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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自我背叛的革命:列宁主义、议会道路与预示性共产主义的困境

「正文约18000字」

作者:卡尔·博格斯(Carl Boggs)

文献来源:Marxism, Prefigurative Communism, and the Problem of Workers’ Control.(《马克思主义、预示性共产主义与工人控制问题》)Radical America 11, no. 6 (November 1977): 99–122。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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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目标如果是消除等级支配,革命运动自身能否依旧以服从、官僚制与集权来组织?博格斯从这一矛盾出发,追溯俄国、意大利与德国的工人委员会运动,辨析列宁主义、结构改革主义与预示性共产主义各自的政治困境。他提出,解放的社会关系必须从运动的当下实践中生长出来,却也不能因此逃避组织、协调与政治权力的问题。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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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它始终未能提出一种国家与政治行动理论,为民主的、非威权主义的革命进程奠定基础。推进革命目标的两条经过最广泛实践检验的战略——列宁主义与结构改革主义——都没有真正提供一种替代方案,能够取代资产阶级社会特有的官僚等级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以及社会分工。

列宁主义固然提供了推翻传统结构的机制,却也在党—国体制内部再造了一种官僚集中制,妨碍社会主义的推进。传统社会民主党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共产党所体现的结构改革主义,则把工人阶级政治逐渐纳入资产阶级的选举、司法与行政制度之中,使之制度化。

事实上,两种战略都因执着于国家权威、「效率」和纪律,强化了现代官僚资本主义的成长。

这两种模式都缺乏对取代现存统治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构想。它们不仅模仿官僚国家最具压迫性的特征,有时还将这些特征进一步扩大,因而始终无法真正摆脱资产阶级政治的边界。由此可见,在美国新左派瓦解之后成为主要战略回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尽管两者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它们却建立在许多相同的理论假定,甚至纲领假定之上。

人们很容易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斯大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暂时偏离,但问题有更深的根源:马克思主义未能阐明向新社会过渡的过程。要知道,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将在世界范围内相当迅速而自发地形成。

我们几乎无法从马克思的著述中找到明确的说明:究竟哪些组织形式、方法和领导类型将塑造逐步展开的社会主义秩序?从他的著述中能够辨认出的战略方向往往模糊不清,有时甚至互相矛盾。某些时候,他似乎暗示,社会主义转变将类似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市民社会的变化必须先于政治权力的实际转移,并且预示这种转移。但他并未进一步概念化这一过程,也没有真正处理战略问题。〔1〕

马克思去世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马克思主义日益受到粗陋决定论的支配,这并没有帮助澄清上述任务。人们想当然地相信资本主义发展有其自动运行的机制,从而否定了自觉制定过渡方案的必要性。「危机」「崩溃」「瓦解」——这些宿命论观念让马克思主义滑向了最天真的进步信仰。

既然资本主义被认为会由于自身矛盾——利润率下降、生产过剩危机、财富集中、无产阶级贫困化——而自行消亡,社会转变就从未被当作一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人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与方法早已由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决定,仿佛某种自动机制能够绕过政治战略和主体干预的问题。

官僚统治、社会分工、群众社会主义意识的匮乏,这些阻碍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因素被视为过时生产制度的单纯反映。任何试图直接应对这些障碍,或具体说明过渡过程实际性质的努力,都被斥为乌托邦式空想。

列宁主义确实打破了这种战略瘫痪,但其「解决办法」是一套以威权和夺取权力为中心的模式,使马克思主义中民主与自我解放的一面遭到更深的压抑。过去一个世纪,对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一种可称为「预示性」(prefigurative)的传统:它起于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随后包含工团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以及新左派。

这里所谓「预示性」,是指一种运动在持续的政治实践当中,便体现出它最终所追求的社会关系、决策方式、文化形式和人类经验。这个主要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发展的传统,形成了对官僚统治的批判,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通常所欠缺的革命民主愿景。

然而,只要它没有被资产阶级国家或组织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摧毁,它便往往陷入自身的自发主义,或者最终被既有的工会、政党和国家制度吸收。正是这些历史局限,连同对列宁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有力批判,共同构成了预示性激进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值得今天重新审视。

社会主义还是国家主义?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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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革命与布尔什维克国家的延续,加速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列宁主义始终强调「自发性」的危险,认为必须依靠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组织,克服第二国际那些「开放型」政党的无所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建构,与其说是为了进行地下斗争——这一点常被过分夸大——不如说是为了发动一场「少数人的革命」。

有两个条件塑造了这一战略:在前工业社会中,一个规模很小的无产阶级与庞大的农民群体并存;国家权力相对脆弱,并陷入极其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对列宁来说,一切都取决于夺取政权斗争的紧迫性。

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列宁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挑战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规律」,把政治意志重新注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现实政治的战略。〔2〕对列宁主义而言,党—国体制比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勾勒的那种略带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群众参与愿景更为核心。

布尔什维克是在严重危机之际夺得政权的,而且在城市之外并未形成持续积累的广泛群众支持。因此,他们的方案并不要求在权力转移之前先完成市民社会的改造。他们实现了眼前的夺权目标,但孤立处境与重重反对,又使其社会主义目标无法实现。

在这样的条件下维系革命政权,意味着必须强化党—国体制。进一步说,若要改造这样的社会,就不得不大规模动用控制、操纵与强制手段。

列宁主义在俄国对权力的垄断造成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把那些由党「代表」的群众变成可以被操纵的客体;二是使整个运动沉迷于官僚制的方法与技术。

列宁的总体方法类似技术专家:强调政治斗争的组织手段,却弱化其最终目的。〔3〕当价值目标受到压抑,运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就变得顺理成章:等级结构、泰勒制、威权—服从型人格、异化劳动。于是,一切来自基层的尝试都被指责为「乌托邦主义」「极左主义」或「无政府主义」。

布尔什维克用来奠定向共产主义过渡之经济技术基础的手段,必然侵蚀他们自己宣称的目标,并推动官僚集中制不断发展。

列宁把工人权力等同于布尔什维克掌权,嘲笑那些要求民主参与的左派所抱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到1921年,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这些曾在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群众性自治机构——要么被摧毁,要么被改造成传达上级指令的「传送带」。列宁临终前虽已对官僚化浪潮产生警惕,但布尔什维克传统并没有提供另一条战略道路。

列宁关于过渡的唯一具体构想,就是实际操作中那套适应性极强、灵活多变的策略;一旦它与党的优先地位结合起来,便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

除了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认真提出制度结构的问题。左翼共产主义者虽然曾在党内徒劳地抗议,却没有形成系统分析:怎样的政治形式与权威关系才符合马克思所设想的无阶级、无国家社会?

对列宁来说,过渡时期的性质始终未得到明确界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基本上只是一个口号,对革命后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实际影响。苏维埃被当作夺取政权的踏脚石,而不是新社会主义国家的胚胎。

党始终凌驾于苏维埃之上,力图限制它们的自治。列宁对行政管理的强调决定了其革命愿景以大规模组织为基础。〔4〕布尔什维克「打碎」了旧的威权国家,却很快将它重新建立起来。

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一套反国家主义的理论,列宁以来的苏联发展却制造了南斯拉夫思想家斯托亚诺维奇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神话」。〔5〕革命目标与国家在控制、所有权、计划、资本积累和劳动力使用等领域的主动行动变得不可分割。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于是染上了神秘色彩:建设社会主义秩序所必需的意识、社会关系与政治习惯,似乎可以凭空出现,而无须在市民社会中经历漫长、有机的转变过程来培育它们。

列宁主义在权威制度薄弱的前工业化国家最容易奏效;结构改革战略则立足于资产阶级传统更加根深蒂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便「列宁主义」运动在工业国家延续下来,也要么放弃先锋队的地位,要么逐渐陷入孤立主义。

结构改革理论常被理解为从列宁主义退回传统社会民主主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提出的模式,实际上包含一种更为积极的过渡观。它通过参与并扩展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选举、议会、地方政府、工会——试图绕开先锋主义和自发主义的两个极端。

其基本前提是:只有政治力量对比已明显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政府才有可能取得领导权。工人阶级力量的逐步增强将改变制度结构,削弱垄断资本与中央官僚机构的权力,同时给群众政治注入新的活力。〔6〕

与列宁主义不同,这种战略设想国家能够逐步、和平地实现民主化;与「极左派」相对,它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战略,立足于既有文化和传统内部的中间目标,而不是诉诸全面对抗。

发达社会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恰恰暴露了结构改革主义的矛盾:选举和议会斗争导致政党在战略层面——而不只是战术层面——卷入资产阶级制度,并逐渐被现存体制吸收。

这一过程体现在三个层面。

(1)与列宁主义一样,这一战略本身不鼓励那些能够让群众自行界定革命进程的预示性组织形式。

(2)议会主义削弱了对基层斗争、工人控制和文化变革的投入,使政党脱离日常生活。

(3)长期以争取选票和组建权力联盟为目的的选举活动,推动了建立在经济主义、民粹主义和政治庇护基础上的利益集团政治。

结构改革主义因此延续了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一方面,政党动员选票、缔结联盟,扩大其地方行政机构与议会中的代表席位;另一方面,工会通过契约谈判争取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这种分工使工人阶级运动支离破碎,也使眼前斗争难以与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目标联系起来。

选举主义缩减群众动员,并鼓励一种局部的、异化的、制度化的政治方式;〔7〕而工会主义则再生产了资本主义工厂的等级结构、纪律和社团主义。

还有一个问题,源于所谓「中立国家」的观念:它把资产阶级的权力机器视为凌驾于阶级斗争「之上」的技术工具,认为只要加以改造,便能够用它实现革命目标。结构改革主义政党的保守性却表明,国家与市民社会不可分割,国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从资产阶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制度,深深植根于这一历史传统,不可能被神奇地抽离出来,再锻造成社会主义转变的工具。葛兰西和卢森堡在更早时期的判断依然成立:自由民主制度首先起到使资产阶级社会合法化的作用。

这里对国家的过度依赖,虽然形式上不同于列宁主义,却同样未能把革命进程安放在整个社会及其新政治形式的展开之中。

结构改革主义尽管承诺多元主义,却不过是以另一种面貌装饰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神话:中央国家本身成了首要推动者、一切主动性和合法性的源头、参与政治的主要舞台。最终,结构改革主义和列宁主义看似方向截然相反,却分别通向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两种孪生形态。

列宁主义以一种新的、更全面的形态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等级制、商品生产和异化劳动;结构改革主义则承诺扩展、改进并「合理化」既有的资产阶级制度。

一种预示性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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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官僚统治和等级结构的问题通常被看作阶级结构的表现。这一概念弱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缺乏一种以新型权威关系为基础的战略。与此不同,预示性战略把国家主义和威权主义看成必须直接推翻的特殊障碍,其目标是以鲜明的人民性制度取代官僚国家。

在理想形态上,这一传统包含三项基本关切:

(1)警惕在新意识形态的名义下重新生产等级化的权威关系;

(2)批评政党和工会,因为它们的集中化组织形式会复制旧的权力关系,并由此损害革命斗争;

(3)致力于通过地方性的集体结构实现民主化,让未来的解放社会在当下提前显现。

至少在某些较晚近的表达中,预示性模式强调推翻一切形式的统治,而不只是剥夺私人所有权。国家主义式的国有化、中央计划和重新配置社会优先事项,或许可以改变法律上的所有权归属,却也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社会分工与官僚制。〔8〕

只要旧有的制度控制形式还没有被摧毁,「集体所有制」就仍然是一个神话。以国家或「公共」管理取代私人管理,只能对资本主义矛盾给出表面而抽象的回答。

正如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所说:「没有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就不存在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建立在从资本主义继承下来的技术、制度和劳动分工之上。」〔9〕只有工人自身创造了新的参与形式,异化劳动和从属地位才可能被消除。

这种转变包含形式所有权的问题,却远不止于此。它还要深入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的工厂等级制与威权主义、劳动技能的碎片化、商品生产,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

这些特征经常被说成提高效率和生产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更恰当的理解是:它们是确保对劳动实施控制的手段。〔10〕专业化和等级制的冲动,主要并非来自狭义的资本积累与技术发展,而是来自建立一支按官僚方式组织、受到纪律约束的劳动力队伍的需要。

官僚化给革命变革制造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仅仅模糊预见到的障碍。公共领域的扩张、国家部门与公司部门的趋同,使权力网络更加集中和全面,也相应侵蚀了人民自发的民主主动性。

官僚逻辑渗入公共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传播一种适应组织、服从、实用主义和例行公事的文化,从而强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它通过收窄政治讨论的范围,把异化制度化,并对各种问题只提供「技术性」解决办法,来消解潜在反对力量的政治性。一旦扎根,官僚制就会产生抵抗根本变革的僵硬结构。

马克思主义运动自身,也一再成为其内部官僚化的牺牲品。

然而,同一种动力在渗透新的生活领域时,也会在资本主义权力结构中打开裂缝。新的脆弱环节与新的抵抗中心开始出现。不仅生产领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卷入阶级斗争。

预示性运动最早出现在工业化和官僚化的早期阶段,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爆发的人民反抗——西欧、日本及其他地方的革命左派、新左派、工人基层斗争、东欧的反对派运动——表明,这一传统至今仍富有生命力。

预示性共产主义在制度上的着眼点,是小规模、地方性、集体性的人民控制机构,例如工厂委员会、苏维埃、街区大会、革命行动委员会和亲和小组。它们意在使革命政治民主化,并重新赋予其活力。

这些机构通常生长于原有的、多少带有直接民主承诺的组织形式之中。例如,俄国、中国和西班牙的农民集体,英国的车间代表组织,意大利与法国工会的申诉委员会。在危机时期,它们往往趋于激进,并发展出更广泛的革命形式。

巴黎公社、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1919年和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36至1939年的西班牙社会动荡、越南革命,以及1968年的法国抗争,都曾受到大规模「双重权力」网络的推动。

图源:Pierre-Ambrose Richebourg/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这些组织通常统称为「委员会」。它们能够孕育直接植根于当地工作场所和共同体、并直接向群众负责的领导力量。

它们还有其他优势:通过把劳动与「管理」职能集体化,委员会能够更有效地反对社会分工;通过重视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不是只追逐工具性的权力目标,它们可以把更加广泛的问题、要求与需要纳入群众斗争;通过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它们能够创造一种条件,让群众发展自身的智识与政治潜能,使信心、精神和创造力逐步取代资产阶级权威所灌输的宿命感、消极被动与顺从;〔11〕最后,政治参与如果主要发生在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之外,抵抗运动被去激进化的能力便会大大增强。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预示性结构可以被看作一种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胚胎。它们将创造一种全新的政治,逐步打破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分工。

正如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所说:「这里涉及的是政治的去职业化——也就是取消作为一种特殊、独立活动领域的政治;反过来说,就是整个社会的普遍政治化。这恰恰意味着:社会的事务,从最字面的意义上说,成为每个人的事务。」〔12〕

当然,早期预示性传统很少能够达到这样的政治化程度。旧欧洲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与战后俄国、意大利、德国及其他地方兴起的委员会运动之间,存在鲜明对比。前者过分蔑视政治、颂扬自发性,以至于始终无法超越自身眼前的社会处境,制定出有效战略。

它们逃避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往往由此转向对任何形式的「理论」和「组织」都抱有轻蔑态度——早期新左派又重复了这种作风。它们最初是对组织化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后来却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在体制外徒劳挣扎,要么最终被马克思主义自身吸收。在压迫性秩序下,把地方性革命民主中心扩展出去本就困难,这使问题更加严重。

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坚持认为,经过漫长的意识形态与文化转变,官僚国家权力的道德基础会逐步受到侵蚀,以此回应上述困境。然而,这类预示性运动实际上还是遭到摧毁,因为它们敌视协调与领导,让统治力量得以垄断政治领域。

而且,在这些运动源于农民或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程度上,它们基本具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主义色彩,向往一个尚未受到工业化与城市化侵蚀的过去。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马克思与巴枯宁的争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一直存在两极化冲突:组织与自发性、领导与自主行动、集中主义与地方主义,等等。布尔什维克革命在某些方面加剧了这种对立;列宁主义的胜利迫使无政府主义者后退。

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在战后陷入危机,预示性运动开始探索新的模式:俄国的苏维埃、意大利的工厂委员会斗争、德国和荷兰的委员会共产主义。尽管仍然不信任所有「政治」活动,委员会思潮确实试图整合两种传统中的优秀要素。

例如,潘涅库克与戈特等委员会理论家,不再严格拘泥于自发、地方性运动的原则。他们至少在理论上试图把组织结构、领导与协调的需要纳入民主的、预示性的革命进程。

委员会主义在三个层面明显超越了以往的路径。

(1)虽然它大体上区分政党共产主义与委员会共产主义,其总体方向却是把群众自治机构同更大范围的协调与计划体系结合起来。德语把这种体系称为 Rätesystem,即委员会联合网络。地方大会因此被理解为更广泛政治战略的一部分。

(2)争夺国家权力既没有被定义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也不再从先锋主义或选举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但同样没有被轻蔑地排除。这里的过程将有所不同:必须从基层瓦解现存结构,并以群众性的集体组织取而代之。

(3)委员会主义所向往的不是植根于原始集体主义的田园牧歌式过去,而是马克思所勾勒的未来图景:工人阶级逐步展开的潜能,以及作为人类解放基础的经济技术发展。

然而,即使委员会主义也未能形成一套成熟的革命战略,并把它转化为持续的群众运动。委员会因危机而诞生,在稳定恢复之后又迅速消失;曾经爆发式取得的进展,要么被镇压,要么遭到化解。

在俄国,委员会遭到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摧毁;在意大利,地方主义和以工厂为中心的狭隘视野使其陷入孤立;在德国,它们受到一种狭隘利益集团政治的侵蚀,这种政治表达了手工业部门中日益壮大的高技能职业工人阶层的利益。战后最初的委员会浪潮过去之后,类似的失败又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

革命政治中的预示性维度,一再与官僚权力斗争的工具主义发生冲突。

俄国:雅各宾主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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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人阶级运动虽然规模很小,按照欧洲一般标准看政治上也尚不成熟,但它在世纪之交第一次作为激进力量出现。沙皇威权国家的镇压机器推动了工人的政治觉醒,他们自然开始寻找无产阶级自治组织的形式。

这类形式最早在1905年革命中大规模出现。当时,工厂委员会与地方苏维埃——扎根于工厂和/或社区的委员会——组织了罢工与群众示威。但尼古拉二世的血腥镇压很快击退了起义,这些组织随之沉寂,直到1917年才再次出现。1905年的组织活动局限于少数城市;虽然其中一些发展得相当庞大,例如莫斯科苏维埃曾吸纳八万多名工人,但大体上都未能持久。

不过,在十月革命前后紧邻的几个月里,它们作为「双重权力」的机构,建立起强大的地域性与制度性存在。

到1917年3月,俄国和乌克兰已有一百四十多个活跃的苏维埃。仅几个月之后,这一数字就激增至两百个左右,其中许多位于农村。工业中心彼得格勒及其他地方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工厂委员会。与力量薄弱的临时政府相比,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同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联系更紧密,因此在许多重要社区和工厂中成为具有合法性的决策机构。

图源:Albert Rhys Williams著述所收历史照片/Wikimedia Commons。

战争期间经济与政治生活的瓦解使它们更加激进。这些组织发展为革命动员的重要机关,并具有成为集体政治权力中心的潜力。它们是十月革命的主要催化力量。

苏维埃首先被界定为政治性大会。即便在成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三个主要左派政党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时,它们依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几乎由所有民众阶层选举产生。代表人数差别很大,有些村镇苏维埃不足一百人,彼得格勒苏维埃则多达三千人。

图源:Albert Rhys Williams著述所收历史照片/Wikimedia Commons。

会议定期召开,有时每天都开;有关地方事务的讨论通常公开且激烈。在规模较大的大会里,执行委员会当然会对日常事务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时也出现集中主义倾向。但代表更替频繁,事件发展又异常迅速,官僚化因而受到一定限制。

最重要的是,苏维埃在危机中保持了稳定的基层存在,由此帮助左派取得合法性。左派运动吸纳的数十万参与者,很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苏维埃间接带来的;若仅凭政党自身,大概无法完成这种动员。

1917年的危机将俄国一步步推向革命,委员会主义却遭遇了三个严重问题。

(1)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之间的分裂,也就是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分裂。

大体而言,苏维埃负责处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工厂委员会则更直接地关注生产场所中的工作问题。

虽然双方都缺乏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和明确的战略方向,工厂委员会却始终比苏维埃更趋左倾。工厂组织更富战斗性,推动工人控制和罢工、游行、占领等群众行动。苏维埃反而常常起缓和作用,更倾向于合法斗争手段,一方面因为它们的社会成分更为多样,另一方面因为它们更加投入制度政治。

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对最终通向十月革命的群众斗争反应迟缓。〔13〕与此同时,工厂委员会又受到狭隘日常经济诉求的束缚,往往把政治目标排除在外。通过委员会,工人们直接赶走许多工厂的管理人员,建立了自己的控制制度,却把「政治」留给苏维埃处理,致使委员会运动依然四分五裂。〔14〕

(2)地域和政治上的协调难题。

没有政治统一,预示性政治注定要么自行瓦解,要么屈从于雅各宾主义的逻辑。实际上,1917年的事态发展太快,这样一个分散而意识形态多元的群众运动,几乎没有机会建立全国性的人民自治结构。

人们曾讨论建立中央苏维埃,一些地区会议也就联合协调机构的方案展开辩论,却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地区主义势力强大,城市与乡村存在文化隔阂,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相互竞争;在这些条件下,战略瘫痪几乎不可避免。

(3)预示性组织同左派政党,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冲突,它最终造成革命之后群众大会的消亡。

关键在于布尔什维克能够先在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中建立自己的政治领导权,再把这些机构转变为巩固党自身国家权力的工具。

一般的模式是:布尔什维克首先争取多数支持,建立服从党的纪律的革命委员会,继而利用地方组织作为合法性掩护,确立党的统治。〔15〕鉴于布尔什维克党高度紧密、纪律严明,而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组织开放、边界不清,这种手段十分有效。

到了革命爆发时,布尔什维克已控制大约半数苏维埃及绝大部分大城市苏维埃,其中就包括在推动该党夺权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工厂委员会中,他们虽然并非从内部直接控制一切,却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外部政治力量。

革命的夺权行动实际上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进行的。按照设想,党只是地方组织的整体性「表达」,是革命进程得以展开的诸多机制之一。但在现实中,布尔什维克始终怀疑苏维埃,尤其警惕那些相对于党仍保有自治权的苏维埃,并从1918年初开始向它们发动全面攻势。

形形色色的地方自治组织被指责为「地方狭隘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温床,更不用说被扣上「孟什维主义」的帽子。工人控制则遭到「左派幻想」的讥讽。布尔什维克此时已经有能力迫使尚存的苏维埃服从,即便在党并不占绝对多数的地方也能如此,尽管这种行动遭到顽强抵抗。

这些委员会以及那些在革命前便已落入布尔什维克领导之下的组织,逐渐丧失了集体民主的内容,变成执行党的领导层决议的「传送带」。工厂委员会则被工会机构拆解,而工会自身已经成了党的附属机关。

到1918年年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内的「左派」已遭清洗,这为随后颁布法令、终止若干关键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控制铺平了道路。〔16〕

这一切完全符合布尔什维克的总体战略。内战和革命后的危机固然加速了官僚集中制的崛起以及对预示性组织的压制,但这种动力早在夺权之前就已开始运转。

列宁把工人控制视为党夺取国家政权前可以利用的一项战术目标:它可以限制资本家在工厂中的领导权、推动起义,并最终成为通向国有化及自上而下国家计划经济的一步。无论采取苏维埃、工厂委员会还是其他形式,人民自治从未被布尔什维克当作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的一项原则。

早在1918年初,列宁就提出,布尔什维克政府要生存下去,更不用说建立有生产能力的经济,都要依靠中央计划与协调、合理化的行政管理、「一长制」、劳动纪律,以及对地方组织的严格控制。〔17〕

这种战略蕴含的官僚集中制,只能导向当时政权内部的左翼批评者已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体制。许多人认为,官僚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敌人,并坚持指出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目标已经遭到遗忘。他们强调工人控制、地方自治以及党内公开辩论。

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把这些批评斥为「乌托邦主义」和「工团主义」。在他们眼里,苏维埃、工厂委员会,甚至工会,都是妨碍党—国体制在严重政治威胁下完成巩固任务的破坏性障碍。

1918年至1920年间,政权不断清除党内左翼反对派,最终在1921年3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禁止派别活动,同时把数以百计曾是革命斗争骨干的群众组织置于其控制之下。

苏维埃变成国家权力结构,工厂委员会或者消失,或者失去管理职能;工会成为党的辅助机构,工人反对派在1921年被击败;左翼共产主义者最终被驱逐出党,或遭到武力镇压,喀琅施塔得事件就是一例。〔18〕

在俄国列宁主义力量与预示性力量的较量中,前者迅速占据上风。党高度统一、纪律严明,群众机构却严重碎片化。而且,预示性运动的一项核心主张——把革命主动权从党手中夺回,并「还给阶级」——面对俄国规模小而孤立的无产阶级,以及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历史压力,实际上难以实现。

冲突与危机加强了雅各宾主义恢复秩序的倾向,迫切要求「团结」的呼声只会进一步巩固列宁早在1902年就已提出的先锋主义和国家主义战略。

意大利:自发主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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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委员会运动诞生于1918年至1920年席卷北部的「红色两年」(Biennio Rosso),最终以都灵工厂占领的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秩序的危机其实在战前便已开始。当时,总理乔瓦尼·焦利蒂通过一种称为 trasformismo 的政治手腕——把不同精英结成广泛联盟,从而吸纳左派反对力量——所维系的意识形态共识,已开始瓦解。

1900年之后经济迅速增长,米兰、都灵与热那亚构成「工业三角地带」,奠定了一支高度具有阶级意识和战斗精神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基础。

工业工人大量加入社会党(PSI)和工会,但也有不少人受到工团主义吸引,甚至转向无政府主义。

与第二国际其他政党一样,意大利社会党高举革命战略的旗帜,实际却推行改良主义政策:政治上争取自由主义改革,经济上争取社会福利。这一路径使社会党党员数和选票大幅增加,到1919年,它在众议院获得156个席位,大约占总席位的三分之一。

意大利社会党的工会伙伴——劳动总联合会(CGL)——主要充当与资本家管理层谈判的工具。它希望增强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从而引发一场总危机,加速资本主义的「自然死亡」。

假如没有战争爆发和俄国革命,改良主义的这一前景也许能够继续有利于社会党。然而,军事失败使意大利陷入瘫痪,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秩序失调与经济严重衰退:粮食短缺、失业、通货膨胀,以及里拉币值急剧下跌。

群众战斗性迅速蔓延。到1917至1918年,一波罢工、街头示威和土地占领开始侵蚀社会党与劳动总联合会的改良主义支配,激发了工团主义浪潮,也就是集中在生产现场的工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反抗以皮埃蒙特,尤其是都灵为中心。那里出现了一种技术熟练、集中而相对同质的无产阶级文化,使人联想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的彼得格勒。

十月革命的消息进一步推动这些斗争,并把它们推向高峰,旧有的政治格局由此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逐步形成的是这样一种运动:它既反对资本主义秩序,也同样反对现存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主张与所有资产阶级制度彻底决裂,不作妥协。运动孕育了三股主要潮流:列宁主义的先锋主义、工团主义,以及最重要的、从都灵工人阶级运动中诞生的委员会共产主义。

到1919年年中,数万名工人加入工厂委员会(consigli di fabbrica)。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已经无法在工会框架内得到满足,这些委员会便从菲亚特及其他企业的工会申诉委员会中成长起来。围绕委员会进行的斗争开创了新的阶级斗争形式,最终催生出挑战社会党—劳动总联合会改良主义模式的革命战略。

委员会运动虽与工团主义有所区别,却吸收了工团主义批判等级化、先锋主义式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并且同样强调许多目标:生产现场的直接民主、工人阶级团结,以及对工厂的集体自治管理。

1919年5月,都灵的委员会革命者创办《新秩序》(L’Ordine Nuovo)杂志。葛兰西等人试图为当时爆发性增长、却仍缺乏清晰形态的群众起义奠定新的理论基础。杂志致力于分析并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工厂委员会被视为更全面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步,也是新无产阶级国家的「胚胎」。

1918年至1920年间,葛兰西提出一种有别于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模式的有机的、亦即「分子式」革命过程观。

工厂委员会之所以能在战后意大利成为重要力量,除了在皮埃蒙特地区的迅速扩张,还因为一种剧变将至的意识笼罩了左派。葛兰西对此感受尤深,有时甚至以近乎宗教性的乐观态度看待政治混乱所创造的新机会。

委员会运动把希望寄托在一种简化的危机理论上:资产阶级社会正在各处崩溃,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主动权,而在灾变中,革命秩序的种子将从委员会及其他群众大会中萌发。

1920年初,意大利的阶级冲突公开爆发。委员会运动的规模和战斗性不断增强,促使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的工业家发动有力反击,包括大规模停工封厂,以及军队占据许多工厂。随后皮埃蒙特发生总罢工,最初出于「防御」目的,却在整个4月动员了五十多万工人。罢工蔓延至意大利北部各地,但没有继续向其他地区扩展。

号召全国总罢工的呼吁无人响应。面对社会党与劳动总联合会领导层的敌意,这场地方性的运动无力突破,失败已不可避免。工人在地域与政治上都遭到孤立,精疲力竭,资金也消耗殆尽,最终返回工厂。

然而,皮埃蒙特总罢工失败五个月之后,又出现一系列工厂占领行动,似乎把意大利推到了革命边缘。新一轮运动再次席卷北方大部,六十万工人占领两百多家工厂,令逐渐低落的委员会运动重新焕发生机。与4月相似,这次动荡最初也大多是工人为了防止工业家在谈判陷入僵局之后封厂而采取的防御行动。

但在艰难混乱的条件下,工人尝试接管并经营工厂,由此发展起来的斗争很快使他们政治化,也把抗争推向最初边界之外。占领运动从米兰、热那亚、都灵扩展到其他地区。委员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并未超出其皮埃蒙特发源地,但各地的占领行动都充满无产阶级团结的意识,以及争取工人控制的愿望。

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占领以有序而和平的方式进行,空气中弥漫着革命的兴奋。工业家也认为革命迫在眉睫。乔瓦尼·阿涅利相信资本主义受创太深、无力复苏,几乎准备把菲亚特中央工厂交给占领它的工人,并问道:「靠着两万五千名敌人的帮助,你怎么可能建设任何东西?」〔19〕

占领运动最终失败,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党上层弃之不顾,更不是国家实际或潜在的镇压,而是政府、进步工业家与工会相互合作,巧妙地实施了收编。历史学家保罗·斯普里亚诺将其称为「焦利蒂的杰作」:通过精英策划的「改良主义解决方案」拯救意大利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漂亮行动。

「红色两年」之后,留下的是「工会控制」这个含混的公式。纸面上,它意味着工会平等参与企业管理和国家经济计划;但在现实中,它几乎没有实质内容,因为法西斯主义的洪流很快便使这些协议沦为笑谈。

工厂委员会运动在都灵赢得巨大胜利,却缺乏维持这些成果的战略推动力与资源。曾在某个时刻使整个皮埃蒙特无产阶级振奋起来的工人控制机构,转瞬便消失了。群众曾如此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制度决裂,却又被同样彻底地重新纳入其中,主动权很快回到资产阶级手中。

鉴于工厂委员会自身在意识形态与政治上的弱点,这一系列事件似乎不可避免。

弱点有许多,其中最致命的是植根于皮埃蒙特——甚至都灵——「特殊主义」的地域孤立。那一时期,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工业主义的基地,其工厂生产体系和城市工人阶级文化在意大利半岛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相同的复制品。

不出所料,这些条件孕育的委员会运动本身也十分特殊。它滋养了地区主义和某种傲慢的地方狭隘主义,使运动无法超出皮埃蒙特的起源地。即使在都灵内部,也出现了所谓「工厂利己主义」,连都灵工人之间建立统一组织的可能性也遭到破坏。正如格温·威廉斯所指出的:「每一家工厂都像一支民兵那样,只顾自己的防线。根本没有协调。」〔20〕委员会运动同意大利其他地区相隔绝,在政治上也疏离社会党与劳动总联合会,最终束缚它的既有资产阶级的力量与诡计,也有自身的狭隘性。

归根结底,意大利委员会共产主义者未能建立成熟革命运动,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的。无产阶级虽然富有战斗精神,却无法超越导致分裂的地方狭隘主义;缺少协调中心,没有真正的沟通联系,起义最终被自身的自发主义所瘫痪。

社会力量从一家工厂到另一家工厂、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持续碎片化,使运动停滞于政治制度领域之外。俄国的地方运动迅速从属于先锋党;意大利的地方运动则因为缺乏整合性的领导与战略方向而逐渐枯萎。这其实是同一困境的另一面。

因此,意大利的案例鲜明揭示了狭义预示性战略的局限。葛兰西本人不久也意识到,只有工厂委员会还不够。经过「红色两年」的失败,他越来越关注政党的作用,把它视为抵消委员会自发主义的力量。不过,列宁主义显然也无法解决1918年至1920年间的失败。

无论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为夺取中央国家政权提供机会,回头看都很清楚:当时根本不存在一支能够承担全面社会主义转变任务的、凝聚起来的群众力量。

就连皮埃蒙特最先进的斗争也组织松散、地方性极强。这本身就说明群众中的意识形态准备不足,或者说这种准备才刚刚开始。因而,先锋队式的夺权很可能只是复制旧有分裂,最后出现与俄国相同的集权政体。

德国:社团主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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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工厂委员会,即 Arbeiterräte,同样诞生于战后危机,并在1917年至1919年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汉堡、柏林、法兰克福、鲁尔地区等重要工业中心出现了数百个委员会,许多委员会随后扩展到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区的小城镇与乡村。

图源: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这种要求群众自治管理的运动,源于无产阶级在生产现场多年的斗争,也动员了军队与农民中的广大群体。和意大利一样,委员会是更传统组织形式的激进化表现,包括车间委员会、合作社、街区协会与罢工委员会。

它们同德国共产党(KPD)的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以及恩斯特·多伊米希等人的「极左主义」联系在一起。强大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把工人控制贬为「委员会无政府状态」,试图运用政党与工会组织的力量,使之失去锋芒并加以吸收。

在理论上,德国委员会主义的主要政治倾向与俄国、意大利的对应运动差别不大:其战略本质上也是预示性的。委员会以「无产阶级自治」和「工业民主」为革命转变的基础,这自然使其同国家、政党和工会处于对立地位。

某些理论家把工人委员会视为通向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步,另一些人则认为它们的职能应限制在特定企业的管理事务上。但多数人把委员会看作严酷威权社会中的民主反权力机构,看作阶级意识与无产阶级制度之间的辩证结合,能够直接对抗德国的资本主义统治。

由此可以看到德国运动的一项关键假定:委员会只要在工厂中建立起足以抗衡资产阶级等级制的力量,并削弱工会的合作角色,也就是侵蚀脆弱资本主义体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压缩其经济选择空间,就能够推动整个社会走向致命危机。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委员会的民主化作用,克服传统的权威服从习惯,那么,当危机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能力时,工人便能准备接管经济,并建立自身的领导权。〔21〕这一设想直到1923年仍有影响,彼时甚至「极左派」也不得不承认,欧洲资本主义已从战后崩溃中恢复过来。

德国革命左派所构想的这一政治情景,即使在危机中也从未真正具备实现的历史可能性,因为预示性维度从一开始就很薄弱。实际上,早在1917至1918年,德国就已存在两类工厂委员会:一类沿着卢森堡的传统,强调扩展无产阶级直接民主,主张群众起义;另一类则相信,可以在现存管理体制内部推进工人的利益,甚至实现某种「工人控制」。

1919年之后逐渐占据上风的,恰恰是后一种利益集团或社团主义路径,而非自治模式。

正如塞尔焦·博洛尼亚所说明的,德国委员会运动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部分,由高度专业化的机器工人组成。他们集中在化工、工具制造等尚未经历高度合理化的中型企业。这些人不是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自世纪之交以来,他们就是德国工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股力量。

作为拥有技能与职业地位的阶层,他们逐渐形成特权「工人贵族」狭隘、自利的眼光,并倾向于同大工厂里缺乏技能的「大众」工人划清界限。〔22〕

在技术员、工程师和机器工人成为工厂委员会领导力量的地区与企业,运动很快带上了「管理者」的性质。强调工作自由与创造力的工人控制目标,同争取或保有职业地位的斗争紧密结合。这些工人把自己的委员会理解为代表无产阶级某一部门的特殊利益,并以此与整体阶级相对。

与此相反,尽管俄国和意大利的委员会也有地方主义与自发主义造成的战略问题,它们却把工人控制看作能够团结所有工人斗争的社会主义转变过程。德国许多委员会则受到地方狭隘主义支配,只着眼于单一工厂的无产阶级控制;另一些则希望把工会变成能够接管工厂生产的组织。

这正是社团主义的实质。它不仅保留了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而且通过扩大、制度化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专家」与普通工人之间的分离,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加深。委员会用建立在专业知识和岗位「自主性」基础上的新管理结构取代旧结构,也就是实行一种共同管理制度,结果只是重新建构了等级制。

此外,社团主义模式接受了资本主义契约谈判的基本实践。只要工资契约依然存在,「工人控制」实际上就会强化整个经济中的管理剥削与商品生产。〔23〕因此,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的领导层缺乏总体阶级视野,始终无法在具体工业企业中,或在德国社会整体层面上,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广泛斗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未能把无产阶级斗争提升到政治领域,只是这一问题的一个方面。〔24〕

即使社团主义能够在个别工厂内部推翻有产阶级,也无法动员德国无产阶级迈向社会主义目标。即使技术熟练的工人能够取得某些「自主权」,也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改变整个经济结构的力量。

戈尔茨甚至指出,这种对技术与职业利益的有限捍卫,无论如何借用无产阶级自治的理由包装,都会妨碍技术熟练工人自身的政治化。社团主义倾向并没有使技术知识社会化或集体化,反而将资产阶级的分工固定成了不可更改的实体。

用戈尔茨的话说:「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把手工劳动与脑力劳动、执行与决策、生产与管理分离开来。它既是一种生产技术,也是一种统治技术。」〔25〕

德国战后委员会(Räte)的实际发展,与多伊米希、潘涅库克和戈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委员会理论相距甚远。

这些理论超越了以工厂为中心的工团主义意识形态,朝着政治与经济的有机融合迈进:委员会既承担经济职能,也承担政治职能;在理想情况下,它们代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并整合进地区和全国性的大会联合网络,以提供必要的战略计划与协调。〔26〕然而,到1921年,这套理论已同实际的工人阶级政治脱节,委员会共产主义的愿景与现实中委员会的社团主义蜕变之间,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博洛尼亚认为,战后危机之后德国工业日益合理化,从一开始就侵蚀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前景。技术熟练的工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创造力,不让官僚化进一步吞噬;这样的现象属于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特定阶段。从预示性革命的角度看,这个判断并没有错。

然而,德国委员会实际上并未消失,反而顺利适应资本主义的合理化方案,在被吸收进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的机构之后甚至继续扩张,并最终成为一种未来的社团主义模式。凡是存活下来的委员会,都失去了独立性,其职能日益狭窄,越来越局限于经济方面。

西德、斯堪的纳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近来试图将「工人参与」制度化的努力,都带有德国早期委员会实验的痕迹。这些现代社团主义形式的共同特征,是把工人控制理解成一种管理活动。

按照共同管理原则,技术最熟练、最「负责任」的雇员能够参与企业决策;但工人的参与被限制在企业内部,不能扩展到整个公共政策的塑造过程。

委员会只是协助管理的机构,绝不再是自治机关,因为它们已被完全吸收到党—工会—国家的领导体系之中。〔27〕历史上,这类改革把工人整合进更精简、更加「民主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早期俄国和意大利的委员会运动尽管也有战略弱点,却一直抵抗这种命运,直到它们或者从上而下遭到摧毁,或者自行消失。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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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委员会运动或者遭到镇压,或者自行消亡,或者被吸收进资本主义制度,但其传统并没有中断。它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出现:西班牙内战时期、意大利抵抗运动时期、1956年的匈牙利,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众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较晚近的预示性政治形式,遇到了同样的障碍和困境,也经历了相似的衰退模式:雅各宾主义、自发主义与社团主义。

同俄国的委员会一样,西班牙与匈牙利的委员会也成为官僚集中制的牺牲品。西班牙内战期间,受乡村悠久预示性传统激励的工团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集体迅速扩张,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最强大的左翼起义之一获得了鲜明面貌。

图源:Wikimedia Commons/The Anarchist Library。

但是,人民控制的发展受到人民阵线联盟内部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的阻断。这些力量力图对运动实行官僚控制,以便动员群众抗击法西斯主义。

军事危机推动官僚式管理的发展,即便在解放地区,地方民主机构也遭到拆除。〔28〕在苏联干预之前的匈牙利,十月起义前几个月内出现了数百个工厂委员会。

有人认为,这是迄今任何国家发生的第一场全面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9〕但委员会始终未能制度化;苏联占领当局在匈牙利党领导人的协助下摧毁它们,其存在时间也就到此为止。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催生了数量与形式都前所未有的地方组织:行动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学生公社、街区团体。其中大多数因为自身的自发主义而瓦解。在意大利,反抗的声势没有如此惊人,但由此产生的基层委员会(comitati di base)等组织,存续得更久。

图源:George Garrigues/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3.0)。

这一新时期的群众起义使长久受到苏联模式窒息的欧洲左派重新焕发生机。它延续了预示性的理想,也揭露了既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破产。

最重要的是,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为预示性传统注入了新的政治内容。它确认了把自治管理斗争从生产现场推广至社会生活所有领域、所有统治结构的重要性。尤其在女权主义领域,它比过去的运动更加广泛、更加直接地把个人问题和「生活方式」问题纳入政治。

过去的运动几乎没有多少女性参与——劳动力以及各种无产阶级组织中男性占压倒性多数——因此父权制问题也几乎没有得到提出。新运动则关注更多涉及整个社会体制的问题,例如医疗、文化、生态等。

与此同时,新左派又十分接近传统无政府主义:它赞美自发性与主体性,歌颂日常生活,敌视「政治」与一切组织形式。结果,它以更夸张的方式暴露了自发主义的局限。

法国五月运动是很好的例子。数以百万计的学生与工人虽然被动员起来,却无法把起义转变为具有领导、组织结构和方向的政治力量,群众能量因此迅速消散。

法国共产党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左派也有自身的逻辑。这是各地新左派的共同命运:由于惧怕集中主义,退回极端主体主义,坚持毫不妥协的弃权态度,它们很少能把自己的解放愿景转化为真正的战略表达。

它们有力冲击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所使用的手段——一端是群众直接行动政治,另一端是彼此孤立的小团体——在政治上仍然十分原始。〔30〕

现代委员会主义的社团主义发展沿着三条不同道路展开。在西德、瑞典等一些西欧社会,工人通过精心设计的共同参与制度被整合进资产阶级的管理结构,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保持不变。

在意大利、法国等其他国家,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作为自治斗争中心涌现的工人委员会,经历官僚化后被工会与行政结构吸收。

最后,在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共产党执政的体制中,虽然无产阶级自治被承认为目标,委员会也已成为常设机构,党—国体制仍限制群众组织的自治权,把它们局限为由上而下制定的总体经济计划之内的狭义「共同管理」职能。

在每一种情形中,经济与政治的分离都得到确立:社团主义委员会在特定企业内部享有有限的决策权,却对整个社会的公共政策几乎没有影响,甚至完全没有影响。

现代预示性运动的困境,来自整个预示性传统留下的遗产。与列宁主义和结构改革主义不同,这一传统始终力图使革命目标成为当下现实。但是:

(1)在拒绝先锋主义时,它往往忽略国家和权力问题;

(2)在强调预示性的一面时,它又轻视组织工作。

最终也同组织化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样,未能提出一套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理论。

双重权力既不稳定又极为脆弱,因此必须迅速迈向一种覆盖全国的广泛革命权威体系。历史已经表明,没有这种体系,地方组织便无法把群众能量转化为既具有预示性、又在政治上真正有效的持久运动。整个预示性战略所欠缺、也是我们所需要的,是把自发主义与「外部要素」、经济与政治、地方民主斗争与国家权力斗争结合起来。

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激进运动的近期经验表明,预示性战略与国家主义战略之间的两极分化仍在持续,这不利于实现上述结合。

人们也曾尝试将列宁主义的先锋队战略民主化,例如中国革命的经验:把革命政党的集中化特征与预示性路径的地方性要素结合起来。毛泽东强调党的「民族—人民」性质,以及意识形态斗争在制衡党—国体制优先地位方面的作用。

他设想一种既扎根于基层权威结构——例如革命委员会、人民公社——又扎根于党自身的进程。但毛主义的方案实际上只是对经典列宁主义的改造,而不是一种新的综合。即使雅各宾主义与预示性要素之间存在某种结合,雅各宾主义的一面仍明显占据领导地位,由党—国体制自上而下地主导革命转变。

另一种方案则应颠倒这一关系,让预示性原则高于雅各宾主义原则。因为政党本质上是一个工具性机构,主要关注具体的政治任务,而不是改变日常生活、废除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文化目标。它在本性上更容易成为统治机关,而不是预示性实践的载体。

解放目标只有通过地方组织才能得到充分实现。因此,必须由这些组织,而不是党—国体制,来塑造革命进程。集中化结构不应自上而下强加于群众斗争,而应从这些斗争内部产生,作为协调机制而存在。

只有那些存在于日常生活各个领域、能够最大程度实现民主冲动的群众制度,才能抵御官僚集中制的压迫性侵入,激活集体参与——而这种参与正是革命实践的生命力所在。

参考文献(框内可滑动)

〔1〕斯坦利·穆尔(Stanley Moore),《三种策略:马克思思想中的背景》(Three Tactics: The Background in Marx),纽约:Monthly Review Press,1963年。

〔2〕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ács),《列宁》(Lenin),剑桥,马萨诸塞:MIT Press,1971年,见全书各处。

〔3〕弗朗索瓦·乔治(François George),《遗忘列宁》(“Forgetting Lenin”),《泰洛斯》(Telos)第18期,1973—1974年冬季。另参弗雷德里克·弗莱龙与朗·让·弗莱龙(Frederic and Lon Jean Fleron),《作为压迫性政治理论的行政管理理论:共产主义经验》(“Administrative Theory as Repressive Political Theory: The Communist Experience”),《泰洛斯》第12期,1972年夏季,第89—94页。

〔4〕参见上述弗莱龙等人的文章,以及尤利西斯·圣玛丽亚与阿兰·曼维尔(Ulysses Santa-Maria and Alain Manville),《列宁与过渡问题》(“Lenin and the Problems of Transition”),《泰洛斯》第27期,1976年春季,第89—94页。

〔5〕斯韦托扎尔·斯托亚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理想与现实之间》(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纽约: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年,第3章。

〔6〕例如,意大利共产党主张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与经济「现代化」两项战略。第一项目标是恢复议会和地方行政机关相对于中央行政权力的活力,清除政府中的政治庇护、腐败、浪费与裙带关系,同时建设更有能力的职业公务员队伍;使公共机构更加开放、更易接近,并建立全国性的「民主计划」体系。

第二项目标是通过消除意大利资本主义中落后与寄生的残余来使生产合理化,削弱垄断权力、限制「扭曲的特权」,借助政府的发展、科学和技术计划提高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并发展覆盖广泛的福利制度。

〔7〕玛丽亚·安东涅塔·马乔基(Maria A. Macciocchi)叙述自己作为意大利共产党议会候选人的经历时指出,选举运动往往退化为充满空洞套话的表演和演讲竞赛。她发现很难提出实质性问题,因为意大利共产党过分担心疏远潜在的新选民。参见 M. A. Macciocchi,《从共产党内部写给路易·阿尔都塞的信》(Letters from Inside the Communist Party to Louis Althusser),伦敦:New Left Books,1973年,见全书各处。

〔8〕参见 C. George Benello,《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Anarchism and Marxism”),《我们这一代》(Our Generation)第10卷第1期,1974年秋季,第55—56页。

〔9〕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编,《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r),新泽西州大西洋高地:The Humanities Press,1976年,第xi页。

〔10〕参见 S. A. 马格林(S. A. Marglin),《老板们到底做什么?》(“What Do Bosses Do?”),载戈尔茨编《劳动分工》。在现代社会,这种官僚统治越来越深地渗入日常生活的多数领域,直至成为群众心理的一部分。参见亨利·雅各比(Henry Jacoby),《世界的官僚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e World),伯克利: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年,第189页。

〔11〕地方委员会在激发无产阶级主体性发展、帮助克服政治宿命主义方面的作用,值得特别强调。这也是《新秩序》时期葛兰西委员会愿景的核心:他认为委员会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在工人中培育一种「生产者心理」。

这一主题在潘涅库克和德国委员会运动中同样常见。阿罗诺维茨认为,这种努力意在削弱工厂官僚制与家庭所塑造的威权人格。参见斯坦利·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左翼共产主义:对列宁的回应》(“Left-Wing Communism: The Reply to Lenin”),载迪克·霍华德与卡尔·克莱尔编《未知的维度》(The Unknown Dimension),纽约:Basic Books,1972年;另参丹尼尔·克雷默(Daniel Kramer),《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剑桥,马萨诸塞:Shenkman,1972年,第7章。

〔12〕科内利乌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匈牙利的源泉》(“The Hungarian Source”),《泰洛斯》第30期,1976—1977年冬季,第15页。

〔13〕关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温和性质,参见奥斯卡·安韦勒(Oskar Anweiler),《1917年春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的政治意识形态》(“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Leaders of the Petrograd Soviet in the Spring of 1917”),载理查德·派普斯编《革命中的俄国》(Revolutionary Russia),纽约:Doubleday and Co.,1969年,第148页。

〔14〕关于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的区别,参见彼得·拉赫莱夫(Peter Rachleff),《俄国革命中的苏维埃与工厂委员会》(“Soviets and Factory Committee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第8卷第6期,1974年11—12月,特别参见第94、103页。

〔15〕参见迪特里希·盖耶(Dietrich Geyer),《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起义》(“The Bolshevik Insurrection in Petrograd”),以及约翰·基普(John Keep),《各省的十月》(“October in the Provinces”),均载派普斯编前引书,第245—246页。

〔16〕参见罗伯特·V. 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革命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纽约:Simon and Schuster,1969年,第84页。丹尼尔斯认为这一过程是向官僚集中制演化的关键转折点。

〔17〕这一时期的经济战略,实际上从属于旨在最大限度强化布尔什维克控制的总体斗争战略。参见丹尼尔斯前引书第121—125页,以及莫里斯·布林顿(Maurice Brinton),《布尔什维克与工人控制》(The Bolsheviks and Workers’ Control),伦敦:Solidarity,1970年,第46页。

〔18〕有关这一发展的详细记述,参见布林顿前引书,第15—47页。

〔19〕转引自保罗·斯普里亚诺(Paolo Spriano),《占领工厂:1920年的意大利》(The Occupation of the Factories: Italy 1920),伦敦:Pluto Press,1975年,第123页。

〔20〕格温·威廉斯(Gwyn Williams),《无产阶级秩序》(Proletarian Order),伦敦:Pluto Press,1975年,第253页。

〔21〕关于德国委员会运动与危机理论的关系,参见塞尔焦·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工人委员会运动发端时的阶级构成与政党理论》(“Class Com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Party at the Origin of the Workers-Council Movement”),《泰洛斯》第13期,1972年秋季,第26页。

〔22〕博洛尼亚,前引文,第6页。

〔23〕圭多·德马西与贾科莫·马拉毛(Guido De Masi and Giacomo Marramao),《魏玛德国的委员会与国家》(“Councils and State in Weimar Germany”),《泰洛斯》第28期,1976年夏季,第27页。

〔24〕参见布赖恩·彼得森(Brian Peterson),《1918—1919年德国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 in Germany, 1918–1919”),《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第4期,1975年冬季,第122—123页。

〔25〕戈尔茨,《技术、技术人员与阶级斗争》(“Technology, Technicians, and the Class Struggle”),载《劳动分工》,第174页。

〔26〕关于潘涅库克的理论,参见理查德·贡班(Richard Gombin),《现代左派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Modern Leftism),伦敦:Penguin Books,1975年,第88—97页,以及阿罗诺维茨前引文。

〔27〕关于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工厂委员会,参见阿道夫·施图姆塔尔(Adolf Sturmthal),《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s),剑桥,马萨诸塞: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年,第4—6章。

〔28〕这些发展见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对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反思》(“Reflections on Spanish Anarchism”),《我们这一代》第10卷第1期,1975年秋季,第24—35页;以及丹尼尔·盖兰(Daniel Guérin),《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纽约:Monthly Review Press,原文未标出版年,第139—143页。

〔29〕卡斯托里亚迪斯,前引文,第7—14页。他写道:「因此,对我们而言,匈牙利的事件与巴黎公社的短短几个星期一样,比埃及三千年的历史更为重要,因为它们与继承而来的政治和劳动哲学发生了根本断裂,同时预示了一个新社会。」同上,第14页。

〔30〕这种倾向在美国比欧洲更加明显,因为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左派自发主义的极端形式。例如,欧洲议会外运动几乎理所当然地承认工人控制和自治管理的目标,这些目标在美国却很少受到关注。参见詹姆斯·温斯坦(James Weinstein),《含混的遗产》(The Ambiguous Legacy),纽约:New Viewpoints,1975年,第7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