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美国新自由主义|人力资本|经济人:从交换伙伴到自身企业家
「全文约5500字」

内容摘要:美国新自由主义如何把经济学分析扩展到劳动、教育、家庭、健康和迁移等原本位于经济学边界之外的领域?这一扩展又依赖怎样的经济学对象变换?福柯的核心论点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通过把经济学从「生产-交换过程」的分析改造为「稀缺条件下行为选择的内在合理性」分析,使劳动者能够被重述为以自身能力为资本、以工资为收益的「自身企业家」。福柯以美国自由主义的特殊政治地位为背景,通过罗宾斯、舒茨、贝克尔、明塞尔等人的理论重构,并追踪「人力资本」概念向家庭、健康、遗传和迁移的扩展来证明这一点。美国自由主义并非仅是一项经济政策,它在国家奠基、政治争论和反国家干预传统中取得了更广泛的位置,因此美国新自由主义能够表现为一种社会分析风格。人力资本理论集中展示了这种分析风格的运作:劳动不再作为生产过程中的投入量被处理,经济分析转而站到劳动者的行动视角,将工资界定为资本收益,将技能界定为与个人不可分离的资本。由此,古典经济人的「交换伙伴」位置被「自身企业家」取代。教育、父母对子女投入的时间、健康维护和迁移随后都可进入投资-收益计算。福柯最终把这一扩展连接到创新和经济增长:创新被解释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增长政策也因而转向人力资本的形成、保存和改善。
史料札记:第一组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背景,包括新政、贝弗里奇计划、战时「安全契约」、杜鲁门至约翰逊时期的社会计划,以及亨利·西蒙斯对这些政策的批评。这些材料主要用于说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对手及其政治位置。第二组是经济理论文本,核心人物包括罗宾斯、费雪、舒茨、贝克尔和明塞尔。福柯借此重构经济学对象、工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定义。第三组是比较性材料,包括斯密、李嘉图、凯恩斯、马克思和熊彼特,用来显示新自由主义在劳动分析和创新解释上的分叉。
问题
本讲开头提出的问题是:
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欧洲新自由主义有何差别?
但这一比较只承担前置功能,真正推动后文的是另一个问题:
经济学必须发生什么改变,才能把劳动以及劳动之外的大量社会行为纳入自身分析?
这涉及到福柯在中段才明确提出的「经济学对象的认识论转变」。经济学对象一旦由「过程」转向「行为选择」,经济分析的边界便不再由传统「经济领域」的边界决定。
美国新自由主义:一般分析风格的形成
美国与欧洲新自由主义拥有相似背景:凯恩斯主义、战时社会保障和国家社会干预构成它们共同的批判对象。差异主要来自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史中的位置。
福柯研究美国新自由主义时有意选择「人力资本」和「犯罪」两类对象,因为它们同时是「分析方法」与「规划类型」。本讲只展开分析了「人力资本」,因为它最适合显示经济学如何取得一种可以跨越既有学科边界的能力。
经济学对象的转移:从过程机制到行为选择
「人力资本」理论能够成立,首先需要改变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人在目的与具有替代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如何行动。由此,经济学的对象不再由某一类实体——资本、机器、产品、市场——预先限定,而由一种行为结构限定:
稀缺手段+相互竞争的目的 ⇒ 选择 ⇒ 选择所依据的考量及其后果
经济学因此从生产、交换和消费过程之间的机制关系,转向人类行为内部的策略结构,即研究人的行为以及这种行为内部的合理性: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一个人为什么选择A而不选择B。
因此,这比「市场扩张」的隐喻更精确,因为人力资本理论并不要求家庭、教育或迁移首先成为市场交易,才允许经济学进入这些领域。只要某种行为能够被表示为稀缺资源在竞争目的之间的配置,它就取得了经济学上的可分析性。
经济学分析的扩展 = 把「行为」重述为「资源约束—目的选择—后果」结构
经济学指称域(_champ de référence_)的改变为后面的主体转换提供了条件:「自身企业家」不是这一分析的出发点,而是经济学从过程转向行为之后,在劳动分析中产生的效果。
劳动为何成为关键检验?
新自由主义者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评从一个不对称出发:土地、资本、劳动被并列为财富生产的三种要素,但劳动本身并未得到与另外两者同样的分析。那么:
在传统经济学中,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
福柯把这一批评重构为一条从斯密到凯恩斯的序列。斯密以劳动分工打开经济分析,但并未持续分析劳动的「质」的差异。李嘉图把劳动增加主要表示为劳动人数和劳动时间的增加,于是劳动被还原为可由资本支配的「时间量」。凯恩斯虽然把劳动列为生产要素,却仍主要把它作为在足够投资率条件下才能被动员的被动要素。
新自由主义改变了观察位置: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位置,转移到劳动者如何使用自身的资源。
但是,如果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没有真正分析劳动」立即会遇到马克思这一反例。福柯因此代拟了一个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的回答,双方的分叉集中于劳动「抽象化」究竟发生在哪个层级。
福柯如此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把劳动者的「劳动力」作为商品纳入市场,而商品价值关系又使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能够作为「抽象劳动」相互比较,并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福柯由此把马克思的批判概括为:劳动的「抽象化」源于资本主义现实机制本身。
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机制→具体劳动被抽象化
因此,在福柯重构的马克思这里,问题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本身。劳动之所以变成「劳动力」「劳动时间」「价值量」,是资本运行实际要求如此。于是,经济学中的抽象并非偶然的理论错误,理论之所以如此描述劳动,是因为资本主义现实本身已经把劳动置入这种抽象关系。
但是,福柯替新自由主义者拟出的回答是:
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式→劳动被理论上简化为时间量
换言之,劳动之所以显得抽象,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把真实的人变抽象了,而是旧经济学根本不会分析劳动者身上的具体能力。双方争论的关键点也就不是「劳动是否被抽象」而是「抽象究竟发生在哪个层级」。
马克思:现实机制的抽象≠新自由主义:理论视角的抽象
这一步决定了本讲的后续论证。若抽象化首先是一种分析视角的产物,那么解决方案就是重新站到劳动者一侧,分析他的选择、能力和收益。于是「把劳动重新引入经济学」不再等于重新测量劳动价格或价值贡献,而是研究劳动作为一种经济操行(conduite):主体对自身经济行动的安排方式。
人力资本
从劳动者视角看,工作的直接结果是工资。新自由主义者把工资重新定义为收益,于是推出一个新的问题:
如果工资是收益,产生这项收益的资本是什么?
答案是劳动者身上不能与其本人分离的身体条件、心理条件、技能和能力。福柯把这种资本称为「能力-资本」(capital-compétence)。
能力-资本 在生命周期中被运用⟶ 工资收益流
这产生了三个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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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不再作为劳动市场上一次次出售的同质「劳动力」来把握。它具有形成、成熟、损耗和衰老过程,因此对应一条随生命周期变化的收益流。福柯所谓「机器-流变」(machine/flux)正是为了把能力存量与时间化收益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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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资本持有人无法分离。劳动者自身就是技能这一资本的存在方式。这里与传统「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机器」的异化批判发生了方向相反的重写:机器不再指外在生产装置对人的压迫,而指个体自身能够产生收益的能力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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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因而取得企业形式,即福柯所谓「自身企业家」(_entrepreneur de lui-même_)。
劳动者 ⇒ {自身资本、自己的生产者、自己的收益来源} ⇒ 自身企业家
这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与此前课程中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发生连接的位置。德国新自由主义把「企业」提升为社会组织原则,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把企业单元推进到个人层次。社会由企业单元组成的规划,由此获得了一个微观主体形式。
经济人的改变:从交换伙伴到自身企业家
为什么「自身企业家」仍然叫做 homo œconomicus?
福柯并不否认新自由主义重新启用了「经济人」(homo œconomicus),但旧概念与新概念的行为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
传统经济人是交换过程中的伙伴。其行为由需求、效用以及通过交换实现效用的计算构成。人力资本理论中的经济人则把自身作为生产单元处理。他的能力即是资本,他的劳动产生即是收益,甚至他的消费也被重述为一种生产活动:消费者把购买的商品、服务和自身时间组合起来,生产自己的满足。
因此,「自身企业家」不是对传统自利个人的简单强化。分析单位从交换中的一方转为持续管理自身资本存量、投入方式和收益流的企业单元。
交换伙伴 人力资本⟶ 自身企业家
这一变化同时解释了经济学为何能够离开传统市场场景。只要个人持续以资源配置的方式生产收入或满足,他的行为就可以进入同一个经济分析。
人力资本的形成:生命过程进入经济计算
一旦劳动能力被界定为资本,问题立即从「劳动是什么」转到「资本如何形成、积累、保存和改善」。这一转移打开了此前分属家庭、教育、医学、人口流动等领域的一组对象。
福柯把人力资本区分为「先天因素」与「后天因素」,并在先天因素中进一步讨论了「遗传」因素。
如果遗传知识能够识别疾病风险,并使「低风险基因配置」成为可比较的稀缺条件,那么婚姻与生育选择就可能被重新编码为对子女人力资本的投资。福柯关心的政治问题因此不只在传统种族主义,而在社会一旦以改善总体人力资本为目标,个体遗传条件的识别、比较和改善就可能进入治理计算。
在后天人力资本中,「教育」投资就不再只指学校教育和职业训练。父母为儿童付出的时间、照护、情感投入、文化刺激都可被理解为形成未来能力的投入。家庭因此获得一种新的经济可见性:其内部关系被询问的方式变成「哪些条件能够增加未来人力资本」。
「健康」同样被重新安排。医疗和公共卫生可以按照它们是否改善、保存并延长人力资本的可使用期限来计算。健康因此不再只是一项福利或权利问题,而进入到了有关资本的维护问题。
「迁移」则展示了同一模型如何处理看似由宏观经济机制支配的行为。迁移具有收入中断、适应和心理成本,但如果这些成本能够换取未来地位与报酬改善,它就可以被表示为「投资」。移民因而被重述为承担投资支出、追求未来收益的自身企业家。
这些异质活动在经济分析中取得同一种形式:
{教育、家庭照护、健康、迁移} 人力资本分析⟶ {投资、资本形成、资本保存、收益预期}
真正发生扩张的因此不是「市场」本身,而是经济学的可计算性。社会生活中的不同实践被转换为同质的投资变量。因此,本讲未讲完的手稿结尾将继承、传递、教育和培训放进同一「资本经济」中。
从人力资本到创新
福柯在课程末尾主动提出一个方法论问题:
既然人力资本分析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是否只需揭露其政治立场即可?
答案是否定的。理由不是替新自由主义辩护,而是这套分析确实能够重新组织某些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创新」。
熊彼特以创新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能够不断纠正利润率下降趋势,但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者将进一步追问:
创新本身从何而来?
其回答把技术发现、新生产形式等创新理解为在人身上进行投资的收益。创新于是从一种企业家精神或资本主义心理特征,转换成可以追溯到人力资本形成条件的结果。
于是,经济增长的解释变量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土地、物质资本和劳动数量不足以说明战后西方国家与日本的增长,人力资本理论便要求研究能力如何形成、在哪些领域增长、什么支出实际构成人力资本投资。政策问题也就从「增加多少物质资本和劳动投入」转为「改变何种人力资本投资及其形式」。
因此,这套分析会反过来重写了经济史或发展史:第三世界国家的「未起飞」、16-17世纪西方经济的起飞等问题,都可以被重新组织为「人力资本积累问题」。人力资本理论也就因此从微观行为分析形成了一套增长政策和历史解释。
总之,理论的政治危险与理论的分析能力可以同时成立。恰恰因为某种分析能够有效组织经验材料并生成政策,它的政治效果才具有实际重量。
总结
本讲存在两条彼此连接的逻辑。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位置解释新自由主义为何能够获得超出经济政策的社会效力:
自由主义具有奠基性与持续政治地位 ⇒ 新自由主义成为存在方式、思考方式与一般分析风格
人力资本理论则说明这种分析风格如何运作:
生产—交换机制 经济学对象转移⟶ 稀缺条件下的行为选择 劳动重新进入经济学⟶ 劳动者作为主动经济主体 资本—收益重写⟶ 能力—资本与工资收益流 主体形式改变⟶ 自身企业家 分析域扩展⟶ 教育、家庭、健康、迁移等成为投资问题 宏观化⟶ 创新解释与人力资本型增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