 作者所说的「库尔德自治运动」指1979年伊朗革命后库尔德地区围绕地方自治、民族权利和新国家结构展开的政治与武装运动。当时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等组织要求自治,库尔德地区一度形成事实上的自治空间,随后同中央政府发生严重冲突。
作者简介
━━━━■━━━━
沙赫尔扎德·莫贾布(Shahrzad Mojab),伊朗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教育理论家和活动者,现为多伦多大学女性与性别研究及教育领域荣休教授。她因研究战争、流离失所与暴力对女性的影响而享有国际声誉。莫贾布出生于伊朗设拉子,青年时代赴美国学习教育学。1979年伊朗革命后,她回到国内,在随后数年间参与女性运动,并与库尔德民族运动保持密切联系。莫贾布的研究聚焦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理论化,以及西亚与北非地区女性、学生和各民族的反抗。其近年著作包括主编的《历史、文化与抵抗中的库尔德女性》(Kurdish Women Through History, Culture, and Resistance,2024),与Genevieve Ritchie、Sara Carpenter合编的《马克思主义与迁移》(Marxism and Migration,2022),与Amir Hassanpour合著的《库尔德斯坦女性:历史与书目研究》(Women of Kurdistan: A 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 Study,2021),以及与Sara Carpenter合著的《革命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知识》(Revolutionary Learning: Marxism, Feminism and Knowledge,2017)。她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通过讲故事、舞蹈、戏剧、绘画和电影,让更广泛的公众能够接触知识。她与艺术家合作,以审美形式呈现研究成果。她还为跨国女性主义教学、研究和行动整理档案并策划资源,包括围绕「女性、生命、自由」(Woman, Life, Freedom / Jin, Jiyan, Azadi)起义的「抗争档案」(The Archive of Defiance),以及记录女性政治犯经历的「中东抵抗艺术」(The Art of Resistance in the Middle East)。
往期回顾
━━━━■━━━━

译文|二十年前的大学生如何找工作?自由选择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术

Medina|社会主义的赛博实验:阿连德智利的控制论 设计自由,管制一个国家

译文|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