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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福柯与自由市场信条 1976-1979

「正文约21000字」

作者:迈克尔·C. 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

文献来源:“Liberalism without Humanism: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Free-Market Creed, 1976–1979.” 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 6, no. 3 (2009): 539–568.

摘要

本文试图挑战一种关于福柯的惯常理解,重新考察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福柯并没有把新自由主义当作新的统治形式加以揭露,相反,他曾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对它作出策略性的肯定。促成这种肯定的必要条件,是70年代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整体复兴;更直接的思想原因,则来自福柯自身理论的发展。福柯长期反对把国家当作理解权力的基本模型,到70年代,他进一步认为,现代权力最典型的形态与其说是「规训」,不如说是经济自由主义所体现的那种较少直接干预、以人口和环境为对象的治理方式。本文还试图澄清福柯的哲学反人本主义与他对自由主义的评价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往有人认为,反人本主义使福柯不可能真正赞同自由主义;也有人认为,70年代末他的政治立场趋向自由主义,意味着他已经部分退出反人本主义。本文提出相反的解释:福柯之所以能够短暂、策略性而又有条件地肯定自由主义,恰恰因为他认为反人本主义并不必然同自由主义冲突——当然,这只适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以权利、主体和人的本性为基础的政治自由主义不同,经济自由主义可以与福柯思想中最鲜明的反人本主义立场并存。[1]

正文

米歇尔·福柯进入美国学术生活,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几乎被默认应该读懂他那些艰深的著作。本科课堂上也少不了福柯。「作者之死」「权力/知识」「身体与快感」这些古怪而又带着谜语色彩的说法,直到今天,仍足以让第一次碰到它们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感到一种思想越轨的战栗。

福柯的思想还催生出一整批新的研究领域与方法。关于权力怎样进入人的身体,他的判断已经被几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反复争论。 在酷儿理论中,他甚至成了经典人物。大卫·哈尔珀林(David M. Halperin)曾开玩笑说:「如果米歇尔·福柯从未存在过,酷儿政治也得把他发明出来。」 他在后殖民研究中的影子同样巨大。安·劳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1995年写道,过去十年里,「没有任何一种分析框架像福柯的框架那样彻底浸透了殖民研究」。 历史学家借助他最著名的概念之一「话语」(discourse),穿过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转向」和「语言转向」。 在欧洲和美国,甚至有一个完整的研究分支,围绕福柯70年代末提出的一个词建立起来:治理术(governmentality)。[2] 还有两种学术刊物曾专门以他的思想为研究对象。

米歇尔·福柯,1978年。摄影:玛蒂娜·弗兰克(Martine Franck)。图片:MoMA / Martine Franck / Magnum Photos。

当然,写给福柯的文字并非全是颂词,甚至谈不上都怀有善意。有些女性主义者在他的著作里读出了厌女色彩,后殖民理论家则难以接受他几乎未经反省的欧洲中心主义。福柯至今仍有激怒人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美国「文化战争」正烈时,卡米尔·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甚至指责福柯身上有一种「狂躁的抽象癖与个人权力欲的结合」,而她认为,正是同一种结合塑造了集中营那种疯狂的秩序。 不过,今天还能召唤起这种怒火的人,多半已经是在打一场过去的学术战争了。福柯依然有争议,可他的声音终究已经变得熟悉。就像马克思或弗洛伊德一样,无论他的思想多么猛烈地改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我们已经知道如何辨认它,也学会了怎样把它安放进自己的知识地图。

福柯之所以显得如此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似乎一眼就能认出他思想中的政治力量。他揭开那些细密而无所不在、把我们缠住的权力网络,同时也暗示我们怎样从中挣脱。我们很容易把他的思想理解成一种自由的政治,甚至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把「批判」看作学习一种「不受如此治理的艺术」。 我们凭直觉相信,他的政治最终指向解放。我们知道他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我们阅读他,通常不是为了推翻左翼社会批判,而是为了给它添上新的颜色。我们想象中的福柯,理所当然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

不错,我们也听过另一种说法。哈贝马斯曾把他列入「青年保守主义者」; 萨特甚至说过,福柯是「资产阶级还能筑起来反对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屏障」。 可多数读者很难真正把这些指控当回事。一个揭露善意的社会改革背后如何潜伏压制机制的人,一个拆穿启蒙理性怎样制造排斥的人,一个要求我们清除自身内部法西斯主义的人,怎么可能不是左翼——哪怕是一种极其独特的左翼?

然而,美国学界对福柯的热烈拥抱也付出了代价:人们越来越少追问,究竟是什么历史环境塑造了他的思想?战后法国历史的曲折变化与福柯思想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忽略这一点,美国读者便很容易听不出福柯政治立场不断变化时的音色。福柯生涯中那些最符合「激进政治」期待的时刻,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他参与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GIP)的经历几乎成了传记常识。[3] 可一旦福柯偏离了我们对他的期待,相关时刻就很少得到同样的重视。

尤其有一个关节点值得重新打开。70年代末,后来被激进学术界奉为偶像的福柯,曾经靠近过一套通常被安放在政治右翼的思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信条。对于福柯的许多辩护者来说,很难想象他会认真对待一种后来与里根、撒切尔和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但福柯确实被新自由主义吸引过,而且这种兴趣并非不可理解。真正的问题是:他究竟在新自由主义那里看见了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福柯放回他的时代,而不能只把他的著作当成一组可以随时抽取的理论工具。所谓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时刻」,应当放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知识政治的大转向中理解。近年来,历史学家已经越来越重视这一转向。70年代的法国发生了一次真正的分水岭:不少曾经的激进分子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寻找极权主义的根源,重新发现自由主义,并公开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结成选举联盟。

1978年3月13日,乔治·马歇、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罗贝尔·法布尔出席巴黎「左翼峰会」。围绕《共同纲领》形成的法国左翼联盟此时已陷入严重裂痕。图片:Gamma-Rapho。

人们早已知道,福柯曾公开支持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4] 但这一政治转向究竟怎样进入他自己的思想,仍被严重低估。福柯不只是给新的政治风向盖了一个名人的印章。他自己也在改变。最明显的证据,就藏在他1976至1979年间于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所作的课程里。在那里,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给出了一套高度个人化、甚至令人意外的评价。

这一思想阶段之所以长期受到忽视,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课程很晚才正式出版。但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许多读者其实不愿意听见福柯真正说了什么。这种失聪有好几种形式。

一些批评者认定,福柯的思想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同任何自由主义相容。理由当然不少。福柯的一生都在展示,那些自称自由的社会内部,仍然潜伏着细密的压制机制。但在大多数人看来,真正横在福柯与自由主义之间的障碍,是他的哲学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这并非毫无根据。反人本主义几乎贯穿福柯整个思想事业,而最著名的表达,正是1966年《词与物》结尾关于「人之死」的预言。「我们的任务,」福柯曾说,「是彻底摆脱人本主义。」

这里的「人本主义」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珍视人的生命、尊严与经验。福柯谈的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在他看来,把「人」当作西方文化最古老、最自然的思想对象,是一种错觉。所谓「人」作为知识的最终地平线,只是在18世纪末才真正形成。因此,它与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福柯预言这一范式即将消失,首先是在说:把人类主体放在哲学的最高位置,把主体当作一切知识得以成立的先验条件,这套安排已经耗尽了自己的生命。1968年他解释道:「正在哲学中消失的,不是作为知识对象的人,而是作为自由与存在主体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福柯对人本主义、「人」和主体的持续攻击,似乎足以堵死他通往自由主义的道路。毕竟,自由主义通常正是以这些概念为根基。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因此批评福柯,他从未真正说明自由国家与法治为何重要,而这一缺失构成其政治理论「灾难性的弱点」。

另一种解释则把福柯描绘成一个不肯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主义者。他谴责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支持越南船民,在波兰政府取缔「团结工会」(Solidarity)时公开声援工人。难道这些行动不说明,他暗中接受了某种自由主义吗?一些历史学家据此认为,福柯在70年代确实转向了人权哲学。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曾写道,福柯1984年去世时,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一种讽刺:「那个曾经的结构主义者和『人之死』的预言者,竟在法国接受政治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埃里克·帕拉斯(Eric Paras)更进一步,把福柯描写成一个在「新哲学家」影响下退却的人:一旦反人本主义显得不足以抵抗极权主义,他便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旧立场。帕拉斯特别指出,福柯1979年写给伊朗总理的一封信里,「人权」出现了四次,「权利」又出现了七次。

还有一些解释不愿寻找这种秘密皈依,而是认为福柯一直在同自由主义进行批判性的对话。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就说,福柯对自主性的维护,恰恰因为拒绝任何人类学或形而上学基础,而显得更加自由主义。 约翰·拉赫曼(John Rajchman)也认为,福柯虽然指出自由主义的自由本身属于某种规训权力结构,但他用来冲击各种权力形式——包括名义上的自由主义权力——的批判实践,仍然具有解放冲动。「真正的自由,」拉赫曼说,「存在于瓦解或改变那些把我们的『本性』制度化的政治共同体之中。」 按这种理解,福柯对自由主义真正的批评无非是:它还不够自由。

在法国,尤其在70年代末课程出版以后,人们当然更清楚福柯确实认真讨论过经济自由主义。可即使熟悉这些材料的人,也经常不相信他曾对新自由主义抱有任何好感。他们默认,福柯既然谈到新自由主义,就必定是在揭露一种更隐蔽、更危险的新权力。珍妮特·科隆贝尔(Jeannette Colombel)便断言,福柯1979年的课程是在说明,新自由主义会制造一个二元社会,被排除者越来越多,却被迫陷于消极状态。 弗雷德里克·勒巴隆(Frédéric Lebaron)认为,福柯「抵抗了新自由主义转向,尽管他并没有真正看清这一转向的深度和激进程度」。 法国重要的福柯研究者朱迪特·勒维尔(Judith Revel)采取了更细致的立场。她承认存在「新自由主义式的福柯解读」,但仍坚持认为,福柯最终是在寻找抵抗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策略。

这种理解当然很容易成立。毕竟,福柯毕生思想最醒目的工作之一,就是把现代社会中那些藏在日常秩序背后的权力机制揭露出来。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很容易相信,他谈论新自由主义时也一定是在做同样的事。可这种读法的问题恰恰在这里:它要求我们相信,福柯真正想说的,和他实际说出来的话并不是一回事。与其一开始就替他纠正立场,不如先做一个更朴素的尝试:把他关于自由主义的话按字面认真读一遍,看看它们在福柯自己的问题意识中能不能成立。

真正被忽略的,正是福柯究竟怎样谈自由主义,以及这些判断怎样回应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时刻。自由主义绝不是他思想中的边角材料。它曾经短暂地成为两门法兰西学院课程的中心: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以及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福柯的批评者和辩护者都很少认真处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福柯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确实存在一种深层亲缘性——二者都怀疑国家。

福柯的反国家主义首先是一种理论立场。他有句著名的话:「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国王的头仍然没有被砍掉。」 他的意思不是简单要求削弱国家,而是说,政治理论太习惯以国家为模型理解权力。仿佛权力总从某个高高在上的中心自上而下流出,仿佛它首先是一种主权意志。福柯要看的恰恰相反:权力散布在整个社会空间中,通过复杂、开放而没有唯一中心的关系运行,参与其中的是多种行动者和制度。这样的立场同他的反人本主义一脉相承。国家中心的政治模型之所以有问题,就在于它把权力拟人化了,好像权力只是某个意志有意识的表达。

但理论上的反国家主义,要真正变成政治判断,还需要历史条件。70年代,这个条件出现了。福柯原先只是说,不应再拿国家作为理解权力的唯一模型;后来,他越来越接近另一种规范性判断:国家也不应该继续成为政治行动唯一的、甚至首要的着力点。这个变化发生在一个常被忽视却极其重要的背景里。1973年以后,法国陷入经济危机。支撑战后高速增长的国家主义信念开始破裂,沉寂多年的经济自由主义突然重新获得公共意义。福柯似乎由此发现,自己反对「以国家理解权力」的理论立场,与当时争论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之间,存在某种令人意外的呼应。本文的一个核心判断正是:70年代初开始的长期经济低迷,对法国思想的冲击,并不亚于反极权主义兴起或所谓「马克思之死」。

因此,福柯确实有过一个自由主义时刻。但打动他的,并不是贡斯当、托克维尔或基佐的政治自由主义——当时不少法国知识分子正在重新擦亮这些名字。吸引他的反而是亚当·斯密、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和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这样的经济自由主义传统。

1978和1979年的课程中,福柯权力理论里原本潜藏的反国家倾向,与1973年危机以后重新抬头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相互激发。他被经济自由主义吸引,至少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当他和许多同代知识分子都试图摆脱革命左翼(gauchisme)对法国思想生活的窒息式控制时,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件锋利的理论武器,可以用来攻击左翼自身的威权冲动。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经济自由主义不像政治自由主义那样,要求福柯先接受一种人本主义哲学。后者正是他从思想生涯一开始便竭力反对的东西。

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时刻」之所以在理论上可能,正因为他看见了一个悖论:经济自由主义,本质上可以是一种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要求国家限制自己的权力,并不是因为先承认某些「主体」天生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利」。它甚至不需要这种假设。它为限制权力辩护的依据,是效率。换句话说,权力之所以节制自己,是因为它发现,作为权力,它本身就有理由不把权力用到极致。[5]

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与迈克尔·C. 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主编的《福柯与新自由主义》(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封面。该书集中讨论福柯晚期思想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福柯来说,这非但不是揭露经济自由主义的罪证,反而正是它令人着迷之处。在这里,他实践上的自由愿望终于可以同一个长期坚持的理论判断接上:所有人际关系中都有权力,根本不存在一个纯洁的、先于权力的自由主体。经济自由主义于是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思想场域,让「自由」不必建立在「人的本性」上,也不必假定权力之外还有一块无权力的净土。

理解这一点,也能避免另一种常见解释:有人把福柯对自由主义的兴趣,看作他后来转向主体性研究的前奏,仿佛自由主义政治与人类主体天然相互召唤,而《性史》后几卷所展现的主体问题,正好说明福柯已经开始回归自由主义。 但这种解释把福柯最想拆开的东西重新绑在了一起。福柯的自由主义时刻,恰恰打乱了一个被他的辩护者和批评者共同接受的前提:自由主义与人本主义并不必然是哲学上的连体婴。

这件事看起来有些反常,却恰好显示福柯在核心哲学信念上有多么顽固。把他的思想放回当时瞬息万变的政治里,并不会证明他背叛了自己。恰恰相反,他对经济自由主义这个此前几乎没有谈过的问题产生兴趣,反而让人看见他的反人本主义扎得有多深。 而正是这套坚持,把他带向了经济自由主义。无论赞成福柯还是反对福柯,都值得对此停一下。

1970年代的分水岭:经济自由主义的隐秘魅力

福柯70年代末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短暂靠近,只是当时法国知识政治大规模重新站队的一个迹象。和许多同代人一样,他越来越难掩饰对马克思主义支配法国思想生活所付代价的不耐。1978年,他批评「后1968」知识分子陷入一种「超马克思主义」(hyper-Marxism):马克思主义被粉碎成越来越细小的教义碎片,却越来越无力回答真正重要的政治问题。

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回忆,1975年的一次示威中,有人请福柯即兴说几句关于现代社会主义奠基人的话。福柯不耐烦地回答:「别再跟我谈马克思了。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位先生。去找专业人士谈吧,找那些靠这个拿工资的人,找那些当他的公务员的人。至于我,我和马克思已经彻底结束了。」 与此同时,他却毫不吝啬地赞扬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家」,后者正是新政治感受最响亮的代言人。

但福柯转向自由主义,并不只是为了反马克思主义。这场转向还发生在当代法国历史最重要的断裂之一: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

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3年10月把油价提高到原来的三倍,后来又涨至四倍。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大体同意,工业化国家至少从1971年8月起就已经站在悬崖边缘。当时尼克松突然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主要支柱随之倒塌。[6] 结果绝非一次短暂衰退。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 A. Frieden)说得干脆:「战后时代在70年代初结束了。」

沙特石油部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在巴黎举行记者会,1973年11月27日。第一次石油危机并不只是经济波动,它首先也是一场围绕能源、外交与价格主导权展开的国际政治事件。图片:Getty Images 档案。

法国尤其如此。1944年至70年代初,人口扩张、美国重建援助、欧洲一体化和国家计划等多种力量叠加在一起,推动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高就业和生活水平跃升。 可到1973年底,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后来称作「辉煌三十年」的时代已经走到尽头。[7] 法国政府起初仍本能地求助于战后屡试不爽的凯恩斯主义处方。1974年,它试图压住通胀,却只把增长一并压了下去。第二年政策转向,政府又想刺激经济,可失业人数仍逼近一百万。 富拉斯蒂耶早在1973年底就说,战后那些「轻松的日子」已经过去。

滞胀与大规模失业不仅冲击了法国社会。1974至1975年,因裁员而起的罢工不断增加。更致命的是,危机让战后奉为常识的经济正统突然失灵。凯恩斯主义熟悉的「走走停停」政策——经济衰退时刺激增长,通胀升高时再通过财政手段踩刹车——再也不能同时处理价格和就业。1976年,法国最有声望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一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在《世界报》高呼「凯恩斯时代的终结」。在他笔下,真正应为眼前混乱负责的正是那个「剑桥魔术师」。凯恩斯让战后政府相信,只要扩大投资,便能够消灭失业、推动增长,由此却「把通胀与失业的闸门同时打开」。吕埃夫甚至预言,这两种灾难正在「我们眼前毁掉西方文明尚存的一切」。

危机一来,那些在战后几十年里被凯恩斯主义者挤到边缘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重新有了舞台。他们甚至很快就会赢得选举。1979年,撒切尔将在英国大选中获胜;美国那边,里根也已开始准备一场最终把他送进白宫的竞选。

法国的自由市场派更早获得了试手机会。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总统本人就有自由主义经济倾向。为了摆脱经济僵局,他在1976年8月任命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为总理。巴尔既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曾翻译奥地利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

法国总理雷蒙·巴尔,爱丽舍宫,1978年9月。作为经济学家出身的总理,巴尔试图以价格自由化、控制通胀和扩大市场机制的方式突破法国战后指导主义经济模式。摄影:Laurent Maous / Gamma-Rapho / Getty Images。

巴尔最初的反通胀计划只取得有限成效。1978年议会选举中,右翼意外获胜,他随即推动一套更有雄心、也更明确受自由主义原则启发的政策。核心措施,是取消长期存在的商品与服务价格管制,其中许多管制从1945年延续至今。最有象征意味的一步,是放开面包价格,连法国人近乎神圣的法棍也不例外。

即便如此,巴尔的经济自由主义远没有后来想象得那么彻底。经济学家安德烈·富尔康(André Fourçans)1979年评论说,这绝不是要回到19世纪的「野蛮资本主义」,而是试图逆转法国国家长期形成的指导主义(dirigisme)与琐碎干预传统,「把一个重要位置还给市场机制」。[8] 纯粹自由主义者甚至嫌他做得不够,因为巴尔一面放松管制,一面又大幅增加社会支出,以安抚危机中受打击最深的群体。

而且,这场实验非常短暂。英国和美国的自由市场派刚刚扬帆上台,法国选民却在1981年选出一位承诺同资本主义「决裂」的社会主义总统。但即便时间不长,巴尔仍然值得注意。在一个以国家主义传统闻名的国家里,一位法国总理竟成了工业化世界经济政策大转向的先行者。他带来的东西后来被称为「务实的新自由主义」或「原型新自由主义」。有研究甚至认为,巴尔时期在很多意义上宣告了「法国模式的终结」。 当时人也看出了这一点。1979年,有报道称撒切尔新政府对巴尔的思想颇为欣赏。

无论怎样评价巴尔的实际成绩,他至少做成了一件事:经济自由主义重新变成一套可以被认真讨论的理论框架。1978年10月,皮埃尔·德鲁安(Pierre Drouin)在《世界报》感叹:「市场这个概念,重新获得了久违的光泽。」

这场自由主义复兴并不是从国外凭空输入法国。法国一直有一条常被国家干预传统遮蔽的经济自由主义脉络。1938年在巴黎召开的李普曼讨论会(Walter Lippmann Colloquium),后来就被不少研究者视为现代新自由主义的奠基时刻之一。[9] 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指出,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法国当然远非主流,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少数派立场」。

它甚至进入了法国精英教育的腹地。培养高级公务员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里,让-雅克·罗萨(Jean-Jacques Rosa)向学生讲授坚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他认为,西方经济真正的病源在那些胃口无穷的「暴食国家」。这种语言很能打动当时的精英。一位研究者概括说,从国立行政学院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出来的高级官僚开始相信:「国家干预和税负都有极限。国家不可能什么都做,它已经做得太多,现在应该停下来。」

在政治学院附近,法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元老雅克·吕埃夫与一群「新经济学家」共同活跃。让·富拉斯蒂耶、让-马里·伯努瓦(Jean-Marie Benoist)、利奥内尔·斯托莱吕(Lionel Stoléru)、让-皮埃尔·富尔卡德(Jean-Pierre Fourcade)和安德烈·富尔康都在其中。 70年代中后期,一批鼓吹以自由主义办法处理经济危机的著作陆续出版,尤其试图在1978年选举前阻止选民倒向社会党—共产党联盟。 出版界则忙着把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著作译成法文。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随着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思想扩大国际影响,美国经济学成为1970年代法国自由主义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图片:Nobel Foundation Archive。

 1980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又开设「自由交换」(Libre Échange)丛书,把托马斯·索维尔(Thomas Sowell)、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和诺齐克介绍给法国读者。哈耶克本人也在同一年走进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

所以,福柯1979年说「美国新自由主义」已经有点成了陈词滥调,并没有夸张太多。

在这些主张用自由主义解决危机的人中,一位年轻经济学家尤其抢眼:亨利·勒帕日(Henri Lepage)。1978年,他凭一本《明天,资本主义》(Demain le capitalisme)迅速进入公共视野。这本书短小锋利,像一部美国新经济学的速成读本。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弗里德曼,布坎南这样的公共选择理论家,人力资本理论家与自由意志主义者,都被塞进同一本书里。也正是这些人,第二年会进入福柯的课程。

亨利·勒帕日《明天,资本主义》(Demain le capitalisme),1978年。该书向法国公共读者系统介绍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美国新经济学,也成为法国新自由主义公共传播的重要文本。

不过,勒帕日的目标不仅是普及美国经济学。他是在向法国知识文化里根深蒂固的反经济学偏见开战,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排斥。 在他看来,左翼政治议程之所以经常荒诞,恰恰因为它不愿认真理解经济。法国真正的危险,他警告说,并不主要来自密特朗政府或法国共产党领袖乔治·马歇(Georges Marchais)反复变化的政治辞令,而来自一种更深的「思想中毒」:它一点一点让法国知识界和舆论中的整整一个部分习惯用「马克思式」的方式思考,甚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失望正在促成政治自由主义的复兴。勒帕日敏锐地嗅到机会,试图说服读者:既然你认真拥护人权,就应当认真接受自由市场。他写道,政治上捍卫自由主义的人,必须意识到自由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基础之间「紧密的纽带」。自由主义者不应再因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而心怀愧疚,而应重新理解,这种愧疚在理论与科学上根本没有理由存在。

换句话说,在勒帕日那里,没有弗里德曼,也就不会有托克维尔。但他还向前走了一步: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不只是密不可分,后者甚至比前者更能保障自由。为什么?因为市场教人摆脱一个执念——把政治当作自由唯一、最重要的所在地。新美国经济学最令人兴奋的含义之一,勒帕日说,正是国家,或者至少那种凡事首先想到国家的心态,终于可能萎缩。经济学已经证明,「国家并不像我们过去太容易相信的那样,是一种拥有无所不在与永不犯错神力的神圣建筑。」

但反国家的情绪并不属于右翼专利。勒帕日的说法在一个看似绝不可能同经济自由主义亲近的政治流派那里,竟然找到了回声:法国的「第二左翼」(Deuxième gauche)。[10]

第二左翼是法国社会主义内部一股重要的少数派力量。它与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领导的小党统一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unifié, PSU),以及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onfédération française démocratique du travail, CFDT)这家大型工会关系密切。[11] 第二左翼同样深刻地反国家,不过它首先攻击的是主流社会主义,也就是所谓「第一左翼」对国家机器的迷恋,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干预。

1975年,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领导人埃德蒙·梅尔(Edmond Maire)和记者雅克·朱利亚尔(Jacques Julliard)发表宣言,设想把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的职能「拆开并重新分配」,把国家原有的「枷锁」改造成一种「自愿的制度」。 第二左翼最重要的关键词是「自治管理」(autogestion):社会有能力直接管理自己,不必凡事经过压迫性的制度中介,而现代国家恰恰是最醒目的那一种。[12]

1974年,统一社会党很大一部分力量并入密特朗重建的社会党,但第二左翼提出的反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随之消失。它反而与1968年后的政治情绪产生共振。到70年代中期,这已经成为一股重要的思想力量,有自己的刊物《行动》(Faire),也有最主要的理论家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第二左翼之所以迅速上升,也与当时的选举政治有关。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似乎一次次摸到执政门槛——1974年和1978年都只差一步。于是第二左翼担心,如果进步力量真的获胜,法国会不会只是让熟悉的国家指导主义换一面旗帜重新回来。他们把这种危险称作「社会国家主义」(social statism)。

1979年4月6日,弗朗索瓦·密特朗与米歇尔·罗卡尔出席法国社会党梅斯大会。「第二左翼」与密特朗路线的冲突在这里集中爆发。摄影:Gilbert Uzan / Gamma-Rapho / Getty Images。

第二左翼当然仍然扎在左翼关于社会进步的愿景里,但它同越来越自信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之间,出现了有限却真实的重叠:双方都认为,过度依赖国家是法国社会的根本弱点之一。有些时候,两边甚至像是在谨慎试探彼此。1976年,罗桑瓦隆写道,自治管理的主张「与限制国家权力、把权力交还公民社会的自由主义方案产生共鸣」。 两年后,勒帕日也向第二左翼的读者招手。他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胜利,要等到这样一天:那些左翼中既拒绝集体主义、又拒绝现存资本主义的人终于相信,他们所谴责的问题,解决办法「恰恰在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复兴后来最重要的刊物之一《评论》(Commentaire)创刊时,让·贝克勒(Jean Baechler)详细分析罗桑瓦隆的思想,最后干脆说:「我看不出纯粹的自由主义制度与纯粹的自治管理制度之间有哪怕一丁点差别。它们显然追求同一个方案,只是因为各自诉诸的历史传统不同,表达和色彩才不一样。」

这种靠近终究没有走到真正结盟。罗桑瓦隆反复强调,自治管理真正的亲缘关系是政治自由主义,而不是经济自由主义。 勒帕日也专门写书批评自治管理的经济学。 可在凯恩斯主义时代那套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正遭到围攻之际,自由主义右翼与自治管理左翼确实短暂地站到同一面反国家旗帜下。

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很可能就与他对第二左翼的好感密切相关。1977年,罗桑瓦隆把自己与帕特里克·维韦雷(Patrick Viveret)合写的《为了新的政治文化》(Pour une nouvelle culture politique)寄给福柯。书中讨论的是怎样越过当代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在二者之外寻找自治管理的道路。福柯回信非常热情,称赞他们对当下有「非凡的感知」,尤其欣赏这种分析既尖锐又不会让行动陷入瘫痪。

同一年,罗桑瓦隆组织了一次题为「左翼、实验与社会变迁」的会议。福柯和另外约两百人参加,其中有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有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米歇尔·罗卡尔等同情这一取向的社会主义者。福柯参加了一个关于社区医疗服务的工作坊,会后接受采访时,对这种从基层出发的政治赞赏有加。他尤其喜欢现场几乎听不见马克思主义套话,认为这说明「恐怖主义、理论垄断和公认思想的君主制正在消失」。

反国家主义显然也是这群人社会变革想象的一部分。罗桑瓦隆在《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的会议报道中宣布,现在必须让社会「去国家化」(désétatiser),抛弃主流社会主义那种「以中心为轴的社会变革观」。 由此看来,推动福柯走近经济自由主义的,与其说是对撒切尔、里根或巴尔本人的同情,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国家主义」左翼替代方案的兴趣。

但一旦持续批判法国社会主义,一些第二左翼知识分子就逐渐能够听进经济自由主义的论证。即便他们没有真正接受它,这种程度的开放在法国左翼其他部分已经难以想象。1981年,罗桑瓦隆反驳一种常见说法:当代经济自由主义者绝不是简单重复「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说:「这些著作有自己的连贯性。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思想已经失去动力,而这些著作确实不缺少说服力。它们有真正的思想诱惑力。」

所以,70年代的法国,旧范式正在退潮,新范式也已经进场。知识分子一面清算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则把战后经济正统的局限暴露出来,让自由市场派获得几十年来最大的讲台。两场变化交织在一起,一个主题反复出现:法国国家主义必须受到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者与第二左翼社会主义者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可能针锋相对,却偏偏在这一点上听见了彼此。

时代背景能够解释福柯为什么在1978、1979年连续讲经济自由主义,但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套思想偏偏击中了他。真正充分的原因,要回到福柯自身哲学的变化。70年代出现的各种反国家主义,恰好与他理论计划中的一个核心目标发生共振:不用国家来思考权力。

1976—1978:修正规训假说

到1976年,福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的一些判断需要修正。那本现代监狱的谱系学试图说明,19世纪刑罚改革表面上满怀人道理想,实际上却带来一种更细密、更阴险的权力形式。福柯把它称为「规训」(discipline):它把人一个个区分出来,更方便监视身体、规范行为、安排移动。

在规训社会里,监狱即使不是唯一的中心,也是最典型的制度。学校、军队、医院都在不同程度上模仿它的技术。监狱还以一种讽刺的方式证明自身不可缺少:它不断生产本应由自己改造的罪犯,于是又不断为规训制度制造继续存在的理由。

然而,《规训与惩罚》1975年出版后不久,福柯就开始怀疑一个核心前提:规训真的是政治现代性最鲜明的标志吗?细读他70年代后半期的法兰西学院课程,很难否认他已经认为「规训」这个判断需要大幅限定。最后,这条修正路线会直接通向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研究。

福柯修正「规训假说」的第一步,发生在1976年的课程。[13] 他在那里不再把规训视为权力最新、最现代的形态。《规训与惩罚》曾把现代监狱制度看成规训权力的高潮。福柯以1840年开办的梅特雷教养院(Mettray penal colony)为例,说它开启了「一种直到今天仍大体属于我们的惩罚艺术」。 在全书那个著名的结尾注释里,他甚至说,这项研究可以作为继续分析「现代社会中的规范化权力与知识形成」的历史背景。

可到了1976年初,他已经开始动摇。3月17日的课程里,福柯提出,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它没有把规训彻底替换掉,却按照相当不同的原则运作。他试着把它称为「生命政治」(biopolitics)或「生命权力」(biopower)。这堂课在很多地方已经像《性史第一卷:求知意志》最后一章的草稿。

福柯现在把生命权力同两种更早的权力形式区分开:主权与规训。按照近代早期的主权理论,权力在夺取臣民生命时最充分地显现自身。到了19世纪,权力越来越不是靠结束生命来证明自己,而是通过增长财富、改善公共健康、最大限度增强人口的生命力量来运作。于是,旧主权的公式是「让人活、使人死」,生命权力则变成「使人活、让人死」。

但从主权走向生命权力,中间还夹着规训。规训瞄准一具具身体,借助监视、检查等技术把身体放进一个「可见性场域」,再通过操练与「训练」(dressage)提高其效用。 值得注意的是,《规训与惩罚》出版才一年,福柯已经把规训的鼎盛期收缩到17、18世纪,而不再让它与整个现代性重合。18世纪生命权力兴起时,他说,「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了:一种「非规训性的」权力技术。

规训面对「人的多样性」时,要把它分解成一具具身体来治理。生命权力面对的则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也就是人口。 它不再时时盯着每个人的具体行为,而关心人口总体的「均衡状态」和「规律性」。

福柯当然没有说规训从此消失。生命权力常常与它重叠。后者不是简单替换前者,而是把规训「包裹」起来、「整合」进去,并在其中植入自身,从而改变规训的功能。 两者作用的层次不同,一个针对个体,一个针对人口,所以还可以彼此「衔接」。城市治理和性就是明显的例子。 但即使福柯不断强调二者可以共存,引入生命权力本身已经意味着,他正在后撤:规训不再有资格独占现代权力的解释权。

福柯对规训假说的修正还没有结束。1978年的课程——1977年他没有开课——开始把生命权力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这一步实际上比「生命权力包裹规训」的说法走得更远。当自由市场思想正在法国经济争论中重新活跃,巴尔政府又正与社会党、共产党争夺议会时,福柯开始相信:经济自由主义恰恰最集中地展示了生命权力的若干典型特征。

但1978年他没有直接分析当代新自由主义,而是绕回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在福柯看来,重农学派揭示了一个根本差异:针对个体的权力,也就是规训,原则上可以无限扩张;以人口为对象的权力,也就是生命权力,却必须学会限制自己。

这样看,重农主义的生命政治根本不是简单把规训包进去,而是与规训形成鲜明对照。规训的冲动是「把一切都管起来」,重农主义则尽可能「让它自行其是」(laissez faire)。 这句话后来成为经济自由主义到处引用的口号。所谓「让它自行其是」,换一种说法就是自由——至少是把自由理解成不受直接干预。

重农学派处理粮食短缺的方法尤其能说明这一点。他们反对规训式的本能:既不主张规定粮价,也不主张强迫农民把粮食运进市场。他们反而提出全面取消价格控制。粮价一旦上涨,囤积者和国外出口商会因为利润诱惑把粮食大量投向市场;供给增加之后,价格便会自行下落,饥饿的人也更可能买到粮食。无论这一机制在现实中是否如此顺利,福柯关心的是其中那条自由主义原则:治理得越少,往往治理得越好。

1978年的福柯因此比以往更远地离开了规训假说。第一,他开始把经济自由主义理解成生命权力的典型形态,于是生命权力与规训的差别被进一步拉大,规训反而显得越来越属于旧时代。第二,他承认,与《规训与惩罚》的论证相反,现代权力不能只是压缩自由,它必须给自由留下相当大的空间。这两点在福柯那里其实是一件事:正因为经济自由主义首先治理的不是一个个个体,而是人口层面的过程,它才反而能给个体自由腾出更大的余地。

可问题随即来了。难道福柯真的要我们相信重农学派关于「自由」的自我描述吗?自由不正可能是权力命令内化后的产物吗?一个人只有先受制于外部力量,才成为能够说「我」的主体,这不正是福柯自己所说的臣服/主体化(assujettissement)吗?[14]

《规训与惩罚》确实倾向于这样回答。福柯之所以把全景敞视监狱视为规训权力的原型,正因为它极少依赖直接的肉体强制,甚至与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的理解相当相容。规训中的自由并不是真自由。全景敞视权力「从不直接干预」,它「自发而无声地发挥作用」,所以看起来似乎给了人自由,实际上却比此前的权力更有效。

它靠的正是制造主体性。一个人被放在可见性场域里,又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看见,于是「主动承担权力的约束」,最终「成为自身臣服的原则」。 这正是人们常用来证明福柯不可能成为任何传统意义上自由主义者的段落。

然而,1978年的课程里,福柯突然作出一次近乎惊人的自我修正。他承认,自己从前曾经认为:要理解18世纪自由主义思想与自由主义政治的建立,就必须牢记,同一个大声要求自由的18世纪,又发展出一整套规训技术,把儿童、士兵、工人放进严密安排的制度空间中,大幅限制他们的自由,并以这种限制「保障」自由能够被行使。

说完之后,福柯补了一句:「好吧,我想我错了。」

这绝不是小修小补。他实际上撤回了《规训与惩罚》的一条中心论证。现在他承认,那本书没有充分估计自由在现代权力经济中的位置。自由不只是权力为了更隐蔽地运作而耍的障眼法,也不只是臣服机制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假意识。以经济自由主义形式出现的生命权力表明,自由恰恰是权力运行不可缺少的对应物,甚至是它得以运转的条件。

当然,福柯认真对待自由的理由,恐怕很难让多数自由主义者满意。但也正因如此,它与福柯自己的哲学信念保持了惊人的一致。在他看来,当权力不再主要通过制造「主体」来瞄准个体,而转向管理人口时,自由才具有新的政治意义。

埃里克·帕拉斯说福柯放弃了规训假说,这一点没有错。但他说福柯是通过重新抬高「个人」完成转向,就误入歧途。真正让福柯修正规训假说的,是他转向生命政治,尤其是他发现生命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后来对古代生活艺术的兴趣。理解这一点,对处理福柯与自由主义的棘手关系至关重要。

福柯的批评者——甚至不少替他辩护的人——都默认,他对自由主义的评价只能随着他对个体的评价一起变化。可福柯本人并不接受这套捆绑。他越来越积极地看待自由主义,并不意味着他重新恢复了「个人」「主体」,更谈不上重新恢复「人」。他之所以迷上经济自由主义,恰恰因为它比政治自由主义少作了太多人类学假定。而对于后者,他余生都没有表现出多少兴趣。

这并不是说福柯不在乎个体问题。最敏锐的读者早已说明,他当然在乎。 但1978年他形成了一个新的判断:当权力治理的是人口,而不是把每一个个体直接放在准星中央时,它反而可能容纳更多个体自由。由此,全景敞视监狱不再代表现代权力最终的方向。福柯现在甚至把它称作「最古老主权者的最古老梦想」。 那种试图让整个社会完全透明、让主体参与自身臣服的规训理想,开始被他推向过去。新的权力并不追求穷尽每一个人的知识,而是寻找人口整体的规律。

1979年的课程:反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批判

1979年的课程虽然名叫《生命政治的诞生》,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在讨论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福柯开场时甚至带着一点道歉的语气:「我原来以为,今年我能够给你们讲一门生命政治的课。」然而沿着上一年的论证,他很快解释,要理解生命政治,必须先理解那种「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治理制度」。

福柯在这一年始终没有完全说清自由主义与生命政治究竟是什么关系。课程总结里,他又说,自己只是想把自由主义当作进入生命政治问题的引子,因为自由主义是生命政治所面对的「框架」。 这听上去仿佛自由主义是在阻碍生命政治,甚至阻碍治理本身。可与此同时,福柯仍坚持把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治理技术」,只不过这种治理技术一开始就怀疑自己是不是多余。

这种摇摆或许正解释了一个奇怪事实:一门题名明确写着「生命政治」的课程,「生命政治」这个词本身反倒几乎消失了。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福柯似乎越来越相信,现代权力实践最连贯的表达不是一个抽象的「生命权力」,而是经济自由主义。第二,当时的现实政治太迫近了。经济危机、政治阵营重新组合、左翼内部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批判,以及自由市场经济学整体复兴,让自由主义问题突然变成「我们眼前最直接、最具体的现实问题」。

但这套课程绝不是披着哲学外衣的新闻评论。福柯实际上在介入当时的知识政治。他一方面要挑战自由主义复兴赖以展开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要借经济自由主义来攻击法国社会主义至今未能摆脱的国家主义。

他同当时自由主义复兴拉开距离的方式,相当出人意料。1979年1月17日,福柯提出一个听起来近乎荒诞的判断:自由主义在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地方,恰恰在于它摆脱了「政治权威必须以法律为基础」这个观念。

70年代末的听众听到这里,很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自由主义刚刚重新获得魅力,不正是因为它要求政治权力服从法治、尊重人权吗?福柯却偏要说,法律不是自由主义的唯一中心。他因此直接撞上了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及其周围知识分子的计划。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马塞尔·戈谢(Marcel Gauchet)和罗桑瓦隆等人,都在尝试写出一套非马克思主义的法国革命史,同时借自由主义与民主的范畴重新建立政治现代性的理论。

福柯认为,把自由主义简单等同于法律和权利,会漏掉自由主义实际走过的两条不同道路。

第一条道路来自自然权利传统。它先断言个人拥有不可让渡的权利,再从这些公理式前提推出一个自由国家。法国大革命最终走的正是这条路。福柯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依赖一个他始终怀疑的假设:有法律的地方就有意志。法律被理解成一种意志的表达,尤其是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集体意志决定哪些权利个人绝不交给国家。因此,在这条传统里,法律同主体性牢牢绑在一起,因为法律被认为背后总站着一个表达意志的主体。

但自由主义还有第二条道路,它不是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出发。功利主义不先从形而上学原则推导理想国家,而是直接承认政府已经存在。然后,它根据经验作出一个非常实际的判断:权力自我限制,从行政上看更合理、更划算。这种自由主义根本不需要第一条道路依赖的那些人类学原则,而这些原则恰好一直令福柯警惕。

在功利主义看来,法律更像一种不断进行的「交易」(transaction):人们协商哪些权力交给国家,哪些自由继续留在自己手里。革命自由主义把法律放在政治之前,把它当成政治的根基;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恰好倒过来,把法律看成政治实践的产物。

一旦说明强调人权与法治基础的政治自由主义仍然依赖一整套可疑的人类学前提,福柯就可以进一步降低法国大革命在自由主义历史中的地位。他甚至把革命的政治构想称作「回溯性的」。 这个批评显然同样可以落到傅勒及其同伴身上。

功利主义自由主义还有第二个地方令福柯着迷。它与经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而且能够只用「权力」本身来说明一个自由秩序怎样成立。要让自由主义运转,并不需要先假定权力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法律、权利,甚至某种形而上的自由都不需要。对功利主义者而言,自由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权力关系产生的一种效果。福柯把它说成「被治理者相对于治理者的独立性」。

经济自由主义也是如此。权力必须自我限制,这不是因为国家终于出于道德觉醒,承认了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更像一条提高治理效率的政治格言。福柯概括自由主义时说,它从头到尾都贯穿一个原则:「治理总是太多。」 这样的说法在70年代末并不孤独。巴尔也曾说过,国家「自己做的事情必须尽可能少」。

但这又恰好符合福柯自己的哲学抱负:把权力概念从法律范畴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他常说的「砍掉国王的头」——不再假定权力只有从一个合法、主权性的源头出发,才称得上权力。功利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根本不特别关心权力从哪里来,它们也就不需要给政治寻找一个法律—主权基础。 在福柯看来,这些自由主义者反而比革命者更彻底地把国王的头砍掉了。

于是,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竟成了福柯权力观最典型的例子。就像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既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历史形式,又是把「阶级斗争」这个历史动力本身揭露出来的时刻;在福柯这里,自由主义既是诸多权力形式中的一种,又是最清楚展示「权力并不以法律为本质」的那一种。

经济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由此提供了一个古怪却重要的可能:一个人可以成为自由主义者,却不必接受哲学人本主义,也不必接受法律主义的权力理论。如果这解释了福柯为什么在理论上能够靠近自由主义,那么接下来还要问:为什么他在政治上愿意这样做?或者说,为什么他至少愿意在一个特定时刻策略性地肯定自由主义?

答案在于,他越来越无法忍受法国左翼顽固的陈旧,尤其是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迈克尔·斯科特·克里斯托弗森(Michael Scott Christofferson)已经有力说明,当时不少前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傅勒与「新哲学家」——都出于类似焦虑,发动公共舆论攻势,把社会党乃至偶尔与它结盟的共产党描绘成潜在的极权主义者。 福柯没有以同样公开的方式参加这场运动。他更迂回,也更隐蔽:他开始站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位置上审视左翼。

如果自由主义代表现代治理术最成熟的形态,那么法国左翼就显得惊人地过时。为了说明这一点,福柯1979年绕道德国,讨论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15] 这是一支德国经济思想传统,它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市场经济」(social market economy)提供了理论框架。它的名字来自1948年创办的《秩序》(Ordo)杂志,创办者是一群战前在弗赖堡大学相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

这批人的高光时刻出现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他们以自由主义立场批判盟军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很快进入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的政策圈。艾哈德后来成为西德「经济奇迹」的主要设计者。 

路德维希·艾哈德在波恩宣誓就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49年9月20日。秩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艾哈德政府的结合,推动了战后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制度形成。图片:德国联邦档案馆,B 145 Bild-P047642。

德国满目疮痍,并没有动摇秩序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恰恰相反,他们更加确信,人类若想有未来,就必须拒绝一切形式的集体主义。他们批判凯恩斯主义毫不留情。按照福柯的转述,威廉·勒普克甚至把为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铺路的《贝弗里奇报告》骂成换汤不换药的国家社会主义。福柯课程的编辑后来指出,并没有找到勒普克确实这样说过的证据。[16]

秩序自由主义者坚定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却绝不是那种简单粗暴的「市场什么都能解决」派。他们最重要的洞见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市场优点的论述可以成立,问题在于,「竞争」首先是一个接近数学理想的结构,并不是自然会在现实中出现的事实。

竞争若想真正发挥作用,国家必须先把它造出来。国家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框架,使市场中的竞争尽可能接近理想形态。和功利主义者一样,秩序自由主义者把法律看作政治工具,而不是国家的形而上学基础。

这大概正是福柯最感兴趣的地方:秩序自由主义证实了他的直觉,经济自由主义从来不只是经济制度,它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看起来很矛盾,实际上正是因为秩序自由主义要求国家不要直接干预经济——不要做总体经济计划,也不要随意规定价格——国家才必须更积极地干预法律领域,用立法和司法把市场运转的齿轮润滑好。原来,「少治理一些」并不意味着政府无事可做。恰恰相反,一个想少管经济的政府,往往会非常忙。

秩序自由主义者相信,自由市场需要一个有效国家。这个判断还参与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转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的巴特戈德斯贝格代表大会上放弃马克思主义。[17]

福柯警告,不要轻率把这一决定叫作背叛。第一,到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若想真正竞争执政权,就必须接受新自由主义,也必须放弃大规模国有化的传统承诺。更重要的是第二点:巴特戈德斯贝格给了社会民主党一套真正能够执政的方案。福柯说,这次大会标志着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了「治理术的游戏」。

德国经验因此值得左翼认真学习。社会民主党先同自由主义和解,十年后,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便带领它进入执政中心。再看法国。1977年6月,密特朗还可以宣布:「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出路。要么我们击败它,要么它自己毁灭。」结果第二年他又一次输掉选举。

在福柯看来,密特朗及其支持者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太左」,而是没有正视社会主义自身的结构性缺陷:根本不存在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社会主义者往往带着成套理念上台,可一旦真正进入执政,就不得不从其他政治传统那里借治理技术,也就是那些真正让政策发生作用的具体办法。德国社会民主党借的是经济自由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借的则是警察国家。问题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太爱文本,不够关心实践。他们总要追问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否忠于奠基文本,于是政治和行政的实际知识反而被放到一边。福柯这个政治批评,颇像他此前对德里达提出过的哲学批评。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秩序自由主义学到的,不是怎样爱上资本主义,而是怎样治理。福柯暗示,如果左翼真的认为权力很重要,那么它就应该认真学习自由主义。

他对法国社会主义的批评,与第二左翼当时的论点高度呼应。福柯谈社会主义的那堂课开讲不久,社会党就召开梅斯代表大会。罗卡尔及其支持者公开质疑,党是否还应该坚持同资本主义「决裂」。他们最终失败了。社会党大会通过的纲领反而谴责右翼所说的那些「所谓经济规律」,认为右翼把它们说成像宇宙规律一样永恒。

即使社会党终于在1981年执政,福柯的不满也没有消失。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回忆,1983年他曾与福柯计划写一本小册子,题为《社会主义者的脑袋》(La Tête des socialistes),准备说明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缺少一门「治理的艺术」。 这个结论福柯1979年已经得出。书最终没有写成。

但到了1983年,福柯大概会觉得现实正在替自己作证。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密特朗政府暂停雄心勃勃的国有化计划,让法郎贬值,又实施紧缩政策。事实上,它承认了市场规律。这是法国社会党自己的「巴特戈德斯贝格时刻」,只是从未被公开承认为如此。它由此制造出的思想混乱,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消失。

声称社会主义要保住政治意义,就必须同经济自由主义达成某种和解,本已足够大胆。1979年的福柯还把赌注加得更高。当一些左翼知识分子把新自由主义描绘成新法西斯主义时,他反而提出,新自由主义应被看成一种鲜明的「非规训性」权力。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把目光转向芝加哥学派。

福柯突然细讲经济政策,大概会让当年的听众颇感意外。他介绍了所谓「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这个设想由芝加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60年代初系统讨论。弗里德曼后来成为撒切尔与里根革命的思想偶像。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利奥内尔·斯托莱吕则在1974年的一本著名小册子中把负所得税带进法国公共讨论。[18]

负所得税的目标,是精简昂贵的社会服务官僚体系,同时避免某些福利项目降低就业动力。它不再费力区分谁是「值得帮助的穷人」、谁是「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国家定义贫困,只看收入这一项指标,也只在收入这个层面介入。

富人和穷人都提交纳税申报。收入高于某个门槛的人照常缴税,低于门槛的人则不缴税,反而按照收入与门槛的差距获得现金补贴。一个人越穷,得到的补贴越多。

福柯真正感兴趣的,是这种制度同现代福利国家长期传统的决裂。现代福利往往把给付和行为绑定起来,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穷人」,是不是认真工作,是不是以社会认可的方式生活。负所得税对此几乎冷漠。领取者怎样花钱,有没有某种理想的劳动习惯,都不是国家首要关心的问题。唯一重要的是,他应获得足以继续进入经济游戏的收入。

在福柯看来,这说明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与战后指导主义政策相比,芝加哥式新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少得多」,也「规训主义少得多」。 这句话从福柯嘴里说出来,绝不是一句无关痛痒的称赞。

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非规训」性质,在另一个福柯长期关心的问题上更加明显:犯罪与惩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干脆丢掉了传统犯罪话语中那些沉重的道德范畴。加里·贝克尔分析犯罪时,并不需要先回答「罪犯是什么样的人」。犯罪只要被定义成一种会招致惩罚风险的个人行为就够了。善与恶、正常与反常,甚至合法与非法的厚重道德区分,都可以暂时放到一边。

福柯讨论以市场机制而不是单纯执法来调节毒品使用的模型时,惊讶于其中发生了一次「人类学抹除」(anthropological erasure):罪犯不再被当作具有某种异常本性的人。[19] 芝加哥学派也不再幻想建立一个彻底没有犯罪的社会。他们提出的是另一个问题:一个社会愿意承担多少犯罪,又愿意为减少这些犯罪支付多少惩罚成本?

在总结芝加哥学派时,福柯几乎把新自由主义描绘成规训社会的天降替代品:

在美国新自由主义中出现的,根本不是那种彻底规训化的社会理想或计划。在那里,法律网络包围个体以后,并不会再由所谓规范机制从内部继续接管并延长这种控制。它也不是一个要求普遍规范化、把无法规范的人排除出去的社会。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图景,或者说另一套纲领:差异系统得到优化,各种过程可以在其中摆动,个体与少数群体的实践获得一定容忍。干预所针对的不是游戏中的玩家,而是游戏规则本身。最终,权力不再以内在驯服个体的方式介入,而更多以改变环境条件的方式介入。

「差异」「容忍个体与少数群体的实践」「克制直接臣服人的干预」——这些词很难让人立即想到福柯过去描写的政治现代性。可1979年,他恰恰用这些词来概括现代权力关系可能发展的方向。四年前写完《规训与惩罚》的福柯,已经走了很远。

结论

本文的论点是,福柯1979年的课程应当被理解成对经济自由主义的一次策略性肯定。至少有三个原因使这件事成为可能。

首先,70年代法国经济自由主义复兴背后的知识、政治和经济变化,让福柯终于看见,这套思想与自己那种非法律主义的权力理论之间有某种亲缘性。他也因此修改了《规训与惩罚》的规训假说。现代权力最典型的形式,不再是通过管理身体来塑造一个个个体的规训,而是福柯称作生命权力的、侵入性更低的人口管理技术。生命权力要求国家退后一步,容许人与人之间的自发互动自行展开,尽管国家仍可能在某些时候轻推这些力量、改变它们的方向。正是这一点,为经济自由主义打开了道路。

第二,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是通过重新发现政治自由主义来摆脱马克思主义。福柯对这种哲学的人本主义基础始终近乎本能地过敏,于是走向另一条路:经济自由主义。吸引他的,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对「人是什么」说得很少。它的政治技术可以不以厚重的人类学为前提。

第三,福柯认为,当时法国左翼最严重的缺陷,是始终没有从意识形态跨到治理术。社会主义有理想、有文本、有价值宣言,却没有一套能够独立运转的治理理性。依福柯1979年的判断,只有真正同新自由主义发生和解,社会主义才可能获得实际运用权力的工具。

这样一来,我们从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课程里看见的,是一个不同的福柯。至少,这个福柯与美国学界几十年来激烈争论的那幅肖像相当不一样。我们习惯的福柯,总在走向边缘与被排斥者,通过他们揭穿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和话语制度怎样伪装自己的普遍性。这里出现的福柯却在认真琢磨另一件事:一个当时正在争夺霸权、后来确实取得霸权的话语框架,是否可能给差异和少数群体实践留出空间。

如果不把这些话重新放回它们被说出的历史环境,我们就很容易再次对这个福柯失聪。

从更大的尺度看,福柯从「规训」转向「生命权力」——如果把他60年代的研究与1975年的《规训与惩罚》都归入前者,而把经济自由主义理解成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恰好对应法国社会本身的一次大变形。战后那个以充分就业、国家指导为特征的经济模式正在退场,70年代诞生的,则是一个更加全球化、也更加不稳定的秩序。

因此,我们最好谨慎使用美国学术常识贴给福柯的那些标签:「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国理论」。这些词当然不是毫无内容。如果它们指的是福柯的哲学反人本主义、他对一切人类学断言的怀疑,以及他拒绝用法律和主权来穷尽权力的做法,那么它们仍然有用。

问题是,这些标签后来经常与某种固定的学院话语和政治姿态捆在一起,以至于它们几乎从结构上就无法解释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一个被奉为破局者的思想家,为什么会在70年代末对一种后来与全球支配秩序如此紧密结合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留下近乎欣赏的评价?

随着「福柯经院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最粗糙的版本逐渐失去吸引力,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理解福柯的真正意义。不必再把他主要看成一场思想叛乱的领袖,而应当把他放回那些更深、更缓慢,却真正改变了时代结构的历史转型中。福柯思想的价值,或许恰恰在于它留下了这些转型发生时的地震记录。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1] 本文的中心命题具有明确的争论性。贝伦特并非只说「福柯研究过新自由主义」,而是进一步主张福柯在1978—1979年间曾对经济自由主义作出「策略性肯定」。这一判断后来成为「福柯与新自由主义」争论的重要起点之一。贝伦特本人此后继续发展这一解释,尤其见其2015年〈资本主义批判能够是反人本主义的吗?〉(“Can the Critique of Capitalism Be Antihumanist?”)。

[2]Governmentality 是福柯后期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中文常译「治理术」「治理性」「管治术」。本文统一译作「治理术」,强调的不是政府这个机构,而是「如何治理」的理性、技术、知识和实践组合。贝伦特此文尤其把它用来区分「拥有社会主义理念」与「真正形成一套社会主义的治理办法」。

[3] 监狱信息小组(GIP)由福柯、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让-马里·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等人在1971年发起。它并不以知识分子「替囚犯发言」为目标,而试图让囚犯直接描述监狱制度与自身处境。GIP通常被视为福柯从60年代知识考古学转入70年代权力分析和政治行动的重要节点。

[4] 「新哲学家」是70年代中后期法国一批强烈反马克思主义、反极权主义知识分子的媒体称谓,代表人物包括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他们把苏联经验、古拉格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总体性冲动联系起来。福柯曾公开肯定格吕克斯曼的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了「新哲学家」的全部政治立场。

[5] 贝伦特所说「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并不是「不关心人的自由」,而是说限制国家权力不必从一个先验的人类主体、自然权利或人的本质出发。经济自由主义可以用治理效果本身来说明为什么权力应自我限制:干预过多会破坏它试图治理的过程,因此权力出于自身理性而给自由留下空间。

[6]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1944年建立的战后国际货币安排。美元与黄金按固定比价挂钩,其他主要货币再与美元维持固定汇率。1971年尼克松政府终止美元对黄金的兑换,固定汇率体系随后瓦解。贝伦特把这一变化与1973年石油危机并列,意在说明70年代经济转折并不能只归因于一次油价冲击。

[7] 「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是法国战后史的惯用概念,通常指1945年前后至1975年的高增长、充分就业和福利扩张时期。这个说法由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广为传播。贝伦特用它强调:福柯重新思考国家、自由和治理,并非发生在抽象的理论真空,而是在战后法国发展模式已经明显失灵的时刻。

[8]Dirigisme 在法国经济史中指国家通过计划、产业政策、价格和信贷管理、国有企业等方式主动引导经济发展的传统。译作「指导主义」比「国家干预主义」更准确,因为它不仅表示国家介入,而且强调国家试图为经济设定方向。战后法国的计划体制与大型国有部门是其典型形式。

[9] 1938年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由路易·鲁日耶(Louis Rougier)在巴黎组织,参与者包括哈耶克、米塞斯、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üstow)等。会议围绕如何更新古典自由主义展开。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并非在此形成单一学说,但这一会议确实是战前自由主义重组的重要节点。

[10] 「第二左翼」不是一个单独政党,而是法国左翼内部的一组政治、工会与知识网络。它反对共产党式中央主义,也不满意社会党传统上依赖国家所有制和中央计划的改革路径,更强调自治管理、公民社会、地方实验和工会民主。罗桑瓦隆、米歇尔·罗卡尔、CFDT均与这一传统密切相关。

[11] 统一社会党(PSU)成立于1960年,长期处于法国共产党与社会党主流之外,吸纳反殖民、基督教左翼、自我管理社会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等力量。法国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则由天主教工会传统转型而来,60—70年代逐渐成为自治管理与第二左翼的重要组织支点。

[12]Autogestion 在法国70年代政治语境中不宜只译作一般性的「自我管理」。它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含义,指工人、居民和社会成员直接参与生产单位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试图减少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官僚的垂直支配。本文译作「自治管理」,以保留它在制度与政治自主上的含义。

[13] 「规训假说」并不是福柯自己为《规训与惩罚》明确提出的理论名称,而是埃里克·帕拉斯等研究者用来概括一种强解释:现代权力的典型趋势,是通过监视、训练、规范化和主体化,把个体置于连续的规训网络中。贝伦特认为,福柯从1976年起显著收缩了这一判断的适用范围。

[14]Assujettissement 同时包含「使人成为主体」与「使人臣服」两层意思,是福柯有意利用的词义双关。译作单一的「主体化」容易丢失支配含义,译作单一的「臣服」又会看不见主体如何在权力关系中被生产。本文据语境使用「臣服/主体化」,必要处保留法文。

[15] 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并不主张国家单纯退出市场。其核心命题恰恰是:竞争秩序并不会自然生成,需要国家通过宪法、法律、货币制度和反垄断政策主动建构并维护市场框架。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正是借此说明,自由主义的「少治理」不是无政府,而是把治理从直接指挥经济过程转向塑造竞争得以存在的环境。

[16] 《贝弗里奇报告》是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1942年提交英国政府的社会保险与福利改革报告,主张以社会保险和公共服务对抗贫困、疾病、无知、恶劣住房与失业。它成为英国战后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重要政策基础。原文已提醒,福柯把勒普克描述为将其视同国家社会主义,但课程编辑没有找到完全对应的原始表述。

[17]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哥德斯堡纲领》,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理论基础,也不再把全面生产资料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转而接受社会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和更广泛的跨阶级选民基础。福柯把这一事件理解成社会民主党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转向「能够执政的治理术」的关键时刻。

[18] 负所得税与今天通常所说的「全民基本收入」不同。它仍以收入审查和税制为基础,只是当收入低于某一门槛时,税收从正数变成向个人支付的负数。福柯关注的并非单纯福利力度,而是这种制度怎样减少对受助者生活方式、道德品质和劳动行为的持续监督。

[19] 「人类学抹除」指犯罪经济学不再首先追问「罪犯是什么样的人」,也不把犯罪解释为某种异常人格、病理本性或危险主体的表现。它把犯罪还原为在成本、收益和惩罚风险之间作出的行为选择。福柯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削弱了19世纪以来犯罪学不断生产「罪犯这一类人」的规范化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