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治理如何转向竞争的社会条件|框架政策|企业社会|司法社会
「全文约5700字」

内容摘要:如果新自由主义不等于古典自由放任、商品社会或国家权力的隐蔽扩张,那么它究竟以什么方式重新规定治理?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限制的不是治理本身,而是某种直接替代市场过程的治理。治理能力因此被转向对竞争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干预,并以企业形式重新组织社会。福柯通过垄断、恰当行为与社会政策三个政策领域,证明国家干预的主要应用点被推向了社会环境。人口、技术、教育、法律制度、土地乃至生活环境均被组织为竞争得以成立的「框架」。于是,竞争不再只调节狭义经济活动,而被要求进入社会的「深度」,企业成为社会赋形的基本模式。福柯最终把秩序自由主义的社会目标概括为「企业社会」,并指出企业形式的普遍化会同步增加纠纷与裁判需求,因此企业社会与司法社会构成同一治理转型的两个侧面。
史料札记:李普曼研讨会材料用于确认「积极自由主义」与放任自由的分离。罗普克、米塞斯、鲁斯图关于「垄断」的论述支撑竞争秩序的制度性解释。欧肯《经济政策原理》及比尔热的转述用于组织「调节/调度行为」和「框架」政策。庇古、罗普克、穆勒—阿尔马克与鲁斯图则服务于对福利政策、风险个人化和企业社会的重构。福柯将这些材料当作治理理性的一致性证据,用来重构秩序自由主义如何问题化竞争条件。
问题
关于新自由主义,三种常见的批评「亚当·斯密/马克思/索尔仁尼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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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亚当·斯密的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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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理解为马克思已经揭露的商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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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理解为以自由之名扩张国家权力的掩护。
三种解释都用一个已经完成的历史模型直接识别当下,因此取消了新自由主义作为特定治理形式的历史差异(第172—174页)。福柯明确反对把历史分析的政治作用理解为「过去之所是就是今日之所是」。过去的知识应当作用于当下经验,却不能把当下压入一个已知的历史形式。
因此,本讲的问题是:
新自由主义怎样重新编排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关系?
理论前提:竞争与放任自由脱钩
上一讲已经指出,秩序自由主义把竞争理解为一种具有形式属性的结构,而非潜伏在社会内部、只要国家撤退便会自然显现的事实。由此推出一个政策后果:需要一组现实条件使竞争的形式结构能够运转,价格机制并不会自动产生竞争秩序(第174—177页)。
这使市场经济与放任自由脱钩:
竞争具有可分析的形式结构 + 竞争的现实存在需要特定条件 ⇒ 治理必须主动生产竞争条件
福柯因此把秩序自由主义称作积极、警觉和持续干预的自由主义。由此,治理问题的判断变量发生变化:
古典自由主义:哪些领域可以干预? → 新自由主义: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应用点干预?
福柯借用18—19世纪自由主义的 agenda/non-agenda 区分指出,旧问题围绕「可做/不可做」划界,新自由主义则要求确定治理行为的「样式」。因此,福柯举出三个政策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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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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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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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
共同承担一个证明任务:说明干预的应用点和形式如何取代干预的有无和数量,成为识别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关键。
垄断问题
传统分析把「垄断」理解为竞争在资本主义中的半自然、半必然结果:竞争推动集中,集中产生垄断,垄断最终取消竞争。如果接受这条因果链,自由主义就会陷入一个悖论:为了保护竞争,国家必须进入经济过程内部,阻止竞争自己的结果(第178—179页)。
竞争发展→资本集中→企业数量减少→垄断→竞争消失→政府干预
秩序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垄断存在,而是否认「竞争自身必然生成垄断」这一历史—经济必然性。
首先,现实中的垄断可以由竞争机制之外的制度条件产生。福柯依次列出三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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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垄断常由国家特许和财政安排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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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法、公司法和专利制度等法律条件促成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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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市场的分割及其保护主义通过缩小市场范围、要求卡特尔协调而促成垄断(第179—181页)。
其次,秩序自由主义者区分了「集中化」与「垄断化」。竞争加速固定资本增长并推动集中,但不等于竞争必然导致垄断,从集中化跨越到垄断最大化仍需额外的政治—制度支持。即鲁斯图所谓由国家、法律、法院与公众意见支持的「掠夺性新封建制度」。同时,技术、生产率和新市场的变化则会削弱垄断的稳定性(第181页)。
集中化≠垄断最大化
集中化+额外的制度性支持→垄断最大化
垄断形成≠垄断稳定
最后,米塞斯和米克施的论证将这一思路推向政策结论:垄断真正成为问题,不在于市场上只有一个生产者,而在于其是否破坏价格调节。
只有一个生产者≠竞争调节必然失效
垄断地位→?→价格机制失效
换言之,单一生产者不等于竞争调节已经失效。企业数量只是市场结构,秩序自由主义更关心的是这个结构是否产生了「垄断价格」。若垄断企业为了避免潜在竞争,按照「仿佛竞争者就在场」的方式行动,执行接近竞争价格的「似乎政策」(Als-ob-Politik),那么从价格机制的功能看,企业的垄断地位本身就不必成为直接治理对象(第181—182页)。
因此,「反垄断政策」主要指向对竞争条件的制度性维护,而不是政府直接接管价格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在哪个层级上干预」替代了「政府干预多少」的问题。
恰当行为
垄断例子主要说明哪些直接经济干预可以撤除,欧肯及其解释者关于「恰当行为」(actions conformes)的讨论则建立了一套正面的干预分类。
调节行为:顺着市场过程的调节方向行动
「调节行为」针对经济形势中的短期摩擦与适应困难,但不改变市场机制本身。政策要识别市场自身的变化趋势,并使用与价格机制相容的手段促进这些趋势,而不能以行政命令直接替代市场决定(第183—185页)。
福柯由此列出目标和手段的严格层级。首要目标是价格稳定,尤其是控制通货膨胀;购买力、充分就业乃至预算平衡都只能居于次位。可接受的手段包括利率、信贷、外贸结算与税费调整。与之相反的,限定价格、扶持特定部门、系统创造就业和公共投资则被归入应当排除的直接操控(第184—185页)。
失业问题显示了这种层次次序:充分就业不能成为政策必须无条件保存的原则,失业甚至被纳入劳动力在不同收益活动之间流动的机制。
调度行为:国家直接塑造市场赖以成立的「框架」
「调度行为」触及更基础的条件。市场不具有先天存在的社会背景,政府必须持续生产秩序自由主义所谓的「框架」(cadre),使竞争机制拥有可运行的现实环境(第185—187页)。
福柯用农业政策说明这一点。欧洲农业政策不应通过价格保护、部门补贴或收入补偿维持既有结构,而应修改构成农业市场化条件的背景:转移过剩农业人口,改进技术设备与肥料生产,培训农民,调整继承法、地租和土地制度,改变土地可利用条件。在欧肯的极端表述中,连气候也属于原则上可干预的条件(第186—187页)。
福柯在这里给出了本讲最关键的干预结构:
避免直接改写经济过程 ⇒ 主动塑造竞争得以成立的社会框架
于是,人口、知识、技术、法律、地理条件和社会组织不再只是经济政策的外部背景。它们被重新定义为竞争秩序的条件变量,也因此成为治理对象。
这就是本讲比「强国家/弱国家」的二分更精确的地方。
社会政策
前两个例子处理市场本身怎样被保护和生产,社会政策则把同一逻辑推进到市场结果与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福柯把庇古、凯恩斯主义、新政与贝弗里奇传统大致归为福利经济学路径。其社会政策承担三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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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市场造成的不平等和社会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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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医疗、文化等消费部分社会化,并通过补贴进行收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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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越强,社会补偿原则上可以越积极(第188—189页)。
这里的关键结构是「对位」:经济机制按自身逻辑运行,社会政策在另一层面修正其结果,其正当性来自市场结果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偏差。但是,秩序自由主义拒绝把「相对平等」设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因为竞争通过差异、波动和不均等发挥调节作用。若社会政策系统性削平收入、价格和劳动状态的差异,它就会削弱竞争机制本身(第189—190页)。
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转移。福柯重构的是一种极窄的「边际转移」:只把最高收入中用于超消费的部分转向无法维持最低生存的人,而不以维持总体购买力或建立收入平均为目标。社会政策由「均等化」退到「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第190页)。
高收入=必要消费+储蓄与投资+超消费
这里的关键动作是,拒绝利用税收或转移支付抽走原本会成为「储蓄」和「投资」的收入,只有把「本来就会被消费掉的富裕部分」转给无法满足最低消费的人,才不至于改变资本积累机制。
因此,秩序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其核心并不是「富人多消费了一点,所以应该拿走」,而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
再分配允许范围=不损害储蓄和投资的消费性剩余
更关键的变化发生在「风险」处理方式。福柯在此概括的福利政策要求通过公共机制保护个人免于疾病、事故、灾害、衰老等风险,秩序自由主义的极端方案则要求经济增长使个人获得足够收入,以个人保险、互助保险、储备和私有财产承担风险(第190—191页)。福柯把这种方案称为「个人化的社会政策」。
因此,经济增长取得了社会政策的基础地位:增长应使个人获得足以形成保险、储备和私有财产的收入,由个人承担风险。
三个政策例子共同证明了什么?
三个政策领域共同显示,秩序自由主义改变的并非干预数量,而是干预的应用点。
这一共同结构使「社会环境」(die soziale Umwelt)成为治理对象。福柯因此把这种治理称作「社会治理」,并以 Gesellschaftspolitik 概括其社会政策取向(第193页)。因此,市场的普遍化也就不等于把一切直接变成可交换商品。它更准确地意味着:治理不断修改社会条件,使竞争能够成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原则。
竞争如何取得社会形式?
「社会」成为治理对象后,问题转为:
竞争应当以什么形式进入社会?
福柯的回答是「企业」。
这里的「企业」不能只理解为公司法人。罗普克关于私有财产、独立家庭、小商业、小生产单位、城乡分散和地方社群的设想,在福柯的重构中都可以被解释为把个人或下层社会单元组织成类似企业的自主决策中心(第195—196页),它们被要求具有财产、责任、计算和风险承担能力。
因此,企业形式在社会中的繁殖成为秩序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关键。福柯把市场、竞争与企业称为社会的「赋形力量」(puissance informante):它们不只调节既有社会,而要使社会单位取得特定组织形式(第196—197页)。
这一点也说明为什么福柯认为20世纪初以来对大众社会、消费社会和商品均一化的批判可能错过了当时治理术的变化。若治理目标已经转向企业的增殖化与差异化,继续只用商品均一化描述当下,就会把1920—1960年代的批判对象误认为1970年代新治理技术的直接目标(第197页)。
企业社会为什么同时是司法社会?
企业形式越多,独立决策中心越多,企业之间发生争端和责任冲突的机会也会增加。若政府又要避免用行政指令直接统一这些主体,那么解决冲突就越来越依赖一般规则和司法裁决(第198页)。
因此,企业社会与司法社会之间存在结构性关联:
企业单位增殖 → 主体间摩擦与争端增多 → 一般规则与司法裁决需求增加
福柯由此预告下一讲关于法与司法机制的分析。
历史重构
总结
拒绝用旧历史模板识别新自由主义 → 竞争被界定为需要条件的形式结构 → 市场经济与放任自由脱钩 → 治理问题由「是否干预」转向「如何干预、干预何处」
经济过程中的直接干预受限 → 竞争条件的框架性干预增强 → 社会环境成为治理对象 → 竞争由经济机制扩展为社会调节原则
竞争的社会普遍化 → 企业形式在社会机体中繁殖 → 企业社会 → 司法裁决需求增加 → 司法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