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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后备军与「劳动阶级」 Henry Bernstein 2023

「全文约11000字」

作者: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

文献来源:Henry Bernstein, 「Reserve Army, ‘Surplus’ Population, ‘Classes of Labour’」(《产业后备军、「剩余」人口与「劳动阶级」》) in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Work (《全球劳动政治经济学研究手册》),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23,53–63.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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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资本主义的争论,有相当一部分都牵涉它所产生的「过剩资本」(surplus capital)与「剩余人口」(surplus population),有时还涉及二者如何关联。理解这些争论的一个关键,在于区分两种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基本运动的方式:一种着眼于这些运动对资本主义发挥什么功能,另一种则着眼于它们如何作为资本主义种种矛盾的后果而产生。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有关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争论,以及亚伊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倡导「作为历史的理论」(theory as history)的论证,都体现了这一分歧(Banaji,2010)。本文主张采用后一种解释,即从「后果」出发,并借助马克思关于「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的论述及后人对这一思想的运用加以说明。这就需要认真对待人口学问题。我还将提出「劳动阶级」(classes of labour)概念,以替代列宁所谓「刻板化」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理解。

马克思与「劳动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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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下的劳动状况,可以看到两组不同的判断。一组认为,「全球工人阶级正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形式大规模扩张」(Munck,2013,754),而且「一个基本事实是,长期就业正在增长」(同上,753)。「全球劳动力在数量上大幅跃升,其构成在质上的最突出特征,或许就是劳动力集中于全球南方」,尤其集中于「非正规」就业领域(同上,755)。罗纳尔多·蒙克(Ronaldo Munck)认为,这种现象体现了「劳动从形式隶属(formal subsumption)向实际隶属(real subsumption)的转变」(同上,754),因而属于上述「经典马克思主义形式」。

另一组判断却认为:

被排斥在外的无产阶级,其人数或许今天已有15亿人、到2030年将达到25亿人,是地球上增长最快、也最为新兴的社会阶级。总的来说,城市非正规工人阶级并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劳动后备军:经济繁荣时,他们是一批候补的破坏罢工者;经济衰退时,他们被排挤出去;下一轮扩张到来时,又重新被吸纳。恰恰相反,这是一大片在结构上和生物学意义上对全球资本积累和公司体系都属多余的人口。(Davis,2004,11)

两组判断的分歧不仅表现在经验性判断上,也表现在它们提出的理论认识上:一方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形式」,另一方却认为当代非正规劳动者「并不是19世纪意义上的劳动后备军」。这促使我们重新阅读马克思,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这一章可以说概括了第一卷的许多论点,特别是其中讨论「相对过剩人口(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或产业后备军(industrial reserve army)的累进生产」「相对过剩人口的不同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例证」的部分。后者取材主要来自英国。

马克思写道:

正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不断生产出……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也就是超过资本增殖(valorization)的平均需要、因而对资本来说成为多余的过剩人口……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从事生产的人口增长得更快,这一事实……表现为相反的形式:工人人口的增长总是快于资本对自身增殖的需要。(Marx,1976,782,798)

反过来,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构成了劳动供求规律在决定工资水平时发挥作用的「背景」(Marx,1976,792)。

马克思勾勒了相对过剩人口的几种不同形式,分别称为「流动的」(floating)、「潜在的」(latent)和「停滞的」(stagnant)。例如,他指出,「停滞的」过剩人口虽然属于现役劳动军,却「就业极不规则」。这部分人为资本提供了「取之不尽、随时可用的劳动力蓄水池」,其劳动时间最长,工资最低,尤其集中在「资本主义剥削的特殊部门」,如「家庭工业」(Marx,1976,796)。

在「赤贫现象」的名目下,马克思还列举了:

那些意志消沉、衣衫褴褛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主要包括由于分工造成的适应能力缺失而落到这种境地的人;超过工人平均寿命的人;以及工业的牺牲者。随着危险机器、矿山和化工厂等的发展,他们的人数也在增加,其中有残疾者、体弱多病者、寡妇等等。赤贫现象是现役劳动军的医院,也是产业后备军的沉重负担。(Marx,1976,797)

超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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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考察劳动再生产的条件及其危机,以及这些条件和危机同资本积累周期和积累策略之间的联系。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21世纪,他的观察依然有着鲜明的现实回响。当然,今天有些问题是马克思未曾考虑、至少未作系统考察的。在理论层面,最突出的包括劳动在资本主义中的地位,——迈克尔·莱博维奇(Michael Lebowitz)对此作过有力论述(2003)——以及劳动再生产乃至一般社会再生产所具有的性别性质。

在经验层面,马克思同样没有讨论今天的许多问题,这并不令人意外:他在19世纪英国持续三四十年间观察和分析的世界,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之间隔着一段翻天覆地的历史。自马克思所处时代以来的世界经济经历了形成、周期性变化与形态变迁,纠缠其中的是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及其遗产。20世纪50—6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长期繁荣」或所谓「黄金时代」,非洲、亚洲新近独立国家以及拉丁美洲相应国家兴起发展主义。随后,积累危机终结了黄金时代,并从20世纪70年代起催生了当代全球化,也助长了新自由主义方案谋求霸权的雄心。

尽管如此,当今「劳动阶级」的再生产条件及其危机,仍能让人清楚听见马克思论述的回声。事实上,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几乎所有剥削与积累的社会形式和实践,今天都还能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找到。「家庭工业」的技术与技术性劳动分工相对简单,对劳动者的压迫又往往十分残酷,因而可能显得「古老」。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形式已经被纳入当代大资本最前沿的组织方式之中,包括全球商品链和各种外包安排。

与此同时,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供求规律」告诉我们:「劳动生产率越高,工人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也就越没有保障」(Marx,1976,799)。「机器生产出过剩的工人人口」(同上,531—532页)。由此可以追问:「剩余人口」不断涌现的动力,究竟是资本积累规律造成的后果,还是它的一项功能?

……如果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的必然产物……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条件……后果又反过来成为原因。整个过程始终再生产着自身的条件,它经历的种种变化呈现出周期性……相对过剩工人人口的不断再生产,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Marx,1976,784,786,78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这些论述,尤其是「后果又反过来成为原因」这句话,是否指向一种关于「剩余人口」的「功能性」理解,并留下了问题重重的理论遗产?马克思没有试图普遍规定「剩余人口」或劳动后备军会在多大程度上出现,其数量与规模如何,也没有规定其出现的时间、方式和原因。这无疑是明智的。同时,他也提醒读者:「这个规律同其他一切规律一样,在实现过程中会受到许多情况的影响」(Marx,1976,798)。正是这些「许多情况」,也就是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了他在第二十五章所举种种例证的内容。

「剩余人口」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积累动力的后果,而且是系统性的后果,也可以被理解为这些动力的一项功能。在这两种理解之间,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称一大片人口「在结构上和生物学意义上对全球积累都属多余」,显然着眼于「后果」。我认为,尤其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具体历史条件时,采用「后果」的解释更为妥当。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边缘地区,我从未见过哪种论证将这些地方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置于论述中心。人们固然会认为边缘地区的「剩余人口」还对世界资本主义具有其他好处或「功能」,通常将其表述为劳动力「便宜」,表现为其再生产条件或工资水平上的低成本,或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否发生了「劳动从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Munck,2013,754),情况也一样。这样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条件,却并非充分条件。这一判断也不同于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的看法;后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后备军的论述更侧重劳动需求而非劳动供给(Cleaver,2019,455)。这种看法或许透露出一种绕开「人口问题」的意愿?

再来看看「劳动供求规律」的「供给」一侧:

资本主义生产决不能满足于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用劳动力数量。为了不受限制地活动,它需要一支不受这些自然限度约束的产业后备军。(Cleaver,2019,788)

马克思在这里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必须创造自己的后备军,因为人口增长受到「自然限度」的约束,单凭人口增长未必足以提供资本所需的劳动力。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马尔萨斯主义的立场。为了说明产业工人供给所依赖的具体历史条件,马克思列举了生产者被剥夺生产资料的实例,尤其是农业劳动者的遭遇,也观察了工人的性别与年龄构成。但他并未从理论上解释过剩人口的人口学来源。事实上,除了同马尔萨斯等人的论战,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套「人口理论」,也没有提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特殊人口规律」。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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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有一个核心难点:劳动力虽然居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中心,却并不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正如沃利·塞科姆(Wally Seccombe)所说:「劳动力在工作场所被消费,却在家庭中、资本之外被生产出来」(Seccombe,1993,9)。

从属阶级组织家庭的策略,是对自身生存需要的回应。决不能把生产者调节家庭抚养比的做法,当成是在努力再生产现存生产方式,或是在设法满足主人的要求。(Seccombe,1993,3)

沿着塞科姆指明的方向,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他本人就对欧洲西北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期间的人口变迁(1992),以及18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变化(1993),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深入研究。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对社会再生产中具有性别性质的领域、关系和运动机制所作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 Bhattacharya,2017)。其中一些研究认为,家庭内部的再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不过,这些成果仍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我们面对的依旧是马克思留下的「自然」人口增长及其界限问题。

出现这一缺口,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对马尔萨斯主义传统的反感。马尔萨斯主义至今仍为极端反动的目的服务。另一个较少受到讨论的原因,则是一个可能内在于人口学的认识难题:能否从人口变化的总体模式——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也就是阶级模式——推断个人围绕生育实践作出「选择」或「决定」的原因,以及某些生育安排被强加给个人的原因?塞科姆自己的研究也未必完全避开了这一困难。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框架,将人口增长的具体模式,同资本积累的运动以及资本积累所创造(或未能创造)的就业类型和就业规模联系起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远为艰难。亚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在2019年作出了一次颇有分量的尝试。他研究了汇总的统计数据,其中不少来自人口学研究,借此解释「1950—2000年全球非正规劳动力的增长」。他提出了两种「人口性剥夺」(demographic dispossession):农民所遭受的剥夺,以及城市工人子女所遭受的剥夺。

第一种剥夺通过人们在取得足够土地以维持自身再生产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小农内部的阶级分化而发生。这里还应加上「土地攫取」之类的过程。许多个案研究都提供了相关证据。至于第二种剥夺,贝纳纳夫写道:

当父母不再供养子女时,他们曾经遭受的剥夺,就会在儿女身上重演……在人口增长时期,这一过程扩大了城市劳动供给,使被剥夺人口的规模急剧上升……它是1950年以后推动无产阶级化的最大单一因素,却经常遭到误解……关键在于,同人口迁移率不同……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造成人口性剥夺……尽管人口增长的速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有所放缓,它仍不断推动劳动供给大幅增加。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这些趋势又与全球经济放缓相互作用,致使城市劳动出现急剧的非正规化。(Benanav,2019,686,687,688,689)

简言之,「人口过程相对于经济过程具有自主性」。引发人口性剥夺的,是「一种特定的人口增长模式」(同上,694页)。这种模式可以通过它与全球北方经验所形成的「人口转变」模型之间的差异来解释。后者一直处于宏观人口研究的中心(另见 Seccombe,1993)。与全球北方相比,全球南方的「人口增长率更高,人口增长也更集中于城市」(Benanav,2019,699)。原因是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没有死亡率下降得那么快,而死亡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卫生转型的一个非预期后果」(同上,700页)。此外,贝纳纳夫论述「全球经济放缓」对就业造成的影响,也使我们得以窥见马克思所说的「周期性」:在资本积累与就业扩张或收缩的不同阶段,产业后备军会呈现不同的运动方式。

贝纳纳夫的研究植根于唯物主义关怀。他的语气虽然冷静克制,却没有忽略全球资本主义制造的种种残酷不平等。我之所以强调他所谓「人口过程相对于经济过程的自主性」和「非预期后果」,正是为了支持这样的立场: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中考察,「剩余人口」首先都应被研究为资本主义发展诸多矛盾性后果之一,而不应由于一般资本或世界资本主义具有某种利益,便将它解释成一种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功能」,更不应将它归因于后者的任何自觉意图。若要从人口学分析走向政治经济学分析,追问人口变化的「后果是否成为原因」、如何成为原因、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原因,就必须开展更多理论与经验研究。迄今,「剩余人口」的功能主义解释远未达到这种要求。

接下来,我将讨论与本文问题密切相关的其他几个概念:应当怎样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生产方式」;如何理解「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化」等概念;小商品生产(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在劳动再生产中占据什么位置;以及为什么需要「劳动阶级」这一概念。

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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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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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个问题,巴纳吉提供了一种不同的马克思运用方式。他主张充分把握历史的复杂性,以「作为历史的理论」的方式开展研究。巴纳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化约为雇佣劳动的某种刻板意义上的「自由」,也不能从直接生产过程的某种特定形式、某一种剥削方式或企业类型中直接读出来。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是生产方式作为整体的运动规律。「即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直接生产过程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织结构」(Banaji,2010,4)。

生产关系根本不能化约为剥削形式。原因在于,生产方式所包含的关系范围远远超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而且劳动力如何被使用,劳动过程如何被组织和控制,同历史上的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关联」方式。(Banaji,2010,41)

这种看法使人从固定模式中解脱出来。它为我们在更为宽阔的资本主义理解中审视各种生产形式、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提供了新方式。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并发展,我们应当如何对这一过程划分时期?这类棘手问题迄今大体上仍悬而未决。因此,巴纳吉的研究再出色、再富于启发性,且经常特立独行,也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条件接受他的全部判断。他的方法同任何方法一样,都必须接受具体调查与分析的检验。巴纳吉本人也确实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世界资本主义兴起前后的不同历史环境。不过,「作为历史的理论」毕竟提供了一个迥异于刻板资本主义图景的出发点。这一出发点不同于那种刻板化的看法:预设资本主义在构成自身的各个社会与空间场所中,在各种运动过程中,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无产阶级化与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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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化包含两个关键环节。第一个环节是生产资料被剥夺(dispossession),也就是再生产手段的丧失。由此出现了马克思带着讽刺意味所说的「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一个在「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下,不得不为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劳动的阶级(Marx,1976,899)。第二个环节,则是这些人进入雇佣劳动,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

如果第一个环节已经发生,第二个环节却没有实现,会出现什么情况?巴苏(Deepankar Basu)和达斯(Debarshi Das)用「有剥夺而无无产阶级化」一语作了准确概括(Basu and Das,2009,158)。显然,「剩余人口」和劳动后备军概念,指向的正是这两个环节之间变化不定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间隔。第一个环节制造出了一批被剥夺者,第二个环节却未能将他们全部吸纳进去。这种「超出」部分,正是有关「剩余人口」规模及其基本特征的分歧所在:他们究竟是「无产阶级」,还是「半无产阶级」,抑或根本不能如此归类?即便停留在这个一般层次,我们也仍需作出进一步规定。例如,这可以放到有关「非正规性」和「永久性半无产阶级化」(permanent semi-proletarianization)的争论中来考察(Moyo et al.,2012):

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肯定,资本主义始终力图创造这样的条件:让市场之外的无偿劳动永久延续下去,并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转嫁给劳动者本人……小生产者被逐出农村,却没有被工业或服务业充分吸纳,也没有永久在城市定居。这些被驱逐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根本性功能。他们不只是劳动后备军……还通过自己的无偿劳动「补贴」资本的再生产。半无产阶级的自我剥削是超额剥削(super-exploitation)的一个关键方面,它本身也是对资本的一种经济外贡献,因为市场并不核算这种贡献。(Moyo et al.,2012,187)

这类论断缺乏系统的人口统计核算,也缺乏与之相应的理论命题,尤其是在「劳动供求规律」的「供给」一侧。此外,贝纳纳夫(2019)也反驳了一个广为流传的判断——或者说假设?——即当代城市「剩余人口」主要来自农村。另一个具有关键分析意义的问题,是上面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谓「半无产阶级」的「自我剥削」或「超额剥削」,因为具有「非市场」性质,所以构成了「对资本的经济外贡献」。

在莫约(Sam Moyo)等人(2012)看来,全球南方的「不发达」并不要求它处在资本主义「外部」——即卢森堡所说的那种外部。恰恰相反,南方的「不发达」表明,原始积累仍在持续:世界资本主义内部存在市场以外的「无偿」劳动和「经济外」机制,超额剥削正是经由这些机制实现的。

然而,这些论述中的「市场之外」究竟具有什么理论含义,它与卢森堡传统所说的「资本主义之外」又有何区别,并不清楚。相反,「原始积累」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剩余范畴:凡是《资本论》没有列出或「解决」的问题,凡是此后150年资本主义历史不断抛出的现象,都可以被归入其中。

这里存在着极大的讽刺。许多关于「持续的原始积累」的用法,及其声称能够解释的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强行制造的二元划分上:一边是所谓「正宗」资本主义,另一边则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偏离这一标准的关系、形式与实践。借用列宁的话说,这是一种「刻板化」的划分。于是,研究者越是把「正宗」资本主义界定得严格而狭窄,越是直接将《资本论》的抽象范畴拿来充当经验描述,中间不作任何必要的理论转换,就越能为强调持续的原始积累内在于资本主义运作提供广阔的空间。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论者又吸收了对《资本论》的(「主流」)功能主义解读,把持续原始积累解释成一般资本的逻辑、利益或需要多少带着目的性地设计出来的东西。莫约等人(2012)所说的「资本主义始终力图」正体现了这种目的论。还有一层反讽:如今明确奉行把资本主义发展视作「进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政治组织,实际上已经相对少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必然具有抽象性。它的一个根本环节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通过「经济关系的无声强制」得以维系,不经常诉诸强力。但这凭什么能推出一个结论,说资本积累直至今日的具体道路上没有强制和暴力,说资本主义的「经济」过程不受「政治」因素浸透,或者说生产方式理论无须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积累史充满矛盾,有着各自的历史特殊性、发展模式、节奏、波动、暴力和结果。为什么分析这些历史时,就可以不去研究国家的形成、运转与活动,不去研究阶级斗争和人民斗争参差不齐的发展进程?把这样的结论归给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实在荒谬。这无疑是以「刻板化」的方式,把《资本论》中的抽象规定直接搬到经验与具体分析的领域而不经中介的结果(马克思所谓「许多规定的综合」)。

「非正规」劳动与小商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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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非正规」部门、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劳动,甚至「非正规无产阶级」的争论极其广泛,也十分激烈。其中有一个问题尤其值得讨论:小商品生产,无论发生在农业还是非农业,农村还是城市。小商品生产在社会劳动分工中具有多种形态,占据着不同位置。无论在全球北方,尤其是在全球南方,它都经常成为「劳动阶级」维持生计和再生产的组成部分。今天,小商品生产能够存在的根本条件,是普遍商品生产中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社会关系(Bernstein,2010)。

有人认为,「非正规经济」和小商品生产的说法,会掩盖劳动者已经全面无产阶级化这一表面上的现实,而所谓全面无产阶级化,就是他们进入了或多或少符合传统定义的雇佣就业。索米亚吉特·巴塔查里亚(Saumyajit Bhattacharya)(2014)就持类似看法。但简单抛弃这两个概念并不妥当。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农业劳动以及城乡「非正规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劳动,都可能属于「伪装的雇佣劳动」。然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承认,小商品生产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广泛存在,而且形式繁多而复杂。

小商品生产有自己的「进入成本」和再生产成本。它的两端,一端是「小规模积累」,另一端则是戴维斯所谓「低于维持生计水平的活动」。前者体现了其中资本的一面,后者体现了劳动的一面;两者共同构成了小商品生产中资本与劳动相互矛盾的统一。总之,关于小商品生产的争论,往往有助于说明「非正规经济」内部的阶级运动,也能帮助我们更普遍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中(边缘地区的)「劳动阶级」,而不像巴塔查里亚所说的那样,反而会遮蔽这些问题。

劳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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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到本文反复使用的「劳动阶级」概念。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如今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来维持每天的再生产」(Panitch et al.,2001,ix),也就是人口中日益增加的那部分人,「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者出卖自己劳动所生产的简单产品」(Benanav,2019,680)。我特意强调这些引文中的有关措辞,是为了表明出卖劳动力与许多表面上属于小商品生产的形式之间,界线何其细微。例如农业中的小规模耕作、流通领域中的小商贩经营,就是如此。

在我看来,「劳动阶级」比沿袭已久的「无产阶级化/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化/半无产阶级」)更为妥当。后面这些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背负着不少有问题的假设和联想,例如对马克思劳动后备军概念的功能主义解读。在政治理论与意识形态中,它们又常常伴随着一种将阶级集体能动性(collective class agency)本质化或理想化的构想,带有黑格尔式的色彩。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2008)等人在讨论「无产阶级」概念时,已经清楚指出过这个问题。从「农民研究」的角度,同样可以看到采用「劳动阶级」的好处。这样既能避免把「农民的持续存在」功能主义地解释为符合资本利益,也能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用「农民」取代无产阶级,把他们抬高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历史主体」。

「劳动阶级」的所有成员都有一个共同处境:他们无法脱离资本主义普遍化的商品关系来维持自身再生产,只能通过交换自己的劳动力求得生存。其中包括许多(甚至大多数?)被称为「农民」的人,也包括许多乃至所有从事某类表面上的小商品生产活动的人。当然,「劳动阶级」这一称谓只能是研究的起点。它首先提醒我们,这些劳动者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化,因而绝非同质的群体。围绕这种分化与异质性,我提出五个宽泛的命题(或者说假说)。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引出多条进一步研究的路径。

第一,正如贝弗莉·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和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所说:

所谓南北分野,仍然构成了……形成同质化世界无产阶级处境的主要障碍。尽管当前危机的一个典型现象是工业活动从北方向南方转移,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仍然深受一条巨大而不断扩大的鸿沟制约:鸿沟一边是数量相对有限的西方国家,它们拥有的财富、地位和权力远远超过另一边那些容纳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Silver and Arrighi,2001,54)

除此之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还存在重大差异,包括「劳动阶级」活动的广度与形式,也包括他们内部的分化状况,非正规经济亦不例外。由此可提出第二个命题:「劳动阶级」的相对规模和分量,尤其是它的内部构成,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在不同历史时空中所采取的特定模式而显著变化。

第三,在全球南方,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北方地区(Breman and van der Linden,2014),「劳动阶级」必须依靠缺乏保障、饱受压迫而且通常越来越稀缺的雇佣工作维持再生产和/或投身同样朝不保夕的小规模「非正规部门」活动,以求活下去,有时还包括务农。实际上,这些活动构成了雇佣就业与自营劳动的各种复杂组合。此外,许多人还要跨越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不同场所谋生:在城乡之间,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也在雇佣工作与自营劳动之间来回转换。扬·布雷曼(Jan Breman)(1996)将这类人称作「四处漂泊的劳动者」(footloose labour)。「劳动阶级」所处的社会位置、采取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这些位置与身份之间的组合和迁移,使「剩余」劳动人口、「非正规工人阶级」同正规及非正规经济交汇之处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流动不定。

说到底,除了必须通过直接或间接出卖劳动力来保障自身再生产这一共同处境,根本不存在什么「同质化的无产阶级处境」。对大多数「劳动阶级」成员来说,他们谋生的方式无法塞进那些沿袭至今的固定而整齐的分类:「工人」「农民」「商贩」「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受雇者」「自营劳动者」。

第四,「自营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往往疑点重重。小商品生产遍及形形色色的活动和组织形式,这一事实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剧了「劳动阶级」的碎片化。正如前文所说,小商品生产同时包含资本与劳动两种彼此矛盾的阶级位置,因而也是一个剥削发生的场所:既有「自我」剥削,通常也有对其他人的剥削。因此,非正规经济是一个「无休无止的微型资本主义」领域。戴维斯写道:「小规模剥削(通过特许经营不断复制)就是它的本质。非正规部门内部的不平等正在扩大,它与正规部门之间的不平等也在扩大」(Davis,2006,181)。

最后,在非正规经济中存在着「无数……剥削网络」(Davis,2006,181),正规经济的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制度中也有类似网络。这些领域受到「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的渗透(Harriss-White,2003)。所谓社会规制,指的是各种社会差异与区隔,它们往往具有等级性、压迫性和排斥性。其中最普遍的是性别,还经常涉及种族、族裔、宗教和种姓。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无论大规模还是小规模、正规还是非正规,其内部固有的剥削与不平等的「结构性」来源,都会同其他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及压迫结合,在「劳动阶级」内部制造分裂。这些分裂往往标示着现役劳动军与劳动后备军之间的界线,也标示着不同社会类别的劳动者在正规与非正规就业之中的分布,以及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相对较好或较差的前景。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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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拿「剩余人口」对于抽象、一般化的「资本」所发挥的「功能」来解释剩余人口,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和方法论错误,即便这种解释自称得到马克思的支持也一样。这当然不是否认劳动后备军——或各种不同的劳动后备军——确实对资本主义发挥着功能。问题在于,单凭这种功能,既无法解释劳动后备军为何存在,也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后备军在规模、形式和构成上为何如此各异。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更严谨地研究人口学,考察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及其后果。人口增长始终呈现阶级性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不能被归结为资本积累的某种特定运动。我还主张,应以有意保持一定宽泛性的「劳动阶级」概念,替代通常带有刻板印象的「无产阶级化」理解。这一概念使我们能够看见,为维持再生产而不得不劳动的人们,究竟采取了多少不同的谋生形式:非正规经济中的各种劳动,雇佣劳动与小商品生产之间五花八门的组合,当代全球商品链的运行,以及零工经济的掠夺性实践,等等。

参考文献(框内可滑动)

1. 巴纳吉,《作为历史的理论:生产方式与剥削论集》(Theory as History,2010)。

2. 巴苏、达斯,〈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学:几点评论〉(Politic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India,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 44, no. 22, 2009),157—159页。

3. 贝纳纳夫,〈人口学与剥夺:解释1950—2000年全球非正规劳动力的增长〉(Demography and Dispossession,Social Science History 43, no. 4, 2019),679—703页。

4. 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2010)。

5. 索米亚吉特·巴塔查里亚,〈劳动仍然是实践的相关范畴吗?对当代资本主义工作与劳动论述的批判性反思〉(Is Labour Still a Relevant Category for Praxis?,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 no. 5, 2014),941—962页。

6. 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编,《社会再生产理论:重新绘制阶级地图,将压迫重新置于中心》(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2017)。

7. 布雷曼,《四处漂泊的劳动者:印度非正规经济中的工作》(Footloose Labour,1996)。

8. 布雷曼、范德林登,〈经济的非正规化:社会问题在全球层面的回归〉(Informalizing the Economy,Development and Change 45, no. 5, 2014),920—940页。

9. 克利弗,《〈资本论〉三十三讲:政治地阅读马克思》(33 Lessons on Capital,2019)。

10. 戴维斯,〈帝国的城市化:特大城市与混乱的法则〉(The Urbanization of Empire,Social Text 22, no. 4〔总第81期〕, 2004),9—15页。

11. 戴维斯,《布满贫民窟的星球》(Planet of Slums,2006)。

12. 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非正规经济中的劳动不平等:关键问题与实例〉(Inequality at Work in the Informal Economy,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42, no. 4, 2003),459—469页。

13. 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Beyond Capital,2003)。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Capital,vol. 1,1976)。

15. 莫约、耶罗斯(Paris Yeros)、贾(Praveen Jha),〈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关于新一轮瓜分非洲的札记〉(Imperialism and Primitive Accumulation,Agrarian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 no. 2, 2012),181—203页。

16. 蒙克,〈不稳定无产者:来自全球南方的视角〉(The Precariat,Third World Quarterly 34, no. 5, 2013),747—762页。

17. 帕尼奇(Leo Panitch)、利斯(Colin Leys)、阿尔博(Greg Albo)、科茨(David Coates),〈前言〉(Preface),载《社会主义年鉴2001》(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1,2001),上述四人编。

18. 塞科姆,《千年家庭变迁:欧洲西北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A Millennium of Family Change,1992)。

19. 塞科姆,《经受风暴:从工业革命到生育率下降的工人阶级家庭》(Weathering the Storm,1993)。

20. 西尔弗、阿里吉,〈南北方的工人〉(Workers North and South),载《社会主义年鉴2001》(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1,2001),帕尼奇、利斯、阿尔博及科茨编。

21. 范德林登,《世界工人:迈向全球劳工史的论文集》(Workers of the World,2008)。

作者简介(译者撰)

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1945—),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研究荣休教授,曾任《农民研究》(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主编,也是《农政变迁》(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的创办人之一。他长期研究资本主义农业转型、农村阶级分化与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问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的代表学者。伯恩斯坦继承马克思、列宁与考茨基的农业政治经济学传统,同时重新审视经典「农政问题」的历史条件。他强调,应当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组织及剩余产品的分配关系辨认农村阶级,并将研究重心逐渐转向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农政的劳工问题」,尤其关注那些依靠农业、零散雇佣与非正规就业维持生计的「劳动阶级」。

伯恩斯坦在中国学界已有十余年的接受史。2009年,他受聘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兼职教授,参与研究生教学与学术合作。2011年,汪淳玉翻译、叶敬忠校译的《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Class Dynamics of Agrarian Change, 2010)在中国大陆出版。此后,他多次来华讲学,围绕农政政治经济学、全球食物体制与食物主权展开讨论。2017年,《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了他的《农政变迁的政治经济学》。

近年来,中国农业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断借鉴伯恩斯坦的阶级分析方法。陈义媛关于「资本下乡」与「隐蔽雇佣关系」的研究,便运用伯恩斯坦的生产关系分析,说明农业资本如何在保留家庭经营形式的同时占有农业剩余。相关研究也将他的理论与中国农业转型的具体经验相互检验。然而,相较于《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所获得的关注,伯恩斯坦关于「农政的劳工问题」、农民政治与食物主权的争论,在中文世界仍缺乏连续而完整的译介。这些讨论涉及一个尚未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当农民越来越依赖农业之外的劳动收入,农业社会主义究竟应当以谁为政治主体,又该如何组织不同阶级劳动者的共同利益?

往期回顾

21世纪关键词|经济民主 Lisa Herzog 2026

21世纪关键词|金融化与金融化资本主义 Jeff Powell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