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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甜&阎云翔|革命、婚姻与爱情:毛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新人的诞生与褪色

「正文约17000字」

作者:李甜 阎云翔

文献来源:Self-Cultivation of the Socialist New Person in Maoist China: Evidence from a Family’s Private Letters, 1961–1986. (《毛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新人的自我修养:一个家庭私人书信的证据,1961—1986》)The China Journal, no. 82 (July 2019): 88–11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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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信条的维系,有赖于一大批虔诚而投入的信奉者。他们试图在个人生活中遵循革命的教诲。本文细读并分析1961至1986年间的679封私人书信,考察一对政治信仰坚定的夫妇及其近亲如何进行社会主义人格的自我修养,并在彼此之间讲述自己的生活与感受。许多书信里都可以看见一种持续的拉扯:一端是家庭生活中的个人关切,另一端则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个人政治进步承诺。这组张力,是理解二十余年间政治投入与社会主义人格如何兴起又如何衰落的一把钥匙。夫妻通信显示,在这个家庭内部,丈夫策略性地选择了阶级斗争话语,妻子则选择了男女平等话语;两人都借用政治规定的语言,推进自己在家庭内部的诉求。家庭生活的牵挂、性别话语内部的矛盾,以及1970年代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诉求,最终共同促成了他们在1980年代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自我修养。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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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项重要事业,是改造每个人的思想、道德品格与行为方式,以造就一种能够支持共产主义伦理的新的人格形态。最雄心勃勃、影响也最深远的例子,包括苏联的「苏维埃新人」(Soviet new man)、中国的「社会主义新人」(socialist new man),以及古巴革命中「让人人都成为切·格瓦拉」(let them all become Che)的号召。[原1] 然而,关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既有研究,多半关注共产党领导的党—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变革来规范人的行为,又如何借助艺术、文学与宣传话语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来塑造人的行为规范。[原2] 真正难以捕捉、也长期研究不足的,是那些按照官方新人理想改造自己的人——以及拒绝如此改造的人——当时究竟有怎样的主观经验。

多年之后再由政治积极分子追忆过去,很难判断他们当时究竟如何思考、如何行动。冷战年代有关新中国居民主观经验的可靠材料十分匮乏,这也促使许多在西方工作的学者更偏重自上而下的制度分析。陈佩华(Anita Chan)的《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是少数例外,她深入分析了前红卫兵与政治积极分子的心理。[原3] 可是,访谈对象多年后的回忆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事后反思以及对自身过去行为进行辩护的影响。[原4] 真正缺失的,是中国个体在事件发生当时那些彼此矛盾、纠缠不清的道德经验。

本文正是要考察一对中国夫妇及其最亲近的亲属,在接受、复制并内化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有过怎样的经验。他们努力把自己修养成社会主义新人。阅读这批数量庞大的通信时,「自我修养」这一主题极为醒目。全部材料由最近出版的679封私人书信组成。[原5] 这些书信提供了独特的材料,记录的不是多年后的回忆,而是血肉具体的人在事情发生当下写下的私人交流、反思和社会行动。

这个大家庭属于一个相对精英化的社会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干部。党—国家所提供的上升流动使他们成为受益者,他们因此也更可能投入社会主义人格塑造等各类社会工程,尽管长期两地分居给家庭生活造成了沉重代价。这个群体人数以百万计。在毛主义时期,他们的政治忠诚对党—国家格外重要;改革年代到来后,他们的专业技能又成为党—国家的一项重要资产。陆庆生、妻子江贞媛)以及亲属留下的私人书信,颇能代表这一群体心态的变化。由此,这批材料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道德工程整体上的兴衰。[原6]

《陆庆生与江贞媛私人书信,1961—1986》封面。全书由张乐天、阎云翔编纂,收录毛泽东时代至改革初期一个中国家庭的私人通信。2018年由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出版。私信本书电子版。

受戴维·巴顿(David Barton)与奈杰尔·霍尔(Nigel Hall)主编的《作为社会实践的书信写作》(Letter Wri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1999)启发,[原7] 本文把私人书信的写作和交换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参与书信往来的人、他们在信中叙述的行动,以及文本本身,都必须放回社会语境中考察。下文先简要介绍书信作者、通信内容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这批书信中反复出现的自我修养的一般模式:家庭生活的个人关切,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意味的政治进步承诺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这个政治投入很深的家庭自觉地从事自我修养。本文尤其关注陆庆生与江贞媛之间的夫妻对话,特别是围绕阶级觉悟与男女平等展开的讨论。这两套话语都属于官方社会主义新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本文也将说明,陆、江二人的性别话语最终促成了社会主义主体性的瓦解。

本文最后将论证:个人利益一度被政治行动压到身后,个人成长也似乎被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自我修养,但这对夫妇的思想和行为并未永久受到强大的党—国家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相反,1970年代期间,对家庭幸福与物质舒适的追求逐渐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1980年代,它们已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取得了明显优势。社会主义新人人格正是在自我修养的实践内部瓦解。

书信作者及其自我修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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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书信集中,有202封是陆庆生在1961至1986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写给江贞媛的——最初她是女友,后来成为妻子。江贞媛写给陆庆生的信现存62封,其中55封写于1964至1966年;她其他年份的大部分书信没有保存下来。本文将重点分析二人的夫妻通信,同时在必要时参照他们与兄弟姐妹、子女及其他亲属的通信,这类「亲属书信」共有415封。[原8]

陆、江二人之所以留下如此多书信,是因为1961至1986年间,两人因工作分配被迫分居将近16年,只能依赖通信维持联系。两人大学同班。1961年6月,陆庆生被派往外省实习,两人由此开始互写情书。同年夏天毕业后,他们都被分配到北京冶金工业部工作:陆在有色金属司,江在部属研究所。1962年9月两人结婚,1963年生下长女,1972年生下次女。自1961年8月起,陆作为部里的检查组成员被派往多个省份工作,除1963年有短暂时间返回外,直到1967年一直远离北京。江前四年大部分时间留在北京,1966年6月至1967年1月也先后被派往甘肃和辽宁。1969至1973年间,两人又数次因工作任务分离,每次从一个月至数月不等。1977年初,陆在政治上失势,被逐出北京,到湖南一座小锡矿工作。多年努力调回北京未果后,他最终放弃。1986年6月1日,他在信中对江解释:「如果去北京一个新单位,我又得从头开始,还得更拼命地干……人生这么短,值得吗?」[原9]

1963年,北京邮局工作人员正在分拣邮件。李晞摄。图源:《北京日报》。

陆、江的经历绝非例外。毛主义时期,干部、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长期、非自愿地夫妻两地分居相当普遍。这些人往往受教育程度更高,政治上更积极,也更受党—国家信任,因此常被派往距离家庭很远的重要岗位。1950至1960年代,不少大学毕业生接受「到国家需要我去的任何地方去」这一口号。他们在国家就业体系中都被归入干部阶层,其中许多人后来确实升任领导干部。然而,这个群体获得的上升流动,却被不人道的制度化家庭分离实践所抵消。严格执行的户籍制度与单位制,使夫妇一旦被分配到不同地区工作和生活,便无法团聚。

毛泽东逝世后的改革初期,长期分居造成的人道痛苦终于引起中央领导层注意,尤其是在党—国家希望动员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为现代化投入更多力量之时。1980年1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同多个部委发布正式通知,试图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原10] 1989年12月8日,国务院又发文指出,过去十年虽已解决一百多万起夫妻分居,但仍需继续处理遗留问题,尤其要优先解决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中的分居问题。[原11]

陆、江及其亲属的家书,也必须放在毛主义激进政治运动的背景中阅读。书信显示,两人在大学期间经历了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1962年初起,陆以干部工作队成员身份在农村工作两年多,参与「四清」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至1969年,两人都热情投入文化大革命;但1967年以后,江和两个妹妹主要因遭遇以阶级出身为依据的歧视,逐渐退出政治行动。陆以及江的姐姐贞聪一直在政治上活跃到1970年代初。1971年,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出逃中国的过程中死亡。贞聪因丈夫属于林彪领导下的军中派系而受到牵连。此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陆被提拔到局级领导岗位。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被称为「四人帮」的政治盟友针对一批资深高级干部的政治操作。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这批老干部重新掌权,「四人帮」被捕。1977年,陆和许多在此前几年被提拔的积极分子一道,被追究文化大革命及后续政治运动中破坏性行动的责任。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陆这种曾被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的人,后来成了国家从阶级斗争路线转向经济增长与现代化时的牺牲品。[原12]

陆庆生1936年出生于湖南一个贫困工人家庭。他的政治出身属于所谓「生来就红」的那一类积极分子,正是毛主义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路线倚重的人。他年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大学班级党支部担任书记。参加工作后,他一路沿政治阶梯上升,直到站错政治阵营而失势。妻子江贞媛193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商人家庭。父亲被划为「资本家」,这个负面的阶级标签使她背负政治污名,也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利。[原13] 两种家庭出身的差异,为陆、江婚姻奠定了一个政治上并不平等的基础:陆拥有「根红」的优越地位,江及其兄弟姐妹则必须努力洗刷出生于「剥削阶级」的「原罪」。不过,陆、江以及其他家书作者同样强烈地接受了思想改造与自我修养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规范性语言。他们共同经历了1960年代初至1980年代末社会主义人格的兴起与衰落。

社会主义新人制度化塑造始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延安革命队伍每个成员身上被认为不合要求的人性品质,都要通过一套仪式化程序加以识别和清除:学习党的文件、公开自我批评,以及反复「触及灵魂」的思想反省。这套做法后来被称作「思想改造」,是中国为重塑人性而创造的一种独特方法。[原14] 1950年,延安模式通过面向知识分子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此后,思想改造不断被党—国家用来重塑中国人的主体性,并在1966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高峰。长期学习党的文件与毛泽东著作,在会上袒露内疚、进行自我批评,小组内部高强度相互批评,通过公开仪式攻击被批判者的人格与尊严、给他们贴上「落后分子」等标签,再加上组织群众学习官方树立的典型,这些都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技术,既有研究对此已有大量记录。[原15]

这种由上而下制度化推动的手段,也清楚地出现在私人书信里。陆、江及其兄弟姐妹会记录自己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情况,也会谈每天的工作。比如,陆告诉江一个「好消息」:他在山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被评为下乡干部中的模范。他还要求妻子:「请你更经常给我写信,提醒我,帮助我〔在政治上进步〕。我会把自己的思想体会寄给你,让你知道我在这里的情况,也请你有针对性地给我提些意见。」(1964年9月14日,第68页)江的妹妹贞敏则在一次政治鉴定会后写道:「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看清自己的问题,明确方向,好让我们进步得更快。」(1965年5月1日,第389页)

他们在书信里讨论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也谈革命文学与电影。「希望你们两个每天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政治觉悟……你们做笔记了吗?」江的姐夫谢先生在1965年9月11日写道(第397页)。他们彼此通报自己参加政治运动的情况(1965年2月15日,第82页;1966年6月12日,第108页;1966年6月18日,第261页),也交流学习典型的心得。例如贞敏写道:「我把毛主席的话贴在床边墙上,每天都读;我也每天写日记检查自己;我要永远向雷锋学习。」(1963年4月1日,第325页)[原16] 这些书信还显示,他们怎样通过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改造自己的思想,又怎样主动把家庭成员往更高的政治觉悟上推。陆对江写道:「领导分配的工作你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管任务大小,都必须喜欢。」(1964年6月23日,第61页)

三线建设时期,十九冶公司保管员吴德素(右)与师傅共同学习毛泽东著作。图源: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的大部分家书,至少有一段政治内容,有些信甚至几乎完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作者估计,这一时期书信内容约有15%至20%与社会主义新人的修养有关。与此同时,家书作者也会相互通报日常处境,表达私人情感,聊家庭琐事,并通过互助应对经济困难——请求金钱援助在书信中反复出现。[原17]

政治与自我修养的讨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最为密集。陆、江以及江的姐妹都热情投入群众运动,两人互相汇报自己的活动(如1966年8月11日,第115页;1966年6月12日,第259页),交换判断与策略,也互相鼓励继续斗争(1966年9月11日,第122页)。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陆便写给江:「我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左派,因为我早就批评过领导,也批评过他们做的坏事……我准备不再批评自己的领导了,因为他们不是大目标。我打算写材料,直接寄给薄一波、陈伯达、江青、康生这样的中央领导。」(1966年8月19日,第116页;另见1966年6月18日,第261页)

一个月后,江回信说:「既然你已经站出来了,就什么都不要怕……我一直认为,我们既然参加革命,就必须彻底革命……同时也要保持警惕。我们不是胆小鬼,但我们也得保护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1966年9月15日,第271页)江家姐妹也会互相写信,讨论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最初经历,只是频率和强度较低(1966年8月16日,第411页)。她们尤其谈到,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妹妹们被红卫兵组织排除在外时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在我们学校〕时,因为我工作表现一直很好,我成了骨干……后来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被排除在〔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改选和红卫兵之外……为什么我在这次运动中不能当积极分子?我就是接受不了。」(1966年9月6日,第412页)

到1966年冬天,江和两个妹妹已经开始怀疑红卫兵运动的极端做法。江抱怨说:「听说他们要改红绿灯的规则,说红灯表示通行,绿灯表示停车。我实在理解不了,觉得这太表面了。最重要的应该是思想改造……我就是不相信工人、农民家庭出身的人天生就那么高尚、那么纯洁。」(1966年8月9—?日,第270页)相比之下,陆仍然顺着政治潮流前进,到1970年代初已经升到单位里的重要领导岗位。

把679封信放在一起看,它们构成了一批第一人称证词,在一些地方甚至直接呈现了自我反思。透过这些材料,可以观察陆、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批专业人员如何形成社会主义主体性,又如何逐渐解体。这批人接受过毛主义时期的大学教育,在政治上投入很深,因此也被党—国家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由于不可能逐一分析所有书信细节,作者又做了关键词提取,以把握写信者思考和反省的主要线索。按出现频率从高到低,679封书信中最常见的词是:家庭(2323次)、工作(645次)、钱(621次)、党(464次)、孩子(342次)、共青团(247次)、〔政治〕思想(185次)、组织——即党、团或工作单位——(141次)、革命(127次)、斗争(88次)、政治(87次)和进步(85次)。[原18]

这十二个高频词里,「家庭」「钱」「孩子」本身没有政治含义,与另外九个词形成鲜明对照。后九个词在官方宣传和政府文件中同样高频出现。两组词揭示出书信中并行存在的两条思想和行动线索:一条围绕婚姻、家庭和物质生活,思考怎样把日子过好;另一条则围绕政治进步、道德修养和为党—国家工作,思考怎样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这两套话语都要求个人投入注意力、忠诚与行动,因此持续制造出家庭关切与政治进步之间的紧张关系。

1960年代,书信中几乎随处可以看到压抑个人利益与物质欲望的努力。陆、江和他们的弟妹反复承诺,要按照官方规定的社会主义新人标准重塑自己,方法就是追求政治进步,同时控制个人欲望与私利。实际上,他们用更多篇幅处理日常家庭问题,谈怎样安排生活、怎样解决家庭内部矛盾,这类内容约占全部书信的一半。然而在1960年代,他们始终把家庭关切视为次要之事,甚至认为这种关切在道德上不那么正当。他们经常相互提醒,首要任务仍是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并全身心投入工作。

江曾向姐姐贞聪抱怨陆不够体贴。贞聪回答说,自己的丈夫也一样,因为他工作太忙。但只要丈夫忠于党、为革命工作尽心,私人生活里的这些小事她总能原谅(如1962年12月30日,第308—309页;1963年1月10日,第313页)。这样的说法在家书里多得无法尽举。贞聪曾在调解陆、江夫妻矛盾时,教他们怎样在工作和育儿之间「正确」分配精力:「你们绝不能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为了孩子〕放松工作和社会活动是不对的。孩子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能把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都放在〔育儿〕上。不能把孩子惯坏了,我们应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工作。」(1963年12月22日,第353页)

1963年,上海曹杨新村托儿所的儿童。据《1963年上海老照片》图片资料。

江既是年轻母亲,也是专业人员。她一方面强烈投入学习与工作,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对女儿的牵挂。女儿当时被送到外省由外祖母照顾。她多次抱怨生孩子拖慢了自己的政治进步和工作成绩,却也承认自己对孩子的情感更强:「我的确想孩子。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我的感情就特别强烈、特别紧张……我已经尽了责任,没有对不起孩子。我确实说过宁可让她死掉,但那只是被逼疯时的一句气话。我那时想,如果没有孩子,我心里就没有什么可挂念的了。可是我想孩子的感情,比几个和我处境相同的同事都更强。但我又没有因为有了孩子而感到幸福。这是矛盾的,可同时又不矛盾。」(1965年3月30日,第251页)

把女儿送回娘家后,江一面向陆诉说失落,一面又告诉丈夫,自己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和工作,这让她感到高兴(1964年6月10日,第227页)。另一封信里,她甚至宣称:「孩子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她属于国家!」(1965年1月8日,第247页)

政治进步、男女平等与社会主义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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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书信内容之后,可以发现,在人们熟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语言之下,在那些一眼可辨的社会主义新人自我修养模式之外,这对夫妇还会利用官方规定的语言与政治上受到肯定的行动,为自己的私人诉求争取空间,处理个人问题,最终甚至塑造出一种并不在官方脚本之中的自我。[原19] 陆与江的夫妻通信尤其适合观察这一点。两人的婚姻关系颇为紧张,他们会从党的宣传和政治学习会中习得不同的公式化语言,再拿这些公式去同对方较量。

这种戏剧性早在恋爱时期就开始了。陆给江写的第二封情书中说:

至于为什么爱你,这是很简单也很清楚的。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五年,这是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我们都相信党,都献身于为党工作,也都愿意在党的教育下改造和提高自己(这些年我们都有很大进步,但首先还是党的教育的结果)。这是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你有缺点,我也有缺点。这正是我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基础。(1961年6月27—28日,第6页)

这段话读起来几乎像一纸政治契约,把双方绑定到一个长期承诺之中。公平地说,在这段话之前,陆确实写过一大段很动人的爱情表白。但到了这里,他严肃地界定什么才构成爱情与婚姻,并以「江和自己拥有共同政治观点」来巩固两人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说,陆拥有很强的政治资本和优良的阶级出身。他总喜欢在自我修养上居于引导位置,甚至把这种引导带进恋爱、婚姻,以及此后与江和整个大家庭的相处中。

1963年,一对中国青年夫妇的结婚纪念照。图源:丽水摄影博物馆民间老照片收藏。

遗憾的是,江在1961至1963年的信没有保存下来,因此不知道她当时如何回应。不过,从现存书信里第二早的一封来看,江决定结婚时,应该已经接受了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权威。1964年4月20日,她仍然请求陆:「希望你能帮助我〔进步〕……你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比如政治思想、阶级斗争觉悟和工作能力。」(第215页)

陆在写给江的信里,经常强调毛主义的主要主题之一:阶级觉悟和阶级斗争。他会讲各种阶级斗争的例子,尤其注意「坏阶级」出身者那些值得怀疑的行为,也不断提醒妻子自己在贵州一座汞矿执行的工作有多重要(1961年12月24日,第46页)。他还要求江为愈加严峻的阶级斗争做好准备:

过去半年里,我们在农村所见所闻的东西(按党的规定,不能在信里告诉你,回家后再说),使我们认识到,城市和农村的阶级斗争都很严重、很尖锐、很激烈。[原20] 毛主席不是告诉过我们吗,如果不注意这些〔阶级斗争事件〕,我们就会有危险!……我准备向党组织要求延长在农村的时间,让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1964年10月7日,第70页)

江愿意接受陆的这套说教。文化大革命初期真正卷入政治行动之后,她对阶级斗争话语更加信服:「如果我们不参加这场战斗〔阶级斗争〕,就有失去党和国家的危险。想到这里,我就要求自己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和斗争上去。」(1966年6月16日,第260页)

社会主义新人首先由政治标准来界定。陆以自己的政治资本为荣,又自认负有教育、解放江及其他人的使命,这使他在恋爱与婚姻中处于上风。陆刚开始追求江时,江的姐姐贞聪同样是中共党员,她立刻看到了陆在政治上的上升前景。她建议妹妹接受陆,因为他是老党员,受党教育多年,政治上成熟(1962年6月16日,第301页)。后来婚姻出现问题,贞聪居中调解时仍说:「他毕竟是共产党员,我们应该相信他的政治条件。」(1965年9月28日,第399页)江的妹妹们也很愿意接受陆,因为他是政治投入的模范。比如,江的三妹江慧15岁时给陆写信,把姐夫当作榜样,请教政治问题,请他帮助自己和姐姐江进步(1961年11月19日,第287—288页)。

在陆看来,把自己修养成政治上先进的新人,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入党。只要迈过这一步,其他事情就都会顺理成章。因此他频频催促江:

作为我的同志和妻子,我希望你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进步,业务上也不断提高。我觉得你在追求政治进步上相当被动,满足于一般水平。一个人如果不大胆、不积极进步、不争取上游,就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不能接受。至于参加党组织,你的想法是「如果我够条件,党自然会主动吸收我」。这不现实,也说明你没有那种内在动力:「我必须自觉而热烈地把自己献给党的伟大事业。」你同意我的看法吗?(1964年2月5日,第48页)

有时,陆写给妻子的口吻几乎就是一个党组织领导在教育自己的下属:

反右运动以后,〔你的〕立场和观点清楚多了;〔你〕在共青团里起过领导作用,依靠组织,主动帮助其他同志,也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但如果拿更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我认为还有不足:(1)你现在已经是超龄团员了,怎么办?要把自己培养成革命者,就应该主动申请入党……(2)你父亲是商人,现在还拿国家支付的定息。你必须〔对父亲〕有正确的思想。你要懂得,个人感情和政治立场是两回事;必须〔同父亲〕划清界限。(3)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觉悟……阶级斗争、培养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意识、改造并埋葬旧思想旧意识,这一切都会反映在我们同家人、亲属和朋友的关系中。(1964年7月22日,第66页)

党员身份是党—国家承认政治觉悟的一项可见指标,也是干部晋升乃至获取物质利益的第一道门槛。但潜在的个人收益,都受到政治行动话语的压抑。[原21] 这种逻辑也大量出现在其他亲属的信里。和陆一样,贞聪不断督促江更多参加政治运动;江又催促几个妹妹贞敏、贞良和江慧努力工作,争取加入共青团。几个妹妹都强烈希望取得政治进步,把自己变成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现存最早的一封江慧致陆信中,15岁的她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想进步,我也想进步,而且想进步得很快。我希望成为共青团员,可是我还不够条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1961年11月19日,第287页)为了提高妹妹的政治思想,江曾催陆给湖南的妹妹寄一本《毛泽东选集》,说:「我总希望妹妹们的政治思想能够更好一些。」(1965年2月25日,第249页)陆确实把「培养小姨子」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一直给江慧写信,直到她被吸收入团。后来另一位妹妹贞敏终于入团,年纪更小却入团更早的江慧写信祝贺她,同时提醒她不要放慢政治进步,因为「树立正确观点、修养自己,是一辈子的任务」。她的建议是:「不管自己条件够不够,都应该大胆、积极地申请入党,要有这样的志向,让党组织考验你,尽早接受党的帮助。」(1966年3月24日,第407页)

和陆建立关系之初,江因为自己的阶级出身而感到政治上的低人一等。现存书信显示,她一度完全接受陆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权威(1964年4月20日,第215页)。她甚至因为自己不是党员而感到内疚:「我可能一辈子都不够入党的条件。你为什么还要娶我?你这样珍惜我,我真应该感谢你。」(1964年7月24日)按照陆的要求,江会汇报自己在单位的活动,也会批评同事:「我对我们小组的工作很不满意。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小组〕不重视思想工作。梁组长这个人还可以,但她的思想不对……我最近有很多问题,却找不到人讨论,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内心进行自我斗争。」(1964年6月16—17日,第228页)

这种低人一等的感受并不只属于江。几个妹妹追求政治进步、申请入团或入党时,同样一次又一次撞上阶级标签构成的「玻璃天花板」(1962年4月23日,第298页;1964年12月20日,第380页)。其中一位妹妹反复申请多年,直到25岁才终于入团(1964年3月10日,第358页)。颇有意味的是,正因为她们相信自己生来带着「不正确思想」,所以必须格外努力把这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清除掉,江和妹妹们反而更激烈、更彻底地投入思想改造。江的三妹在一封很动人的信里讲述了自己因阶级出身遭受歧视的痛苦,到信末仍再次确认:她一定要成为党员(1965年1月26日,第384页)。

1966年,群众围观写有「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的大字报。图源:《人民画报》1966年第10期,维基共享资源藏图。

陆更关注一些政治上向前走的实用策略,比如向领导展示忠诚(1964年6月23日,第61页),或在单位经营良好形象(1965年6月23日,第97—98页)。江与他不同。她似乎更执着于真正改造自己的思想,也更投入学习毛泽东著作:「你没把《毛泽东选集》带走,我觉得真遗憾,不知道你还能学什么。我也没法寄给你,因为我订的那本还没有到。」(1964年5月30日,第223页)谈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时,江甚至告诉陆,她借鉴同事经验,用学习《毛泽东选集》来激励自己坚持锻炼,身体状况确实改善了(1964年6月28—30日,第231页)。

江清楚地知道,政治运动可能让一个人突然遭遇严重麻烦。陆有一段时间没有来信,她既担心丈夫是不是政治上出了问题,又会想象另一种可能:他也许像官方典型英雄那样,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了生命。「我担心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会是什么事呢?是不是犯了错误,被党处分了?还是为了抢救集体财产、救别人牺牲了?(我们听过一个同事跳进冰水里救孩子的英雄故事。)」(1964年6月10日,第225页)

时间久了,江也开始看见陆的言辞与实际行为之间的裂缝。陆政治话语很强,但生活里贪图舒适,也喜欢好吃的东西。江提醒丈夫:「出身红,以前吃过苦,并不能保证你〔永远都是好的〕。你还得不断锻炼自己,用严格标准衡量自己。」(1964年5月1日,第219页)江似乎很看重真诚,不愿被丈夫逼着去做自己觉得虚假的事情。她承认入党重要,也会因自己「进步不够」而内疚,但渐渐地,党员身份在她那里有了不同含义。它不只是政治进步和职业发展的标志,也代表着一种必须落实到家庭生活里的道德理想,而他们的婚姻恰恰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关于入党,你经常和我谈,可你从来不解释为什么要入党,只说是为了工作发展。但我的看法是,我还不够条件,特别是在家庭生活这个方面……一个连家庭问题都解决不了的人,〔怎么能〕当党员?如果我入了党,那么一个由两个党员组成的家庭就应该是模范。可我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都还没有解决……如果带着这些思想问题去申请入党,那我就是投机分子。我绝不会这么做。(1966年6月26日,第262页)

江这里所说的「家庭问题」,指的是两人长期争论的一系列问题:男女不平等、家庭暴力,以及按照社会主义新价值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夫妻关系。两人的争吵尤其围绕江对陆母亲的态度展开。长女出生后不久,陆的母亲来探望他们。陆认为妻子对婆婆不够恭敬。江则认为,自己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国家职工,当然不应该像农村里顺从的儿媳那样行事。陆觉得丢了面子,一怒之下扇了江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此后两年半里,江反复要求丈夫道歉,并指责他是打老婆的男人,这样的人不配做党员或干部。从1964年初到1966年中期文化大革命爆发,她在多数信里都会重新提起这件事。运动爆发后,她的注意力才转向外面的群众高潮。

江每次谈起家庭暴力,往往还会继续追究丈夫别的过失,通信越多,控诉清单也越长。陆则在每一封回应中做自我批评,把自己的错误行为解释为政治思想不正确、自我修养不够。他用一种高度政治化、却仍饱含热情的方式承认,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和暴力来自封建思想残余、夫权偏见,也说明自己没有做一个合格党员(1964年5月6—7日,第54—56页;类似道歉还见1964年7月14日,第65页;1965年5月30日,第93页)。两人的谈话可以几乎无缝地从革命爱情、婚姻、男女平等和社会主义新家庭,滑到那些延续已久的家务问题:孝道、如何维持亲友关系、互惠义务和家庭财政。陆和江似乎都不觉得这里有什么断裂。他们一面处理日常家庭事务,一面竞相阐述「社会主义新人应该怎样过婚姻生活」,同时试图改造陆身上的「封建思想」和夫权意识。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伙伴平等基础上的新型夫妻关系,本就是毛主义社会主义新人运动的组成部分。其目标是改变社会与文化,尽管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实践经常远远没有兑现承诺。[原22] 这一面向在研究里常被忽略,因为许多研究把主要注意力压在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上。[原23] 这批家书显示,1960至1970年代,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同样构成社会主义新人自我修养的一部分。对江这样的女性来说,它尤其有吸引力;但官方意识形态的整体力量,也使男性参与其中。

在夫妻围绕男女平等展开的对话中,江占据了更高的道德位置。她借用官方关于正确爱情和革命夫妻关系的语言,对冲陆凭借阶级出身取得的优越地位。正是这种带有性别维度的党员观和政治观,使江先开始怀疑陆是否配做党员(1964年5月1日,第219页),继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重新思考毛主义激进路线(1966年8月29日,第269页)。

江并非家里唯一以性别经验理解政治的人。姐姐贞聪之所以如此忠于党,主要根源就是她自己的生活经验。她坚信党解放了妇女,使女性有可能过上幸福生活。1975年7月4日,她在写给江的信里回忆:「如果不是解放,我们家几个女孩子根本不会有今天。你看看我们现在过得多幸福。」(第506页)她还给陆写过一封很长、感情强烈的信,回忆自己十几岁时如何因为家庭贫困和父亲的父权思想,差点失去读中学的机会。后来在老师帮助下,她逃离家庭,反抗父母包办婚姻,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People’s Liberation Army)。经过党的教育后,贞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几个妹妹也从父亲的封建思想里「解放」出来。父亲反对女孩子受教育,也反对她们进入公共生活。贞聪对陆说:「为什么我挨了〔父亲〕那么多打?一句话,都是因为我想过独立的生活,也希望几个妹妹都能这样。」(1965年12月19日,第403—405页)

在贞聪看来,婚姻和性别关系并不是私人小事。它们应该放在修养社会主义新人、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中培养和维持。得知江和陆发生冲突后,她先尝试居中调停,用的也是官方关于革命婚姻与家庭的语言,同时强调自己相信陆的政治品质和阶级觉悟(1965年9月28日,第399页)。当江的夫妻关系跌到最低点时,她同时写信给姐姐贞聪和姐夫谢先生。贞聪建议她向党组织求助,因为党就像母亲,会照料自己的所有孩子。她还指出,陆身为党员,却为了捍卫封建孝道而发火打妻子,这里面有错误阶级意识在起作用。她同时再次提醒江,家庭和孩子的重要性低于革命事业和本职工作。

姐夫谢先生是军队中层干部。他另外写信指出,如果江已经无法继续同陆生活,任何进一步行动之前都必须先向单位党组织报告并获得正式批准。因为「这已经不只是夫妻关系问题,而是个人同组织的关系,涉及党的纪律」(1963年7月20日,第341页)。

1970年代,上海蕃瓜弄工人新村中的一家人。缝纫机、收音机及室内陈设记录了当时城市家庭的物质生活。图源:上海市静安区委宣传部、澎湃新闻。

陆、江和其他亲属都相信,新家庭应该成为一个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平台,人可以在其中改善自己,也安排自己的生活。可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这种新家庭究竟该怎样创造,于是依循官方意识形态。谢先生告诉江,社会主义新家庭没有理由解决不了自己的内部矛盾,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1965年9月11日,第397页)。

与政治运动或单位里的正式学习会不同,到了家庭这一私人空间,实践男女平等、建立平等伙伴式婚姻,被视为重塑道德自我的最重要方式。阶级觉悟话语与男女平等话语相互配合,加强了陆、江和江家姐妹的政治忠诚,也推动他们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道德自我的重塑。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新人的性别面向又借用了传统家庭文化,把党和毛泽东放到慈爱父母的位置上,再把家庭概念重建为一种情感媒介和党组织的延伸。[原24]

政治投入与自我修养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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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显示,1970年代初,陆、江及其大家庭成员的心态发生了一次重要变化,这与全国政治局势的转折相互呼应。最关键的事件包括林彪之死,以及毛泽东妻子江青在全国政治中的上升。林彪曾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为毛的接班人,后来却被指控为叛徒。对陆、江和许多原本真诚信奉毛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来说,这些变化侵蚀了政治信念。[原25]

于是,到了1970年代后半期,家书的重心逐渐从政治行动转向私人事务。政治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关词汇几乎完全消失。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是:1975至1979年间,陆、江和亲属之间现存146封信,「进步」这个词只出现两次,而且都是说江的妹妹江慧在职业学校取得了进步。毛主义年代里,「政治进步」曾经是修养社会主义人格的最高尺度。因此,这个词在1975—1979年书信里的消失表明:甚至在毛后时代正式开始之前,他们已经放弃了那套自我修养。书信作者也不再谈思想改造、献身革命事业、入党和其他自我塑造活动。

取而代之的是对过去政治投入的反思、失望和幻灭。1975年,江写给妹妹:「时间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真没有什么意思。也许我的思想不健康,可我改变不了自己。我看不到一点明亮的颜色〔生活里〕,只有黑暗。」(1975年4月15日,第502页)1976年,一直是家里最坚定的意识形态信徒、最忠于党—国家的姐姐贞聪也感叹,自己已经跟不上政治风向的变化,并觉得「我受了愚弄,受了欺骗」(1976年2月23日)。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更公开地追求大家庭自身的利益。早在1974至1975年,贞聪、陆和江就合力给江最小的妹妹找城市工作,以免她中学毕业后被下放农村。他们「托关系」、送礼,走「后门」,终于为妹妹拿到一个城市工作名额。十几岁时还曾热情写信向陆请教政治、1960年代末还鼓励兄弟姐妹争取入党的江慧,到了1977年也积极寻找后门关系,试图帮丈夫的兄弟买到政府严格配给的钢梁,供地方工厂使用(1977年2月23日,第521页)。1980年,私人关系又使贞聪得以帮助两个妹妹调到更理想的单位(1980年1月10日,第545页);但她和丈夫同失势领导人的间接联系,又反过来损害了两人的职业发展(1980年2月1日,第547页)。

在政治幻灭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同时,对消费品和舒适生活的追求也浮出水面。这个家庭一直缺钱。整个通信时期,他们都要依靠亲属互助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陆、江和贞聪还会从并不高的工资里拿出钱,长期接济江的父母与妹妹们。面对贫困和商品短缺,他们过着极度节俭甚至近乎匮乏的生活,为了少花一点钱,连买牙刷(1963年4月20日,第328页)或用热水(1962年5月31日,第299页)这样的小开支也尽量避免。早年他们愿意接受这种生活,并把节俭、禁欲视作政治献身的一部分,以严格、有时甚至残酷的方式压制个人利益。但从1970年代起,这种努力开始退潮。江家的姐妹越来越敏感于物资匮乏,也越来越不能忍受生活艰难。

1975年以后,随着书信不断「去政治化」,江和姐妹们谈论的内容也发生了明显改变。政治问题退到一边,新的对话集中在怎样通过后门关系买到急需又稀缺的消费品,怎样提高知识与技能并把它们用到工作中,怎样靠业余兼职挣钱,以及怎样帮助孩子接受教育和准备高考。

如何托关系买东西,几乎占据了全家人的心思。1977年,妹妹贞敏写信说,自己正忙着找关系购买食用油等生活必需品(1977年5月12日,第521页)。一年后的1978年,陆和江开始商量买电视机的计划(1978年2月29日),到1980年底终于实现(1980年9月18日)。江慧至少三次写信,希望借江所在「好单位」的便利买一台日本电视机(1980年8月3日,第550页;9月15日,第551页;11月26日,第553页)。当共产主义禁欲主义失去意识形态吸引力后,政府数十年无法满足消费需求,对社会主义乌托邦造成了致命打击。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出现类似过程。[原26]

1979年,黑龙江黑河,居民聚集观看一台黑白电视机。图源:新浪图片《老照片:一组图看中国电视机发展史》。

这段时期,陆本人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升迁,却最终站到了错误阵营。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他于1977年被作为所谓「四人帮追随者」处理(1979年11月14日,第177—180页)。由于他比其他家庭成员卷入政治更深,他后来的反思、懊悔与重新定位也最有意思、最令人触动。

1978年5月5日的一封信中,陆回忆说,早在1975年,夫妻二人就讨论过当时流传的政治传闻,江已经对频繁政治运动造成的破坏表达不满。陆告诉她:「现在我承认,在看清四人帮控制的问题上,我不如你。但我们两个人当时其实都有怀疑,只是这些话只在你我之间讲。〔1976年〕我担心要是被说成散布谣言就会出事,所以否认了我们早先的怀疑……我确实相信〔毛主席〕想打倒邓小平,并在党内政治路线上发动阶级斗争。」(第160—161页)他开始后悔自己过去对政治运动缺乏判断、甚至近乎盲目的投入,也承认阶级斗争的残酷(第160—161页)。他还回忆自己1977年失势后的经历:审讯、诬告、批斗会上的公开羞辱,最终一度把他逼到精神失常(1977年12月28日,第152—153页;1979年11月14日,第178—179页),此后又被放逐到西南贫困地区贵州的一座锡矿工作。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末陆已经失去信念时,江仍然相信党(1979年9月13日,第277页)。这或许说明,两人理解社会主义新人乃至理解党的方式,本来就并不相同。

陆最后认定,真正有用的只有专业技术(1979年9月6日,第175页)。他把自己过去的政治热情称为「信仰上的盲目」和「忠诚上的愚蠢」(1981年3月3日,第189页),决定转而献身专业,通过自学补充技术知识、英语和日语(1978年9月13日,第167页;1980年4月28日,第184页)。他还告诉女儿,大学招生里所谓「政治进步」的要求没有意义,只会给有关系的人留下后门(1983年3月20日,第590页)。

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活。1977级大学生张效雄在湘潭大学宿舍读书。图源:受访者提供,潇湘晨报、华声在线。

陆很快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一名成功工程师,在被下放的锡矿负责重要项目(1982年8月31日),又以技术专家身份到当地另一家企业兼职,并与江合作做业余项目赚取额外收入(1985年1月14日,第205页)。最后几封夫妻信显示,1980年代江和陆的关系已经和解;陆也在当地锡业赚到相当多的钱,甚至颇为自豪地告诉妻子,以后不用再为钱担心(1986年6月1日,第207页;6月18日,第208页;6月27日,第209页)。简言之,到1980年代,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赢得了中心位置,社会主义新人则退出了他们的生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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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江及其亲属代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群体: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的成长期处在激进毛主义之下,而且真诚地相信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家书表明,1960年代,「社会主义人格的自我修养」并不是一句空话,他们确实相信,也确实实践。他们相信,这既是个人向前走、实现抱负的唯一道路,也是为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学习毛泽东著作与党的文件,模仿官方树立的榜样,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把献身工作视作自我救赎,这些东西都被灌输给陆、江及其亲属,也被他们日复一日地践行——作者甚至推测,当时中国各阶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经历。因此,要理解社会主义新人,就必须拆开来看这些在意识形态上真诚、政治上忠于党—国家的人,如何把自己的个人成长放进社会主义新人的自我修养中去追求。

这个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真诚和投入,希望把自己变成合格的共产主义革命接班人。但「出身红」的陆似乎更实用主义,有时甚至带有机会主义色彩。他会有意识地运用自己的「红」出身和党员身份。毛主义时期,党信任并依赖的,恰恰就是这种能够延续阶级斗争的人。相比之下,江和几个妹妹被父亲「资本家」这一不利阶级标签拖累,必须付出更多努力证明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于是反而更深地卷入毛主义思想改造。这个原先就存在的不平等,最终使陆尤其倾向于接受、内化并复制阶级斗争话语,而江和姐妹们则把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视作从内部重塑道德自我的主要原则。

社会主义新家庭的理想,以及国家推动的家庭变革——自由婚姻、平等夫妻关系、对封建父权的攻击——在个人内化共产主义伦理、把社会主义新人的自我修养带入更深、更私密的生活层面时,发挥了枢纽作用。陆和江恋爱之初就怀有共同理想,愿意把婚姻与家庭生活服从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此后多年里,他们的伦理反思、触及灵魂式的对话,以及许多实际社会行动,都在核心家庭的框架内展开,尽管这些活动常在家庭分离和书信交流的情境中进行。

陆、江还同贞聪夫妇密切配合,帮助江的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接受党的教育,形成「正确」阶级觉悟,争取政治进步,最后成为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原27] 党并未像怀默霆(Martin K. Whyte)所指出的那样,试图以经过政治动员的讨论小组取代家庭组织;[原28] 实际上,在毛主义最盛时期,党把社会主义新家庭纳入了其动员和组织中国人的无所不包的体系。

家庭是私人而充满感情的空间。对女性来说,这样的空间提供了比正式政治组织更具滋养性的环境,使她们能够主动运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话语来修养新的道德自我,同时又复制阶级觉悟与阶级斗争的话语。正如江和几个妹妹的书信所示,男女平等话语最终确实帮助她们重塑内心,使她们得以越过毛主义阶级出身制度设置的障碍。1970年代末党—国家放弃阶级斗争话语以后,她们在毛后改革年代仍然继续追求家庭幸福与个人发展。

家庭因素在中国尤其关键——作者特意把它同前苏联作对比——因为在中国文化里,「成为一个人」的方式首先由家庭关系界定并构成。[原29] 这些书信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很难想象一种脱离社会主义新家庭的社会主义新人。关于毛主义社会主义人格的既有研究,多把目光集中在公共领域的制度因素上;而这里的私人家书表明,家庭同样是社会主义新人得以兴起、也最终走向瓦解的关键场所。

这批信还能推出另一个重要判断:社会主义人格是从内部坍塌的。到1970年代末,家庭关切已经取代政治进步,占据陆、江以及可以说是曾经政治投入甚深的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精神世界。1960年代时,陆、江和其他真正的信奉者曾竭力压低与家庭生活、个人利益相关的欲望,好把精力集中到政治进步。他们甚至不断提醒自己,育儿等家庭事务永远只能排在政治活动和为党工作之后。

这种严格、有时甚至近乎残酷的自利控制和情感压抑,在1966年中至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峰。随后,当毛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话语被推到极端、变得彻底失去理性时,这套自我控制开始逐渐衰退。至少到1975年,陆和江已经会在私人书信中秘密讨论政治传闻,并对毛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激进毛主义的政治失败及其带来的幻灭,打破了共产主义禁欲伦理对陆、江及亲属的魔力。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贫乏、贫穷、乏味。1970年代中期以后,书信清楚显示,他们很快把注意力和精力转向物质商品与生活舒适。

毛主义禁欲主义原本是社会主义新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实践自我修养的重要方式。官方意识形态一旦坍塌,禁欲主义立刻失去神圣性;长期而持续的物资短缺,又使从精英到普通人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主义实际上在经济上失败了。作者认为,这种经验从内部侵蚀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理想主义。

陆、江以及同他们相似的数百万人,在毛主义年代确实付出了巨大努力,要把自己塑造成社会主义新人。他们一边勉强应付自我牺牲和自我压榨带来的现实困难,一边继续相信毛主义社会主义许诺的光明未来:有一天,它会让他们在职业上获得满足,也拥有幸福家庭。他们的经历和信念是复杂的。他们既不是被「洗脑」的激进毛主义追随者,也不是无私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者,也不是披着社会主义新人外衣、精于算计的机会主义者。社会主义人格的兴衰,是一个动态过程。陆、江以及更多普通人不断在其中塑造自己、重新塑造自己,并尽其所能地这样做。

毛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党作为革命先锋队的学说,以及共产主义禁欲伦理,构成社会主义新人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部分。作者最后写道,到了1979年,党—国家宣布阶级斗争时代结束,把发展国民经济确立为新的优先事项,并提倡「致富光荣」这一新价值时,社会主义新人便在国家意识形态与实践层面被正式放弃。从下而上的角度看,本文分析的私人书信让人能够辨认,究竟哪些要素最初支撑了社会主义新人,又有哪些东西随后从内部把它削弱。陆与江的自我修养——以及数以百万计处境相似者的努力——最终走向了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幻灭。社会主义新人也随之从内部坍塌。这场「无声的革命」发生在1970年代,甚至早于官方政策的根本转向。

▼ 原注(框内可滑动)

[原1] 我们注意到这一术语的性别含义,因此下文用「person」替代「man」。

[原2] 程映虹(Yinghong Cheng),《创造「新人」:从启蒙理想到社会主义现实》(Creating the “New Man”,2009)。另见:陈锡恩(Theodore Hsi-en Chen),〈社会主义新人〉(The New Socialist Man,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13, no. 1, 1969);艾琳娜·德林(Irene Dölling),〈「我们都爱葆拉,但保罗对我们更重要」:借一个女工的「女性气质」塑造「社会主义人」〉(“We All Love Paula but Paul Is More Important to Us”,New German Critique, no. 82, 2001);约翰·格利(John G. Gurley),〈毛主义经济发展:新中国里的「新人」〉(Maoist Economic Development,收录于 America’s Asia,1969);米哈埃拉·凯莱门(Mihaela Kelemen)与德克·本泽尔(Dirk Bunzel),〈国家社会主义宣传与小说中的模范工人形象:罗马尼亚个案〉(Images of the Model Worker in State-Socialist Propaganda and Novels,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14, no. 1, 2008);叶莲娜·克列夫斯基(Elena Krevsky),〈阿尔卡季·盖达尔、社会主义新道德与斯大林主义身份〉(Arkadii Gaidar, the New Socialist Morality, and Stalinist Identity,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54, nos. 1–2, 2012);安娜·克雷洛娃(Anna Krylova),〈想象苏维埃世纪的社会主义〉(Imagining Socialism in the Soviet Century,Social History 42, no. 3, 2017)。

[原3] 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红卫兵一代的成长与经历》(Children of Mao,1985)。

[原4] 赵文词(Richard Madsen),《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Morality and Power in a Chinese Village,1984)。

[原5] 张乐天、阎云翔编,《陆庆生与江贞媛私人书信,1961—1986》(Brill,2018年)。 已出版的两卷本只是一批庞大而珍贵的私人书信、日记、工作日志及其他一手资料中的极小部分。这批资料由张乐天及其助手积累,现藏于上海复旦大学当代社会生活资料与研究中心。截至2018年11月,仅所收藏的私人书信就已增至48万封。

[原6] 在社会较低阶层,还有一个相似的群体,即国家职工留在农村的配偶和子女。他们享有某些特权,却也承受家庭分离之苦。197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决定启动农村改革时,如何维持这些人的政治忠诚是其首要关切之一。参见:阎云翔,〈农村改革对经济与社会分层的影响〉(The Impact of Rural Reform on Economic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7, 1992)。

[原7] 戴维·巴顿、奈杰尔·霍尔编,《作为社会实践的书信写作》(Letter Wri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1999)。

[原8] 由于最初统计手稿中的某些书信时发生误计,我们在已出版书信集的导论中错误地写成全书共有774封信(参见阎云翔、张乐天,〈导论〉,载张乐天、阎云翔编《陆庆生与江贞媛私人书信》,第xxv页),直到书信集出版后才发现这一错误。我们谨向读者致歉,并确认准确数字为679封。

[原9] 张乐天、阎云翔编,《陆庆生与江贞媛私人书信》,第207页。此后凡在正文引用书信,只在括号中标明书信日期与已出版书信集中的页码。

[原10] 该文件在《劳动工作》(第3期,1980年)第11—12页有详细介绍。

[原1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解决干部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通知》。

[原12] 关于这些政治运动对当时中国青年政治行动与道德转变的影响,深入分析可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赵文词《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以及陈佩华、赵文词、安戈(Jonathan Unger),《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1992),增订版。

[原13] 关于阶级标签制度的详细分析,参见:安戈,〈中国农村的阶级制度:一个个案研究〉(The Class System in Rural China),载华琛(James L. Watson)编《革命后中国的阶级与社会分层》(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1984),第121—141页。

[原14] 参见程映虹,《创造「新人」:从启蒙理想到社会主义现实》,第65—70页。

[原15] 陈锡恩,〈社会主义新人〉。 另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程映虹《创造「新人」》及赵文词《一个中国村庄中的道德与权力》。

[原16] 这些人在私人书信中使用的语言,与公共生活中的政治话语几乎完全相同。限于篇幅,我们不引述原始文本。

[原17] 夫妻书信中所表达的物质生活方面的主要关切,是如何安排家庭预算,在日常饮食、鞋服等其他必要购买和资助弟妹读书之间取得平衡。就内容而言,陆、江通信中超过一半的讨论涉及婚姻关系与家庭冲突;亲属通信的主要焦点则是恋爱、婚姻和育儿中的个人成长。

[原18] 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从定稿中删去对这些关键词的详细技术分析。

[原19] 参见:纪丰员(Fengyuan Ji),《语言工程: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语言与政治》(Linguistic Engineering,2004)。

[原20] 这是唯一一次提到写信的隐私与安全,但它表明,至少陆知道描写社会生活阴暗面存在危险。陆和其他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审查,因为他们很少讨论官方政治版图之外的问题。

[原21] 魏昂德(Andrew Walder),《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1986)。

[原22] 凯·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中国的妇女、家庭与农民革命》(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1983)。 另见:朱迪思·斯泰西(Judith Stacey),《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83)。

[原23] 一个明显的例外,是贺萧(Gail Hershatter)对劳动模范中女性德性的关注。参见:贺萧,《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2011)。

[原24] 罗乐懿(Rosemary Roberts),〈社会主义模范人物的儒家道德基础:雷锋与二十四孝〉(The Confucian Moral Foundations of Socialist Model Man,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6, no. 1, 2014)。

[原25] 参见陈佩华《毛主席的孩子们》,第185—203页;潘鸣啸(Michel Bonnin),《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The Lost Generation,2013),Krystyna Horko 英译。 所引页码:第81—92页。

[原26] 克里斯蒂娜·费赫尔瓦里(Krisztina Fehérváry),〈商品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物质文化的政治逻辑〉(Goods and Stat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1, no. 2, 2009)。

[原27] 由于党—国家领导层与政策发生剧烈变化,1970年代末,他们中途停止了对两个最小弟妹的这类培养。

[原28] 怀默霆,《中国的小组与政治仪式》(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1974)。

[原29] 阎云翔,〈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欲望个体、道德自我与关系性的人〉(Doing Personhood in Chinese Culture,Cambridg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35, no. 2, 2017)。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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