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劳动与不稳定抵抗的政治 Marcel Paret 2023
「正文约10000字」
作者:马塞尔·帕雷特(Marcel Paret)

文献来源: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Precarious Resistance(《不稳定抵抗的力量与政治》)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全球劳动政治经济研究手册》),Edward Elgar,2023,485–494.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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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稳定劳动不仅意味着临时合同、收入波动与缺乏福利,也意味着劳动者难以凭借罢工和集体谈判向雇主施压。但缺乏传统的劳动权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失去反抗能力。马塞尔·帕雷特从结构性权力、组织性权力、象征性权力、流通权力和公民身份权力入手,对照南非城市贫民与印度非正规劳动者的抗争,探讨劳动者如何在工作场所之外组织起来,以及阶级团结为何始终是一个尚待形成的政治过程。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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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给集体抵抗带来了什么后果?
在一些观察者眼中,不稳定性日益笼罩劳动世界,意味着工人阶级行动能力的灾难;另一些人则指出,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正通过反抗自身的不稳定处境,开辟新的斗争形式。本文考察不稳定抵抗展开的场域,特别关注它所依靠的权力来源及其政治动态。
对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来说,当代劳动世界带来的,是朝不保夕的生计。这种处境成因繁多、错综复杂,难以归结为单一因素:既有经济增长迟缓和技术变迁,也有全球化与企业权力的扩张。无论成因如何,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往往与劳动的「非正规化」相伴而生。概括而言,非正规化是指劳动逐渐脱离国家规制和社会保障。在下文第一节,我将讨论非正规化和经济不安全的不同形式,包括学者所谓「不稳定劳动者」和「过剩人口」日益重要的地位。
第二节转向权力问题。广泛的经济不安全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许多劳动者无法运用20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权力形式,即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因此,处境越来越不稳定的工人阶级不得不寻找其他权力来源。尤其重要的是组织性权力:它来自集体组织和团结,而不是劳动者在经济结构中的某个特定位置。
我认为,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可以通过另外三种权力来发展和增强组织性权力:
(1)以争取社会承认为诉求的象征性权力;
(2)通过阻断流通形成的流通权力;
(3)以正式公民和国家内部成员的身份提出诉求的公民身份权力。
组织性权力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愈发重要,也使团结的政治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涉及谁被纳入、谁被排除,以及集体斗争能够吸纳和动员哪些人。第三节提出「阶级形成」这一分析框架,以理解和考察上述过程。阶级形成的视角强调集体行动的偶然性与开放性:当人们基于劳动和生计的物质条件开始形成共同的归属感时,他们的集体行动可能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组织性权力的兴起,也使种族、性别和地域等非工作、非阶级身份同时变得重要。这些身份已成为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开展集体斗争的关键因素。
第四节考察两个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案例:
(1)南非城市贫民争取公共服务供给的斗争;
(2)印度非正规劳动者争取由国家设立福利委员会的斗争。
在两个案例中,工人阶级中处境不稳定的群体都建立起组织性权力,并以象征性权力和公民身份权力加以增强。它们表明,即使几乎没有经济上的施压筹码,人们仍可能开展意义重大的集体斗争。同时,这两个案例也突显了斗争的偶然性与多样性:不同历史环境中的抗争,会诉诸不同的身份。
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的经济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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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安全」是当代劳动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世界各地,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发展中社会,许多人找不到足以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作。其中有两种典型处境。
(1)数量日益庞大的「不稳定劳动者」。所谓不稳定劳动,可以定义为某种意义上缺乏稳定性、难以预测或带有风险的工作(Kalleberg 2009)。这一群体越来越多地包括各类临时就业者: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按需提供服务的照护劳动者、通过临时用工机构或分包商受雇的大量工人、日工,以及其他许多人。不稳定劳动的典型特征是收入和工作机会起伏不定、报酬低廉,并且无法获得医疗保险、带薪休假和带薪病假等福利。

南非,一名外卖骑手站在贴有「ON STRIKE」字样的配送箱后面。这些标记来自当地骑手抗议平台削减配送费用的行动。图源:Kim Harrisberg/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
(2)第二种典型处境是学者常说的「过剩人口」。从雇主和资本积累的角度看,这些人的劳动已经变得不再必要(Li 2017)。其决定性特征是长期失业。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灰心丧气的求职者」:他们仍然希望工作,却因为看不到就业机会而放弃寻找。
对于这些现象在全球资本主义漫长历史中的位置,学界存在争论。一些人认为,它们是新的现象,或者至少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20年代的四十年间变得更加突出(Standing 2011)。另一些人则持相反意见,有时也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回应:不稳定劳动与失业始终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特征(Neilson and Rossiter 2008)。
这场争论具有重要的空间维度。批评「经济不安全是相对新近现象」这一论点的人指出,它可能是一种以西方或全球北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族群中心主义视角。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劳动者从未经历过20世纪中叶美国和西欧许多工人——当然远非所有工人——曾经享有的稳定与繁荣。事实上,近几十年不稳定劳动在全球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劳动实践与劳动条件从东方/南方向西方/北方的转移(Breman 2013)。
暂且搁置这种处境究竟是否具有历史新颖性的问题,是什么解释了当今经济不安全如此普遍?
2008—2009年金融崩溃和2020年新冠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疑加剧了经济不安全。但在这些事件之前,不稳定劳动者和过剩人口就已相当突出。其根源繁多而复杂,其中之一是经济增长缓慢、生产性投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全球制造业产出和就业的萎缩,而制造业曾经是20世纪工人权力与生活富足的重要基础(Benanav 2020)。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化将资源从制造业等活动转向货币买卖,以及股票、债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交易。这种转变使资源离开生产性经济,减少就业,并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不稳定劳动通过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出现:自上而下的非正规化,以及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化(Theron 2010)。
(1)雇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把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来提高利润,手段包括临时与灵活用工关系、取消工会和雇员福利,以及规避国家监管。这些过程凸显了不稳定劳动者与过剩人口之间的联系:正因为后者存在,前者的不安全处境才得以不断扩大。需要依靠有偿劳动维持生计的人如此众多,而劳动需求又相对不足,雇主因此能够剥削工人,让他们承受苛刻的劳动条件。
(2)面对就业机会匮乏,一些人会开展自主的谋生活动,例如转售食品杂货,或提供洗车、理发等服务。如果说自上而下的非正规化旨在削减劳动成本、扩大利润,那么自下而上的非正规化则是为了求生,并创造经济机会。

印度布巴内斯瓦(Bhubaneswar),一名女性街头商贩在摊位上制作并出售花饰。街头贩卖为缺少稳定雇佣机会的人提供生计,但其经营空间与收入容易受到城市管理制度影响。图源:Azim Premji University。
经济不安全处境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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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不稳定与权力匮乏总是相伴而行。能够掌握更多权力资源,尤其是集体权力资源的人,通常更有可能拥有稳定的生活。20世纪,工作场所的组织化成为工人阶级权力的重要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工人尤其能积累权力,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拒绝提供劳动来中断生产。然而,如今世界上许多工人,恐怕是大多数工人,都无法运用这样的权力。为理解这种局面,我区分了五种权力来源:结构性权力、组织性权力、象征性权力、流通权力与公民身份权力。
(1)结构性权力,是劳动者因其在经济中的位置而拥有的施压能力。贝弗莉·西尔弗(Beverly Silver)在其关于工人运动的经典研究《劳工的力量》(Forces of Labor)中,把这种权力进一步分为两类(2003:13)。工作场所议价权力属于那些「嵌入高度一体化生产过程」的工人,他们因此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显著干扰生产。
例如,处于装配线关键位置的工人,或负责供应链中商品运输的工人,就可能拥有这种权力。与之相对,劳动力市场议价权力属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工人。例如,当工人掌握供不应求的稀缺技能、失业率较低,或者可以依靠工资以外的收入来源时,就会出现这种权力。
这些结构性权力形式并没有消失。沃尔玛、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复杂物流链中的某些劳动者,仍可能通过拒绝劳动来扰乱生产与流通。同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和掌握特殊技能的人,例如程序员和具备数字技术专长的人,仍能从全球经济中获益。然而,对受教育程度有限、工作又不稳定的人来说,结构性权力则无法企及。高失业率、农村自给经济遭到破坏,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后撤,正在世界各地侵蚀工人的劳动力市场议价权力。对没有稳定工作的人而言,工作场所的议价权力更像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因此,不稳定劳动者和过剩人口必须转向其他策略。
(2)组织性权力,来自劳动者通过工会、政党等形式建立的集体组织。结构性权力和组织性权力可以相互增强。例如,制造业工人建立工会、举行罢工,进而组建以工人为基础的「劳工党」时,就是如此。然而在当代,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在缺乏结构性权力的条件下建立组织性权力。关键的是,这往往需要接纳和运用公民身份、社区、性别、种族等非工作身份,从而使阶级身份与非阶级身份相互结合、相互交织。
(3)象征性权力。詹妮弗·春(Jennifer Chun)在《边缘地带的组织工作》(Organizing at the Margins,2009)中,考察了韩国和美国那些通过分包或独立承包从事劳动、几乎不具备结构性权力的劳动者,包括保洁工、居家照护劳动者和高尔夫球童。她指出,尽管处于弱势,这些劳动者仍通过创造并运用「象征性杠杆」——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象征性权力——重建并增强了组织性权力。

2023年5月18日,韩国首尔,参加最低工资抗议的保洁工人身穿雨衣,手持扫帚列队游行。他们要求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实际收入。图源:김창길/《京乡新闻》。
这种权力根植于争取公共承认的诉求,旨在克服两种边缘化:一是模糊的雇佣关系削弱了劳动者获得劳动权利与保护的可能;二是性别、公民身份与经济地位造成了劳动者的社会贬值。春的研究表明,面对这些处境,工人一方面展开「分类斗争」,要求确认自己是某一雇主的工人,另一方面通过公开可见的「公共戏剧」展示并重新争取自身的尊严与价值。这些象征性策略都以道德诉求为中心。
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还可以通过另外两种权力来增强组织性权力:流通权力和公民身份权力。
(4)流通权力,意味着扰乱公共空间,尤其是阻断商品和资本的流通(Webster et al. 2008:13)。抗议者除了像春所描述的「公共戏剧」那样,利用公共空间提出道德诉求,也可能封堵交通、关闭港口或其他流通枢纽,或者干扰网络通信。尽管在流通战略节点就业的劳动者更容易形成这种干扰能力,但这绝非必要条件。无论受雇于何处、处于何种就业状态,任何人都可以集体组织起来封堵道路。当然,一个重大问题在于,这类行动能否获得公众支持。缺少公众支持的公共空间或商业活动中断,往往效果有限,还可能招致国家镇压。

2017年5月10日,南非约翰内斯堡附近的芬敦(Finetown),居民在要求改善住房和公共服务的抗议中封堵道路。石块与木头散落在路面上,抗议人群聚集在道路另一端。图源:Ihsaan Haffejee/GroundUp。
约书亚·克洛弗(Joshua Clover)在《暴动·罢工·暴动》(Riot. Strike. Riot.,2016)中提出,流通权力——至少是争取流通权力的努力——界定了当代。原因在于,资本越来越多地将资源从生产活动转移到流通领域,金融业地位的上升尤其体现了这一点。在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他所谓的「流通斗争」愈发突出,包括暴动、封锁、占领和公社。罢工围绕工人、劳动力价格与生产过程展开,而暴动则围绕更广义的被剥夺者展开,其中包括不稳定劳动者和过剩人口。暴动的重点不是工作场所和劳动成本,而是消费、流通和市场商品的价格。
因此,流通权力构成一场更广泛转变的基础:无论资本还是被剥夺者,都越来越多地在流通而非生产过程中寻找自身再生产的条件。
(5)流通权力的重要性,以及争取这种权力时涉及的道德与公众支持问题,引出了最后一种权力,我称之为公民身份权力。
随着结构性权力衰退,工人阶级越来越多地转向国家提出诉求,以求获得有保障的生活。一方面,许多工人与雇主联系松散,例如从事临时工作或分包工作;他们在工作场所几乎没有权力,甚至根本没有雇主。这使得在工作场所提出诉求尤其困难,乃至完全不可能。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获得了照顾其领土内居民、特别是拥有公民身份者的公共授权。这使公民得以要求国家提供安全与保护。在形式上实行民主的社会中,公民还可以凭借选民身份行使进一步的权力:向政治人物施压,以选票支持交换某些福利供给或制度安排。
公民向国家提出的诉求也具有道德或象征性的一面。但与春所研究的美国和韩国劳动者不同,此类诉求并不建立在劳动者遭受社会贬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作为享有优先地位的国家内部成员所拥有的正式身份之上。下文将表明,某些非正规劳动者已经相当有效地运用了公民身份权力。
随着组织性权力变得越来越重要,团结的问题也愈发迫切。集体斗争会把谁纳入其中,又会把谁排除在外?答案取决于抵抗的政治取向,包括推动抵抗的动机、行动者运用的身份,以及他们选择的斗争目标。
团结的政治与阶级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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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的两部广为流传的著作——《不稳定无产者》(The Precariat,2011)与《不稳定无产者宪章》(A Precariat Charter,2014)——使经济不安全日益加剧的趋势受到广泛关注。他特别关注不稳定劳动者,并将他们称为「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
在斯坦丁看来,这一群体是全球范围内「正在形成的阶级」,它的出现意味着劳动标准的衰退。尽管许多论述都认同他关于经济不安全加剧的判断,批评者还是指出了他的分析存在的两个问题(Paret 2016)。
(1)他的著作倾向于聚焦全球北方的发达经济体,因而忽视了发展中世界和后殖民世界不稳定劳动更为漫长的历史,以及这种劳动更为普遍的现实。他对在这些地区占据重要位置的过剩人口也鲜有关注。
(2)斯坦丁试图把不稳定无产者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区分开来。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样做低估了工人阶级处境固有的不稳定性,以及连接工人阶级不同层次的共同之处。
第二项批评尤其关乎团结与组织性权力的问题。

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不稳定无产者宪章:从居留者到公民》(A Precariat Charter: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2014)英文版封面。该书讨论不稳定劳动者的阶级处境与政治诉求,主张通过扩大社会权利、保障基本收入和强化公民身份,改善其经济与社会地位。图源:Bloomsbury Academic。
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分析,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当代阶级结构观念上:他将工人阶级拆分为四种类型:
(1)薪俸阶层(salariat),拥有长期固定的工作、丰厚的福利,并能够分享企业利润,例如通过养老金计划;
(2)专业技能工作者(proficians),专业技能工作者与特定雇主的联系较弱,但尤其由于具备专业技术,也能获得很高的收入;
(3)无产阶级(proletariat)——斯坦丁有时称之为「旧工人阶级」——则包括拥有稳定工作、往往加入工会、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劳动者。斯坦丁认为,随着缺乏稳定就业的不稳定无产者队伍不断壮大,这种经典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正在缩小。
(4)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
在斯坦丁看来,社会的未来取决于不稳定无产者能否发展成推动社会变革的集体力量。他看到了这一群体超越无产阶级陈旧愿景的可能性:后者把福利和保障与稳定就业联系在一起,而不稳定无产者则展望一种个人能够更自主地支配自身时间和生产能力的社会。
不过,他也认为,不稳定无产者本身四分五裂,主要由三类人组成:
(1)来自传统工人阶级社区、如今正经历社会地位下滑的人;
(2)处于不完全公民身份地位的「居留者」(denizens),如移民、少数族裔和有犯罪前科者;
(3)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其经济机会与自身期待不相称,因而感到地位受挫。
斯坦丁对前两类人的行动能力持悲观态度,把创造新世界的最大希望寄托在第三类人,即受过教育但处境不稳定的青年身上。
这一分析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有助于揭示当代全球经济如何在身份和经验两个层面分裂工人阶级。不过,它也过于受决定论支配:与其说它打开了团结的可能性,不如说它提前封闭了这种可能性。对于处于种种极不相同的就业形态——有的较为稳定,有的更不稳定——之中的群体,与其预先断定他们的政治取向,不如把这些取向视为流动而充满偶然性的。在这种也许更为乐观的研究路径中,我们既可以考察阻碍特定团结关系形成的张力和限制,也可以研究某些群体尝试克服这些障碍的方式。
「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这一概念,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阶级形成是指人们基于劳动和生计的物质条件形成共同归属感,并投身集体行动的过程。
艾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在一篇已成经典的论文(1986)中指出,阶级在四个不同层次上发生作用:
(1)社会结构,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方式和就业模式等;
(2)生活方式,包括工作内外的实际生活经验;
(3)倾向与观念,指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4)集体行动,即个人组织起来并开展抵抗的方式。
人们在上述每一个层次上都可能彼此分离,也可能相互结合。对卡茨内尔森而言,阶级形成意味着这些层次之间的「联系过程」,亦即某一层次上的团结或分裂如何塑造其他层次上的团结或分裂。
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观念倾向与集体行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它们彼此联系,却又各自独立;它们相互借力、相互影响,却也遵循各自的模式和动态。
例如,两名生活在贫困中的失业者,可能居住在不同社区,拥有不同文化观念,投票支持不同政党,对社会运动也有不同反应。一个人可能参加抗议、封堵道路,另一个人则待在家里。不过,他们也可能决定携手参与改善贫困人口与失业者处境的运动。
即便不同层次之间存在联系,结果仍是不确定的。因此,也许最有用的做法,是把前三个层次——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和观念倾向——视为第四个层次的限制条件:正是在这些条件之内,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才可能出现。
阶级形成视角的一个长处,是在不丢掉就业、收入、资产等物质条件的重要性的同时,为考察非阶级身份留下空间。种族、性别和地域等因素,可以介入阶级分化并与之相互结合,塑造阶级形成过程。在经济不安全的背景下,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许多人同工作场所和雇主的联系十分薄弱。在斯坦丁等学者看来,这种同工作的脱离,会阻碍行动能力和集体行动的形成。然而,前文关于权力的讨论表明,如果群体能够围绕超越工作与阶级的身份动员起来,就有可能化弱势为优势。这种替代性策略,正是象征性权力和公民身份权力的核心。
在一个以经济不安全和结构性权力衰落为特征的全球经济中,阶级形成过程尤为关键。它决定了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组织性权力,以及能否用流通权力、象征性权力或公民身份权力进一步增强组织性权力。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政治问题,而集体行动者会在斗争过程中自己给出答案。答案取决于他们选择的身份和策略。正如阶级形成的视角所强调的那样,集体行动是否出现,以及采取何种形式,都有着高度的偶然性。
南非与印度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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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权力与团结的这些动态,我转向全球南方的两个集体行动案例。在这些地方,经济不安全的影响尤其深重,但民众抵抗也蓬勃发展。一个案例是南非的城市贫民,另一个是印度的非正规劳动者。在两种情况下,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都建立了组织性权力,向有关方面提出保障生计的诉求。下面将分别简述这两个案例,再作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南非经历了从种族隔离制度向民主政治的剧烈转型。黑人多数获得了政治权利,但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转变。若将放弃求职的失业者计算在内,全国失业率徘徊在30%至40%之间,而约三分之一的就业者从事临时工作。

2018年10月5日,南非德班,棚户居民运动Abahlali baseMjondolo的成员举行游行,要求政府提供厕所、电力和供水。图源:Thuli Dlamini/TimesLIVE。
极端不平等与种族化的不平等持续存在,贫困黑人越来越集中在城市贫困镇区和非正规棚户聚居区。这里的生活条件十分严酷,优质住房、用水和电力经常难以获得,与民主转型带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反差,其中包括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曾经许下的「让所有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承诺。在这种背景下,广泛的地方性抗议自21世纪头十年中期开始兴起,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速,并一直延续至今(Alexander 2010)。
我在其他研究中将南非广泛的地方性抗议描述为一种新的抵抗策略,称之为「社区罢工」(community strike)(Paret 2020)。这里的「社区」既是斗争的场所,也是集体行动的主体。居民不是以工作场所为中心,而是从居住区发起抗议。他们的诉求经常围绕居民和媒体所说的「公共服务供给」展开,即要求国家提供住房、用水和电力等资源。

印度,一名妇女在简陋的工作环境中手工卷制比迪烟(bidi),身旁摆放着烟叶、烟草和已经卷好的成品。世界卫生组织于2022年刊载了这张照片,讨论手工卷烟劳动带来的职业健康风险。图源:Ms Payden/WHO India。
社区也是集体行动的主体,因为居民以地域共同体的名义展开斗争,而这样的共同体涵盖了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所有居民。这种做法让黑人居民能够以公民身份强调国家对他们的忽视:他们本来期待民主带来更好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缺乏经济保障的居民得以建立象征性权力。地方抗议也高度依赖流通权力,往往伴随着焚烧轮胎、封堵道路,有时还会破坏财产(Paret 2015)。
转向印度的案例,丽娜·阿加瓦拉(Rina Agarwala)2013年的著作《印度的非正规劳动、正规政治与有尊严的不满》(Informal Labor, Formal Politics, and Dignified Discontent in India)记述了非正规劳动者的阶级处境与斗争。这些劳动者占印度劳动力的93%。她重点分析了建筑业和比迪烟(bidi,一种手卷香烟)制造业的两类临时工。他们没有正式合同,极易遭受剥削,就业也极不稳定。这些工人没有把争取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正式劳动保护和福利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寻求直接从国家获得社会福利。
事实上,他们并不力图终结工作场所中的剥削,而是将自己表述为国家市场导向的灵活生产议程的重要贡献者。此外,非正规劳动者主要在居住社区而非工作场所组织起来。
阿加瓦拉特别指出的一项关键创新,是设立面向特定行业的福利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由邦级政府实施,是由工人、雇主和国家共同出资的三方机构。工人缴费成为成员,继而领取身份卡,证明自己属于非正规劳动者。成为福利委员会成员后,非正规劳动者便有资格享受国家提供的教育奖学金、医疗照护,以及住房、丧葬和婚礼补贴等福利。非正规劳动者组织向国家施压,要求建立并运行这些委员会。

2023年9月13日,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金奈,建筑工人举行游行,要求邦政府落实建筑工人福利委员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包括提高养老金和改善社会保障。图源:Theekkathir/NewsClick。
关键的是,在泰米尔纳德邦和喀拉拉邦等亲贫困群体的政治竞争较为激烈的地区,他们最为成功。为了利用这种政治竞争,非正规劳动者展示了自己的公民身份权力,将自身塑造为一座可能通过物质让步而被政治人物争取的「大票仓」。
两个案例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似性。在两种情况下,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都把国家作为诉求对象,要求其满足自身基本的再生产需求:南非是公共服务供给,印度是福利委员会。两者都在居住区而非工作场所组织起来。通过这种方式,城市贫民(南非)和非正规劳动者(印度)以建立组织性权力来弥补结构性权力的缺失。关键在于,两个案例中的集体抵抗都用公民身份权力增强了组织性权力。在南非,居民认为民主国家有义务保障其作为公民的基本生活;在印度,非正规劳动者则利用自己的选民身份,说服政治人物落实福利制度。
两个案例也存在重要差异,根源在于行动群体本身的特点,以及他们界定自身斗争的方式不同。他们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象征性权力。
在南非,许多抗议者是失业者,同一个居住区的居民并不具有共同的就业身份。印度非正规劳动者高度强调自己作为灵活用工劳动者的身份和贡献,而南非城市贫民则通过强调「社区」的重要性,为斗争赋予道德正当性。种族问题潜藏在这场斗争的表面之下。地域性的社区观念帮助居民指出一种矛盾:国家一方面声称正在纠正种族隔离统治留下的种族压迫遗产,另一方面,高度种族化的不平等与集中的贫困却持续存在。
相较之下,性别因素在印度非正规劳动者的斗争中更为突出。妇女在非正规劳动者组织——例如自雇妇女协会(SEWA)——中担任重要领导角色;她们努力争取国家对再生产劳动的承认,也帮助她们挑战家庭与公共领域中的父权制观念。

印度自雇妇女协会(SEWA)官网保存的一张历史集体照片,记录了协会妇女成员的组织生活。SEWA自1972年成立以来,将缺少固定雇主的非正规就业女性组织为工会成员。图源:Self-Employed Women’s Association(SEWA)。
尽管两个运动都重视争取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安排,它们产生的后果却不相同。印度非正规劳动者在将运动成果制度化方面更为成功,具体体现为国家设立的福利委员会。不过,这些努力的成功也不应被夸大:通过福利委员会提供的福利依然有限。例如,一份报告指出,截至2020年,超过5000万名建筑工人中,只有一半处于有效登记状态,只有三分之一获得过现金福利(Upadhyaya 2020)。此外,新劳动法对社会保障措施的重组,还可能威胁福利委员会的运作(Barnes 2018)。这些变化凸显了工人阶级中最不稳定群体的集体组织和生计状况所具有的政治性与不确定性。尽管如此,印度的福利委员会仍代表着挑战经济不安全的一条可能道路。
南非的抵抗则更加碎片化。抗议高度地方化,不同居住区之间往往缺少协调。因此,国家采取了零散的回应方式,主要是对特定居住区作出例外安排。南非抵抗运动的弱点,至少部分可能来自参与者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格外微弱的联系。与印度的非正规劳动者不同,南非失业者无法强调自己在劳动方面的贡献。从象征性权力的角度看,这种较为薄弱的立足点,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南非的抗议更加依赖流通权力:他们持续设置路障,阻断交通。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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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中,不稳定劳动者和过剩人口等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地位正日益突出。这些群体通常缺乏结构性权力,难以通过罢工向雇主提出诉求。相反,他们正在利用组织性权力、流通权力、象征性权力和公民身份权力等替代性资源,并高度重视非阶级与非工作身份。
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和工作已不再重要。南非与印度的案例表明,经济条件——有时甚至包括劳动者身份——仍然至关重要。但经济上缺乏保障的群体也通过凸显阶级与工作/失业同社区、种族、性别和公民身份等其他身份之间的联系,来建立自身的权力。通过这些方式,不稳定劳动者与过剩人口正在组织集体斗争,并且经常向国家提出要求。
南非与印度的斗争,指向一条通往更平等、更公正世界的可能道路:这条道路从再生产问题出发。它并不首先通过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来改善生活,而是优先建立超越雇佣劳动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福利成为公共责任,而非私人负担。公共福利可以包括基本收入、教育、医疗、食品、住房,以及供水和供电等公共服务。如果这里考察的案例具有某种预示意义,那么由国家提供这些物品和服务,很可能成为21世纪集体斗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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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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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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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塞尔·帕雷特(Marcel Paret),美国犹他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社会变迁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经济不安全、阶级形成、种族与公民身份、社会运动及南非政治社会变迁。著有《破碎的战斗性:种族纳入之后南非的不稳定抵抗》(Fractured Militancy: Precarious Resistance in South Africa After Racial Inclusion,2022)。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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