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1989年之后:一场苏联式的新自由主义政变
「正文约 20000字」
作者:乔安娜·博克曼(Johanna Bockman)

文献来源:《以社会主义之名的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左翼起源》(Markets in the Name of Socialism: The Left-Wing Origins of Neoliberalism,2011),第七章「1989年之后:跨国社会主义如何在不消失的情况下变成新自由主义」(Post-1989: How Transnational Socialism Became Neoliberalism without Ceasing to Exist),第189—214页。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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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东欧人民推翻了苏联式的集权体制,却迎来了一场以市场自由之名进行的新集权。博克曼揭示了这场历史转型中被掩盖的悖论:新自由主义者宣称要消除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却依靠苏联式的中央集权手段,重新收回工人已经掌握的企业产权,再将其转交给私人资本。通过比较萨克斯与斯蒂格利茨的改革方案,追踪东欧政治精英与跨国右翼网络的结盟,博克曼指出,市场经济原本可以通向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非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1989年之后,社会主义的政治垄断被推翻,工人却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再次失去了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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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曾使一种可能性重新敞开:东欧人长久以来追求的民主的、分权的社会主义,终于有望成为现实。然而,1989年之后的岁月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各地的政治格局与政治选择。正如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和凯瑟琳·韦尔德里(Katherine Verdery)所论述的,党国(Party-state)的瓦解摧毁了「宏观结构」,也使「微观世界」和地方层面的即兴探索得以在新的规则与限制之下展开(1999)。
有人欢呼异见文化和公民社会的胜利(Garton Ash 1990),另一些人则作出了近乎末日预言的判断,用肯·乔威特(Ken Jowitt)1992年一本著作的标题来说,那将是《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1992)。研究者很快注意到,精英们已经不再把社会主义视为可行的选择(Devine 1993: 243; Estrin 1991: 194; Keren 1993; Nuti 1992; Porket 1993; Swain 1992)。正如佩卡·苏特拉(Pekka Sutela)指出的:「社会主义不可行,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视为显而易见的事实,尤其是在1989年秋季的人民革命之后」(1992: 67)。新自由主义取代市场社会主义,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新自由主义主张四项基本原则:
竞争性市场。 规模更小、但具有威权性质的国家。 等级制的企业及管理者与所有者的支配权。 资本主义。
本文考察新自由主义者如何运用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为这套由四项主张组成的政治经济纲领提供支持。
我力图证明,新自由主义不能与新古典经济学画等号。学者们一直错误地将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被贴上「新自由主义者」标签的经济学家,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瓦茨拉夫·克劳斯(Václav Klaus)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东欧社会主义者,如沃齐米日·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和奥塔·希克(Ota Šik),都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不会达成一致,却共享同一套专业方法和模型。
自19世纪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自己的学科适用于任何经济制度。他们通过思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从20世纪50年代起,社会主义东欧的经济学家开始将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分析和规范性工具,用来建立市场社会主义。西方经济学家自50年代后期便与他们以同行身份合作,共同在跨国交流中推进思想和方法的发展。

1949年,南斯拉夫索林(Solin)附近的Prvoborac水泥厂成立首个工人委员会。图源:Edvard Kardelj, Samoupravljanje u Jugoslaviji 1950–1976/Wikimedia Commons。
无论身处社会主义东方还是资本主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能够轻易说出一套新自由主义式的话语,因为纯粹竞争性市场体系居于这门学科的核心。他们谈论市场、供求、价格、企业家精神、竞争和利润,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希望建立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取得胜利,恰恰是在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并未支持它的情况下,而不是因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本文先比较两位享誉世界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思想。这一比较有助于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之间的世界性争论。争论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贯穿新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历史。他们争论的焦点,不是(1)市场应不受约束还是国家应干预经济,也不是(2)市场应当脱嵌还是嵌入社会,而是(3)市场究竟需要威权制度还是民主制度。
1989年时,这场争论似乎已经随着市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主张而得到解决。然而,东欧政治领域向新的行动者敞开,使既有的答案再次遭到质疑。随后,本文将讨论新古典经济学如何被用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而它先前曾用来支持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并考察有哪些行动者希望以这种新自由主义方式动员新古典经济学。
用人类学家韦尔德里的话说,转型是一项「文化工程,它使根本上具有社会性质的观念获得新的意义」(1999: 54)。转型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广泛的腐败,以及政治家无休止的投机行为。匈牙利经济学家伊万·马约尔(Iván Major)这样描述:「起初是东欧各国人民长久以来梦想的实现,却一直在变成一场噩梦」(1993: 1)。
本文试图解释,1989年之后思想与实践中的这场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同时也承认,早已融入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至今仍潜藏在新自由主义之中。

1992年3月,爱沙尼亚塔尔图一座苏联时期建立的工厂,拍摄于经济改革前最后一个生产冬季。摄影:Jens-Olaf。图源:Flickr/Wikimedia Commons。
萨克斯与斯蒂格利茨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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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1日,波兰成为前东方集团中第一个实施「休克疗法」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与保加利亚于1991年跟进,俄罗斯、阿尔巴尼亚和爱沙尼亚于1992年实行,拉脱维亚则于1993年实行(Marangos 2007: 42–43)。美国经济学家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与萨克斯曾担任波兰团结工会(Solidarity)领导的新政府的顾问,并为整个东欧拟定改革方案。
根据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的意见,下列政策应迅速而同步地实施:
- 稳定化(stabilization)。
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平衡预算、取消补贴、提高利率、使本币贬值、实现货币可兑换,并通过税收限制工资增长。 - 自由化(liberalization)。
放开价格管制,向自由国际贸易开放本国市场,并取消对私营部门的限制。 - 私有化(privatization)。
与前两项不同,私有化需要较长时间,通过出售或无偿转让国有企业来建立私营部门。
利普顿和萨克斯主张迅速落实这些政策,以避开必然出现的「民粹主义」或其他政治阻力(同上:87)。他们也提及:
4. 企业重组;
5. 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等其他必要措施。
但远不如前三项受到重视。
萨克斯、利普顿、布朗夏尔(Olivier Blanchard)、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弗里德曼、奥斯伦德(Anders Åslund)以及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等经济学家,公开奉行一种狭隘的新古典经济学观。
他们声称,只要国家退出,市场便会出现,并自行创造出运转所需要的制度。萨克斯后来写道:「只要中央计划官僚让出场地,市场就会自发涌现」(1993: xiii)。奥斯伦德及其合作者同样写道:「证据提示,早期的激进改革会推动制度发展」(1996: 249)。
然而,这套将市场从国家中「脱嵌」出来的话语,掩盖了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这些经济学家实际上主张以特定的国家制度和企业制度作为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
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写出了这个群体最著名的论文之一,《在东欧建立市场经济:波兰的案例》(Creating a Market Economy in Eastern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这篇文章以一种影响深远的方式重新解释了东欧及其历史教训。在他们看来,东欧正陷于「危机」,并且由于「斯大林主义遗产」而经历「不必要的衰败」(同上:76,80—86)。
他们虽然多次承认该地区各国经济存在差异,最终却仍把社会主义经济描绘成大同小异的制度,其共同特征是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所有制、扭曲的相对价格、重工业、大企业、中小企业「几乎完全缺席」、长期的超额需求以及自给自足式生产(同上:80—86)。
例如,他们提到匈牙利和波兰存在私营部门,却坚持说:「即使在这两个国家,私营企业也受到行政壁垒、惩罚性税法、投入品短缺以及外汇和信贷无法获得等因素的严重限制,外汇与信贷几乎全部被分配给国有部门」(同上:82)。
整篇论文里,两位作者一再承认东欧各国经济存在显著差异,随即又将这些差异置之不理,不断强化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是由中央计划定义的斯大林主义经济。
东欧经历了几十年的市场、产权、价格和企业家精神试验,还发展了广泛的对外贸易和市场营销活动,利普顿与萨克斯却将这一切社会主义经验一笔勾销:「数万、甚至数十万官员,一生的职业经验都建立在对经济生活的官僚计划上,他们与国有企业中由党任命的管理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同上:88)。既然他们认定东欧经济在本质上属于斯大林主义,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摧毁这一不道德的遗产,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
利普顿与萨克斯提出的「转型战略」,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从「斯大林主义的」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旧有的帕累托有效均衡跳跃到新的帕累托有效均衡。事实上,他们吸收了东欧经济学家的许多批评,却将这些批评用于一项特定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反而巩固了东欧人长期批判的中央国家权力。
受到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启发,他们把东欧描绘为一个缺乏「正常」市场关系和有效率企业的地区(同上:80)。他们重述许多东欧经济学家的主张,声称社会主义的经验表明,需要迅速而「全面」的改革,不能零敲碎打(同上:99)。
最关键的是,利普顿与萨克斯不认为东欧各国还有什么值得保留下来。当波兰政府推出「大量立法和行政措施,旨在清除旧经济制度的残余,并为市场经济建立法律和制度基础」时,他们对此深受鼓舞(同上:111)。在二人看来,这种所谓的休克疗法才是最好的方案。
然而,转型战略与自身的自由主义修辞相反,依赖并强化了一个强大的威权国家,颇具讽刺意味地与斯大林主义国家十分相似。利普顿与萨克斯确曾提醒人们,必须防止「社会中无意间形成新的、极其庞大的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同上:130)。可是,东欧经济学家长期批评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呼吁分权,他们却反其道而行,断言唯有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无视民粹主义的反对,推行休克疗法。
他们面临的首要障碍就是工人。
到这个时候,东欧各国政府实际上已经把大部分工厂交到了工人手里。利普顿与萨克斯承认,「工人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大惊小怪,因为企业当然就是他们的」,随即又令人不安地宣布:「私有化应当首先确立中央政府拥有企业所有权,并拥有实施私有化的排他性权力」(1990a: 128)。在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国家重新集中起原本事实上属于工人的产权。于是,在私人公司所有权的名义下,利普顿和萨克斯要求国家重新攫取这些实际上属于工人的财产,将其收归国有。
他们的战略在其他方面同样近似斯大林主义的做法。利普顿、萨克斯及其东欧同行,都采取了斯大林主义式的态度:否定过去,并呼吁采取激烈变革(Raman and West 2009)。更关键的是,正如雷达韦(Reddaway 2001)所指出的,他们运用「威权手段在俄罗斯强加准市场制度」。市场成了普遍奉行的法律,唯独工人想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时例外。
利普顿和萨克斯反对「一些波兰经济学家支持的」工资完全自由化(1990a: 115),理由是它会造成通货膨胀。因此,国家必须把工资压低到市场价值之下,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曾如此。利普顿和萨克斯还承认,经济将发生根本性的方向转变:「经济转型要求大规模重新配置资源,而资源释放出来与被其他部门重新吸收之间存在时间差」(同上:124)。
他们主张迅速实行私有化,但操作者不应是雇员或管理者,而应是国家机关、外国公司及其他投资者。新旧政治精英及其经济专家的亲友获得了这些企业(Wedel 2001),由此形成公司所有权、寡头政治、政商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严重腐败。
美国经济精英与经济学家同东欧同行一样,公开宣称一种狭隘的新古典经济学,声称市场会创造有效率的制度,实际却接受了旧有现状,让过去的等级制制度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一直是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左翼人士热烈接受了他对「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和全球化的批评。
不过,许多斯蒂格利茨的读者误解了他的主张,因为他们习惯于把经济学家安放在一条光谱上:一端主张自由市场,另一端主张国家。他们由此把斯蒂格利茨看成国家干预的拥护者,站在市场或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然而,斯蒂格利茨和那些支持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一样,运用新古典经济学,也同样坚持竞争性市场。
斯蒂格利茨与利普顿、萨克斯一样,也借用了东欧经济学家的思想,只是方式截然不同。他本人曾参与关于新古典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东西方对话,因此把市场转型理解为一个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已开始的过程。在1990年系列讲座结集出版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Whither Socialism?,1994)一书序言里,斯蒂格利茨回忆说,读研究生时,他曾「专程前往华沙的中央统计学院,与兰格、卡莱茨基及其弟子交谈」(1994: xi)。
奥斯卡·兰格以及其他波兰经济学家和计划工作者,与斯蒂格利茨及美国绝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共享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利普顿和萨克斯把东欧描绘成一个被不道德且失败的斯大林主义遗产所定义的地区,斯蒂格利茨却认为,东欧的经验仍然与新古典经济学密切相关:
这些[社会主义]试验使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但由于它们很难称为受控实验,究竟学到了什么,仍然存在争议。政府所有制显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但进一步试验的空间依然存在。(同上:277)
与利普顿和萨克斯不同,斯蒂格利茨认为1990年的变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先前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内部争论彼此相连。他开始关注「转型」问题,并不是在1989年,而是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
我对转型问题的兴趣最早产生于1981年,当时美国国家科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威斯康星州温斯普雷德联合主办了一次会议……次年夏天,我又回访了北京。从那时起,我有幸多次访问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和中国。不过,凭借这些短暂的观察,我并不敢自称熟悉这些国家面临的诸多问题。我希望,也相信,理论上的洞见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同上:xi)
斯蒂格利茨知道,社会主义世界早就讨论过如何在社会主义内部向市场转型;在他看来,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斯蒂格利茨同意利普顿和萨克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试验失败的判断(同上:2)。但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论断:「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对标准新古典模型的否定,其程度并不亚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理想的否定」(同上)。社会主义失败,就意味着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也失败了吗?不了解本书所叙述的历史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斯蒂格利茨得出这一结论有其严密的逻辑。在他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失败,证伪的是某一种新古典经济学。
斯蒂格利茨首先批评东欧政府采用「标准新古典模型」来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所谓标准模型,是指20世纪50年代著名而高度抽象的阿罗—德布鲁模型。这一模型与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新古典模型,都假定存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单位根据价格所传递的完全信息采取行动。
几十年来,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经济学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试图超越这些抽象模型,以对市场更加现实的理解建立一种「新范式」(同上:5)。在宣告社会主义与标准新古典模型双双终结之后,斯蒂格利茨写道:「社会主义经济从来没有真正认真对待过市场社会主义的理想」(同上:197)。事实上,他甚至指出:「如果新古典模型能够很好地描述市场经济,市场社会主义本来就有更大的成功机会」(同上:137)。
换言之,更了解市场现实运作及其不完善之处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本来可能帮助建立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
斯蒂格利茨还批评弗里德曼、萨克斯等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坚持的立场,后来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Stiglitz [2002] 2003: 36)。与建立市场社会主义的东欧政府一样,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依赖一种抽象而脱离现实的市场模型,只不过他们用它来设计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结果,这些经济学家把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说得相当简单:只要私有化国有企业,放开市场即可。斯蒂格利茨则指出,市场并不一定需要私有产权。
利普顿和萨克斯推崇私有化,斯蒂格利茨却主张建立能够促进竞争的制度。他所说的竞争,「不是纯粹的价格竞争,而仅仅是老式的竞争,即企业之间为了以最低价格、最高质量满足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需要而展开的角逐」(1994: 255)。他不认为私有化,尤其是东欧的私有化,会创造这种竞争,反而认为它很可能延续垄断(同上)。为了建立竞争,国家必须积极采取政策,打破垄断、重组企业和产业、扶持小企业,并推动新企业成立。
与促进市场竞争相比,斯蒂格利茨认为私有化远没有那么重要(同上:260—261)。此外,提高竞争力的改革,还可以让社会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新型企业组织延续下去,不至于像利普顿和萨克斯的休克疗法那样,把它们当成废弃旧制度的一部分连根拔除。
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社会主义表面上的失败,使许多人得出结论,认为市场与国有企业两个极端之间不存在第三条道路」(同上:253)。他主张,东欧领导人不应把选择限定在市场与国家之间,而应建立包含中间层次制度的体系,例如合作社和地方社区组织,使市场得以有效运作(同上:253)。他还呼吁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以克服「异化」(alienation)(同上:271):
政府所有制显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药,但进一步试验的空间依然存在。例如,我们需要研究让工人更多参与并拥有所有权的经济组织形式。(同上:277)

1953年3月,塞尔维亚博尔(Bor)工人委员会成员选举。图源:塞尔维亚国家图书馆数字馆藏/Wikimedia Commons。
因此,斯蒂格利茨延续了东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一种传统。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市场需要经济民主、独立于国家运作的企业、企业家精神、鼓励中小企业的法律、大多数商品价格的放松管制、多种产权形式(包括非国家的社会所有制、地方社区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及私人所有制),以及政治民主。他在书的结尾写道:
原社会主义经济体开始踏上这段旅程时,但愿它们铭记的,不只有我在书中提出的那些范围较窄的经济问题,还包括当年激励社会主义传统许多创始人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理想。也许其中一些国家会走上一条少有人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或许不仅会改变它们自己的命运,也会改变我们其他人的命运。(同上:279)
由此可见,斯蒂格利茨仍然认为东欧社会主义的遗产对新古典经济学,乃至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意义。
1991年初,萨克斯开始为斯洛文尼亚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因此与南斯拉夫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生冲突。斯洛文尼亚及原南斯拉夫其他地区的经济学家并没有被动接受萨克斯要求彻底抹去社会主义过去的主张。例如,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约热·门钦格尔(Jože Mencinger)指出: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南斯拉夫一直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许多经济学家曾出国留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扎实的了解,因此不会轻易被外国顾问唬住。大多数人参加过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济改革的相当自由的辩论,所以社会主义的瓦解并没有使他们感到意外。(2004: 76)
许多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与美国顾问属于同一个新古典经济学专业共同体,还拥有推进市场转型的实际工作经验。亚历山大·拜特(Aleksander Bajt)、沃伊尼奇(Dragomir Vojnić)和格利戈罗夫(Kiro Gligorov)等南斯拉夫新古典经济学家,早已参与20世纪60年代的市场改革,并在80年代末为安特·马尔科维奇(Ante Marković)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制定了新改革方案。据门钦格尔说,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遗产属于斯大林主义,或是毫无价值的废物;他们把它当作市场经济的基础: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在期间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一系列改革,因此在1989年之前,成功转型所需的许多基本条件至少已经部分具备:企业拥有自主权,基本市场制度已经存在,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也允许政府运用许多标准经济政策工具。(同上:72—73)
按照这种观点,市场转型历经几十年才逐渐发生,旧制度因此可以成为进一步建设的基础,无须彻底摧毁。为反对萨克斯的政策,亚历山大·拜特于1989年11月辞职(Meier 1999: 109)。次年,门钦格尔等人也相继辞职。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无法接受这套千篇一律的方案。
那些长期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及其他东欧经济学家认为,利普顿与萨克斯等西方专家打着市场的旗号,实际上却在兜售一套近似苏联的模式;尤其是南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一直拒绝这种模式。匈牙利和波兰政府重新把社会财产国有化、集中化,与几十年前的苏联做法如出一辙:「在一些资产已成为工人准所有的财产,且管理权已移交工人委员会几年之后,匈牙利和波兰却陷入一种表面上自相矛盾的境地:它们竟要重新集中这些资产」(Milanović 1992: 53)。

1959年,南斯拉夫Magnohrom企业工人委员会成员合影。图源:Bistro.rs/Wikimedia Commons。
南斯拉夫人对这种重新国有化生产资料的号召尤为愤慨,因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苏联式中央集权模式,并争取由工人分散掌握权力。正如贝特曼(Bateman)所指出的,萨克斯等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做法意味着,「依托既有制度、扶持正在萌芽的改革路径,尤其是在地方层面的改革路径,其潜力根本未被认真对待」(2000: 196)。与波兰的情形一样,萨克斯与斯洛文尼亚的新旧精英一道,试图摧毁过去,建立一种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斯洛文尼亚,萨克斯主张通过免费分配股份的方式大规模私有化。这似乎实现了由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思想推导出的第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依照帕累托的思路,大规模私有化之所以显得极其公平,是因为它把财产重新分配给整个社会。理论上,只要在初始阶段重新分配财富,竞争性市场随后便能够产生最优而公平的结果。
来自前南斯拉夫、任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热利科·博格蒂奇(Željko Bogetić)在批评这种看法时解释说:「只有向公民免费分配股份(或凭证),才能在私有化中实现帕累托改进。股份进入市场交易之后,没有人的处境会比从前更差,而那些持有能够卖出正价格股份的人,处境则会改善」(1992: 90)。然而,这种观点没有考虑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其他权力形式,没有顾及「事后不平等」可能「比其他方案更加严重」(同上),也忽略了信息不对称及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
确有一些东欧经济学家支持大规模私有化,但他们有意识地设计方案,力求避免萨克斯所支持的国家控制。
一些匈牙利新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由雇员,往往也包括管理者,实行「自发私有化」,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国家再次直接干预和控制社会财产(Milanović 1992: 66;另见 Róna-Tas 1997: 175)。例如,匈牙利改革派经济学家伊万·马约尔批评西方专家的转型方案,认为他们企图给整个东方集团强加一套统一政策,和苏联当年的做法毫无二致(1993: 153)。
马约尔问道,凭什么要由国家和中央计划者来控制私有化过程?在他看来,私有化至少应受民主机构监督,例如由能够向选民负责的议会控制,而不能交给一个政府机构(同上:135)。他也和斯蒂格利茨一样认为,私有化实际上使人们绕开了本来必要的企业重组,而重组才能让企业真正具备竞争力(同上:127)。
20世纪80年代,后来担任斯洛文尼亚经济部长的经济学家泰娅·佩特林(Tea Petrin),以及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阿莱什·瓦赫契奇(Aleš Vahčič),一直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内发展市场、企业家精神,并通过政策鼓励中小企业。1989年后,他们与戴维·埃勒曼(David Ellerman)一起积极反对大规模私有化。
埃勒曼是斯蒂格利茨的同行,后来也与他共事于世界银行。他们在1992年的文章中批评向所有人分发股份的做法,认为这样会使产权过度分散,不能形成真正有效的所有者(Ellerman, Vahčič, and Petrin 1992)。他们转而主张一种分权的自发私有化与雇员所有权模式,以便迅速建立有效的所有者。
萨克斯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似乎带有明显的反工人偏见:「如果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西方式雇员所有权,恐怕不过是对工人的阶级偏见披上了一层薄薄的伪装,仿佛工人是『不该拥有私人产权的那种人』」(同上:139)。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由此对萨克斯等人的大规模私有化计划提出了批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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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与斯蒂格利茨的分歧,并非他们个人之间或美国经济学家之间所特有。吉尔·埃亚尔(Gil Eyal,2003)发现,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之间也有类似的争论。贝拉·格雷什科维奇(Béla Greskovits,2002)则发现,这些争论延续了18、19世纪以来的分歧:有人把过去的遗产视作改革障碍,有人则视为改革可以利用的积极资源。
但我认为,萨克斯与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内部更为根本的历史分野:
(1)一派主张,有效运作的市场(或中央计划)需要威权制度;
(2)另一派则认为,有效运作的市场(或中央计划)需要激进的民主形式。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自身的性质,国内外精英能够利用这一历史分野,动员更加倾向威权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支持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从一开始便认为,其方法和理论普遍适用于所有经济制度。出于这样的理论理由,也由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内推动市场转型的实际经验,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信,他们能够改进所有制度,帮助各国在向不同制度进行市场转型的过程中解决问题。
持有不同政治信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使用「社会计划者模型」来评估政策选择,提出政策建议,甚至建议更换整个制度。萨克斯与数百名其他经济顾问实际上就像中央计划者那样,着手建立市场经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社会计划者模型使他们形成了对自身角色的这种理解。社会计划者犹如一个仁慈的独裁者(benevolent dictator),力求最大化社会福利,达到帕累托最优,即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在不损害他人福利的情况下继续改善的状态。
帕累托曾将这一模型发展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模型(1896,1897a)。经济学家既能借助这些工具描述经济、评价不同税收政策,也能比较不同社会制度,进而「理性地」选择替代制度(Robbins [1932] 1945: 155)。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表明,人们可以根据计划者或社会的偏好,跃迁到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Tinbergen 1956)。根据帕累托的思路,如果从变化中获益者有可能通过总额转移支付(lump-sum transfers,即税收或补贴),甚至通过在个人之间平均分配收入或公司股份,来补偿未获益者,竞争性市场便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持有各种政治信念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运用并不断完善这个模型,试图纠正其不切实际的假设。转型恰好给了他们一个绝佳机会,可以亲自实现社会计划者的角色。
然而,1989年之后,随着社会逐渐告别中央计划,社会计划者的角色突然显得古怪而不合时宜。经济学家阿里耶·L. 希尔曼(Arye L. Hillman)曾指出:
主流经济模型的术语用于转型问题,也显得有些不恰当。这些模型自称描述的是以私人产权为基础的民主市场经济,却充斥着仁慈独裁者、社会计划者、作为分配依据的外生给定社会权重,以及能够被理解为代表人口多样化「需要」的「代表性」消费者。模型中的总额税与转移支付,似乎还假定共产主义理想——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具有现实可行性。(1994: 194)
东欧人已经拒绝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却仍然以竞争性市场之名,使用「社会计划者」和「总额转移支付」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发源于19世纪的社会主义模型。对社会计划者观念的批评几乎看不到。
2000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指出,「经济学家关于政治选择的许多讨论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无所不能的社会计划者」,并且认为「社会计划者方法不过是童话故事,无助于理解究竟哪些规制、税收和补贴会真正得到实施」(1149,1150)。
可是,尽管提出了批评,贝克尔在2003年仍然写道:「鉴于计划者模型的这些弱点,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分析,既把计划者模型纳入其中作为特例,也能够考虑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权力上的差异」(Becker and Mulligan 2003: 296)。贝克尔因此没有抛弃计划者模型,事实上还在继续使用它。甚至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也仍然把自己想象成社会计划者。这既古怪,又意味深长。
那些以等级制方式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东欧经济学家——例如中央计划工作者——最容易毫不费力地由计划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改革。格利戈罗夫指出,支持非市场中央计划的人「更容易适应自由化进程」,因为「他们需要做的,只是用适当的市场机制替代规范性的、亦即行政性的工资和利润决定方式」(1998: 341)。
相反,致力于扩大工人自治及其他制度的人,却「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一切」(同上)。门钦格尔也把萨克斯的政策称为「典型的中央计划者看待经济的方式」(1992: 12)。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计划者方法没有尝试经济民主或参与程度更高的政治民主,因而使转型看起来轻而易举。
新古典经济学家还使用了一些在转型时期同时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转型重新赋予社会观念以意义,1989年之后的局面因此发生根本改变,但延续了几十年的东欧改革话语又得以保留。经济概念于是有了多种解释,既可以是社会主义的,也可以是新自由主义的,使人难以辨认争论究竟在谈论什么。就在这段时期,「转型」一词本身也获得新的含义。
几十年来,社会主义者一直主张「转型」: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或者在社会主义内部从国家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也曾从后一种意义上理解转型。社会主义者早就使用这个词了。如今,政治领导人却重新解释「转型」,把它说成摆脱各种社会主义,走向一种公开或隐含地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1989年后的最初阶段,许多东欧官员甚至不使用「资本主义」一词,因为他们认为向资本主义转型太过激进(Brus 1992: 7; Sutela 1992: 85)。
利普顿和萨克斯在那篇著名的1990年波兰改革论文中,也没有用「资本主义」一词解释所需要的改革。他们声称波兰政府寻求建立「拥有庞大私营部门的市场经济」(同上:75)。在世界银行的一份出版物中,希尔曼和米拉诺维奇写道:「『市场经济』一词的含义也常常不清楚」(1992: 1)。可以看到,在新的政治空间里,「市场经济」保留了原有解释,同时又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经济概念同时承载着多重含义,还使一些人把转型看成先前市场改革的自然延续。观察者已经注意到,由经济改革转向经济制度变革,过程之顺畅令人意外(Szamuely and Csaba 1998: 196),尽管很少有人做好准备应对随后出现的经济与金融危机。
社会主义时期,东欧经济学家,尤其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推进市场改革,尝试向市场社会主义转型。20世纪70、80年代,经济学家还掌握了市场调查、管理与会计等技能(Bockman 2000: ch. 5)。他们熟悉国际政策咨询,也熟悉这些咨询所依据的新古典经济学。格雷什科维奇认识到了这一点:「共产主义崩溃时,匈牙利和波兰专家早已知道国际顾问可能教给他们的大部分东西。更关键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试过其中的绝大多数」(1998: 61;另见 Bockman and Eyal 2002)。
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事实上正是利用自己在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市场转型经验,为其他国家的市场转型提供建议。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2006)在研究前苏联时发现,人们意识到「尽管在这个制度开始崩溃之前,人们无法想象它会崩溃,一旦崩溃真的发生,却又显得不足为奇」;事实上,他们「发现自己早已为此做好准备」。
在社会主义时期,许多人创造性地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应对新的处境。这使苏联制度看起来纹丝不动,其内在性质却正在改变,人们也因此为新社会的到来做好了准备。尤尔恰克的书名便是《一切皆永恒,直到不复存在:苏联的最后一代人》(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2005)。
同样,东欧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自己也已经为转型做好准备:他们此前反复组织市场转型,虽然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内部实现转型,而且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他们便直接或间接参与了跨国的新古典经济学讨论。在转型时期,经济概念各有多重解释,人们因此难以分清究竟发生的是革命、演变,还是根本没有发生变化。
自19世纪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就认为,竞争性市场与中央计划型社会主义国家在数学上完全等价,由此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一个狭窄的理论核心。事实上,他们始终都在讨论或预设这两者运作所需的制度。这一核心使所有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能同时使用市场与中央计划的语言。有些时候,经济学家或政治精英出于政治原因不讨论制度问题,正如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主义与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所发生的那样,转而专注于这些核心要素。这种狭隘的、脱嵌的新古典经济学,很容易被拿来论证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因为新自由主义同样呈现为一种脱嵌的自由主义。
此外,正因为共享这一理论核心,新古典经济学家看起来容易形成共识,例如似乎共同支持新自由主义,尽管某些经济学家实际上可能拒绝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要素。经济学家本人也未必能辨认出学科内部的重大差异。利普顿和萨克斯(1990a)以及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都声称全世界已经就私人产权和公司资本主义形成共识。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1990)提出了后来声名大噪的「华盛顿共识」。
据穆雷尔(Murrell)指出,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等经济学家以为,各国经济学家在转型建议上表现出「惊人程度的一致」,但那些被认为彼此一致的经济学家,实际上并未察觉自己的根本分歧和矛盾(1995: 164, 173)。他们之所以看起来意见一致,部分原因就在于所有人都可以谈论市场与计划。
世界各地学术界内部的运作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正如博克曼和埃亚尔(Bockman and Eyal 2002)所讨论的,美国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参与的对话本来具有跨国性质。他们发现大家都支持市场,便以为是自己的同事把美国思想传播给了世界各地的被动接受者。
在西方顾问及其东欧对话者眼中,东欧已成为一片荒原(Gille 2007)。南斯拉夫战争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战争还使昔日不结盟世界运动的全球性领导者南斯拉夫,分裂成几个规模不大、相对地方化的国家。人们开始把社会主义东欧理解为与西方隔绝的地区,也把西方想象成从未与社会主义发生联系、始终纯然独立的一方。
利普顿和萨克斯因此暗示,必须移除旧制度残破的遗迹,清出一张白纸(tabula rasa),才能在上面建立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结果,东欧人看起来竟然成了自己创造的知识的被动接受者(Bockman and Eyal 2002)。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
局外的观察者还常常无法区分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新的社会主义形式。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与拥护者都往往假定市场必然属于资本主义,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一直把市场同时理解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可能为竞争性市场提供最好的条件。批评者和拥护者也常常假定,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于是,1989年后东欧经济学家似乎集体皈依了自由市场,这便支持了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主义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有何不同,也可以看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与新自由主义相似,例如都不信任国家,也都接受市场。然而,除了共同的亲市场和反国家立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完全不同。若把东欧经济争论看成市场与计划之争,便很容易将新自由主义与新的社会主义形式混淆。狭义地看,新自由主义与替代性社会主义似乎相同;在制度上,它们却截然不同。
正如我反复表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都与自己的专业工作有关,而这一点在1989年后成了问题。随着时间推移,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各种社会主义纳入本学科的中心:抽象的中央计划、抽象的分权计划、苏联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分权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伊利里亚模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真正进行过的新古典社会主义试验,以及「社会计划者」模型。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彼此支撑,却又常常互相矛盾,并且经常被看成可以相互替换的东西。
米伦科维奇(Milenkovitch)曾批评经济学中的这种混乱:
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来看,我们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企业、兰格式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人管理的企业。在短期中看起来界限鲜明的企业行为差异,到了一般均衡状态下,却会融合成相同的身份。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这三种企业,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经济体系,都具有同样的效率。(1984: 83)
这些经济制度全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社会计划者能够帮助社会跃迁到其中任何一种制度。
总体而言,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了几条可能的市场转型路径:
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 → 市场社会主义。 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 → 市场社会主义 → 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 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 → (模拟的)市场社会主义 → 市场资本主义。 中央计划型国家社会主义 → (模拟的)市场社会主义 → 伊利里亚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的混合经济,而是纯粹的模型。混合制度或「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会形成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体系。1989年前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存在若干种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
可是,1989年后的东欧经济危机,使这些帕累托最优的终点受到了质疑。债务危机及其后的南斯拉夫战争削弱了伊利里亚模型的正当性。经济学家开始怀疑,市场社会主义的目标制度是否真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又能否保持稳定。1989年,巴尔采罗维奇提出疑问:「假如能够引入这些设想中的制度,它们能持续存在吗?换一种问法:它们是否具有某种内在倾向,最终转化为其他制度?」([1989] 1995: 32)
工人自治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未真正接受过实践检验,因此人们无法断定它能否成功,或是否会转向一种性质未知的帕累托均衡。正如马里奥·努蒂(Mario Nuti)所解释的,经济危机使人们急于奔向一个已知的终点:
过去和现在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其中包括,甚至尤其包括戈尔巴乔夫)迟钝地一再拖延,使中东欧国家实际上不可能再以资本主义的某个版本以外的制度为目标:船正在下沉,已经没有时间去试验其他救生筏究竟能不能浮起来。(1992: 20)
随着转型推进,市场社会主义逐渐被理解成一种不稳定、从来就不可能成功的制度(Kornai 1990a; Sachs 1993: 33–34)。
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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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导致新自由主义。人们只是运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某种特定理解,即一个掩盖了自身威权要求的狭隘版本,来支持新自由主义。按照我在前文提出的定义,同时也是根据我对20世纪90年代东欧及其周围争论的理解,新自由主义指的是支持竞争性市场、规模更小却具有威权性质的国家、等级制的企业及管理者与所有者,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套思想与相应政策。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市场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服务于资本主义。此外,市场并不必然与私人产权相联系,它能够容纳多种产权结构。根据大卫·哈维的论述,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工程呼吁以自由市场之名终结国家,却掩盖了其政治工程的现实: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当社会主义候选人和社会主义纲领可能通过政治途径获胜时,新自由主义改造并动员国家,「重新确立资本积累的条件,恢复经济精英的权力」(2005: 15, 19)。
因此,新自由主义主张一个强大、尽管规模较小的国家。然而,新自由主义最具决定性的特征,是重新肯定管理者和所有者的等级制控制,同时攻击工人。向新自由主义转型,伴随着工人财产的重新国有化、工资冻结、大规模解雇、工人自治的废除,以及民主的收缩。转型期间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塑造了新自由主义的性质。
然而,正如埃亚尔、塞莱尼和汤斯利(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 1998)以及绍洛伊(Szalai 2005)所指出的,东欧各国并没有可以直接拿来建立资本主义的资本家。东欧共产党内部的技术官僚——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者——反而出人意料地成为反对由意识形态官僚主导的旧体制的革命者。
他们取得权力,并非以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专家和管理者的身份(Eyal et al. 1998)。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学家和企业管理者长期希望实施市场改革,以便从直接控制经济转向新自由主义式的引导。然而,几十年来,党的领导人和官僚不断阻挠他们的改革企图。于是,1989至1990年的圆桌谈判期间,技术官僚与民主反对派结成联盟,成功结束了共产党的政治垄断。
这些旧有的技术官僚精英与国内新兴政治精英领导了1989年的政变,并在把后社会主义世界塑造成新自由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Appel 2004; Soltan 2000)。至少在匈牙利的圆桌谈判中,反对派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垄断,要求举行多党选举,但反对派与共产党却未能在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Bozóki 2002: xxiii; Pető 2002: 121; Ripp 2002: 4)。

1989年4月5日,波兰团结工会活动人士在华沙圆桌谈判。摄影:Leonard Szmaglik。图源:European Solidarity Centre/Wikimedia Commons。
随着共产党政治垄断终结、多党制建立和柏林墙倒塌,政治机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政策的目标却依然含混不清。新旧政治精英能够利用改变了的政治格局,寻找新的盟友和支持群体,宣布自己拒绝社会主义、拥抱市场与民主,却又不对这些概念作出明确界定。
国际金融机构在这些斗争中成为某些人的盟友。20世纪80年代全球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机构获得了新的影响力,能够强加具有破坏性后果的结构调整附加条件(Greskovits 1998; Stiglitz [2002] 2003; Woodward 1995)。
在东欧和拉丁美洲,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政治精英可以采纳新自由主义思想,以迎合这些国际资本主义支持者,而不再面向国际社会主义支持者,并借此推动自己在世界各地的崛起(Babb 2001; Dezalay and Garth 2002; Markoff and Montecinos 1993)。这些政治领导人与国际资本主义网络中志趣相投的经济学家联手,使自己与国内其他利益相关者隔绝,并以狭隘的、脱嵌的方式动员新古典经济学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Blyth 2002; Harvey 2005)。政治精英和经济学家由此与国际资本主义行动者结盟,并对其形成依赖(Szalai 2005: 50)。
重新调整联盟之后,政治和经济精英随即背弃了转型初期与工人达成的协议。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圆桌谈判中,国家曾给予工人更大的企业控制权。政治学家阿格涅什卡·帕钦斯卡(Agnieszka Paczyńska)指出,在波兰,「工人委员会和工会对企业的控制权,使工人更加确信企业属于雇员」(2009: 135)。因而,私有化原本应该意味着由工人以个人或集体形式取得所有权。
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工人很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被视为效率的障碍。一位波兰前私有化副部长告诉帕钦斯卡:「私有化的重点,与其说是让国家退出企业,不如说是把工人自治赶出企业」(2009: 6)。同样,前文已经提到,南斯拉夫工人被视为「不该拥有私人产权的那种人」(Ellerman, Vahčič, and Petrin 1992: 139)。政治精英于是转而寻找外国投资者、国内银行和其他组织充当企业所有者。

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期间,厂门与团结工会标语。图源:波兰《Znak》杂志/Wikimedia Commons。
由于东欧没有可以建立资本主义的资本家,而工人又被认为不配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技术官僚与政治精英便着手培育愿意支持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新行动者(Greskovits 1998: 50)。他们没有致力于促进竞争,而是通过重新集中产权推动私有化。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亲自挑选经理和董事会成员,在分配国有财产时行使政治裁量权,从而创造新的盟友,确保制度不会重新转向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Róna-Tas 1997: 192)。
罗纳-塔什(Róna-Tas)在研究匈牙利时指出:「重新集中产权于是使执政联盟获得了建立政治庇护网络的机会。鉴于联盟各党的历史很短,利用私有化为自己制造稳固社会基础的诱惑,事实证明令人无法抗拒」(同上:192)。与20世纪80年代末对激进民主和市场社会主义的呼吁形成鲜明对比,政治精英利用等级制制度巩固并扩大了自身权力。
跨国右翼在传播新自由主义方面的作用,已经得到充分研究。许多观察者表明,「新右翼」(New Right)通过有效组织网络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按照这些研究的叙述,一些经济学家与其他活动者合作,建立跨国网络,扩散新自由主义观念。
尤其是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等经济学家,通过创建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并使之与右翼智库、斯凯夫家族(Scaife family)等基金会,以及芝加哥大学和其他大学的经济系联系起来,帮助建立了右翼网络(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9; Cockett 1995; Diamond 1995; Hartwell 1995; Harvey 2005; Kelly 1997; Klein 2007; Mirowski and Plehwe 2009; Smith 1993; Valdés 1995; Yergin and Stanislaw 1998)。

1947年朝圣山学社会议期间,挪威经济学家Trygve J. B. Hoff(左)与Ludwig von Mises(中)。摄影:Tord Kopland Eid。图源:Wikimedia Commons。
这些经济学家还把自己的学术公信力、对经济思想的重新解释以及组织技能贡献给不断扩大的网络。他们出版了大量著作、小册子和文章,再经由这个网络中数量日益增加的机构流通传播。智库、网络和知识分子共同运作,组成一种霸权性的力量格局,为某些跨国资本主义利益服务,并阻止人们认真考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Gill 1990; Plehwe, Walpen, and Neunhoffer 2005)。
跨国右翼长期传播一种把彼此矛盾的多种话语拼接起来的意识形态(Hall 1988; Mirowski 2009)。右翼网络容纳了出身于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经济学传统的人。新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与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哈耶克,尽管在截然不同的传统中工作,却能在右翼意识形态里被描绘成意见一致。受到哈耶克演化思想启发的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经济学家,反而成了休克疗法最坚定的支持者(Aligica and Evans 2009: 78; Prychitko 2002),并因此与同样支持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及其新古典经济学同行结盟。
奥地利学派打着自发秩序和演化的旗号,却很不自发地组织起密集的制度网络,努力推动大规模社会变革。后来,右翼又批评萨克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休克疗法,谴责萨克斯采取「自上而下的计划方法」(Easterly 2008),仿佛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从未支持过这些政策。
右翼通过聚集持有矛盾观点的经济学家,积累了足够的资源,既可以把新古典经济学描述成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论据,也可以批评别人的新古典经济学天生带有社会主义色彩。凭借这种投机式地利用不同经济学家的办法,右翼几乎能为新自由主义找到任何一种辩护理由。网络内部的智库与基金会将来自各种传统的思想重新包装成一套行动方案,并拥有足够资源把它推广到全世界(Campbell 1998)。
右翼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把东欧描述成一张空白的纸,认为那里的人天真地拥抱资本主义,缺乏严肃的经济学训练。可是,正如我所揭示的,东欧人至少从20世纪50年代起便参与了跨国新古典经济学讨论。按照阿利吉卡(Aligica)和埃文斯(Evans)的说法,马克思主义在东欧早于1989年就已崩溃,未能留下任何替代方案,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只剩一张白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与西方科学界和学术共同体的联系才真正恢复」(2009: 50)。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填补了这个真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腐朽和空洞,主要解释了为什么1989年以后,西方知识共同体能够通过马克思主义者自身的网络,如此高效地传播新古典和新自由主义思想」(同上:96—97)。右翼人士因此强化了一幅历史图景:旧社会主义东方由斯大林主义中央计划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定义,资本主义西方则以市场、私人产权和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
精英们强化这些二元对立,试图消除经济学家及其他人发展替代方案的中间地带。这些方案本来既不同于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美国式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例如,据匈牙利经济学家彼得·马尔库什(Péter Márkus,1996)指出,匈牙利的政策辩论被限定在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之间,各种社会所有制形式遭到忽视。那些以市场之名信奉威权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选择:独裁或失序。依照这种思路,施莱弗与其合作者(2003)认为,独裁和腐败有时是必要且有效率的,尤其是在秘鲁打击左翼叛乱者等情形下:
从秘鲁制度的角度看,这些交易反映出一种消除失序、增加独裁的变化,而这很可能是有效率的。尽管这种变化并不吸引人,但秘鲁当时面临的权衡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后来,藤森(Fujimori)试图巩固其独裁统治时,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他被赶出了这个国家。不出所料,失序也随之增加。(614)
按照这种逻辑,独裁制度既能带来秩序与效率,也能带来自由。根据米罗夫斯基(Mirowski)的记述,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说:「独裁制度可以自我限制……如果它自我限制,其政策甚至可能比一个不受任何限制的民主议会更具自由主义色彩」(2009: 446)。在同一次访谈的后面,他接着说:「我宁愿暂时牺牲民主,我再说一遍,是暂时牺牲民主,也不愿失去自由,哪怕只是暂时失去」(同上)。
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在《理性选民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2007)中反对民主,理由是个人不明白自己的理性利益实际上在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他声称,市场行动者最了解自己的利益,会支持经济学上正确的政策;然而,要实现这样的结果,却又需要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计划者,至少也需要把权力交给某个专业经济学家派别。
把世界面临的选择限制为独裁或失序,就抹去了世界各地要求参与政治和实现激进民主的运动,而这些运动的诉求远远超出了1989年所实现的全国性选举。精英们正是通过这样的二元对立,压制了众多替代方案(Kumar 1992; Yurchak 2006)。
跨国新右翼的战略性工作推动了新自由主义传播,原因不在于新右翼创造了这些思想,而在于它成功地利用并扭曲了其他人的思想(Bockman and Eyal 2002)。右翼活动者收编了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二分法之外的社会运动及其思想讨论,从中获取并发展新的知识。
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中心(CESES),并不是这种机构中唯一的一个,它属于一片「没有边界的星系」。许多机构汇聚了关心东西方、南北方趋同的人士,让他们共同讨论社会主义、人权、社会正义及其他议题。
在这些讨论中,参与者批评苏联式国家社会主义,探讨如果社会主义不必然采取苏联的形式,它还可能是什么样子。右翼活动者可以动员这些人及其批评,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服务。他们重新解释处于边界地带的讨论,把这些思想星系推回清晰的二元对立:中央计划社会主义或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或私人所有制。
他们斩钉截铁地断言,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从来就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私人产权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由此,右翼活动者可以被视为一股反应性力量,攫取了冷战对立之间的边界地带所孕育的创造性斗争成果。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不只是右翼活动者和政治家的功劳。大卫·哈维(2005)指出,新自由主义首先是一项旨在恢复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政治工程,实施这一工程的未必只有新右翼。斯蒂芬妮·马奇(Stephanie Mudge)写道:
将新自由主义与政治右翼混为一谈,是一种存在问题的倾向……尽管有着显著差别,20世纪90年代,亲市场政治在整个政治光谱上的崛起,已经成为无法否认的现象。(2008: 723)
然而,社会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都同样可能支持亲市场的政治。更关键的是,新自由主义者支持等级制制度以及管理者和所有者的权力,反对雇员或工人;社会主义至少在原则上维护雇员和工人的利益。因此,考察左翼在传播新自由主义中的作用时,应当区分新自由主义左翼——民主党领导委员会或许就是一个例子——与那些努力突破既有权力二元对立、寻找替代方案的左翼人士。
格雷什科维奇(1998)、绍洛伊(2005)等人发现,尽管萨克斯、施莱弗及其他学者一再发出警告,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转型及其经济危机却没有引起民粹主义起义或大规模抗议。为什么人们没有起来反抗制度的改变?很明显,公民对旧制度的种种问题感到失望,但民意调查并未发现他们必然更喜欢资本主义。
在波兰,工人先前组织起来,因而在与国家的谈判中获得了一定的筹码(Paczyńska 2009);与之不同,东欧其他地区的工人普遍缺乏保护20世纪80年代所得成果的制度资源。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充分实现工人自治(Comisso 1981; Obradović and Dunn 1978; Zukin 1975),社会主义政权也常常抑制民主参与,鼓励公民的原子化(Stark 1992; Szalai 2005)。
不过,1988至1989年,工人确实获得了对工作场所的新的控制权。当时被认为最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工人自治,可能还包括生产资料的工人所有制。由此便有可能从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走向共产主义——国家逐渐消亡。但是,人们没有足够时间建立和巩固保护工人利益的制度资源,例如民主的工人自治制度、非国家社会产权法以及合作银行。

1971年,萨拉热窝第二届自治者代表大会会场。图源:Museum of Yugoslavia/Wikimedia Commons。
此外,由于没有按照穆伊热尔(Mujżel,1988)的主张,「尽快」发动一次推进自治与民主化的「大推动」,工人反而容许了穆伊热尔预言的另一场「大推动」:由技术官僚实施、服务于新政治精英、管理者及某一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休克疗法。
第二经济以及随后出现的新政党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Greskovits 1998; Szalai 2005)。缺乏社会运动与保护性制度的工人,与社会财产之间没有形成足够牢固的联系,因此相对轻易地放弃了这些财产(Szalai 2005)。政治和经济精英则着力建立新的盟友,以支持远离工人控制和所有权的转向。
精英们之所以能夺走工人的财产,是因为工人没有足够的制度保障去保护自身,并发展激进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Klein 2007; Nelson and Kuzes 1994)。没有这些制度,东欧新旧精英便能在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充分利用这一局面,实施新自由主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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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期间及其后,政治格局的变化为东欧精英提供了新的结盟机会,使他们得以建立新自由主义制度。政治和经济精英与国际资本主义行动者结盟,并依赖后者,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狭隘解释来支持新自由主义,而这种解释实际上预设了等级制制度。
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和政治混乱,新精英宣称,人们只能选择技术官僚推动的变革,否则便会坠入混乱与衰败。随后,他们排除了市场社会主义的选择,以一种看似狭义、实际上带有威权性质的新古典经济学观为新自由主义辩护,并以管理者、潜在所有者和技术官僚专家等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名义,背弃社会主义对工人的承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些精英把原本走向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的转型,变成了一场走向资本主义的转型。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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