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
「正文约19000字」
福柯 诞辰 100周年
1926.10.15—1984.6.25
受访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采访者:法雷斯·萨辛(Farès Sassine)
访谈时间:1979年8月

文献来源(法文底本):Entretien inédit avec Michel Foucault 1979.(〈1979年与米歇尔·福柯的未刊访谈〉)Foucault Studies, no. 25 (October 2018): 351–378;英文对照版: There Can’t Be Societies without Uprisings.(〈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Translated by Alex J. Feldman. Foucault Studies, no. 25 (October 2018): 324–350。本译以法文原文为底本,逐句对照法文校核,并参照英译辨析歧义;语义取舍以法文为准。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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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之后,福柯被指责为宗教政治辩护。1979年8月,萨辛在这场争论的余波中采访了他。福柯回顾自己为何前往伊朗,讨论宗教末世论与革命、政治灵性和起义中无法被社会原因穷尽的决断。话题随后转向权力关系、普遍权利与主体意志。他坚持,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于揭示现实的脆弱之处,使反抗始终成为可能,并说出那句著名断语:「不可能有、也不值得期望有一个没有起义的社会。」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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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说明:这篇1979年8月的访谈长期没有法文公开发表。直到2013年,里昂豪华年刊《罗德奥》(Rodéo)才刊出了法文版。今天,2014年8月,它又以艾哈迈德·贝敦(Ahmad Beydoun)所作的一种优美的阿拉伯文新译,重新刊登于贝鲁特的《卡拉蒙》(Kalamun)杂志。
法雷斯·萨辛: 谈到伊朗,距离您第一次就伊朗革命表态,已经过去将近十个月了,对吧?那次表态先是在法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又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十个月里,伊朗国王离开了这个国家,毛拉(mullah)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政府。您当时已经谈到过这种可能性,却拒绝把伊朗起义归结为这一点。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尼加拉瓜起义,还有印度支那难民的悲剧……也许现在该回头评估一下您就伊朗问题所持的各种立场了。是什么促使您关注伊朗?
米歇尔·福柯: 原因很简单,就是读了一本早已问世、我却一直没有读过的书。去年夏天,我出了点事故,休养期间有时间仔细读它。这本书就是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的《希望的原理》。[1]
这本书令我深受触动。它在法国其实不大为人所知,影响也相对有限,可在我看来,它提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一种对历史的集体感知。嗯,这种感知大概在欧洲中世纪开始萌生,人们觉察到在这个尘世之中还有另一个世界,觉得事物的现实并没有永远定型,我们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历史内部仍可能出现一道裂口,一处光亮,一个吸引我们的所在,让我们还身处此世,便有机会抵达更美好的世界。
这种历史感知,是革命观念的一个出发点,同时又起源于宗教。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主要是宗教团体,尤其是那些持异议的宗教团体,怀着这样的信念:就在我们生活的尘世间,某种类似革命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就是这样。这个主题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我相信它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布洛赫没有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给出令人十分满意的论证。我仍然认为,这个观念……
萨辛: 这是十六世纪宗教团体提出的观念。
福柯: 哦,比十六世纪早得多。中世纪的大规模民众反抗实际上已经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它从十二、十三世纪就开始了,到十五、十六世纪尤其高涨,贯穿了整个宗教战争时期。嗯,事情是这样的:我正读着这些东西,每天的报纸又不断告诉我,伊朗正在发生一场起义。这场起义显然没有受到西方革命意识形态的支配,也没有政党甚至政治组织在指挥和领导。它是真正的群众起义,整个民族奋起反抗掌权的制度。宗教现象、宗教机构以及宗教表象在其中的地位,又是那样显而易见……于是我觉得,自己读到的东西与眼前发生的事情之间有某种联系,便想去亲眼看看。我去那里,确实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实例,检验我在布洛赫那里读到的思想。换句话说,我前往伊朗时,观察的目光已经受一个问题影响:政治革命与希望或宗教末世论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
萨辛: 您最初的这个视角是一种理论视角。那么,您只去过伊朗一次吗?
福柯: 不,两次。[2]
萨辛: 去了两回?
福柯: 总共待了五个星期吧,五六个星期。[3]
萨辛: 您在那里接触到的人,范围广吗?
福柯: 广?您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西方人能够接触到的范围毕竟有限。我见过德黑兰大学圈子里的人,也在德黑兰见过一些年轻男女。他们有的不属于大学圈子,有的已经离开大学圈子,当时都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我见过一些政治人物,不过数量终究不多。我还见到几位后来成为新政权重要人物的人,比如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博士、卡泽姆·萨米·克尔马尼(Kazem Sami Kermani)博士。[4]
萨辛: 是的。
福柯: 我还去了库姆(Qom),见到了沙里亚特马达里(Chariat Madari)。[5] 随后去了阿巴丹(Abadan),在那里接触了一个小工人团体……我也见过德黑兰一些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过,伊朗外省发生的事情,我完全没有亲眼见到。
萨辛: 也就是说,只在大城市。
福柯: 所以我所了解的、亲眼见到的,仅限于德黑兰、库姆和阿巴丹。
萨辛: 那么,到了当地以后,您认为伊朗的特殊性在哪里?您的观察证实了原来的判断,还是推翻了它?
福柯: 我想,当时欧洲许多分析——至少法国的分析——大致有这样一种说法:巴列维国王(shah)的独裁统治、过于急促的工业化和仓促强加的西方模式,造成了伊朗的文化剥夺,再加上政治组织的瓦解,伊斯兰教便成了伊朗人民能够借以表达诉求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语言,而这些诉求说到底其实属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照这种解释,伊朗人民无法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话语、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组织,于是只好退回伊斯兰教。我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这样说,而我觉得这种解释不准确。在我看来,伊斯兰教在这场运动中并不只是一种载体,用来承载原本属于别种性质的愿望或意识形态。人们动员穆斯林,并不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才求助于伊斯兰教。这是一场极其广泛的民众运动。几百万、几百万的人甘愿面对力量强大的军队和警察。我觉得,它的力量来自某种可以称为政治与宗教兼具的意志。这有点像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例如再洗礼派(Anabaptists)反抗面前的政治权力时,同时从真诚而深切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渴望中汲取反抗的力量,找到表达反抗的语言。我所尝试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萨辛: 我想接着询问您思考伊朗时最为关心的几个理论概念。主要有三个,当然您可以补充: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伊斯兰政府和政治灵性(spiritualité politique)。就先谈这三个吧。最初特别打动您的,是人民所体现出来的公意。您说,过去一直以为公意是个抽象概念,和上帝一样,只存在于书本之中,可您在那里竟亲眼看见了它。
福柯: 依我的欧洲经验,所谓公意,总是被政治人物、政治组织或政治领袖所代理、代表,或者干脆被他们攫取。说句对自己不留情面的话吧:戴高乐在1940年代表了法国,这也许可以算作一个事实,但我很清楚,当时虽然我还是个孩子,法国人的公意却并没有站在他那边(笑)。可以说,戴高乐代表法国,在政治上是值得期待的,历史结果也颇有成效,可事情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是那么发生的(笑)。在我们的民主制度里,议员、部长和共和国总统都以集体、国家和社会的名义发言,可我们真正感受到公意的时候实在不多。
萨辛: 是,不过……
福柯: 那些自称掌握人民根本愿望的政治团体,也充满官僚机构、领袖支配、等级秩序和权力侵占。然而,当我看到九月的伊朗人走上街头,直面坦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也许对,也许错,我甚至可能完全看错了——他们并没有受谁胁迫,也不是由一个自称代表其身份认同的集团替他们去冒险。走上街头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愿意了,再也不愿意忍受那个强加于他们的政权了。即便我没有去过外省,我相信,德黑兰以及伊朗其他地方呈现出的景象都使人受到震动。至少根据我刚才告诉您的情况,他们集体地说:我们不要这个了。
萨辛: 那么,这种公意有什么特点?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仅仅是否定国王吗?
福柯: 这恰恰是最困难、也最值得讨论的一点。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不过是不想再要这个政权,所谓公意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我相信——当然也许我错了——他们确实还想要别的东西。而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另一个政治制度,也并不是或多或少隐含地想要毛拉统治。几乎每天冒着生命危险示威的时候,他们心里想的,目光所望向的,我觉得是一种末世论。也就是说,这种公意的形式,不是要求建立国家或政治组织的意志的形式。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宗教末世论。
萨辛: ……一种也将在尘世实现的末世论?
福柯: 对。赋予他们的意志以形式和力量的,正是这个东西。仅仅因为厌恶眼下的混乱、挥霍、腐败、警察和屠杀而拒绝现政权,还不足以说明它。这种意志也获得了自己的形式,大体就是宗教末世论的形式。
萨辛: 谈到「伊斯兰政府」,您在《致迈赫迪·巴扎尔甘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à Mehdi Bazargan,1979)[6] 中说,您已经受够了「政府」这个词。所以,让您感到害怕的倒不是「伊斯兰」这个词。您还说,这两个词之间可能出现和解、矛盾,或者跨入某种新事物的门槛。[7] 您能谈谈这几种可能性吗?如今伊朗又正在走向哪一种?
福柯: 「伊斯兰政府」这个概念确实有不少歧义和含混之处。事实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跟我谈伊斯兰政府,从萨米·克尔马尼到沙里亚特马达里,再到巴扎尔甘,都说自己要的是伊斯兰政府。可一旦追问它究竟是什么,答案便非常模糊。即使沙里亚特马达里作出了某种承诺,也未必能让人安心。说一句「我们会尊重少数群体」,再说一句「我们甚至会容忍共产党人」,就要我们放心吗?我觉得听到这种话反倒应该警惕。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依我看,广大民众所想象的伊斯兰政府,归根结底是一种本来并不属于政治范畴的共处形式,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与西方式政治结构完全不同。不过,这种形式恐怕很难维系。伊朗面临的风险,当然是走向毛拉掌权的政府。我当时提到矛盾,或进入新事物的可能性,意思是说:从如此含混不清、随时可能迅速滑入毛拉统治的愿望出发,能否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伊朗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压力,究竟能否容许它找到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在所有谈论伊斯兰政府的人中,不管是阿巴丹工人、沙里亚特马达里,还是巴扎尔甘,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想找到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共处形式、社会组织形式和平等关系。
萨辛: 那么,不妨先撇开具体人物,我们能不能把这称为一种无国家的社会?
福柯: 可以,可以,完全可以。绝对是这样。不过我还得再说一次,当时一切都十分模糊,也难免混乱。
萨辛: 但是,伊斯兰教一般被描述为——它自己有时也如此描述——既是宗教又是国家。这样一种自视为权力学说之集大成者的宗教,本身难道不包含限制一切国家权力的可能性吗?
福柯: 至少我在那里听到的说法一直如此。他们向我保证,伊斯兰教由于其本身的性质,不可能带有西方民主那些即便最精巧、最深思熟虑、最讲求均衡的形式仍然固有的危险。反正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无论如何,这份希望在形式上,仍与十六世纪欧洲的希望如此相似。我想,这正是……
萨辛: 下面谈谈那个没有给您带来鲜花和掌声的概念(笑):政治灵性。您能解释一下吗?人们如何使灵性政治化,又如何使政治具有灵性?
福柯: 您知道,或许有一天我会研究法国人对我在伊朗问题上立场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应。我不知道欧洲其他国家如何,但在法国,这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
这真是一个例子,说明人竟会失去理智。您想想,三位绝不是平庸之辈的记者,居然能伪造我的文字,然后冠在我头上。他们捏造我从没说过的句子、从没写过的文章、从没用过的词语,硬说是我的,用来证明我赞成处决犹太人,赞成伊斯兰法庭的行动等等。这些东西竟然登在体面的报纸上。人们真是疯了。
萨辛: 您怎么解释这种疯狂?
福柯: 这个我也很想谈谈,但我没有解释。就在昨天,我见到一位周刊记者,我们曾在伊朗见过面。我问他:「你怎么解释你那些同行的态度?」他是犹太人,他回答:「噢,我想是因为他们仇恨伊斯兰教。」
萨辛: 有一本书,我提起它是因为上周刚为报纸写过书评,书名叫《东方学》(Orientalism,1978)。[8]
福柯: 对,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写的。我认识萨义德,也知道这本书。
萨辛: 啊,您认识萨义德!
福柯: 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总之,我不知道,人们确实像疯了一样。回到「政治灵性」,我当时说的那句话其实是:我在伊朗发现的,是某种寻求政治灵性的活动。我还说,这个概念今天对我们完全陌生,可在十六世纪却十分清楚、十分寻常。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当然可以反驳我说:「你说错了,他们根本没有寻求什么政治灵性。」可有些人偏要像最近《世界报》(Le Monde)上那样说……
萨辛: 克洛德·鲁瓦(Claude Roy)?
福柯: 克洛德·鲁瓦。那是一场弥天大谎。他们既没有道歉,以后也永远不会道歉,而我将一直承受这个污蔑。不管他们怎么说,我本人从未向往过政治灵性。我说的是:「我在那里看到一场非常奇特、十分不同寻常的运动。我相信,要理解这场运动,只有把它同过去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情相类比,也就是政治灵性。你们有个绝佳的例子,而且至今仍与我们的现实有些联系,不该被遗忘,那就是加尔文主义。加尔文所要做的是什么?他所要带入政治的,不只是一套宗教信仰或宗教组织,还有完整的一种灵性生活,也就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个人与精神价值的关系。这就是加尔文主义的计划,是以另一种宗教运动形式展开的计划。这种事情在西方发生过,而我认为,1978年的伊朗运动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至于我自己(笑),我从来没有认为政治灵性今天还能够成为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愿望……
萨辛: 一种出路……
福柯: ……一种在西方可能存在或值得追求的出路或愿望。我们离那种东西已经有十万八千里了。最好的证明,就是为了让人明白这个概念,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史类比。再说,我从未声称政治灵性能够解决问题,甚至不曾说它能解决伊朗的问题。只要想想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发生的事情,就知道这条路绝非一路顺畅,它会带来严酷的后果。政治灵性从来没有把天堂带到人间。看看加尔文吧,他的政治灵性可是送了一些人上火刑架(笑)。所以,我只是在描述我于伊朗亲眼所见的现象。或许我看错了,这完全可以讨论。但把我所描述的、我认为属于伊朗人的意志和愿望,硬说成是我个人的追求,那就是十足的不诚实。法国报刊至今还在回响着这种不诚实。
萨辛: 可是您确实带着同情来描述这场运动,对吗?
福柯: ……
萨辛: 不,我这么说……
福柯: 完全是。
萨辛: 在您刚才所说的、对这场革命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您这样的立场让人十分宽慰。您是唯一提出真正新颖分析的人。您说走上街头的人不是一群狂热分子,而这是一场伊斯兰教的回归。
福柯: 是。首先,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自己所敌视的东西。如果我对伊朗发生的事情抱着敌意,我根本不会去,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一定无法理解它。再者,在我看来,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革命运动,也就是那些激烈而深切地改变社会和政治的运动,将越来越多地植根于当地的文化土壤,而不再努力模仿西方,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西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我认为这样的现象可能会蔓延开来,而且已经开始蔓延。阿富汗正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一类型。……所以,即便只从严格的历史角度考虑,我们也有理由认真看待、密切注意正在发生的事情。
还有第三点。除去这种历史和政治上的好奇,我之所以怀有同情,是因为考虑到国王的政权究竟是什么样的政权:政治和经济压迫,剥削人民,隐蔽的帝国主义统治,等等。那么,整个民族起来反抗这样的政权,是好事。我甚至要说,这是非常好的事。因为伊斯兰教至少做成了一件事:让整个民族都积极参与其中,让人们在运动中认出了自己。我相信,运动甚至传到了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恰恰因为它诉诸当地人认作自己所有的东西。假如运动以阶级斗争或自由的名义开展,我不敢肯定它能引起同样广泛的共鸣,产生同样强大的力量。这便是我的同情所在。但这种同情决不意味着我要说,一,应当避免这场运动;二,运动的结果必将是人间天堂。绝非如此,远远不是。我只是对自己亲眼见到的力量作出现实判断。它的直接目标,我只能赞成,因为那就是推翻这个帝国主义政权、这个剥削的政权、这个……
萨辛: ……屠杀的政权。
福柯: 这个施行警察恐怖统治的政权。
萨辛: 也许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您与所谓「神圣事物的回归」这一思潮完全没有关系,是吗?
福柯: 完全没有。我从未就此采取任何立场。至少对我这个西方人而言,我认为自己对宗教的态度是私事,与任何人无关。我从来没有就此作出政治表态或公开表态,也从不谈论它。可以说,我太习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问题,也太倾向于相对主义,不至于产生那么荒唐的念头(笑),把自己在伊朗所看到的事情当作一场新的先知运动的旗帜,号召大家「回归神圣」!这根本不是我的事情。至少我没有这么做。我尝试的只是描述所见。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那里发生的事情,那个地方的现实,会如此深地刺痛西方,以至于连我这个描述这种现实——而且这种现实本来就受到广泛谈论——的人,都被看作一个狂热的先知?
萨辛: 对此您完全没有解释?
福柯: 没有。我至今仍然非常、非常怀疑,仍然感到困惑。跟身边的人交谈时,许多人——当然其中有不少与我关系比较近——都对记者报道伊朗时不可思议的愚蠢和盲目感到厌恶。他们反复讲述的始终是同一套东西。有一句新闻播报最能说明这一点。两三个月前,我在一家外围电台(radio périphérique)听到一则消息,大意是:「霍梅尼阿亚图拉(Ayatollah Khomeini)的政权刚刚取消了两架协和式客机(Concorde)的订单,或者两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巴扎尔甘先生的政府保证,相关合同会继续执行。」您看,合同继续履行的时候,他们称之为「巴扎尔甘政府」;合同遭到取消的时候,却称之为「霍梅尼阿亚图拉的政权」(笑)。精彩极了,不是吗?
萨辛: 太精彩了,确实。
福柯: 就是这么回事。
萨辛: 您本人从未见过他?
福柯: 霍梅尼阿亚图拉?没有。我没见他,原因之一是,我感兴趣的是看看伊朗当地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于霍梅尼,我知道他一向说得很少,而且他是个政治人物,身边人事先准备好的公开声明应该都有某种政治含义。他想表达什么,我看报纸就知道了。我完全明白,跟他谈一次话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关心的始终不是运动领袖脑子里在想什么,而是当地那些真正投身革命、而且我认为是为了自己而革命的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萨辛: 作为这个问题的收尾:正如有人向您保证的那样,伊斯兰教真的可能成为抵御专制的保障吗?
福柯: 他们确实这么告诉过我。但坦率地说,我本人非常怀疑。我的怀疑首先来自我对伊斯兰教的无知。其次,我所了解的伊斯兰教历史,并不比任何其他宗教的历史更令人安心。第三,伊朗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毕竟不是什么直接从先知时代流传下来的东西。它有自己的历史。什叶派教士曾经卷入各式各样的制度化过程,卷入族群统治、屠杀、政治特权等等。教士们的文化素养和所受教育恐怕也谈不上很高。考虑到这些,我觉得应当保持戒心。
但我再说一遍,这是穆斯林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他们要回答的是: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目前的处境和整个时代环境出发,究竟能否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中汲取资源,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这才是穆斯林要面对的问题。我相信,其中至少有一些最开明的知识分子正全力探索这个问题。阿里·沙里亚蒂(Ali Shariati)曾经试图提出它。我同巴扎尔甘谈话时,觉得他心里挂念的也是这件事。沙里亚特马达里同样如此。我所认识的在法国的穆斯林,以强烈而沉默、又充满忧虑的目光关注伊朗,我认为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伊朗失败了,也就是完全滑向一个专横、倒退的毛拉政权,这是否至少可以算作一个迹象,表明伊斯兰教及其文化传统无法提供探索新的政治社会形式所需要的资源?反过来,如果伊朗成功了……使我印象很深的是,法国的报刊和法国人对伊朗的事情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敌意,而欧洲的穆斯林却保持沉默,很少公开说话。
萨辛: 但他们怀着同情注视着事态。
福柯: 是,是,我想他们确实怀有同情。可他们的沉默,也因为他们感到伊斯兰教在这场赌局中押上了非常大的赌注,事情非同小可。
萨辛: 可是,如果……
福柯: 他们看到目前伊朗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定会感到强烈的……说不上是怨恨,更接近忧虑和苦涩。
萨辛: 哦,我本来还想问——不过现在也许没必要了——什叶派作为一种组织和一种教义,在运动中发挥了什么特殊作用,虽然这并非您的专长。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更一般、也与刚才有关的问题。法国舆论本来就对伊斯兰教颇多偏见。您如何解释人们对伊朗起义的误解,以及您所说的「对起义中不可化约之物的恐惧」?这就涉及「不可化约性」(irréductible)这个观念了。
福柯: 您指的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东西?
萨辛: 不,是起义本身。
福柯: 啊,起义本身。对,对!
萨辛: 这是您最近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里的观点。[9]
福柯: 是,是。
萨辛: 起义的人甘冒生命危险,就是这个方面……
福柯: 对。我的意思是,一场起义当然有它的原因,也能够得到解释。假如你是一位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历史学家,你就会研究人们在什么条件、承受什么压力、出于何种原因而起义。可是,当你想捕捉起义发生的那个时刻,想把握革命生活本身的经验,你就会看到某个无法完全化约为原因或解释的东西。一个人可以穷困到极点,可以随时面临饿死的危险。但当他挺身而起,说「我宁可死在机关枪下,也不愿饿死」的时候,这里就出现了一件饥荒威胁本身无法解释的事情。这里存在着牺牲与希望之间的相互作用。究竟愿意怀抱多大的希望,愿意接受多大的牺牲,个体或者一个民族作为集体,都必须自己承担这一抉择。他们自己决定希望与牺牲的尺度,凭借它走到军队、警察面前……
萨辛: 我想我们还会谈到这个。
福柯: 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打断了历史。
萨辛: 我们会详细谈论这一点。不过先留在刚才的问题上。欧洲舆论也认为这种东西不可化约……为什么欧洲舆论承受不了它?就像拳击手承受不了迎面的一拳?
福柯: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解释:欧洲人长期依靠「希望原理」生活,而它围绕政治革命的观念组织起来,包括政党、军队、先锋队、无产阶级等等。我们知道这一切后来带来了怎样的失望。于是今天,无论哪里的起义,只要不再把那些旧形式当作使命或希望,就可能引起某种恼怒,甚至一种文化上的嫉妒。「他们总不至于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吧?我们自己还没能以自己的方式完成革命呢!革命的观念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发展了它,围绕它组织起整套知识、政治制度和政党机制……」这可以是一种解释。但我并不确信它是真的。
萨辛: 这种解释可能适用于某些组织,却不适用于那些站在反伊朗运动最前线的人。
福柯: 是的。
萨辛: 适用于共产党人,适用于左派,却不适用于右派。
福柯: 啊,那当然。对于右派,可以说,他们普遍敌视一切形式的起义。
萨辛: 现在转向一个更一般的问题,刚才已经有所涉及:起义。您谈到「起义之谜」,称它是一种处于历史之外的要素,还写道:「挺身而起的人,归根结底是无法解释的。」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真正成问题的不是像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所说的那样,是「屈从的人」呢?
福柯: 您说得对,不过(笑)……(沉默)是的,您提出的是个严肃而且非常重大的问题。我先试着回答,但不敢说答案一定正确,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坚持这个答案。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屈从,我们能够找到成千上万条理由。您也许会觉得我突然变得很黑格尔了:奴隶宁愿活着,不愿死去,为了继续活下去而接受奴役。难道这不就是一切奴役关系的运作机制吗?相反,使我困惑的,是一个人竟会彻底背离这种显而易见、简单明了的计算。他说:「我宁愿死,也不愿死。我宁愿倒在子弹下,也不愿死在这里;我宁愿今天奋起反抗而死,也不愿在主人的奴役下苟延残喘。」这种宁死而不苟活,这另一种死亡……
萨辛: 也就是说,宁愿死去,不愿苟活?
福柯: 是。选择死亡,或者说选择可能降临的死亡,我觉得它同构成日常生活经纬的一切习惯、熟悉感、利益计算和默许之间,形成了一道断裂。我完全赞成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分析者去解释事件发生的原因、动机、主题和条件。这些工作都很好。但我还是要说,奋起反抗这个动作本身,是无法被这些分析所穷尽的。当我说它「处于历史之外」,意思绝不是它脱离了时间,而是它超出了那种必须展开、却永远无法充分说明它的分析领域。
萨辛: 我觉得您的分析可能发生了转变,也可能只是在谈两个不同层次。您提到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革命有其社会和经济原因,这些因素后来促成了一些改革;但还存在着「革命发生了」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层次。您谈到起义不可解释,又是在另一个层次吗?还是同一个?
福柯: 我认为是同一个层次。这里涉及的就是革命事件(événement révolutionnaire)本身的问题。
萨辛: 是的。
福柯: 法国史学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喜欢「事件」这个概念了。他们总想把事件化约掉。不,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事件。(沉默)革命是一个事件,是人们亲身经历、切身感受的事件。到了某一刻,法国人意识到自己正在革命。他们之所以进行革命,恰恰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进行革命,知道自己正在做某件事,一件在政治上意义重大的事,一件正在打破旧结构的事。他们听丹东发表演说,聚集在雅各宾派集会中,冲入议会。1978年的伊朗也一样。走上街头的人知道自己正在做一件事,知道那是一场革命,或是一场起义,至少是在与自己历史中的整个一部分告别。
萨辛: ……但决定拿自己的命去冒险,毕竟不是上台演一出戏吧?
福柯: 当然不是。但这样的决定将采取什么形式?这也是一个问题。决定在革命中赴死,绝不只是站在机关枪前,等着枪口喷出子弹。决定自己愿意死去,或者宁死也不愿再照旧活下去,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形式:组织突击队或游击队,实施个人袭击,加入群众运动,参加宗教示威,走进为死者送葬的队伍,等等。我把这些形式叫作「革命经验的戏剧构成」(dramaturgie du vécu révolutionnaire),它们必须得到研究。正是这些可见的表现,呈现出那个打断历史连续性的决断,而这种决断就是革命的核心。
萨辛: 这样一来,您赋予意识在历史中相当重要的作用。
福柯: 嗯,是,是。
萨辛: 群众的意识。
福柯: 是,完全如此。
萨辛: 还有个问题与前面相连。您的著作似乎总从权力机构或权力装置(dispositifs de pouvoir)入手。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对此一直抱有怨怼,不停地批评您。我记得您是在接受《逻辑的反抗》(Les Révoltes logiques)采访时谈到「庶民」(plèbe)的。[10] 那么,「起义」「反抗」这些要素,是否是从您的著作外部突然闯入的?能否说伊朗起义影响了您对这个概念的使用?
福柯: 听我说,人们实在奇怪。他们总是不容许别人谈论他们自己不谈的事情(笑)。当我谈权力装置时,我是在研究它们如何在社会中运作。我从来没有声称,这些权力装置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也从没说社会的整个历史都可以由它们解释。我只想说,既然我的研究对象是它们,就需要弄清楚它们怎么运作。至于您提到的那些人,他们对权力的分析,无论诉诸国家还是社会阶级,都完全无法说明权力现象实际运行时的繁复机制。
萨辛: 但您研究的确实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过,从描述一种权力机制、一套装置,到后来——比如您关于性问题的课程,或者最近在《弓》(L’Arc)杂志发表的访谈[11]——说明权力相对于知识或欲望而言不是压抑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时的权力似乎就成了更加内在、更加固有的东西……
福柯: 是,不过……
萨辛: ……比《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1975)里谈的权力更内在,是吧?
福柯: 嗯,是的,在最近这些文字里……《规训与惩罚》研究的是规训权力(pouvoir disciplinaire)的机制。我认为至少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社会中,它是一种重要的机制。后来的著述则试图重新、更一般地讨论权力问题。我想说明,权力始终是一种关系结构。权力并不作为实体存在,也不是哪个社会阶级独占的一份财产,更不是由国家一类机构制造出来的某种能力。事实上,存在的是权力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各方占据着不同的、不对称的位置。可一旦说权力是一种关系,就意味着它有相互关联的两端。其中一端发生变化,整个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权力远不是一套把人关住的牢笼结构。它是一张关系之网,流动着、变动着,可以改变,而且常常十分脆弱。这才是我要说的。像卡斯托里亚迪斯这些人,显然根本没有弄明白。算了,不必捡起他们的异议;那得把身子弯得太低。
萨辛: 我问这个只是想理清其中的联系。也就是说,可以认为,您从布洛赫出发,但伊朗事件难道不会改变您的理论方向……
福柯: 不,不,恰恰相反。我认为权力关系是一种动态关系。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参与者各自的位置,但参与者的位置、态度和活动也反过来改变权力关系。我想说明的很简单:不存在一边是权力,另一边是权力作用于其上的人。若采取这种假设,你就得承认权力要么无所不能,要么完全无能。而实际情形从来不是这样。权力既不总是强大,也不总是无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却也能看到一些东西。这是因为,所谓权力关系,实际涉及彼此追求目标的个人之间的策略关系。他们互相牵制,部分限制对方的行动可能,但对方又会逃脱,于是需要新策略,如此下去。我们必须分析这种流动性。有些时候,出现一种可以称为「共振」(consonance)的现象,权力因而稳定下来,社会中的人们大体接受支配机制,形成臣服关系。另一些时候,共振则向相反方向发生,整张权力关系的网络随之受到冲击。
萨辛: 您笔下的历史中存在各种权力——我这里用的是您在《世界报》文章里的词——权力无边无际,却并非无所不能;存在不可化约的起义,也存在您称为普遍法则的权利。您能否解释,这三种表现、或者说三种层面,在本质上分别是什么?其生物学、理性或经济基础是什么?怎样才能用一个概念统合权力、权利和起义?当然,名字还在其次,我真正想问的是这三个概念的关系。
福柯: 我想这么说。在我看来,在我们这样的制度里,国家拥有自己的机构,也有一整套治理人的技术。随着权力机制不断增殖,越来越细密、越来越精巧,又由于这种扩张而趋向稳定,我们就总有过度治理的倾向。仿佛权力的发展内部存在一条「过度的法则」。
萨辛: 这条法则存在于制度之中?
福柯: 存在于制度之中。
萨辛: 在它存在于欲望之前?
福柯: 是,或者说,个人的欲望和制度在这里彼此放大,相互成为倍增器。
萨辛: 对。
福柯: 所以,我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职责,正是在治理者面前坚持某些普遍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它们防止权力越界,但这种保障永远只是暂时的、脆弱的,必须不断守护。那是一道时时受到威胁的边界!
萨辛: 可这些权利、法则、普遍性究竟是什么?是理性吗?是康德吗?是一神教吗?您在权力与起义之间插入了第三个概念「权利」,我们看得到它,却无法从您的理论立场理解其来源。权利是什么?普遍性是什么?法则又是什么?
福柯: 我这里说的普遍性,是任何权力体系在特定社会中运作时不可缺少的对应物。只要没有界限,权力就必然走向支配、专制和对个人的奴役,这是普遍成立的事实。面对这种权力事实的普遍性,我们必须提出另一种普遍性。后者的具体形式因所面对的权力而异,但每一次都要明确划出一条不得越过的界限。
萨辛: 这么说,普遍性带有它所反对的东西的印记,本身并不独立存在,总是具体情形的产物。
福柯: 可以这么说,不过也不能完全……
萨辛: 我是说,譬如并不存在一条普遍的「不可杀人」诫命?而是在每个具体情形中,都有法律不得逾越的边界。那么,这些边界如何确定?
福柯: 人权,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权利,都有自己的历史。不存在普遍权利。但「权利存在」是普遍事实,「必须有权利」也是普遍要求。因为,如果不拿权利去对抗治理这一事实,不拿权利去制约权力机制和权力装置,权力就不可避免地失控。它们永远不会自动限制自己。
萨辛: 那么,权利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东西?它起限制作用,而不具有肯定性?
福柯: 不,不。我刚才谈的是目前被称作「人权」(droits de l’homme)的那些权利。人权与实定法(droit positif)不能混为一谈。实定法是一个法律体系,比如特定社会适用的一套制度。西方的法律体系总想把自己说成是从对人权的根本肯定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实定法是若干技术和程序,是程序规则、义务、命令、禁令等等。这些东西不是人权。不少立法者早已敏锐地察觉了这一点,尤其是边沁。有人向他提起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1789),他便说:「这些法国革命者真是些蠢驴!他们没有意识到,一旦……」
(录音中断,磁带停止,翻至另一面。)
福柯: 哪怕一部法律是由全体人民投票通过的,只要它强迫任何人做某件事,就会侵犯人权。因为,社会中的法律体系、实定法律体系与人权之间,实际存在着异质性。再说一遍,人权是一种从未被界定为特定形式的普遍性,正是凭借它,才能为政府划出……(录音不清)
萨辛: 那么,它从哪里产生?来自理性吗?
福柯: 嗯,我会说,不,它来自意志。
萨辛: 这也许把我们带回起义的概念。起义……也就是欲望。那么,支撑起义的是什么?可以是一项决断,对吧?
福柯: 对,是意志。
萨辛: 也可能是某种生物性的力量?
福柯: 您注意到这件……怎么说呢,跨文化的事了吗?您熟悉这里的情况,一定注意到了:在当代法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人谈「意志」(volonté)这个概念。人们谈理性,也谈欲望。
萨辛: 是,这个概念差不多被抛弃了。
福柯: 对,一个有点被抛弃了的概念。
萨辛: 我们高中毕业班还被这个概念折腾得够呛。老师总告诉我们,意志是某种综合。
福柯: 正是,正是。
萨辛: 一旦不再把意志定义成综合,我们就……
福柯: 您知道,我现在也说不出太多,因为我的脑子转得慢。不过,近几个月乃至几年以来,恰恰是在分析权力关系时,在我看来,如果不引入意志问题,分析就无法妥善展开。当然,所有权力关系中都有欲望的投入,也都有理性模式的投入,同时还涉及意志。
萨辛: 也就是说,意志就是一种综合。
福柯: 不,我会说,意志恰恰可能是那种越过一切利益计算、越过欲望直接性——也就是欲望中当下即刻的部分——的东西。意志能够说:「我宁愿选择自己的终结。」这就是死亡的考验。
萨辛: 这是终极考验,还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考验?比如您所说的「求知意志」(volonté de savoir)呢?
福柯: 不,不。死亡是其终点处的、最极端的形式。一个人说「我宁愿死去」时,意志便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萨辛: 那这是一项纯然非理性的决定?
福柯: 不,完全不是。它不必是非理性的,也无须排除欲望。有这样一个时刻,主体性(subjectivité),或者说主体(sujet)……我想,意志就是为主体确定其自身位置的东西。
萨辛: 意志为主体确定其位置,属于他自己的位置。
福柯: 意志就是那个说「我宁愿死去」的人。意志就是那说出「我宁愿做奴隶」的东西。意志就是那说出「我要知道」的东西。等等。
萨辛: 那么,意志与主体性有什么区别?
福柯: 我会说,意志是主体的纯粹行动,而主体则由一项意志行动所确定和规定。至少在某些问题上,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对应的。
萨辛: 这样不又落回您过去的研究曾经驱散的唯心主义了吗?(笑)
福柯: 为什么会是唯心主义?
萨辛: 这有点像「人」的概念……
福柯: 不,因为……
萨辛: 很黑格尔式,不是吗?
福柯: 我倒觉得更接近费希特。
萨辛: 我对费希特不太熟悉。
福柯: 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批评「人」的概念与人道主义时,所反对的正是把普遍性理解为一种普遍概念的做法:仿佛存在「人性」、人的需要、人的本质等等,然后以这种关于人的普遍性为名发动革命、消灭剥削、把工业国有化、要求人们加入共产党等等。这种普遍性可以替许多事情辩护,却又天真地假定了「人」有一种跨历史的、处于历史之下或历史之上的永恒性质。我认为这种假设在理性上站不住脚,实践上也不可接受。反倒是当我们说,主体归根结底只是某种东西的结果……不,应该说,主体由意志所规定,而意志就是主体自身的活动,这样才可能逃离普遍主义。说起来,您瞧,我知道自己正飞快地靠近谁:萨特,还有费希特。我接近萨特,不是因为他的人道主义,而恰恰因为他的自由观。萨特和费希特……萨特可不是黑格尔主义者。
萨辛: 我提到黑格尔,想到的是《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中「自我意识」一节的开头。
福柯: 对,对,我明白了。是的,他在那里谈的是费希特,或者说离费希特很近。
萨辛: 确实,而《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1943)也谈到向死而在(être pour la mort)。我们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看。您写过:「当某个独特的存在奋起反抗时,要给予尊重;一旦权力侵犯普遍之物,就必须毫不妥协。」那么,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否是:当起义处于弱势时,对抗权力;当起义占据优势时,给予您所谓的「尊重」,也就是支持?而这种「反策略的道德」(morale anti-stratégique)——当然,要向报纸读者解释这个词——岂不是注定永远使局势不稳定?因为它将支持没有终点、没有最终目的的持续起义。这样一来,正像您在就职演讲中所说的,黑格尔岂不是还会在道路尽头等着您?(笑)您主张一种反策略的道德,实际上就是在权力强大时反对权力,在起义强大时支持起义,那么……
福柯: 我这么说过吗?这是我的原文吗?
萨辛: 不,您的原文只有「当某个独特的存在奋起反抗时,要给予尊重;一旦权力侵犯普遍之物,就必须毫不妥协」。但伊朗发生起义时,您支持起义;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先生制定新法律时,您反对那些法律,可是……
福柯: 我,我……我支持起义,绝不是只在它强大的时候才支持,而在它弱小的时候就不支持。有人在牢狱深处发出呼喊,我同样站在他那边。
萨辛: 当然。可在这种情况下,您主要是想阻止权力对他的打击。等到起义声势浩大,它又要求您给予尊重。归根结底,这种立场总在使现存秩序不稳定,因此本身也是一种策略?当然,如果我提出问题的方式有误,您尽可以纠正。
福柯: 在您刚才提到的文章里,我试着澄清一个问题。那不一定是要规定知识分子的立场,毕竟我凭什么替知识分子立法?我从来没给任何人制定过法律。我只是想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人们经常批评我,说我没有政治方案,例如从来不讲监狱应当如何运作,或者精神疾病应该怎样治疗。确实,我从来不讲这些,因为我认为这不是我的工作。为什么?如果知识分子要成为胡塞尔所说的「普遍之物的公务员」(fonctionnaire de l’universel),他就不能以教条式、先知式、立法者式的姿态去做这件事。知识分子不应该成为立法者,不应该规定未来应当怎样。我认为,他的职责是不断指出,那些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看上去不言自明的东西,其实是任意的、脆弱的,我们也始终能够奋起反抗。我们随时随地都有理由拒绝接受被交到眼前、被要求接受的现实。我实在不明白,某些评论者和批评家——与其叫评论者,不如叫批评家——怎么会以为,我主张事物既然如此,就不可能改变。我的工作恰恰一直在说明反过来的事情。例如,在疯狂问题上,人们把精神疾病的存在、各类精神疾病及其分类,当成已经得到科学证实的真理。我却说,看看这一整套东西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吧!你会找到一系列属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也因此,整个体系其实相当脆弱。我想做的事情,我认为也是知识分子能够承担的一项职责——否则知识分子还有什么用——就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增加人们反抗既定现实的机会。这种反抗不必总是伊朗那样的形式,未必需要一千五百万人走上街头。人们可以反抗某种家庭关系,反抗某种性关系,也可以反抗一种教育方式、一种信息传播方式。
萨辛: 这么说,这是一种「起义的策略」(stratégie du soulèvement)。
福柯: 对,这就是起义的策略。但它不是那种总体的、普遍的、规模庞大的起义,不是喊着「这个腐烂透顶的社会,我们受够了,统统把它扔掉吧!」的起义。它是一种有差别的、分析性的起义。它要揭示的是,一种文明中究竟有哪些现实要素被当作显而易见、合乎自然、不言自明、必然的东西交给我们。我试图说明,它们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十分脆弱,因此可以变动,也可以遭到反抗。
萨辛: 按照您的解释,这样的起义将永远持续下去,却似乎没有最终目的,也没有终结的时刻,因为它是反策略的?
福柯: 我的看法是,当我们面对一切使自己可能反抗的事情,面对那些不能容忍、希望改变的东西时,只要有人拿出一套无所不包的普遍方案,对你说:「我能替你摆脱这一切,同时替你规定此后必须接受的东西」,我就要说,这里有诈。人必须自己发明他们能够反抗、愿意反抗的东西,同时自己发明要把自己的反抗变成什么样,或者将把反抗引向何方。这一切都需要不断重新发明。我确实看不到这样的历史会在哪里画上句号。我看不到人类有一天会不再需要反抗。当然,反抗的形式可以改变。像中世纪那样,成群饥饿的农民起来焚烧城堡,这样的大规模起义,在今天所谓的西方先进工业国家,恐怕不会再以原来的方式出现了。历史已经转过身来。起义的形式会发生变化,可仍然需要反抗……您看,假如把美国同性恋者的反抗,同今天第三世界某个饥饿国家的大规模起义,或者中世纪发生过的大起义相比,人们也许觉得前者微不足道。但我说:绝不微不足道。并不是说这种反抗比其他反抗有什么更了不起的价值。我想说的是:不可能有、也不值得期望有一个没有起义的社会。 就是这样。
萨辛: 我们再回头谈谈起义与宗教。起义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方式,同宗教形式、宗教表达及其戏剧构成之间,您似乎认为有一种亲和关系——用一个有点黑格尔意味的词,德勒兹也用过这个词。您怎么解释这种关系?您曾说,起义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宗教也许比其他表达方式更能传达这种经验。
福柯: 嗯,我没有完全听明白您的问题。
萨辛: 我的意思是,起义本身,一场人们自愿投身其中、冒着生命危险的起义,不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之类的事情。人们也可能以末世论或某种彻底改变的名义起义。那么,宗教与起义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否始终存在?
福柯: 啊,绝不是什么始终存在的关系。不同宗教有不同的形式,社会与宗教关系的历史也有不同阶段。某些时候,宗教可以发挥那种作用,另一些时候则并不发挥。十九世纪欧洲的天主教,实际上几乎没有为起义提供任何可能的依托或表达方式。可十五世纪却不同。当时宗教生活日益强烈,一些人深切渴望过某种宗教生活。正是这种渴望,促使他们冲撞教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改变它们的社会作用。这全看具体情形……我私下问您一个问题:这次采访是给报纸还是杂志的?
萨辛: 是一份周刊。
福柯: 您知道我们已经谈了三十页了吗?
萨辛: 啊?我不知道……
福柯: 这是您第一次做这样的访谈,可我们已经谈得太多了。
萨辛: 哦?可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有意思……
福柯: 您准备的问题里还有别的东西吗?(沉默)如果我刚才回答得不清楚,那就等于完全没有回答。
萨辛: 对,您确实没有回答。我准备的问题太集中于伊朗了……
福柯: 不,您做得对,因为这毕竟是件……是件……我说不清……如果我没有回答,是因为您知道,有些时候,人会感到束手无策。我不是记者,即使为报纸写文章,我也把它们当成书的一页一页来写,会仔细斟酌自己的话。我不会凌晨四点钟在编辑部的排版台上,用一刻钟匆匆写完。我说「我所看到的东西,似乎表明伊朗人正在追求某种政治灵性,一种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熟悉的东西」,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可争的。可是碰到克洛德·鲁瓦这类人,他们篡改文字,硬说「福柯向往政治灵性」,谎言和恶意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你很清楚,即便寄去一封更正信,他们也会按同样的方式来读,继续制造新的歪曲。于是我决定暂时沉默,任由事情慢慢沉淀。总有一天,我会在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里清算这些谎言,指出它们是怎样编织出来的。我不愿跟那些愚蠢和恶意一览无遗的人纠缠不休。当然,也许我做错了,也许每当有人……
萨辛: 啊,那恐怕没有必要。不过现在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先是去年那场「新哲学」(nouvelle philosophie)的风波,您起初参与其中,后来又退了出来。
福柯: 不,不,我根本没有退出,因为我从来就没参加过。我不过是就……
萨辛: 可您曾在什么地方说过,自己卷入得比本来愿意的程度更深。
福柯: 啊,没有,没有。
萨辛: 可能是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也可能是在《弓》……
福柯: 我想没有吧。
萨辛: 您不想被牵扯进去……
福柯: 我可能说过不想被牵扯进去,但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写过一篇评论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著作的文章。[12] 我觉得他的书很重要。尤其是他那两本书……确切地说,《女厨师与食人者》(La Cuisinière et le Mangeur d’hommes,1975)[13] 在当时让我觉得非常重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他的第二本书出版时,我便想,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结果反响很大,根本不需要我再……总之,格吕克斯曼的书确实使我思考了一些问题。仅此而已。后来他被归入「新哲学家」,他自己还否认过这个标签。对我来说,我根本不在乎。我对格吕克斯曼的书有兴趣,对其他那些被叫作「新哲学家」的人的书却毫无兴趣,读过几本以后就不再读了。我才不在乎呢,那不是我的事。因此不可能说我参加过他们的运动。当然,因为我说过格吕克斯曼的书在某些问题上有意思……啊,这一切都很不健康。要么你去当警察,专门管那些写蠢话的人,结果一整天都耗在上面;要么你索性任由他们胡说,接受人们觉得自己有权信口开河所造成的混乱。这是一个我至今无法解决的政治和道德问题。
萨辛: 不管怎样,您最近在《世界报》发表的文章提出了不少问题,今天我们又谈到许多,都值得更深入地思考。
福柯: 是,是。不过,对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很确定。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交流、讨论,希望不同意我的人直接表达分歧,提出问题。可要是对方只像检察官那样办事,把你宣布成敌人、叛徒、某某人的代理人,那怎么办?更不用说有人篡改文字,用伪造的材料给你制造一场审判。谈到伊朗,我确实很遗憾,没能找到机会同伊朗人,哪怕只是同其他穆斯林进行持续的讨论。也许我弄错了,可我希望别人只把我确实说过的话算在我头上,别的什么都不要。
萨辛: 您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普遍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universel),有时您说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观念,有时又说它继承了法律与正义代言人的传统。您还多少预言了这一类型的死亡——虽然这里的情况有些曲折。另一类则是1945年以后逐渐形成的「特殊知识分子」(intellectuel spécifique)。您最近在伊朗和越南战争问题上的公开立场,难道没有使您重新回到普遍性的代表者的位置吗?
福柯: 没有。我所说的普遍知识分子与特殊知识分子,意思是说,至少在我们这样的欧洲、西方社会里,知识分子要发挥政治作用,没有必要离开自己的知识领域或专业立场,去充当整个人类的先知。我想,他只需认真审视自己所做的工作,审视其中发生的一切。这就回到刚才所说的起义观念。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说明,那些被宣称为显而易见、理所当然的现实究竟有多么脆弱。无论是在实验室里的物理学家,熟悉早期基督教的历史学家,还是研究某个社会的社会学家,都完全可以从自己专业中最专门、知识中最特殊的部分出发,找到那些使既定事实、所谓不言自明之物变得脆弱的地方。当然,谈伊朗、谈越南时,凭什么资格谈呢?我不认为,当我说「作为一个被治理者,我认为有些事情是政府绝对不应当做的」,就因此离开了特殊知识分子的立场。
萨辛: 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福柯: 对,不管哪一个政府。使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这类问题的,不是人的普遍性,而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关系中所发生之事的一般性。
萨辛: 可这多少有点诡辩……
福柯: 是有点诡辩……
萨辛: 伏尔泰也可以自称特殊知识分子。
福柯: 对,这一点我很愿意承认。看看十八世纪的人吧,他们往往就是这样,从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出发。换句话说,我并不是说……当我谈论普遍知识分子,努力同他们划清界限时……
萨辛: 比如萨特,在您看来,他属于普遍知识分子吗?
福柯: ……
萨辛: 其实您主要说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但我提出这个问题,想到的是法国六十年代以前的时期。您也谈过匈牙利和波兰。
福柯: 是,是,我觉得应该谈谈这些。不过我想说的是……啊,我真的开始累得不行了。
萨辛: 嗯,我的问题让您太费神了。
福柯: 不,不,不。您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我刚才想说,如果所谓普遍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仿佛自己代表着普遍意识的人,或者那些在写作、思想活动中自居为历史真理和革命动力的掌握者的人,像那些声称自己同时掌握历史真理与革命动力的政党一样,那么,我要说,不。我不要这样的知识分子。这类普遍性的知识分子,不过是政党的另一个版本。相反,那些能够从自己的知识工作出发,使社会的稳定状态动摇,使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领域那些看似不会移动的东西显露出脆弱性的知识分子……啊,对不起,我实在撑不住了!
萨辛: 最后一个问题,带点挑战的意味,也好让谈话以轻松的方式结束。我注意到,您谈伊朗时用了这样一些词:恐怖、沉醉、美、庄严、戏剧构成、场景、戏剧、希腊悲剧。您谈到事件的迷人力量。除了神学、谱系学和政治立场以外,那个严谨的福柯,难道也是弗朗西斯·培根、保罗·勒贝罗尔(Paul Rebeyrolle)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时代的一位艺术家吗?
福柯: 您这么说让我受宠若惊。我只想补充一点。人们总在谈论我,不知为什么,我有个冷漠、干巴、刻板的名声,好像只会谈……可不能把说话的人同他谈论的对象混为一谈,也不能把人对事物的描述同他谈论它所赋予的意义混为一谈。我尽可能细致地拆解权力机制,试着说明权力关系内部那些精巧的逻辑和连锁方式,说明它们何以获得力量,却始终保有脆弱性,这并不意味着我在情感上对这些东西怀有积极的依恋。毕竟我关于疯狂所写的书,完全可以当成一部抒情之作来读,不是吗?
萨辛: 是的,从您的文风看确实如此。
福柯: 我写那本关于疯狂的书,试图揭示那些机制,并不意味着我对疯癫主体性漠不关心。
萨辛: 是。
福柯: 犯罪和违法问题也一样。您指出的这些词语确实没有什么过分理智主义的味道,可我不认为它们是最近才加入我写作的东西。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拒绝改变,我确实改变过。只是眼下流行一种强制性的「皈依」风气,好像人人都必须宣告自己已经彻底转变。也许我以后还会改变,我已经改变了许多。但您刚才指出的这些东西,至少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全新的特点。
萨辛: 不,我谈的不是它们新不新。
福柯: 啊,明白了,明白了!
萨辛: 我是说这些现象本身。
福柯: 好的,是,是。
萨辛: 一种审美地接近事物的方式。
福柯: 是的,正是这样。
萨辛: 其中还有一种关乎生存的意味,这当然也不是新东西。好了,谢谢您。
福柯: 应该是我谢谢您。
▼ 原刊注释(框内可滑动)
[1]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三卷,1954—1959年出版;英译本 The Principle of Hope 于1986年出版。法译本由伽利玛出版社自1976年起陆续出版,第二、三卷分别于1982年和1991年问世。三卷均由弗朗索瓦丝·维尔马尔(Françoise Wuilmart)从德文译出。
[2] 福柯两次访问伊朗的日期分别为1978年9月16日至24日、11月9日至15日。
[3] 从上述日期可见,福柯实际上在伊朗停留不到三个星期。
[4] 工程师迈赫迪·巴扎尔甘于1965年创立「伊朗自由运动」,1977年创立「自由与人权保卫委员会」。霍梅尼返回德黑兰后任命他为总理。他因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立场,仅在总理职位上任职数月(1979年2月5日至11月5日)。卡泽姆·萨米·克尔马尼是一位医生、精神病学家,领导与巴扎尔甘的运动结盟、并与「伊朗民族阵线」有关联的JAMA党;他曾在巴扎尔甘政府担任卫生部长。
[5] 沙里亚特马达里是曾被视为什叶派宗教领袖中地位最高者的一位阿亚图拉。他主张清真寺与国家分离,十分关注社会和经济问题。借用奥利维耶·鲁瓦(Olivier Roy)的说法,他遭霍梅尼「确确实实『剥夺了教士身份』」。参见萨布丽娜·梅尔万(Sabrina Mervin)编,《什叶派诸世界与伊朗》(Les mondes chiites et l’Iran,2007),第39页。
[6] 米歇尔·福柯:〈致迈赫迪·巴扎尔甘的公开信〉(Lettre ouverte à Mehdi Bazargan, Le Nouvel Observateur,no. 753,1979),第46页。收入丹尼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编《言与文:1976—1988》(Dits et écrits,第二卷,2001),第780—782页。
[7] 「在这种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意志中,究竟应当看到一种和解、一种矛盾,还是某种新事物的开端?」参见米歇尔·福柯:〈伊朗人在梦想什么?〉(À quoi rêvent les Iraniens?, Le Nouvel Observateur,no. 727,1978);收入《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694页。
[8] 《东方学》英文原版出版于1978年。1980年瑟伊出版社出版的法译本,题为《东方主义:西方创造的东方》(L’Orientalisme: L’Orient créé par l’Occident)。
[9] 米歇尔·福柯:〈起义无用吗?〉(Inutile de se soulever?, Le Monde,1979),第1—2页;收入《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790—794页。
[10] 「恐怕不能把『庶民』想象为历史永恒不变的根基、一切臣服的终极目标,或是一切反抗从未彻底熄灭的火源。『庶民』恐怕并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实体存在。然而,在社会身体中,在各阶级、各群体乃至个人内部,总有某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逃脱了权力关系。它不是或多或少顺从、或多或少反抗的原材料,而是离心的运动、逆向的能量、逃逸本身。作为一个整体的『庶民』也许并不存在,但确实存在着某种『庶民』成分。它存在于身体里,也存在于灵魂里,存在于个人之中,也存在于无产阶级之中……」参见米歇尔·福柯:〈权力与策略:与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访谈〉(Pouvoirs et stratégies, Les Révoltes logiques,no. 4,1977),第89—97页;收入《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421页。
[11] 米歇尔·福柯:〈真理与权力〉(Vérité et pouvoir, L’Arc,no. 70,1977),第16—26页;收入《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140—160页。
[12] 米歇尔·福柯:〈事实的巨大愤怒〉(La grande colère des faits, Le Nouvel Observateur,1977),评论安德烈·格吕克斯曼的《思想大师》(Les Maîtres penseurs,1977);收入《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277—281页。
[13] 这本出版于1975年的书,也在前述《逻辑的反抗》访谈中被提及。参见《言与文:1976—1988》,2001年版,第421页。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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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福柯与自由市场信条 1976-1979

译文|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罗尔斯与公共理性的谱系

译文|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相遇的规范性赌注:诱惑、发明与正常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