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讲 新自由主义如何重写规训与惩罚|犯罪市场|环境治理|经济人
「全文4600字」

内容摘要:当美国新自由主义把经济学扩展到原先被界定为「社会」的非商品关系时,这一扩展如何同时改变对个人行为与政府行为的理解,并由此产生何种治理技术?福柯的核心论点是,市场经济形式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中被提升为一种无边界的「经济构架」:它把非经济行为重构为成本、收益、风险和响应,同时把政府置于持续的经济审查之下。福柯先以家庭关系与公共政策展示这两种用途,再以犯罪和刑罚把二者合并起来,说明「经济人」如何成为治理与个人的接触面,法律施行如何转化为对行为环境的可计算干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仍以生命政策补偿竞争的社会瓦解效应,美国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分析形式进一步推广到整个社会领域。犯罪经济学因此不再以异常人格解释罪犯,而把犯罪处理为对收益、风险和环境变量作出响应的行为供给。刑罚政策因此转向在施行成本、行为弹性与社会损失之间确定可容忍水平。
史料札记:本讲材料分为三组。秩序自由主义部分以鲁斯图、罗普克、阿尔马克及李普曼会议为主,用来说明企业社会与生命政策之间的经济-伦理歧义。美国部分先使用家庭、婚姻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显示经济构架怎样处理非商品关系并审查政府。刑罚部分再从贝卡利亚、边沁转入贝克尔、施蒂格勒、埃里希及毒品市场研究,构造18世纪刑法改革、19世纪犯罪人类学与20世纪犯罪经济学之间的差异。
问题
上一讲通过人力资本显示,经济学的对象可以由传统经济过程转向稀缺条件下的行为选择,本讲继续追问:
当这种行为分析取得一般性之后,它怎样成为政府作用于行动者的技术?
从社会政策的歧义到经济构架的无边界普遍化
福柯再次回到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Gesellschaftspolitik),因为美国方案的彻底性只有在这一比较中才能显现。
秩序自由主义要求把企业形式推进到社会组织的细部,让企业同时成为经济组织形式与个人生活形式。但这一经济化存在内部限制。鲁斯图和罗普克并不认为竞争足以构成完整的社会秩序。因为竞争具有计算性结构,可能削弱社会整合,因此还需要生命政策(Vitalpolitik)以及政治-道德框架,在工作、家庭和地方共同体等关系中重新提供稳定的社会联系。
秩序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于是包含两个方向:
社会企业化 ⇒ 扩大市场原则的适用范围
生命政策 ⇒ 补偿竞争所产生的社会瓦解效应
美国新自由主义在福柯的重构中取消了这种二重结构所保留的明确边界。它把市场经济的分析形式——供给、需求、成本、收益、投资、风险——推广为解释社会行为的一般构架。经济化首先发生在可知性层面:某种行为只要能够被表示为行动者对变量变化的响应,就可以接受经济分析。
经济构架的两种功能:重构行为与审查政府
福柯先从家庭关系说明第一种功能。
-
母亲对子女投入的时间和照料,被解释为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
-
富裕家庭较低的生育率,被解释为维持子女人力资本水平所要求的投资约束;
-
婚姻,被解释为长期契约以降低反复谈判与交易成本。
这些例子并不要求亲子关系或婚姻实际成为市场交易,它们显示的是原本被归入伦理、家庭或文化领域的行为获得了一套经济可知性。
第二种功能直接针对政府。经济构架可以用成本、效益以及供需条件审查公共政策,由此形成一种区别于法律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商业批判。福柯以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为例,说明这种审查已经成为政策研究的实际程序。
经济构架 ⇒ {非经济行为→成本、收益、风险与响应关系政府行为→成本、效益与资源配置审查
因此,市场形式一方面使被治理者的行为变得可读,另一方面提供评价治理者自身的标准。犯罪问题之所以占据本讲后半部分,正因为它能使福柯在同一对象上同时观察这两个方向。
犯罪:本讲的合成性案例
犯罪经济学同时分析犯罪者的选择与政府的刑罚决策。对于前者,犯罪可以被表示为在预期收益、被捕概率和处罚损失等条件下出现的行为供给。对于后者,警察、司法和监禁投入则构成政府为了改变这种行为供给而支付的施行成本。
犯罪行为 xrightarrow{经济重构} 对收益-风险变化作出响应的行为供给
刑罚政策 xrightarrow{经济审查} 在施行成本约束下配置反向作用
因此,本讲后半段真正的问题是:
当行动者被规定为对环境变量可响应的经济人时,政府怎样在不改造其人格的情况下改变他的行为?
刑罚理性的历史分化
福柯把18世纪末刑法改革重构为将经济计算与合法性原则结合的尝试。贝卡利亚和边沁等改革者面对的是旧刑罚体系成本高、任意性强且执行不稳定的问题。理想方案要求法律事先明确违法与刑罚之间的关系,并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产生充分的威慑。「效用计算」因此进入了司法实践内部。
问题出现在法律的实际适用。
法律规定的是行为,但刑罚针对的是具体行为者。一旦要根据行为人的年龄、心理状态、危险程度和再犯可能性调整处罚,判断就会从「行为」滑向「行为者是怎样的人」。福柯把19世纪规范(norme)、精神病学、犯罪学和犯罪人类学的进入理解为这一裂口的扩大。法律主体逐渐被一种具有心理和人类学属性的「犯罪人」所覆盖。
这种转变没有解决18世纪刑罚改革面对的经济性问题。刑罚一旦依据人格、危险性和可矫正性实行个别化,就必须持续生产关于行为者的知识;而这些属性不像违法行为那样具有明确边界,判断可以不断延伸到心理、生活史和未来行为。福柯所谓知识、话语、机构和决策因素的「全面膨胀」,因此并非偶然的行政扩张,而与「犯罪人」这一对象本身有关:只要有效惩罚以认识「他是什么样的人」为前提,刑罚体系所需要的个体知识就必然缺少内在终点。
因此,新自由主义犯罪经济学试图把「效用计算」移到另一层级。
从犯罪人到经济人
福柯借贝克尔式犯罪定义改变了观察犯罪的位置。「犯罪」不再首先按照法典中违法行为的实体内容定义,而可以从行动者一侧被表示为「使自己暴露于受处罚风险的行为」。
因此「犯罪人」从分析中被抽空,并不意味着个体层级消失。主体仍然是治理的作用单位,但其可治理性不再取决于需要被认识和矫正的心理本质,而取决于行为是否会随得失结构变化。于是,福柯在这里对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作出了比上一讲更明确的治理规定:只要主体的行为会随得失结构变化,他就能够成为经济分析和政府干预的对象。
主体对环境中的得失变化作出响应 ⇒ 行为具有经济可知性 ⇒ 改变环境变量可以改变行为概率
因此,「经济人」并不是一套关于「人本质上自私、理性」的完整人类学。它规定的是一类可治理关系:政府不必先知道行动者「真正是谁」,只需要知道哪些「变量」会改变他的选择。福柯把这种关系称为权力与个人之间的「接触面」。从这一点开始,经济学的可知性原则才真正转化为治理技术。
法律施行:从惩罚犯罪转向调节犯罪供给
法律施行(enforcement of law)包括侦查机关、证据生产、裁决速度、量刑严厉程度和刑罚实际执行等整个链条。在经济模型中,犯罪行为构成供给,法律施行则以提高犯罪成本的方式形成与之相对的「负需求」。
法律施行与犯罪的关系不能无限加强。第一,犯罪供给的弹性不同,有些行为对处罚概率或处罚强度十分敏感,另一些行为则变化很小。第二,执法本身需要资源,增加警务、司法和监禁投入会产生新的社会成本。因此,法规本身不足以成为刑罚政策的合理化原则,真正需要计算的是:
投入多少施行力量会改变多少行为,以及这种改变是否值得其成本?
由此产生了刑罚理论上的关键变化:
最优刑罚政策≠把犯罪降为零
政策问题 = 在法律施行成本约束下,将犯罪供给调节到可容忍水平
「可容忍」并非一种道德赞同,而是经济最优化的结果。只要进一步减少某类犯罪所需的边际执法成本高于它能够避免的损失,继续降低犯罪率就不再具有同样的政策优先性。犯罪因此由一个必须无条件清除的异常,转化为能够在不同水平上被管理的社会现象。
毒品市场:治理对象从人和物转向弹性
毒品案例把上述模型推进到具体政策。传统禁毒政策倾向于压缩毒品供给,福柯所转述的经济分析指出,这种政策对尚未形成依赖、需求具有弹性的消费者可能有效,却可能对需求刚性的成瘾者产生相反后果。
因此,政策分类应围绕「需求弹性」展开。对潜在或初始消费者,提高进入成本可以减少新增需求;对已经具有刚性需求者,单纯抬高价格可能放大外部犯罪成本。政策因此要在同一市场中选择不同作用点。
福柯转述的瑟利(Eatherly)和莫尔(Moore)方案,即「给吸毒者低价格、给非吸毒者高价格」,其最有意义的实务转译:
对不同需求弹性的群体建立不同的制度性供给渠道
-
尚未形成依赖的人:让非医疗使用具有较高的「广义进入成本」。因此,对非法销售保持限制,对处方阿片实行准入控制,对向新消费者扩张的销售网络进行执法,其作用都是提高「开始消费」的门槛。
-
已形成强依赖的人:把他们的一部分需求从非法市场转移到医疗系统。这解释了为什么阿片类药物依赖治疗中会出现美沙酮(methadone)、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等阿片激动剂维持治疗。WHO目前明确主张,这类治疗应当广泛可及,并尽可能免费或由公共医疗保险覆盖,因为它能够降低非医疗阿片使用、死亡、犯罪和社会成本。
瑞士提供了一个当代案例:一般阿片依赖者可以接受美沙酮或丁丙诺啡替代治疗;对于严重海洛因依赖者,还有严格管制的医用二乙酰吗啡(diacetylmorphine,即药用海洛因)辅助治疗。后者只能在专业中心提供,进入条件包括年满18岁、严重海洛因依赖至少两年、至少两次既往治疗失败,并已有明显健康或社会后果。瑞士联邦公共卫生局明确把使患者脱离非法毒品市场、减少与毒品获取相关的犯罪列为治疗目标。
因此,这套政策在制度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分流」:
潜在/初始消费者→非法或非医疗渠道→较高进入成本
已形成依赖者→医疗诊断与资格认定→低成本、稳定、受监管的合法供给
这个例子显示经济构架如何同时重写对象、分类和政策技术:个体不必先被鉴定为某种人格类型,政府可以依据其行为对价格与风险的响应差异配置干预。
从框架政治到环境治理
在第六讲中,秩序自由主义已经把政府干预从价格、产量等经济过程移向竞争的社会条件。人口分布、教育、财产制度和法律结构都可以作为「框架」被改变,只要这种改变有利于竞争机制的顺利运行。
本讲手稿把美国方案称为对这一思路的激进化。美国新自由主义不只关注「怎样塑造市场所需的社会框架」,还把每个行动者视为游戏者,并把他的周边条件处理为可调节变量。政府的技术对象由市场竞争的制度条件进一步推进到一般行为的响应条件:
秩序自由主义:社会框架变化 ⇒ 竞争条件变化
美国新自由主义:环境变量变化 ⇒ 主体的得失结构变化 ⇒ 行为供给变化
这里的「环境术」(environnementalité)指一种通过安排行动发生的外部条件来影响行动概率的治理技术。「规训社会」的典型问题是如何进入个人内部,对其进行分类、服从训练和规范化;此处的问题变成了怎样保留行动者作为「游戏者」的持续存在,并通过法律规则、施行强度和环境变量改变其可能行动,即「不改造游戏者而调节游戏环境」。
总结
秩序自由主义:为市场组织社会 → 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构架无边界普遍化→ 非经济行为可知化与政府行为经济审查→ 犯罪成为两种功能的合成性案例→ 「犯罪人」被还原为对收益—风险作出响应的行为供给→ 经济人成为治理与个人的接触面→ 法律保留为游戏规则,效用计算转移到法律施行→ 刑罚目标由彻底消除犯罪转为调节可容忍水平→ 主要干预点由个人内部规范化转向行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