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赤脚医生与脑体二分的政治:社会主义的治理原则之争
「正文约11000字)」
作者:方小平(Xiaoping Fang)[1]

文献来源:Taking off or putting on shoes?: Barefoot doctors, mental-manual labor, and the health revolution in Mao’s China. (《脱鞋还是穿鞋?赤脚医生、脑力—体力劳动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卫生革命》)World Development 194 (October 2025): 107009。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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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依照时间顺序,分析毛泽东时代中国赤脚医生制度在制度设计、日常实践和意识形态斗争三个层面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文章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赤脚医生制度的设计,意在把农业生产和医疗实践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为解决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本问题,制度尤其强调采集、加工中草药所需的体力劳动。
70年代初以后,医疗学习与诊疗活动本身的特点、工作时间安排和报酬方式,以及中西医在日常实践中的结合,逐渐推动赤脚医生脱离农业生产和中草药采制的体力劳动。到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又把赤脚医生的脑力与体力劳动解释为两条路线之间的对立:一边是忠于「革命卫生路线」,另一边是走向「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医疗专业化。
赤脚医生脑体劳动关系的变化,揭示了毛泽东时代卫生革命的复杂特征,包括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去专业化与专业化、政治话语与分配实践的对立。本文也据此为1949年前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史,以及当代全球在发达国家促进健康公平、在发展中国家应对资源匮乏的各种路径,提供比较视角。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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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难题:在医疗卫生资源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如何为庞大人口提供服务,同时履行「为工农兵服务」的意识形态承诺。大体而言,当时存在两条发展路径:
(1)偏向城市与现代医学;
(2)偏向农村与传统医学。
1965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批评卫生部只为城市居民和特权阶层服务。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1949年以来的医疗卫生战略与政策进一步遭到批判,并被概括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卫生路线」。

20世纪60年代,苏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钱大椿在农村田头为农民诊治。摄影:顾东升。图源:江苏省摄影家协会。
与之相对,毛泽东领导下的政府提出发动一场「卫生革命」,推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1968—1985年的赤脚医生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为这场卫生革命的标志[2](Lampton,1977)。赤脚医生由生产大队成员担任,只接受短期、基础的医疗训练,随后回到本村承担诊疗和公共卫生工作(Editorial Board of Red Flag,1968)。
自制度创立以来,这一制度在中国内外引起了社会与医学界的关注。70年代官方宣传强调它的制度优越性[3];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不少研究又对其作出积极评价,把它当作医疗改革的历史参照(Blumenthal & Hsiao,2005;Chen,2001);知青回忆则保存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担任赤脚医生的经验[4]。此外,还有基于赤脚医生与农民自身声音的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史研究(Fang,2012;Li,2015;Tu,2016;Xu & Hu,2017)。
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毛泽东时代试图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政治工程,在赤脚医生这一职业中究竟如何运作,又为什么最终失败?[5]
这里所谓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字面上分别指「用手」与「用脑」的工作,但两者从来没有严格界线。没有哪一种工作完全属于体力劳动,也没有哪一种工作纯粹属于脑力劳动。手工劳动包含思考与筹划,脑力劳动同样离不开身体。
所谓「脑力—体力」二分,在不同情境里有不同含义,同一种工作也可能在不同阶段更多地偏向脑力或体力。中医与西医都同时包含这两类劳动。中医尤其是中草药的采集与炮制,相比工业化生产的西药更为劳动密集,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医天然更「脑力化」、中草药天然更「体力化」。注射、切脉、使用听诊器听诊都要求手上功夫;理解药物的阴阳、寒热等性质,同样需要知识判断。
本文选用中国各地的政府医疗卫生出版物、档案和地方志,沿时间线考察赤脚医生制度的制度设计、日常运作和意识形态斗争,并把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关系作为观察轴线[6]。文章先讨论60年代末赤脚医生制度的初始设计,说明这一制度怎样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念与发展战略之下,试图解决农村医疗资源短缺。
随后考察70年代初赤脚医生如何在医疗学习、诊疗活动、工作时间和报酬方式上组合脑力与体力劳动,并分析在强调采集、加工中草药所需体力劳动的同时,将农业生产与医疗学习和实践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所遇到的障碍与挑战。
接下来,文章讨论70年代中期的政治斗争怎样批判赤脚医生脱离繁重体力劳动,并把对「革命卫生路线」的政治忠诚,与「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所代表的医疗专业化对立起来。
文章最后转向毛泽东去世后的时期。1978年后,「医疗现代化」的话语与政策为医学专门化和职业化提供正当性,并强化这两个进程,赤脚医生因此进一步脱离农业劳动和中草药加工。
文章分析赤脚医生这条特殊的发展道路,如何揭示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政治背景下,卫生革命在医学、专业化和医疗资源分配方面的复杂特征。以脑体劳动关系为切口,也有助于比较理解1949年前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以及当代全球在发达国家促进健康公平、在发展中国家应对资源短缺的各种路径。
劳动中的「赤脚医生」:职业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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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末以前,中国乡村医疗者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并没有一道清楚的界线。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以行医为业的职业医生,在广大乡村并不普遍(Sivin,1990)。更常见的是各类民间医者,包括草药医生、传统外科和推拿整复医者,以及治疗中暑的民间针刺医者。他们构成了乡村医疗世界的主体(Bray,1993;Kleinman,1980;Scheid,2007)。
这些人使用的草药属于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的一部分[7];中医还包括依据阴阳理论进行的诊断与治疗,以及针灸、推拿等方法[8]。中国乡村日常所说的中草药,往往是民间医者直接开用的药用植物;而本文所谓本草药材(materia medica),则包括经过加工的植物、矿物和动物性药材,通常由长期研习中医经典的医者处方使用(Fang,2012,119)。
在知识主要依靠家族传承或非正式师徒制传播的环境中,这类医疗者的身份与行医实践本来就很模糊(Fang,2019)。李景汉(Li Jinghan)在1930年代对河北定县(Ding County)的乡村医生调查中就写道:「凡是肯替人治病的,都可以算作医生。」他同时指出,大多数乡村医生都把行医当作副业,并不完全依赖医疗收入维生(Li,1992,292–95)。医生和病人一样,日常生活仍依赖农业体力劳动。
但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医疗制度化和现代医学进入农村,开始重组这种关系。首先出现的是农业体力劳动与医疗脑力劳动之间的基本分工,虽然外科、牙科等医疗活动本身仍高度依赖手工技能。其次,草药的采集和炮制,与看诊、处方之间也出现新的分化。
乡村医疗者以及治疗中暑的针刺医者等部分民间医者被吸收到联合诊所,逐渐专门从事医疗与公共卫生工作。1953—1957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被组织进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Fang,2012,25–28),各单位又从青年村民中选拔卫生员。经过短期医疗训练后,卫生员要在社员下地劳动时提供简单急救和预防性处置,例如给割伤、擦伤涂红汞或龙胆紫,再包扎开放性伤口以减少感染(Zhejiang Provincial Health Bureau,1954)。
1958—1962年大跃进期间,一些地区曾广泛推广「卫生员制度」,但60年代初一度中止(Huang & Lin,2009)。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后,政府再次推动这一制度,要求每个生产大队至少配备两名「半农半医」[9]。
于是,卫生员的日常医疗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农业生产体系内部的一种非体力劳动,但他们仍以农民身份参加农业劳动。联合诊所与卫生员制度,都是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医疗目标解决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具体办法(Fang,2008)。
赤脚医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中出现。「赤脚医生」这个名称,一般被认为源自上海郊县农民对卫生员的俗称。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些卫生员赤脚在水田里劳动,需要时又随时给人看病(He,1965)。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出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1969至1970年间,这套制度迅速推广到全国。
官方把赤脚医生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伟大发明,但从人员选拔、培训方式到日常职责,它其实延续了文革前卫生员制度的许多做法。真正不同之处,在于赤脚医生获得了更清楚的行政框架和意识形态正当性。
制度运行依托农村合作医疗[10]。生产大队和社员缴费,用以建立和维持由赤脚医生主持的医疗站;合作医疗则向社员免费提供部分诊疗与药品。由赤脚医生、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合作医疗和医疗站的日常运营。
这种构成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调的「两参」原则相呼应,正如 Jingting Liang 与
安舟(Joel Andreas)在所讨论的,即工厂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赤脚医生制度在人员、经费和管理上的设计,也与毛泽东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相通[11]。该指示要求「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Wenhui Daily and Xinhua News Agency,1968)。
赤脚医生制度同样体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分权取向。当时农村同步发展的民办学校就是近似案例(Robinson,1986)。这种制度设计的现实目标,是通过吸纳训练较少的农村人员、降低运行成本,解决疆域辽阔而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运行卫生计划的关键问题。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也体现在学习和诊疗过程中。此前主导乡村医疗世界的民间医者,通常依靠口传和实践获得知识与技能。阅读书本并非知识传递的必要环节,虽然诊断和治疗当然包含大量脑力判断。赤脚医生的教育方式却不同于这些民间医者,也不同于文革前的卫生员。
生产大队选拔赤脚医生时越来越重视文化程度:最初要求小学文化,后来要求初中学历。原因很直接,识字能力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医疗业务水平,也会影响他能提供怎样的医疗服务。与普通社员相比,赤脚医生因此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也更有条件把劳动重心从单纯下田转向知识性工作。

1963年,北京中医学院学生辨别穴位。图源:《人民画报》1963年第3期。
60年代末到70年代,赤脚医生的正规培训仍然很短,从十天到一年不等,培训地点包括县医院、卫生学校、区或公社诊所。为了尽快铺开全国性的农村医疗计划,政府同时开始编写赤脚医生教材。课程与教材主要讲常用医学知识、常见病防治、急救、计划生育、基础外科技能和人体解剖,并按照1950年以来形成的卫生工作方针,把中医和西医结合起来[12]。
书本知识的学习,标志着乡村赤脚医生中一种脑力劳动的出现。对过去主要习惯农业体力劳动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挑战。60年代末到整个70年代,官方报道常把模范赤脚医生描写成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努力学习医学知识、进而为人民服务的典型(Wang,1974,7)。
但作为一项面向全国农村的医疗计划,赤脚医生制度很快碰到经费问题。怎样以农民能够承担的价格长期维持体系,越来越关键。1969年,政府把1230种药品的价格平均下调37.2%,这显著增加了财政压力,尤其是在赤脚医生制度全国推广之后(Xinhua News Agency,1969)。
经费不足促使政府大力推广中草药。理论上,中草药是一种免费资源,但采集和炮制需要投入大量体力劳动。采药、保管、加工和使用与农业生产十分接近,不需要很高的学历,也不必接受多年训练;农村居民本身又有长期使用中草药的经验。

1963年,北京中医学院中药系教学现场。图源:《人民画报》1963年第3期。
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政府于1970年发起全国性的中草药运动。很快,中草药与针灸一起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赤脚医生制度最鲜明的标志,即所谓「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另一条广为流传的口号是「三土四自」:土医、土药、土方,自采、自种、自制、自用[13](Sidel & Sidel,1972)。
围绕大队医疗站,各公社和生产大队制定采集、种植、加工中草药的规章,往往让有经验的老草药医带领赤脚医生上山采药。有些大队还划出土地建立「百草园」或「土药厂」,由医疗站负责切制、晾晒和加工。
生产大队里的医疗卫生工作通常分为三类:门诊、出诊和参加农业劳动。制度明确要求赤脚医生大约三分之一时间参加农业生产,每年约120天(Anonymous,1975a)。官方在介绍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办得较好的模范大队时,往往会详细说明这种时间、地点和工作内容的安排。
例如山西大寨公社蒙山大队,两名赤脚医生要负责35个自然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大队安排他们下村参加农业生产,但遇到病人可以随时离开田间看诊,诊疗结束后再回去劳动。
由于社员居住分散,两人轮流分工:一人留在大队医疗站附近,一边值班一边参加就近农业劳动;另一人走村串户,走到哪里便在哪里看病,也在哪里参加农业生产。官方报道因此说,这两名赤脚医生从不休息,不是在给社员治病,就是在田里劳动(Mengshan Brigade,1975)。

1974年,河南农村赤脚医生为儿童接种疫苗。图源:Everyday Life in Mao’s China。
赤脚医生的劳动安排还受到报酬制度塑造。70年代,他们被要求既「参加农业生产」,又「参加集体分配」。和普通社员一样,赤脚医生按工分获得收入[14];个人每日收入取决于从事体力劳动的身体能力。
工分每天登记,个人最终收入要等到年终,根据集体总收入和全体成员工分总额计算后才能确定。在不少地方,赤脚医生的工分还要由全体社员公开评议,评议标准主要看服务态度和参加农业劳动的情况。一般而言,赤脚医生的工分不应低于大队平均水平(Editor,1975b)。
把医疗学习与实践、工作时间和报酬都纳入脑体结合,在中国医疗卫生史上同时具有医学、经济和社会政治意义。赤脚医生作为新型乡村医疗者,与过去的民间医者和职业医生不同,他们的医疗合法性来自一场激进政治运动。制度把西医带入乡村,同时又把中医药作为传统资源加以推广,两套医学都同时包含脑力与体力劳动。
推广中草药还旨在解决由「三大差别」(即城乡、工农、脑力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和分配不均,同时降低合作医疗费用,减轻群众负担(Anonymous,1975a)。在社会政治层面,官方话语则强调赤脚医生兼具农民与医生、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双重身份,能够使贫下中农保持「好思想、好作风」。
脑体结合还被解释为贯彻「又红又专」、促使赤脚医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制度保障(Mengshan Brigade,1975)。
实践中的脑体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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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大规模推广中草药,本来是赤脚医生制度理想设计中的关键一环,但它在每个关键环节都遇到了严重困难。理论上,中草药资源很丰富,实际情况却并非所有地方都能方便找到治疗各种疾病所需的药材(Shen,2004)。即便当地有药,采集和后续炮制也极其费力。
浙江富阳县赤脚医生俞福泉回忆,70年代初他跟着大队里的老草药医上山采药:「我们采了很多草药。有个老人专门采药,还要把药切开、晒干,不然就烂了……采药真的很苦,我们带着饭盒上山。」(Yu,2005)问题也由此出现:赤脚医生逐渐不愿继续承担这种繁重劳动。

20世纪70年代,福建山区赤脚医生采药相关场景。图源:IC/China Story。
而且,采药并不只是体力活。它同时涉及知识、技术和经验等脑力劳动,这些东西只能靠时间和实践积累。单看采集时间就很复杂。
同一种药用植物在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其根、茎、叶、果可能具有不同药效(Liang,1974;Herbal medicine research group,1971)。药采回来以后,还要判断怎样加工、怎样保存。种植药材比野外采集更麻烦,播种深浅、疏密,选用家种还是野生品种,都需要经验和判断。
与直接使用现成西药相比,中草药的采集和制备显然需要更多艰苦体力劳动。与中医知识一样,西医知识的学习也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且高度依赖实践。随着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等基本诊断工具逐渐普及,注射、静脉滴注之类操作技术也很快进入乡村。

一名赤脚医生为生产大队社员实施针灸治疗。图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ikimedia Commons。
赤脚医生较高的识字水平,使他们可以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并按照药瓶上带图示的说明配发药品。与此同时,药品批发和销售网络不断延伸,药价又持续下降,西药的使用便越来越普遍。1953年以后,中国随着抗生素工业发展,已经能够实现青霉素工业化生产,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西医虽然需要一定的脑力劳动,但它在便利性和疗效上具有明显竞争力。中草药却既需要繁重劳动,又高度依赖经验。若要正式开具本草药材处方,要求更高,尤其需要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
因此,政府虽然鼓励赤脚医生在日常诊疗中使用草药,实际运用始终受到限制,到70年代中期已明显减少(Yuhang County Committee Branch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1975)。采药、种药逐渐变成一种象征性动作,到了80年代末,主要只在赤脚医生入门培训时保留(Fang,2012,91)。
脑体结合的理想工作时间表同样难以维持。直到70年代,农村传染病、地方病和寄生虫病仍然很多,防疫和卫生工作本身就占去大量时间,使赤脚医生无法按规定参加农业生产。一些生产大队干部也认为,看病和提高业务能力显然比下田更重要。
江苏建湖县新庄公社22个生产大队共有66名赤脚医生,平均每个大队三人。报道说,部分公社党委成员并不真正理解为什么赤脚医生一定要参加农业生产。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本来就是贫下中农,早已有劳动观念,当下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学习医学、提高诊疗水平(Anonymous,1975b)。
从经济账看,一个一千多人生产大队只要几名赤脚医生,「只要他们能把病看好,完全养得起」(Anonymous,1975a)。也就是说,地方干部希望赤脚医生成为专门人员。花时间把人训练出来,再让他们回田里做普通农活,是一种浪费,尤其是在农业劳动力充裕的情况下。
于是,赤脚医生逐渐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工作上,不再参加农业劳动。即便参加,也常常只剩象征意义,正如培训班里的集体采药。浙江余杭县塘栖区163名赤脚医生在1973—1974年的某一个月里,总共参加农业劳动143天,当时距赤脚医生制度启动约四至五年。换算下来,每人每月不到一天(Yuhang County Health Bureau,1974)。
随着赤脚医生慢慢离开田间,报酬和补贴制度又在收入上把他们与普通社员拉开。前文说过,赤脚医生原则上和其他社员一样按工分分配,但他们一年的工分收入通常略高于大队平均水平,一些地区还有额外补助。据官方出版物称,宁夏回族自治区70年代给赤脚医生每月5至12元补贴(Editorial Board of Ningxia Health Gazetteer,1998),辽宁则每月另发3至5元现金(Editorial Board of Liaoning Provincial Gazetteer,1999)。
在当时的农村,5元已经是相当可观的金额。收入高于平均水平,又可以免做繁重农活,这一位置自然很有吸引力。于是,一些大队干部不按能力选人,而是照顾亲友,即使他们并不具备合格条件(Anxiang County Health Bureau & Hunan,1978,1)。
赤脚医生的脑力劳动与普通社员的体力劳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随着他们退出农业劳动,赤脚医生成为一类特殊的公社社员,专业知识和专业化成为他们身份的首要特征。浙江淳安县赤脚医生徐培春回忆:「他们下地叫『出工』,我们到医疗站叫『上班』。」(Xu,2004)
「上班」与「出工」这两个词并非普通措辞,它们和1958年以来的户籍制度密切相关[15]。「上班」通常用于城市户籍的工人和单位职工,「出工」则属于农村社员的日常用语[16]。前者还暗含有技能的脑力劳动,后者则指向被视为「无技能」的田间劳动。
比赤脚医生逐渐脱离体力劳动更严重的,是合作医疗内部的经济变化。中草药来源并不总是稳定,西药却越来越容易获得,于是逐渐成为更受欢迎的选择。采药困难,加上部分赤脚医生和干部管理不善、任人唯亲,又倾向多开西药并由合作医疗报销,很快耗尽本来就有限的基金。
1969—1970年赤脚医生和大队医疗站在全国普及后,合作医疗的实施比例因而不断波动(Editorial Board of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Gazetteers,1996,286)。到1973年,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比例跌到70年代最低点。
辽宁从1971年的84.8%降到1973年的59%(Editorial Board of Liaoning Provincial Gazetteer,1999,89);浙江杭州地区则从1970年的83.6%降到1973年的38.55%(Hangzhoushi Weishengju,2002,57;Revolutionary Committee of Shaoxing City,1973)。即便提供部分免费医疗服务的合作医疗停办,许多大队医疗站和赤脚医生仍继续存在,只是改为收费看病和售药。
「赤脚医生穿鞋」:专业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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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由激进毛派主导的政府,在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中,把赤脚医生制度遇到的严重挫折解释为资本主义思想以及与邓小平(Deng Xiaoping)及其政治盟友相联系的市场化政策造成的结果。
邓小平1969年被打倒并遭放逐,1973年重新回到高层政治。左派媒体后来报道说,他在主持经济整顿期间曾对外宾谈到赤脚医生,并作出一种带保留的肯定:
有赤脚医生总比没有医生好。所谓赤脚,一方面是参加劳动,一方面又给人看病。开始的时候,他们知识有限,只能治常见病。过几年以后,可以穿草鞋,说明知识增加了。再过几年,从草鞋进到布鞋,再从布鞋进到胶鞋。(Baise Prefecture Health Bureau Critique Team,1976)
1976年初邓小平再次失势后,这番话被左派对手猛烈批判,称为「赤脚医生穿鞋论」[17],认为它侮辱赤脚医生的医疗能力,并把当时合作医疗的困难归因于邓小平的「煽动」(Miao,1976,5)。
围绕这段话,一场关于赤脚医生是否应继续参加农业生产的激烈争论随即展开。《人民日报》和《赤脚医生杂志》(Journal of Barefoot Doctors)等官方媒体大量刊登社论与赤脚医生来信,争论在1976年上半年达到高峰。
在这一整套政治话语里,赤脚医生制度之所以被赞扬,正是因为它打破了医生脱离体力劳动的旧习惯。赤脚医生被视为社会主义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一项实践(Wei,1975)。
参加农业劳动因此变成定义赤脚医生身份的首要条件:「要当好赤脚医生,首先要当好一个社员;不参加劳动,就不是赤脚医生。」(Fuyang County Health Bureau,1977)农业劳动随之被赋予了政治忠诚的象征意义:
赤脚医生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和集体分配,不是简单地给农业生产增加几个劳动力的问题。它关系到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医疗卫生队伍,关系到农村卫生工作的方向,关系到反修防修,关系到缩小「三大差别」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Editor,1975a)
参加农业劳动的天数甚至变成评定模范赤脚医生的唯一尺度。模范赤脚医生贾怀庆(Jia Huaiqing)在一次批邓会议上说:「我当赤脚医生十年来,坚持每年平均参加农业生产二百四十多天。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坚持赤脚干,才能不忘本,才能铲除修正主义的根。」(Editor,1976)
官方进一步论证,赤脚下田与给人看病不但必要,而且完全可以同时做到。《红旗》(Red Flag)一篇署名「卫革」——即「卫生革命」的谐音——的文章问道:赤脚医生能不能既参加农业生产,又给社员看病?作者回答说,许多情况下,看病完全可以发生在劳动过程中:
不少社员有点小病仍然照常参加劳动。赤脚医生就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给他们治病,这正是他们受欢迎的原因。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都同当地的劳动条件、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同一种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基本治疗方法可能相同,但具体处理又不能完全一样。只有长期同社员一起参加农业生产,熟悉他们的身体和其他情况,赤脚医生才可能把这些差别掌握得更好,提高疗效。(Wei,1975)
与此相对,强调医疗专业化、追求业务水平,被批评为一种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迅速致富欲望(Editor,1976)。官方认为,脑力与体力劳动一旦分离,必然出现「业务第一」「技术私有」和「追名逐利」(Liaoning Provincial Committee Health Bureau,1976)。
要求赤脚医生「穿鞋」,也就是逐渐成为专业医生、不断提高医疗技术,被贴上了「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标签(Miao,1976,5)。不过,这套话语并不真正反对提高业务能力。它反复强调,医疗技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实践不断获得和提高。
赤脚医生与正规医学院毕业医生的差别,只在于前者没有接受医学院训练(Miao,1976,5)。真正被反对的是脱离农业生产、专门钻研医术的职业化医生身份。
因此,「脱鞋」还是「穿鞋」,最终成了赤脚医生政治忠诚的象征。苗羽在一篇社论中把这种逻辑说得最彻底:「只有赤着脚劳动,脚上有泥,肩上背着药箱,心里才能想着贫下中农,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如果穿上胶鞋,手脱离劳动,心就会脱离群众,很快就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Miao,1976,5)
在这种话语里,参加农业体力劳动成为旨在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的「革命卫生路线」的基石。赤脚医生离开农业劳动、走向医疗专业化,则被归入「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放弃需要大量体力劳动的中草药,也被当作同一条路线的表现,并被用来解释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为何陷入困境。
官方批判还把这一问题放回1949年以来农村卫生工作的整体历史中。在这种叙述里,文革前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实行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分配,发展的是以高强度脑力劳动为基础的精英化、专业化医学体系(Shanghai City Revolutionary Publishing Team,1970)。
这种批判可以追溯到毛泽东1965年的「六二六指示」(June 26 Directive)[18]。当时毛批评卫生部主要服务城市医疗机构和党政精英,称其为「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份指示此后成为左派把赤脚医生这种去专业化制度塑造成卫生革命象征的重要政治依据,也使一切医疗专业化尝试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容易被批判为错误路线(Editorial,1975)。
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并未与其意识形态主张相符。1965年以后,政府确实动员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也把部分资源投向农村,但资源仍主要沿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体系配置(Gao,2014,84)。
毛泽东时代1949—1976年间,卫生支出平均不到财政支出的1.39%,在文教卫生科学支出中平均占15.9%。在这有限预算里,农村依旧供给不足,大部分资金仍花在城市医疗。某些县用于党政干部公费医疗的支出,就占去了卫生经费的很大比例(Editorial Board of China Health Yearbook,1984,54)。
穿上鞋:拒绝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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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斗争虽然不断批评赤脚医生走向专业化,却几乎没有真正阻止「穿鞋」的趋势。前文提到,一些地区的合作医疗在1973—1974年因为基金压力停办,但由赤脚医生主持的大队医疗站往往没有消失,而是改成按次收费,由此在70年代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医疗服务稳定。
拥有医疗站和赤脚医生的生产大队比例,因而高于实行合作医疗的比例。赤脚医生和医疗站持续存在,也让农业劳动与医疗学习、诊疗活动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赤脚医生逐渐成为把主要精力放在行医上的专门人员,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偏向脑力劳动,虽然仍包含手工操作。
1976年华国锋(Hua Guofeng)领导下的政府曾再次推动中草药的「三土」(土药、土医、土方)和「四自」(自采、自种、自制、自用),希望通过更严格的制度和指导恢复合作医疗(Jiang,1976)。因此,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比例在1973—1974年大幅下降后,到1976年又达到高峰。
辽宁就是典型:实行合作医疗的生产大队比例从1971年的84.8%降到1973年的59%,1976年又升至98.9%(Editorial Board of Liaoning Provincial Gazetteer,1999,89)。但依靠低成本体力劳动支撑全国农村卫生体系的努力,最终没有扭转趋势。赤脚医生仍持续离开采药、炮制中草药和农业生产。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政治社会变化,又明显加快了这一过程。
从1977年开始,官方把医疗业务水平提高到与政治思想同等的位置,工作重点转向重新培训赤脚医生。「又红又专」成为合格赤脚医生的新标准,专业化进程随之展开。
各地被要求动员城乡医疗力量,开办多种形式的培训班,包括县赤脚医生学校、县「五七」赤脚医生班、赤脚医生函授班、公社卫生院培训班,以及城市和军队医疗队举办的进修班。培训重点转向基础理论、临床理论、中西医诊断能力,以及中西药知识。

1976年夏,朱琏带领南宁市七·二一针灸大学学员开门办学。图源:中国中医药网/中国中医药报。
《赤脚医生杂志》的一篇社论说,这是「进一步提高赤脚医生业务水平的关键一步」(Editorial,1977)。1978年,一些省份开始举行赤脚医生考试,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农业生产、医学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
再培训和考试显著推动赤脚医生脱离农业体力劳动,致力于提高医疗业务水平。与此同时,西药供应不断增加,他们也更少需要投入采集、炮制中草药的繁重劳动。
到1979年,官方话语已经正式赋予医疗专业化和业务能力以政治正当性。新的论述猛烈批评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与「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简单对应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赤脚医生杂志》社论写道:
医学是一门科学。医生治病需要业务水平,这是常识。「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一讲科学就有罪,一讲技术就受批判。你要提高赤脚医生业务水平,他们就说这是「穿修正主义的鞋,走资本主义的路」……你想多读点书、提高业务,他们就批你走「白专道路」……结果一些卫生部门不敢抓赤脚医生培训,赤脚医生也不敢读医学书。(Special Editorial,1979,1)
在这一新解释下,政府也重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当作卫生革命象征的说法。新任卫生部长钱信忠指出,把赤脚医生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是「四人帮」的歪曲。
谈到合作医疗时,他承认:「这是一种好的医疗制度,但不能把它看成农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唯一形式。要尊重生产大队的自主权……使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医生、有药、有医疗点。」(Qian,1983,13–14)
在这一背景下,「医疗现代化」成为卫生部门唯一的目标。
1979年10月,国务院提出通过考试认证赤脚医生(Editorial Board of Lin’an County Health Gazetteer,1992,146)。与此同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展开,最终推动去集体化和人民公社体制解体。生产大队医疗站承包给原先在其中工作的赤脚医生,大多作为私人村诊所经营(Wang,2008,122)。新的规制和竞争环境迫使赤脚医生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于是,农业体力劳动很快退到副业位置,因为它会分散赤脚医生投入医疗学习和诊疗的时间,而后者此时需要比过去多得多的脑力劳动。
中草药这种高度依赖体力劳动的医疗方式也继续失去地位,原因既包括农民偏好西医,也包括便宜得多的西药大量进入农村。很多赤脚医生无法适应脑体劳动关系的这种改变,只能改行。
随着1983年人民公社制度的正式结束,继续在乡村行医的赤脚医生数量迅速下降。但这一过程反过来又迫使留下的人提高专业能力,以维持竞争力,并进一步离开农业和中草药劳动。赤脚医生的家人也支持这种变化,因为业务水平直接关系到家庭收入。
1985年1月24日,一名卫生部官员宣布结束赤脚医生制度(Bai,1985)。从此,「赤脚医生」作为正式制度用语退出官方文件。但制度的正式结束,也开启了农村医疗专业化进程。在乡村继续行医越来越需要专业知识,而这种知识意味着高于普通村民的收入。
随着80年代初以来农村改革的推进,赤脚医生在许多地区凭借收入、专业技能和社会地位成为村庄精英;不过,涂炯的研究表明,一部分人在进入21世纪后为报酬、养老金和身份问题申诉(Tu,2016)。最终,他们确实「穿上了鞋」,成为专业化医生。只是村民仍习惯叫他们「赤脚医生」,让这个旧称保留着曾经参加体力劳动的历史痕迹。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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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办教师、农技员一样,赤脚医生运动扎根于农村,也集中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理念、发展战略和经济约束。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确实认真尝试过在医疗职业内部结合脑力与体力劳动,防止医务人员彻底专业化,并让他们保持与农民身份的联系。
推动这套制度的主要理由其实是经济性的:毛泽东要求扩大农村卫生体系,但国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预算再分配,大部分卫生支出继续流向城市、城市职工以及享受公费医疗的党政干部。赤脚医生因此成为一种极低成本的解决办法。
他们靠工分取得收入,国家不为此承担任何费用;使用中草药(这对国家而言无需成本)也减少了对昂贵工业药品的需求,使更多药品可以留给城市人口和出口市场。与此同时,这种制度也有一定公共卫生合理性。多数农村疾病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劳动有关,赤脚医生通过田间劳动加深对这些疾病的了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国家自身又在无意中瓦解了这种制度。国家引入西医,并取得很大成功,对疫苗、止痛药和抗生素的需求不断上升,由此带来对正规训练的需求,而正规训练本身需要大量脑力劳动。集体也要花费时间和资源培养青年,一旦人已经训练出来,集体也不愿让训练有素的人继续留在田间,以免浪费投资。
毛主义模式不让专业人员运用其专业知识,这种做法成本高、效率低,只能从意识形态而非实际运行的角度得到辩护。直到70年代末,提高医疗业务水平在「医疗现代化」的宏大目标下获得正当性,这一模式才被真正放弃。新的战略推动赤脚医生脱离农业和中草药的体力劳动,投入医疗学习和诊疗中的脑力劳动。
从脑力与体力劳动关系来看赤脚医生,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毛泽东时代中国两种看似相互竞争的医疗卫生模式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一套以传统医学和去专业化为基础,另一套以现代医学和专业化为基础。蓝普顿(David Lampton)和方小平分别从高层政治与地方实践深入探讨过这一问题(Lampton,1977;Fang,2012)。
此外,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语言怎样变化,在城乡分割条件下,医疗资源的分配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去专业化与专业化、政治话语与分配实践之间既彼此对立,又不断混合,这成为毛泽东时代卫生革命主要特征。
更早的类似案例,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农村「接生婆」进行重新培训,以降低偏高的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贺萧(Gail Hershatter)和方小平都曾研究这一过程(Hershatter,2011;Fang,2017)。
传统接生者同时是农民和民间医者,再教育计划把这一双重身份所代表的脑力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并进一步把她们纳入全国卫生计划。50年代的接生婆与70年代的赤脚医生,显示出1949年后卫生革命在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上,理据与实践的连续性。
相比之下,1949年前的中华民国主要走专业化和现代医学路线,同样受到物资与专业人员严重短缺的制约(Lucas,1982,461–489)。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卫生革命,也因此能够与当代全球在发达国家促进健康公平、在发展中国家应对资源短缺的各种路径互相参照。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1969—1975年间的人民免费医疗诊所(People’s Free Medical Clinics)[19],以及后殖民亚洲国家的医疗卫生计划,都是可以比较的案例(Nelson,2011,17;Bu,2024)。
归根结底,赤脚医生把脑力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是中国在资源有限条件下解决农村医疗问题的一种办法;而医疗资源有限,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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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框内可滑动)
[1] 方小平现任莫纳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2008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20世纪中国医学、卫生与流行病史及1949年后的社会政治史。著有《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2012年英文版,2024年中译本)和《中国与霍乱大流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重构》(China and the Cholera Pandemic: Restructuring Society under Mao,2021;中译本题为《「二号病」:霍乱大流行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重构(1961—1965)》,万芷均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6);后者获2022年度 CHOICE 杰出学术图书奖。
[2] 「赤脚医生」并非1968年突然出现的新职业。方小平长期研究表明,它在人员来源、短训方式和基层职责上延续了50年代卫生员制度;1968年《人民日报》关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报道,则使「赤脚医生」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医疗称谓。本文的关键就在于把制度的宣传形象与其实际劳动结构区分开来。
[3] 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报刊广泛宣传赤脚医生制度,其中包括《人民日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中共中央主办的政治理论刊物)以及《赤脚医生杂志》等。
[4]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在农村担任赤脚医生的经历,已有大量回忆录汇编出版(Liu,1994)。
[5] 现有研究和回忆叙述通常把赤脚医生与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基本健康指标的改善联系起来,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Zhou,2020)。
[6] 本文所使用的医疗卫生地方志,由有关政府部门依据地方档案编纂,并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出版。
[7] 本文保留「中医」这一通行译法,但应注意 TCM 作为英文制度性名称形成较晚。作者援引金·泰勒的研究,认为该术语在1955年前后才出现。这里谈到的乡村草药、针刺、推拿和民间医者实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后来制度化、标准化的「中医药体系」。
[8] 据金·泰勒考证,「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这一英文术语最早出现于1955年(Taylor,2005,84)。
[9] 生产大队是1958—1983年农村人民公社体制中的第二级组织。最高层级为人民公社,最低层级为生产队。一个公社由若干生产大队组成,一个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生产队。
[10] 合作医疗最早于1958—1962年大跃进期间在中国部分地区实施(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1960)。
[11] 「七二一指示」指毛泽东1968年7月21日就《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作批示,核心内容是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选拔学生,缩短学制,并要求毕业后回到生产实践。它后来成为工农兵学员制度以及多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验的重要政治依据。
[12] 中国政府1950年提出三项卫生工作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1952年又加入「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13] 「三土四自」通常解释为「土医、土药、土方,自采、自种、自制、自用」。这套口号把医疗资源的地方化与低货币成本结合起来。它并不意味着草药天然「免费」,因为药材采集、种植、炮制所需的劳动时间实际上由农民和赤脚医生承担。本文正是从这一点切入制度成本问题。
[14] 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经济分配的重要计量单位。社员劳动先被折算为工分,年终再依据集体可分配收入和总工分核算个人所得。赤脚医生按工分取酬,使国家能够在不设固定工资岗位的情况下维持基层医疗人员,但也把医疗劳动的价值评价重新拉回农业集体内部。
[15] 「上班/出工」的词义差异在本文中具有制度含义。「上班」通常对应城市单位制中的固定职业和技能劳动,「出工」则属于农村集体生产的日常语言。赤脚医生开始说自己去医疗站「上班」,表明专业身份已经在语言层面与普通农业劳动发生分离。
[16] 户籍制度把人口划分为农村户籍与城市户籍两类。前者主要指农村生产大队成员,后者包括干部、工厂工人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城市户籍人口享有就业、住房、医疗保险、退休待遇等一系列社会福利;农村居民则失去了流动自由和获得这些福利的机会。
[17] 「赤脚医生穿鞋论」在1976年的批邓语境中被高度政治化。「穿鞋」并非单纯改善生活条件,而是一个职业化隐喻:赤脚—草鞋—布鞋—胶鞋,指向医疗知识不断增加、从半农半医转向专业医生的阶梯。批判者因此把「穿鞋」解释为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路线问题。
[18] 「六二六指示」源自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对卫生工作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要求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后来的文革卫生政策把它视为政治纲领,并用来批判城市和干部占用过多医疗资源。不过,相关研究也指出,政治口号并未自动改写财政和资源分配结构。
[19] 黑豹党的人民免费医疗诊所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开始设立。1970年,党组织要求各地支部建立免费早餐和免费医疗项目;这些诊所由地方支部运营,强调免费诊疗、预防医学和社区健康教育。作者把它与赤脚医生并置,意在说明资源匮乏条件下,以政治动员和基层组织补足正式医疗体系缺口,并非中国独有现象。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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