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新市政主义究竟新在哪里?
正文约23000字
马修·汤普森(Matthew Thompson)

文献来源:Thompson, Matthew. “What’s So New about New Municipalism?”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5, no. 2(2021): 317–342.
摘要
新市政主义是一场正在形成的全球社会运动。它把地方政府与地方经济同时作为民主改造的对象。不过,这场运动究竟新在何处?本文将它放回具体的地理、政治经济和历史条件中,同早期的市政社会主义及国际市政主义相比较。作者认为,新市政主义重新赋予跨国市政联系以政治锋芒。支撑这种联系的,不再只是城市之间看似中性的政策借鉴和模式复制,而是共同抵抗新自由主义紧缩城市主义与平台资本主义的城市团结。文章进一步区分平台型、自治主义型和管治型三种新市政主义,借助国家空间重组、城市资本主义危机及抗争周期,分析它们各自的特征、矛盾、联系与可能性。
正文
一、导论
市政主义(municipalism)正在复兴。这里所谓市政主义,是指市镇在民族国家面前争取政治与经济生活的民主自治。它所依托的单位大小不一,可以是城镇教区、都市自治市,也可以是整个城市区域。过去,城市企业主义把市政层级的国家机构描绘成新自由主义经济围攻下的被动守城者。如今,它却越来越被视为「全球治理的先锋行动者」(Lauermann, 2018: 208)。
民族国家向地方下放权力的进程已在世界多地展开,英格兰声势浩大的「权力下放革命」便是其中一例(Ayres et al., 2018)。与此同时,市政府一面承受民主诉求,一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紧缩,开始试验新的共同生产方式。它们不再满足于充当监管者,而是试图成为促成社会合作的「伙伴型国家」(Bauwens and Onzia, 2017)。
美国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城市」正在扶植工人所有的合作社生态,这正显示出地方政府角色的变化(Sutton, 2019)。城市行动者也没有停留在制度门外。他们通过各种空间实践重新争取城市权利(Iveson, 2013),在现实生活中预构后资本主义的城市公地(Chatterton and Pusey, 2019),并把城市组织成能够反抗既有秩序的「反叛城市」((Harvey, 2012; Kolioulis and Süß, 2018)。[1]
这些潮流在2017年的巴塞罗那汇合。那一年,无惧城市网络(Fearless Cities network)举行了首次国际聚会。伯特·拉塞尔(Bert Russell)把它称作所谓「新市政主义」的「公开亮相」(Russell, 2019: 2)。约700名参与者和100个公民平台从180座城市、40个国家赶来,希望以城市的民主改造回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民主赤字与社会不公(Barcelona en Comú et al., 2019)。[2]
新市政主义内部差异很大,却仍有两点把这些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第一,他们都把城市或市政尺度当作实现政治目标的战略场所。第二,他们对目标的理解并不相同。有些实践属于「务实型」或「企业型」市政主义,只能在紧缩城市主义划定的狭窄边界内随机应变(Aldag et al., 2019; Thompson et al., 2020)。另一些实践则更加主动,也更愿意同既有秩序发生冲突。它们试图扩展行动范围,改造国家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并从穆雷·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无政府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方案——「自由市政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中汲取灵感(Bookchin, 2014; Carson, 2017)。[3]
本文试图从批判城市理论出发,为这片参差不齐的政治地形勾勒一幅概念地图。讨论的重心是走在运动前列的共同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以及那些更明确地以社会改造为目标的实践。
杰克逊合作组织(Cooperation Jackson)是全球运动中最受瞩目的案例之一,它把目标概括为「社会民主化与生产社会化」(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4]这样的纲领似乎使新市政主义同较为成熟的市政实践拉开了距离。它也不同于更广阔的历史传统,其中既有多种市政社会主义(Leopold and McDonald, 2012),也有正在扩张的「国际市政主义」(international municipalism)。后者以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城市联系为主,源头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Saunier, 2002)。到20世纪初,这些联系已有正式组织(Dogliani, 2002)。
今天,城市网络和国际协会激增。欧洲城市网络(Eurocities)、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等机构,共同搭建起一套技术官僚式基础设施,供城市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政策、模仿模式并追逐创新(Acuto et al., 2017; Ewen and Hebbert, 2007)。这套体系通常把政治冲突化约为技术问题,因此具有鲜明的后政治色彩(Clarke, 2012b)。无惧城市似乎构成了它的反霸权变体。问题是,它凭什么成为反霸权力量?当这场更激进的新实验被放回市政主义的整体历史,它究竟带来了什么新东西?
本文沿着国际市政主义和「市政联系」的历史研究继续追问(Clarke, 2012a, 2012b; Dogliani, 2002; Saunier, 2001, 2002):新市政主义与其他市政主义在何处彼此区分,又在何处彼此相连?
过去和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市政主义,往往被处理成「非政治的」或「反政治的」事业(Saunier, 2002; Clarke, 2012b)。新市政主义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它以重新政治化的激进改良主义姿态面对地方国家。它设想的制度形式,应当服从城市生活的逻辑,而不只是复制国家的逻辑。这条道路可能表现为数字公民平台对传统政党政治的挑战,也可能表现为锚定机构与合作社组成的非国家网络对经济发展的重新组织,还可能表现为城市议会结成自治邦联,逐步取代国家。本文将把这三条道路分别展开。
这批研究十分重要,却长期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本文把它同人们更熟悉的「城市性」研究放在一起讨论(Barnett, 2014; Beveridge and Koch, 2019a, 2019b; Magnusson, 2014),因为两者都在质疑社会科学根深蒂固的国家中心主义,地理学和城市研究也不例外。人们太习惯「像国家那样看」,以至于忘了还可以像城市那样看。于是,城邦(polis)常被直接等同于国家,「城市与政治的共生」也就从视野中消失了(Magnusson, 2014)。如果重新看见这种共生关系,城市政治共同体便不必凡事经由民族国家,才同世界共同体(cosmopolis)发生联系。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在《世界史的结构:从生产方式到交换方式》中说明,部落制、亚细亚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与后资本主义等不同生产方式,总是同特定的社会形态纠缠在一起。以馈赠维系的氏族、农业帝国、民族国家和市政主义,都属于这种历史组合。民族国家调节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非亘古不变,它只是较晚出现的一种霸权秩序,因此也可能被改变。[5]
然而,设想替代性政治共同体的人,往往仍被困在国家中心主义的坐标里。他们只能说自己要「进入国家、反对国家并超越国家」(Cumbers, 2015),要「重新想象国家」(Cooper et al., 2019),或要「预构国家」(Cooper, 2017)。[6]新市政主义正在把这些边界向外推。它有时试图在市政尺度重新塑造国家,有时则在当下的制度实践中预先建造一种扎根城市、不同于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当政治、国家与「城市日常」之间固有的连接被拆开并重新组合,国家中心主义也就开始松动,人们终于有可能「像城市那样看」(Magnusson, 2014)。
新市政主义可以同多种进步城市主义并置。它们都在新自由主义之内寻找立足点,同时反抗并试图超越新自由主义(Featherstone, 2015)。它们反对紧缩,也反对资本主义对人类及非人自然的榨取,并尝试在现实中预构后资本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Chatterton and Pusey, 2019)。相较于其他进步运动,新市政主义尤其值得重视,因为它有意识地进入国家规制和资本流动赖以落地的地方制度与空间安排,并试图从内部改造这些安排。它重新想象国家空间,也重新划定国家权力作用的地域边界,由此预构「替代性区域主义」(Jonas, 2013)。这些区域主义可能冲击国家规制下的资本主义,也可能为替代性经济空间及「他异性」(alterity)提供生长的土壤(Fuller et al., 2010)。[7]
对研究者而言,这些实验提供了少有的经验现场,使人能够从具体实践中提炼出替代方案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地域结构。另类经济研究经常停在愿景层面,正缺少这种把实践提升为「具体抽象」的工作(Jonas, 2013: 826)。
下文将从三个方向回答「新市政主义究竟新在哪里」。
第一,文章先把它放回市政社会主义与国际市政主义的历史,考察今天的城市联系如何更多地建立在团结之上,而不只是建立在城市间相互比较、彼此竞逐的「比较竞争」(comparition)之上(Saunier, 2002)。[8]第二,文章以巴塞罗那这座最具代表性的「无惧城市」为例,说明新市政主义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新意。第三,文章从城市危机入手,解释它为何同以往的市政主义发生断裂。
本文认为,新市政主义最鲜明的特征,是以激进民主和社会改造回应城市资本主义危机。在这一历史背景上,本文提出平台型、自治主义型和管治型三种理想类型,并以作者较为熟悉的全球北方案例加以说明。巴塞罗那将同叙利亚的罗贾瓦(Rojava)和美国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比较,英格兰的普雷斯顿则同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比较。文章最后讨论这场运动的内在矛盾和现实困难,并把平台型市政主义放进「平台资本主义」、「平台城市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提出后续研究方向(Dyer-Witheford, 2020; Srnicek, 2016; Leszczynski, 2019; Richardson, 2020; Fuchs, 2020; Morozov, 2019)。
二、重访跨国市政主义的历史
新市政主义并非凭空出现。它身后有一条漫长而丰厚的历史线索,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城邦。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理解中,城市与公民身份彼此塑造,谁属于城市、谁能够参与公共生活,从来不是两件分离的事情(Bookchin, 1987)。中世纪欧洲也曾遍布鲜明的城市制度和跨城网络,行会与汉萨同盟便是代表。后来,威斯特伐利亚式民族国家崛起,官僚制与外交体系成为政治世界的主角,这些城市制度才逐渐黯淡下去。韦伯式社会学又进一步把它们安置在「前现代遗存」的位置上(Ewen and Hebbert, 2007)。
19世纪初,现代地方政府被纳入欧洲国家规制体系,市政主义随之重新登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比利时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及改良派,通过选举夺得不少市镇,并把地方政府当作试验市政社会主义的场所。这些尝试很快越过大西洋,在北美落地生根(Dogliani, 2002)。
市政主义起初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写道,当时「各方都同意,甚至有时连无政府主义者也同意,地方政府应当成为检验社会主义政策的实验室」(Davis, 2018: 82)。然而,国际市政主义不久便逐渐褪去政治锋芒,转而成为一项追求「公共利益」的技术科学事业。它努力跨越意识形态分歧,维持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建立一门由共同知识构成的「市镇科学」,以便改良、复制那些被认为行之有效的城市政策(Saunier, 2002)。这场运动根植于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和合作社运动(Davis, 2018),随后又同田园城市运动及城乡规划运动一道发展(Saunier, 2001)。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和世界语运动也汇入其中(Clarke, 2012b)。
跨大西洋的联系,最初主要靠一批社会改良者的非正式网络维系。国际市政主义史家皮埃尔-伊夫·索尼耶 (Pierre-Yves Saunier)把他们称作「城市国际」(Saunier, 2001)。这些人通过考察、旅行、会议和私人往来,让城市治理知识在不同国家间流动。1913年,国际地方政府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成立,松散联系由此获得正式组织。这个常设城市组织甚至早于民族国家间第一个稳定运作的常设协会(Ewen and Hebbert, 2007)。[9]
跨国市政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壮大。它在公共供给和集体经济管理方面创造的许多制度,后来被战后民族福利国家吸收。欧洲市政主义者的注意力也随之转向战后重建、和平与欧洲统一。「友好城市」等计划在这一时期兴起,随后又进入欧洲城市网络一类欧盟政策网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体制转型推动市政主义进入东欧与亚洲,拉丁美洲威权政权的民主转型也为它开辟了新的空间(Clarke, 2012a)。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使城市网络衰落,反而令其急剧增殖。到2017年,全球城市网络已经超过200个,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成立于2001年以后。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把越来越多城市网络纳入自身的政策架构(Acuto et al., 2017)。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北美慈善基金会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Leitner et al., 2018)。
在索尼耶看来,20世纪的这类市政主义合作,从一开始便要求成员接受若干普遍主义信条。其一,未来必然是城市的。其二,文明真正的基本细胞是市镇,而非民族国家。其三,市政治理是一种超越政治冲突的技术活动,应当以科学方法为理想。其四,各地市镇分享同一套规则和价值,因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相互比较(Saunier, 2002)。城市展览、会议和大会为学习、协作及政策转移提供了渠道。与此同时,城市之间的争胜从未消失,竞争几乎同合作一样普遍。
尼克·克拉克(Nick Clarke)把当代城市政策流动中的后政治倾向,追溯到这种普遍主义传统(Clarke, 2012b)。为了维持由不同立场组成的政策共同体,城市网络往往以共识之名回避真正尖锐的争议。近年「快速政策」的周期越来越短,可供模仿的政策框架和行动手段反而越来越窄,后政治由此加深。可持续性、韧性、智慧城市等话语被包装成无需争论的「宏大能指」,围绕它们形成的网络则汇成一套全球城市政策「复合体」(Leitner et al., 2018)。城市看似不断创新,争论却常被压缩为如何更高效地执行同一种发展路线。
新市政主义正是在反抗这套复合体赖以繁荣的新自由主义条件时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在城市核心地带酿成紧缩,西班牙的反应尤其强烈。2015年年中以后,共同巴塞罗那等公民平台在西班牙多数大城市进入地方政府。它们采用「双重权力」(dual power)战略,把反紧缩社会运动积累的力量转化为选举力量,将进步候选人送进市政机构。很多候选人原本就来自运动。2015年当选巴塞罗那市长的阿达·科劳(Ada Colau),便是住房正义组织「受按揭影响者平台」(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 PAH)的创始成员。PAH长期反对驱逐、住房止赎和金融化(Blanco et al., 2019; Rubio-Pueyo, 2017)。[10]
这些市政主义「汇流」(confluencias)是在反紧缩抗议的「潮汐」(mareas)中升起的。2011年的15-M运动(15-M Movement),又称「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曾让抗议者占领西班牙各地城市广场。新的自我组织方式使社会能量和政治可能性冲破原有组织边界,形成所谓「溢流」(desbordes)(Rubio-Pueyo, 2017)。[11]不同阶级、群体与诉求并未先被挤压成单一身份,而是在公民平台中相互交汇。平台由此越过传统党派界线,形成更开放的组织结构。
当向国家申索权利的传统道路显得疲惫不堪,运动开始把战略从「占领广场」转向「占领制度」,也就是把街头积累的组织能力带进国家机构。进入政府以后,这些公民平台以不同程度的成效推进合作主义和进步左翼政策。西班牙汇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有两点:公民主导的运动不再把市政府视为外在对象,而是有计划地改造市政治理;它们也试图让城市政治经济本身接受更深的民主控制。正因如此,西班牙经验成为全球新市政主义运动最醒目的前锋。
共同巴塞罗那也是无惧城市网络的主要组织者。这个网络连接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南北美洲的实践,并共同编写了介绍全球市政主义运动的指南(Barcelona en Comú et al., 2019)。作为传统国际市政主义组织的萌芽性反霸权替代,无惧城市不依赖民族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慈善基金会或跨国公司居间协调。它由成员共同治理,以自治的基层网络形式运行。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TNI)等「跨国替代政策团体」为其提供支持,研究并推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民主替代方案(Carroll, 2014)。[12]
无惧城市通过线上论坛和地区峰会,让行动者、社会创新者、市长与市议员相互学习。原文写作之前,峰会已经在布鲁塞尔、华沙、纽约和瓦尔帕莱索举行。第二次全球峰会当时计划于2021年春在阿姆斯特丹举办。跨国研究所的总部就在这座城市,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还同公地网络(Commons Network)合作推进「99阿姆斯特丹」(99 Amsterdam)项目。新市政主义联系最关键的变化,就发生在这里。城市不再只是交换「最佳实践」,而是在共同面对紧缩和资本主义生态毁灭时建立政治团结。它们通过危机中的「团结生产」连接起来,而不是让政策模型像商品一样在城市之间循环(Bayırbağ et al., 2017)。
跨地方团结并不新鲜。巴黎公社社员、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激进民主运动,都曾跨越城市边界、彼此支援(Featherstone, 2015; Kolioulis and Süß, 2018)。无惧城市以及「避难城市」(Refuge Cities)等网络,则显示这一传统如何在数字时代被重新发明。叙利亚难民危机期间,后者追随巴塞罗那的做法,把愿意接纳难民的城市连接起来。跨国研究所资助的《乌托邦地图集》(Atlas of Utopias)、「变革之城」(Cities of Change)和米尼姆市政主义观察站(Minim Municipalist Observatory),利用协作制图、数据库和新媒体搜集世界各地理念相近的实践,让它们彼此看见,也更容易合作。城市内部对公地项目的制图,同样可以成为建设市政主义平台的手段(Bauwens and Onzia, 2017)。
这些项目或许能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搭建去商品化的价值回路(Lee, 2006),让反霸权的市政联系不只停留在宣言中,而获得实际的物质基础。
国家民主化,经济社会化
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看,新市政主义的新意会更加清楚。它首先受到新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布克钦的自由意志市政主义,为这场运动提供了一套「广为共享的政治语言」(Rubio-Pueyo, 2017: 4),「新市政主义」这一名称也由此而来。布克钦关于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和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的思考尤其关键。他认为,人类对非人自然的掠夺,并不是孤立的生态失误,而是人对人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统治在自然界中的延伸。这个判断使新市政主义,尤其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很容易同生态社会主义及「去增长」思想发生共鸣(Jarvis, 2019; Vansintjan, 2018)。[13]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城市权利」也在运动中反复出现(Lefebvre, 2003)。在这里,社会权利不再只是民族国家以成员身份为界发放的法律资格。那种权利固定、抽象而且排他,仿佛只有被正式承认的领土公民才有资格提出要求。新市政主义则把权利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居住权和参与权。凡是生活在城市、参与空间社会生产的人,都应当拥有介入城市决策的资格(Purcell, 2002)。西班牙汇流提出「民主始于你生活的地方」,正是这个意思(Rubio-Pueyo, 2017)。美国的庇护城市网络(Sanctuary Cities network),以及巴塞罗那为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设立的「避难城市计划」,都把这一原则落实到了难民政治中。
公地(commons)是另一条贯穿新市政主义的思想线索。彼得·莱恩博(Peter Linebaugh)说,资本主义的「圈地」在历史上一直是公地的反面,也是它最顽固的敌人(Linebaugh, 2014: 1)。对新市政主义者而言,公地不只是某类共有资源,更是一种重新安排公共生活的空间想象。通过「公共—公地伙伴关系」,公共服务和公共资产可以逐步摆脱官僚垄断或私人占有,成为由使用者共同治理的公共之物,也就是拉塞尔所说的「公共之物的共同化」(Bauwens and Onzia, 2017; Russell, 2019: 12; Russell and Milburn, 2018)。西班牙汇流的总口号「现在,共同」(Ahora en Común / Now in Common),以及「现在马德里」(Ahora Madrid)和「共同巴塞罗那」这些名称,都在强调这一点。
女性主义则改变了运动生产知识和组织政治的方式。新市政主义重视一种建立在民主审议之上的「协作式理论建构」(Russell, 2019: 12)。理论不再是供人膜拜的教条,而要在共同实践中被反复解释、修改和重新发明。「政治女性化」也不只是增加女性代表,它要求政治关系离开等级、竞争和父权式命令,转向更开放、诚实、透明且彼此负责的合作。在所谓「横贯论坛」(transversal forums)中,对话、共情、倾听和相互照护不是附属美德,而是政治如何发生的基本条件(Rubio-Pueyo, 2017)。女性主义还提醒这场运动,维系生命的社会再生产必须置于中心,不能再让榨取式商品生产决定城市的全部价值尺度(Bhattacharya, 2017)。
在政治组织上,新市政主义同传统政党政治发生了明显断裂。它既不接受民选代表垂直下达决定,也不把社会运动的纯粹横向结构奉为唯一答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集会》(Assembly, 2017)中提出,应当把「战略交给运动,战术交给领导层」(Hardt and Negri, 2017: 18)。新市政主义与这一思路相近。它争取选举胜利,却不把胜选当作终点。进入政府只是为了实施更广阔的社会主义战略。
西班牙汇流试图在国家尺度同左翼民粹力量结盟,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党」(Podemos)。在地区尺度,它们又同加泰罗尼亚的人民团结候选人党(Candidatura d’Unitat Popular, CUP)合作。后者反资本主义,也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目前正在多个市镇推动新一轮激进市政主义试验(Bernat and Whyte, 2019)。这些联盟希望形成葛兰西意义上的反霸权历史集团。拉塞尔因此提醒,市政主义者没有把地方国家当成一件拥有固定本质的东西。他们更愿意把它视为一个「战略入口」,借此发展更广泛的社会改造实践和理论,最终重新分配经济权力与政治决策权(Russell, 2019: 3)。
黛比·布克钦(Debbie Bookchin)在无惧城市网络中影响很大,她的父亲穆雷·布克钦则为整个运动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她说:「新市政主义不只是推行进步政策,更是把权力交还普通人」(转引自CLES, 2019: 4)。阿达·科劳用另一句话表达同样的意思:这场运动应当成为「广场,而不是神殿」(an agora, not a temple)。[14]广场允许人们争论、协商并共同制定政策,神殿则暗示一套已经完成、只能由信徒接受的经济方案。
现实政治不可能只停留在比喻中。西班牙汇流不得不在「广场」与「神殿」之间寻找富有创造性的妥协。它们把公职人员置于更严格的公民监督和问责之下,也借助街区议会、参与式预算和开源数字投票平台,把更多人带进决策过程(Rubio-Pueyo, 2017)。这样做,是为了弥合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之间的裂缝。新自由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描绘成两个彼此分离的领域,列斐伏尔与布克钦却都认为,这种分割只是思想上的幻象。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共同参与空间生产,也共同塑造社会如何再生产自身(Lefebvre, 2003; Bookchin, 1987)。列斐伏尔因此没有把解放局限为工人接管企业。他借助「自治管理」提出了更宽广的愿景:所有居民都应当通过人民议会共同管理社会生活(Gray, 2018)。[15]
从经济政策看,新市政主义也在挣脱新自由主义城市企业主义(Lauermann, 2018)。20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巴塞罗那模式」凭借奥运会带来的城市营销而名噪一时。它在全球「快速政策」网络中被反复传颂,背后却伴随绅士化、旅游化和以城市形象吸引资本的「增长政治」。如今,这套模式正遭到挑战(Blanco et al., 2019; Davies and Blanco, 2017)。共同巴塞罗那提出了相反的民主社会主义议程:孵化合作社和社会企业,实行进步采购,把公共服务和公用事业重新纳入市政控制,对旅游业施加更严格的监管并处罚Airbnb等平台,同时把住房权等社会权利置于食利者和绅士化力量之前(Blanco et al., 2019)。
新市政主义者由此把目光投向后资本主义转型(Chatterton and Pusey, 2019)。杰克逊合作组织提出四项「根本目标」,其中包括越过私人财产制度,把主要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直接交到黑人劳动阶级手中,也包括摆脱资本主义榨取,发展能够修复生态的生产力(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这些目标并不满足于让地方经济增长得更公平,而是试图改变谁拥有经济、谁决定生产,以及生产究竟服务什么。
然而,新市政主义同城市企业主义之间并非截然断裂。劳尔曼(Lauermann, 2018)发现,城市企业主义近年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城市政府更被动,也更依赖城市间竞争。现在,它们开始主动干预,甚至以合作方式推动去增长、智慧城市和城市实验室等新议程。市政主义对社会与团结经济的推动也可以放进这个趋势中理解。巴塞罗那甚至宣称自己是社会与团结经济的全球首都。
新市政主义因此可能代表一种新的城市企业主义。它不再把「投机」置于中心,而是强调「试验」(Lauermann, 2018)。判断成败的尺度也不必只是投资回报率。进步采购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便可以成为另一种评价标准。可是,只要地方政府仍然以企业家的姿态竞逐资源,哪怕目标更进步,它同新自由主义治理的连续性仍然存在。
真正拉开距离的一项政策,是把已经私有化的公共资产重新纳入市政所有,也就是「再市政化」(Becker et al., 2015; Cumbers, 2012)。这种做法在拉丁美洲和欧洲多地重新出现,接续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和美国盛行的市政社会主义传统(Leopold and McDonald, 2012)。当时,地方政府一面在私人市场中经营市政企业,一面直接提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服务。英国利物浦和伯明翰等地的做法,曾被反对者讥讽为「煤气与自来水社会主义」。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的社会党市政政治,则被称作「下水道社会主义」。[16]这些贬称原本想说明地方社会主义眼界狭窄,只会经营基础设施,后来却意外留下了一套公共所有和公共服务的历史记忆。
今天,英国的市政企业正在以金融化形式卷土重来。地方政府大举购买购物中心等商业地产,又设立特殊目的载体,建设一部分保障性住房和一部分营利性住房,希望用利润补贴在紧缩中岌岌可危的公共服务(Christophers, 2019)。这种「金融化的市政企业主义」不再像典型新自由主义那样直接出售公共资产,反而把资产和服务重新置于市政所有之下,只是这种所有本身已经深深依赖金融市场(Beswick and Penny, 2018)。围绕利物浦提出的另一种「企业型市政主义」设想,则希望地方政府在社会经济和基础经济中重新发现自身的经营能力,让这种能力更具包容性,也更扎根于地方生活(Thompson et al., 2020)。
这些实践仍可视为「务实市政主义」的不同版本(Aldag et al., 2019)。它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国家以财政纪律惩罚地方政府所点燃的危机烈火中,被迫锻造出来的求生办法。新市政主义同它们的差别,不在于政策是否聪明,而在于是否把民主和决策权的激进再分配置于核心。它希望从基层主动而有计划地挑战资本主义危机,不愿只在国家划定的边界内,哪怕极有创造性地,继续为危机善后。
城市危机中的抗争
危机是新市政主义形成的关键条件。若从结构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回望,资本主义正在耗尽新的利润来源,系统性的积累危机越来越深,繁荣与崩溃之间的周期也越来越短(Bayırbağ et al., 2017; Karatani, 2014)。城市因此被推到时代冲突的前线。它们日益成为生产发生、资本攫取财富以及人们集体试验替代方案的主要场所(Barnett, 2014)。城市也不再只是全球空间的被动落点,而在更主动地塑造全球空间。各种资本主义矛盾进入城市制度之后,会被地方政府、市场和基础设施暂时调节,也可能被转嫁给别的地区或群体,甚至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恶化。城市正是这样一个制度性的力量场(Bayırbağ et al., 2017)。
资本主义历史由一轮又一轮「技术—经济范式」以及宏观层面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 waves)划分。技术创新、投机和金融化推动这些长波,它们带来的从来不只是工具革命,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也会随之改组(Perez, 2002)。市政主义同样在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的结合中创造新的社会形态。远洋轮船与电报曾同时服务全球殖民资本主义和国际市政主义,让资本、帝国与城市知识沿着同一条线路流动。今天,数字平台技术又为后后福特主义(Post-Post-Fordism)中的最新一轮市政主义注入能量(Murray et al., 2015)。[17]
不过,资本主义周期和危机不能被从社会过程里抽离出来,仿佛它们只是资本规律自动运转的结果。社会运动的抗争同样参与制造历史转折,资本本身也在抗争中改变形态(Featherstone, 2015)。19世纪初的第一批市政主义运动,可以同社会主义国际和合作社运动一起理解为第一次「现代抗争周期」(Tarrow, 1994; Tilly, 1978)。它们反抗工业资本主义,也试验别的经济组织方式,最终参与塑造了下一阶段由国家规制的资本主义。
后来,国际市政主义被吸纳进主导性的治理逻辑。到「漫长的20世纪70年代」,反对大众消费资本主义和技术官僚国家管理的社会动员,开启第二轮抗争周期,市政主义也重新获得激进色彩。「红色博洛尼亚」(Red Bologna)、意大利的「接管城市」(Take Over the City)运动,以及稍后的英国市政社会主义,都是这一轮回返的表现(Jäggi et al., 1977; Gray, 2018; Cooper, 2017; Mackintosh and Wainwright, 1987)。[18]
第三轮抗争周期始于2011年。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震荡,把人们赶到世界各地的广场上。此后,地方政治和国家政治重新被激活,形成「我们能党」、科尔宾主义和德国左翼党等带有鲜明左翼民粹主义色彩的运动与政党。它们声称代表被资本寡头利益排斥的「人民」,提出反紧缩的民主社会主义方案,要求生产社会化,并把公共基础设施重新纳入市政控制(Dyer-Witheford, 2020)。
新市政主义重新采用议会战略,同时又尝试建设替代性城市制度。这在近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史上,是一次不寻常的转向。社会运动研究通常把制度化理解为运动开始衰竭的时刻。公民主导的抗议一旦转为更温和、更正式、更稳定的组织形式,往往就被认为失去了扰乱秩序的能力,也宣告了失败(Tarrow, 1994; Tilly, 1978)。共同巴塞罗那却走出另一条轨迹。布兰科、萨拉萨尔与比安奇(Blanco, Salazar and Bianchi, 2019)指出,短暂的抗议事件在那里逐渐沉淀为社会自治空间。新的政治主体、新的战略和新的组织形式,都在这些空间中生长出来。最新一轮市政主义的新意,也许正体现在这种跨越领域的能力上:把社会运动、制度政治、城市经济和技术实践接在一起。
新市政主义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向国家提出权利要求。它更愿意建设同国家并行的城市制度,让人们即使越过国家,也能满足基本需要。在这一点上,它同「城市日常」的政治实践相通。二者都拒绝让国家逻辑垄断政治的形式,转而从城市生活本身寻找行动方式。城市既是斗争发生的地点,也是各方争夺的对象。
贝弗里奇与科赫(Beveridge and Koch, 2019a, 2019b)所谓「城市日常政治」,就是把国家移出分析中心,转而重视扎根此时此地、嵌入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人们通过合作住房、替代货币、社区花园和社会中心,暂时改变城市空间的用途,夺回被占有的空间,或搭建能够回应社会需要的替代性城市系统。
长期以来,这些「替代性经济空间」(Fuller et al., 2010)、「自己动手的城市主义」(Iveson, 2013)、「改造性社会创新」(Thompson, 2019),以及把后资本主义未来做给人看的「多样经济」(Gibson-Graham, 2008),都面临同一个难题:它们规模太小,制度寿命太短,很难持续挑战主导秩序。新市政主义开始正面处理这个难题。它不满足于让替代实践孤立生存,而是改造市政制度,让后者为这些实践提供孵化、支持和保护。由此,一个可能超越国家逻辑的「城市政治地平线」逐渐显现(Beveridge and Koch, 2019a, 2019b)。这个地平线并非现成蓝图,而是许多局部实践正在共同推开的视野。
这条城市地平线有什么特征?
新市政主义直接生于反对2008年以后紧缩城市主义的城市斗争(Davies and Blanco, 2017),也吸收了鲜明的城市自我组织传统。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长期存在强大的无政府主义与联邦主义传统,这些历史至今仍在塑造地方政治(Blanco et al., 2019; Bernat and Whyte, 2019)。批判城市理论由此解释了一个当代现象:资本主义城市化越深入,社会冲突越容易集中到城市,民主实验的机会也越可能在城市出现。权力、不公和围绕它们展开的斗争,都在迅速城市化(Barnett, 2014)。
马格努松(Magnusson, 2014: 1563)甚至认为,「城市性」本身就是政治的形式,国家和帝国也被包含在其中。城市把不同生活方式压缩在彼此邻近的空间里。正是这种近距离的差异,促使人们自我组织和自治,在不同层级、不同性质的权威之间制造政治,也不断延后任何权力对最终主权的垄断。然而,克莱夫·巴尼特(Clive Barnett)提醒,把城市直接等同于激进城市政治,会落入「地方陷阱」(local trap)(Purcell, 2006)。地方尺度并不会自动生产民主主体,小地方也完全可能封闭、排外和专制。
拉塞尔(Russell, 2019)认为,新市政主义之所以能够绕开地方陷阱,是因为它依靠的不是对地方本身的迷信,而是一种必须被主动创造的「邻近政治」(politics of proximity)。这项政治计划利用城市尺度,让具体的身体真正聚到一起。这里首先出现的不是已经附着于国界和领土的抽象「公民」,而是共同生活、共同承受问题的人。市政主义过程把他们组织起来,也可能在行动中生产新的政治主体(Russell, 2019: 13)。这一思路同列斐伏尔的「相遇」相呼应。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指出,城市的独特力量就在于让原本分离的人、经验和斗争相遇,从而生成新的组合、新的团结与新的可能(Merrifield, 2013)。
布克钦则在伦理上区分「城市化」与「城市」。无限蔓延的巨型都市生活制造资本主义式匮乏和异化,真正的城市却可能孕育尊重差异的民主政治,以及生态可持续的共同富足(Bookchin, 1987; Vansintjan, 2018)。杰里米·吉尔伯特(Jeremy Gilbert)认为,新市政主义正在推翻一种资产阶级城市想象。那种想象把城市描绘成疾病、犯罪与危险的温床,新市政主义却重新夺回城市,把它看作「希望的灯塔」,看作民主活力和政治发明的关键场所(Gilbert, 2018: 29)。
西班牙政治中的「溢流」与「汇流」,也让人想到哈特和奈格里所谓「诸众」(multitude)的政治(Hardt and Negri, 2017)。诸众在大都市的现实广场和虚拟广场中集结,彼此不同,却能够共同行动。议会或集会(assembly)在市政主义想象中有很深的历史根系。布克钦设想,从街区到城市区域,各级人民议会可以结成邦联,成为后资本主义、后国家自治社会的新制度细胞(Bookchin, 1987, 2014)。这套想象可以追溯到雅典民主、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委员会民主,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布克钦的思想对罗贾瓦行动者影响最为直接(Öcalan, 2017),在无惧城市网络中也很受欢迎。[19]
柏林近年的住房斗争,让这条城市地平线显出更具体的轮廓。自2018年末起,持续多年的住房运动发展成一场广泛的公民请愿。运动要求市政府迫使拥有大量房产的私人公司,把住房转入共同所有,而不是简单收归国家所有(Beveridge and Koch, 2019a)。这项名为「公民创制」的请愿表面上以地方国家为对象,实际上却绕过正式的代议政治,利用直接民主工具改变所有权。运动要求成立一个独立、非营利的公共机构来管理住房,治理者应当是「城市社会的代表」,而不是政府代表(Beveridge and Koch, 2019a: 11)。[20]
这场运动把被剥夺者、不稳定劳动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对现状不满的中产房产业主聚到一起。联盟不是靠抽象一致性维系,而是通过邻近政治和共同斗争产生团结。贝弗里奇与科赫把这种实践称为带有悖论色彩的「政治性的反政治」(political anti-politics)。它反对的是自由民主正式代议机制对政治的垄断,却不反对社会改造本身。正是在这类行动中,地方国家的边界开始混合、变形,逐渐朝向一种更具城市性和市政主义色彩的制度形态。
三、市政主义的三种模式
新市政主义都在处理跨国联系、城市危机、国家改造和政治经济民主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属于同一种政治。不同地区的历史、阶级结构和文化经验,使这些项目在地理上、意识形态上和社会文化上呈现出很大差异。它们有时甚至彼此背离。为了把这片复杂地形看得更清楚,本文提出三种彼此相关的理想类型。区分它们的关键,是各自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国家。
第一种是「平台型市政主义」(platform municipalism)。它依靠公民社会动员建立新的公民平台,经常借助数字平台技术,在国家与平台资本主义之内展开工作,同时反抗并试图超越二者。
第二种是「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autonomist municipalism)。它通过集体自我组织,建设合作社、公社和人民议会的邦联,目标是形成不依赖国家的政治共同体。推动这条道路的,通常是反国家斗争、生物区域自治和文化自决。
第三种是「管治型市政主义」(managed municipalism)。它主要通过技术官僚式制度设计改造地方国家,使城市经济接受更充分的民主控制。
表1概括了三者的差别,具体案例会让这些差别更加清楚。[21]
表1 市政主义的三种模式
| 维度 | 平台型市政主义 | 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 | 管治型市政主义 |
|---|---|---|---|
平台型市政主义首先属于正在形成的「平台城市主义」条件(Leszczynski, 2019; Richardson, 2020)。人们通常把平台理解为屏幕界面、算法和数据系统组成的数字架构,也把它理解为一种经济行动者和新的积累模式,平台资本主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Srnicek, 2016)。平台还是一种话语工具,公司和城市借此把自己放进新市场。不过,平台也可能预构一种经过彻底重组的「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Leszczynski, 2019)。
智慧城市话语强调数据驱动的治理,平台型市政主义则把注意力转向后一种可能。Deliveroo等平台公司已经在重组城市基础设施、劳动、流动和治理的协调方式。这个过程会重新划定城市空间,也会改变人们同城市及公民身份的关系。平台型市政主义希望把正在发生的重组民主化、社会化。正如理查森所说,城市平台不只存在于界面和算法之中。它们通过众多彼此联网的城市实体,形成一种「灵活的空间安排」,并制造新的集体或公共基础设施。只是这些基础设施通常既不免费,也不由国家提供(Richardson, 2020: 1, 3)。
平台型市政主义因此有两个相连的目标:让城市平台接受民主控制,并把平台用于更广泛的城市经济民主化。比利时根特市政府资助的「公地转型计划」(Commons Transition Plan)是一个初步例子。它先把全市公地项目绘制成图,再以这幅地图为基础,为公地的进一步发展搭建平台(Bauwens and Onzia, 2017)。博洛尼亚的「公民想象办公室」(Office for Civic Imagination)则是一座治理公地的实验性「协作实验室」(Foster and Iaione, 2016)。西班牙汇流建立的公民平台,也可以看作平台技术在政治组织中的化身。柏林和巴塞罗那还尝试在地方司法权限内限制优步(Uber)和爱彼迎(Airbnb)等平台公司的活动,以削弱它们对城市生活的控制(Carson, 2017)。巴塞罗那的平台合作社生态和技术主权运动,更是在重新编码全球智慧城市复合体,使其转向反霸权方向(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 Lynch, 2019)。
20世纪90年代的巴塞罗那模式以城市营销和企业主义为核心。到2010年代,它逐渐演变为智慧城市议程。城市精英同思科和微软等跨国公司合作,试图把「城市改写成软件」。这是一项典型的后政治技术解决主义工程,目标是让巴塞罗那成为全球智慧城市和数字转型的参照对象(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
另一条数字政治却在基层生长。数字社会创新和平台合作社蓬勃出现,它们以「技术主权」为旗帜,希望通过开源软件、社区所有的宽带和云基础设施,把数据与数字治理重新置于民主公共控制之下(Lynch, 2019)。2015年共同巴塞罗那执政后,开始改造自上而下的智慧城市战略,终止同微软和思科的部分合同,并通过市政孵化器把资金转向数字平台合作社。技术主权由此进入市政议程中心。
「我们决定·巴塞罗那」(Decidim Barcelona)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是一套开源线上平台,供市民参与公共决策和参与式预算。平台设计者把它描述为一种赋予社会过程以力量的工具,使大规模社会协调和集体行动能够相对独立于公共行政而展开(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 10–11)。平台技术在这里承载的是城市自治逻辑,而不是既有国家机构的单向管理,这一点同柏林公民创制运动相互呼应。到2018年初,Decidim Barcelona已有2.8万名市民参与民主决策,协助举办800多场公共会议,收集约1.2万项提案,其中约9000项进入市政政策。著名的「超级街区」(superilles)改造也包含其中,它让许多居民的城市生活变得更安全、更宜居。[22]
第二种类型可以用杰克逊合作组织说明。这个由公民推动的合作经济项目位于密西西比州杰克逊,代表了「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随着实践深入,它逐渐减少对地方国家的依赖,把主要精力转向自治替代制度。行动者把自己的路线称作「双重权力」。一方面,他们通过人民议会在国家领域之外建设自治力量,并建立恢复公地的广阔平台。另一方面,他们只在有限范围内参与选举,目的是形成激进选民集团,并把从议会中成长起来的候选人送进政府(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 75)。
正式市政权力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保护工具。地方政府可以为民主团结经济提供孵化空间,使它暂时免受种族主义国家和资本的侵扰。2013年当选杰克逊市长的激进社会主义者乔克韦·卢蒙巴(Chokwe Lumumba),把双重权力浓缩在一句承诺里:把杰克逊建设成「地球上最激进的城市」,让生产资料社会化,让社会民主化。他在2014年突然去世。此后,其子虽然当选市长,获得的政治授权却较弱,杰克逊合作组织也逐渐把重心移出选举政治,转向社会经济自治和黑人自决。[23]
这个组织把经济自治、生态自给和非货币交换编织在一起。它试验替代货币、时间银行、粮食种植、可再生能源、废物循环利用、社区住房、数字制造实验室、创客空间和工人合作社(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合作社不是孤立企业,而是结成邦联,并对社区承担民主责任。合作学校负责政治教育,社区贷款基金提供能够耐心等待回报的资本。所有项目都尽量落在社区土地信托拥有的土地上,再把盈余投入新的项目,逐步形成相对自治的价值回路。
罗贾瓦位于这条光谱更激进、更反国家的一端。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社群面对叙利亚和土耳其国家在社会与生态上的殖民性破坏,建立了约3700个遵循生态社会主义原则的自治公社(Jongerden, 2019)。这些公社明确拒绝国家形式,以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的民主邦联主义为组织原则。奥贾兰的思想又深受布克钦自由意志市政主义影响(Öcalan, 2017; Bookchin, 2014)。在这套制度想象中,民族国家会不断复制反民主等级、性别不平等和种族压迫,因此必须由街区和市镇层面的直接民主议会取代。各议会自由结社,组成区域邦联。这里出现了市政自治最完整、也最激进的形态。[24]
第三种类型位于光谱另一端。英国一些地方政府、智库和第三部门组织也开始使用「新市政主义」这个名称,不过它们更关心地方经济价值回路的市政化,经济民主往往先于政治民主。英格兰北部的普雷斯顿被称为「科尔宾经济学的实验室」(Bolton and Pitts, 2018)。所谓「普雷斯顿模式」,核心是把本地已经存在却未被充分利用的支出能力组织起来,让财富在地方产生并留下。
这里的关键行动者是「锚定机构」(anchor institutions)。大学、住房协会和医院等公共或非营利机构同地方联系紧密,很难轻易迁走,同时承担重要公共职能。普雷斯顿把它们的采购预算转向使用本地劳动力的合作企业,希望社会价值留在当地,而不是让利润流往远方。地方经济战略中心(Centre for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CLES)和民主合作组织(Democracy Collaborative)等进步智库推动了这套「社区财富建设」战略。它同更激进的市政主义有明显差别。CLES在《伦敦的新市政主义》中,仍把普雷斯顿同巴塞罗那、杰克逊并列为代表案例,随后又讨论卡姆登、伊斯灵顿和哈克尼三个伦敦自治市如何参与英国仍在萌芽的新市政主义运动(CLES, 2019)。[25]
新经济基金会(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EF)的报告《堵住漏洞》为CLES的进步采购思路提供了重要基础。报告把城市经济比作一只漏水的桶(Ward and Lewis, 2002)。公共资金或私人投资不断流入困难的地方经济,更多财富却又从桶底漏走,被外地的投机者和股东吸走。「涓滴经济学」在这里变成了财富不断「滴漏出去」。
报告提出,地方应当借助替代货币等机制,让财富在内部反复流动,形成更可持续、也更能自我维系的经济。新经济基金会据此开发了LM3,即「地方乘数三轮法」(Local Multiplier 3)。这个工具追踪一笔收入在三轮支出中如何留在当地,对英国的社会价值评估和采购政策产生很大影响,普雷斯顿模式也从中受益。普雷斯顿试图借助采购工具和集体所有制,引导并留住原本高度流动的资本。它支持合作社、社区土地信托、市政化养老基金和社区银行,目的都是让地方经济不再只是资本经过的管道。
普雷斯顿模式改造自克利夫兰模式,两者又都受到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蒙德拉贡集团的启发。蒙德拉贡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合作企业网络(Rowe et al., 2017)。克利夫兰面对工业衰退和严重城市收缩,开始培育「常青合作社」(Evergreen Cooperatives)。这些工人所有的企业主要承接锚定机构合同,业务涉及洗衣、食品和可再生能源(Coppola, 2014)。[26]
克利夫兰地方政府后来给予关键支持,但项目最初由美国民主合作组织设计,主要资金则来自克利夫兰基金会(Cleveland Foundation)。后者是美国最大的慈善性社区基金会之一,资产约18亿美元。技术官僚和慈善基金会在项目起源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使它较少受到本地民主控制,也更接近传统国际市政主义。普雷斯顿则由民选地方代表推动,因此同市政社会主义的联系更强。
不过,这两种模式仍然具有市政主义性质。它们都利用市政和城市尺度,试图建立一套整体、连贯而且更民主的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工人合作社结成网络,并向社区所有的信托负责(Rowe et al., 2017)。它们没有简单地把一切企业直接收归市有,而是建设由非国家行动者组成的替代性城市系统,让地方国家成为合作伙伴和锚定机构。经济民主化与财富再地方化,正通过这条道路显露出新的城市地平线。
市政主义的矛盾地图
这三种新市政主义都带着各自的张力和矛盾。它们只是用于组织观察、引出经验研究的理想类型,不能当作现实世界中彼此封闭的盒子。
最先显现的是意识形态差异。自治主义型和平台型市政主义同全球无惧城市运动联系更紧,管治型市政主义则主要同跨大西洋的社区财富建设网络相连。管治型市政主义的思想根基,多来自英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平台型与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却更多继承无政府主义、女性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长期影响社区财富建设,也是美国研究机构「民主协作中心」(The Democracy Collaborative)的联合创办人。他提出「多元主义共同体」,借鉴罗尔斯(John Rawls)和达尔(Robert Dahl)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主张通过分散所有权建立一种「财产所有者民主」(Alperovitz, 2012)。他始终追问:如果既不接受公司资本主义,也不接受国家社会主义,人们究竟想要什么?他的回答,是在市政尺度更新民主社会主义。
这种思想背景也许可以解释第一组矛盾,为什么一些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批评普雷斯顿模式对「价值」的理解过于物质化。
按照这种理解,价值仿佛是一件可以通过合作所有制在本地「截留」或「保存」的东西,而不是阶级关系经由社会中介才会出现的形式。博尔顿与皮茨(Bolton and Pitts, 2018: 133–138)认为,这种理论取消了中介,把价值直接寄托在具体事物上。它同民粹主义关于「人民意志」和「夺回控制权」的想象彼此呼应,也容易重新唤起「一国社会主义」这种古老而难以实现的愿望。
蒙德拉贡的经验使问题更加尖锐。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合作社集团,并未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把资本主义矛盾吸收到自身内部,并依靠对全球南方雇佣劳动的剥削维持竞争优势(Sharzer, 2017)。在全球经济已经高度相互中介的条件下,市政社会主义能否独自在地方完成自身,因而始终存疑。
对普雷斯顿模式的另一项常见批评,是它可能滑向地方保护主义。采购政策若优先本地供应商,而许多彼此依赖的地方又同时采取同样做法,结果可能不是合作,而是地方之间竞相压低成本。回应这一问题,需要在不同尺度上培育「团结市场」。合作社之间的贸易,应当以社会价值和生态繁荣为目标,而不是以私人利润为唯一尺度,并逐步发展去商品化的合作生产。
美国「合作社城市」正在尝试建设由市政府协调、由民主制度治理的工人合作社生态(Sutton, 2019)。然而,只要这些生态仍嵌在全球价值链中,就可能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情形:地方市镇暂时避开了资本的部分不公,矛盾却沿着供应链被转移、外包,并在别处变得更尖锐。国际性的「团结市场」或许可以提供一条出路。更多合作社进入跨国市政主义供应链,价值回路才可能逐步去商品化(Safri, 2014)。杰克逊合作组织也希望重新想象「整个价值链」,使其成为社会化、去商品化且生态可持续的供应链。美国团结经济网络(US Solidarity Economy Network)等跨地方组织,正被用来建立这类合作贸易联系。
第二组矛盾围绕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展开:市政国家民主化本身就是目标,还是更广泛的经济改造的手段?
「广场」路线把市政主义理解为开放的审议空间,协作式理论建构和政治女性化都属于这一方向。「神殿」路线则先勾画新经济的制度结构,再集中力量把它建造出来。英国的新市政主义明显偏向后者。CLES指出,英国的新市政主义主要从市议会和市议员的垂直权力中生长,本地社区与行动主义的横向力量仍在边缘(CLES, 2019: 7)。这种「神殿」取向首先是现实条件的产物。英国基层社会运动相对薄弱,阶级结构的分解和新自由主义对工人阶级团结的破坏,都使自下而上的合作社运动难以自行壮大。
普雷斯顿模式因此主要由地方政治倡议者推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后来担任工党市议会领袖的马修·布朗(Matthew Brown)。他们试图从上而下培育工人合作社运动,做法同克利夫兰的常青合作社相近。克利夫兰模式的设计者、民主合作组织共同创办人特德·霍华德(Ted Howard)也承认,合作社在当地原本是一个从蒙德拉贡输入的「外来概念」(转引自Rowe et al., 2017: 58)。
萨顿(Sutton, 2019)研究美国近年出现的「合作社城市」时,把克利夫兰归为典型的「催化开发型」城市。它不同于「认可型」城市,后者是在基层压力下承认已有合作运动;也不同于「培育型」城市,后者面对的是已经由基层发展起来的合作社生态,市政府只需通过预算和政策帮助它继续成长。催化开发型城市还包括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和纽约州罗切斯特。它们尝试调用市政资源,从几乎空白之处催生合作社运动,并让民主合作组织担任主要经纪人与政策设计者。
这种技术官僚主导的合作社发展路线,同世界三个最成功的合作地区并不一致。蒙德拉贡、魁北克和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合作社,都是先在基层成长为繁荣部门,并建立自我治理的邦联结构,随后才通过政策突破进一步扩张(Rowe et al., 2017)。普雷斯顿和其他催化开发型城市寄希望于另一条路径:先发展工人合作社和社区所有制,再让人们在经营与治理中形成民主主体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使运动逐步自我扩展,最终走向自治管理。
横向主义色彩更强的西班牙汇流,同样没有逃出制度限制。它们发明数字平台,重新启用街区论坛,又尝试创造各种混合制度,希望越过自由民主的代议结构。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边界仍然坚硬。共同巴塞罗那在2019年5月的地方选举中失去一个关键席位。传统政党重新掌握主动以后,阿达·科劳不得不同它们达成妥协,市政府也逐渐同加泰罗尼亚更激进的运动拉开距离(Bernat and Whyte, 2019)。
中央国家的集权力量构成另一重阻碍。西班牙政府的「蒙托罗法」限制地方政府的支出、招聘和改革能力,再市政化尤其受影响(Rubio-Pueyo, 2017)。[27]英国管治型市政主义同样处在中央国家支配的紧张中心—地方关系中。即便政府宣称正在进行「权力下放革命」,市镇的从属地位早在紧缩时代以前便已形成(Ayres et al., 2018)。美国城市政府也同时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限制。19世纪形成的「狄龙规则」把城市规定为州立法机关的造物,地方政府只能行使州明确授予的权力。[28]
这一制度对杰克逊合作组织造成了切实后果。密西西比州政府多次阻挠其计划,甚至接管原本为杰克逊市提供重要收入的机场,使市政府失去一笔本可资助激进项目的财政来源(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这些冲突暴露出以选举为基础的市政主义何等脆弱,也说明双重权力为何不可缺少。
杰克逊合作组织最初提出三项战略:建立人民议会、争取政治职位、发展团结经济。早期工作优先追求迅速赢得选举,并模仿克利夫兰改革市政采购和合同政策。真正的替代性经济空间却是在选举战略退居次位以后,才取得明显进展。地方团结经济必须拥有不受选举周期完全支配的根基,跨国联系也必须把不同城市的斗争连接起来。市政主义同国家之间的困难关系,一再把运动推回这两项工作。
第三组矛盾涉及集体认同。
许多成功的市政主义和合作社运动,都扎根于长期的集体行动、互助和团结传统,所在社群往往拥有强烈文化认同,也经历过自决斗争。加泰罗尼亚民族自决深刻影响巴塞罗那政治,杰克逊合作组织则以黑人赋权反抗「白人至上主义国家」(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
杰克逊这个地点并不是运动自然而然的唯一选择。围绕马尔科姆·X基层运动(Malcolm X Grassroots Movement)组织起来的一批黑人马克思主义行动者曾在杰克逊和亚特兰大之间比较,最后选择前者。他们认为,杰克逊的地方条件更适合面对种族主义监控国家、掠夺性资本主义和气候崩溃。这个案例表明,只要政治意志和战略能力足够强,市政主义项目也可能由战略选择推动,而非完全由地方传统内生。
然而,在缺少强烈集体认同和自我组织历史的地方,政策能否真正培育地方自治所需的集体能量,仍然没有答案。以国际团结为基础的普遍主义社会主义伦理,同依靠特定身份动员的办法之间,也存在明显紧张。前者试图打开边界,后者有时却可能重新划定排他性的共同体边界。
第四组矛盾涉及城市本身的作用。
若说市政尺度只是实现更大社会主义目标的工具,便会低估「城市性」在新市政主义中的实际功能。假如新市政主义只被宽泛地定义为「社会民主化」,它同一般社会主义战略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居住经验和邻近政治构成了不可替代的中介(Russell, 2019)。
依照「新地方性」框架,这种中介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Jones and Woods, 2013)。一是地方的「想象一致性」(imagined coherence)。市政主义者通过共同生产地方,建立政治纽带,也强化人们对地方的认同。二是「物质一致性」(material coherence)。市政机构和锚定机构的管辖范围,以及功能性经济区的地理尺度,为改造战略划定了现实边界。
无论想象还是物质层面,都牵涉中心性政治。城市权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进入政治经济生活决策中心的权利,也是反抗被推向边缘的权利(Purcell, 2002)。广场和议会把这种中心性具体化,锚定机构也通常集中在城市核心,而且只有较大的城市集聚才能支撑它们。新市政主义依赖中心性,也可能因此加剧不均衡发展与社会空间分化。
普雷斯顿便拥有相当有利的条件。它是兰开夏郡议会所在地,也拥有中央兰开夏大学。许多规模相近的邻近城市,并没有这些公共职能和稳定支出来源。阶级问题也经常被忽略。新市政主义主要由新城市左翼和技术官僚推动。西班牙汇流的核心成员,大多是年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却就业不稳定的「认知劳动阶级」或「创意阶级」。他们同工人阶级以及移民不稳定劳动者结盟(Rubio-Pueyo, 2017)。新市政主义者常说自己代表底层群体,但这些群体能否真正发声,声音又能否被听见,仍然很不清楚。围绕城市中心凝聚的市政主义政治,如何同郊区和乡村腹地相处,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四、结论:为未来研究搭建平台
作为一场重新兴起的全球运动,新市政主义恢复了市政主义的一项古老愿望:让城邦同世界共同体相连,并通过重新安排政治空间的尺度,使民族国家不再垄断公共生活(Magnusson, 2014)。这种安排同时朝两个方向展开。向上,它越过国家,进入超国家和全球尺度。向下,它回到次国家和城市尺度。国际市政主义早已包含这一愿望,新市政主义却把它推得更远,推向一条鲜明的城市地平线。
传统国际市政主义一直受到两重约束。领土国家的逻辑把城市锁在国家框架之内,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又规定城市之间如何联系。随着新自由主义扩张,它越来越滑向后政治(Leitner et al., 2018)。这种趋势也延续了国际市政主义的非政治起点。为了让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地区的城市保持联系,尖锐冲突被压低,合作被包装成超越政治的技术事业(Clarke, 2012b; Saunier, 2002)。
新市政主义重新给这条传统注入政治,也让它更激进。它的跨国联系,不以竞争对手之间的比较为基础,而以同志之间的团结为基础。无惧城市等反霸权基层网络(Barcelona en Comú et al., 2019),以及跨国研究所等替代政策团体(Carroll, 2014),承担主要组织工作。慈善基金会、国际非政府组织、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不再天然占据中介位置(Acuto et al., 2017)。
从更深处看,新市政主义试图通过制度变化改造人的主体性(Russell and Milburn, 2018)。19世纪的跨大西洋市政主义者曾相信,市镇或城邦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普遍细胞(Saunier, 2002)。今天的新市政主义者,则常把合作社和人民议会看作新经济、新社会的细胞形式,也把参与审议式决策视为改变公民主体性的关键杠杆。这种信念有时甚至近乎迷恋,但它抓住了一个真实问题:如果制度不断训练人服从、竞争和彼此隔离,那么社会改造就不能只更换政策内容,还要改变人们共同作决定的方式。
市政主义的团结生产,也在挑战民族国家强加的普遍主义自由公民身份。
传统权利话语设想,抽象公民向主权国家提出请求,所有国民在国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同商品可以在价值规律面前被化约为可交换的等价物。新市政主义则诉诸更宽广的城市权利。人们通过参与空间生产,在满足社会需要和表达生活愿望的过程中形成团结。抽象的国际普遍主义由此落回具体地方。邻近政治让团结越过国家边界所规定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Russell, 2019)。
不过,最激进的目标总会触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核心。新市政主义者希望实现「社会民主化与生产社会化」(Akuno and AkuNangwaya, 2017),就必须同时面对资产阶级国家和商品形式。货币是商品形式的具体表现,国家与货币共同构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要中介(Dinerstein and Pitts, 2018)。只要交换仍由货币支配,任何市镇都不可能轻易逃出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新市政主义,尤其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因此尝试建设不同程度的自治价值回路(Lee, 2006; Safri, 2014)。它们培育新旧经济形式,绕开商品关系,把社会再生产、公地和集体自我供给重新置于中心。这个过程必须同时在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展开。城市内部需要合作社、人民议会和平台,城市之间则需要跨地方网络、协作制图项目、团结市场与合作社供应链。
在城市内部,后续研究首先应当考察市政制度如何支持合作经济。几乎所有新市政主义项目都希望建立工人所有的合作社网络,「合作社城市」也有同样目标,只是政治抱负和实践规模不同(Sutton, 2019)。蒙德拉贡虽然矛盾重重,仍是许多项目共同的灵感来源。它的经验也清楚表明,合作社很难单凭内部民主就超越全球资本的价值形式(Sharzer, 2017)。这更凸显城市间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发展非商品化合作交换的跨地方网络,单个城市的替代实践才不会始终困在全球市场划定的边界里。
城市内部的团结和城市之间的团结,也把市政主义拉向两个相反方向。
查诺克与里韦拉-富马斯(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把它们称为「世界化」(worlding)与「地方化」(provincialising)。市政主义为了超越民族国家,历来都向外张望,希望把世界共同体带进城邦,也让城邦进入世界共同体。可是,当城市通过网络走向世界,它们很容易再次服从价值规律。联系被缩减成交换关系,思想像商品一样流通,城市则继续竞争和比较,最终只留下单薄的普遍主义(Saunier, 2002)。
激进市政主义同时又要向内扎根。它通过合作经济和团结经济,在城市居民之间建立关系,认真对待具体地方的实际需要。这就是「地方化意图」。市政制度处在两种逻辑的交叉点,也被它们向相反方向拉扯。
共同巴塞罗那的全球抱负,使这种冲突格外清楚。它希望巴塞罗那成为「反叛智慧城市」网络的全球参照,建立一套以整体数字民主为核心的新巴塞罗那模式(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2018年,巴塞罗那同纽约和阿姆斯特丹共同发起数字权利城市联盟(Cities Coalition for Digital Rights)。这个由联合国人居署支持的网络,当时连接约25座城市,传播数字伦理标准和最佳实践。问题也随之出现:它同国际市政主义的「快速政策」网络究竟有什么根本不同?截至目前,答案仍不明确。[29]
未来研究需要实时追踪无惧城市等网络,借鉴流动城市主义和政策流动研究的方法,观察联系如何建立、观念如何旅行、权力又如何在网络中分布(Clarke, 2012b; Peck, 2011)。
本文的经验视野主要限于北大西洋地区,后续工作必须越过这一限制,在全球南北之间开展跨区域研究,讨论「实际存在的比较城市主义」(Clarke, 2012a)。所谓普通的无惧城市,以及自称世界参照的反叛城市,如何被世界化与地方化实践塑造,又如何反过来改变这些实践,都需要进入研究。
克拉克提醒,过分强调当代实验的「新」,会让人看不见历史连续性,也看不见旧观念如何在新的抗争周期中回返(Clarke, 2012b)。
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 GLC)的市政激进主义,便已经预构了许多新市政主义特征(Cooper, 2017)。推动它的是一小群被称作「经济游击队员」的人,其中包括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罗宾·默里(Robin Murray)和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Mackintosh and Wainwright, 1987)。温赖特后来仍以跨国研究所研究员和《红胡椒》(Red Pepper)编辑身份推动市政主义思想。
这些人很早就实践了「进入国家、反对国家并超越国家」的战略。这个说法最初出自一个集体,其中包括自治马克思主义者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和工党政治人物约翰·麦克唐奈(John McDonnell)。后者后来担任大伦敦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1979年的《在国家之内并反对国家》集中表达了这套思路(London Edinburgh Weekend Return Group, 1979)。撒切尔政府撤销大伦敦委员会前夕,委员会留下资源,帮助建立地方经济战略中心,让民主经济战略的研究得以延续(Peck, 2011)。今天普雷斯顿的新市政主义,正是这笔政治遗产迟来的结果。[30]
在索尼耶研究的基础上,经验历史主义可以把市政联系和观念的周期性回返重新放进历史。事件、行动者、技术与组织,不应同资本主义危机和抗争周期分开讨论(Saunier, 2001, 2002)。
新市政主义生于资本过度积累、金融化和投机共同制造的危机熔炉,并以反对紧缩城市主义为起点。过去的劳工斗争和合作社运动曾参与塑造后福特主义。自治马克思主义也会提醒人们,今天出现的平台型和管治型市政主义,可能同后后福特主义共同生成。抗争并不总能终结资本,有时还会迫使资本发明新的制度形态(Featherstone, 2015)。
平台型市政主义便同平台资本主义有一种危险而亲密的关系。它同愤怒者运动、科尔宾主义等左翼民粹浪潮一样,把斗争「从街头带到国家」。它和平台资本主义都从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出现。危机迫使资本寻找新的技术经济创新和投机空间,平台企业由此扩张。平台扩张又加剧城市债务、不稳定劳动和不平等,反过来推动平台型市政主义(Dyer-Witheford, 2020)。更矛盾的是,平台型市政主义正是借助平台资本主义发展出来的技术才成为可能。它也许会把这套技术推向更民主的方向,但也可能只是让下一轮资本积累显得更有人情味,从而更容易被社会接受。
新市政主义因此同社会改造、阶级和国家权力保持着暧昧关系。它一面想培育自治的城市系统,一面又必须进入国家空间,争夺权力并占据制度(Bayırbağ et al., 2017; Beveridge and Koch, 2019a)。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霍洛韦「进入国家并反对国家」的口号逐渐变成「不夺取政权而改变世界」。今天,市政主义者重新进入地方国家,也在重新解释这句口号。
他们的变革路线已经不同于过去夺取国家或生产资料的战斗性道路。20世纪初格拉斯哥的「红色克莱德赛德」(Red Clydeside),以及20世纪80年代由「战斗派」(Militant Tendency)领导的利物浦工党市议会,都属于更对抗、更具起义色彩的传统。新市政主义则倾向合作、渐进和制度预构,希望通过改造性社会创新推进激进改良主义(Thompson, 2019)。[31]议会道路从来不安全。推动激进改革的人会遭遇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也经常被收编,最后只剩下管理既有制度的职责(Dyer-Witheford, 2020)。
部分新市政主义,尤其平台型市政主义,也带有左翼民粹主义特征。
它们把运动和政党连接起来,试图让彼此分散的疏离者和被剥夺者组成新联盟。这种联合能够扩大力量,却也可能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真正存在的阶级对抗。国家并不是中性的容器,而是不同阶级力量经由代议制度彼此冲突和调节的场域,资产阶级仍然占据支配位置。新市政主义把国家移出中心,把进步联盟置于前景,可能会用一种激进的共识政治取代对抗政治,形成新的「反政治」(Beveridge and Koch, 2019a)。
左翼民粹平台能够吸引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等先锋群体,这些人原本通常反对选举和国家改造路线(Dyer-Witheford, 2020)。可是,市政主义的先锋主义也会制造排斥。权力较弱、政治权利被削弱的群体,未必能立刻看见工人合作社、3D打印实验室、线上参与式预算或街区议会同自己生活的关系。若这些项目无法纳入、动员并代表他们的物质利益,新市政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战略的正当性和力量都会受到质疑。
市政主义最有吸引力的政治承诺,在于它为两类实践搭桥。一端是预构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替代性经济空间,另一端是市政或城市区域尺度上的制度支持。没有后者,前者难以成长和延续。桥梁可以表现为「替代性区域主义」(Jonas, 2013),也可以表现为对既有国家领土结构的重新想象(Cooper et al., 2019)。
这也留下许多空间尺度问题。平台和锚定网络等「物质一致性」,如何转化为地方公民身份和团结生产等「想象一致性」?反过来,地方认同和政治团结又怎样塑造制度网络(Jones and Woods, 2013)?这个问题既适用于边界清楚的单一城市和城市内部自治市,也适用于不断向外扩展的大都市区域,以及边界更模糊的生物区域。
本文较多讨论关系性的流动空间,但新市政主义始终还有一个有界的地域维度,需要更深入的研究(Jonas, 2013)。前文的城市嵌在完全不同的法律、财政和选举结构中。「世界城市」巴塞罗那、作为州府的杰克逊、「普通城市」普雷斯顿,以及彼此依赖的伦敦自治市卡姆登、伊斯灵顿和哈克尼,看起来几乎不可比较。大都市碎片化、郊区脱离和飞地城市化不断撕裂政治地理,新市政主义如何面对这些裂缝?它能否重新连接城市区域中彼此分割的选举和财政空间?
市政主义仍处在范式形成之前,它的空间形态还在试验与斗争中变化。平台这种「灵活的空间安排」(Richardson, 2020),已经让替代性区域主义获得初步物质形态。亚马逊和优步利用数字算法和平台技术重组资本主义,新市政主义者则建立组织平台和数字公民平台,把不同城市联盟与基础设施连接起来。
城市本身也在被重新理解为平台。锚定机构、合作企业和其他非国家组织组成城市回路,使财富能够在地方产生并反复流动。另一条道路则是建设去商品化、共同所有的自治城市系统。本文在平台型市政主义之外,还区分自治主义型和管治型两种类型。前者预构由民主自治公社组成的「无国家」邦联,后者重新设计既有国家装置,使地方经济民主化。这些类型在现实中会不断重叠、混合和相互转化,它们只是帮助研究者从复杂趋势中辨认方向。
三者对资本采取的方式并不相同。管治型市政主义希望控制穿越地方边界的资本,借助锚定机构和进步采购支持本地合作社,建立更完整的价值回路,避免财富继续「外漏」。自治主义型市政主义希望摆脱商品形式,建设以社会再生产和共同行动为根基、更能自我维持的去商品化价值回路(Bhattacharya, 2017; Federici, 2019)。平台型市政主义则直接面对平台资本主义对城市日常的支配(Srnicek, 2016)。它一面发明数字平台技术,以民主方式协调替代性城市系统,一面争取集体控制正在组织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平台与算法(Fuchs, 2020; Morozov, 2019)。
这些差异反映了后资本主义思想内部的一处分裂。一边是左翼民粹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和自动化加速主义构成的后工作议程,另一边是以共同行动、社会再生产和去增长为基础的预构性替代方案(Chatterton and Pusey, 2019; Dinerstein and Pitts, 2018)。不过,这些张力并不只存在于不同类型之间,每一种类型内部也同时朝多个方向运动。只有深入具体案例,才能追踪它们最终走向哪里。
三种新市政主义仍有一条共同轨迹。它们都试图集体控制资本流动,缩短供应链,推动金融社会化,建设能够自给自足的循环经济,并让财富创造重新扎根地方。这些目标同去增长思想相呼应,都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增长逻辑撕开的「代谢裂缝」(Jarvis, 2019)。普雷斯顿的「漏水桶」想象,也同以分水岭为边界的生物区域主义颇为相似。自治主义市政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和布克钦都重视这种空间想象(Bookchin, 1987)。继续追踪新市政主义与去增长话语如何彼此汇合,将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Vansintjan, 2018)。
市政主义还可能在全市尺度和城市间尺度上,连接分散的地方公地项目。数字技术越来越深地进入公地基础设施,为民主的「反馈基础设施」创造了可能。城市也许可以被当作公地治理,并借此开启「数字社会主义」(Morozov, 2019)。
这里有一连串具体问题。由市政支持的住房、交通、儿童照护、洗衣和回收合作服务,能否通过社会化平台共同治理?亚马逊使用的数字算法反馈系统,能否在市政尺度被社会化?市政平台怎样推进技术主权(Lynch, 2019)?平台型市政主义怎样在同平台资本主义的斗争和辩证纠缠中发展?平台用户分散生产数据,平台程序又把数据重新集中起来,平台型市政主义如何处理这种内在矛盾(Richardson, 2020)?
如果承认列斐伏尔和新市政主义者的基本判断,即知识生产和「构想空间」会真实参与空间的历史生产,那么,人们怎样描述、绘制和中介平台型市政主义,就绝不是无关紧要的理论工作。
「强理论」常带着技术男性主义倾向,以普遍化的末日批判解释一切(Gibson-Graham, 2008; Leszczynski, 2019: 3)。从这种视角出发,平台空间想象会动摇新市政主义关于「广场」的激进民主主张。「神殿」可能以反政治方式重新回来。某些左翼理论默认技术民主天然有益,于是又建立一组新的普遍主义信条(Charnock and Ribera-Fumaz, 2019: 15):民主参与本身必然带来善果,公民本质上不会腐败,也愿意把自身阶级利益交给线上平台中追求共识的数字民主程序。合作经济结构也可能被预先赋予不会出错的智慧。
这样一来,平台型市政主义能够容纳何种政治,似乎早已由先锋行动者写进经济民主模型和数字参与程序。列宁曾把共产主义概括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左翼民粹技术加速主义者把后资本主义想象成「全民基本收入加人工智能」,平台型市政主义则可能被压缩成「合作社/议会加数字平台」(Dyer-Witheford, 2020)。这套公式内部潜藏着政治经济的设计决定论。它同智慧城市的后政治形成讽刺性的镜像,都希望通过计算和程序预先安排城市空间及公民主体。结果可能不是终结平台资本主义,反而为它创造新的再生产条件。
可是,另一种阅读仍然可能。所谓「小理论」,会对激进的不确定性、经验偶然性和政治可能保持敏感。它不急于把刚刚萌芽的实践塞进一套封闭模型,而是尝试对市政主义政治、平台技术与城市日常之间的新结合进行更有希望的理论化(Leszczynski, 2019)。只有这样,人们或许才能看清这片正在出现的政治地形。观看它的眼睛,应当少受旧景观的塑造,少被旧景观误塑,在真正属于城市和市政主义的新光线里重新学习辨认未来(Lefebvre, 200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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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1] 「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源自亨利·列斐伏尔,指居民共同参与并改变城市生活及空间生产的权利。它不等同于一组由国家授予的固定法律权利。「城市公地」(urban commons)则指由城市居民共同生产、使用和治理的资源、空间或制度。「预构」(prefigure)是预构政治中的术语,意指在当下的组织实践里先行实行未来社会所追求的原则。
[2] 2017年6月,首届「无惧城市」(Fearless Cities)全球峰会在巴塞罗那举行。该网络由共同巴塞罗那推动,旨在连接以地方民主、女性主义和公共服务为议题的市政主义平台。原文所列约700名与会者、100个公民平台、180座城市和40个国家,来自会议组织者当时公布的数据。
[3] 「自由市政主义」(libertarian municipalism)是默里·布克钦后期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他主张以地方人民议会和跨地区邦联逐步取代民族国家,使经济接受公共民主控制。布克钦后来更常以「共同体主义」(communalism)概括这一方案。
[4] 杰克逊合作组织(Cooperation Jackson)成立于美国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是由黑人社会主义者推动的合作社与社区自治网络。它把工人合作社、社区土地信托、人民议会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目标是建立由黑人劳动者掌握的团结经济。
[5] 柄谷行人(Kōjin Karatani)在《世界史的结构》中以「交换方式」重新解释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汤普森借用这一框架,是为了说明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现代主权并非永恒不变的制度组合。
[6] 「预构国家」(prefiguring the state)指在现有公共机构或地方政府内部,先行实践另一种国家形态所需的民主关系和制度原则。戴维娜·库珀(Davina Cooper)据此讨论激进实践怎样在国家之内改变国家,而不是只能退到国家之外。
[7] 「他异性」(alterity)在此指资本主义主导秩序之外已经存在或正在形成的经济与政治实践。作者强调,研究这些实践不能只罗列案例,还要说明它们依靠哪些社会关系和地域结构才得以持续。「替代性区域主义」(alternative regionalism)正是对这些空间条件的概括。
[8] 「比较竞争」(comparition)是皮埃尔-伊夫·索尼耶(Pierre-Yves Saunier)把comparison与competition拼合而成的词,意指城市在相互学习和比较的同时,也争夺声望、资本和「最佳实践」地位。
[9] 地方当局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 IULA)于1913年成立,是早期跨国地方政府合作的重要组织。2004年,它与世界城市联合会合并,组成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United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UCLG)。
[10] 共同巴塞罗那(Barcelona en Comú)是2014年形成的公民政治平台。住房权活动家阿达·科劳(Ada Colau)以该平台候选人身份在2015年当选巴塞罗那市长。受按揭贷款影响者平台(Plataforma de Afectados por la Hipoteca, PAH)成立于2009年,主要反对住房止赎、强制驱逐和金融化造成的居住危机。
[11] 西班牙新市政主义的政治词汇多由社会运动现场生长而来。「浪潮」(mareas)指按医疗、教育等议题组织的抗议浪潮;「汇流」(confluencias)指运动、左翼政党和独立人士组成的选举平台;「溢出」(desbordes)则形容社会动员突破既有组织边界,产生新的联盟和行动能力。
[12] 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TNI)成立于1974年,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它长期研究公共服务再市政化、跨国资本和替代性经济,并为「无惧城市」等市政主义网络提供研究与组织支持。
[13] 布克钦的「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认为,生态危机同支配性社会关系不可分割。人对自然的掠夺延续了人支配人的等级结构。「民主邦联主义」(democratic confederalism)则把自治社区、地方议会和跨地区协调结合起来。阿卜杜拉·奥贾兰在库尔德运动语境中重新解释了这一思想。
[14] 「广场—神殿」之辨是作者用来说明新市政主义内部两种倾向的比喻。「广场」看重开放参与和集体形成政治目标的过程;「神殿」预先确定一套正确的经济方案,再以制度和技术落实。两者的冲突贯穿全文。
[15]Autogestion 常译为「自治管理」或「工人自主管理」。列斐伏尔赋予它更宽的政治含义,认为居民应共同管理城市生活及空间生产,因而不能把它局限于企业内部的工人控制。
[16] 「煤气与自来水社会主义」(gas-and-water socialism)原是对英国地方政府经营公用事业的讥讽;「下水道社会主义」(sewer socialism)则指美国密尔沃基社会主义者重视供水、卫生、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务实路线。两个称呼后来都成为市政社会主义史中的固定术语。
[17]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Kondratiev waves)指资本主义经济围绕技术体系、投资和金融扩张形成的长期波动。「后后福特主义」(Post-Post-Fordism)并非成熟共识,而是罗宾·默里等人用来描述数字平台、分布式生产和新型协作逐渐改变后福特主义秩序的试探性概念。
[18] 「红色博洛尼亚」(Red Bologna)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的博洛尼亚。当地政府以公共服务、社区参与和城市规划闻名。「接管城市」(Take Over the City)则是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提出的口号,要求把住房、交通和城市服务纳入群众直接斗争。
[19] 作者把人民议会追溯到雅典民主、汉娜·阿伦特的委员会民主和1871年巴黎公社。这条谱系在历史上差异很大,文中主要把它当作市政主义政治想象的资源。罗贾瓦的自治制度直接受到奥贾兰所阐释的民主邦联主义影响。
[20] 文中所说的柏林公投倡议后来发展为「没收德意志住房公司及其同类」(Deutsche Wohnen & Co enteignen)运动。2021年9月,柏林约59.1%的投票者支持把大型房产公司的住房转入公共所有。公投具有政治约束力,却不会自动完成征收,后续立法仍持续引发争论。
[21] 本文把managed municipalism译为「管治型市政主义」,没有采用「管理型」。作者所说的不只是行政管理,而是地方政府、智库和锚定机构通过采购、金融和组织设计有意识地整治地方经济。这个译法同时保留其较强的技术官僚色彩。
[22] 「巴塞罗那我们决定」(Decidim Barcelona)是巴塞罗那市政府自2016年起建设的开源参与平台。它既支持市政提案、讨论和参与式预算,也允许其他城市和社会组织部署同一套软件。文中数字反映2018年前后的阶段性成果,不宜当作平台当前规模。
[23] 乔克韦·卢蒙巴(Chokwe Lumumba, 1947—2014)是黑人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律师,2013年当选杰克逊市长,次年在任内去世。他的儿子乔克韦·安塔尔·卢蒙巴(Chokwe Antar Lumumba)于2017年当选市长。杰克逊合作组织此后更重视不依赖选举周期的经济自治。
[24] 「罗贾瓦」(Rojava,库尔德语意为「西方」)通常指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由库尔德力量主导建立的自治地区。其正式名称和边界随战争及政治联盟多次变化。原文关于「约3700个公社」的数字来自当时研究,译文保留作者的时间语境,不把它视为当前统计。
[25] 地方经济战略中心(Centre for Local Economic Strategies, CLES)是英国研究地方经济发展的智库,也是「社区财富建设」(community wealth building)在英国的主要倡导者。该方法主张利用地方政府、大学和医院等锚定机构的采购及投资能力,把财富留在社区,并扩大合作社和社区所有制。
[26] 「克利夫兰模式」(Cleveland model)以常青合作社(Evergreen Cooperatives)为核心。合作社为医院和大学等锚定机构提供洗衣、食品和能源服务,试图让低收入居民通过工人所有制分享地方经济收益。其早期设计和资金高度依赖基金会与专业机构,这也是作者将它归入管治型市政主义的原因。
[27] 「蒙托罗法」(Montoro Law)通常指西班牙2013年通过的《地方行政合理化与可持续法》,名称来自时任财政与公共行政大臣克里斯托瓦尔·蒙托罗(Cristóbal Montoro)。它强化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人员编制和服务范围的控制,因而受到新市政主义者批评。
[28] 「狄龙规则」(Dillon’s Rule)源自19世纪美国法官约翰·福雷斯特·狄龙(John Forrest Dillon)的判例原则。它把地方政府视为州政府的创设物,地方只能行使州法律明确授予、必然包含或不可缺少的权力。美国各州适用程度不同。
[29] 数字权利城市联盟(Cities Coalition for Digital Rights)由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纽约于2018年发起,倡导互联网接入、隐私、数据保护、透明算法和参与式数字治理。它后来吸纳了更多城市。作者借此质疑激进城市网络会不会重新滑回「最佳实践」流通的技术官僚模式。
[30] 大伦敦委员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 GLC)是1965—1986年间大伦敦的战略性地方政府。20世纪80年代初的左翼领导层推动民主经济规划、平权政策和社会运动合作,后被撒切尔政府撤销。地方经济战略中心随后承接了部分研究遗产。《在国家之内并反对国家》则为左翼进入国家机构、同时抵抗其逻辑提供了早期理论语言。
[31] 「红色克莱德赛德」(Red Clydeside)指20世纪初格拉斯哥及克莱德河工业区的激进劳工政治。「战斗倾向」(Militant Tendency)是英国工党内部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20世纪80年代在利物浦市议会影响甚大,并同撒切尔政府围绕财政和公共建设发生正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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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沙、帝国与「中国之忧患」的形成 读马瑞诗《黄河:从大禹治水到人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