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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市场如何成为治理的真理标准|真言化|权利与效用|利益

「全文约4500字」

内容摘要:本讲围绕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自我限制」展开。福柯指出,18世纪中期以后,新治理技艺并未否定国家理由,而是在其内部形成「尽可能少治理」的原则。其关键变化首先发生在市场:市场从受条例、公正价格和反欺诈规范支配的「公正化场所」,转变为能够通过供求、价格等自发机制检验治理实践正确与否的「真言化场所」。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于,它使治理必须面对一个不能由自身任意规定的真理机制。由此,公共法的问题也从「君权如何取得合法性」转向「如何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福柯区分两条道路:法国革命式道路从自然权利和主权出发划定治理边界;英国激进主义则从治理实践出发,以「效用」判断干预是否必要。两者具有不同历史来源,却可发生策略性衔接。最终,「交换」与「效用」汇入「利益」这一总范畴,治理不再主要直接控制人与物,而是通过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及其相互关系实施干预。自由主义因此表现为一种持续追问「是否治理过度」的治理理性。

史料札记:关于市场,福柯先以中世纪至17世纪的市场条例、「公正价格」和反欺诈规范概括市场的「公正化」功能,再援引布阿吉尔贝尔、重农主义者及孔狄亚克关于自然价格、低廉价格和市场价格形成的论述,证明18世纪中期以后市场开始被理解为具有自身机制,并取得检验治理正确与否的「真言化」功能。 关于公共权力的限制,他集中使用贝卡利亚、亚当·斯密和边沁:三人兼涉经济学与法学这一事实,被用来说明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从一开始便与限制国家公共权力相关;卢梭式自然权利论、法国革命与英国激进主义,则构成「权利」和「效用」两条限制道路的材料。贝卡利亚的刑罚论又被用于显示「利益—效用」计算如何进入刑罚实践。

问题

国家理由内部,如何形成一种以「自我限制」为原则的治理理性?

福柯将这一问题分解为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

P1=政府根据什么知道自己治理得「过多」?

P2=这种治理的自我限制如何被转译为公共法和公共权力的边界?

对于第一个问题,福柯的答案是:市场成为治理实践的「真言化场所」。

对于第二个问题,福柯区分出两条道路:

P2→ {法国革命式的权利道路英国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的效用道路

最后,福柯用「利益」把市场交换与治理效用连接起来:

市场真言化 + 治理效用 → 利益

核心机制:市场从「公正化」场所变为「真言化」场所

福柯认为,中世纪、16世纪和17世纪的市场首先是一个公正化(juridiction)的场所。

它具有几个基本特征:商品进入市场受到规章控制;商品制造、来源、税费、销售程序受到规定;市场价格应当成为「公正价格」;市场规章防止欺诈并保护购买者。因此,市场中的价格首先承担规范功能:

Price ⟶ Justice

市场被要求体现某种「公正」。可以形式化为:

Marketold = ⟨ Regulation, Just Price, Anti-Fraud ⟩ = Marketjuridiction

18世纪中期以后,市场开始被理解为存在自身的「自然机制」。供给、需求、生产成本以及交换等机制相互作用,可以形成:自然价格;低廉价格;正常价格;所谓「真实价格」。

因此:

Marketjuridiction → Marketveridiction

价格承担的作用随之改变:

Price ⟶ Truth

这里的「真实价格」并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绝对真实价格,它意味着:当市场机制能够相对自由地运转时,所形成的价格可以成为评价政府措施是否正确的参照。

于是,市场变成治理实践的「证实—证伪」装置。「市场开始对治理说真话」:

Market = Site of veridiction for Government

所以,「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向治理规定一种适当的行为模式」,而是它指出:「治理应该到哪里寻找检验自身实践的真理原则。」

治理实践 + 市场机制 + 政治经济学 → 市场成为治理实践的真理机制

既然治理需要自我限制,那么法律怎么办?

在国家理由体系中,治理自身具有不断扩张的倾向。但它并非完全没有限制。司法制度、司法官员和法律话语在治理之外构成限制:

G || Law

新的问题发生在治理内部:

G → Linternal

政治经济学告诉治理者:存在一些政府不应当干预的领域。这一「不干预」并不首先来自法律,而来自:事实与真理。于是,出现了新的公共法问题:

怎样把治理依据真理形成的自我限制表述为法律?

问题域因此发生变化:

如何为君权奠基?(合法性问题) → 如何给国家公共权力规定界限?(限度问题)

限制公共权力的第一条道路:权利—主权道路

福柯称其为公理式道路、司法—演绎道路、卢梭式道路、革命式道路。其基本逻辑是:

自然权利 → 社会契约 → 主权 → 治理权限的边界

首先确定个人拥有的原初权利,然后研究:哪些权利可以让渡,哪些权利不可让渡。这条道路的核心问题是:

哪些是我的原初权利?

在这种体系里,法律被理解为集体意志的表达:

Law = Expression of Will

自由被理解为权利主体所拥有和行使的权利:

Freedom = Exercise of Rights

限制公共权力的第二条道路:治理—效用道路

英国激进主义采取完全不同的起点,不再追问原初权利是什么,而是直接考察治理实践。针对每一个治理措施,都对它进行功利/效用检测(Utility Test):它是否有用?对什么有用?有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始无用?什么时候开始产生损害?

Governmental Practice → Utility → Limits of Government

因此,治理权限的边界可以形式化为:

Boundary(G) = Boundary(U(G))

即政府只能在其干预具有明确效用的范围内行动。因此,福柯提出一个很强的判断:功利主义是一种治理的技术学(technologie)。

在功利主义道路中,法律承担的任务是划定「公共权力的干预空间」和「个人的独立空间」之间的边界。

Law = Boundary ( Public Power, Individual Independence )

自由因此也获得第二种定义:被治理者相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

Freedom = Independence of the Governed

所以,福柯区分出两种自由,它们具有不同的历史来源:

Freedom = {权利主体的自由被治理者的独立

福柯的核心论点: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异质系统

福柯没有把两条道路理解成互相排斥的两个体系。

他首先坚持:

Rights System ≠ Utility System

但同时认为:

Rights System ↔ Utility System

它们可以:共存、衔接、汇合与相互借用。因此:

Liberalism = Strategic Articulation ( Rights, Utility )

可以整理如下:

分析维度权利道路效用道路
出发点
原初权利
治理实践
核心问题
哪些权利不可侵犯
哪些干预有用
法律
集体意志的表达
公共权力与个人独立的划界
自由
权利的行使
被治理者的独立
政府限制
权利边界
效用边界
历史形式
革命道路
激进主义道路

福柯进一步认为,进入19世纪以后,效用路线逐渐变得更强,但权利路线并未消失。现代自由主义长期保持这两种异质机制的并存。

核心范畴:利益

到这里,两条主要分析线索会合。

第一条:

Market → Exchange

第二条:

Government → Utility

福柯需要一个能够同时涵盖两者的范畴:

Interest

因此:

Exchange + Utility → Interest

「利益」因此成为现代治理理由的总范畴,一个有关多种关系的组合:

I = f( Iindividual, Icollective, Usocial, Profit, Market, Public Power, Rights, Independence )

其中包括: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社会效用与经济收益、市场平衡与公共权力、基本权利与被治理者的独立。治理因此被定义为:对利益的管理。

治理对象发生变化

旧治理体系直接面对人口、事物、领土与资源:

Governmentold → People/Things

新治理体系则不再首先把人和物作为直接对象,而是处理围绕这些对象形成的利益关系:

Governmentnew → Relations of Interest

福柯将这一新的治理空间称为:利益之现象共同体(République phénoménale des intérêts)。

自由主义的历史及其根本问题

关于自由主义传统的解释是:

More Market ⇒ Less State

福柯拒绝这种零和模型,他不认为自由主义即国家撤退,相反,他的模型是:

Liberalism =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节制治理」完全可能伴随治理实践广度和强度的扩大。

同时,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史容易写成「有限政府来自自然权利」:

Natural Rights → Limited Government

福柯提出:

Limits of Government = Rights Route + Utility Route

总之,在福柯看来,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基本结构,即市场判断物的价值,效用判断治理行为的价值。自由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在交换决定物品真实价值的社会中,治理行为本身具有何种效用价值?

方法一:真言化体制的谱系

福柯回顾自己关于疯癫、刑罚和性的研究时明确指出,这些研究可以重新理解为:

Genealogy ( Regimes of Veridiction )

真言化体制研究的不是:

Trutht

而是:

Rulest ( True/False )

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哪些规则允许一些陈述被划分为真或假?

所以研究对象是:

使真/假区分成为可能的历史规则

福柯把自己此前的几项研究放进同一结构:「疯癫」如何进入一套可以生产真/假陈述的制度?「刑罚」如何通过追问「你是谁」进入有关犯罪者「真相」的生产?什么制度允许「性」成为一个必须被说出真理的对象?「市场」怎样取得了判断治理实践正确或错误的资格?

方法二:「多面体」历史解释的条件分析

福柯拒绝寻找:

The Cause

换言之,福柯认为不讨论:

C → E

即不讨论这类问题:是否是资本主义的产生导致市场成为真理?是否是经济学的产生导致自由主义的产生?相反,福柯列举的历史条件包括:货币状况、黄金流向、货币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农业生产强化;专业人员进入治理、经济问题的理论化等。这些条件不是一个统一原因的不同表现。

也不能简单写成:

E = C1+C2+C3

更接近的是:

E = f(C1,C2,…,Cn)

其中:

E = 某一历史独特性的出现

其独特性不是这些因素机械加总出来的「产品」,而是在一个被福柯称为「多边形」或「多面体」的关系结构中,在这些异质条件的相互关系中形成的效果。

历史解释的目标是使现实变得可理解:「指出它曾经是可能的」,即重构它能够发生的关系条件。

谱系学因此研究:

Singularity ← { C1,C2,…,Cn }

方法三:策略逻辑

福柯在讨论「权利—主权道路」与「治理—效用道路」时,明确提出以「策略逻辑」(logique de stratégie)取代辩证逻辑。这里的方法论问题来自前文已经确认的事实:两条道路具有不同的历史来源、概念结构和实践功能。但是,福柯不把这种差异处理为同一体系内部的两个矛盾项,也不认为历史发展会使它们在更高统一体中得到解决。

因此,本讲所说的「异质性」(hétérogénéité)不等于相互排斥。两个机制可以保持不可还原的差异,同时发生共存、汇合和衔接:

A ≠ B, Articulation(A,B)≠∅

其中,A 指权利—主权体系,B 指效用—治理体系。公式强调的不是二者最终融合,而是:差异本身并不阻止实际连接。

福柯所批评的「辩证逻辑」,是把不同项置于一个预设的同质空间中,将其理解为矛盾,再期待矛盾通过统一得到解决。策略逻辑则保留各机制的异质性,研究它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发生连接,以及连接之后形成什么政治效果。分析单位因此不再是「矛盾—解决」,而是具体的「衔接点」。

这一区分直接决定了福柯如何书写自由主义史。自然权利并未因功利主义兴起而消失,功利主义也不是自然权利传统的历史扬弃。19—20世纪自由主义恰恰由这些来源不同的程序共同构成。福柯随后提到两者之间存在「架桥、通道和接头」,并以「所有权」问题提示这种连接。同时,他又判断效用路线后来取得了更强的治理地位。这里发生的是战略关系和相对权重的变化,而非一种原则对另一种原则的概念性克服。

因此,「策略逻辑」要求历史分析同时回答两个问题:哪些机制彼此不可化约?这些异质机制又如何在特定实践中被组合起来?它使福柯能够描述一种没有总体统一性的历史:旧机制可以保留,新机制可以取得优势,彼此之间形成暂时而可变的配置。就本讲而言,自由主义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而不能由「权利」或「效用」中的任何单一原则充分解释

总结

国家理由具有治理无限扩张的倾向↓18世纪市场成为真言化场所↓政府从治理对象内部获得判断自身实践的真理标准↓治理形成内在的自我限制↓公共法必须重新回答如何限制公共权力↓权利道路 + 效用道路↓交换与效用共同汇入「利益」↓治理对象转变为利益关系↓

自由主义治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