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共同巴塞罗那的组织工作:挑战与创新
正文约5000字
凯特·谢伊·贝尔德(Kate Shea Baird)[1]
贝娅·马丁内斯(Bea Martínez)[2]

文献来源:“Organizing: Challenges and Innovations.” In Fearless Cities: Municipalist Politics in Action(《无惧城市:行动中的市政主义政治》), edited by Júlia Miralles-de-Imperial, 49–54. Barcelona: Fundació Sentit Comú, 2022.[3]
摘要
本文回顾共同巴塞罗那在2019年市政选举、组织巩固与疫情冲击中的实践。作者关心活动者如何被邀请、接纳并逐步承担责任:入户走访把政治带入居民日常,合唱团使文化成为参与入口,迎新机制则把短期动员转化为持续的组织关系。疫情中断面对面政治后,文章也指出市政主义对邻近性、共同在场和代际培养的依赖。
正文
共同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4]有些事情始终未变。自从我们在首届「无惧城市」大会(Fearless Cities gathering)及其后出版的书中分享组织工作的经验以来,我们的总体政治目标依然相同:联合起来赢得选举、改造我们的城市,并以开放、民主且能使人获得行动能力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与此同时,环境已经变化。
我们从自身实践以及与其他政治组织的交流中获得了新的认识。
本文将围绕三段经历作出反思:第一,2019年的市政选举,通过这场竞选,我们成功使阿达·科劳(Ada Colau)[5]连任巴塞罗那市长;第二,共同巴塞罗那自2015年成立以来的组织巩固,重点涉及活动者参与和获得行动能力的机制;第三,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对我们的影响。我们是一个扎根于邻近关系和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市政主义组织,疫情因而触及了组织工作的基础。
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我们开始为2019年5月26日的选举作准备。2015年,「他们没料到我们会来」,一支不为人知、又被低估的候选团队反而拥有优势。我们清楚,2019年的情况将完全相反:所有政党都会把我们视为必须击败的对手。因此,我们确信组织动员和政治传播仍需创新,借此吸引新的活动者,也打乱对手的部署。引进入户走访动员(door-to-door canvassing)[6],以及组建竞选合唱团巴塞罗那反叛合唱团(Cor Rebel de Barcelona)[7],正体现了这种创新精神。
入户走访无疑是2019年竞选的支柱之一,2023年也将如此。我们为什么决定采用这种方法?
坦率地说,若没有国际网络,我们不会这样做。来自美国一些组织的盟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相信这种方法符合自身价值观和政治实践方式。他们为我们提供培训,甚至同我们一道敲门。起初,有人怀疑这种技术能否移植到巴塞罗那。我们很快发现,它完全可行。
入户走访的巨大潜力,在于把倾听、接近社区及与居民共度片刻,同两种能力结合起来:一是判断应该敲哪些门的「科学」,二是懂得如何倾听、从交谈中取得所需信息的「艺术」。

美国竞选中的入户走访资料包与门把手宣传单。本文提到,共同巴塞罗那的走访项目曾获得美国组织者培训支持;本图为方法资料图,并非共同巴塞罗那活动现场。 图片:Matt Lemmon,2008;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2.0。
既然讨论的是民主激进主义,还有什么比倾听那些从未被询问过的居民、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更加激进?
比如,过去可能从没有人问过他们怎样看待自己居住的街区。在我们此前和此后采用的各种组织方法中,入户走访最能接触政治化程度最低的人群。因此,我们原本计划在选举结束后继续使用这种方法,以推进政治目标。当时没有想到,随后会经历长达两年的疫情。
2018年7月,我们开始培训共同巴塞罗那的活动者。事后看来,起步稍晚。最初接受培训的是来自不同街区、大约二十名积极性很高的人,随后陆续有人加入。9月,我们在圣安东尼街区[8]进行了第一次实地练习。以开门数量和实际交谈次数衡量,我们的成绩优于其他国家的经验。居民的接纳程度也超出预期,活动者对挨家挨户走访的畏惧逐渐消散。
最初的培训时间较长,强度也较高;受训者增多后,我们缩短了培训。关键的一点,是让新人同经验较多的活动者一起走访,这使活动能够逐步分散展开。几个月后,不同街区已经出现许多小型自组织团队,在不同时间自行开展入户工作。
我们很快发现,入户走访也是新活动者进入组织并获得行动能力的通道。敲门、倾听社区居民,既能帮助我们接触背景更多样的人,也能把他们带入组织。在竞选期间为参与入户走访而加入的人当中,许多人后来在共同巴塞罗那内部担任经选举产生的职务,或当选为区议员。[9]

2015年5月,共同巴塞罗那在「A la plaça!」街头活动中设置竞选摊位,活动者与到场市民围绕宣传材料进行交流。
图片:Barcelona En Comú,2015年5月21日;CC BY-SA 2.0。
我们得到的一项主要教训是:若要充分发挥入户走访的潜力,整个组织都必须相信这项工作的价值,并承认它在竞选中的核心地位。传播策略应当以组织新活动者为目标;竞选团队和传播团队在细化信息、划分受众时,也要认真考虑活动者在门口听到的意见。换句话说,组织动员要取得成效,整个组织都必须投入其中。
「巴塞罗那反叛合唱团」的构想,是用体现共同巴塞罗那价值观的歌曲为竞选活动注入活力。我们也希望把政治承诺落实到文化实践中,将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这个项目受到纽约活动者合唱团「抵抗复兴合唱团」(Resistance Revival Chorus)[10]的启发;长期担任合唱指挥的乌里·马斯(Uri Mas)[11]愿意提供艺术指导,则是我们的幸运。他仅用六个月便从零开始组建了合唱团。竞选曲目包括《啊,朋友再见》(Bella Ciao)[12]、《格兰多拉,褐色城镇》(Grândola, Vila Morena,1971)[13]等经典歌曲,也包括电视选秀节目《胜利行动》(Operación Triunfo)中的当代流行歌曲《我们》(Somos,2018)[14]。
合唱团与入户走访看似是两种差别很大的活动,却具有一项共同能力:扩大政治参与,并使参与者的构成更加多样。许多人原本不会投入竞选,只因喜欢唱歌,随后发现自己的声音和热情也能为竞选发挥作用,便由此加入其中。
组织巩固
在首届「无惧城市」大会上,共同巴塞罗那的活动者曾介绍政治汇流(confluence)[15]的原则、组织的形成过程、伦理守则及参与机制的发展。现在继续分享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一些新认识,或许仍有意义。
我们的第一点认识是,把选举组织工作——有时被贬称为「选举主义」(electoralism)——同促进参与、深化民主截然分开,是一种误判。这两个目标可以互相配合,也会彼此加强。按照我们的经验,竞选活动为新人加入共同巴塞罗那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人们可以共同作出决定、共同参与政治,组织也能借此向市民开放。选举期间,人们最关注地方政治,也最容易看清自己的政治参与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选举结果的现实后果会推动人们参加竞选,因为他们能够感到这种参与确实有用。

2015年5月25日,共同巴塞罗那支持者在Fabra i Coats参加选举夜活动;密集的人群交谈、等待并共同见证选举结果。
摄影:Marc Lozano;来源:Barcelona En Comú,2015年5月25日;CC BY-SA 2.0。
如何继续扩大参与,并使参与者更加多样,是共同巴塞罗那内部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寻求改变的组织都会面对的问题。我们仍在学习,许多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里先分享几点思考。
要扩大参与,组织就必须持续、主动并清楚地发出邀请。2015年选举后,我们一度停止这样做。那段时间,我们首次治理城市,着手把组织结构正式化,举行内部选举,并在加泰罗尼亚组建一个政党,还要处理许多其他工作,组织能力可能已接近极限。结果是,2015年至2018年,新人加入共同巴塞罗那相当困难。这一时期的加入者大都依靠自己的主动性,还得在没有正式支持的情况下自行摸索从哪里、以何种方式参与。
2018年起,我们开始纠正这个缺陷,通过社交媒体和街头招募邀请人们加入。成效十分明显:每场迎新会都有二十至三十人参加,我们还组织了一场百人以上的大型迎新活动。发出邀请本身不足以扩大参与,却是让尽可能多的有意愿者真正加入的必要条件。
第二点认识与此紧密相关。发出参与邀请后,必须提供清楚的入口,并建立高效、友善的迎新和组织衔接流程。共同巴塞罗那会邀请所有报名参与者参加迎新会,说明组织中的参与方式。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为新人创造一个同其他活动者相识并愉快相处的空间。迎新会努力体现组织工作的三项核心原则:容易进入、富有乐趣、能够形成共同体。会后,我们继续跟进,把参与者介绍给他们希望加入的小组协调员,并提供必要的额外支持。
目前,这套流程每个阶段的留存率仍低于我们的期望,因此还在不断细化和改进。比如,我们开始致电参加过迎新会的人,询问他们是否仍在共同巴塞罗那参与活动;若已经退出,也会询问原因。我们还在寻找办法,使迎新会上刚刚形成的关系得以延续,让在那里相识的人在迈出组织内部最初的政治步伐时能够互相支持。
邀请人们参与并建立后续流程仍然不够。更理想的做法,是在整个组织中形成友善而鼓励参与的文化。每一名活动者都应明白,接纳、支持新人是一项共同责任,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为促进这种文化,2019年选举后,我们建立了迎新网络,把各个大会和小组中负责接待新人的活动者联系起来。
我们已经认识到,若迎接新活动者不属于任何具体人员的责任,它往往就会成为无人承担的责任。因此,每个小组都需要明确一名迎新负责人;我们也鼓励这些活动者通过同伴学习,互相交流在各自小组中有效的做法。
友善的组织文化不只关系到让人们加入现有活动,也有助于发起新的活动。使人获得行动能力的有效办法,是认真对待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活动主义赖以持续的动力,就来自让每个人发挥所长。有人擅长编程,有人会跳舞,也有人对章程兴味盎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人愿意了解每一名活动者,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使他们能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贡献。
再次强调,这是所有人的工作。
我们还为组织动员投入了实际资源,在共同巴塞罗那的专职团队中新增「参与和组织工作组」,设置两个全职岗位。一个事项只有被写进预算,才真正算得上组织的优先事项。
市政主义与疫情
最后,本章无法回避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对共同巴塞罗那的影响。我们失去了敬爱的活动者、亲人和朋友,在悲痛中却不能彼此拥抱、共同哭泣。和其他人一样,我们还要面对疫情造成的心理影响,包括孤独、焦虑、抑郁,甚至绝望。
共同巴塞罗那是一项以大会为基础的政治计划,扎根于共同体、邻近关系和同社区的直接接触,并把快乐视为政治实践的出发点。疫情经验对这样的组织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大会、节庆、辩论、街头信息台、入户走访等原定政治活动大多无法开展。我们设计了集体骑行等新的安全形式,也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开展电话动员(phone banking)[16],却仍然受到很大限制。活动者之间几乎无法见面,更不用说同巴塞罗那所有居民沟通。我们过去总说,市政主义的主要力量来自面对面做政治、直视彼此的眼睛。两年多无法这样工作以后,可以确认这项判断没有错。
同街区居民缺少直接沟通,产生了清楚可见的影响。此类沟通原本是获得信息、感知街头动向的渠道,也是揭穿谣言和虚假新闻的机制。失去这项能力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针对我们的负面宣传,比过去造成了更大的传播伤害。

2020年4月,巴塞罗那克洛特区一处因疫情关闭的儿童游乐场。封控使依赖面对面接触的市政主义组织活动受到限制。 图片:Toniher,2020;Wikimedia Commons;CC BY-SA 4.0。
疫情疲劳以及政治活动难以开展,也导致了组织内部的动员衰退。当前最紧迫的挑战之一,是防止这种状态固化。更难弥补的是培养新政治领导者时损失的时间。领导者的成长需要亲身经历政治工作,再逐渐承担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许多2019年加入的活动者此时本应开始在各自大会中承担领导角色;疫情却冻结了活动主义的「生命周期」,阻碍了新一批活动者成长。未来几年,我们仍会感受到这批活动者「失落的一代」所造成的后果。
个人和集体如何从疫情中恢复,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里没有神奇的解决办法。不过,近年来活动者展现出的创造力和勇气,使我们拥有比以往更多的应对工具。入户走访和反叛合唱团都建立在市政主义的几个支点上:邻近、共情与共同行动。通过这些价值和实践,我们才可能重新获得封控与社交隔离期间失去的力量、快乐和行动能力。
▼ 注释 (框内可滑动)
[1]凯特·谢伊·贝尔德(Kate Shea Baird),英国出生的政治活动者和市政主义组织者,2008年后长期居住在巴塞罗那。她在共同巴塞罗那成立之初加入该平台,负责国际联络,并推动「无惧城市」跨地方网络的形成。2017—2021年,她担任共同巴塞罗那执行委员会成员;2019年共同协调市政竞选委员会,工作重点包括基层动员、入户走访和政治传播创新。她也长期以英文介绍西班牙市政主义实践,关注地方民主、权力下放和跨国组织合作。
[2]贝娅·马丁内斯(Bea Martínez),共同巴塞罗那的组织者。她曾当选该组织内部代表和执行委员会成员,2020年前后在执行团队中负责街区或地域组织工作,参与设计活动者招募、迎新和留存机制,也负责把入户走访等竞选方法转化为较长期的组织实践。2021年「无惧城市」活动将其身份列为共同巴塞罗那执行团队的街区组织负责人。
[3] 本文原载 Fearless Cities: Municipalist Politics in Action,由胡莉娅·米拉列斯-德-因佩里亚尔(Júlia Miralles-de-Imperial)编辑,Sentit Comú基金会(Fundació Sentit Comú)于2022年出版。该书与2019年的 Fearless Cities: A Guide to the Global Municipalist Movement(《无惧城市:全球市政主义运动指南》)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并非同书的不同版本。Fearless Cities官方网站的「The book」页面同时提供两书。
[4]共同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常缩写为BComú)是2014年6月公开发起的市民政治平台,汇集住房权运动、街区组织、社会运动成员和左翼政党力量,目标是参加2015年巴塞罗那市政选举并把社会运动诉求带入市政机构。它在2015年选举中成为市议会第一大力量,阿达·科劳随后当选市长。原文称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更准确的说法是平台于2014年启动,2015年以政党形式登记并赢得选举。
[5]阿达·科劳(Ada Colau),西班牙住房权活动者,曾任受按揭影响者平台(PAH)发言人,2015—2023年任巴塞罗那市长,也是该市首位女性市长。2019年市政选举中,共同巴塞罗那获得10席,与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同席,但票数略少;科劳随后凭共同巴塞罗那10票、加泰罗尼亚社会党8票及曼努埃尔·瓦尔斯阵营3票,以21票再次当选。故原文所说「通过竞选使科劳连任」概括了竞选和议会组阁两个阶段。
[6]入户走访动员(door-to-door canvassing)指活动者依照选区和目标群体规划,挨家挨户与居民交谈、记录议题并争取参与或投票的竞选方法。共同巴塞罗那此前缺少这种传统,其2019年项目得到美国工作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相关组织者的培训支持。公开回顾材料提到内莉尼·斯坦普(Nelini Stamp)和瓦莱丽·阿尔萨加(Valery Alzaga)参与指导;后者也明确记载,她同工作家庭党一道为共同巴塞罗那的走访和志愿者项目提供建议。
[7] 巴塞罗那反叛合唱团(Cor Rebel de Barcelona)是共同巴塞罗那为2019年竞选组建的合唱团。「Cor」在加泰罗尼亚语中可指「合唱团」,也可指「心」,名称因而兼有「反叛合唱团」与「反叛之心」的双关。该团后来继续以音乐表达社会正义、参与民主、生态主义和市政主义等主张。
[8]圣安东尼街区(Sant Antoni)位于巴塞罗那扩展区(Eixample),以圣安东尼市场及其周边社区生活闻名。这里是共同巴塞罗那2018年首次试行入户走访的地点。Sant Antoni在中文中缺少固定译名,本文采用音译。
[9] 巴塞罗那划分为十个行政区,各区设区议会,负责讨论和处理街区层面的市政事务。这里的「区议员」属于巴塞罗那市政体系的地域代表,不能等同于独立城市的市议员。原文所说「在共同巴塞罗那内部担任经选举产生的职务」,指组织通过内部民主程序产生的领导、协调或代表岗位。
[10]抵抗复兴合唱团(Resistance Revival Chorus)是2017年美国妇女大游行之后在纽约形成的活动者合唱团,以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表演者为主体,尤其重视有色人种女性的声音。其曲目承接黑人教会、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抗争的音乐传统,把集体歌唱作为政治集会与共同体建设方式。
[11]乌里·马斯(Uri Mas)是巴塞罗那的音乐人、记者和合唱指挥,创办或执导过多个流行合唱项目,并曾担任巴塞罗那反叛合唱团的指挥。
[12]《啊,朋友再见》(Bella Ciao)是一首与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密切相关的歌曲,二战后成为国际左翼、工人运动和社会抗议中广泛传唱的曲目。其旋律和歌词的形成历史存在多种说法,因此本文不把它简单标作某一年创作的单一作者作品。
[13]《格兰多拉,褐色城镇》(Grândola, Vila Morena)由葡萄牙歌手若泽·阿方索(José Afonso)创作并于1971年录制。1974年4月25日凌晨,电台播放该曲,成为武装部队运动发动行动的秘密信号之一;随后发生的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终结了葡萄牙新国家政权的独裁统治。该曲因而成为葡萄牙民主化与左翼政治文化的重要象征。「Vila Morena」也可译作「黝黑的城镇」或「褐色城镇」,本文取后者。
[14]《胜利行动》(Operación Triunfo)是西班牙广播电视公司系统推出的电视歌唱选秀节目,2001年首播。《我们》(Somos)是2018季参赛者共同创作和演唱的主题曲,于2018年11月发布。两者没有通行的正式中文译名,本文分别采用意译,并保留西班牙语原名。
[15] 政治汇流(confluence;西班牙语常用confluencia)是2010年代西班牙左翼政治中的重要组织术语,指社会运动、独立活动者和不同政党在保留部分身份的同时,为特定选举和治理计划建立共同平台。共同巴塞罗那正是此类「汇流」实践的代表。原文随后提到在加泰罗尼亚组建政党,主要指共同巴塞罗那参与推动2017年成立的加泰罗尼亚共同体(Catalunya en Comú),后者试图在自治区层面整合多个左翼政治空间。
[16] 电话动员(phone banking)指组织者或志愿者依据名单集中致电居民,用于选民沟通、议题调查、活动招募和投票提醒。疫情期间,这类方法可在无法开展面对面走访时维持联系,但作者认为它不能替代共同在场所形成的政治关系。
校勘说明
1. 原文在英式拼写「organising」与标题中的美式拼写「organizing」之间存在不统一,译文不作形式区分。标题中的「organizing」译作「组织工作」,正文则依语境译为「组织动员」「组织工作」或「组织衔接」。这里的含义接近社会运动和竞选中的基层组织实践,不能理解为中文行政体系中的狭义「组织人事工作」。 2. 原文称共同巴塞罗那「成立于2015年」。该平台实际于2014年6月公开启动,2015年完成政党登记并参加市政选举。正文保留原文说法,注释说明时间差异。 3. 原文写于2022年,因此把2023年的入户走访和选举写作未来事项。2023年市政选举中,共同巴塞罗那获得9席、131,594票;科劳未能第三次出任市长,社会党人豪梅·科尔博尼(Jaume Collboni)随后当选市长。译文保留原文时态。
往期回顾
译文 | 社会运动与博洛尼亚市政主义的兴起:一点介绍,一点背景
泥沙、帝国与「中国之忧患」的形成 读马瑞诗《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