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自由为何需要不断生产|世界市场|安全与规训|自由主义危机
「全文约5800字」

内容摘要:本讲完成两项相互连接的工作。前半部分补足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第三个特征:重商主义把国家间竞争理解为零和游戏,因此必须以欧洲均势限制竞争的政治后果;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则把市场自由理解为相互富足的机制。欧洲由此开始作为一个能够无限发展而非零和增长的集体经济主体出现,要求市场不断向欧洲之外扩展,直至把世界纳入交换领域。海洋自由、世界法和康德的永久和平构想成为这种全球治理合理性的迹象。后半部分转向「自由」本身。福柯拒绝把自由理解为可以跨时代计量的普遍物。自由主义之所以得名,不在于它简单减少治理,而在于治理必须生产、组织并消费自由。自由的制造同时产生风险,因此安全、训戒、监督和干预成为自由主义的内在机制。自由主义的危机也由此产生:制造自由的装置可能转而限制甚至毁坏自由。
史料札记:重商主义的零和竞争的材料被用来解释欧洲均势的经济前提。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提供了「相互富足」模型。海洋法、海盗治理与康德《永久和平论》被当作全球市场合理性出现的迹象,其中福柯特别抽取康德的自然、商业与世界法关系。维也纳会议用于证明同一政治安排中可以并存异质治理合理性。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承担自由与监督结合的理论模型。储蓄银行、犯罪报道、卫生与退化话语显示19世纪「危险文化」的扩展。新政、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和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被用于说明20世纪自由主义危机。
问题
这一讲承接前两讲留下的两个问题。
第一,市场的真言化与效用限制已经改变了国家内部的治理理性,那么这种变化如何重新组织欧洲与世界的关系?
第二,如果新的治理技艺必须尊重经济过程的自发机制,为什么福柯仍然把它称作「自由主义」?这里的「自由」究竟是什么?
欧洲均势
在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和管治国家(État de police)的体系中,福柯曾经区分国家内部与外部的两种目标:
内部治理目标无限 + 外部政治目标有限
关于后者,国家之间必须维持某种欧洲均势,以防任何一个国家恢复帝国式统一。本讲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治均势与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解具有同一结构。重商主义把财富理解为有限存量,尤其通过黄金储备来衡量财富,因此一国获得财富意味着另一国失去财富,经济竞争于是是一场零和游戏:
Δ WA=-Δ WB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竞争无限持续,最终可能出现唯一赢家,并把经济优势转化为人口、军力和政治支配。欧洲均势因此承担「中断游戏」的功能:当各国力量差距过大时,以外交和战争重新调整分配,阻止竞争走向帝国统一。
福柯借帕斯卡关于「游戏中断后如何分配赌注」的问题来说明这种结构。因此,欧洲均势并非附加在重商主义经济之外的一层外交安排,而是零和竞争逻辑所要求的政治机制。
自由竞争
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改变了经济游戏的基本模型。自由竞争所形成的自然价格或低廉价格,可以同时使卖方取得利润、买方减少支出。因此,富裕不再以邻国贫困为条件,相反,邻国本身必须拥有足够财富,才能持续交换。
因此:
Δ WA>0 not⇒ Δ WB<0
更接近:
Δ WA>0, Δ WB>0
这个变化使「欧洲」获得全新含义。它不再主要被理解为需要维持力量均势的国家体系,而开始被理解为通过国家间竞争实现共同增长的集体经济主体。
福柯在这里重构的是欧洲问题域的转换:
| 国家理由—重商主义 | 自由主义经济理性 |
|---|---|
因此,自由主义所包含的「进步」首先是一个欧洲经济进步的命题:欧洲国家即使相互竞争,也能够共同进入无终点的增长过程。
非零和游戏为何要求世界市场?
非零和增长并不能只靠重新描述欧洲内部的贸易自动成立。为了使增长持续下去,经济游戏必须不断增加参与者、商品和交换空间。
如果市场始终封闭在有限区域内,竞争仍然可能重新遇到有限资源和有限需求所造成的冲突。因此:
持续的非零和增长 ⇒ 市场边界不断扩展
在福柯的叙述中,这一要求最终指向世界市场:
欧洲的无限经济发展 ⇒ 世界被组织为欧洲的市场
于是,欧洲第一次以一个经济统一体和经济主体的形式面对世界。福柯对此使用了一个极强的表述:游戏在欧洲进行,而世界成为赌注。
这里不能直接等同于殖民主义起源或19世纪帝国主义起源。福柯明确排除这种说法。他要揭示的,是欧洲治理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全球考量」:世界开始被纳入以市场为参照的治理合理性。
这种全球化具有明显的不对称结构:
Europe=Players
World=Field/Stake of Market Expansion
因此,全球市场并不意味着欧洲与世界取得相同地位。相反,世界市场的普遍化是在欧洲作为特殊经济主体的前提下被思考的。
全球治理合理性的迹象
第一 海洋自由与全球市场的司法空间
18世纪海洋法把「海洋」逐渐处理为自由航行和自由竞争的空间。「海盗」行为被利用、鼓励、打击或消灭,也被福柯放入这一变化之中理解。这里发生的是世界空间的法律的重新编码:
自由航行 + 国际法 → 全球市场的空间条件
法律开始承担组织世界市场的功能。
第二 康德:永久和平的保证来自商业全球化
福柯强调了康德「永久和平的保证来自自然」这一命题。自然使人类分布于整个地球,并迫使他们生产、交换,形成法律关系。福柯据此串联出三个法律层次:
民法 → 国际法 → 世界法
世界法使商业关系跨越国家边界,把分散国家重新连接起来。福柯因此把康德的论证压缩为:
永久和平的自然保证 = 商业关系的全球化
这一分析延续前面关于重农主义的「自然」:市场秩序和国际和平都不首先依赖统治者的主观意志,而被放置在某种自发机制之中。
历史变化并非旧有合理性的消失
福柯立即限制了上述历史叙述。欧洲均势、保护主义、民族主义或战争并没有随着世界市场观念的出现而消失,相反,19世纪恰恰充满了这些冲突。他要描述的是一种新的分析和政治考量形式进入治理实践,同时与其他合理性共存。
维也纳会议被用来证明这一点。同一个「欧洲均势」概念中,可以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治理合理性:
A:奥地利—梅特涅的均势,仍然属于17—18世纪国家理由的逻辑,欧洲由彼此平衡的国家组成,任何国家都不应取得决定性优势。
B:英国的均势,旨在限制欧洲内部力量,使欧洲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区域,同时由英国承担欧洲与全球市场之间的中介位置。
因此:
BalanceAustria≠ BalanceBritain
尽管二者都以「欧洲均势」为政治语言,但概念连续并不等于治理合理性连续。相同制度安排或政治词汇可以被嵌入不同的问题结构,并承担不同功能。
「自然主义」为什么仍被称作「自由主义」?
总结前两讲和本讲前半部分时,福柯把18世纪新治理技艺概括为三个特征:
市场的真言化 + 治理的效用限制 + 欧洲作为世界市场中的无限发展区域
| 特征 | 核心内容 | 它回答的治理问题 | 主要对应课程 |
|---|---|---|---|
但福柯随即提出修正:从起源上看,这套治理技艺更接近「治理的自然主义」,因为它首先要求治理承认经济过程自身具有自发机制。
也正因如此,重农主义者并没有由此推出个人拥有不可侵犯的原初自由。因为治理的自我限制来自经济分析的「明证性」(évidence),而不必来自个人权利。因此,所谓「自然主义」首先是治理认识论上的约束:治理者若无视对象自身的机制,就会导致自己的政策失败。
福柯仍然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称,是因为自由逐渐成为这种治理实践不可缺少的运行条件。福柯明确拒绝把「自由」理解为一种跨历史存在、可以计算多少的普遍物。
因此,不能简单写成:
Freedom19c>Freedom17c
这种比较缺乏稳定的度量标准。君主制行政与自由主义制度分别通过不同技术作用于个人,很难把两者换算成同一个「自由总量」。
福柯对自由的定义更接近一种关系: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关系。
Freedom = Relation(Governors, Governed)
自由的「多少」只有在具体治理关系中,针对某种要求、限制和实践条件才有意义。这改变了自由主义史的分析单位。问题不再是「国家归还了多少原本属于个人的自由」,而是:某种治理理性为什么需要特定形式的自由?它如何制造这些自由?制造自由又要求怎样的约束条件?
具体来说,自由主义治理不能在完全取消「行动自由」的条件下运作。市场自由、交换自由和言论自由等,都成为其运行条件。
因此:
自由主义治理 ⇒ 需要自由
福柯把这一点称为「自由的消费」。由于治理需要自由,它还必须生产使自由成为可能的条件:
消费自由 ⇒ 生产自由
自由因此不是治理面对的既定领域,而是治理实践不断制造、激发和组织的对象。于是,福柯用一句反常识的命题界定自由主义:它并不向个人发出「你是自由的」这一命令,而是不断组织「你能够自由」的条件。
但自由生产同时包含破坏自由的可能。为了维持贸易自由,需要限制霸权;为了维持国内竞争,需要反垄断立法;为了维持劳动力市场,需要形成具有特定数量、能力和政治状态的劳动力。
因此:
Production(Freedom) ⇒ Constraints(Freedom)
自由主义的核心也就不是自由与权力的彼此排斥,而是自由的生产和限制被放进同一个治理机制。
安全与风险:自由的成本及其风险文化
如果自由必须被生产,就会出现自由的制造成本问题。经济自由可能威胁企业,劳动者的自由可能被理解为对生产秩序的威胁,集体利益可能压制个人利益,个人行为也可能损害集体利益。疾病、衰老、失业等事件还可能同时成为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
自由主义因此需要持续判断:
某种自由产生的风险 ≤ 可接受的安全阈值
自由与安全由此构成动态关系:
Liberal Government = Management(Freedom, Security, Risk)
但是,自由主义若持续计算自由的风险,就必须让个人不断把自身生活理解为风险载体。福柯把这种文化概括为「危险地活着」。
19世纪的危险不再主要以瘟疫、战争、末日等巨大灾难的形式进入政治想象,而逐渐转为日常化风险:储蓄不足、犯罪、疾病、卫生、性、退化等。这构成一种与自由主义相伴的政治文化:
自由行动 → 风险感知 → 安全需求
因此,风险意识并非自由主义失败之后才出现的补丁,相反,它参与制造了自由主义能够运作的主体环境。
自由与规训:为何同时扩张?
规训技术(techniques disciplinaires)并不只是自由的对立面,它们恰恰与经济自由同时发展,并承担自由的条件和抵消力。边沁的全景敞视(panoptique)因此获得新的位置。福柯在这里把它理解为一种普遍治理程式:
让机制自行运转 → 持续监督 → 偏离时干预
政府不必预先规定经济和行为过程的全部内容,但必须使这些过程保持可见,从而在它们偏离预期机制时进行干预。由此可以重构出自由主义与规训的关系:
机制层面的自由 + 行为层面的可见性与监督
自由与控制:自由的原动力
控制和干预有时不再只是自由的抵消力,而直接被用来生产更多自由。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福利政策是福柯的主要例子。失业和经济崩溃被认为会威胁劳动、消费和政治自由,因此政府通过经济干预来重新制造这些自由的条件。
危机 → 自由受威胁 → 国家干预 → 重新生产自由
问题在于,这些干预本身随后又会被批评为对自由的威胁。产生自由的机制由此可能转化为毁坏自由的机制。福柯用「自由发生的」(libérogènes)装置概括这一两面性:
Mechanismliberogenic→ {produce freedomdestroy freedom
作为治理术配置危机的自由主义危机
福柯把20世纪自由主义的争论放入上述结构中理解。凯恩斯主义、福利政策以及对市场的干预,原本被用来保护自由主义社会免受经济危机、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威胁,但这些机制又被弗赖堡学派和美国自由意志主义者批评为新的自由损害。
争论双方共享同一问题:
为了保护自由而建立的干预机制,会不会反过来毁坏自由?
这也是为什么福柯区分了自由主义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二者可以相关,却不存在简单映射:
Crisisliberalism ≠ Political Reflection(Crisiscapitalism)
自由主义危机发生在治理术的总体配置内部:自由如何被制造,制造成本如何计算,安全机制如何扩张,干预何时被重新判断为过度。这为后续对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确定了问题位置。
历史重构
本讲的历史叙述追踪经济游戏、欧洲位置、世界市场、自由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如何重新配置。旧机制并未随新机制出现而消失,但其战略位置和功能发生了变化。
| 历史阶段 | 核心经济模型 | 核心问题 | 欧洲的位置 | 世界的位置 | 治理原则 | 自由的位置 | 主要机制 | 旧机制的存续方式 |
|---|---|---|---|---|---|---|---|---|
总结
零和竞争 → 欧洲均势↓相互富足 → 欧洲集体增长 → 世界市场↓治理尊重自发机制 → 治理需要自由↓生产自由 → 管理风险与安全↓规训、监督、干预↓产生自由的机制可能毁坏自由↓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