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刊 ↗
栏目

译文|销售+经济+效率=革命?古巴的活意识形态

「正文约23000字」

作者:凯瑟琳·A. 戈迪(Katherine A. Gordy)

文献来源:Sales + Economy + Efficiency = Revolution”?」(销售+经济+效率=革命?) in Living Ideology in Cuba: Socialism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古巴的活意识形态:原则与实践中的社会主义》),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15,157–191.

译者导读

━━━ ◆ ━━━

苏联解体后,古巴为维持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开放美元流通、吸引外资,也让市场逻辑侵入了革命的日常生活。本章从哈瓦那购物中心「销售+经济+效率=革命」的标语出发,考察经济改革如何改变平等、民族独立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作者借助本雅明的辩证图像,批评官方将社会主义缩减为若干既有成就,也反对把民众对匮乏和不公的抱怨直接解释为背弃社会主义。街头语言、音乐和流行文化中的批评,恰恰显示社会主义原则仍在被重新解释和争论。

正文

━━━ ◆ ━━━

2000年,在哈瓦那中区的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入口,一块标牌宣告:「在新千年,销售+经济+效率=革命」。中心内部的另一块牌子写着「团结起来保卫属于我们的东西」,落款是古巴最大的贸易公司和经营这座购物中心的企业。1993年古巴允许美元合法流通后,这里仿佛只代表着美元合法化带来的不平等,并鼓吹长期遭到妖魔化的重商主义与消费主义。

2011年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内部景观。图源:Dominique Michel。

这两块牌子似乎是令人感慨的例证,显示出面对经济日益市场化、社会经济差距不断拉大,执掌古巴经济及其宣传机器的人多么迫切地希望留住古巴革命的话语。哈瓦那街头以及全岛的墙面上,仍然可以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祖国或死亡!」、「为了古巴,行动起来!」和「我们信仰社会主义」。可是,仍然必须发明新的口号,尝试把眼下的变化同革命传统联系起来。

古巴花了三十年力图清除资本主义因素,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人们当然可以把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及其他商场的标语视为拙劣广告,一笑了之。但很少有人否认,苏联解体后的古巴,即「特殊时期」的古巴,充满了领导层难以消解的矛盾。

真正有争议的是,这些矛盾有多少是新出现的,又有多少是古巴特有的,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最终通向什么。许多外部观察者直接接受了这些矛盾的表象,或者急于将其调和,却因此错过了一个事实:即使身处危机,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仍在变化。要看清这一变化,目光就得越出国家,投向那些通常被视为反对国家、因而似乎也反对社会主义的领域。

1990年代古巴民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尤其是流行音乐中的反应,表明虽然经济事实上陷入了危机,但这并未立即导致与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死亡。人们反而开始重新商议、重新评价它。民众借助团结、平等和民族主义等古巴社会主义隐含的原则,抱怨特定历史时刻的社会主义所存在的缺陷,包括它所提供的生活条件与国家推行的政策。社会主义原则未能在日常生活中兑现所带来的失望,未必表示人们不再信奉这些原则,也未必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靠领导层强加的教条维持生命。

古巴政府诉诸革命进步的逻辑,或者说「历史就是进步」的逻辑,试图消解选择性市场改革造成的矛盾;与此同时,古巴社会主义的种种民间表达,尤其是艺术创作,却要求国家在实践中忠于其社会主义原则。它们毫不回避市场措施及其逻辑如何日益渗透古巴人的日常生活,如何使社会主义原则受到损害。它们批评公共领域中愈发以消费为中心的活动,也质疑国家对古巴社会主义越来越狭窄的界定。

不过,这些反消费主义的批评并非都那么单纯,也未必纯属意识形态的表达。埃丝特·惠特菲尔德(Esther Whitfield)指出,特殊时期的许多古巴文学作品一边批评消费主义、描摹当时生活的阴暗面,一边又迎合了外国读者的需求和海外市场。艺术和文学对消费主义的探索吸引了全球市场,获益的不只是作品销往海外的作家和艺术家。国家曾以社会主义劳动伦理教育他们,如今又通过征税,把他们的收入变成获取硬通货的来源。

然而,这些不满的表达通过揭示矛盾与冲突,让古巴社会主义继续作为一种活的意识形态(living ideology)存在。它们挑战国家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也展现了比国家更为宽阔、更有生命力的意识形态理解。国家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物神化,仿佛力量就蕴含在意识形态自身之中,足以使现实变得可以忍受。民间表达则以意识形态反过来质疑现实,要求改变现实。领导层将意识形态同实践分开,视为必须保存和保护的东西;民众却把意识形态当作因势而变、内部充满矛盾的东西,当作正在被生活、也仍然活着的东西。

图像中的矛盾与并置的危险

━━━ ◆ ━━━

在特殊时期,古巴的日常生活常常像在嘲弄官方社会主义修辞。街头掮客身穿谴责封锁、呼吁埃连(Elián)回国的T恤,却在非法经济中谋生,盼着结识某个外国人,把自己带出古巴。哈瓦那老城区残破的建筑旁边矗立着新建的酒店,古巴人却不准进入酒店大堂以里的区域。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挂在美元商店里,大多数古巴人买不起店里的商品。一块油漆斑驳、写着「我们拥有、也将继续拥有社会主义」的广告牌,旁边就是国营旅游机构哈瓦那旅游公司的霓虹招牌,后者专门服务于持有硬通货的外国人。要找到这样的图像并不困难:它们显示了官方修辞同古巴日常生活之间、原则同实践之间的矛盾。

任何经济制度都有一套为自己辩护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从来不会同实践完全吻合。资本主义同样未能兑现自己的诺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却把资本的特殊利益说成普遍福祉和自然规律。它宣称市场拥有不依赖政治目的的自身生命,最终又能惠及所有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便是明证。

社会主义经济至少在政治修辞和意识形态上,明确要求纯粹市场考量服从社会福利目标,因此经常受到的那类检视,资本主义反倒可以逃过。古巴政府公开申明自己的意识形态承诺,使它格外容易受到将革命标语同古巴现实并置的图像的攻击。这些图像固然记录了古巴亟须正视的艰难现实,却往往被人当作关于社会主义和其他替代方案之可能性的既有假定的证据,而没有成为进一步追问的起点。

人类学家保罗·赖尔(Paul Ryer)曾指出此类古巴图像的危险。他举了两张照片为例。一张拍摄了破败墙壁上字迹褪色的「社会主义或死亡」标语;另一张是某位北美记者所写特殊时期古巴见闻的封面照片。后一张照片中的女人穿着高跟鞋、紧身弹力服,衣服印着美国国旗的图案。赖尔写道:

北美商业文化所呈现的古巴人挪用美国象征的画面,以及日渐腐朽的革命标语的画面,都太容易迎合西方对于资本主义必然胜利、替代性意识形态与抵抗实践终归无用的自满看法。这类图像消费不仅使所谓「并不新鲜的世界秩序」显得自然而然,也将消费者卷入其中:照片里那个身披星条旗的女人,实际上等候的并非菲德尔,而是一个口袋里装满美元的外国客人。恰恰是这样的人,最容易在照片中找到令人自得的讽刺意味、情色趣味或悲怆感。

赖尔指出,对图像作这种自鸣得意的阅读,会使历史和政治彻底退场。图像只是被拿来说明早已持有的立场。将革命标语和古巴的日常实践并置,不过是为了再次印证预设的结论: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作为领导层强加的教条存在,多数古巴人则拒绝这种意识形态。

阅读辩证图像

━━━ ◆ ━━━

对德国社会理论家本雅明而言,图像具有珍贵的批判和革命潜能,能够挑战「进步」的神话。无论右翼还是左翼的政治意识形态,都曾借助这一神话,为各自的政策辩护,却不顾政策对那些按政策声称将从中受益的群体造成什么后果。本雅明思考的参照是斯大林主义及与之对立的各种意识形态,但进步神话今天依然在发挥作用。

国际贷款机构坚持以宏观经济增长来定义经济发展,而增长往往以这些国家最贫穷者付出最惨重的代价为条件。在古巴,这个神话同样存在:政府坚持认为,代表工人、深色皮肤的古巴人、妇女和农民等群体利益的工会及其他独立组织,对于以他们的名义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完全多余。两种情况下,一项进步指标都遮蔽了同样重要的另一项指标,真正承受政策后果的人失去了发言机会。表面上彼此敌对的意识形态,最终却产生了相似的结果。

本雅明批评「历史即进步」的观念,因为在他看来,它不过是技术变化之下既有权力关系延续的暗语。恰恰因为「事情照旧进行下去」,所谓进步在现实中才是灾难。被称作历史的事件链,实际上是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随着时间前进,残骸越堆越高,直抵天际。本雅明的历史天使看到了残骸,他「想要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了的一切重新拼合」,但进步的狂风把他推向那个「他背对着的未来」。

这阵风难以抵御,因为它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一切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它抹除了事情原本可以不同的可能性,也否认现状并非必然如此。历史似乎不可抗拒地向前运动,让任何改变都显得徒劳,从而使政治能动性陷入瘫痪。

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后的古巴:它使我们能够在赖尔所批评的那些廉价讥讽与对古巴政府所有行为的盲目辩护之间,另辟一条思考的道路。

本雅明用另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取代普遍史。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在仍处于变化之中,绝非过去最终完成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者,也就是本雅明的历史天使,承认历史本来包含着种种可能,并「炸开历史的连续体」。在构想现状的替代方案之前,必须先让事件的流动停顿下来。辩证图像(dialectical image)正是借助进步所许诺的东西与它实际造成的后果之间的并置,将世界呈现出来。

依本雅明之见,有用的辩证图像要能够「利用垃圾」,把遭到丢弃和忽略的事物重新带回当下。这涉及的不是改变研究的标准和对象,而是「转换观察的立足点」。人们要看到,那些失去使用价值、同自身相异化的「事物」,如何在历史过程中获得不同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在事物尚未分化清楚的时刻,以一幅图像「把握处于静止状态的辩证法」,让过去变得清晰、可以认识。本雅明认为,「思考不仅包含思想的流动,也包含思想的中断」。辩证图像应让观看者驻足重想,不能只用来证实他已有的信念。在这样的停顿中,人们得以重新审视现在,也重新审视过去及其未曾实现的可能性。

在古巴思考辩证图像

━━━ ◆ ━━━

不妨看看2000年我在古巴东部城市奥尔金见到的两块标牌。它们其实都不像匆匆路过的观察者想象的那么新。每块标牌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足以使古巴官方以及反对派关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叙述变得不那么简单。

汽车站正面绘着古巴革命英雄、烈士阿韦尔·圣玛丽亚(Abel Santamaría)的肖像,旁边写着「为祖国而死,就是活着」。这句话经常被用作古巴共产党狂热精神的例证,实际上却出自1868年由佩德罗·菲格雷多(Pedro Figueredo)创作的古巴国歌。菲格雷多追随卡洛斯·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Carlos Manuel de Céspedes)。同年,塞斯佩德斯发起「亚拉呼声」(Grito de Yara),揭开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序幕。

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诉诸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古巴官方历史把1959年的革命描述为不仅摆脱西班牙统治,也摆脱美国统治的斗争的延续。这一叙述强调,19世纪美国曾企图吞并古巴,并一再阻挠古巴独立;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军队数次占领古巴;1901年,美国又通过《普拉特修正案》(Platt Amendment),取得以「维护足以保护生命、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政府」为名干预古巴事务的权利。按照这种历史叙述,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以来不断发展的激进民族主义在逻辑上的归宿,正是社会主义让古巴获得了被美国夺走的真正独立。

然而,另一些人认为,卡斯特罗同苏联这一外国强权结盟,把古巴民族割裂为革命的支持者和敌人、留在岛内的人与流亡海外的人,由此伤害了独立战争所争得的古巴民族。1959年推翻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使卡斯特罗掌权的「七二六运动」(26th of July Movement),原先的纲领旨在改革现存制度,并不主张将其彻底推翻。因此,在这些人看来,卡斯特罗于1961年宣布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背叛了最初获得广泛民众支持的运动。

阿韦尔·圣玛丽亚是正统党(Partido Ortodoxo)活动家,也是卡斯特罗的追随者。1953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他遭到酷刑折磨并被杀害。他确实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此后成为古巴革命青年反抗巴蒂斯塔、甘愿牺牲的象征。圣玛丽亚的姐妹曾说,他热衷于阅读列宁及其他俄国革命家的著作。

然而,同卡斯特罗组织的革命运动中许多人一样,他的意识形态并未明确采取社会主义立场,他本人也未同古巴共产党(PCC)结盟。因此,他的肖像提示着1959年之前那段充满争论、难以归入单一叙述的古巴革命历史。

2013年奥尔金汽车站的阿韦尔·圣玛丽亚壁画,画面呈现「为祖国而死,就是活着」的纪念性标语。图源:Eggenbergurbock23。

奥尔金的另一块标牌写着:「最重要的是继续寻求效率」。这句话指向的不是改革还是革命的选择,而是社会主义范式内部存在的不同道路。乍看之下,这条标语似乎反映了1990年代古巴对经济存续的焦虑;事实上,它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后半叶,当时古巴采用了「经济管理与计划制度」。

这条口号强调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但当年的大量新闻报道都在明确讨论两种政策取向之间的矛盾:重视物质激励或市场的经济政策,以及以道德激励和分配平等为追求的计划制度。报刊与党内官员频繁引用切·格瓦拉和卡尔·马克思,为古巴扩大使用定价、供求关系和利润动机等市场机制辩护,强调这些做法长远来看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事业,并不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

格瓦拉本人恐怕既不会支持SDPE,也不会赞同为其辩护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理由。他的著作也不能证明1979年经济计划负责人温贝托·佩雷斯(Humberto Pérez)的说法:苏联模式的经济核算与格瓦拉更为集中的预算拨款制度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没有原则分歧。然而,古巴领导层和媒体确实借用格瓦拉的思想为经济政策辩护。这就让人很难把古巴经济政策的某个阶段简单判定为彻底的实用主义或彻底的理想主义。

由此可见,奥尔金的两块标牌将人们带回一个原则从未脱离实践的过去。那时,人们曾在不同方案之间作出选择,也曾放弃其他可能。两块标牌所代表的古巴社会主义因素,有时相互冲突,有时相互支撑。它们都号召人们为了国家作出牺牲:或以军事斗争保卫国家,或以经济建设使国家强盛。从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那一刻起,古巴便持续面对道德激励和物质激励之间应当如何取得适当平衡的问题。

这场争论最早见于1962—1965年的「大辩论」(Great Debate),此后不断重现:1960年代末的「革命攻势」(Revolutionary Offensive)、1970年代初千万吨糖产量运动的失败以及古巴随后进入苏联贸易集团、1970年代末实施SDPE之际,还有1980年代末的「纠正思想错误与不良倾向运动」。在最后这场运动中,领导层认为小规模资本主义威胁了古巴的平等主义精神,于是呼吁回归切·格瓦拉的思想,虽然此前恰恰是切·格瓦拉的思想被用来论证那些如今遭到纠正运动反对的政策。

这些争论唤起的标语与历史说明,苏联贸易集团瓦解带来的许多矛盾,其实早已存在。古巴此前就曾苦苦处理民族解放与对外国经济联系的需要之间的关系,也早已面对经济增长与再分配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市场机制,包括私人财产、物质激励与价格信号,并非到1990年代才进入古巴经济政策。由这些机制引发的意识形态问题同样不是新的。早在1990年代以前,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便已多次改变形态,其基本原则——社会经济平等、包容性民族主义与统一的领导——却依旧是核心。古巴社会主义并不存在一套清晰不变、直到1990年代才被迫根据历史条件作出调整的定义。

不过,1990年代经济的急剧崩塌确实使这些延续已久的矛盾变得格外尖锐。与此同时,单纯以经验事实记录经济崩塌,既可能抹去1991年以前的古巴历史,也可能遮蔽另一个事实:危机可能限制了古巴的选择,却没有把所有选择彻底取消,尤其没有取消意识形态层面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经验叙述

━━━ ◆ ━━━

古巴高度依赖苏联贸易集团,即经互会(CMEA)。古巴于1972年加入这一组织,从补贴价格和优惠贸易条件中获益良多。在经互会解散前,古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85%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的贸易,其中70%是与苏联的贸易;外汇业务的95%与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到1989年,古巴制作面包所需的小麦全部由苏联提供,此外,苏联还供应了古巴65%的奶粉、50%的化肥和40%的大米。

人们对于古巴经济的根本缺陷是什么、这些缺陷何时开始显露,并无共识。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苏联集团的消失是古巴经济危机最直接的原因。有关经互会衰落直至解散造成的后果,统计数字触目惊心。

1989年至1993年间,古巴进口额下降70%;苏联决定停止自动弥补古巴的贸易逆差;古巴国民产出下降超过50%。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5%,私人消费减少30%,总投资下降80%。到1993年底,财政赤字接近GDP的三分之一。1989年至1992年,古巴与经互会成员国的贸易总额减少93%。1984年至1989年,糖占古巴出口总额近77%。1994年,古巴用100万吨糖换取250万吨石油,同样数量的糖只能换得过去三分之一的石油。

1990年,古巴面临「零方案」的威胁。这项方案意味着能源、电力和交通运输的使用量都要降为零。尽管零方案没有真正实施,国家和私人部门得到的燃料供应还是削减了80%。自行车和牛车取代了耗油的汽车与拖拉机。为了节约能源,镍加工厂和炼油厂停工。食品和服装重新实行配给。

1994年瓦拉德罗附近的马车运输场景。燃料供应大幅削减后,非机动交通成为古巴日常生活中的替代方式;图源:Nick。

古巴人的日常生活更能让人体会这场危机的严酷。学校和工厂关闭;电力稀缺,停电成为家常便饭;医院在近乎战时的条件下运转。失业工人虽然仍能领取工资的60%,口袋里的钱却几乎没有用处,因为根本买不到商品。肥皂奇缺,人们只好自己制作。每周播出的烹饪节目探索各种以香蕉皮为主要原料的食谱。用过的咖啡渣摊在阳光下晒干,以便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有人因为维生素缺乏而暂时失明。

政府机关报《格拉玛报》(Granma)为了节省纸张,从日报改为周报。报纸、《圣经》和其他使用薄纸的书籍都成了高价商品,因为它们可以代替卫生纸。政府试图动员人们去农村,支持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运动;农村居民却涌向哈瓦那,希望获得硬通货和短缺商品。

1994年夏天,局势到了紧要关头。7月接连发生劫持船只和渡轮的事件,其中一次,古巴当局试图拦截渡轮,造成41人死亡。8月,数百名以年轻男性为主的古巴人走上哈瓦那中区街头,罕见地公开表达对国内状况的不满。这场被称作「马雷贡抗议」(Maleconazo)的自发示威持续时间不长,却促成了随后的「木筏危机」(balsero crisis):古巴政府像1980年那样宣布不再阻止人们离境,数以万计的古巴人便乘坐船只和临时拼成的木筏出海。究竟有多少古巴人死在海上,至今没有确切数字。

1994年8月5日哈瓦那马雷贡抗议现场。图源:LHCU。

危机与震撼的区别

━━━ ◆ ━━━

1990年代初,古巴全岛都能听到种种骇人的困苦经历。在有关古巴的叙述中,人们也反复将贫困景象同革命对物质进步的许诺并列起来。物资短缺对古巴而言当然不是新鲜事,但1959年革命以来,古巴人只有在1960年代末经历过程度接近于此的极端匮乏。到了1980年代,人们已经对舒适生活抱有很高期待。古巴和哥伦比亚是拉丁美洲仅有的两个在1980年代末人均收入高于该年代初的经济体。因此,1990年代的经济崩塌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然而,如果按照本雅明的理解使用「震撼」(shock)这个词,就会得到与大多数特殊时期叙述截然不同的解释。因为震撼无法轻易纳入「历史即进步」的话语,无论是关于社会主义注定在世界范围内衰亡的叙述,还是古巴领导层的叙述——在后者看来,这个时期只是社会主义建设原本健康、并无争议的进程遭受的暂时偏离。「和平时期的特殊时期」(Special Period in Times of Peace)这一官方说法便体现了后一种理解。

对古巴内部的许多人而言,这场震撼犹如一幅辩证图像,让一切都成为问题,动摇了原本不言自明的假定。震撼催生改变的要求,而在古巴社会主义传统内部,创造性革新一直被视为不可或缺的要素。人们因而有必要严肃审视眼前的局势,以及古巴制度长期存在的缺陷。不过,许多人推动这一事业的动力,恰恰来自如今也必须接受审问的同一革命传统。用古巴文学艺术评论家德西德里奥·纳瓦罗(Desiderio Navarro)的话来说:

大多数古巴批判知识分子在各自参与公共领域的时期,都比许多政治人物更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承受公开批评。他们相信,批评远远谈不上是对社会主义的威胁,反而是它的「氧气」,是它的「发动机」,是革命进程得以生存并健康发展的必需品。批判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当社会批评遭到压制甚至报复,被关在封闭的行会或机构小圈子里,被置于玻璃罩下与外部隔绝,或者——尤其严重的是——始终得不到回应,乃至被承认正确却仍未进入政治实践时,它才可能构成威胁。

1990年代前半期的古巴领导层似乎也曾持有类似看法。1990年3月,在原定于1991年召开的古巴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古共中央第二书记、古巴武装力量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发出了后来被称作「号召」(el llamamiento)的呼吁。劳尔援引「古巴革命思想的创造性传统」,强调需要「继续培育一种开放气氛,以体现社会思想的丰富性,鼓励人民了解并参与革命各个战线的事务」。

古巴社会学家哈罗尔多·迪利亚(Haroldo Dilla)回忆道:

数百万人在数千个场所——学校、工会会堂、社区中心——行使了批评、提出解决办法或者就各种问题发表意见的权利,讨论范围涵盖日常生活直至公共政策。这些辩论的结果始终没有公布,但从各种报告和评论来看,人们要求在坚持社会目标与民族独立的前提下,对体制作彻底更新。古巴政治阶层拥有的信息早已绰绰有余,足以判断大多数古巴人的心态、愿望和意见。

许多抱怨针对的是古巴经济与官僚机构效率低下,以及普通古巴人无法更积极地参与那些决定其生活的机构。拉斐尔·埃尔南德斯(Rafael Hernández)认为,当时提出的问题包括权力分散、允许非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可能、开辟更多公众参与而非单纯动员的途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以及反对官僚主义思维,代之以更多的「文化表达、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辩论」。

由于当时几乎没有公开出版这些讨论的记录,政府究竟采纳了多少意见,很难确定。1991年至1995年留下来的,是一大批哈瓦那研究机构学者撰写、在古巴及国际上发表的学术成果。许多研究者持有共同信念:若要保存社会主义,经济重组就必须伴随更大的政治开放。这些学者没有要求实行多党选举,却担忧经济日益分权后,将由技术官僚和行政精英掌控,普通古巴人在这种经济中出现的冲突中,无力维护自己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等领导层逐渐确定具体经济政策以后,对不同改革方案以及「领导层不能一面改变经济、一面抗拒政治和社会纲领的改变」等意见的容忍便越来越少。到1996年,一些在十年初曾受到政府咨询的学者,包括迪利亚,已经被指责犯下偏离官方路线等各种错误,并受到训诫。

这些学术研究令领导层感到威胁,因为它们认为1990年代的许多经济政治问题并非苏联解体所造成;苏联解体只是使问题更加严重。它们还认为,仅仅把社会主义缩减为革命的几项主要「成就」,再宣布这套定义不容质疑,并不能挽救古巴社会主义。1996年标志着古巴较为开放时期的终结,但讨论并未终止,尤其在文化领域。

把经济震撼简单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衰亡的证据,并将其后果同社会主义口号并列起来,自然很难发现社会主义范式内部这些争论。真正令人关注的是,古巴政府本身也参与维护了这种理解框架。

以下考察古巴政府为应对经济震撼所采取的若干关键政策,可以看到领导层在修辞上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它一面试图划定一种纯粹而狭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它成为特殊时刻指引革命的明灯;一面把一系列经济措施说成并不理想、却别无选择的必要之举。

经济政策与在修辞中缩减的选择

━━━ ◆ ━━━

面对宏观经济危机,古巴的总体战略是通过经济开放吸引外国投资、推动长期增长,发展生物技术与电子工业等出口产业,争取提高农业自给程度以减少进口,同时发展国际旅游业赚取外汇。这种按部门推进的方式,目的在于防止市场机制污染其他社会和经济领域。

然而,这些战略存在诸多缺陷。生物技术出口的收益来得缓慢,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提供古巴摆脱危机所需的外汇。粮食自给自足不切实际。旅游业虽不断发展,却依赖进口大量古巴本土没有的商品,还加剧了政治矛盾。当时大部分外国投资集中于旅游业,鼓励了回报率高、稳定性却很低的短期投资。

1993年,古巴政府开始在经济内部引入,有时是重新引入市场机制,并建立或强化类似私人财产的制度安排。最早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通过第140号法令允许合法持有美元,并开设美元商店。那些能够获得美元的古巴人,主要是在美国有亲属的人,可以在这里购买进口商品。这项政策为硬通货进入古巴、流入政府手中打开了另一扇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活必需品短缺带来的压力。法律文本直截了当地说,美元持有合法化可以减少依法应予处罚的行为,从而减轻警察和法院的工作量。

警察工作量之所以增加,当然是因为商品匮乏,逼得人们通过违法途径设法获得物资。总的来说,法令的措辞相当务实。它指出,「特殊时期的条件」与国家的经济困难,「使我们有必要针对可兑换货币[美元]的持有引入新的规定和办法」。同样,1993年允许117种职业实行个体经营的第141号法令,也认为当下的需要足以成为个体经营合法化的理由,但国家必须严加监管,以免企业家价值观污染社会主义培育的价值与实践。

同年,政府把大部分国营农场改组成由工人管理的合作社,即「合作生产基础单位」(UBPC)。土地在法律上仍属国家所有,工人则获得永久性的使用权。第142号法令规定,合作社拥有自己的产品,享有经营自主权,包括开设独立银行账户;成员可以集体选举代表,代表须定期向成员汇报。工资应直接与劳动生产率挂钩。

政府还重新开放了自由农产品市场。八年前的纠正运动期间,卡斯特罗曾以这些市场鼓励牟取暴利、威胁古巴社会平等为由关闭它们。重新开放后,个体农民获准按照不受管制的价格出售完成国家收购配额后的剩余农产品,使古巴的平等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更富裕的群体。到1994年,由于长期缺乏消费品,大部分古巴人都积累了不少储蓄。

2002年10月哈瓦那的果蔬市场。图源:David Shankbone。

自由市场吸收了过剩货币,缓解了货币购买力悬空的局面。自由市场也促进了古巴比索升值:1994年1美元兑换120比索,到1995年降至20—22比索。政府通过征收新税、削减亏损国企补贴、提高部分国家定价来缩减赤字。从软预算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s)转向硬预算约束(hard budget constraints),有助于提高存续国有企业的效率。

1995年,政府用第77号外资法取代1982年的第50号外资法令。旧法将古巴经济的大部分领域排除在外国投资之外,新法则允许外资进入几乎所有部门,教育、医疗卫生及武装力量除外。与美元和个体经营合法化的法令一样,新外资法宣称,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吸收外资是古巴维持革命成就的唯一途径,因为实行再分配的经济也必须能够增长。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存在强烈的霸权倾向。古巴受到严酷封锁,缺少资本与某些技术——通常是市场技术——且需要重组本国工业。为了维护既有成就,古巴只有在最严格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基础上,才能通过吸收外国投资取得如下益处:引进新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改善产品与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增强在国外市场的竞争力,并进入某些市场。这些益处综合起来,将支持我国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努力。

法律强调,在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时,必须始终考虑国家主权。古巴政府在监管外国投资及合同签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国企业雇用的古巴劳动力由古巴机构提供,该机构确定工资和劳动条件,再把外企以美元支付给机构的工资兑换成比索发给工人,从中截留相当大比例的工资。总的说来,即使人们承认别无选择,仍以谨慎和怀疑的态度对待外国投资。

同样在1995年,私人餐馆获得合法地位。此后两年,政府实施个人所得税征收程序,并使私人出租车服务合法化。1997年,政府通过第171号法令,规范早在1993年已获准经营的家庭旅馆。该法令与允许个体经营的法律相近。泰德·亨肯(Ted Henken)在研究古巴家庭旅馆时指出,理解它的最好方式,是把它看作「对古巴人民自发发展出来的大量(多半非法的)经济生存策略作出的行政回应」,而不是政府单方面作出的决定。

不过,这些法令的文本都强调,新措施并不反映古巴人民的意识形态或整个制度性质发生了转变,而只是为应对世界经济变化,并在较小程度上回应人民行为所作出的政策调整。然而,当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些经济措施,尤其是美元合法化的后果时,就愈发难以维持这一区分。

美元化的后果:古巴人做什么,又说什么

━━━ ◆ ━━━

批评者以美元化的后果为证据,认为在古巴挽救社会主义的任何努力,都会从别的方面破坏社会主义;古巴经济政策只是为了拖延制度不可避免的崩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与苏联解体初期的古巴一样,1990年代的物资匮乏、社会经济不平等与非法活动,为论证古巴意识形态已经耗尽生命力提供了丰富材料;也有人认为,1990年代固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关于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思考的好题材,但大部分古巴人既少有兴趣,也少有时间从事这种活动。

如果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1990年代的经验现实,把意识形态归给古巴政府,把生活经验归给古巴人民,以上结论看起来很有说服力。可是,按照本雅明的建议转换观察的立足点,不只看古巴人当时如何行动,也看他们如何理解这些社会变化,所谓古巴意识形态已经死亡、理论讨论只发生在学术圈里的说法,就远不那么有说服力了。

没人否认,在原本高度平等的社会中,美元合法化制造了严重的分化。那些有海外亲属可以汇款的人,以及能够接触旅游业和游客携带的美元的人,收入远高于依赖国家工资生活的人。

事实上,自特殊时期以来,古巴实际上很少有人只靠国家工资过活。即便保有政府工作,人们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补贴收入。大学秘书可能在家里给人修指甲;老人靠出售配给卡上的香烟,或者清晨买下报纸再到街头稍稍加价转卖,补充退休金。

家庭里某个成员可能因为喜欢政府工作,或者喜欢这份工作附带的免费午餐、交通、电脑、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等实际好处而留在国家部门;另一个成员则可能在非法经济中谋生,设法挣到美元。有时,政府工作本身就能让人接触美元。原因可能是工资的一部分用美元支付,也可能是工人从国家那里偷取商品,再转手出售。比如雪茄厂工人可能私下带出一些雪茄,以低价卖给街头游客。

许多人甚至不再费心保住政府工作。医生可能彻底放弃行医,整天驾驶人力三轮车载客。还有以「骑客者」(jineteros)为职业的人——这个词字面上是「骑手」,因为他们仿佛骑在游客背上谋生——充当导游、中间人或性工作者。医生、工程师改行开出租车或卖淫的故事,早已司空见惯。几乎没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完全不参与非法活动,或者至少没有从中获益;但人们却热衷于相互指责,尤其责难那些缺少外部资源的人。

2005年古巴街头的人力三轮车与大型公交车并行的场景。图源:Philippe Antoine。

这种相互指责牵涉了种族与性别刻板印象。特殊时期的生活条件又使这些刻板印象死灰复燃。革命从未彻底消除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尤其没有消除日常实践中的歧视,但它确实削弱了歧视的制度化形式。革命提高了许多黑人和深色皮肤古巴人及妇女的生活水平,为他们提供过去得不到的工作和教育机会,从而减轻了种族与性别不平等。1990年代经济越来越依赖美元,黑人及深色皮肤的古巴人在经济上便陷入不利地位。

先前享有的教育优势不再有用,因为教育和收入之间已不存在明确对应关系。旅游业的就业机会往往对他们关闭。黑人古巴人合法从事个体经营的机会较少,海外可以寄美元回来的亲属也更少。所有这些条件,都让黑人处于比白人更不利的地位。白人古巴人同样从事「骑客」活动,但当非白人从事这些活动时,它们更容易被贴上越轨行为的标签。因此,特殊时期促使「黑人具有犯罪倾向」的刻板印象重新流行。

妇女从多个方面承受了危机的沉重代价。革命的一项成就,就是让大量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然而,1990年代初开始裁员时,妇女最先失去国营部门的工作,就业机会也受到限制。这种安排并非依据性别中立的标准,而是出于这样的假定:妇女在非国家部门更容易找到其他工作,而且女人留在家里比男人留在家里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与此同时,许多妇女生活在几代同堂的非核心家庭中。尽管1975年通过了《家庭法》,家务与照料家庭的主要责任仍然落在她们身上。到1994年,大多数个体经营者为男性,传统的性别分工又在非正规部门重新出现。许多妇女干起了革命前的工作,或那些1959年以来已有很少妇女从事的工作。其中一种便是「女骑客」(jinetera)。

与「骑客活动」(jineterismo)整体的情况一样,「女骑客」这个称呼的使用也很有选择性,取决于究竟是谁在从事某种活动。领导层对从事骑客活动的妇女谴责得尤其严厉。卡斯特罗和古巴妇女联合会的维尔玛·埃斯平(Vilma Espín)认为,卖淫不是生活所迫,而是那些喜欢性、贪图轻松赚钱和奢华生活的妇女主动选择的道路,她们没有利用革命为自己提供的教育与就业机会。男性骑客却没有受到同样的蔑视。

黑人、深色皮肤以及贫穷的古巴妇女,如果同外国男性来往,比白人及中上阶层妇女更容易被叫作「女骑客」;后者的关系通常会被认为还有性与经济需要之外的其他动机。据可可·福斯科(Coco Fusco)观察,大部分属于白人、家境较好的妇女,不习惯于来自黑人和深色皮肤古巴妇女的竞争,后者与欧洲人结婚的比例更高;这些较富裕的妇女「常常诉诸道德说教,借此掩饰自己的怨恨」。

但在福斯科看来,女骑客既不是古巴政府笔下反社会的享乐主义者,也不是批评者眼中极权国家无力反抗的受害者。她认为,骑客活动的兴起,不能只用经济需要来解释。它还反映了革命以来人们对性更为随意的态度,以及「民众对于无须生产劳动的闲暇与令人愉快的消费主义的渴望,而革命政府一度把这些东西同资本主义腐化联系在一起」。

然而,这种渴望挑战的不只是「共产党官僚」,还有「拘谨的自由主义者」和「狂热的天主教徒」。换句话说,女骑客也拒绝轻易被归入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两分范畴。

围绕骑客活动的语言同样说明,不能直接把某些行为以及人们谈论古巴日常生活的方式,当作反对社会主义的证据。使用「女骑客」而不说「妓女」,意味着把这份工作放进古巴历史某个特定时期的背景之中,也使它更容易与那些重新获得当代含义的经典革命词汇相联系。

人们更容易说某个女骑客在「挣扎求生」(luchando),也更愿意把为了美元而工作或在黑市上寻找必需品称为「发明办法」(inventando)或「解决问题」(resolviendo)。这些词听起来更有英雄气概,也更有尊严。它们还挑战了一种关于被动的第三世界主体的形象:这些人仿佛只能任外国人占便宜,或者为了在艰难环境中勉强活下去,抛弃全部自尊和原则。

这些词的运用所表明的,不是古巴社会主义修辞的失败,恰恰是它仍在被人使用。它已不只是僵死的标语,而仍能触动人们的感受,帮助他们理解自己的生活处境。把偷窃说成「发明办法」,把卖淫说成「挣扎求生」,乍看无非是极端的自我辩解。改换称呼当然不能改变偷窃或卖淫背后的苦涩现实,但正是在这些词语被弯折、改造的过程中,它们才得以超出标语的生命,变成值得追问的问题。

人类学家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 Yurchak)认为,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持续认同与重新解释,反而让苏联的「崩溃」在多数外国观察者乃至苏联人民自己看来,都显得「完全不可想象,又来得出奇之快」。人们继续再生产意识形态形式,例如参加会议与群众集会,但赋予这些活动的意义已经不同于党所赋予的意义。古巴人常说的「双重道德」,指的是说一套、做一套;尤尔恰克讲的却不是这回事。他所关注的是人们重新赋予某些活动以意义,从而能够按照他们心目中真正重要的共产主义价值,继续参与苏联社会生活。

与党所宣称的不同,许多苏联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创造性地重新解释了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将僵化教条去意识形态化,并依照自己的理解赋予共产主义价值以意义。这种在形式再生产的同时重新解释意义的行为,本文将其理论化为「同形异义转换」(heteronymous shift),它无法被简化为抵抗、机会主义或伪装。事实上,正是它让许多苏联人能够继续坚守共产主义理想,并认为自己是优秀的苏联公民。

尤尔恰克由此提出,那些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实践,因为仍包裹在社会主义语言之中,所以制度的真正崩溃出乎意料。然而,在特殊时期的古巴,人们对于理想和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有着清楚得多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各种故事和反讽笑话(cuentos)里。

正如人类学家田沼幸子(Sachiko Tanuma)所说,这些笑话不应被理解为对任何乌托邦政治事业的冷嘲热讽式否定,也不等于赞同异见者,反而包含着「对革命理想的反讽式眷恋」。她认为,反讽是一种「逃离拥护社会主义与反对社会主义这一二元对立的手段」:人们不必在天真支持领导层所表达的、有缺陷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彻底否定它之间二选一,就能提出自己的抱怨,也无须因此同革命的反对者结盟。

领导层的合理化解释

━━━ ◆ ━━━

特殊时期的领导层总体上坚持认为,即便社会发生了这些变化,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的,应对措施也都不可避免。1993年,时任古巴部长会议秘书卡洛斯·拉赫·达维拉(Carlos Lage Dávila)接受采访时,被问及经济问题是否比政治问题更加严重。他回答说,古巴的问题「是经济的,不是政治的」,只有不了解古巴「现实」的人才会要求古巴进行政治变革。拉赫认为,用政治方案解决经济问题,「就像用阿司匹林治肚子疼,甚至还有引发胃炎、加重病情的危险」。

拉赫原本是一名儿科医生,后来成为古巴经济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91年之后,古巴经济发生了急剧变化。整个1990年代,为这些变化作出阐释和辩护的任务越来越多地落到拉赫身上。卡斯特罗虽然仍是国家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但他倾向于讨论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第三世界债务等不限于古巴的经济问题,以及美国封锁的负面影响、文化和思想对于革命的重要性等国内议题。据一位古巴学者说,卡斯特罗自1996年起便不再提「古巴经济」这个词,因为这「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他把古巴国内经济及宏观数据这些更难处理的问题留给了拉赫。

拉赫在1994年发表的《面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战略》中指出,经互会瓦解使古巴陷入新形势,古巴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实施结构调整方案,提高物价、关闭工厂、削减社会福利计划、压缩社会保障,让古巴人民承受严重苦难。第二种则是「采取符合革命意识形态、思想、抱负与目标的政策,让所有人共同分担」古巴经济孤立的「严重后果」。

拉赫认为,第二条道路显然远优于第一条,尽管它存在一些早在显现之前就已预见的负面后果。之所以认为第二条道路最符合古巴社会主义,是因为它着力保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革命成就,并在全社会均匀分摊危机的重负。拉赫写道:

选择第二条道路,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所需时间取决于国家面对问题并实现复苏的能力——人民会积累越来越多的钱。由于[缺乏合法的消费渠道],这些钱就会不合时宜地过度积存,进而推动黑市扩大。与此同时,人民的实际生活处境,同刺激和发展旅游业这样一种市场及经济活动的需要之间,会产生越来越多的矛盾。旅游业的发展要求保障某些资源供给,并具备自由市场条件。在国家既有条件下,这些障碍势必滋长,但我们早已预见。即便如此,在如此突然、严重的危机中,这条道路对于人民而言,仍远比实行结构调整的方法更加人道,也更容易承受。

官员们把1990年代中期的经济措施说成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并把危机限定在经济领域,希望借此把古巴革命的长远生存同基本社会服务的维系以及共产党的控制联系起来,这些服务包括医疗、教育、住房、管制价格和低通胀。

寄希望于社会服务

━━━ ◆ ━━━

古巴政府成功熬过了1990年代,并保住了大部分「革命成就」。根据世界银行2001年版《世界发展指标》,尽管美国贸易禁运仍在、苏联贸易集团又已解体,古巴不仅维持了降低婴儿死亡率、初等教育与医疗卫生方面的革命成就,还进一步改善了这些方面的表现。其中许多令人瞩目的数据可以归因于政府在相应领域的高额公共支出。例如,2001年教育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6.7%。

批评者认为,这类公共服务无法持续。然而,面对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物资短缺、古巴人在自己国家内遭受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对非法经济谋生者以及要求政治变革者往往严厉的镇压,还有古巴人不断试图离境的现实,政府始终以这些统计数据作为辩护。

古巴民众确实支持维持这些社会服务。199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5%的人希望继续实行免费教育,77.9%的人希望继续维持免费公共医疗;另有22.1%支持部分免费教育,19.6%支持部分免费医疗。剩余的受访者或者反对全部或部分免费的教育和医疗,或者不确定自己的立场。在古巴进行过研究、同古巴人交谈过的研究者普遍承认,尽管古巴人抱怨政府工资不足以维持生计、古巴比索购买力太低、社会出现了一个以能否获得美元为基础的新阶级体系,大多数人仍珍视并依赖古巴的社会福利国家,不愿看到它在极端个人主义消费社会的压力下消失。我同古巴人的谈话也支持这一总体判断。

当然,人们可以怀疑一党制国家政府开展的民意调查,也可以质疑那些获准进入古巴的外国研究者是否足够客观。但全盘否定这些材料,会漏掉几个需要考虑的事实。并非所有古巴人都支持教育和医疗完全免费,说明人们足够坦诚,至少表达了温和的反对意见。岛内外的许多异见组织同样赞成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这一点也有意义。

到特殊时期,政府意识形态已经取得霸权地位。人类学家莫娜·罗森塔尔(Mona Rosenthal)指出:「占据霸权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央集权的计划结构与计划经济渗透了日常生活」,「古巴没有人能够避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不论他是否接受其前提」。若借用罗森塔尔所使用的葛兰西术语,国家并不是从上而下,对早已形成的主体强加一套规则和规范。国家制定适当行为的标准,提供个人理解自身处境的制度结构,从而生产和维系相应的主体。这些主体逐渐把法律及其他形式的强制理解为自由,而不是外在强加的东西,因为他们受到教育,相信法律具有道德或社会价值。比如,我在奥尔金认识的一位自称「反对派人士」的男子抱怨,面包店在前一天断供之后提供了「双份面包」,其实并不算额外多给,只不过补上了他按照配给卡本应得到的份额。

对于这位反对派人士而言,问题也不在于国家垄断面包生产,而在于国家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马丁·霍尔布拉德(Martin Holbraad)认为,革命不断要求古巴人民牺牲自我,把自身界定为一个「没有外部」的全方位「政治宇宙」,由此形成了一道「本体论防火墙」(ontological firewall)。即便人们不断抱怨日常生活条件,体现为古巴国家的革命本身也不会成为不满的对象。因此,他认为,自由主义那种由个人选择接受或拒绝意识形态的框架,无法理解革命如何彻底重新定义了主体性。

毫无疑问,古巴的话语框架受到这些条件的限制,国家实施的各种直接压迫也不能被低估。但人们又太容易据此认为,民间任何支持社会主义的表达都必定出于强迫,或未经反思。承认主体性本身在古巴被重新定义,也可能无意间重新确认自由主义对个人能动性的垄断性主张。

在古巴,人们能找到无政府主义者、耶和华见证人、贵格会教徒及其他各种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的思想既不符合广义的古巴社会主义,也不符合其官方定义。但不能因此认定,只有这些观点才是真实表达的,或者是人们自觉形成的。还应当追问:轻视古巴民众的意见,是否会使人不自觉地参与维护古巴政府所使用的同一套逻辑?政府正是借助这套逻辑,把民众对生活条件的不满和抗议,解释为反社会分子或美国政府雇佣者的行为。

古巴人对于本国现实的反应如此多样,难以归入「犯罪的反革命分子」「积极思考并行动的体制反对者」「生活在极权国家的恐惧公民」或「狂热的强硬派共产党人及党内精英」等简单类别。古巴人的反应很少只是条件反射般重复党的标语。这使得那些把古巴舆论统统视为共产党灌输或外国影响的产物的人,难以自圆其说。把古巴政府描绘成纯粹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的保护者,把古巴人民描绘成用现实生活质疑这套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就越来越说不通。

1994年哈瓦那居民在阳台的日常场景。图源:Nick。

例如,我有一位朋友在哈瓦那大学学习社会学,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Unión de la Juventud Comunista)成员,常常参加义务劳动,而义务劳动原本被人们视为1960年代革命理想主义或暴政的象征。与此同时,她拒绝在一项支持古巴宪法、反对「瓦雷拉计划」(Varela Project)的全国性公投动议上签名。即使当地保卫革命委员会(CDR)的社区代表找上门,要求她写信解释拒签理由,她依然坚持立场,尽管这可能损害她未来的发展机会。

对她而言,自己支持革命,但无法赞同一份宣称宪法「不可触碰」的文件。在她看来,赋予宪法这样的权力才是反革命。与此同时,她协助社区义务服务项目,还在哈瓦那的一处政府机关工作。她同样批评古巴新闻媒体,并认为刊载古巴与外国学者各种文章的文化研究杂志《主题》(Temas)妥协得太多。

另一位朋友是一名32岁的独立艺术家。她强调,社会主义必须有经济基础,而人们经常借口国家提供了社会服务,为古巴的现状寻找合理解释。她也认为社会主义有可取之处。「对我而言,古巴社会主义是一套有利于人的思想,但事实上,如果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些思想就更有可行性。有时候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失去了意义,因为它缺乏结构性支撑……是的,社会主义确实带来了好处,但这些好处十分脆弱,因为政府想让所有人都享有它们,却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

她因此指出,社会福利与个人财富积累之间似乎存在取舍。我问她是否愿意为了更高的工资放弃免费医疗,她说不愿意。同时,她批评古巴把社会服务的供给当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借口。当我问她社会主义是否就意味着免费教育和医疗时,她说:「这是这里的人举起的一面旗帜。人们用它保护自己。」但她仍不认为,这些为古巴政府的失败作出的合理化解释,就说明社会主义在去商品化的意义上毫无价值。我问她是否想离开古巴,她说不想,因为「金钱会腐蚀人」,还会制造问题。

我引用这些回答,并非因为它们代表了所有古巴人的意见,而是因为它们显示古巴人正在积极参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商议。这些言论既向领导层提出了难题,也向那些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多数古巴人早已失去意义的人提出了难题。政府相信,自己的合法性取决于能否为古巴人提供医疗、教育和补贴价格;既然这些服务对大多数、但显然并非所有古巴人仍然重要,政府对此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把握。

不过,以上见闻也说明,不是所有古巴人都愿意接受国家对社会服务的狭窄定义。古巴人也不愿国家把这些革命成就物神化,仿佛它们可以同每天亲手提供这些服务的古巴人相分离。民众所关心的,绝不只是因为不愿接受野蛮资本主义,才支持某种福利国家。相反,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反应显示出一种忧虑:试图挽救狭义的社会主义,反而可能破坏围绕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形成真正政治共识的可能。再引用迪利亚的话:

商业活动对经济中已经社会化的领域逐步实施的殖民,正在多个层面上挑战一切政治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权力分配。如果我们承认,把激进的反帝国主义与免费社会服务组合起来,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那么就必须追问这些制度变化究竟有多深:其一是在社会层面,更具体地说是在阶级层面;其二是在整个政治生活重新组织的层面。

如果古巴正在走向市场化,国家利益同资本越来越紧密地结盟,那么围绕古巴社会主义的讨论,就越应聚焦于那些关系到社会主义能否长期生存的因素。这里所说的存续,不只是自上而下施加教条,而是让社会主义作为全体国民共同参与的持续事业延续下去。市场化也许有助于维持社会福利国家,但如果国家不只开始同资本认同,还同时独占了古巴社会主义的定义权,情况又会怎样?当政府宁愿调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不愿同人民分享界定社会主义这一事业时,又会发生什么?

问题的关键至此已不在于政府是否让市场污染了社会主义,或者是否试图用革命话语解释当下局势。问题在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意味着重新商议它的意义只剩下一条路。这样的垄断阻碍了人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套不断受到商议、以不同方式重新组合的原则,因而助长停滞。求得生存或许要求特定的原则组合,突出其中一些而牺牲另一些;可一旦坚持宣称只有这一种组合才可能成立,政府自身可用的选择终究也会越来越少。

重返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与辩证图像

━━━ ◆ ━━━

本文开头提到的购物中心,正是一幅有助于理解政府所面临困境的辩证图像。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及哈瓦那的其他类似商场表明,消费在古巴公共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位置,但真正有能力消费的人却越来越少。商店里的货品和标价,显示了比索经济与美元经济之间的巨大鸿沟。顾客的身份也反映着阶级关系的改变和新的报酬制度。要想在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买东西,必须持有美元(后来是可兑换比索)。

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于1998年10月开业,是一座自成一体的商场。商场内部满是新东西,几乎不会让人想起外面哈瓦那街头的匮乏和破败。这里几乎应有尽有:家用电器、化妆品和香水、服装、宠物用品、鞋子,还有美食广场。2000年,当「销售+经济+效率=革命」这条标语迎接进店顾客时,商场内有一家贝纳通(Benetton)专卖店,一件童装T恤卖25美元。食品店里有加糖谷物早餐、花生酱、每只售价可达1美元的进口苹果、橄榄油和各种罐装食品,大多数古巴人根本买不起。

商场甚至还有模仿美国模式的「一元店」,卖塑料玩具、塑料花、水桶和铅笔,其中许多商品产自中国。这些商店门外常常排着长队。每件东西都「只要一美元」,而同样的一美元,本来可以买60次公交车票——如果乘坐特殊时期出现、如今已经停运的声名狼藉的「骆驼车」(camello),可以买120次车票——或十张电影票、十磅橙子、五包无过滤嘴香烟。

然而,一旦进入古巴的美元世界,一美元能买到的东西便少得可怜。在卡洛斯三世这样的食品店里,一听古巴本地可乐「热带可乐」(Tropicola)售价45美分,一瓶啤酒60美分。一条黄油可卖到一美元,甚至比美国更贵。四卷卫生纸卖1.40美元,每个鸡蛋10至15美分。当时古巴的最高月工资只有40美元,这样的物价实在高得惊人。

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为古巴人打开了一扇橱窗,让他们窥见在比索经济中可能接触不到的商品。这里不单是售货场所,更提供一种「购物体验」。如同美国的购物中心一样,人们以消费者这一共同身份聚集在这里。在这里,人们拥有作为购买者的能动性,可以通过给生活添置新物品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同美国一样,这种消费者的能动性并不会转化成政治权力。但与美国不同的是,古巴的这一消费文化领域,直接处于国家的管辖之下。

这样一来,到卡洛斯三世购物中心购物的人,就通过帮助经济运转来「保卫属于他们的东西」。倘若革命如今仅仅意味着让硬通货不断流入,维持经济运行,让政府免于垮台,保住基本社会服务,那么「销售+经济+效率=革命」这道等式确实成立。但国内生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直接参与、寻找立足古巴自身的解决办法等活动,却统统被排除在等式之外。一旦「销售+经济+效率=革命」,古巴革命就被缩减为经济核算和炫耀性消费。大多数古巴人根本无法参与这些活动,而它们所代表的原则也与团结、平等和民族主义等古巴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发生根本冲突。

因此,人们很容易断言:古巴政府的经济政策正在帮助资本主义逻辑日益渗透日常生活,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终将不堪其重,失去全部意义。同样容易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容不下实用主义,采用市场就必然意味着背离社会主义。由于古巴政府坚持由自己作为主要的、有时甚至唯一的主体,阐释和保护一套界定得极为狭窄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恰恰把自己暴露在了这种批评面前。

但是,福利国家虽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却是社会主义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而古巴政府在维持福利国家方面确实做得相当不错。「销售+经济+效率=革命」这一计算虽然十分务实,其目标却也包括维持那些在世界许多地方缺失或正遭受攻击的公共服务。坚持这些服务的重要性,就是守住一块关键阵地。但这同宣称它们是革命唯一的成就、唯一值得拯救的东西,终究有别。社会服务并非革命留下的唯一遗产。

民族主义也不只有反帝国主义一种形式,它还可以体现为对古巴革命历史地位的自豪,或者简单地说,对古巴事物的自豪。政府不断要求人们牺牲与分享,古巴人可能对此表达厌烦,但这些价值已经渗入日常生活。政府为应对全球资本主义要求而作出的调整,可能改变了社会关系;然而,既有的社会关系本身部分由古巴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等服务所塑造,它也反过来影响着古巴人如何接受、使用市场。

正因为古巴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同民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才不是一回事。可是,随着古巴经济政策改变,民众文化越来越脱离国家控制,即使国家仍试图在古巴文化生产与世界市场之间充当中介。革命本身培育了一套用以理解日常生活的原则与传统,但人们从中得出的结论,已超出国家为意识形态划定的界限。即便民众文化采用了外国的、商业性的形式,这些形式也常被转化成探索古巴社会主义内部矛盾的工具,而不是被不加批判地接受,进而被批评者与古巴政府用作古巴人自身容易受到全球市场力量及其反复无常影响的进一步经验证据。

民众文化不像国家那样,把自己束缚在表达一种「纯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务上,让这种意识形态随后可以同具体政策或物质条件相并置。它也不一定沉迷于简单的并置。相反,它为探讨古巴社会主义各项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空间,甚至能够保存而不是压抑那些也许无法调和、却富有创造力的矛盾。

音乐便是其中一个领域。歌词表达了民众对国家审查、物资匮乏、种族主义等问题的批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如何制造新的统治形式与物质匮乏。1990年代的古巴电影、美术和文学中,同样存在这种批判性的介入。我在这里集中讨论音乐,是因为它与广义的民众生活以及革命传统都更加贴近。

古巴民众文化:批评消费主义,拓宽社会主义的边界

━━━ ◆ ━━━

自1960年代以来,古巴的「新吟游歌谣」(nueva trova)便一直承担社会评论的功能。1990年代则为这一体裁提供了大量素材,只是批评的矛头如今更多指向国内,而非国外。古巴歌手、吟游诗人卡洛斯·巴雷拉(Carlos Varela)的作品,写到古巴人的自我审查与恐惧,如《像鱼一样》(Como los peces)和《墙与门》(Muros y puertas);写到一种制度的讽刺性:它说一切都是为了你,却不允许你改变制度,如《像他们对待我那样》(Como me hicieron a mí);也写到古巴新闻媒体未能报道生活中丑陋的现实,如《糖罐里装不下政治》(La política no cabe en la azucarera)。

然而,巴雷拉呼吁古巴扩大言论自由的诉求及其批评,并不意味着他毫无保留地拥抱消费社会。他1989年的歌曲《热带拼贴》(Tropicollage),一边批评古巴对美元的渴望如何破坏古巴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一边批评古巴因依赖旅游业而沦为商品。巴雷拉唱道:「我知道美元之于经济,就像面粉之于面包;但我不明白,为什么金钱把人搞得如此糊涂,以至于你走进一家酒店,只因为你不是外国人,他们就对你态度恶劣。」在同一首歌里,巴雷拉还提醒那种从不踏足古巴人真正生活与工作的地方的典型游客:古巴既买不下来,也不可能被一张照片拍尽。

弗兰克·德尔加多(Frank Delgado)1995年的歌曲《游唱旅游》(Trovatur),唱的是古巴音乐家如何迎合外国游客对古巴革命者的浪漫想象:「我曾是一个热带病毒,一个共产主义的拉丁情人,靠贩卖革命及其观点谋生。」在《约翰尼,巴巴洛阿》(Johnny, the Babaloa)中,德尔加多唱到非洲裔古巴宗教人物如何被经商发财的渴望遮蔽精神追求,只收美元和名牌朗姆酒。

古巴嘻哈音乐本身从美国传入,却也吸收了加勒比地区的文化,形成混合样态。它成为批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锻造不同黑人身份的重要媒介。然而,古巴嘻哈经常援引本国悠久的革命传统,例如匿名忠告(Anónimo Consejo)乐队唱道:「反叛的屋顶,我祖国的精髓。」它也对某些舶来的政治和文化产品保持怀疑。说唱乐队EPG&B在一首歌里劝听众不要当「米奇」(Miki,即「米老鼠」),也就是不要成为模仿者、盲目消费美国文化的人,而应成为「卡拉巴利」(Carabalí),以此指向古巴文化的非洲起源与影响。

古巴嘻哈组合 Orishas 于2009年在波兰华沙第五届跨文化节演出。图源:Kotoviski/Henryk Kotowski。

歌曲所表达的是,如果古巴说唱歌手只会模仿美国同行的歌词和风格,说唱便失去了自身的批判与革命潜力。古巴青年也许在「消费」说唱,但他们同时改造了它,借助革命的原则批评或赞颂日常生活。这样的歌词并未明确谴责市场,而是在警示人们如何接受市场。即便是骑客活动,也反映着人们希望在古巴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维持自身主动地位的愿望。

摇滚乐队「真诚」(Buena Fe)的歌曲《当下心理学》(Psicología al día),把资本主义描绘成一种「扼住你的脖子」并要求你逆来顺受的力量:

我要抓住你的脖子,
把它紧紧勒住,
但我坚决要求你,
不许抱怨。
因为抱怨让我心烦,
让我心情恶劣。
如果说到底,
被吊起来也没那么糟。
不妨这样来看,
让我们保持积极,
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

歌曲接下来的各节描写资本主义看似给予人们自由,实际却制造了一系列义务,资本最终又不会对此给予补偿。其中一节写到,欠发达国家为了获得贷款,不得不挥霍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然后永无止境地偿还债务。每段副歌都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或是生态学的,或是人道主义的;副歌本身却表明,资本主义把这些观点歪曲到了什么程度。例如,人道主义在这里竟意味着接受一个不平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为享受自己的个人生活而存在。歌曲讽刺地说,只要看见光明的一面,至少贫困和苦难还有利可图。

最后一节唱到,富裕国家声称,必须先获得更多的钱,才能同世界分享财富,却忘了这种积累条件,正是世界继续高度不平等的原因。歌曲问道:「我怎样才能捐赠?」如果为了捐赠,「我必须先教化自己的意志,还得有远超过需要的钱」。

最后一段副歌告诉听众,这场意识形态与经济攻势想要取得怎样的结果:人们主动要求别人扼住自己的脖子,并保证绝不抱怨,因为「反正说到底,被吊起来也没那么糟」。歌曲最后讽刺道:「你将这样看待它,以顺从的方式,从奴性的观点出发。」

我们不会停止,
直到听你说出,
那边其他人
不停重复的话。
抓住我的脖子,
你可以紧紧勒住,
我郑重向你保证,
我绝不抱怨,
不会惹你心烦,
也不会让你生气。
如果说到底,
被吊起来也没那么糟……
你将这样看待它,
以顺从的方式,
从奴性的观点出发。

这首歌表现出的,正是罗森塔尔用来描述古巴的那种葛兰西式动态:起初是强制,最终变成同意。然而,在这里,歌曲明确批评的是新自由主义及其努力。新自由主义不仅要强加一套世界秩序,还要让人觉得,这恰恰是人们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考虑到古巴的言论自由限制,以及古巴文化创作经常使用暗语和双关含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真诚」乐队歌曲中明确表达的意思,只是为了掩护对人民配合政府「镇压机器」的批评。

可是,这种结论太容易落入支配特殊时期古巴讨论、甚至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研究的严格两分法:意识形态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歌曲的含混性不只反映了政治审查,也反映出古巴在特定历史关头面临的难题。

对古巴政府和日常生活条件的批评,不只出现在异见者社群之中,也出现在街头和民众文化之中。然而,对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人们直截了当地拥抱自由市场。这些表达也并不标榜革命意识形态的纯粹性。它们把古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作一套不断发展的原则,原则之间如何相互联系,与各项原则本身同样重要。

自认为是古巴社会主义首要保护者的古巴国家,以及似乎通常也持有这一看法的社会主义批评者,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回想本雅明对「历史即进步」的批评,就会发现,从表面上相反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讲述特殊时期的古巴历史,实际上相互配合,使古巴面前的选择看起来远比实际可能的范围狭窄得多。

往期回顾

━━━ ◆ ━━━

译文|为承认而竞赛: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塑造与社会主义治理术

译文|以切·格瓦拉之名:让「市场」社会主义化

译文|寻找「左翼治理术」:福柯的最后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