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寻找「左翼治理术」:福柯的最后十年
「正文约1.4万字」
作者: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

文献来源:Daniel Zamora, 「Finding a “Left Governmentality”: Foucault’s Last Decade」(《寻找「左翼治理术」:福柯的最后十年》) in Foucault, Neoliberalism, and Beyond (《福柯、新自由主义及其超越》),Rowman & Littlefield,2019,53–72.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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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福柯晚年的政治思想置于法国「五月风暴」之后左翼的分化之中,考察他为何反对战后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又为何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中看到抵抗主体化、容纳少数群体实践的可能。文章尤其关注福柯与法国「第二左翼」的思想交汇,并提出:福柯晚年的政治观虽未等于新自由主义,却参与了由阶级斗争转向自我伦理的左翼转型。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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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正生活在政治的终结之际。因为,如果说政治是一个因革命的存在而开启的领域,而革命问题如今已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那么政治就有消失的危险。[1]
——米歇尔·福柯,1977年
著名法国电影导演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在1977年的电影《没有猫的笑容》(A Grin Without a Cat)中,以自己的方式讲述了1967年至1977年间发生的斗争,以及更广泛地说,1968年五月之后整整一代人的希望。这部电影试图理解法国「新左翼」的诞生,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人们对政治和抗争的理解。马克没有重复战后政治中那些惯常的对立,而是认为,「五月风暴」改变了思考政治所凭借的基本方式。他写道,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出现了,「在各个领域对左派或右派的正统观念施以沉重打击」。

1968年5月28日,巴黎索邦大学被占领期间的学生集会。图源:Eric Koch/Anefo/Nationaal Archief。
正如影片所说:「那里有警察设置的封锁线——这是一种秩序;还有工会的纠察队——那是另一种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块有待争取的空间。这意味着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前一种秩序显然代表戴高乐主义的权力及其压制性的国家和文化。然而,另一种秩序也越来越被视为真正社会变革的障碍:战后左翼,以及它以国家为中心理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方式。
许多「五月风暴」之后的知识分子由此认为,共产主义反对派、工会,以及后来根据「共同纲领」组成的左翼联盟(法国共产党、激进党和社会党组成的联盟),与戴高乐主义的权力同样成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被看作依照同一种逻辑运作,只不过用一批主人取代另一批主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家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便问道:如果只是用「官僚的专断取代雇主的专断」,我们究竟赢得了什么?[2]

1968年5月28日,法国罢工期间巴黎街道上的垃圾堆积。图源:Eric Koch/Anefo/Nationaal Archief。
国家在左右两派政党中都占据中心地位,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与帕特里克·维韦雷(Patrick Viveret)将这种现象称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无论它「来自左翼还是右翼……其核心都是国家;国家既被当作斗争的对象,也被当作社会变革的场所」。[3] 战后以来,这种文化已成为一切政治讨论的基本范式。罗桑瓦隆和维韦雷认为,1968年五月标志着一种「新政治文化」的诞生:它试图改变的不只是左翼,还有人们对于政治究竟能够涉及什么的总体理解。
重新理解政治和左翼,恰恰成了福柯最后十年的中心任务;而在他看来,自己这一代人未能完成这一任务。正如他的朋友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在1978年所解释的那样:「福柯谴责自己这一代人:在马克思主义之后,无论是延续它还是取代它,他们都未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4]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福柯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兴趣。他认为,这种富于启发性的治理术或许能够提供替代社会主义左翼的方案;对于后者的思想框架、战略和纲领,他都持拒斥态度。
因此,要理解福柯生命最后十年的政治思想,就必须将其研究放在两个相互联系的背景中:一是对战后左翼的普遍反对,二是在知识和政治领域推动一种「新政治文化」,试图摆脱关于左翼和社会变革的既有观念。对于这种新「文化」而言,新自由主义并不完全是敌人,反倒是真正的「乌托邦焦点」,为一个理应摆脱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方案的左翼开启了新的前景。这两种变化绝非福柯思想的外在背景,而是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思想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新自由主义为他提供了重新思考抵抗的途径,使他得以设想一个能够容纳少数群体实践的思想框架,并尝试实现其最后十年的关键抱负:找到一种「少受治理」的方式。
福柯反对战后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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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生命的最后十年,对战后左翼及其观念越来越怀有敌意。马克思主义,以及它在知识生活中所代表的东西——强国家、普遍的社会权利、对经济的控制、革命观念等等——成了福柯和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因此,1977年福柯在同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活动分子一次未发表的访谈中表示,他「毫不介意」有人把自己的思想称作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战争机器」。[5]
1978年,在一篇为日本刊物所作、题为《如何摆脱马克思主义》的访谈中,他公开将马克思主义说成不过是「最基本意义上的一种权力样态」。他接着解释:「有一个明确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过去促成、如今仍在促成政治想象力的贫乏化。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6] 从这个角度说,科林·戈登(Colin Gordon)认为福柯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支持任何现存的革命社会主义模式,确实是对的。[7]
但还需要承认,福柯反对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可能由马克思主义衍生的「政治想象」。他针对的不仅是作为政治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更是作为战后左翼政治方案象征的马克思主义。福柯及其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所反对的,除了国外的社会主义,还有法国本土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及其遗产。
就此而言,他在最后十年的政治立场尤其反对三个方面:
(1)左翼联盟的社会主义纲领;
(2)通过政党、工会和阶级斗争中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观;
(3)革命观念本身。
反对左翼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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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对马克思主义抨击最猛烈的1975年至1978年,也恰逢法国围绕极权主义和左翼展开日益激烈争论的时期。左翼联盟在1974年的选举中取得出色成绩之后,似乎有望赢得接下来的选举;共产党人也可能自1947年以来首次重新进入政府。这些前景令许多「五月风暴」之后的左翼知识分子忧心忡忡。
成立于1972年的「左翼联盟」,根据「共同纲领」把法国共产党(PCF)、社会党(PS)和左翼激进派运动(MRG)团结起来。这一雄心勃勃的纲领提出国有化银行体系、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扩大社会保障、推进工作场所的「民主化」,甚至主张同时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正如马克·拉扎尔(Marc Lazar)所写,这个联盟「标志着左翼中那些主张国家强力干预者的胜利」。[8] 因而,联盟把纲领及其夺取国家权力的战略视为通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
然而,这一联合也加深了左翼内部的紧张关系。事实上,自1968年五月以来,联盟中的重要一翼就已像皮埃尔·格雷米翁(Pierre Grémion)指出的那样,将国家看作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有用的工具」。[9] 社会党内部的分歧尤其明显。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领导的少数派被称作「第二左翼」(second left),其中包括维韦雷和罗桑瓦隆等人。他们捍卫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左翼立场,主张放弃任何激进社会变革的方案。在他们看来,这种必要的转向,才能保证社会变革方案「不孕育极权主义的胚芽」。[10]
从这一立场出发,这些批评者促成了一种更广泛的论证:如果「共同纲领」取得胜利,法国就可能面临极权主义的「诱惑」。[11] 福柯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中也提到了法国社会主义胜利可能对自由构成的风险。他在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时主张,必须「发明一种不会令人恐惧的权力行使方式」。[12] 这里有意思的,不只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方案有可能「令人恐惧」,还有他认为社会主义真正需要的不是「另一份自由公约或另一份权利宣言——那很容易,却也毫无用处」,而是改变对「权力及其行使」的理解。[13]
问题的危险并不主要在于「共同纲领」据称暗藏的极权主义意图,而在于社会主义方案本身。社会主义与革命本身开始被看作自由的风险。这也有助于解释福柯何以强烈怀疑「共同纲领」(他称之为「共同骗局」[14]),以及整个战后左翼的事业:干预主义国家、建立在普遍政策基础上的社会权利、公共服务等等。正因如此,据莫里亚克记载,福柯虽然在1974年把票投给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却不希望左翼赢得1978年的选举;[15] 而据他的密友、历史学家保罗·韦纳(Paul Veyne)回忆,他在1981年也没有投票支持密特朗。[16] 这种强烈的拒斥所针对的,已经不只是个别政党,而是制度性政治本身。
反对制度性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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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反对左翼联盟,也体现了他对战后某种政治理解方式的普遍反对。如前所述,在他看来,通过国家权力实现社会变革,至少是与问题无关的,甚至是危险的。因此,他在生命最后十年的全部工作都反对这一倾向。这种倾向为「各类机构、政党,以及把权力理解为国家机器的一整股思想潮流和革命行动」所共有。[17]
不过,福柯对于左翼国家主义的轻蔑,还有一层更广泛的历史判断:左翼仍然拘泥于十九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理解,而他认为这种理解已经过时。事实上,正如他在七十年代后半叶的许多访谈和文章中解释的,政党与工会对于工业社会的问题确实适用且有用,但在他看来,它们已成为提出新问题的障碍。关于「疯人」、犯罪、医学或性的问题,「只有在彻底脱离这些组织、甚至可以说反对这些组织的情况下从概念上加以把握,才能被人们听见」。[18]
此外,他始终坚决反对政党形式。他曾多次表示,自己不认为政党「在社会存在的问题化方面产生过任何有意思的东西」,并补充说:「我们或许应当追问,自十九世纪以来,政党会不会是最使政治丧失活力的一项发明。」[19]
这一看法与福柯对1968年五月及其后果的分析完全一致。在他眼中,「五月风暴」创造出一个「位于主要政党之外、常规纲领之外」的空间,这构成了一种「政治创新」。他补充说,这种创新不会立即改变制度,却会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态度」与「心态」。[20]
因此,在1977年由罗桑瓦隆等「第二左翼」成员组织的「生活在左翼」(vivre à gauche)论坛上,他指出:「创新已不再通过政党、工会、官僚机构和政治而发生。它出自个人的、道德的关切。我们不再要求政治理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再需要监护人。这是意识形态层面上深刻的变化。」[21] 正如他所主张的,我们十分清楚,所有那些政治纲领「即便出自最良好的意图,也会变成压迫的工具和手段」。[22]
反对作为极权主义方案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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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左翼联盟和特定制度性政治的强烈反对,还必须放在他对社会主义革命观念本身的普遍反对中加以理解。1975年至1978年间,法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持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极权主义」的运动。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传播,在「新哲学家」的推动下进一步放大了这一运动。运动针对的不只是共产主义国家的镇压,也包括法国的社会主义方案。这些批评者公开把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与整个战后左翼事业联系起来,暗示「法国左翼植根于革命传统(尤其是雅各宾主义),因而特别容易滑向极权主义」。[23]
历史学家埃尔韦·肖万(Hervé Chauvin)指出,在反极权主义左翼内部,人们有意「将东欧局势与法国社会主义政府上台可能带来的风险混为一谈」。[24]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中严厉批评这种新的「反极权主义左翼」。他指出,这种「隐蔽而有害的逻辑」将「滥用推论,把古拉格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推到共产主义,由共产主义推到共同纲领,再由共同纲领推回古拉格」。[25]
福柯对这场运动的看法众所周知,在他当时的著述中也相当清楚。虽然他自己的立场更为谨慎,但仍支持了这场争论中一些最重要的干预。例如,他对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尤其是1965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和1977年的《思考法国大革命》——颇为赞赏。[26]
后一本书远不止于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还抨击了革命政治观念本身的现实意义。因此,1977年《思考法国大革命》的出版,被许多人看作对法国左翼迷恋雅各宾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批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有说服力地表明的,傅勒担心法国人对「平等的激情」会威胁自由,这一担忧也参与了法国知识界关于左翼联盟正当性的争论。[27]
福柯赞赏傅勒的著作,也意味着他支持对革命和平等主义观念的强力抨击。1977年,他与「新哲学家」、著有《带有人性面孔的野蛮》的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进行访谈时,直接谈到了革命问题。在福柯看来:「革命的回归,这才是我们的问题。……毫无疑问,如果没有革命,那么斯大林主义的问题无非就是教科书中的一个案例——一个有关社会组织或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性的简单问题。但是,斯大林主义涉及的是另外的事情。你和我一样清楚:成问题的正是革命的欲望本身。」[28]

1968年发表的米歇尔·福柯肖像,图源:Diário de Lisboa/Wikimedia Commons。
福柯的回答有意思的地方,不仅在于他明确拒斥革命观念,还在于他微妙地提到革命的「回归」,而当时左翼联盟正有望赢得1978年的议会选举。最后,在1977年一篇标题颇为温和、名为《酷刑就是理性》的访谈中,有人问福柯能否设想一种替代他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的「警察国家」的方案。他的回答既清楚又激进:「简言之,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传统可能受到根本质疑,因为这一社会主义传统在历史上产生的一切,都可能遭到谴责。」[29]
考虑到他说这番话时,近半数法国人都准备投票支持社会主义候选人及其方案,我们可以合理地把福柯对社会主义遗产的激烈批判理解为对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坚决拒绝。到八十年代初期,将要像「海边沙地上一张画出的人脸」般被抹去的,不再是人,而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方案。[30]
超越左右之分的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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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对战后左翼怀有敌意的背景下,福柯与许多同时代人开始寻找一种可以称作「左翼治理术」的东西。正如他一再指出的,在他看来,法国左翼只有「国家的问题意识」,却没有「治理的问题意识」。[31] 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时,明确表达了这一看法。他那句著名的论断是: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32] 因而,「事实上,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只有与不同类型的治理术接合起来,才能付诸实行」。[33] 对福柯来说,社会主义治理术仍有待「发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中,福柯和一些同时代人将新自由主义视作重新思考左翼的有趣框架:他们看重的是作为「治理术」的新自由主义,而非单纯的「经济逻辑」,也没有将其当作一套政治纲领。[34] 法国社会学家若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Geoffroy de Lagasnerie)指出,福柯并不把它理解为「一种可以承载明确纲领或计划的政治替代方案」。[35]
从某种意义上说,关键在于福柯并未真正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左」或「右」的问题来研究。他感兴趣的是一种治理术,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体论,即它构想政治和社会时所依据的框架。正如他在生命政治讲座中所写:
在美国,自由主义是一整套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与其说它是治理者对被治理者运用的一项技术,不如说它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一种关系类型。……我认为,正因如此,美国自由主义如今呈现出来的,与其说是某种政治替代方案,不如说是一种多面的、含混的、整体性的诉求;它在右翼和左翼都拥有立足点。它也是一个不断被重新激活的乌托邦焦点。同时,它还是一种思维方法,一张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的网格。[36]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这一特殊运用,也受到法国政治情势的推动。1974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以50.81%对49.19%的微弱优势击败弗朗索瓦·密特朗。这场选举是法国历史上最势均力敌的选举之一,具有关键意义。
吉斯卡尔的总统任期虽然经常受到低估,却标志着法国社会的一次重要转折。他并未继续推进戴高乐主义的遗产,而是在法国政治中体现出一种更接近新自由主义的右翼立场。他的「自由主义」纲领既回应了1968年五月提出的某些「社会生活」方面的诉求,也应用了更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37]
从这一角度说,法国政治中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兴起及政治格局的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对福柯具有重要意义:
(1)它在一定程度上拒斥国家主义;
(2)它为多元主义以及对少数群体实践的宽容提供了一个框架。

1974年12月9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抵达爱丽舍宫,摄于巴黎峰会期间。图源:Karel van Milleghem、Christian Lambiotte/European Communities/European Commission。
作为去主体化的反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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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关于反国家主义的思想相当复杂。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指出,我们需要理解一种同时结合了「理论与分析上的反国家主义」和「对国家恐惧症的批判」的立场。[38] 要把握这种矛盾关系,就必须联系福柯思想的总体演变,以及他日益关注使人屈从(subjection)的技术这一事实,来理解他与国家的关系。
事实上,在七十年代末,福柯把批判定义为「不那么受治理的艺术」。[39] 这种艺术试图拆开将「权力、真理和主体」捆绑在一起的「关系束」,其基本功能在于实现「所谓真理政治的去主体化(desubjectification)」。[40] 他生命最后几年对政治的理解,正受到这种反对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制度的基本态度所引导。因此,福柯与反国家主义的关系,必须通过他整个七十年代有关主体性的研究来理解。
福柯围绕「真理游戏」「权力体系」和「自我技术」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新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使他把七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解释为反对主体化(assujetissement)的运动。用他的话说,这些斗争不再是「攻击某个特定的权力机构、群体、阶级或精英,而是针对某项特定技术、某种权力形式」。[41] 这种权力渗透日常生活,因为它「将个人划入不同类别,规定他们各自的个体性,并将他们束缚于其身份」。它所做的不在于压制或剥削,而在于使人主体化。于是,「剥削与财富的问题将被权力过度的问题所取代」;后者涉及对行为的控制以及现代形式的牧领权力。[42]

1968年5月21日,索邦大学庭院中的讨论与集会。图源:Eric Koch/Anefo/Nationaal Archief。
福柯把这种「抵抗权力形式的特殊框架」称作「行为反抗」(revolts of conduct)。[43] 在他看来,当「所提出的制度令人不满」,当「我们试图组织、建构并规定我们与自身的关系」时,这种反抗便会爆发。[44]
这种反抗显然也反对一定形式的国家权力,但它反对国家的方式不同于当时许多左翼组织。福柯不相信夺取国家权力这条道路。问题更多地在于,国家是「个体化的矩阵或牧领权力的一种新形式」,因而不能仅仅把它当作有待控制或废除的机构。在福柯看来,「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同时是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和哲学的问题:我们要做的,并非试图把个人从国家及其制度中解放出来,而是使他摆脱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个体化类型」。[45]
正如我们不应该寻求「解放」自己的性一样,问题也不在于摆脱国家(或控制国家),而在于拒绝国家强加给我们生活的规范化形式,拒绝它塑造我们与真理、进而与自身关系的方式。因此,七八十年代斗争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拒绝几百年来被强加于我们的那种个体性,促进新的主体性形式。」[46]
福柯对权力和自由的理解,由此把「自我的发明」置于政治的中心。抵抗的逻辑也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朱迪特·勒维尔(Judith Revel)所指出的,福柯的批判「在于改变思想与政治的场所」,[47] 正像古希腊犬儒学派把自身的存在变成一种公开的丑闻那样。福柯把这称作「通过生活本身展开的行动主义」,并从中看到了「革命性生活」的条件。[48]
这种把国家和社会制度批判为主体化技术的方式,与他对新自由主义以及法国政治演变的理解产生了深刻共鸣。因此,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福柯似乎在古希腊世界、法国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以及他对批判态度的理解之间,发现了若干平行关系。
七十年代的法国,仿佛呈现出基督教化过程中形成的自我文化结构正在缓慢瓦解的情景。福柯似乎由此建立了一个历史类比:一边是从古代向基督教时代的转变,一边是1968年以后旧式国家主义法国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我们必须理解,他在希腊罗马自我文化中看到的自主性,恰恰也是他试图以知识分子的批判实践实现的东西。1983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解释道,希腊罗马文化「最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似乎真正拥有一种自主的自我文化」。[49]
这种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自我摆脱了与权力结构的一切关系,而是说,人们与自身的关系「根本不是基于权威的义务;他们没有义务这样做。相反,这被呈现为某种重要而有价值的东西,一种能使人过上更好的、更美的生活,获得新的存在类型等等的东西。所以你们看到,这关乎个人的选择」。[50] 在这种特殊的结构中,自我技术并没有被纳入制度,而是以福柯在《性史》中研究过的书籍、论著或忠告的形式传播:「这些自我实践独立于教育、宗教和社会制度。……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主』。」[51]
基督教标志着一种转变:道德不再「本质上指向一种个人伦理」,而是变成了「服从一套规则体系」。更确切地说,从十五世纪开始,社会经历了一场「大规模治理化的进程」,使这种「自主的自我文化」在基督教的发展之后「消失了」,因为「自我的形成以及人们应当如何照料自身,被纳入宗教、社会和教育制度」。[52]
自我文化被制度化,并被整合到牧领权力中,例如告解和忏悔等以灵魂照料为目的的实践。它显然没有被彻底抹除,却被迫「失去很大一部分自主性」。[53] 福柯指出,这种缺乏自主性的状况延续到了今天,自我实践「已被纳入权威与规训的结构」,或被纳入「刑罚制度」。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同一个目标。其中一个方面当然是构成某种类型的自我,因为刑罚制度要求犯罪者把自己辨认为罪犯」。
然而,随着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兴起,福柯观察到某种令他着迷的现象。原本逐渐被纳入「法律组织」并采取「法律结构」形式的伦理,此时正在瓦解,为创造更自主的伦理开辟了新的道路:
我们的伦理曾经依赖的三个主要参照——宗教、法律和科学——现在可以说都已经耗尽了效力。我们十分清楚自己需要伦理,但我们无法要求宗教、法律或科学向我们提供这种伦理。希腊罗马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在那里,存在着一种非常重要的伦理,却不依赖这三个参照。
……问题根本不是重新回到希腊罗马伦理,因为我们自身的伦理有一部分正是从那里来的。但我们知道,不借助宗教、法律和科学,也能够开展伦理探索、建立新的伦理,为我所谓的伦理想象力腾出空间。正因如此,我相信,对希腊罗马伦理的分析才可能具有意义。[54]
因此,我们可能正在见证这样的事实:七十年代初的法国社会中,「将道德理解为服从一套规则的观念,如今正在消失,事实上已经消失」。这一衰落必须联系吉斯卡尔·德斯坦当选后法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兴起加以理解,因为这些政策深刻改变了国家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吉斯卡尔回应1968年五月之后扩大个人自由的诉求,同时对国家权力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在这一背景下,他主张建立一个既「不过度干预,也不任意妄为」的国家。[55] 这包括「取消电话窃听、即使受到针对总统的攻击也拒绝查禁报刊、重申庇护权」,[56] 以及结束对文化产品的审查,尤其是电影——在1974年以前,电影还必须接受审查委员会的政治评估。
马蒂亚斯·贝尔纳(Mathias Bernard)指出:「1968年五月的危机改变了[吉斯卡尔]对社会的理解,因为看来可以回应婴儿潮一代的反权威诉求,同时又不危及一种在他看来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经济组织。」[57] 为了实现法国社会的「现代化」,并反对「社会偏见」,他还设立了三个新的政府部门,分别负责囚犯处境、移民工人问题和妇女处境。
随之而来的重大改革包括:堕胎合法化、避孕自由化、通奸除罪化、承认双方同意的离婚,以及促进移民工人融入社会、改善监狱条件的重要措施。他也是首位亲自进入监狱探视囚犯的法国总统,[58] 并于1974年邀请移民清洁工前往爱丽舍宫。[59] 他还赞成把选举年龄降低至十八岁。福柯甚至在一次访谈中开玩笑说,吉斯卡尔不久就会把自己的方案定义为一个「反压制的社会」。[60]
这里的关键在于,福柯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国家使人屈从的技术的退却,以及道德管辖范围的缩减,而非国家的撤退。从这个角度看,新自由主义作为治理术的兴起,与福柯关于发明新主体性的呼吁之间存在深刻联系。新自由主义似乎没有妨碍这些新的抵抗形式,反倒为生活方式的实验开辟了新空间,为发明更自主的伦理提供了更开放的框架。
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国家权力与使人屈从的形式之间形成的特定配置,其效果似乎与旧式的戴高乐主义和国家主义法国大不相同。这对于重新思考当时的政治斗争而言,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框架。它为创造新的「主体性」和展开实验开辟了自由空间。福柯尤其为性领域的这一变化所触动。
在一篇1978年发表、后来受到塞尔日·奥迪耶(Serge Audier)讨论的罕见文章中,[61] 福柯探讨了人们对他提出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间性关系除罪化主张的反应。在他看来,法国应将法律规定的相关年龄调整到十三至十五岁。他在文章中说,政府于1977年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而且讨论颇有意思,令他惊讶。
他给出的主要解释,恰恰是新自由主义之下规训/牧领式权力行使模式的衰落。随后,他援引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对犯罪的分析,并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在我们眼下目睹的进程中,我们如今正在发现的是:行使压制性权力要付出多么惊人的代价。」[62] 他继续问道:「为什么要疏远知识分子?一个迫害同性恋者的社会究竟有什么好处?提高出生率?在避孕药已经出现的时代?防治梅毒?」[63]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开始明白:「每当实施一项权力行为,都会产生代价,而且不只是经济代价。」[64]
多元主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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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少数群体实践所需要的空间而言,吉斯卡尔的新自由主义政府同样可能引起「五月风暴」之后左翼的浓厚兴趣。福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有益于新政治形式、能够容纳少数群体实践的框架。拉加斯纳里指出,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的核心概念并非自由,而是多元性。……这一范式的独特之处,是迫使我们追问:生活在一个由不同存在方式的个人和群体组成的社会之中,究竟意味着什么」。[65]
对福柯而言,这个框架至关重要,因为他把政治理解为抵抗规范化和屈从的形式,这意味着在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上,对差异持有某种肯定立场。福柯所倡导的,并不是身份认同,而是社会之中和我们自身之中的某种多元主义。他写道:「我们应当与自身建立的关系,不应是同一性的关系,而应是分化、创造和创新的关系。」[66]
按照这一观点,我们无须「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福柯始终拒绝这种本质主义;相反,我们应当在特定的权力—知识配置中「拒绝我们之所是」[67](「『真正的生活』只能作为『另一种生活』显现」)。就此而言,七十年代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争取「差异权利」的斗争,也就是争取与自身不同的权利。
福柯还间接批评了情境主义者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观点。他公开把新自由主义界定为一种「差异化的游戏」,而非消费社会或趋同化的力量。[68] 正如他在生命政治讲座中写道,秩序自由主义者所构想的、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纲领」的新自由主义,「绝对不是要建立一个标准化的市场社会」。恰恰相反,它希望建立一个「取向并非商品及商品的千篇一律,而是企业的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社会。[69]
对他而言,新自由主义纲领的关键目标「与其说是商品交换,不如说是竞争机制」,[70] 因而也就是「差异化」。因此,在福柯眼中,新自由主义逻辑提供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框架,使人们得以创造空间,保护甚至鼓励话语和主体性的增殖。他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指出,新自由主义塑造的是这样一个社会的观念:
在这个社会里,差异系统得到优化,波动的过程拥有开放空间,少数群体的个人和实践受到容忍,人们干预的是游戏规则,而不是参与游戏的人;最后,取代对个人的内在屈从化的,是一种环境式的干预。[71]
在福柯看来,这种「环境式」的行动不同于以往的行动方式。他写道,在这类分析的视野中,「出现的绝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规训社会的方案,在这样的社会中,包围个人的法律网络会被姑且称之为规范性机制的东西从内部接替并延伸。它同样也不是这样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需要普遍的规范化机制,并需要排斥那些无法被规范化的人」。[72]
正如迪恩所指出的,福柯在外部的屈从形式与内部的屈从形式之间作了重要区分;后者指「通过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制造主体性」。[73] 因而,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治理术,它打破了过去依靠一整套技术和法律生产主体的规制和权力形式。与规训权力相比,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不是某个人替其他人作出的决定」,而是一个一般性的框架;在这一框架内,新自由主义并不告诉你日常生活应该如何度过:「这是一条经济游戏的规则,而不是有目的的经济—社会控制。」[74]
规则确实强加于参与者,但参与者「在游戏中仍然是自由的」。[75] 因此,正如何塞·路易斯·莫雷诺·佩斯塔尼亚(José Luis Moreno Pestaña)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最终造就了这样一些个人:他们「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却无须服从某种被规定好的人类学模型。……个人不必遵守任何有关如何生活、如何爱或如何享乐的规则;他们只须确保自己拥有达到目的的主观与客观手段」。[76] 正如伊莎贝尔·加罗(Isabelle Garo)所说:
乍看之下可能显得最令人恐惧的商业犬儒主义背后……隐藏着一种真实的批判力量,而福柯并未忽略这一点:它批判一切把感情和行为本质化的做法,从母性天性到永恒女性,同时批判一切规范的永恒性。任何其他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都没有提供过如此具有真正爆炸性力量的、非道德主义的、尼采式的,或去人类学化的视角。[77]
在福柯看来,新自由主义在理解人类行动时实行了一种「人类学的抹除」。[78] 从这一角度看,对福柯而言,新自由主义显然是一种新的治理术。正如奥迪耶指出的,它在许多方面当然并不优于以往形式,但它终究「提供了自由的余地,尤其是为少数群体的实践——吸毒、性、拒绝工作等等——留下了空间」。所以,「福柯与新自由主义之间那种表面上含混的关系,恰恰标示出他试图重新发明主体性、性,乃至社会福利的方式」。[79]
福柯与法国「第二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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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理解抵抗时发生的这一重要转向——把抵抗置于国家领域之外,并在新自由主义中发现一个有趣的框架——与法国知识界、尤其是左翼的变化形成了强烈呼应。要理解这场变化究竟有多深远,读一读当时重要知识分子如何评价吉斯卡尔的改革,很有启发。高兹的介入尤其值得关注。他是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家,同时也是战后阶级政治终结论的倡导者,[80] 并与「第二左翼」关系密切。
高兹同样将法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视为重新思考左翼的契机。在1976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事情很清楚:吉斯卡尔来自右翼。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自由化必然是右翼的事业,更不能因此把这项事业拱手让给吉斯卡尔派。」[81] 他接着指出:「如今在整个欧洲,新自由主义者与新社会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交流和局部的相互渗透。」[82]

晚年的安德烈·高兹与妻子多琳合影。图源:Fond André Gorz/IMEC。
这种新左翼与新右翼之间的交流,其核心与其说是扩大企业权力,不如说是共同反对一个敌人:国家。正如高兹所说:「如果吉斯卡尔真的能够使中央权力抽身,释放出我们可以行使集体主动性的空间,为什么不利用这一机会呢?」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的国家撤退,便会成为反国家主义左翼「占领权力留下的空地」的良机。[83]
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十分直接的问题:「左翼想要的,难道是这样一个社会:所有人在一切事情上都依赖国家——海岸污染、食品添加剂、建筑、无理解雇、工伤事故等等?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只不过是用行政机关的不负责任替换私人部门的不负责任,用官僚的专断替换雇主的专断。」[84] 正如奥迪耶指出的,对于高兹而言,新自由主义显然不是解决方案,「但它可以为另一套经济、政治和社会议程提供重要机遇」。[85]
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可以从相似的角度来理解。显然,他从未提倡「任何形式的放任自流式自由主义」。[86] 但他确实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一个颇有意义的框架:利用它来创造一种可以替代旧社会主义左翼的「左翼治理术」,并为实验开辟空间。
最明确地捍卫这一方案的,是法国「第二左翼」及法国民主工联(CFDT)周围的知识分子。罗卡尔政府时期的社会主义部长、同时也是「第二左翼」重要人物的米歇尔·沙皮(Michel Chapuis)写道:「面对吉斯卡尔所体现的新兴自由主义右翼,本应给一种新社会主义左翼以机会。」[87] 这种罗卡尔派左翼并未彻底反对吉斯卡尔的权力;相反,它把右翼内部发生的转变看作实现自身左翼抱负的范例。

法国民主工联(CFDT)成员举着工会横幅游行。图源:OpenEdition Journals/Images de manifestation comme sources。
法国「第二左翼」的名称,来自社会党领导人罗卡尔在1977年社会党大会上的一次著名演讲(他后来于1988年担任总理)。在讲话中,他区分了两种左翼:一种「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奉行雅各宾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另一种就是「第二左翼」,它主张「分权」,「拒绝任何专断的统治,无论这种统治来自老板还是国家」。这种左翼将「使依附性的多数群体(例如妇女),或未能充分融入社会的少数群体(青年、移民和残障者)获得解放」。[88]
在明确反对左翼联盟纲领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背景下,罗卡尔提出,左翼内部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这场争论中,他清楚地认为,尽管存在分歧,共产党人与社会党内部支持密特朗的多数派仍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把「夺取国家权力置于其变革战略的核心」。[89]
对左翼这「两种文化」最系统的理论阐述,见于维韦雷与罗桑瓦隆1977年出版的《为了新的政治文化》一书;罗卡尔1977年的演讲也是由维韦雷执笔的。[90] 福柯对这本书十分热情。他说,书中对「我们的当下」有「卓越的理解」,提供了「准确的诊断」,是一项「突破」。[91]
维韦雷与罗桑瓦隆主张,战后的法国始终生活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之中:「国家是其核心,既被当作斗争对象,也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场所,以及未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动力。」[92] 在他们看来,问题与其说在于人们能利用国家做些什么,不如说在于国家本身被当作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正如他们指出的:「左右两派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都把社会变革的困难放在手段而非目的上。」[93]
因此,「第二左翼」是对某种社会变革观和国家关系观的反应;在他们看来,左翼与戴高乐主义右翼都分享着这种观念。反对这两种形式的「国家主义」,第二左翼捍卫「公民社会」、人权和少数群体权利的价值,并在左翼内部重新肯定企业家精神。正如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在与罗卡尔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取消私人创业。相反,它意味着让每个人都有可能重新获得企业家的功能。」[94]
因而,在拒绝「国家主义社会」、力图「恢复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创造新左翼的一件有趣的思想工具:这样的左翼不再反对市场。在他们看来,这种必要的转变,正是得以「制定一种能够摆脱任何经济主义、官僚主义或极权主义诱惑的计划」的条件。[95]
由此看来,福柯同样关心如何为战后左翼寻找替代方案,并分享了第二左翼的抱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正是他受到「第二左翼」吸引的原因。[96] 正如加罗指出的,福柯「沿着自己这一代人中一部分人高度曲折的政治轨迹」,「打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制度性左翼的自由化『现代化』,而这一过程将从社会党开始」。[97]
结论:「左翼」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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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场对谈中,加里·贝克尔问福柯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弗朗索瓦·埃瓦尔(François Ewald)回答时作了一个有意思的区分:「社会主义者?不是!左翼人士,是的。」贝克尔困惑地追问:「可是,左翼究竟意味着什么?」[98]
关于左翼定义的问题,实际上正是七十年代中期法国争论的核心。左翼应该是什么?当时激烈的政治论争所涉及的,不仅是左翼的纲领,还有左翼本身的定义。虽然所谓的国家主义左翼在1981年的选举中获胜,但如果说「第二左翼」的思想在后来社会党的发展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也并不夸张。

1981年,弗朗索瓦·密特朗与阿兰·邦巴尔出席活动,图源:Philippe Roos/Wikimedia Commons。
必须看到,福柯与许多「五月风暴」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参与了重新思考一种非社会主义左翼的过程,试图抹去战后社会主义的遗产。社会主义方案被描述为「隐蔽的极权主义」,最终遭到他们的放弃。既然革命不再值得追求,福柯认为,我们就应当发明一种政治,使左翼不再拒绝市场,从而开辟一块摆脱国家、摆脱社会主义者与戴高乐主义者共同拥有的「社会—国家主义」治理术之规范性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米夏埃尔·福塞尔(Michaël Foessel)所说:
第二左翼在捍卫公民社会时,从1968年的自由意志主义和社会思想中汲取了灵感。从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到法国民主工联的行动主义,存在着一种反国家主义的共识。其所主张的并不是以『改革』取代『革命』,而是以『微观抵抗』和地方性的经验,来对抗权力的垂直行使。[99]
正如韦纳所指出的,福柯在其政治参与中拒绝任何「抽象的」或「一般性的」分析。由此,他在新自由主义中发现了一种颇有意思的观念,能够服务于自己的「边缘行动主义」,[100] 也服务于他为被排斥者、囚犯、移民或精神疾病患者所开展的「日常」斗争。
从这一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框架,使人们得以按照福柯对社会批判的理解,思考如何「不那么受治理」。[101] 正因如此,历史学家朱利安·布尔格(Julian Bourg)把这些变化理解为法国左翼的一次伦理转向:它改变了社会变革的主要主体,也「彻底革新了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102]
从长远来看,这一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我关怀」取代了「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许多方面都能够与新自由主义完全相容。因此,尽管严格说来福柯从未成为新自由主义者,但他最后十年关于权力与抵抗的理解,仍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体论及其把政治转化为伦理的过程产生了深刻共鸣。
原作者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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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n au sexe roi〉(福柯接受贝尔纳-亨利·列维的访谈),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644(1977年3月12–21日),第92–130页。
[2] 安德烈·高兹(署名 Michel Bosquet),〈Occupons le terrain〉,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116,1976年8月,第23页。
[3] 皮埃尔·罗桑瓦隆与帕特里克·维韦雷,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77), 电子书。
[4] 克洛德·莫里亚克, Le Temps Immobile VII. Signes, rencontres et rendez-vous (Paris: Grasset, 1983).
[5] 米歇尔·福柯与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四名活动分子的一次未发表访谈,1977年7月,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117.html。
[6] 米歇尔·福柯, “La méthodologie pour la connaissance du monde: comment se débarrasser du marxisme,” 访谈:R. Yoshimoto, April 25, 1978, 302–28, 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332.html.
[7] 科林·戈登,〈福柯、新自由主义,等等〉(Foucault, neoliberalism, etc.,Foucault news,2015)。
[8] 马克·拉扎尔, “La gauche et l’État : le ‘moment programme commun,’ 1974–1978,” in Danielle Tartakowsky, Alain Bergounioux, eds., L’union sans unité. Le programme commun de la gauche, 1963-1978, (Renn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2012), 109.
[9] 皮埃尔·格雷米翁, Modernisation et progressisme. Fin d’une époque 1968-1981 (Paris, Esprit, 2005), 8.
[10] 罗桑瓦隆与维韦雷,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前引文
[11] 这一议题在当时十分流行,尤其参见: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 Un Homme en trop: Réflexions sur ‘L’Archipel du goulag’ (Paris: Le Seuil, 1975); 让-弗朗索瓦·勒韦尔(Jean-François Revel), La Tentation totalitaire (Paris: Laffont, 1976); 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 Les maitres penseurs (Paris: Grasset, 1977).
[12] 米歇尔·福柯, “Crimes et châtiments en U.R.S.S. et ailleurs...” 访谈:K. S, Karol in :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585, 26th January – 1st February 1976, 34–37, 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438.html.
[13] 同上。
[14] 转引自 克洛德·莫里亚克, Le Temps Immobile VII. Signes...
[15] 莫里亚克写道:「福柯承认,他甚至不再希望左翼获得一场在目前情况下它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利用的胜利」(原文:“Michel Foucault reconnaît ne même plus souhaiter pour la gauche une victoire dont elle ne saurait que faire dans ces conditions”) (克洛德·莫里亚克, Le Temps Immobile VII…).
[16] 保罗·韦纳, Et dans l’éternité je ne m’ennuierai pas: Souvenirs (Paris: Albin Michel, 2014), 209.
[17] 米歇尔·福柯, “Non au sexe roi,” 访谈:贝尔纳-亨利·列维,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644, 12–21 mars 1977, pp. 92-130, Dits et Ecrits, III, text no. 200.
[18] 米歇尔·福柯与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四名活动分子的一次未发表访谈,前引文。
[19] 米歇尔·福柯, “Interview de Michel Foucault,” 访谈:C. Baker, avril 1984, Actes: cahiers d’action juridique, nos 45–46: La Prison autrement?, June 1984, pp. 3–6, in Dits et écrits, IV, text no. 353.
[20] 同上。
[21] 米歇尔·福柯, “Une mobilisation culturelle,” Le Nouvel Observateur, no. 670, 12–18 September 1977, p. 49. 网络版: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344.html.
[22] 米歇尔·福柯,〈真理、权力、自我〉(Truth, Power, Self),载 Hutton、Gutman、Martin 编,《自我技术:与米歇尔·福柯的研讨》(Technologies of the Self,1988),第9–15页。
[23] 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法国大革命的反极权主义史: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知识界政治〉(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22, no. 4, 1999),网络版。
[24] 埃尔韦·肖万, “L’union de la gauche et la problématique des droits de l’homme en URSS,” in Danielle Tartakowsky, Alain Bergounioux, L’union sans unité…, 88.
[25] 克洛德·莫里亚克, “Il ne faut pas tuer l’espérance,” Le Monde, July 7, 1977.
[26] 福柯尤其在下列文章中赞扬过傅勒的著作:米歇尔·福柯,〈事实的巨大愤怒〉(The Great Rage of Facts),载丹尼尔·萨莫拉、Michael C. Behrent,《福柯与新自由主义》(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2015),第171–75页。在下列访谈中,他还称《思考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为「一本非常聪明的书」:米歇尔·福柯,〈L’esprit d’un monde sans esprit〉,P. Blanchet 与 C. Brière 访谈,网络版: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150.html。
[27] 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法国大革命的反极权主义史: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知识界政治〉(An Antitotalitarian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前引文。
[28] 米歇尔·福柯, “Non au sexe roi,” 前引文
[29] 米歇尔·福柯, “Die Folter, das ist die Vernunft” (“La torture, c’est la raison” 访谈:K. Boesers, J. Chavy, trans.), Literaturmagazin, no. 8, December 1977, pp. 60–68, http://1libertaire.free.fr/MFoucault139.html.
[30]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1970),第387页。
[31] 达尼埃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 “Chronologie,” Dits et écrits, I, 87, cited in 塞尔日·奥迪耶, Penser le “néolibéralisme,” …, 159.
[32]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第92页。
[33] 同上。
[34] 伊莎贝尔·加罗, Foucault, Deleuze, Althusser et Marx (Paris: Démopolis, 2011), 150.
[35] 若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La dernière leçon de Michel Foucault (Paris: Fayard, 2012).
[36]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第218–19页。
[37] 关于经济政策,参见:Serge Berstein and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s années Giscard.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1974–1981 (Paris: Armand Collin, 2009).
[38] 米切尔·迪恩、Kaspar Villadsen,《国家恐惧症与公民社会》(State Phobia and Civil Society,2016),电子书。
[39] 米歇尔·福柯, Qu’est-ce que la critique?, Henri-Paul Fruchaud and Daniele Lorenzini, eds. (Paris: Vrin, 2015), 37.
[40] 同上,第39页。
[41]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载德雷福斯(Dreyfus)、拉比诺(Rabinow),《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Michel Foucault,1982),第208–26页。
[42] 米歇尔·福柯, “La philosophie analytique de la politique,” 536.
[43] 米歇尔·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法兰西学院讲座,1977—1978》(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2007),Graham Burchell 译,第264页。
[44] 米歇尔·福柯, Qu’est ce que la critique?..., 140.
[45]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
[46] 同上。
[47] 朱迪特·勒维尔, “‘N’oubliez pas d’inventer votre vie’”, in L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Livres et des Idées, 06/05/2010, url: http://www.revuedeslivres.net/articles.php?idArt=348.
[48] 同上。
[49] 米歇尔·福柯, Qu’est ce que la critique?, 140.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第141页。
[53] 同上,第173页。
[54] 同上,第143页。
[55] 马蒂亚斯·贝尔纳, “Le projet giscardien face aux contraintes du pouvoir” in Serge Berstein,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s années Giscard. Les réformes de société…, 18.
[56] 同上。
[57] 马蒂亚斯·贝尔纳,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Les ambitions déç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4), 电子书。
[58]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Le pouvoir et la vie (Paris: Compagnie 12, 1988), 302–07.
[59]Sylvain Laurens, “Les Maliens à l’Elysée,” Revue Agone, no. 40, Paris, 2008.
[60] 与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的访谈……。
[61] 转引自 塞尔日·奥迪耶, Penser le “néolibéralisme”…; “Michel Foucault, July 1978,” in J. Le Bitoux, Entretiens sur la question gay (Bézier: H&O éditions, 2005), 70.
[62] “Michel Foucault, July 1978,” 71.
[63] 同上。
[64] 同上。
[65] 若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La dernière leçon de Michel Foucault…
[66] 米歇尔·福柯,〈米歇尔·福柯访谈:性、权力与身份政治〉(Michel Foucault, an interview)。
[67] 米歇尔·福柯,〈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
[68]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第142页。
[69] 同上,第149页。
[70] 同上,第147页。
[71] 同上,第259–60页。
[72]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第259页。
[73] 米切尔·迪恩,〈福柯、埃瓦尔、新自由主义与左翼〉(Foucault, Ewald, Neoliberalism and the Left),载丹尼尔·萨莫拉、Michael C. Behrent,《福柯与新自由主义》(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第100页。
[74] 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第173页。
[75] 同上,第175页。
[76] 何塞·路易斯·莫雷诺·佩斯塔尼亚, Foucault, la gauche et la politique (Paris: Textuel, 2011), 122.
[77] 伊莎贝尔·加罗, Foucault, Deleuze, Althusser & Marx…, 175.
[78] 米歇尔·福柯, 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264.
[79] 塞尔日·奥迪耶, “Quand Foucault découvre le néolibéralisme, Prophétie géniale ou symptôme d’une crise de la gauche?” in 丹尼尔·萨莫拉、Michael C. Behrent, Foucault et le néolibéralisme (Bruxelles: Aden, 2019[即将出版]).
[80] 尤其参见:安德烈·高兹,《告别工人阶级》(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1982)。
[81] 安德烈·高兹(署名 Michel Bosquet),〈Occupons le terrain〉,第23页。
[82] 同上,第213页。
[83] 同上。
[84] 同上。
[85] 同上。
[86] 米歇尔·福柯,〈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载《政治、哲学、文化:访谈及其他著述,1977—1984》(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1988),第175页。
[87] 米歇尔·沙皮, Si Rocard avait su…Témoignage sur la deuxième gauche (Paris: L’Harmattan, 2007).
[88] 米歇尔·罗卡尔, “Les deux cultures politiques, discours prononcé aux congrès de Nantes du Parti socialiste en avril 1977,” in 米歇尔·罗卡尔, Parler Vrai (Paris: Seuil, 1979), 电子书。
[89] 米歇尔·罗卡尔, “Un puissant parti socialiste, Intervention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u parti socialiste le November 25, 1978,” in 米歇尔·罗卡尔, Parler Vrai…
[90] 皮埃尔·罗桑瓦隆与帕特里克·维韦雷,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77), 电子书。
[91] 福柯1977年12月17日致皮埃尔·罗桑瓦隆的信,转引自: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福柯与新哲学:福柯为何支持安德烈·格鲁克斯曼的《思想大师》〉(Foucault and New Philosophy),载丹尼尔·萨莫拉、Michael C. Behrent,《福柯与新自由主义》(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第16–17页。
[92] 同上。
[93] 同上。
[94] 米歇尔·罗卡尔, “Entretien avec Jacques Julliard,” in: 米歇尔·罗卡尔, Parler Vrai..., 电子书。
[95] 皮埃尔·罗桑瓦隆, 帕特里克·维韦雷, 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
[96] 同上。
[97] 伊莎贝尔·加罗, Foucault, …, 前引文, 161.
[98] 加里·贝克尔、弗朗索瓦·埃瓦尔、Harcourt,《贝克尔与福柯论犯罪与惩罚》(Becker and Foucault on Crime and Punishment),第19页。
[99] 米夏埃尔·福塞尔, “De Rocard à Julliard, vie et mort de la deuxième gauche,” Libération, January 25, 2011.
[100]Gil Delannoi, Les années utopiques, 1968–1978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0), 61.
[101] 米歇尔·福柯, “N’être pas tellement gouvernés,” Vacarme, no. 29, October 2, 2004.
[102] 朱利安·布尔格,《从革命到伦理:1968年五月与当代法国思想》(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2007),电子书。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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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福柯与自由市场信条 1976-19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