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福柯:革命行动「向来如此」/ 与中学生的谈话 1971/11 DE098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

文献来源:法文初刊〈超越善恶〉(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当下》(Actuel)第14期,1971年11月,第42—47页;法文校勘依据:Dits et écrits(《言与文》), 1994, t. II, pp. 223–236;2001, t. I, pp. 1091–1104;英译题名「Revolutionary Action: “Until Now”」,载《语言、反记忆、实践:论文与访谈选集》(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1977年,第218—233页。法文所见1994年重录文本与1977年英译不完全一致,发生概念差异时优先采用法文。图源:1971年6月21日,福柯参加调查警察暴力的「若贝尔事件」委员会新闻发布会,Denis Langlois 档案。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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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福柯与法国中学生讨论学校、监狱和精神病院中的压制。福柯认为,学校以知识之名遮蔽群众争夺权力的历史及事件的断裂;人道主义则使人在服从权威时仍相信自己拥有主权。革命行动必须同时撼动意识形态与制度,攻击支撑二者的权力关系。他主张通过监狱和精神病院中的具体斗争,挑战「有罪与无辜」「正常与病态」等既定分界。对于未来社会,福柯拒绝预先设计一套完整制度,转而寄望于围绕毒品、性、共同体生活及新型个体性展开的激进实践试验,认为新的社会关系可能由此产生。面对革命组织不断复制旧制度的历史困境,福柯拒绝把「向来如此」当作「今后必然如此」:革命还必须挑战历史先例所形成的法则。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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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 对今天的中学生(lycéens)来说,哪一种压制(répression)最令人无法忍受?家庭权威,警察对每个人日常生活施加的密集管控(quadrillage quotidien),中学的组织与纪律,还是报刊强加给你们的消极被动状态——甚至包括《当下》这样的刊物?
塞尔日(Serge): 学校里的压制最明显,因为它直接针对那些试图采取行动的群体。这种压制似乎最为暴烈,我们也最直接地感受到它的后果。
阿兰(Alain): 也别忘了街头。拉丁区的搜身检查、警察开车截住你的索莱克斯轻便摩托车,只为看看你是否带了毒品。警察无时无刻不在:我连坐在地上都不行,总有一个戴警帽的人逼我站起来。当然,教学中的压制和带有倾向性的信息,可能还要糟糕……
塞尔日: 得区分几个层面。家长强迫子女上学,把受教育视为通往某种职业目标的必要步骤,并阻止任何妨碍这一目标的事情;学校行政当局则禁止一切自由的集体行动,哪怕无害也不例外;至于教学本身,情况就更复杂了。
让-皮埃尔(Jean-Pierre): 在很多情况下,教师的教学并不会立即让我们感到受压制,尽管它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压制性。
福柯: 当然,因为被传授的知识总呈现出积极的面貌。实际上,五月运动(mouvement de Mai)[1]已清楚揭示,知识传授发挥着双重压制作用:一部分人被排除在知识之外;对那些得到知识的人,它又强加了一套范型、规范和划分事物的网格(un modèle, des normes, une grille)。
菲利普(Philippe): 那么,依你看,我们的教育制度并不旨在传授真正的知识?它的主要作用反倒是根据是否顺应社会习俗与秩序(conformisme social),把学生区分成「好」的和「坏」的?
福柯: 知识就其被呈现出来的方式而言,已经包含了对既定政治秩序的遵从(conformité politique)。上历史课时,人们要求你记住某些东西,忽略另外一些东西;于是,这些被选中的东西构成知识的内容及其规范。[2]
举两个例子。官方知识(savoir officiel)一向把政治权力(pouvoir politique)描绘成某个社会阶级内部斗争所争夺的东西(enjeu d’une lutte),例如贵族之间的王朝之争、资产阶级内部的议会冲突;或者描绘成贵族与资产阶级斗争的争夺对象。可是,群众运动总被说成起因于饥荒、税收或失业,从不被视为争夺权力的斗争所产生的结果。仿佛群众只会梦想吃饱饭,却根本不会想到自己也可以行使权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史,以及权力得以实际行使和维持的条件(conditions réelles),几乎完全被遮蔽了。知识与这些问题保持距离,仿佛在说:这不该让人知道!
再举一例。十九世纪初,工人对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开展了细致调查。马克思的文献材料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这些调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整个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和工会实践,并在持续的斗争中得到延续与发展。然而,这种工人知识从未进入官方知识体系。在这个例子中,被排斥的已经不只是某些现实过程,而是知识本身被另一套知识所排斥(un savoir qui est exclu du savoir)。即便它今天开始稍稍浮现,也只是在第二层次上得到承认:通过研究马克思,而且主要是他那些最容易被官方知识吸收的论述。[3]
让-弗朗索瓦(Jean-François): 阿兰,姑且这么问一句,你们学校里的学生多数出身工人家庭吗?
阿兰: 略低于百分之五十。
让-弗朗索瓦: 你们的历史课讲过工会吗?
阿兰: 我上过的课没有。
塞尔日: 我的课也没讲过。看看我们的课程是怎么安排的吧:低年级只讲过去的历史。等你接触到现代思想和运动——唯有它们才多少可能带有颠覆性——已经十六七岁了。即使到了法国学制的「三年级」(troisième),法语教师仍坚决拒绝讨论当代作家;至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自然更是只字不提。等到高中倒数第二年和毕业班(première et terminale)终于稍稍接触这些问题时,学生早已被先前的教育塑造成型。
福柯: 这成了一条理解当下言说、行动和事件的阅读原则(principe de lecture):它通过选择与排斥决定什么才可以被理解。这个制度实际上告诉你:「对于正在发生的一切,你只能理解和感知那些能被过去的材料解释清楚的部分;而这些过去的材料,恰恰是精心挑选出来、用来让其余事情变得不可理解的。」人们借助所谓真理、人、文化、写作等范畴,反复试图驱除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事件(l’événement)。那些著名的历史连续性表面上是为了解释;不断「回到」弗洛伊德、马克思,则表面上是为了奠定基础。但无论哪一种做法,都在排斥事件所带来的断裂(rupture de l’événement)。[4]
概括地说,在我们社会组织起来的知识中,被排除的正是事件与权力(l’événement et le pouvoir)。这并不奇怪,因为决定这种知识的阶级权力(pouvoir de classe)必须显得不受事件冲击;事件中危险的因素,则必须被压服、消解在那种从不公开称名的阶级权力的连续性之中。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发展出另一种知识,关注争夺权力的斗争,关注他们如何促成事件、如何应对事件的紧迫性,以及如何避免事件等。这种知识以权力与事件为中心,因而根本不能被前一种知识吸纳(inassimilable)。
所以,不要被现代化的教育大纲以及它向现实世界开放的姿态所迷惑。教育仍以传统的「人道主义」为根基,只不过如今更强调迅速而有效地掌握过去被忽视的若干技术。人道主义保障既有社会组织得以维持,技术则使社会继续发展,却始终沿着它自己的既定路线。
让-弗朗索瓦: 你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什么?如果换一种知识传递制度,又有什么价值可以取代人道主义?
福柯: 我所说的人道主义(humanisme),就是西方社会向人们反复灌输的整套话语。它告诉人们:「即使你并不行使权力,你仍然可以成为主宰者。甚至可以说,你越是放弃行使权力,越是服从掌权者,你的主权就越大。」人道主义先后发明出一系列「被臣属化的主权」(souverainetés assujetties)[5]:灵魂统治身体,却服从上帝;意识在判断中拥有主权,却受制于真理的必然性;个人名义上掌握自身权利,却服从自然和社会的法则;基本自由在内心拥有主权,却接受外部世界的要求,并「顺应命运」。简言之,人道主义包含了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东西:它禁止人们产生掌握权力的愿望,并排除他们夺取权力的可能。
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处在人道主义的核心;「主体」(sujet)一词在这里同时含有自主主体与服从权威者的双重意思。因此,西方社会才会如此顽强地排斥一切可能撬开这道锁的东西。可以从两条途径向它发起攻击。
一条是让争取权力的意志摆脱臣属关系(désassujettissement de la volonté du pouvoir),也就是把政治斗争作为阶级斗争来开展。
另一条是摧毁那个自以为拥有主权的主体(sujet comme pseudo-souverain),也就是从文化上发起攻击:废除禁忌和性方面的限制与划分,实践共同体生活(existence communautaire),解除有关毒品的心理禁制,打破那些不断重新塑造、维持规范化个体性(individualité normative)的禁令与封闭机制。我指的正是那些被我们的文明排斥,或只被允许存在于文学中的经验与试验(expériences)。[6]
让-弗朗索瓦: 你说的是文艺复兴以来吗?
福柯: 从罗马法开始。罗马法构成我们文明的骨架,它早已把个体性(individualité)界定为服从权威的主权(souveraineté soumise)。私有财产制度也包含这种观念:所有者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财物,可以使用,也可以滥用,却仍须服从保障其财产权的法律。罗马法制度确立了国家(État)的结构,也奠定了财产制度的基础。它把对财产行使主权性权利(droit souverain de propriété)的可能限定在掌权者手中,从而使争取权力的意志服从既有秩序。通过这种相互交错的安排(chassé-croisé),人道主义得以制度化。
让-皮埃尔: 社会构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寻求自我再生产和永续存在,因此本性上具有压制性。那么,斗争何以可能?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社会有机体,服从保存和演化的一般规律;还是一个分化程度更高的实体,其中一个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抗另一个阶级,其中某个阶级有利益维持现存秩序,另一个阶级则试图推翻它?答案远非显而易见。我不赞同第一种假设,可第二种似乎又过于简单。事实上,自我延续的社会有机体内部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
福柯: 五月运动提供了一个初步回答。那些服从教育制度、承受着最严厉的保守主义和重复机制约束的人,实际参加了革命斗争。就此而言,五月事件造成的思想危机触及了很深的层面。社会陷入了极其困惑、十分难堪的境地,至今未能摆脱。
让-皮埃尔: 但是,教学远不是人道主义的唯一工具,也远不是社会压制的唯一手段。还有更根本的机制,在我们入学之前或者学校之外就已经开始运作。
福柯: 对我这样长期从事教学的人来说,一个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在大学里面行动,还是到大学外面去?我们是否应当认为,五月事件已经解决了大学问题,大学已经瓦解,我们可以转向其他事务了?(与我一同反对压制的一些团体显然正朝这个方向前进。他们的工作涉及刑罚制度、精神病院、警察和司法制度。)还是说,这只是在回避一个始终令我不安的事实:大学的结构依然完好,我们还必须在这片战场上继续斗争?
让-弗朗索瓦: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认为大学真的被摧毁了。我觉得毛主义者放弃大学、转而深入工厂,是犯了错误。大学原本可以成为坚实的活动基地,而要在工厂建立群众联系(implantation)却格外困难,甚至显得有些生硬。当时大学的制度正在出现裂缝,我们本应扩大这些裂缝,在知识传递制度内部造成无法弥合的断裂。学校和大学仍然具有决定性。即便一个人的父亲酗酒,母亲在卧室里熨衣服,他的人生也不会在五岁时就宣告结束。
让-皮埃尔: 大学里的反抗立刻碰到了一个老问题:革命者,或者那些根本无心继续读书的人,受到了另一批学生的阻挡;后者想好好学习,掌握一门职业技能。我们该怎么办?寻找新的教学方法?新的教学内容?
让-弗朗索瓦: 这样做最终只会提高现存结构的运行效率(rendement),培养更多供这套制度使用的人。
菲利普: 事情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可以学习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方式接触另一种知识,而不必重新落入原有制度。如果只是稍微撼动一下大学便弃之不顾,它仍会依靠惯性继续运作,继续自我再生产。除非我们能够提出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并争取那些受其压制者的支持。
福柯: 大学是一个制度性装置,社会通过它以最低成本确保自身平稳地再生产。高等教育机构陷入混乱,甚至濒临灭亡——不论这种危险是真实的还是表面上的——并不意味着社会保存自身、维持同一性和不断重复的意志也随之消失。你们问的是,怎样才能打断这个制度的社会再生产循环。仅仅废除或者推翻大学还不够,其他压制形式也必须受到攻击。
让-皮埃尔: 我和菲利普不同,我不赞成所谓「另一种」教育。我感兴趣的是,大学能否在革命力量的压力下反转自身功能:帮助人们摆脱既有的条件化塑造(déconditionner),拆除此前习得的价值与知识。如今愿意尝试这条道路的教师越来越多了。
弗雷德里克(Frédéric): 真正把这种实验推进到底的例子少之又少。我只能想到1969年在柏格森中学任教的哲学教师塞尼克(André Sénik)。他确实撼动了教师这一身份的权威地位,甚至撼动了知识本身的权威地位。[7]当然,他很快就被孤立并排斥出去。教育机构仍然有一套积极运作的自卫机制。它们有能力吸收大量事物,并清除那些无法同化的异己因素。
你们谈论五月事件以前的法国大学,仿佛它们原本就适应了我们的工业社会。在我看来,它们没有多大效益,功能也并不突出,反倒格外陈旧。五月事件确实击碎了旧有的高等教育制度框架。但是,统治阶级因此受损了吗?它重建了这个制度,而且现在这个制度更能发挥作用了。最好的学校被保留下来,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选拔技术官僚。统治阶级还创办了多菲纳中心(Dauphine)之类的机构,这是法国第一所美国式商学院。过去三年里,得到官方容许的反对活动最终被限制在万塞讷(Vincennes)以及楠泰尔(Nanterre)的某些系所。这些大学里的小块地盘对于整个制度无关紧要,却像渔网一样困住了左翼的那些小鱼。
大学正在清除自身陈旧的结构,并真正适应新资本主义(néocapitalisme)的需要。因此,现在才是我们重返这片斗争领域的时候。
福柯: 恐怕刚才谈到「大学的死亡」时,我的说法太浮于表面。五月事件确实终结了十九世纪形成的某种高等教育形式,也就是那套把少数青年培养成社会精英的奇特制度。但社会借助知识的面貌传递自身、实现自身延续的那些隐蔽机制,依然存在:报纸、电视、技术学校,尤其是中学。中学在这方面甚至比大学更重要。
塞尔日: 中学里的压制没有受到任何遏制。教育制度已经病了,但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一点,而且敢于反抗。
阿兰: 两三年前我们学校里还有一个政治化的少数派,现在他们也消失了。
让-弗朗索瓦: 留长发现在还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阿兰: 没有了。现在赶时髦的学生也留长发。
让-弗朗索瓦: 那吸毒呢?
塞尔日: 吸毒本身没有什么含义。它主要意味着一个学生放弃了职业前途的念头。关心政治的学生还在继续学业,吸毒的学生则索性离开了学校。
福柯: 反毒运动成了强化社会压制的借口。这种强化不只表现为警察的突击搜查,还表现为对「正常的」、理性的、认真负责且能适应社会的个人形象的间接颂扬。这种规范个人的典型形象,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被反复宣扬。看看今天《法兰西晚报》的标题:百分之五十三的法国人赞成死刑,而一个月前支持死刑的还只有百分之三十八。
让-弗朗索瓦: 这是克莱尔沃监狱发生暴动的结果吗?[8]
福柯: 显然如此。人们不断制造对犯罪者的恐惧,举出「怪物」的威胁,借此强化善恶之分与准许/禁止之分构成的意识形态。恰恰是这些观念,如今让教师们多少有些难以启齿。哲学教师已经不敢用迂回曲折的语言讲出来的东西,记者却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你也许会认为,情况向来如此,记者和教师本来就负责传播同样的观念。但是,今天记者被要求——甚至被迫——大声而持续地宣讲这些东西,偏偏是在教师再也无法这么做的时候。
这里有一件耐人寻味的事。由于克莱尔沃事件,监狱里进行了一整周的报复。狱警不加区分地殴打囚犯,尤其是在收押青少年犯的弗勒里-梅罗日监狱(Fleury-Mérogis)。一位囚犯的母亲来找我们,我陪她去卢森堡广播电台(RTL)[9],希望有人能够报道她所反映的情况。一名记者同意见我们,开口却说:「你们知道,这事一点儿也不让我意外。那些狱警跟囚犯差不多一样堕落。」要是哪位中学教师这样说,准会引起一场小骚动,还会被人狠狠教训一顿。
菲利普: 确实,教师绝不会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已经不能这样说了,还是因为他会按照自己的身份,换一种方式表达同样的意思?你认为,除了请愿和其他改革行动,我们还能怎样反抗这种意识形态及其压制机制?
福柯: 围绕具体时机和地点展开的行动,能够产生相当深远的效果。看看过去一年监狱信息小组(GIP)[10]开展的行动。我们介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囚犯的探视时间延长到三十分钟,也不是为牢房争取抽水马桶,而是要让无辜者与有罪者之间的社会性、道德性划分(partage social et moral)本身成为质疑的对象。要避免这一质疑停留在哲学命题或人道主义愿望上,就必须在明确的具体情境中,通过实际举动和实践(gestes, pratiques)来提出它。
面对这种刑罚制度,人道主义者会说:「有罪者就是有罪,无辜者就是无辜。不过,囚犯终究也是人,和其他人没有两样,社会必须尊重他身上人性的东西。所以,应该给他们装抽水马桶!」我们的行动却不打算去寻找被定罪者背后的灵魂或「人」,而是要消除无辜与有罪之间那道根深蒂固的界线。
让·热内(Jean Genet)[11]谈到索莱达德案(Soledad)中法官的死亡,或者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劫持的飞机时,提出的也是这一问题。报纸为法官的命运哀叹,也为那些莫名其妙被扣押在沙漠中的可怜游客叫屈。热内却在问:「可是,法官真的无辜吗?一位有钱进行这种旅行的美国女士又该怎么算?」
菲利普: 这是不是意味着,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觉悟,而且可以暂时搁置反对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斗争?
福柯: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如果仅仅是要触动人们的意识(toucher la conscience),我们大可以出版报纸和书籍,或者设法争取某个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我们要攻击制度,直至它最终凝聚并体现为最简单、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之处,例如善与恶、无辜与有罪。我们要改变的,是这种在厚重的制度层次中被人实际体验到(idéologie vécue)的意识形态;它早已投入、结晶并再生产于制度之内。
说得简单一些,人道主义所追求的是改变意识形态体系,却不改变制度;改革派则希望改变制度,而不触碰意识形态体系。革命行动则是同时撼动意识与制度(ébranlement simultané)。这意味着必须攻击权力关系本身;而观念与制度正是这些权力关系所借助的工具、支架和甲胄(instrument, armature, armure)。你们以为,如果刑罚制度崩溃了,哲学教学及其道德准则还能原封不动吗?
让-皮埃尔: 我们也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教育制度变了,我们还能以今天的方式把人关进监狱吗?尤其不能让行动局限在一个领域,最终陷入一项项局部改革之中。应该从教育制度转向监狱,再从监狱转向精神病院。这不就是你们的基本意图吗?
福柯: 我们已经开始介入精神病院,采用的方法与监狱里的工作相近:开展斗争性调查(enquête-combat);调查至少部分由调查所涉及的人亲自进行,而不只是由外部人员替他们提问。精神病院的压制作用人所共知。人被关起来,接受自己完全无法支配的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或者只得到束缚衣这种所谓的「非治疗」(non-thérapeutique)。
然而,精神病学的影响远远超出精神病院,它渗透到社会工作者、职业指导顾问、学校心理学家以及从事辖区精神医疗的医生的工作中。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病学因素构成了近乎第三层的压制与治安控制。这种渗透正在向整个社会扩展,更不用说那些在报纸上提供建议的精神科医生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或许能够揭示欲望的无意识面向;如果仔细研究日常生活的「精神病学化」(psychiatrisation),或许就能揭示权力的不可见面向(l’invisible du pouvoir)。
让-弗朗索瓦: 你们打算在哪个层面展开行动?可以直接去找社会工作者吗?
福柯: 不。我们希望与中学生、大学生,以及接受司法监管教育(éducation surveillée)的人一起工作。[12] 我们关心所有在选择学业、处理家庭关系,以及面对性或毒品问题时受到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压制的人。我们想了解,人们究竟如何以精神病学和「正常人」之名,也就是归根到底以人道主义之名,被归类、置于监管之下、筛选乃至排斥(répartis, encadrés, triés, exclus)。
让-弗朗索瓦: 你们对反精神病学(antipsychiatry)不感兴趣吗?不想同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科医生一起工作吗?
福柯: 由于精神病院限制外人进入,这项工作应当由精神科医生来做。不过,我们必须警惕:反对精神病学、反对精神病院这一制度的运动,不要最终通过不断增加对日常生活的干预,把精神病学带到医院外的世界。
弗雷德里克: 监狱里的情况看来更糟,因为监狱所容许的关系只围绕受压制者和压制执行者之间的冲突展开。不会有什么「进步的」打手来加入运动。精神病院却不同,斗争由精神科医生而非受害者领导:压制的执行者在反抗压制。这真的算是一项优势吗?
福柯: 我不敢肯定。与监狱暴动不同,精神病人即便拒绝精神病院,也很难把这种拒绝转化为集体的政治行动。问题在于,遭到精神病院隔离(ségrégation)的患者能否起来反抗这个机构,进而揭露那道将他们界定为精神病患者并加以排斥的分界(partage)。
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弗朗科·巴萨利亚(Franco Basaglia)[13]尝试过这样的实践试验(expériences)。他把患者、医生和医院工作人员召集在一起,目的却不是上演一出社会心理剧,让每个人倾诉自己的幻想、重新表演原初场景。他提出的问题是:精神病院的受害者能否针对那个宣称他们是疯子的社会结构展开政治斗争?这些实验遭到了野蛮禁止。
弗雷德里克: 正常与病态之间的界限,比无辜与有罪之间的界限还要牢固。
福柯: 这两道分界彼此强化(chacune renforce l’autre)。当人们无法用善与恶来作出判断,就改用正常与不正常;而当必须为后一种区分辩护时,又会诉诸某件事对个人而言是好是坏。这些表达标示了西方意识中的根本二元性。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孤立的行动击败这个制度。我们必须在各条战线上同它交锋:大学、监狱和精神病学领域。由于力量不足以同时发起进攻,只能一个领域接着一个领域地行动。我们向最坚固的障碍发起冲击,制度却在另一处裂开;我们继续坚持。眼看似乎就要取胜,机构却又被重建起来,我们只好重新开始。这是一场漫长的斗争,反复进行,看起来甚至缺乏连贯性。但它所反对的制度,以及通过这个制度行使的权力,使这些行动具有了统一性。
阿兰: 这个问题已经问得让人厌烦了,但迟早得面对:究竟用什么取代现存制度?
福柯: 我认为,设想另一套制度(imaginer un autre système),如今仍然是现存制度的一部分。苏联的历史中也许就发生过这种事情:表面上建立了新制度,实际上却采用了旧制度的要素。红军按照沙皇军队的模式重新组织起来,艺术重新转向现实主义,传统家庭道德再次受到强调。苏联回到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而且,这或许更多是乌托邦倾向造成的结果,而非对现实的关切所致。
弗雷德里克: 这一点我无法接受。马克思主义将自身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它拒绝就未来社会可能采取的形式表明立场。苏维埃社会被具体问题包围,尤其是内战造成的问题。战争必须打赢,工厂必须继续生产。因此,它只好借用当时唯一现成而且立刻见效的模式:军事等级制和泰勒制。[14] 如果苏联逐渐吸收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规范,很可能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现成的选择。问题不在于乌托邦主义本身,恰恰在于乌托邦主义的缺乏。乌托邦主义或许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让-弗朗索瓦: 眼下的运动也许需要乌托邦,还需要超出那些亲身经历的、零散而受压制的经验的理论思考。
福柯: 为什么不反过来?放弃理论,放弃一切一般性话语(discours général)。对理论的这种需要,依然是我们想要拒绝的制度的一部分。
让-弗朗索瓦: 你的意思是,只要使用理论,就仍然与资产阶级知识的运作方式纠缠在一起?
福柯: 是的,也许如此。不过,我宁愿以现实中的实践试验(expérience)来对抗乌托邦(utopie)。未来社会的轮廓,或许会通过围绕毒品、性、共同体生活(vie communautaire)、另一种意识形式以及另一种个体性而展开的实践试验(expériences)逐渐显现。如果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十九世纪从乌托邦中产生的,那么在二十世纪,现实的社会化(socialisation réelle)也可能从这些实践试验中产生。
让-弗朗索瓦: 五月运动当然也是一次权力的亲身体验(expérience d’un pouvoir)。不过,这种体验本来就以乌托邦话语为前提:五月运动就是一种话语对空间的占据。
菲利普: 而且是一套不够充分的话语。左翼旧有的观念与五月运动释放出来的愿望只有很少的联系。如果运动拥有一套充分的理论,拥有能够为它展现新前景的思想,它原本可以走得更远。
福柯: 我对此并不确信。但让-弗朗索瓦谈到对权力的体验,确有道理。数以万计的人实际行使过一种没有采取等级制组织形式的权力(organisation hiérarchique),这一点极其关键。遗憾的是,依照权力的定义,它恰恰是统治阶级最不愿放弃、而且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的东西。因此,这一次(pour cette fois)的权力实践只维持了短短几个星期。
菲利普: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认为建立平行的渠道——例如美国的自由大学,试图复制我们正在攻击的机构——也是徒劳的,或者为时过早。
福柯: 如果你想用另一个机构取代官方机构,而新机构仍然履行同样的职能,只不过做得更好、方式有所不同,那么你已经重新被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吸收了。
让-弗朗索瓦: 我无法相信运动只能停留在当前阶段,停留在这种含混、松散的地下文化意识形态(idéologie de l’underground)中:只要某项社会工作或公共服务超出了身边人的小圈子,它便拒绝承担。它无法承担整个社会的责任,甚至可能无法把社会设想为一个整体(ensemble de la société)。
福柯: 你怀疑这些各不相同、彼此分散的实践经验,能否在没有统一话语的情况下支撑一个整体性社会(société globale)的运转。我倒认为,「社会整体」(ensemble de la société)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乌托邦式的。
这个观念诞生于西方世界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这一过程最终通向资本主义。如果脱离我们迄今已知的社会整体形式,另外谈论一个「社会整体」,就仍然是在用昨天留下来的东西做梦。我们很容易相信,要求实践经验、行动、策略和计划考虑「社会整体」,不过是对它们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仿佛这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我却认为,这是向它们提出最高要求,甚至强加一个不可能满足的条件。因为「社会整体」恰恰以一种阻止这些实践发生、成功和延续的方式运作。「社会整体」所能成为的对象,只有一个:需要被摧毁的对象(objectif à détruire)。此后,只能寄望再也不会出现任何类似「社会整体」的东西。
弗雷德里克: 西方社会模式之所以普遍化为由国家体现的「社会整体」,未必因为它是最好的模式,只是因为它拥有更强的物质力量和更高的效率。问题在于,迄今为止(jusqu’à présent),所有成功的反体制起义都不得不依靠与现存组织相似的政党或国家组织形式,才能取得胜利。这些组织与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完全对应,也因此提出了最根本的权力问题。
列宁主义如此,毛主义同样如此:以人民的组织和军队对抗资产阶级的组织和军队,实行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国家。这些工具起初是为了夺取权力而设立的,理应在过渡阶段结束后消失。当然,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已经表明,事实从来不是这样;中国的CR也没有彻底消除这些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条件,却又保留了自身的动力(dynamique propre),迅速反过来压制自己曾帮助释放的群众自发行动(spontanéités)。这显然是一个矛盾,也许就是革命行动的根本矛盾。
福柯: 你的推论使我在意的,是它始终采取「向来如此」的论证形式(la forme du jusqu’à présent)。然而,革命事业所针对的恰恰不只是现状(le présent),也包括那条「向来如此」的法则(la loi du jusqu’à présent)。[15]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译注1 「五月运动」指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它始于学生抗议,随后扩展为全国性罢工和社会抗议。
[2]原注2 这一论点重复了《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1971)第10—23页有关排斥的主题。
[3]译注31973年异文:工人知识。 《言与文》在此处另录1973年再刊本《明天就在眼前》(C'est demain la veille)的异文:它明确区分工人的技术知识与政治知识,指出资方及工业技术管理人员通过劳动分工攫取、转移和改造技术知识,而工人的政治知识则在斗争中形成,随后被学院知识排斥。本文正文遵循1971年文字,没有把1973年扩写直接混入访谈。
[4]原注4 同上,《话语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1971)第59页。
[5]译注5主体、臣属与主权。 法文依次为 souverainetés assujetties(被臣属化的主权)、théorie du sujet(主体理论)、désassujettissement(解除臣属关系)与 pseudo-souverain(伪主权者)。法文 sujet 兼有「主体」与「臣属」的含义;désassujettissement 在这里直接针对臣属关系,不宜仅依据英文 desubjectification 译作「去主体化」。另需区分 volonté du pouvoir(争取权力的意志)与尼采式 volonté de puissance(权力意志),不宜未经说明地等同。
[6]原注6 参见《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1966;英译 The Order of Things,1970),英译本第300页。此页码为1977年英译编者所据版本。
[7]译注7 《言与文》的法文编者说明,这位年轻哲学教师因拒绝让总督学进入其课堂视察而被所在中学开除。
[8]译注8克莱尔沃事件。 1971年9月,法国克莱尔沃中央监狱发生人质劫持和杀人事件。该事件引发关于死刑、监狱条件与囚犯待遇的舆论争论。
[9]原注9 卢森堡广播电台(Radio Luxembourg)。
[10]译注10监狱信息小组。 监狱信息小组(GIP)成立于1971年,福柯是主要发起者之一。它通过问卷、调查和公开声明,使囚犯及其家属能够直接陈述监狱中的生活状况。
[11]译注11热内、索莱达德案与巴勒斯坦劫机。 法国作家让·热内曾公开支持美国黑人激进运动和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索莱达德案」涉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莱达德监狱相关的刑事诉讼及政治声援;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劫机的说法涉及1970年前后的劫机事件。
[12]译注12Éducation surveillée 是当时法国司法部管辖的未成年人司法与教育保护体系的名称,并非笼统的「受到教育监督的人」。1945年法国建立了独立于监狱管理部门的司法监管教育局;这里按制度所指译为「接受司法监管教育的人」。
[13]译注13巴萨利亚的精神病院改革。 弗朗科·巴萨利亚(1924—1980)是意大利精神科医生,曾在戈里齐亚(Gorizia)精神病院开展改革,尝试让患者参与机构生活的决策,后来参与推动意大利废除大型精神病院的改革。1978年意大利通过第180号法律,通常称为「巴萨利亚法」。
[14]原注14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 Taylor),《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1911)。据英译编者注,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在1919年的一次讲话中建议采用泰勒的时间研究和工作研究技术。
[15]译注15 法文的 jusqu'à présent 与 présent 在结尾构成文字呼应。福柯针对的是弗雷德里克依据以往革命经验提出的组织矛盾,认为革命也必须挑战那种以「过去向来如此」来限定未来的法则。此处的 loi 译为「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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