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与劳动力的生产 Rohini Hensman 2022
「正文约15000字」
作者:罗希尼·亨斯曼(Rohini Hensman)

文献来源:Rohini Hensman, 「Domestic Labour and the Production of Labour-Power」(《家务劳动与劳动力的生产》)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Marxism(《SAGE马克思主义手册》),SAGE,2022,1424–1443。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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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如何进入资本主义价值关系?亨斯曼重访马克思的劳动力理论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家务劳动争论,提出:家务劳动参与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其无酬或低酬形式可能间接增加资本取得的剩余价值。文章进一步讨论「家庭工资」、父权制、照护社会化与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强调改变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也是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部分。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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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核心矛盾在于:在资本看来,劳动力(即劳动的能力)不过是一个生产要素和利润来源;对工人而言,劳动力却与他们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存在不可分割。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承认,围绕工资、雇佣劳动的时间与条件,以及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斗争,都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然而,除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之外,劳动力究竟是在怎样的关系和条件下被生产出来的,却很少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劳动力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唯一能够创造超过自身价值的剩余价值、从而创造利润的商品,是资本积累不可或缺的条件。正因如此,马克思竟然从未真正描述过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多少令人惊讶。恩格斯认识到了家务劳动的存在及其内部的性别关系,却没有进一步展开分析。20 世纪 70 年代的家务劳动争论试图填补这一空白,但仍留下许多关键问题悬而未决。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家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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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劳动力的买和卖」一章中,最接近于对劳动力生产作出描述:
在个人已经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等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他的生活资料必须足以使他维持作为劳动者的正常状态。……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总额,还必须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其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Marx,1976:274—276)
马克思举出的生活资料包括食物、燃料等每天都需要补充的东西,也包括衣服、家具等可以隔较长时间才购买一次的东西。但他的说明到此为止。与他对其他商品生产过程的细致描述不同,这里既没有对劳动过程的叙述,也没有提到生产工具,例如炉灶、锅碗瓢盆、扫帚、水桶和拖把。这里只有原料——生活资料——以及成品:劳动力。他似乎认为,把生活资料转化为劳动力所需的一切,只是个人消费的过程。然而,如果没有人从市场或商店把原料和生产工具带回家,做饭并在饭后洗碗,除尘、扫地、拖地、洗衣,为婴儿喂食、换尿布、洗澡,等等,工人便无法维持其「作为劳动者的正常状态」,也不会在死后得到新一代工人的接替。

1902至1904年间,一名妇女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一处住宅门廊用搓衣板和木盆洗衣。手工洗衣需要持续投入时间和体力,是文章讨论的劳动力生产过程的一个历史例子。图源:State Library of Queensland/John Oxley Library。
因此,家庭既是个人消费的场所,也是生产的场所;两者对于劳动力的生产都不可或缺。² 事实上,马克思将生产与个人消费混为一谈,造成了奇怪的矛盾。例如,他这样谈论家务劳动:
社会的最大部分,也就是工人阶级,顺便说来必须为自己从事这种劳动;但是,只有在他们已经进行了「生产性」劳动之后,他们才能从事这种劳动。只有在他们挣得能够买肉的工资之后,他们才能为自己煮肉。(Marx,1963:161)
如果把这一命题推广到所有商品,它就意味着:商品在售出之前不可能被生产出来。然而,商品通常恰恰是在生产出来之后才被出售的。对劳动力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在别处承认,劳动力第一次被出售之前,必须先花费成百上千小时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它:「它的交换价值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是在进入流通之前决定的,因为它作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被出售,而生产这种能力、这种力量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时间。」(1976:1066,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要么是生产性的,即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要么是非生产性的,即它同资本家的收入或工人的工资交换,并不生产剩余价值(Marx,1976:1038—1039)。根据这个定义,家务劳动是非生产性劳动。然而,在分析奢侈品生产时,马克思实际上又区分了两种劳动:一种是具有社会效用的再生产性劳动,生产重新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另一种是非再生产性劳动,生产的产品不会重新进入生产过程(Marx,1976:1045—1046)。从这一角度来看,家务劳动属于具有社会效用的再生产性劳动。(这里的「再生产」指社会再生产,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不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殖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组成部分,因为没有生育,就不会有新工人替代死去的工人。)
恩格斯不仅认识到家务劳动及其内部的性别分工,还注意到,工业革命期间男女角色的颠倒及其引发的痛苦,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两性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种错误的位置」(1975:439)。然而,他并未进一步展开这一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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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围绕家务劳动(即家务和育儿)爆发的激烈争论,大大推进了相关分析。让我们看看这场争论涉及哪些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生产的问题。大多数参与者都同意,家务劳动具有社会效用:它不仅对家庭其他成员有用,也对整个社会有用;它还把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转移到最终产品——劳动力——之中。但它是否也创造价值呢?
玛格丽特·库尔森(Margaret Coulson)、布兰卡·马加斯(Branka Magas)和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1975)认为,家务劳动不创造价值,因为只有雇佣劳动才生产(交换)价值。但按照这一观点,数百万小商品生产者(农民、手工业者等)的劳动也不生产价值。这会同马克思分析资本的整个出发点相矛盾: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全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Marx,1976:129、294)。对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1969)、让·加德纳(Jean Gardiner)、苏珊·希梅尔魏特(Susan Himmelweit)和莫琳·麦金托什(Maureen Mackintosh,1975)、苏珊·希梅尔魏特与西蒙·莫亨(Simon Mohun,1977),以及莉泽·沃格尔(Lise Vogel,2013:23)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家务劳动不具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这种社会形式」。沃格尔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无酬家务劳动对于劳动力生产的必要性(2013:149、158—159),但她沿袭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1978:211)的看法,再次强调,家务劳动「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只是把用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价值转移到由工人承载的劳动力上」(2013:164)。换言之,尽管它参与生产的劳动力随后被当作商品出售给资本家,它本身却不是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
这种论述实际上预设:与其他一切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进入其生产过程的商品价值决定。果真如此,那位把衣服送去洗衣店的工人,其劳动力价值就会高于在同一工作场所、从事相同工作、领取相同工资但自己在家洗衣的工人;而雇用管家为自己洗衣、清扫、做饭和洗碗的工人,其劳动力价值就会远高于在同一工作场所、做相同工作、领相同工资,却由妻子承担这些家务的工人。马克思经常犯这个错误(Hensman,1977),但他在以下论断中纠正了自己:「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由……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1976:293);「劳动力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1976:274)。

约1929至1955年间,摄影师记录了妇女使用洗衣机洗衣的场景。与手洗衣物相比,家用机器改变了生产劳动者日常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方式。图源:John B. Sanromá/Boston Public Library。
并非家庭中发生的一切活动都对劳动力的生产有所贡献;认为它们全部都作出了贡献,又会导致相反的错误。但是,只要家务劳动是生产劳动力这一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劳动力又是劳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那么它就必然生产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再生产性劳动,因为它对社会再生产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此,雇用管家完成家务的工人,与由妻子完成相同家务的工人,其劳动力具有相同的价值。实际上,两名男子的工资都足以支付另一个人完成全部家务的报酬;至于此人是他付工资的管家,还是他供养的妻子,并没有区别(Seccombe,1973:10)。
一旦承认家务劳动对劳动力的价值有所贡献,那么把工作场所中的工作日整齐地分成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和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这种划分就站不住脚了。如果再把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以及国家教育、医疗服务的贡献考虑进来,等式就更加复杂。计算剩余价值率时,就必须考虑生产劳动力的单位——工人阶级家庭——中所有成员所从事的全部必要劳动(既包括工作场所中的,也包括家庭中的),还必须考虑资本家支付的全部款项,不仅是工资,还包括向公立教育、医疗等服务作出的缴费。
「家务劳动工资」(Wages for Housework)运动的发起者玛丽亚罗莎·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1972),以及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1975)、莱奥波尔迪娜·福尔图纳蒂(Leopoldina Fortunati,1981/1995)主张,家务劳动不仅生产价值,也生产剩余价值。真是如此吗?家庭主妇没有领取工资,但她的劳动由丈夫的工资来支付,因此丈夫的雇主间接支付了她的劳动报酬。如果她的劳动获得的支付额等于或高于丈夫在市场上购买同等服务所需支付的金额,她就没有为剩余价值作出贡献。(不过,如果丈夫把雇主为她的劳动支付的款项中的一部分留给自己,那就是丈夫在剥削她。)反过来,如果丈夫的雇主为她的劳动支付的金额低于她所提供服务的价值,就意味着雇主扣留了一部分本来必须作为工资支付的价值,因此她的劳动间接地增加了雇主取得的剩余价值。
所以,尽管家务劳动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当其劳动时间被不适当地延长时,它通过补贴劳动力的生产,确实使资本家能够占有额外的剩余价值。玻利维亚妇女领袖、矿工之妻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曾把家庭中完成的工作与在市场上购买同样服务的成本相比较,对这一点作出精确计算:
有一天,我想到要做一张表。我们拿每打衣服的洗涤价格举例,算出每个月洗了多少打衣物。然后再算厨师、保姆、佣人的工资……把这些全加起来,要为我们在家里做的事情支付工资,所需要的钱……远远超过男人在矿上干一个月挣的钱。(Barrios de Chungara 与 Viezzer,1978:35)
因此,如果一名矿工的妻子去世,而他不得不在市场上购买她生前提供的服务,那么他的工资就根本不够。这说明,他领取的工资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妇女的剩余劳动使矿主能够占有比原本更多的剩余价值。更一般地说,忽略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有助于资本家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其价值以下。然而,只要把劳动力及其价值的生产视为雇佣劳动者自身的活动,我们就不可能看清这一作用。只有把劳动力看成它的生产单位——工人阶级家庭——的集体产品,才有可能计算真正的剩余价值率。
工人出售的是自己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劳动力,就像房屋租金也是针对一段特定租期而言。如果租客用一定数额的钱只能租到某套公寓两周,却可以用同样的钱租另一套公寓三周,那么后者的租金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二。同样,如果一名资本家为八小时工作日支付一定工资,另一名资本家则为十二小时工作日支付同样工资,那么后者的工资实际上只有前者的三分之二。工作时间一旦延长到某个限度之外,即使名义工资不变,劳动力的价格也会降到其价值以下(Marx,1976:343)。除非把家庭中所有成员为生产劳动力付出的全部劳动时间都计算在内,否则这种计算便不可能准确。
劳动力不是一个纯粹生理性的存在。「同其他商品相比,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历史和道德的因素」(Marx,1976:275)。工资必须使工人阶级能够维持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保证劳动力价格不低于其价值,并将其价值确定在可接受的水平,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历史和道德」因素因社会而异,但把最低价值确定在以下水平,似乎是合理的:收入足以满足食物、饮水、衣着、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需要;最低就业年龄符合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十五岁标准;成年人在每个工作日都至少有十一至十二小时用于睡眠和休闲,并享有带薪的每周休息日、年假和节假日。
多名工资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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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两名或更多挣工资的人,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妨考察这样一个家庭:一名男子、一名女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个上学的女孩、一个上学的男孩和一个幼儿。在情形 A 中,男人的工资足以养活妻子和孩子。女人操持家务、照顾幼儿,其他孩子放学回家时,她也在家,即使一边做别的家务,也能陪伴他们。在情形 B 中,工资水平较低,男女双方都必须从事雇佣劳动,家庭才能收支相抵。女人也许会成为居家计件工人;或者她外出工作时把幼儿托付给祖父母。后一种情况下,祖父母的劳动也会对整个家庭的劳动力价值有所贡献。女人既要做家务,又要从事雇佣劳动,因此工作时间变长;如果工资进一步下降,工作时间还会继续延长。阿姆丽塔·恰奇(Amrita Chhachhi,2005:247—249)指出,面对 1994—1995 年至 1999—2000 年间实际工资的下降,德里女工每天用于雇佣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总时间,从十三至十四小时增加到十六至十七小时。她们必须花更多时间四处比较价格、在配给商店排队、清理质量较差的大米。家庭的生活水平或许并未下降,但劳动力的价格已经下降了,因为家庭成员如今必须共同投入更多劳动时间,才能再生产同样的劳动力。

约1940年,美国一名妇女与一名男孩在家中制作人造花。图源:Kheel Center for Labor-Management Documentation and Archives/Cornell University。
在情形 C 中,女孩被迫辍学,在父母外出工作时料理家务并照顾幼儿。这时,家庭为再生产劳动力而共同付出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动力价格因而下降;而且由于女孩失去受教育的机会,家庭的生活水平也下降了。最后,在情形 D 中,男孩也可能辍学外出工作,以补贴家用。这意味着生活水平和劳动力价格再次下降,后者此时已远低于其价值。在每一个阶段,整个资本家阶级都从这一家庭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过程既体现在男人、女人和男孩各自雇主榨取的额外剩余价值上,也体现在两个较年长孩子的教育开支被削减上。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分析资本时,占主导地位的正是情形 D:「除冶金工业以外,青年工人(未满十八岁)、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到处占绝大多数」(1976:577)。即使一家钢铁厂也「雇用了五百名十八岁以下的男孩,其中约三分之一,即一百七十人,不满十三岁」(1976:371)。如果听任资本自行运作,它那「狼一般对剩余价值的贪欲」(1976:353)就会把工资压得如此之低,以致除最年幼的儿童之外,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必须长时间从事雇佣劳动,才能勉强活下去。资本一旦需要裁员,解雇的往往是男人,而不是妇女和儿童。国家代表资本的利益,通过立法强迫不情愿的工人长时间劳动;直到资本家把工时延长到足以「使劳动力本身过早衰竭和死亡」(Marx,1976:376),也就是资本的劳动力供给受到威胁之时,国家才再次介入,限制工时,确保劳动力不至于「只能以萎缩的状态维持和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其价值,因为「每一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正常质量的商品的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Marx,1976:277,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进入二十一世纪,美国和经合组织国家的研究显示,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大多是双收入家庭,已婚妇女的就业率也在上升(OECD,2011:38;Pew Research Center,2015)。母亲外出工作不一定是实际工资下降的结果。许多女性,尤其是在孩子入学之后,宁愿外出工作,也不愿待在家里、依赖伴侣的工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持生活水平需要第二份工资。而新自由主义通过延长工时、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提高退休年龄,使再生产劳动力所需的总劳动时数进一步增加。
在第三世界国家,非正规化和新自由主义甚至侵蚀了工人阶级中原本赢得体面工资的少数群体的生活水平,劳动力再生产的危机尤为严重。童工现象十分普遍;数以亿计的境内和跨国移民被迫与家人分离。迁出的可能是男人,妻子和其他亲属则留在故乡。虽然男人寄回的汇款对劳动力生产有所贡献,但妻子和其他亲人往往不仅要做家务,还要承担农业劳动。迁往国内其他地区或国外工作的女性,常常遭到辱骂、身体暴力与性侵害。这类案件偶尔会见诸报道,但大多数并未得到举报,严重犯罪往往逍遥法外。出国工作的女性移民尤其脆弱:她们也许不会说所在国的语言,不认识可以求助的人;也许没有合法移民身份,或持有只允许为指定雇主工作的签证;雇主还可能扣押她们的护照(Heyzer 等,1992;Young,2000;Ehrenreich 与 Hochschild,2003)。
此外,还有父母双方都外出务工,把孩子留给祖父母或其他照护者的情形。父母迁移对子女的影响并不一致。汇款,尤其是出国工作的父亲寄回的钱,有助于供孩子吃饭和上学。然而,母亲或父母双方外出,也可能对孩子的教育、健康和情感福祉产生不利影响;女孩尤其可能遭受父亲或其他男性亲属的身体或性侵犯,或受到父亲、祖父母的忽视。有些女孩甚至辍学,接手母亲原先承担的家务劳动(Jayasuriya 与 Opeskin,2015:608—616)。
没有成年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可能是为了逃离虐待自己的家庭或暴力冲突,也可能被某种「职业介绍机构」招募,而这种机构实际上可能从事人口贩运。他们最容易陷入近似奴役、极端虐待性的工业劳动、家务劳动或性工作之中(Van de Glind 与 Kou,2013)。
随父母一起外出务工的孩子,遭受虐待的可能性较小,却仍可能承受漫长工时和危险的劳动条件。我们还可以辨认出情形 E:原先留在家中做家务、照顾幼儿的女孩,如今还要额外从事雇佣劳动。这可能酿成骇人的事故。例如,一名十岁的砖窑女工跑去救妹妹,后者踏上了窑炉脆弱的塑料盖板;两个女孩双双坠入炉中,被活活烧死(Banerjee,2016)。这些家庭住在几乎无法遮风挡雨的棚屋或帐篷中,没有自来水、卫生设施、电力或医疗服务,因此面临严重的健康风险。对某些劳动儿童而言,这就是强迫劳动;对另一些儿童而言,她们为家庭生存作出的贡献出于爱;而对许多人来说,两者交织在一起。无论如何,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

1909年,美国佐治亚州蒂夫顿棉纺厂的两名年幼工人。图源:Lewis W. Hine/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Preus Museum。
二十一世纪初的印度,非正规工人的营养不良和健康恶化,使孕产妇死亡率达到每十万名活产婴儿五百四十人。母亲营养不足导致百分之三十的婴儿「出生体重过低」,使其终生面临健康风险。婴儿死亡率为 67‰,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93‰;百分之四十七的五岁以下儿童处于严重或中度营养不良状态,大量儿童因此死于原本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疾病,或留下残疾(UNICEF,2004:表 1、2、5、8;Pelletier 等,1995;Krishnakumar,2004)。换言之,极低的工资、漫长的工时和有害健康的劳动条件,最终生产出的是处于损伤状态的劳动力。
工人阶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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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争论的大多数参与者,都用全职家务劳动对资本的效用,来解释工人阶级家庭中的妇女为什么专职操持家务。达拉·科斯塔与詹姆斯(1972)、费代里奇(1975)和福尔图纳蒂(1981/1995)认为,家务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维罗妮卡·比奇(Veronica Beechey,1977、1978)认为,家庭主妇构成廉价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1978)则认为,资本主义需要父权制才能高效运转。
然而,如果资本需要妇女全职做家务,为什么又会在工业革命时期如此严重地破坏工人阶级家庭?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技术进步已经大幅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全球化和人口迁移又保证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新自由主义却仍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工人阶级家庭?简·汉弗莱斯(Jane Humphries)认为,「家庭之所以能延续,反映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环境中,为以大众所熟悉的方式满足那些不从事劳动的同伴的需要而进行的斗争」(1977:250)。正是工人们通过争取「家庭工资」、废除童工和限制工时的斗争,为家庭——包括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家庭——重新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那么,工人阶级家庭的重建,对妇女来说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对整个工人阶级又如何?答案也许令人不满意,却只能是:「两者皆是。」毫无疑问,「某些家庭成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有组织地争取『家庭工资』」(Humphries,1977:252),确实带来了令人欣慰的生活水平提高。男人可能在这场斗争中居于领导地位,他们的目标之一也可能是消除妇女在就业上的竞争;但有些女工同样乐于摆脱繁重的有酬劳动,拥有更多时间操持家务。一名女矿工就因离职而感到高兴,因为她再也不必在干完一天令人筋疲力尽的雇佣劳动后,回家继续做家务(Pinchbeck,1930:269)。孩子常常愿意帮忙做家务,女孩和男孩都应该得到这样的鼓励,但让儿童退出劳动力市场,无疑是纯粹的好事:这不仅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休息、玩耍和接受教育,也使家庭更趋民主,并增强成年男女工人的议价能力(Hensman,2011:194—201)。汉弗莱斯(1977:254—256)还指出,家庭纽带有时能够促进阶级团结与阶级斗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成果。
然而,男性养家者/家庭工资规范的形成,也是工人阶级妇女的失败,因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失败。由于前资本主义家庭中的父权制,妇女作为廉价劳动力进入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此后,男性主导的工会又把她们排挤出就业岗位,并将她们归类为被扶养者或补充性工资收入者,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她们的从属地位。
对大量由妇女担任户主的家庭而言,女性体面就业机会的严重匮乏,意味着她们除了贫困之外别无选择。此外,即使夫妻双方都有收入,也没有理由认为丈夫的工资承担基本生活开支、妻子的工资只起补充作用。恰恰相反,正如黛安·埃尔森(Diane Elson,1995:183—184)和塞帕莉·科特戈达(Sepali Kottegoda,2004:137—155)指出的,在这样的家庭中,妇女的工资通常全部用于维持家庭生计,而男人的工资则有不定比例花在酒、烟、赌博及其他活动上。
因此,正如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 Barrett)和玛丽·麦金托什(Mary MacIntosh,1980)、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1981:20—21)所论述的,「家庭工资」诉求被提出、争取并最终实现的方式,包含着消极的一面:它压迫妇女,也损害有被扶养者的妇女所照顾之人的利益(Barrett,1980:26—27)。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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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弗格森(Ann Ferguson)和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1981:321—323)解释说,父权制家庭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那时孩子多是一种资产,儿童死亡率很高,妇女还要为每个孩子哺乳一年甚至更久。既然妇女可能要花二十年时间生育和哺乳,那么由她们同时承担其他家务,便显得更有效率。然而,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了这些关系。即使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计划生育项目也降低了出生率;儿童死亡率虽仍然较高,也在逐渐下降。这两种发展相结合,意味着妇女一生不必再花超过两三年时间用于生育和哺乳。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巴雷特(1980:16)所说,「父权制」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意味着一种生产关系,而意味着男性支配。³ 一旦工人阶级通过斗争争取到家庭生活的时间与空间,并用它重新建立男性主导的家庭,资本就会利用这一分化,正如它利用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分化一样,把一部分工人(在此即妇女)指定为廉价劳动力,并破坏工人团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孟买制药厂女工的访谈,揭示了资本与劳动围绕工人阶级家庭构成展开的复杂辩证关系。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制药厂大量招募年轻未婚女性到包装流水线工作。她们积极参与厂内雇员工会,与男工并肩斗争,争取废除婚后不得继续就业的规定,赢得同工同酬、生育福利和工作场所托育服务。管理层以自动化、引入全天候轮班制进行报复,并在女工退休时用男工取代她们。看起来,当女性劳动力比男性廉价时,资本家更愿意雇用女性;一旦女性争取到使其劳动力变得更昂贵的权利,资本家又偏好男性。这是资本主义剥削典型的逐利逻辑。
另一方面,许多女工发现,婚后由于家务负担、丈夫反对,以及工作场所男性的偏见,自己很难积极参与工会活动。这些又是男性支配的典型形式。大多数女工既想保住工作,也想拥有家庭生活,包括免于夜班劳动的保护,同时希望缩短工时并实现平等(Hensman,2011:214—217、233—234)。
把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完全归于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被称为「一元论」理论家。沃格尔在一项系统分析中指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如何在理论上理解这种压迫的跨阶级与跨历史性质?」(2013:7)然而,她认为妇女在劳动力再生产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乃是她们在阶级社会中受到压迫的根源」(2013:150),这一说法只适用于劳动阶级;她主张围绕平等权利的斗争能把不同阶级与部门的女性联合起来,也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2013:174—176)。她始终没有解释,针对妇女的暴力——包括性侵犯和杀害女性——这类跨阶级、跨历史的压迫形式,怎么可能都根植于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另一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下妇女受到的压迫同时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被他们称为「父权制」的性别关系,因此被归入「双重体系」理论家。尽管原则上,这一分析框架也可以扩展到种族、种姓等其他制度化压迫体系。巴蒂娅·温鲍姆(Batya Weinbaum,1978:43、29—30)把马克思未能辨认和分析家务劳动这一生产过程归因于他的「父权制立场」。她认为,工人阶级妇女能够与其他妇女一道,在反对家庭暴力与性侵犯、争取平等权利和生育及性自主权的「女性主义革命」中获益;但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缩短工时以及通过增加富人税负来支持福利的斗争中,她们则会与工人阶级男性站在一起,而与富裕女性处于对立面。
布宜诺斯艾利斯家庭主妇运动凸显了这种阶级分化。她们认为,「家庭主妇不是那种既不在家里也不在外面劳动、只会命令另一个女人干活的富裕女性」。智利工人阶级社区妇女运动(Movement of Women Pobladoras)则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表示不满,因为她们「一边讨论平等,一边给自己雇用的家政工人支付微薄工资」(Fisher,1993:148、197)。
或许,最能概括工人阶级妇女处境的,是最初由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者发展出的不同压迫关系之间的「交叉性」概念。按照这一视角,工人阶级妇女所承受的压迫,既不同于工人阶级男性,也不同于上层或中产阶级妇女。⁴ 劳动力的生产同时包含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两种压迫?
机械化、商品化、国家投入与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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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仔细地考察家庭内部究竟进行了哪些劳动。它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生产出与人相分离的产品,例如做饭或洗衣;另一类的产品则与人不可分割,例如儿童照护。
第一类生产可以通过使用节省劳动的设备实现机械化,也可以由资本主义企业接手,从而减少家庭中的劳动量。(清洁工作是一种特殊情形:这里几乎没有多少运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空间,即便有现代家电,清洁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工作。不过,资本主义企业可以接手这类工作,清洁公司的兴起便是例证。)在发达国家,这些进程或许已经接近其所能达到的极限,甚至可能走得过远:不仅用现成面包代替家庭烘焙面包,用冷冻蔬菜代替新鲜蔬菜,而且用营养价值存疑的快餐代替更有营养的熟食。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不同。在印度,收入较高的雇员家庭普遍拥有冰箱,洗衣机的普及程度稍低;但是,对农村和城市棚户区中数百万没有稳定电力供应的无产阶级家庭而言,这两种设备都不现实。许多妇女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取水,有时还必须收集燃料,在简陋炉灶上做饭。居所通风不良,炉灶产生的烟雾会引发呼吸系统疾病。缺乏卫生设施则导致胃肠道疾病广泛传播,造成大量疾病与死亡,进一步损害劳动力的再生产。
在这一领域,工人阶级应当通过斗争迫使国家向这些家庭提供住房、电力、可饮用的自来水、卫生设施和现代炉灶。这不仅会大幅减少家务劳动耗费的时间与力气,也会减少本可避免的疾病和死亡。
至于通过在市场上购买原先在家庭中制作的产品来减少家务劳动,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大部分工人阶级家庭赤贫交加,根本无力这样做。不过,即使在这些国家,正规部门有工会组织的工人也能买得起这些产品。这表明,通过争取更高工资,完全有可能减少家务劳动。要求提高富人和企业税收,以便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更多资源,同样十分重要;反对军费开支与侵略战争也同样重要,因为它们会挤占这些资源,甚至摧毁承载劳动力的活生生的人。

十九世纪末,印度妇女取水的历史照片。图源:Old Indian Photos/Wikimedia Commons。
要求承认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一项重要诉求。例如,应当让这部分价值体现在 GDP 等统计指标、离婚财产分割和妇女养老金的分配之中,使如此巨大的劳动量得以被看见。如果把家务劳动耗费的时间也算进工作日,就能清楚地看到,特别是女工的工作日长得多么不合比例。缩短雇佣劳动时间,为家务劳动腾出时间,可以同时提高生产率并扩大就业。
第二类家务劳动是照护劳动。它无法通过机械化来取代,因为照护本质上就是劳动密集型的。虽然需要照护的大多数人是儿童(每个人都是从婴儿开始人生的),但也有成年人需要照护。如果要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就必须在育儿以及对病人、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照护方面提供支持。病人需要专业治疗,儿童需要教育,残障人士需要支援。如果由国家提供这些服务,提供服务的工人就有可能获得体面的雇佣条件,而不至于使工人阶级家庭无力负担服务费用。

1942年,在英国伯明翰弗林特格林路托儿所,刚结束军需工厂工作的一位母亲为十六个月大的儿子整理外套。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Photo Division/Imperial War Museums。
俄国和中国革命之后,曾经出现把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激进尝试,受到妇女欢迎。事实上,在中国,妇女主动组织公共食堂、洗衣房、托儿所、清洁服务和维修作坊,把许多原本在家庭中进行的工作社会化,从而减轻家务劳动。然而,在苏联,以集体住宅代替单个家庭住房的尝试并不成功,因为居民又在集体建筑中划分出供各个家庭使用的私人空间。中国采取了更谨慎的办法,仍让各个家庭保有独立住房(Broyelle,1977:46—55)。
俄国革命不久后,莉莉娜·季诺维耶娃(Lilina Zinoviev)提出一种解决育儿问题的办法:由国家负责抚育儿童。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母亲必须把孩子交给我们——交给苏维埃国家。」柯伦泰继而将这一想法表述为:「儿童是国家的事务。」她又补充:「母亲身份所包含的社会义务,首先在于生育一个健康、能够生活的孩子……她的第二项义务,是用自己的乳汁哺育婴儿。」(Broyelle,1977:71)
西蒙娜·德·波伏瓦也曾提出类似意见:让孩子「同父母相处的时间比现在少得多」,让其学习和娱乐「在与他们的关系非个人化而纯粹的成年人指导下」进行,将是「可取的」(1997:539)。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1970)则主张,妇女解放要求把现代技术应用于生育过程,使妇女摆脱怀孕和哺乳。那些与资本主义者一样低估家务劳动所需技能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儿童带来的问题看起来几乎与家务问题相同,因此解决办法也大致相同」(Goldman,1993:11—12)。
然而,把大规模生产技术用于育儿,与用于做饭、洗衣不同,会带来一些弊端。希拉·罗伯瑟姆(Sheila Rowbotham,1974:168)指出,俄国由全托托儿所照顾的幼儿,在发育程度上被发现落后于在家接受照顾的孩子。在俄国和中国尝试昼夜托儿所时,还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妇女自己希望能与孩子有更多接触(Rowbotham,1974:196;Dunayevskaya,2019:73—74)。这些观察表明,尽管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65)等精神病学家因倡导严格性别分工的核心家庭模式而受到批评,但这并不能推翻他们提出的证据:如果儿童无法持续得到爱他们的照护者的关心,其智力、情感和社会性发展就会受到损害。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这里是指一个相对较小的生活单位,并不一定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异性婚姻的基础上——在人类的生产过程中,或许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育儿完全不能社会化。然而,高质量的社会化照护必须配备较高的照护者与儿童人数之比,因此成本昂贵。伊莱·扎雷茨基(Eli Zaretsky,1982)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果没有女性主义者和劳工运动的共同斗争,这种照护就不会得到提供。

1939至1945年间,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保育员Dart女士为六名儿童读故事书,孩子们的母亲正在工作。这是英国战时照护服务的记录。图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Photo Division/Imperial War Museums。
家务劳动性别分工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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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已经开展了几十年,劳工运动也有数百年历史,照顾和养育他人的工作仍然受到低估,被视为「女人的工作」。我们需要解释这种现象。解释的一条线索在于:工人阶级运动内部曾试图通过强化男人支配女人的关系,来消除两性之间的就业竞争。马克思虽然没有主张这种支配,但由于忽略了传统上由妇女承担的、社会必要的照护劳动,他为这种支配提供了一部分理论基础。
另一条线索,是琳达·戈登(Linda Gordon)所说女性主义内部「巨大的思想和文化矛盾心态」:女性主义「既代表自由个人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也构成了对自由个人主义的批判」(1982:45)。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常常与个性的充分发展混为一谈;然而,个人主义对个性充分发展的破坏,并不亚于权威主义和父权制,只不过后两者压制个性的方式更加明显。一个孩子只有在周围其他人的爱与关怀中,才能发展自身个性。完全被剥夺这种关爱的儿童,例如所谓「狼孩」,便无法发展人类应有的潜能;而缺乏足够此类人际互动的儿童,其发展也会受到严重阻碍。然而,毫无保留地付出爱与关心,势必使付出者在竞争性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一个完全由市场驱动的经济体系,就会把这样的付出排除在外。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的矛盾正在于此:如果把它的逻辑贯彻到底,它就会使资产阶级社会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竞争性个人主义的再生产,反而依赖于它的对立面——自我牺牲的女性的再生产。这也导致右翼坚持把家庭视为一个独立领域,认为资本的逻辑应当被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Thorne,1982:19)。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93:164—165)描述了这种区分如何通过社会化得到维持:男孩被培养成遵循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正义伦理,女孩则被培养成遵循以满足他人需要为基础的照护伦理。无论在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家庭中,情况都是如此。女性主义者主张妇女作为个体享有平等权利,是完全正确的;但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中,这种主张有时也以贬低照护和养育为代价。
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把权利与正义伦理同同情与照护伦理视为互补之物,并用这两套道德观念共同培养女孩和男孩(Gilligan,1993)。毕竟,从社会主义原则来看,自由自愿的照护符合马克思的劳动理想:劳动既是自我的表达,又直接满足他人的需要(Marx,1975:277—278)。因此,承认照护的重要性,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使两种人都受到限制:那些日夜不休地照护他人的人,永远没有机会发挥其他技能与能力;那些从不从事照护工作的人,则始终无法培养萨拉·鲁迪克(Sara Ruddick,1982)所指出的这类工作必需的技能与智慧。因此,劳工运动需要认识到照护工作的价值,以及完成这类工作所需要的技能与智慧,并承认所有人都应当培养这些能力。由此产生的实践方向,应当是让男女平等分担养育工作,并争取使这一目标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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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解决资本主义下家务劳动给工人阶级斗争带来的问题?加德纳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1975)认为,工人阶级家庭有助于使工人阶级服从资本。如果家庭由男人支配,这一点确实成立。因此,要使工人阶级家庭成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就必须消除家庭中男女之间、成年人和儿童之间的暴力与专断关系。否则,劳工运动将继续受资本支配。正如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所说:
必须赢得的第一场战斗,是让妇女、男人和儿童都能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家庭成为敌人无法攻破的堡垒。因为,如果敌人就藏在你自己家里,那么,我们共同的敌人便又多了一件可以用来造成危险后果的武器。(Barrios de Chungara 与 Viezzer,1978:36)
妇女争取控制自身生育和性自主权的斗争,要求提供能确保安全怀孕与分娩的医疗保健,也要求能够获得安全有效的避孕措施,以及对非意愿妊娠进行安全医疗终止的服务。这些条件将使妇女只有在自己愿意时才生育,也有助于确保孩子是在爱与期待中出生的。
反对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至关重要。这种分工唯一的生物学基础,是妇女能够怀孕和哺乳,而男人不能。至于性别分工的其他方面,则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具有任何生物学基础,因为所有任务都可以由男女任一方完成;胜任与否取决于个人倾向和习得的技能,而不是性别。

1901年美国摄影作品《新女性:洗衣日》以男女角色对换为题材,安排男性洗衣、女性在一旁休息,是经过设计的讽刺性摆拍照片。它呈现当时围绕性别角色的公众想象。图源:Underwood & Underwood/Library of Congress。
把部分照护劳动社会化,有助于减轻目前主要由家庭中的妇女承担的巨大负担,但这本身并不能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社会化照护设施中的照护者仍以妇女为主,家庭中剩余的养育工作仍由妇女承担,妇女仍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对二十个国家 1965 年至 2003 年间在职男性参与家务与育儿情况的一项研究发现,这段时期他们每周投入的时间平均增加了六小时,但从全球看,妇女从事的照护与家务劳动依然是男性的二至十倍(Levtov 等,2015:17—18)。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实践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挑战劳动的性别分工。实践层面的措施包括:消除就业中的性别分工;如希拉·卢文哈克(Sheila Lewenhak,1977:287)所建议的,为男女提供同工同酬及免于夜班劳动的保护;男女平等分担家务劳动,并设立有助于实现这一点的休假制度;提供集体托育空间,为需要育儿协助的父母开办托儿所和幼儿园;为需要照护的成年人提供保护性住所或居家照护;缩短工作时间;向承担照护责任的男女提供享有按比例福利的正规兼职岗位,并尽可能根据雇员需要实行弹性工时(另见 Molyneux,1979:27)。
这还要求争取把社会总劳动时间中远为可观的一部分用于这些工作,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意味着国家财政投入,也意味着扭转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攻击。国家支持社区食堂,提供便宜、营养丰富而又可口的饭菜,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将有助于缓解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同时减轻家务劳动的负担。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斗争具有优先地位。因为如果不能赢得这种斗争,实践中的斗争也就不可能成功。这意味着要反对自由个人主义对照护与养育的贬低,确认这些工作应当由男女共同承担。哈特曼指出,只要妇女能够认识到「人对养育、分享和成长的需求,以及在一个没有等级制、没有父权制的社会中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1981:33),她们在这场斗争中就拥有优势。然而,这场斗争只有依靠整个工人阶级才能获胜。
劳动力对于资本积累如此重要,因此,把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生产转变为身体与心理健康、反权威、平等、友爱而相互关怀的人的生产,这一斗争是反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无数这样的斗争。研究、记录、分析它们,使其他人能够从其中的成功与失败汲取经验,无论对家务劳动的理论争论,还是对这些斗争本身,都将作出极其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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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译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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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希尼·亨斯曼(Rohini Hensman,1948—),斯里兰卡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独立研究者及社会活动家,长期定居孟买,参与南亚的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与反战活动。她出生于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传统的家庭,父亲查尔斯·理查德·亨斯曼(Charles Richard Jeevaratnam Hensman,1923—2008)是斯里兰卡政治评论家,曾著有《中国:黄色威胁还是红色希望?》(China: Yellow Peril? Red Hope?, 1968),该书亦曾进入中文学界关于西方中国形象的讨论。斯里兰卡的族群冲突、印度的劳工斗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歧,构成了亨斯曼长期从事研究的现实背景。
亨斯曼的理论工作主要集中于劳动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及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她在《重访家务劳动争论:一种印度视角》(2011)中重新考察家务劳动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关系;在代表作《工人、工会与全球资本主义:印度的经验》(2011)中,通过印度独立工会与非正规劳动者的组织实践,讨论工会民主、劳动权利及跨国阶级团结的制度条件。她尤其关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工人组织如何避免自身的官僚化,以及劳动者如何在反抗资本支配的过程中保持组织自治。
近年来,她将这一问题延伸至国际左翼的政治立场。在《不可辩护:民主、反革命与反帝国主义修辞》(2018)中,她批评部分左翼以反对美国霸权为由,为其他国家的威权统治辩护,主张将民主权利、民族自决与国际主义重新置于社会主义政治的中心。这一立场也使她卷入当代左翼关于帝国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及革命民主的持续争论。
亨斯曼在中文世界的接受较为零散,却已有近二十年的学术线索。2009年,高春芽在〈新社会运动的形态特征及其治理效能〉中引用她对社会运动组织化与权力再生产的分析;台湾学者李淑君在研究党外运动女性政治参与的著作中,借鉴了她关于拉丁美洲与南亚女性反威权斗争的比较研究;2021年,大陆人文地理学界又将她有关工会行动的论述引入「尺度政治」的讨论。
2023年,她因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及部分左翼的亲俄立场,进入台湾新闻媒体的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接受主要停留在具体论点的引用与政治立场的介绍,尚未形成对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连续讨论。特别是她关于印度工会民主、社会再生产与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研究,仍有较大的中文译介空间。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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