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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 社会运动与博洛尼亚市政主义的兴起:一点介绍,一点背景

弗朗切斯科·真蒂利尼(Francesco Gentilini)[1]

艾米莉·克兰西(Emily Marion Clancy)[2]

原文出处:“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Municipalism in Bologna: A Little Introduction, a Little Context.” In Fearless Cities: Municipalist Politics in Action(《无惧城市:行动中的市政主义政治》), edited by Júlia Miralles-de-Imperial, 17–23. Barcelona: Fundació Sentit Comú, 2022.

博洛尼亚与国际左翼(international left)之间的联系,远比人们漫步在这座不算太大的城市街头时所能猜想到的更为紧密。博洛尼亚位于佛罗伦萨以北80公里、亚平宁山脉(Apennines)[3]的另一侧。这段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通过两个主要角色的故事来讲述。

博洛尼亚历史城区。城市空间长期承载地方治理、群众政党与社会运动的多重历史。

图片来源:Andrzej Otrębski /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首先必须说明,在整个「短二十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4]中,博洛尼亚一直是西方世界规模最大的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5]——最牢固的堡垒。只要意大利共产党还存在,它就一直治理着博洛尼亚。这个党还无所不在地渗入城市生活:20世纪70年代中期,博洛尼亚约有35%的人口正式登记为意大利共产党党员。今天,在「液态政党」(liquid parties)[6]和后现代政治的时代,甚至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政治组织能够汇聚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支持。

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是1968年至1978年间为「新的」政治主体性(new political subjectivities)的解放与承认而斗争,同时推动更激进改革的各种左翼运动。不要误解,这个运动世界内部差异极大,其中一些组成部分还经常彼此冲突。尽管如此,这些运动常常公开挑战当地的共产党政府,也同样经常与意大利共产党正面抗衡。与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类似,以青年和学生为中心的社会运动试图取代共产党陈旧而灰暗的价值观与行事方式。意大利共产党也像往常一样,在必要时以强硬手段回应。1977年,博洛尼亚市长雷纳托·赞盖里(Renato Zangheri)[7]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8]就曾赞扬警察和军队清理大学区内被学生占领的街道;此前发生的冲突造成多起伤亡,其中包括25岁的学生弗朗切斯科·洛鲁索(Francesco Lorusso)[9]之死。

1977年3月,弗朗切斯科·洛鲁索遇害后,博洛尼亚爆发大规模学生与社会运动抗议。

图片来源:La Bottega del Barbieri il Blog di Daniele Barbieri & altr*,E. Scuro拍摄。

这种冲突与对话并存的双重动力,长期推动着意大利左翼围绕主要争议展开辩证运动(dialectic),博洛尼亚如此,意大利其他地区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政党与社会运动生来就是对手,双方所依据的价值体系存在巨大分歧。这种动力至今仍在持续。

把时间推进十余年,许多事情开始改变。柏林墙倒塌(fall of the Berlin Wall)[10]仅仅两年后,意大利左翼的历史再次在博洛尼亚被改写:意大利共产党明确放弃对共产主义传统的直接指涉,骤然转变为左翼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della Sinistra, PDS)[11]。这一转向引发分裂,催生出一批试图成为意大利激进左翼新声音的共产党组织。今天,许多人把这个转折点视为一个终结:以社会正义、工人权利和财富再分配为首要价值的旧左翼由此走向终结。

这当然也是一个开端。从此以后,新生政党采用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开始为新的「后现代」价值观和政治观念让路,同时抛弃旧有口号和教条。该党自2007年起称为民主党(Partito Democratico, PD)[12],并且并非偶然地从党名中删除了「左翼」一词。正是通过这一持续推进的过程,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第三条道路」(Third Way)[13]的意大利版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成形。它为政党接受政治右翼最恶劣的一些特征打开了大门,包括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从学校到医疗服务的公共服务私有化,以及对移民采取更严厉的压制措施。与此同时,该党又保留了意大利共产党过去留下的一些棘手遗产:对自主管理的占屋和被占领社会空间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并经常借助警察清场;坚持以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未必顾及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后果。25年后,这一过程在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14]接管民主党领导权时达到顶点。伦齐后来退出民主党,另行创建自己的政治组织「活力意大利党」(Italia Viva);它大概是最接近西班牙「公民党」(Ciudadanos)的意大利政党。伦齐的领导正式确认了民主党对社会主义传统的最终放弃。必须承认,这一传统自1991年以来一直遭受侵蚀,因此很容易成为伦齐政治攻势的目标。民主党也由此在政治空间中重新定位。这一趋势使全国各地曾经相信社会党和共产党光荣预言的人,普遍感到遭到抛弃与背叛。

政党逐步背离自身传统时,社会运动则通过更新和重启自己的传统获得新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新组织相继登场,新的反抗不断发生,新的社会空间被占领并开始实行自主管理。学生会走上街头,反全球化运动(no-global movement)[15]也开始塑造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和创造性政治示威的新形式。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势头持续增长,直至2001年热那亚八国集团峰会(2001 G8 Summit in Genoa)[16],国家再度以流血镇压回应其诉求。在洛鲁索被杀24年后,卡洛·朱利亚尼(Carlo Giuliani)[17]在阿利蒙达广场(Piazza Alimonda)发生的冲突中,被一名警察近距离开枪击毙。新闻机构摄影师拍下了他的遗体,这些影像成为社会运动作为统一阵线走向死亡的象征。

2001年7月21日,意大利共产主义重建党的示威者参加热那亚反八国集团抗议。

图片来源: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 Wikimedia Commons.

此后的岁月形成了一种新的均势:政党迅速远离自身根基,社会运动则试图从「失败」中恢复。双方都没有消亡,却都已不同于往昔。这也是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8]「政权」和文化倒退的年代。意大利中右翼的新领袖通过对相当一部分全国性媒体实行强力而广泛的控制,为许多吸引公众注意的议题设定议程。那几十年间的文化退化和宪政价值的政治扭曲,至今仍在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更糟糕的是,贝卢斯科尼时代的衰落之后,又出现了一套荒诞的新政治议程。它与许多欧洲国家的经历相似,也就是紧缩时代(era of austerity)。紧缩在意大利表面上从未像在希腊和西班牙那样剧烈,但「三驾马车」(Troika)[19]的政治经济学教条,仍对本已不甚健全的意大利福利国家造成严重打击。

在这种条件下,左翼及其内部形形色色的力量一直难以找到代表意大利人民的替代方案:政党不断失去党员和选民,社会运动则一直难以重新占据舞台并推动自己的议程。与此同时,右翼似乎逐年壮大。右翼的势头越强,右翼政党就越容易转化为带有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激进组织。与其他南欧国家不同,意大利始终没有形成一种左翼回应,来应对近几十年延绵不绝的政治危机。其间当然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过去30年间意大利的整体政治图景相当灰暗。它确实既不是红色,也不是绿色。

公民联盟登上舞台

在这个曾经拥有西方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国家,国内政治局势如此黯淡,博洛尼亚却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进步政治行动前景。2016年,距离市政选举还有几个月时,一群博洛尼亚市民决定尝试改变当地局面。他们个人经历各不相同,却把这种差异看作相互充实的机会,而非障碍。于是,他们决定组成一个政治主体性联盟,以一套共同价值和实践为基础。他们想借助自身的「公民性」(civicness)和政治参与影响地方政府,这也正是他们把组织命名为「公民联盟」(Coalizione Civica)[20]的原因。

他们拒绝把自己的组织定义为「又一个左翼政党」,开始以横向、非等级制的方法塑造组织认同。联盟的竞选纲领和协会章程通过参与式程序制定;同样,公民联盟还以公开初选(open primaries)的方式选出候选人,仿效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的「公民初选」(primarias ciudadanas)[21]。许多市民由此得以参与一场真正的市政主义政治实验室。实验的目标,是汇聚这座城市最出色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把城市需要置于个人经验之上。

尽管当地媒体在报道竞选时明显忽视公民联盟,它仍获得7%的选票,并在地方机构中选出六名代表:两人进入市议会,另有四人分别进入博洛尼亚六个街区议会中的四个。除了选举结果本身,还需要了解另一个因素,才能完整把握公民联盟第一次参选的意义:这六个人具有差异很大的政治经验,包括左翼政党、捍卫公立教育的公民运动、社会运动以及被占领的社会空间。所有这些世界汇聚起来,形成了公民联盟创造的政治空间。它在不同政治观念和传统之间架起桥梁,目标是接管这座城市,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夺回这座城市。

博洛尼亚公民联盟2016年竞选视觉图「夺回博洛尼亚」。

图片来源:https://www.coalizionecivica.it/elezioni-2016/

2016年选举结束后,公民联盟需要建立一个稳固而高效,同时尽可能保持横向性的内部结构。公民联盟既是一个正式的市民协会,也是意大利政治中所谓的「公民名单」(lista civica)[22],即参加地方选举、不与全国性政党建立正式组织联系,并围绕地方议题展开竞选的候选人名单。博洛尼亚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张「公民名单」能延续超过一次选举。我们的目标是改变这种状况,在全国性政党之外建立一个可以长期维持的政治行动空间。这个空间把自下而上的社会斗争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层级连接起来,也成为每一个希望参与「双重权力」(dual power)斗争、改造城市的市民共有的家园。[23]

因此,我们起草了组织章程,并把行动体系分为按街区划分的「地域小组」和「专题小组」。此外,我们还决定,组织中的每一个领导职位都必须实行按性别配置的双首长制(gender-based dyarchy)[24]。很快,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公开仿效公民联盟组织结构和行动方式的组织。其中最著名、也最成功的,是我们的姊妹组织「帕多瓦公民联盟」(Coalizione Civica Padova)[25]。它成立于2017年,第一次参加帕多瓦市政选举便立即成功进入地方政府。双方共同采用的模式是「政治公民性」(political civicness)。这个词听起来近乎自相矛盾,实际却代表一种全新的激进左翼行动方式:不同经历、组织和生命故事的交汇,成为滋养参与者的土壤,使每个人都能保留自己的经验与语言,同时与他人沟通和协作。我们常说,每个人都拒绝脱下自己的政治「制服」,再换上公民联盟的统一制服。

这些年来,我们同数百名背景迥异的活动者结成联盟,设法在许多议题上影响博洛尼亚的公共舆论。这些议题包括减少不平等、住房权、工人权利、环境斗争、可持续交通和捍卫公立教育等。除了日常活动,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在博洛尼亚建立一种新的激进政治霸权(political hegemony)[26]。

进入市议会后的最初五年里,公民联盟一直反对由市长维尔吉尼奥·梅罗拉(Virginio Merola)[27]领导的民主党政府。我们在这一任期中的格言是「从反对派位置上治理」(govern from the opposition,#governaredallopposizione),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寻找一切可能的办法,推动市政府的议程尽可能向左转。这显然并不总是容易,但我们的斗争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其中最重要的胜利之一,是阻止名为普拉蒂-迪卡普拉拉(Prati di Caprara)[28]的城市森林被水泥覆盖。我们同一批市民委员会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盟,从购物中心、住宅楼和私人多层停车场的开发计划中,保护下一片面积超过45英亩、长满树木与植物的城市绿肺。三年前,市政府对该地区制定的正式开发计划,如今已经变得难以想象;整座城市也都知道了这场生态斗争。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政治霸权的一个恰当例子。

普拉蒂-迪卡普拉拉东部林地及内部道路。这片自然再生的城市森林曾面临商业和住宅开发计划。

图片来源:Roberta Bartoleti / 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公民联盟始终清楚,市政主义运动的行动不能只聚焦地方斗争,还必须与全国和欧洲的政治环境交织在一起。我们是无惧城市网络(Fearless Cities Network)[29]引以为傲的成员,并与欧洲各地的其他组织保持良好关系:从巴塞罗那到巴列塔(Barletta),从阿姆斯特丹到那不勒斯,从都灵到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不一而足。与此同时,我们始终重视组织内部的多元主义。只要其他政治空间或项目不在地方层面同公民联盟直接竞争,每一名成员都可以自由加入。

从「在反对派中治理」到进入市政府执政

2021年,公民联盟终于成功进入市政府。在围绕民主党市长候选人选举进行数月谈判后,公民联盟同后来成为候选人的马泰奥·莱波雷(Matteo Lepore)[30]签署了一份公开的选举协议,要求未来市长在接下来一个任期内承诺落实七项关键议题。整个过程完全公开,普通支持者和组织成员都可以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协议的核心内容来自公民联盟各工作组多年相互投入的政治工作,其所有权也是集体的。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这座城市许多社会运动的诉求和意见直接纳入市政府议程。我们用了五年时间,最终让它成为现实。

当然,并非我们全部的政治议程都被写进竞选纲领。不过,由艾米莉·克兰西主持的谈判,使我们取得了许多期待的成果;克兰西现在已经担任博洛尼亚副市长。公民联盟在最近一次选举中,还使自己在地方机构中的民选代表增加了四人。2016年,我们在市议会有两名代表,在街区议会有四名代表;如今,我们在市议会有三名代表,在街区议会有12名代表,并且如前所述,还获得了博洛尼亚副市长席位。[31]

2021年博洛尼亚市政选举后,公民联盟进入执政联盟,艾米莉·克兰西出任副市长。

图片来源:Il Resto del Carlino.

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充满新挑战和新前景的阶段。成为市政府的一部分以后,我们不得不调整推动社会与政治变革的方式。组织也正在进行重组,以更好适应这一阶段。在最近的选举活动中,我们向新成员敞开大门,其中一些人后来也成为联盟名单上的候选人。因此,我们在竞选期间把自己称为「公民联盟·生态·勇气·团结」(Coalizione Civica Ecologista Coraggiosa e Solidale)[32]。现在,我们必须巩固这些新关系,继续成长,并扩大影响城市政治的能力。过去六年的工作已经使博洛尼亚市政府的政治轴线明显左移;至少可以说,在此之前,它经历了十年过度保守的治理。

选举前一年,我们中的许多人还认为,同民主党组建联盟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如今,我们已经置身于这场新的尝试之中。能够主动影响市政府政策所带来的满足,确实超过了其中的挑战和困难。我们相信,处于这样的权力位置,可以更好地服务这座城市。但我们并不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获取权力。身处矛盾之中而不让自己陷入自相矛盾,并非易事,但我们认为值得一试。只有未来五年才能证明,我们是否押对了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在博洛尼亚追求的目标也在向整个国家发出声音。意大利左翼正面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野蛮的右翼政党,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又经常受到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严重侵蚀。在这样的时期,公民联盟正在尝试证明,替代方案仍然存在,我们继承的共同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仍有现实意义。它们需要的,只是根据当代条件作出一些调整。我们相信,只要共同努力,仍然能够获胜。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 弗朗切斯科·真蒂利尼(Francesco Gentilini),1992年生于博洛尼亚,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政治学专业,后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索尔维商学院取得经济分析硕士学位;写作本文时为佛罗伦萨大学劳动社会学博士生,研究意大利「工人收购企业」(workers’ buyouts),即企业濒临关闭时由劳动者集体接管并恢复生产的实践。2021年10月,他以公民联盟成员身份当选博洛尼亚圣斯特凡诺街区议员。

[2] 艾米莉·克兰西(Emily Marion Clancy),1991年生于博洛尼亚,具有意大利和加拿大双重文化背景。她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法学院,曾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法律,并在博洛尼亚大学公共行政研究专门学校(SPISA)进修。2016年首次当选博洛尼亚市议员,2021年连任并出任副市长,分管住房、气候公民大会、夜间经济、平等机会、LGBT权利及反歧视等事务。

[3] 亚平宁山脉(Apennines)纵贯意大利半岛。博洛尼亚位于山脉北麓的波河平原边缘,佛罗伦萨则位于山脉南侧,两城之间长期由穿越亚平宁山口的交通线连接。

[4] 「短二十世纪」通常指1914年至1991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苏联解体之间的历史时期。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极端的年代:短二十世纪,1914—1991》(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1994)中系统使用这一分期。本文借此概括群众政党、革命政治和冷战秩序占据中心位置的时代。

[5] 意大利共产党最初于1921年以「意大利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之名成立,1943年改称意大利共产党(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PCI),1991年解散并改组。本文英文原文把长期使用的缩写PCI展开为 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在党史分期上并不准确,译文依1943年后的正式党名处理。原文所称20世纪70年代中期「博洛尼亚约35%人口为党员」,未能由城市人口统计直接核实;可核实的是,博洛尼亚党组织在1976年约有11.3万名登记党员,是意大利共产党规模最大的地方联合会之一。该数字的统计范围可能大于博洛尼亚市区。资料参见意大利《特雷卡尼百科全书》「意大利共产党」条及相关党史研究。

[6] 「液态政党」并非一项边界明确的政治学概念。本文用它描述组织归属松动、党员关系不稳定、选民支持快速流动的政党形态,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液态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措辞有关,但不应把两者视为同一套严格理论。

[7] 雷纳托·赞盖里(Renato Zangheri,1925—2015)是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970年至1983年任博洛尼亚市长。他执政时期一度以公共服务和地方行政改革闻名,1977年学生运动遭镇压也成为其政治生涯中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

[8] 恩里科·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1922—1984)于1972年至198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是「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民主框架内寻求执政,并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同天主教民主党合作的「历史性妥协」。

[9] 弗朗切斯科·洛鲁索(Francesco Lorusso,1952—1977)是博洛尼亚大学学生和「继续斗争」(Lotta Continua)活动者。1977年3月11日,他在学生与警方冲突中被一名宪兵开枪击中身亡。其死亡引发大规模抗议,装甲车辆随后进入大学区。博洛尼亚市政府的历史档案把这一事件视为「博洛尼亚1977年运动」(Movimento del ’77 a Bologna)的关键转折。

[10]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开放,通常被视为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和冷战终结的标志性事件。本文说「两年后」,指意大利共产党在1991年正式解散并改组。

[11] 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阿基莱·奥凯托(Achille Occhetto)于1989年11月在博洛尼亚工人区博洛尼纳宣布改组意共,这一事件被称为「博洛尼纳转向」(svolta della Bolognina)。1991年,意共多数派成立左翼民主党(PDS),反对改组者则参与创建共产主义重建党(Partito della Rifondazione Comunista, PRC)。资料参见《特雷卡尼百科全书》「意大利共产党」与「博洛尼纳转向」条。

[12] 原文称该党「自2008年起」采用「民主党」名称。意大利民主党实际成立于2007年10月,由左翼民主人士党和雏菊党等力量合并而成;2008年是它第一次参加全国议会选举。这里据史实改为「自2007年起」。资料据《特雷卡尼百科全书》「民主党」条。

[13] 「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中左翼政党调整政策路线的名称,试图在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市场政策之间建立新的组合。托尼·布莱尔领导的英国新工党是其主要代表。批评者认为,这一路线接受了私有化、财政纪律和劳动力市场灵活化等新自由主义前提,削弱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再分配目标。

[14] 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1975—)曾任佛罗伦萨市长、意大利民主党书记和意大利总理。2019年,他退出民主党并创建「活力意大利党」(Italia Viva)。本文把该党同西班牙公民党(Ciudadanos)相比较,是作者对其自由主义、中间派和领导人中心化特征的政治判断,并非两党之间存在正式组织关系。

[15] 「反全球化运动」在意大利常称 movimento no-global,主要反对由跨国资本、国际金融机构和自由贸易体制主导的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意大利的社会中心、学生组织、工会和国际团结网络都是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6] 2001年7月20日至22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热那亚举行。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期间,警方对示威者、学校住宿点和临时拘留设施实施暴力。国际特赦组织及后来的司法调查把相关事件视为意大利战后最严重的警务侵权争议之一。

[17] 卡洛·朱利亚尼(Carlo Giuliani,1978—2001)于2001年7月20日在热那亚阿利蒙达广场的冲突中被一名宪兵开枪击中,随后又被车辆碾过。欧洲人权法院大审判庭在2011年「朱利亚尼与加焦诉意大利案」(Giuliani and Gaggio v. Italy)中最终认定意大利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2条,但该判决并未消除围绕警察行动、现场指挥和调查充分性的长期争议。

[18]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1936—2023)是媒体企业家和意大利中右翼政治家,1994年进入政坛,三度担任总理。他控制的商业电视、出版和广告集团与公共广播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双头格局,其商业利益、媒体影响和政府权力之间的重叠,构成意大利政治研究中的核心争议。本文使用「政权」一词,明确带有批判立场。

[19] 欧债危机期间的「三驾马车」指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三者负责监督希腊、葡萄牙等国的救助方案和紧缩改革。意大利没有像希腊那样进入正式的「三驾马车」救助计划,因此本文所说的「三驾马车教条」是一种宽泛的政治批评,指欧盟财政纪律、结构改革和紧缩政策对意大利公共支出的约束。

[20] 博洛尼亚公民联盟(Coalizione Civica per Bologna)在2015年至2016年间形成,汇集社会运动、左翼活动者、公共教育倡议者和无党派市民。其章程强调参与式决策、地方组织、生态转型、社会平等和性别平衡。2016年,它以独立地方名单参加博洛尼亚市政选举,两名候选人进入市议会。资料据公民联盟官方网站「我们是谁」及组织章程。

[21] 我们能党(Podemos)成立于2014年,源于西班牙「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15-M Movement)后的政治重组。「公民初选」指通过在线或线下开放投票,让登记支持者直接选举候选人及名单排序。公民联盟借用这一方法,意在削弱传统党内精英对候选人提名的垄断。

[22] 意大利语「公民名单」(lista civica)通常指围绕地方事务组织、同全国性政党没有明确隶属关系的地方候选人名单。它可以有鲜明政治立场,并不等同于「非政治化」或中间主义。定义参见《特雷卡尼词典》「lista」条。

[23] 「双重权力」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概念,通常指既有国家权力之外出现具有自治能力的群众机构,二者形成竞争或并存关系。本文把它置于市政主义语境中,所指并非建立同国家直接对峙的第二政府,而是让社会运动的自下而上组织能力与市政制度内的代表权相互支撑。

[24] 「按性别配置的双首长制」指每个领导职位由不同性别的两人共同担任,公民联盟章程称为「性别双元制」(diarchia di genere)。这一制度意在限制单一领袖和男性垄断领导岗位,同时把共同领导写入组织结构。

[25] 帕多瓦公民联盟(Coalizione Civica per Padova)成立于2017年,作为地方左翼与公民社会名单参加帕多瓦市政选举,并支持中左翼市长候选人塞尔焦·焦尔达尼(Sergio Giordani)。

[26] 「政治霸权」在意大利左翼语境中通常关联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理论。葛兰西用它说明统治或领导如何通过市民社会中的同意、道德与知识领导来维持,而不能只归结为强制。本文把阻止城市森林开发称为「霸权」的例子,指生态诉求已超出原有活动者圈层,转化为城市公共常识。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Antonio Gramsci」条。

[27] 维尔吉尼奥·梅罗拉(Virginio Merola,1955—)是意大利民主党政治家,2011年至2021年任博洛尼亚市长。公民联盟在其第二个任期内以左翼反对派身份进入市议会,并以具体议题谈判和社会动员影响市政府议程。

[28] 普拉蒂-迪卡普拉拉(Prati di Caprara)位于博洛尼亚西部,是原军事用地及自然再生形成的城市绿地。2018年前后,围绕住宅、商业设施和停车场开发计划,市民委员会推动公共调查并要求保护林地。官方及公民资料显示,争议区域由东、西两部分组成,面积口径不一;本文所称「超过45英亩」约合18.2公顷,低于整个区域的总面积。

[29] 无惧城市网络(Fearless Cities Network)源于共同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2017年举办的首届「无惧城市」国际会议。它并非具有统一章程和中央领导的政党国际,而是由市政主义平台、活动者、市议员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松散跨国网络,倡导民主激进化、政治女性主义、照护经济和生态转型。

[30] 马泰奥·莱波雷(Matteo Lepore,1980—)是意大利民主党政治家,长期在博洛尼亚市政府任职,2021年当选博洛尼亚市长。公民联盟在选前同他签署政治协议,随后加入中左翼执政联盟。

[31] 博洛尼亚市政府和公民联盟公布的2021年选举资料显示,公民联盟获得三名市议员和12名街区议员,艾米莉·克兰西出任副市长。这组数字与正文一致。

[32] 「公民联盟·生态·勇气·团结」(Coalizione Civica Ecologista Coraggiosa e Solidale)是公民联盟参加2021年博洛尼亚市政选举时使用的名单名称,反映其与生态主义者及更广泛中左翼力量的联合。官方候选人名单使用的意大利语词序有时写作 Coalizione Civica Coraggiosa Ecologista Solidale,与正文写法略有差异,所指为同一竞选联盟。

校勘说明

原文是一篇由市政主义活动者和地方政治参与者撰写的政治性回顾,其中若干判断带有鲜明立场。译文保留其论述力度,并在注释中对三处容易造成史实误解的内容作出说明:意大利共产党的正式党名沿革;民主党成立于2007年而非2008年;意大利并未正式接受「三驾马车」救助计划。原文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博洛尼亚35%人口登记为意共党员的比例,目前没有找到可直接对应的城市人口统计,故在注释中保留核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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