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刊 ↗
栏目

译文|20世纪80年代的市政社会主义:伦敦经验

正文约5000字

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1]

文献来源:“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Rise of Municipalism in Bologna: A Little Introduction, a Little Context.” In Fearless Cities: Municipalist Politics in Action(《无惧城市:行动中的市政主义政治》), edited by Júlia Miralles-de-Imperial, 33–37. Barcelona: Fundació Sentit Comú, 2022.

摘要

20世纪80年代初,撒切尔主义席卷英国,大伦敦委员会却在城市内部展开了一场方向相反的政治试验:降低公共交通票价,扶持合作社,支持反种族主义、女权与同性恋运动,并让普通市民进入原本属于官员和显贵的公共空间。作者回顾这段短暂历史,讨论地方政府如何把社会主义落实为交通、就业、文化与城市规划,又为何成为中央政府必须清除的政治威胁。关于「大伦敦委员会」在英国政治体制中的位置见注释「2」。

正文

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GLC)[2]创设于20世纪60年代。那是「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风行、卡姆登(Camden)等内伦敦行政区初现绅士化迹象的年代,但从整体上说,也是大都市人口锐减的时期。

大伦敦委员会出自保守党政府的设计,却得到部分左翼人士支持,因为它承认,法律所界定的「伦敦」与现实存在的伦敦已经不再重合:郊区居民每天通勤进入并使用内城,也应当分担内城的税收成本。然而,工党内部许多人反对设立这一机构,其中包括伦敦郡议会[3]撤销前的领袖艾萨克·海沃德(Isaac Hayward)。

这种反对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可以理解的忧虑: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伦敦一直近似于工党一党治理的社会民主主义城邦,行政区划扩大以后,保守党或许能够赢得伦敦。事情后来果然如此。更准确地说,大伦敦成了选举版图上的摇摆区和全国政治的风向标,在1981年以前,几乎每次选举都在两大党之间易手。

工党原本很可能在下一次预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大伦敦委员会却于1986年被政府一纸法令撤销。这一做法在民主国家前所未见,使伦敦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没有民选全市级政府的首都。[4]

不过,伦敦人大多一听到「GLC」这个缩写,想到的——假如他们还能想到什么——通常是1981年至1986年间由激进左翼掌权的五年,以及领导这一届委员会的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5]

1983年5月,伦敦郡政厅外悬挂失业人数横幅;该楼当时是大伦敦委员会总部。

图片来源:OLU/Geograph,CC BY-SA 2.0,经 Wikimedia Commons。

当时的小报和工党右翼把这件事描绘成疯子接管了疯人院,称掌权者为「疯子左派」(loony left)。今天的年轻社会主义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他们回望这一时期时,却把它视为前辈创造一种崭新而可行的社会主义的年代。工党左翼常常更愿意把自身传统追溯到阿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等更早的人物,但两代人之间的延续关系十分明显。

2017年一度接近赢得大选、又在2019年12月遭遇惨败的左翼工党,最高层便包括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科尔宾是1983年首次当选的北伦敦工党议员,与大伦敦委员会的辩论和政策观念关系密切;阿博特曾任大伦敦委员会新闻官;麦克唐纳则是该委员会的第二号人物和财政负责人。[6]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尼尔·阿谢尔森(Neal Ascherson)等记者便把利文斯通视作未来的工党领袖。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伦敦委员会的新左派终于接管了工党领导层,正如他们一向设想的那样——只不过花了三十四年。[7]

利文斯通1981年掌权不久,曾对《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1957—1991)表示,大伦敦委员会的新领导集团是「政治领域中的后1968一代」。[8] 这意味着,他们公开而鲜明地反种族主义、反恐同、反帝国主义和反性别歧视;他们热衷庆典,强调创造性,也毫不回避宣传。他们喜欢壁画、流行音乐、鲜艳的色彩和服装;他们轻视以国家所有制为中心的国有化,把资金投入合作社与公社。他们与议会外左翼(extra-parliamentary left)的距离也近得多,并拒绝工党传统上对「合法」左翼与「非法」左翼所作的区分。

工党新左派在伦敦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不隶属于特定派别、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一定同情的社会主义者,包括肯·利文斯通、约翰·麦克唐纳、瓦莱丽·怀斯(Valerie Wise)、罗宾·默里(Robin Murray)、迈克·库利(Mike Cooley)、琳达·贝洛斯(Linda Bellos)、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和希拉·罗博瑟姆(Sheila Rowbotham)。

也有人曾参加托洛茨基主义团体:接掌兰贝斯区(Lambeth)的泰德·奈特(Ted Knight),以及在哈林盖区(Haringey)掌权、成为20世纪10年代约翰·阿彻(John Archer)以后伦敦地方议会首位黑人领袖的伯尼·格兰特(Bernie Grant),都曾是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ocialist Labour League)的成员;该组织在20世纪50年代遭工党禁绝。[9]

大伦敦委员会时期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理解:它开启了今日这个以「创意产业」
著称的多元文化首都的形成过程。利文斯通后来在2000年至2008年两度担任伦敦市长,政治立场已妥协许多。他在2010年代对安迪·贝克特(Andy Beckett)说:「我们不愿看到伦敦继续衰落,虽然我不认为当时的我们预见到,它后来会以那种方式挑战纽约。」

伦敦的确走到了那一步,只是实现方式不会是1981年的利文斯通所能想象的。

大伦敦委员会的新左派计划包含几个不同侧面,可以大致分为产业计划和宣传计划。规模最小的例子,是在委员会公园部门于20世纪70年代铺设了单调空旷的草坪之后,重新种植多年生草本花境。利文斯通把这项政策视作地方社会主义的实践:关照公共空间,使市民生活更有乐趣,同时创造技术性岗位,一项简单政策便把这些目标联结起来。

另一端则是大伦敦委员会庞大的预算。麦克唐纳始终谨慎维持预算平衡,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大伦敦企业委员会(GLEB)[10],用来试验「人民规划」(People’s Planning)。利文斯通、麦克唐纳与委员会负责人迈克·库利希望借此建立「以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我管理为基础的国家垄断企业」,从而「在性质上摆脱那些糟糕的既有范例;它们对消费者的需求毫无反应,公众对公共企业确实存在的敌意,正是由此产生」。

由大伦敦委员会管辖的伦敦运输局也成为这场试验的一部分。它几十年来第一次获得像样的投资,廉价票制「公平票价」(Fares Fair)扩大了公共交通客流,却在外伦敦布罗姆利区保守党议会提起的诉讼中被法院推翻。[11]

一些已经衰败或关闭的轻工业区借助合作社和小企业恢复活力。与之配套的,是为昔日重工业地区制定的「人民规划」。规划者为纽汉区庞大的皇家码头区提出了详尽方案,准备发展合作住房和合作制产业;最后一座码头于1980年关闭。[12] 

大伦敦委员会还购买了一些拟用于同类规划的土地,包括国家剧院附近的科因街、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巴特尔布里奇盆地,以及南萨瑟克北部的柯里奇啤酒厂。[13] 正如大伦敦企业委员会的行动者兼规划师希拉里·温赖特与莫琳·麦金托什(Maureen Mackintosh)所强调的:「假如当地团体没有长期开展有组织的斗争,这些项目便不会存在。」

大伦敦企业委员会负责人迈克·库利此前还是1976年「卢卡斯计划」(Lucas Plan)的主要推动者。该计划试图把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改造成由工人集体自我管理、生产有用而非致命产品的企业。[14] 在大伦敦企业委员会消亡后的回顾中,麦金托什和温赖特并未宣称这些工作取得了胜利。它们只是试验,没有什么成果得到彻底巩固,不过大伦敦企业委员会毕竟以不同方式为数千人提供了就业。

大伦敦企业委员会把办公室设在象堡,而没有进驻伦敦郡议会旧总部、宫殿般的伦敦郡政厅,目的是让机构「更容易接近——不再有漫长的走廊!」

他们对旧市政社会主义的批评确实过于笼统。大伦敦企业委员会一份报告的作者宣称,「人民规划」是对这样一个所谓事实的回应:大多数伦敦人「一直只是规划的受害者」。不过,今天再读他们的工作,它仍是一套严肃而建设性的方案。考虑到当时大伦敦委员会的政策普遍被视作「疯狂」,这一点尤其值得记住。要理解当年的反应,还须转向委员会关于种族、性别和文化的政策;持续发动攻击的小报,关注这些政策远甚于麦克唐纳的经济方案。

大伦敦委员会反种族主义宣传海报「让我们共同战胜种族主义」(Let’s Beat Racism Together),1984年。海报以不同族裔及青年亚文化群体共同舞蹈的形象,宣传「伦敦反种族主义」运动,并以「让大伦敦委员会继续为伦敦工作」回应撒切尔政府废除该机构的计划。

图片来源:伦敦档案馆,GLC/DG/PRB/25/G/077 。© The London Archives, 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

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起义(Brixton Riots/Uprising)[15]由带有侵略性的种族主义警务引发,是战后伦敦规模最大的城市骚乱。当时刚刚出任大伦敦委员会主席的利文斯通,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出现在布里克斯顿街头。《泰晤士报》对此惊骇不已。他公开而毫不羞怯地为骚乱者辩护,并拒绝出席当时正在伦敦另一处举行的王室婚礼,以便留在布里克斯顿的「前线」。

大伦敦委员会公开声援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爱尔兰统一、黑人权力和同性恋权利。这些政策在伦敦内城拥有令人费解的广泛支持,却遭到媒体猛烈围攻,其程度远远超过媒体对麦克唐纳经济政策的攻击。

1981年4月11日,布里克斯顿骚乱/起义期间,防暴警察在大西洋酒馆外列队。

图片来源:Kim Aldis,CC BY-SA 3.0,经 Wikimedia Commons。

利文斯通对此揶揄道:「也许所有种族主义者都已经搬到芬奇利或南克罗伊登去了。」他的出发点并非道德训诫,而是政治实践。1983年,他在《新左派评论》中说:

我始终认为,工党几乎只关注有工作的白人男性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弱点。在我看来,仅凭这一基础不可能改造社会。必须建立一个联盟,其中包括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失业者、妇女和黑人,也包括在性方面受到压迫的少数群体……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16]

这有时使利文斯通与其他激进市政社会主义试验发生分歧。

撒切尔政府对部分地方当局实行「税率封顶」(rate-capping),限制它们依法可以从地方税收中筹得的金额。利文斯通注意到,利物浦市议会有些人敌视他对同性恋权利的支持,便指出当时伦敦住着好几百名为躲避利物浦恐同环境而出走的利物浦人。[17]

大伦敦委员会最著名的「文化革命」,由一系列公共节庆、音乐会和活动构成。伦敦郡议会所属皇家节庆厅的门厅、露台和咖啡馆全天向公众开放,成为「伦敦的起居室」,其灵感来自斯德哥尔摩文化宫。

1984年大伦敦委员会「工作需要改变」节庆海报。活动于6月10日在伦敦南岸举行,场地包括郡政厅和禧年花园。

图片来源:UK Rock Festivals Archive。

新左派领导下的大伦敦委员会彻底抛弃了伦敦工党内部长期潜伏的文化清教主义。19世纪90年代伦敦第一批市政社会主义者所属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曾致力于消灭酒馆,并尽其所能关闭音乐厅。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做法已成为遥远记忆。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首都形成或迁入首都的波希米亚亚文化,第一次尝到了掌握权力的滋味。

史密斯乐队主唱莫里西(Morrissey)、大伦敦委员会领导人利文斯通和歌手玛丽·威尔逊(Mari Wilson)参加大伦敦委员会文化活动,1984年。背景展板展示委员会的就业与产业政策宣传。

图片来源:UK Rock Festivals Archive。

高潮是1984年7月英国矿工大罢工期间在伦敦郡政厅举行的一次节庆。即使到了今天,读到莫琳·麦金托什和希拉里·温赖特对它的描述,仍很难不感到一阵战栗:[18]

来到郡政厅的人发生了改变,也改变了人们在走廊里遇见的对象。过去来访的是官员和显贵,后来逐渐被伦敦社会的一个横截面取代:一端是朋克青年和拉斯塔法里派信徒(Rastas),另一端则是成群结队的孟加拉裔老年人。他们都没有被庄严的环境吓住,而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地方。1984年7月的节庆把郡政厅的这一变化推向了欢腾的高潮。整整一天,郡政厅里到处是年轻的朋克、光头青年、拉斯塔法里派信徒,以及各式各样的伦敦人。他们坐卧在过去只供贵宾使用的宏伟楼梯上,也挤满主楼层铺有木饰面的走廊。议事厅里连续举行关于废除大伦敦委员会的辩论,其中一段时间还让给安妮·斯卡吉尔(Anne Scargill)和矿工妻子行动者(Miners’ Wives)发表演说。[19]

黑兹尔·阿塔什鲁(Hazel Atashroo)2026年出版的《伦敦属于我们!》(London’s Ours!)封面。封面底图拍摄的是1984年6月10日「工作需要改变」节庆期间,聚集在郡政厅建筑前及其周边空间的人群。设计者明确说明,这张照片来自同一场节庆;照片原件藏于伦敦档案馆(The London Archives)。阿塔什鲁将其标作:「参加『工作需要改变』节庆、聚集于郡政厅的人群,1984年6月」。

这是一场关于民主和可接近性的现场展演,是伦敦新左派试图建设的城市在刹那间显现出的图景。它能否持续下去,已经无从知晓。撒切尔显然害怕它真的延续。利文斯通治理的是一个不断左转的首都,而整个国家正急剧右转。

1983年至1986年间的民意调查和地方选举表明,首都向左转的趋势在伦敦内部深受欢迎。利文斯通和激进派领导的大伦敦委员会,打算把伦敦变成英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缩影。政府明白这一点,于是摧毁了它[20]。

1988年泰晤士节烟火下的伦敦郡政厅;这一公共节庆由旧大伦敦委员会创办,并在机构撤销后延续。

图片来源:Christine Matthews/Geograph,CC BY-SA 2.0,经 Wikimedia Commons。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 欧文·哈瑟利(Owen Hatherley)是英国作家、编辑和建筑评论者,长期居住于伦敦东南部。他的写作涉及现代建筑、城市史、流行文化、社会主义政治及后社会主义空间。主要著作包括《战斗的现代主义》(Militant Modernism, 2009)《大不列颠新废墟指南》(A Guide to the New Ruins of Great Britain, 2010)《共产主义景观》(Landscapes of Communism, 2015)《红色大都市:社会主义与伦敦治理》(Red Metropolis: Socialism and the Government of London, 2020)和《英国现代建筑:地名志》(Modern Buildings in Britain: A Gazetteer, 2022)。本文是其著作《红色大都市:社会主义与伦敦治理》的节选改编,后收入《无惧城市:行动中的市政主义政治》。

[2] 大伦敦委员会是覆盖整个大伦敦地区的民选地方政府。它依据《1963年伦敦政府法》设立,1965年开始运行,与32个伦敦自治市议会及伦敦金融城法团共同组成两级地方治理结构。由选民选出的地方议员组成,可以制定地方政策、批准预算并监督公共机构,负责跨越自治市边界的战略规划、主要道路、消防、垃圾处理和部分交通、住房事务。住房管理、社会服务、图书馆及多数地方道路等工作主要由自治市承担。若与中国类比,它大致相当于处理全市性事务的「市级治理层」,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北京或上海市人民政府。英国的地方议会本身就是依法作出预算和行政决策的地方当局,其组织方式与中国的市人大、市政府分设体制不同。

[3] 伦敦郡议会成立于1889年,是伦敦第一个经选举产生、覆盖较大都市范围的地方政府。艾萨克·海沃德(Isaac Hayward,1884—1976)是工党政治人物,1947年至1965年间担任伦敦郡议会工党领袖,也是该机构撤销前最后一任政治领袖之一。他反对扩大伦敦政府辖区,担心郊区保守党选民削弱工党在内伦敦的优势。

[4] 大伦敦委员会于1986年3月31日停止运作,其职权被分散给伦敦各自治市、中央政府部门和新设机构。原文所谓伦敦「没有民选地方政府」,准确说是没有民选的全市级政府;各自治市议会仍然存在。2000年,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GLA)与民选伦敦市长制度正式建立,恢复了覆盖全市的民选治理层级。

[5] 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1945—)在1981年工党赢得大伦敦委员会选举后,通过工党党团内部改选取代安德鲁·麦金托什(Andrew McIntosh),成为委员会领袖,此时他作为「委员会领袖」的政治地位取决于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1986年委员会撤销后,他继续担任国会议员,并于2000年成为首任民选伦敦市长。

[6] 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1949—)于2015年至2020年任英国工党领袖。黛安·阿博特(Diane Abbott,1953—)曾在大伦敦委员会新闻与公共关系部门任职,1987年成为英国首位当选下议院议员的黑人女性。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1951—)在1981年至1985年间担任大伦敦委员会副领袖及财政委员会主席,2015年至2020年任影子财政大臣。

[7] 这里的「三十四年」从1981年大伦敦委员会激进左翼掌权算至2015年科尔宾当选工党领袖。作者把2015—2019年的工党左转解释为大伦敦委员会新左派政治谱系的延续;这一判断带有明确的论战性质,并非对工党各派系关系的中性概括。

[8] 《今日马克思主义》是大不列颠共产党主办的理论月刊,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在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主持下成为英国新左派讨论撒切尔主义、文化政治和阶级联盟的重要阵地。「后1968一代」指在1968年前后反战、学生、女权、反种族主义和新社会运动中形成政治经验的一代左翼行动者。

[9] 约翰·阿彻(John Archer,1863—1932)于1913年当选巴特西自治市(Battersea)市长,是伦敦最早担任市长的黑人政治人物之一;他与伯尼·格兰特后来担任的自治市议会领袖并非完全相同的职务。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是格里·希利(Gerry Healy)领导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1959年正式使用该名称,其前身「俱乐部」(The Club)在20世纪50年代已被工党排除。原文把禁绝时间与组织名称作了压缩处理。

[10] 大伦敦企业委员会于1983年设立,是大伦敦委员会推动产业重组和就业政策的主要机构,投资对象包括工人合作社、技术网络及面临关闭的企业。1985年英国议会辩论中,支持者称该机构已投资约200个项目,其中包括100多家企业,并创造或保住约3000至3500个工作岗位;这一数字出自政治争论,政府及商界团体当时对其效率和问责提出过异议。

[11] 「公平票价」是1981年大伦敦委员会工党竞选纲领中的公共交通补贴政策,票价下调幅度约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所需资金由地方税补充。保守党控制的布罗姆利自治市提起诉讼,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在 Bromley London Borough Council v Greater London Council [1981] UKHL 7 中裁定相关征税与补贴安排越权,迫使政策中止。争议随后推动了伦敦交通票制和综合通票的进一步调整。

[12] 皇家码头包括皇家维多利亚码头、皇家阿尔伯特码头和乔治五世国王码头。原文称最后一座码头于1980年关闭;皇家码头官方历史记载,商业货运最终停止于1981年,最后一艘装货船于当年12月7日离港。译文保留原文表述,并在此校正时间。

[13] 科因街长期面临大型商业开发计划。经过社区组织多年斗争,大伦敦委员会支持社区方案;科因街社区建设者(Coin Street Community Builders)于1984年以100万英镑从委员会购得约13英亩土地,随后发展合作住房、公共空间和社区设施。它是「人民规划」中获得长期制度成果的少数案例之一。

[14] 「卢卡斯计划」由卢卡斯航空航天公司的工会代表和工人于1976年提出。当企业以裁员应对军工订单下降时,工人整理自身技能并设计约150种具有社会用途的替代产品,包括医疗设备、公共交通和可再生能源装置。该计划未被公司采纳,却成为工人控制、技术民主与社会有用生产讨论中的经典案例。

[15] 1981年4月10日至12日,布里克斯顿的多族裔青年与伦敦警察厅发生大规模冲突。背景包括失业、住房困境、种族歧视,以及警方依据「嫌疑人法」开展的「沼泽81行动」(Operation Swamp 81)。官方文件长期使用「骚乱」(riots/disturbances),行动者和部分历史研究则使用「起义」(uprising);译文并列两种名称,以保留术语争议。事后成立的斯卡曼调查承认种族处境与警务失当是冲突背景,但未将伦敦警察厅界定为制度性种族主义机构。

[16] 大伦敦委员会在反种族主义、妇女平等和同性恋权利方面设立专门委员会,并资助社区组织。1985年,它发布《改变世界:大伦敦委员会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宪章》(Changing the World: A Lesbian and Gay Charter),并帮助支持伦敦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中心。这些政策是小报所谓「疯子左派」攻击的主要对象。

[17] 「税率封顶」是撒切尔政府通过《1984年税率法》(Rates Act 1984)限制高支出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制度。20世纪80年代,地方议会可以通过以房地产价值为基础的地方税筹集部分财政收入,并据此扩大公共交通、住房和社会服务支出。1984年的立法授权中央政府为特定地方当局规定最高税率或最高预算额度,由此限制工党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地方税维持开支。1984年被指定接受开支控制的18个地方机构包括大伦敦委员会。利物浦工党市政府则与「战斗派」(Militant)关系密切,围绕预算、住房和中央政府削减政策发生长期冲突

[18] 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由全国矿工工会(NUM)领导,反对撒切尔政府关闭煤矿。大伦敦委员会为罢工者及其家庭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其文化活动也把劳工斗争与都市亚文化、反种族主义和社区政治连接起来。

[19] 安妮·斯卡吉尔(Anne Scargill,1941—)是矿工家庭行动者,也是反对关闭煤矿的妇女组织「妇女反对关闭煤矿」(Women Against Pit Closures)的代表人物之一。罢工期间,「矿工妻子」并非单纯的工人家属称谓,而逐渐成为组织纠察、募款、公共演说和跨地区联络的政治主体。

[20] 英国属于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权力来自议会制定的法律,而不具有受到成文宪法永久保障的自治地位。按照英国的议会主权原则,议会是最高法律权威,可以通过新的法律设立、调整或撤销地方政府。撒切尔政府因此能够推动《1985年地方政府法》,在没有取得大伦敦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于1986年撤销这一民选机构。这与中国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撤销或合并地方建制表面相似,但法律机制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国家行政层级的一部分;大伦敦委员会则是被中央立法机关撤销的地方民选法人。

校勘说明

1.译文保留作者对撒切尔政府、英国工党及大伦敦委员会政治遗产的立场性表述;2.涉及皇家码头关闭年份、伦敦地方政府层级和社会主义劳工联盟沿革等可核实问题,未直接改动正文,而在注释中说明。

往期回顾

星期五书讯 | 灰色国度、共同生活与物流权力

译文 | 社会运动与博洛尼亚市政主义的兴起:一点介绍,一点背景

译文 | 巴塞罗那:实践中的市政主义

泥沙、帝国与「中国之忧患」的形成  读马瑞诗《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

保供、罢工与被外包的矿工:英国矿工曾让国家停摆,后来他们如何被外包掉

狐仙、贫家破屋与官印:一部被妖魅保存的民间史

福柯传记书单|避坑猎奇八卦 发现历史的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