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普遍化抵抗:福柯治理术课程中的联盟政治
「正文约19300字」
作者:卢克·伊洛特(Luke Ilott)[译1]

文献来源:“Generalizing Resistance: The Coalition Politics of Foucault’s Governmentality Lecture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85 (2023): 48–72.
摘要
本文把福柯解释为一位思考「联盟政治」的思想家。福柯虽然常常同一种地方主义的「微观政治」联系在一起,却也试图帮助那些彼此分散的斗争把自身「普遍化」,形成规模更大、内部联系更紧密的运动。因此,本文提出一种不同的福柯形象:一个思考联盟的人。福柯并不是70年代社会碎片化的欣然推动者。相反,他试图回答的,正是怎样在碎片化之后重新结成联盟。关于这种「普遍化政治」,福柯最完整的论述散见于他围绕法兰西学院两门课程留下的手稿和草稿: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政治理论研究者熟悉这两门课程,主要因为其中有关「治理术」的讨论。
正文
近年的思想史研究引发了一场争论:福柯是否借这些治理术课程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甚至一度对它抱有好感?本文通过重建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联盟政治计划,提出一种不同的语境化解释。同时,本文也主张政治理论研究者重新阅读这些课程,把它们看成一种福柯式大规模联盟政治理论的基础。
米歇尔·福柯的思想常被认为不利于大规模政治行动。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第一卷中,福柯追溯现代「微观权力」(micro-powers)的历史,说明这些权力如何在局部层面塑造个体行为和主体性。他有意避开那种把国家放在分析中心的政治理论传统,把目光转向学校、监狱和诊所这些权力的「毛细血管」地带。早期批评者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因此质疑,仅凭福柯式的「局部抵抗」,一旦面对国家权力这个中心,恐怕很快就会失去力量。

米歇尔·福柯。1970—1984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主持「思想体系史」讲席。《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正是在这里讲授。
即便更愿意接纳福柯的读者,也常常担忧他对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强调会把政治困在某个尺度上。拉德尔·麦克沃特(Ladelle McWhorter)十分珍视福柯对特殊、断裂和不连续性的敏感。在她看来,福柯「是个拆分者,而不是归并者」。 可她同样担心,这种取向会不会封闭我们与不同于自己的人「形成并巩固联盟」的机会。 从历史叙述看,福柯式后结构主义对差异、特殊性和微观政治的推崇,也经常同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与「断裂」联系起来——在这类叙事中,全球工人运动也是在同一时期变得支离破碎。
本文提出一种不同的福柯形象:一个思考联盟的人。福柯并不是70年代社会碎片化的欣然推动者。相反,他试图回答的,正是怎样在碎片化之后重新结成联盟。
关于福柯的联盟政治,我们能找到的最充分材料,来自与两门法兰西学院课程有关的访谈、笔记和手稿草稿,也就是1978年的《安全、领土与人口》和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 在这些课程里,福柯显然比过去更关心宏观层面的政治。他从微观权力继续向外看,几乎给出了福柯思想中最接近「国家理论」的东西。 他分析近代早期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以及当代新自由主义,把它们理解成一套规定国家行动原则、同时调节国家、社会与自然世界之间交换关系的理性。福柯把这些理性称为不同形式的「治理术」。
他的关键动作,是拒绝把国家当作政治思考的起点。国家只不过是治理术的一个生长结果,是从更广阔的权力网络中形成的。治理术所指的,是一整套「制度、程序、分析与反思、计算和策略」,它们既调节地方层面的权力运作,也调节全国尺度的权力运作。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这两套课程的节选便陆续流传;2004年,两套法文课程完整出版。治理术研究(governmentality studies)由此形成一个重要学术领域,并把福柯的洞见用于分析当代自由主义和全球治理。
可是,一个越来越紧迫的问题仍悬在那里:为什么福柯会在1978—1979年突然越出自己通常的研究范围,转而讨论全国性的治理、自由主义和国家?
当时,他正在起草《性史》的一卷,研究16、17世纪告解手册中现代性主体观念如何形成,同时又开始阅读奥古斯丁、哲罗姆(Jerome)、居普良(Cyprian)和安布罗斯(Ambrose)等教父思想家的著作。 这些兴趣最后汇入《肉欲的忏悔》:这是《性史》第四卷,福柯1984年去世时已经接近完成,2018年才在身后出版。 《安全、领土与人口》确实吸收了一部分这方面的研究,但治理术课程整体上明显偏离了福柯当时正在写作的书稿。它们不像一部未来著作的粗略草稿,更像一次直接介入当代政治的行动,一次由「批判道德」推动的理论干预。
多数研究者长期认为,福柯的目的,是为批判20世纪70年代法国正在出现的自由主义治理方式提供更细致的工具。他把这些新变化同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和美国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 另一批思想史家则提出了更有争议的看法:福柯甚至曾把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某些方面视为一种具有解放意味的方案。
按这种解释,福柯被新自由主义限制国家权力的主张所吸引,也欣赏它面对少数群体时更宽容、较少规范化的治理方式。他据说把这种治理视为一个更好的选项,用来对抗当时正准备通过「左翼联盟」(Union of the Left)赢得选举的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因为后两者代表的是一种「国家主义而官僚化」的社会主义。 迈克尔·C. 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因此认为,福柯在规范意义上对国家的「怀疑」使他同新自由主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刻亲和性」,他甚至有意以较为正面的方式介绍新自由主义,借此「攻击法国社会主义未经反省的国家主义」。
如果这套解释成立,那么今天左翼还在不断借用的福柯,其反国家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政治,反而把他引向了此后半个世纪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和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甚至把福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暧昧关系,当作一个警示:在今天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一种把市民社会、社会运动和身份政治的反国家、反官僚倾向视为当然进步的左翼政治,本身存在怎样的限度。
然而,把福柯放进一个可能接受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反国家主义左翼之中,会造成严重误导。因为在治理术课程里,福柯恰恰以相当轻蔑的口吻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反官僚、反国家主义。我们也几乎找不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在1979年曾「策略性地赞同」新自由主义。
不过,这些语境主义研究仍有一个重要提醒:福柯谈论新自由主义时那种异乎寻常的中性语调,很难直接称作一种批判。至于新自由主义对国家的改造究竟是好是坏,福柯明确说过:「那不是我的问题。」 今天的研究者当然可以运用福柯的方法,对新自由主义提出重要批判。但如果我们想理解1979年的福柯本人究竟在针对什么——那还是撒切尔在英国胜选、里根在美国入主白宫之前——我们恐怕必须去别处寻找答案。
本文因此不再纠缠于福柯究竟是在批判还是拥护新自由主义,而提出另一种解释:治理术课程显示,福柯正在试图捍卫一种位于政党形式之外的大规模联盟政治。
他讨论治理术,不是在为自由主义的优点作规范评价,而是在重新绘制政治地图。他想把左翼各种分散的行动放回一张新的地图上,从而看见它们彼此连接的可能。医院里、监狱里、学校里涌现的激进运动,并不一定互相竞争。它们面对的是同样的「治理」理性,而这些治理理性又用彼此同构的技术使不同人群成为权力对象。
福柯通过「治理术」这个概念抓住了一种「普遍性」(generality):治理术是一张庞大的网络,横跨众多场域和权力实践。正因如此,抵抗也可能发生自己的「普遍化」(generalization)。一个个看似孤立的抵抗能够彼此连接、相互增强,从局部越出局部,在整个社会尺度上产生后果。
因此,与其把福柯对现代国家的「降格」理解为反官僚的国家批判,我们不如问:这种国家观究竟怎样服务于一种特殊的左翼联盟战略?
福柯当时真正抵抗的,是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政治要求:各种分散的行动必须经过选举政党的协调才能构成政治。按照当时许多人的想象,整个社会有一个具有支配地位的震中,那就是国家。如果一场具体斗争只是同地方的权力代表发生冲突,它最多只能在社会整体上留下边缘性的震动。要真正改变社会,它就必须由一个能够夺取并运用国家机器的政党加以「总体化」(totalized),把局部斗争变成全国变革的工具。
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图,自然导向以政党为中心的左翼联盟想象。
福柯的笔记却显示,他一直在尝试另一种模型,一种不以政党形式为中介的联盟。如果治理术不像国家那样拥有一个唯一中心,而是一个广阔却去中心化的关系和实践网络,那么反抗它的行动也可以组成一场松散、去中心却仍然具有凝聚力的「运动之运动」。
这样一来,治理术课程真正的政治赌注,与其说是评价自由主义,不如说是左翼内部两种联盟模式的冲突:一边是在政党之中完成「总体化」,另一边是在政党之外实现「普遍化」。
乍看之下,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可信。毕竟福柯在课程里谈了那么多自由主义,却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联盟。但法国国家图书馆近年开放的福柯档案里,那些手稿材料比正式出版的课程更清楚地显示:20世纪70年代末,福柯确实持续思考政党式联盟与非政党式联盟之间的冲突。[译2]
本文第一部分利用这些材料,重建福柯在1978年议会选举和1981年总统选举前夕那场有关政党与社会运动关系的争论中所处的位置。当不少同时代人希望左翼政党把女权主义等运动吸纳进选举联盟时,福柯却试图画出另一条道路:在不经过政党围绕国家展开竞争的情况下,社会运动也能追求雄心勃勃的社会变革。
第二部分说明,福柯怎样根据这一政治局势来塑造自己对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解释。因为他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收缩,所以他能够进一步论证:去中心的社会行动并不比争夺或限制国家机器的政党政治次要。
第三部分则恢复福柯对非政党大规模政治行动的另一幅图景。他把这种过程称作「普遍化」。近代早期的宗教精神运动以及当时正在发生的伊朗革命,在他眼中都曾实现过这种普遍化:从局部起步,却最后带来了剧烈的社会变革。
文章最后将进一步讨论,政治理论家为什么应当重新把治理术课程看成福柯式政治联盟理论的基础。福柯拒绝把政党中介当作从局部行动走向普遍行动的必经之路,这使他在今天有关基层行动与议会组织关系的争论中,留下了一个相当独特的答案。
20世纪70年代末的政党与社会运动
这一节首先要说明,为什么福柯在治理术课程中对国家的重新界定,同时也应当被理解成对政党的拒绝。
借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艾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和罗萨娜·罗桑达(Rossana Rossanda)的说法,我们可以把这些课程放进一场「政党形式的危机」(crisis of the party form)中来理解。1978年法国议会选举和1981年总统选举,使这场危机格外尖锐。

1978年3月,法国议会选举前夕,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竞选活动。福柯同当时不少议会外行动者争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支持左翼,而是社会运动是否必须通过选举政党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社会党、共产党距离执政似乎越来越近。面对欧洲工人阶级日益碎片化的现实,许多理论家主张重新设计政党的角色:政党应当把1968年以来大量涌现的新社会运动吸收进来,由此形成新的政治联盟。
这种努力却遭到许多议会外行动者的敌视,福柯就是其中之一。
思想史家塞尔日·奥迪耶(Serge Audier)曾推测,福柯之所以会对新自由主义发生兴趣,一个原因在于社会党和共产党仍是一种「旧式国家主义左翼」,对70年代那些反规范化的社会运动缺乏兴趣。 可本文要提出的恰恰相反:福柯的问题并不是左翼政党对新社会运动太冷淡,而是它们变得过于友好了。
它们试图把1968年以来逐渐形成的行动主义世界吸收到一种更狭窄的政党政治之中。
这场冲突的关键,正是「权力究竟在哪里?」权力究竟分散在福柯所谓的「微观权力」网络里,还是说最终仍集中在国家?既然如此,政治抵抗是否可以由分散、断续的行动组成,还是说左翼力量必须由一个中央化的政党统一协调?
福柯在治理术课程中重新思考政治场域的「普遍性」,正是为了证明:社会运动不需要被导入以国家为目标的政党竞选,也能够产生雄心勃勃、具有普遍效应的政治变革。
福柯一向公开支持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行动等「分散而去中心化」的斗争。1978—1979年的演讲与访谈里,他密切而肯定地讨论过这些运动的策略。 围绕性、主体性和日常权力形式展开的议会外运动,在他看来代表着另一种政治。它不同于围绕国家展开的「大战役」,也不同于1978年议会选举那样的「竞选运动」。
但这种独立并非理所当然。
1968年时,社会党和共产党起初对议会外的学生行动相当戒备。到了70年代中期,为了拼成一个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联盟,它们开始主动接近「六八一代」(soixante-huitard)的左翼潮流。在1975年的「社会主义大会」(Assises du socialisme)上,社会党试图把学校和监狱里的抗争、移民运动和性少数群体斗争都纳入自己的「总体变革计划」,而这个计划最终指向「夺取国家」。
天主教左翼杂志《精神》(Esprit)主编让-马里·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对此表示欢迎。他说:「在传统政治领域之外展开的行动,现在必须同夺取权力的努力连接起来。」
1976年,法国女性第一次有一半把选票投给左翼候选人。女性由此成为左翼政党不能忽视的新选民群体。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格·马歇(Georges Marchais)开始把共产党包装成「妇女自由的政党」。 密特朗更直接地试图把妇女运动吸收到社会党内部。他甚至宣称,1970年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不过是妇女在社会党内部行动的「史前史」。

20世纪70年代,巴黎妇女为堕胎权举行示威。女权运动的壮大,使妇女第一次成为左翼政党必须认真争取的政治力量,也由此带来另一重危险:自主运动会不会被转化成政党的选举资源?
正如埃莱娜·哈茨费尔德(Hélène Hatzfeld)所说,「女权主义正在成为一个可能的选举议题」。 两大左翼政党也开始争取「同性恋选票」,提出同性恋平等政策,并建立相关委员会。
1977年9月,由于各党选举收益分配失衡,「左翼联盟」破裂。社会党于是加倍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它发表地区主义和环境政策宣言,并在1978年1月举行全国妇女权利大会。
在这场更新中,密特朗的目标,正如简·延森(Jane Jenson)和玛丽埃特·西诺(Mariette Sineau)所说,是把那种「无组织的」(sauvage)、反政党的女权主义「导入渠道」,让社会党成为女权主义制度化的工具。
社会党为了赢得多数,已经远远越出了某些研究者所描述的那种陈旧、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也就是据说把福柯逼向新自由主义的那个「旧左翼」。政党正在越来越友好地拥抱新社会运动。可正因如此,它也开始威胁这些运动的组织自主性。
社会党和共产党向社会运动伸出的手,引发了一场遍及欧洲的政党角色争论。福柯关于去中心化「微观斗争」的分析,在其中不断受到批评。
意大利共产党理论家彼得罗·英格拉奥(Pietro Ingrao)既是阿尔都塞的重要对话者,也影响了普兰查斯这样的改革派「欧洲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ts)。英格拉奥强调,政党必须成为女权、环保和学生运动的「总体化时刻」(moment de globalisation),把分散的运动综合成一个整体。
普兰查斯在1979年一篇题为《国家、社会运动、政党》的访谈中批评了这种立场。他认为,「学生、女权、地区主义和生态运动,街区委员会、公民委员会等等」不应被完全整合进共产党。
可他同时也批评「德勒兹—瓜塔里—福柯潮流」。在他看来,这些人把政治拆解成「单一的微观反叛、四散的抵抗和彼此孤立的实验」,结果就是「碎片化」。 他援引不久前的葡萄牙革命为例。在那里,共产党同群众动员发生了无益的冲突。普兰查斯因此主张,「政党必须积极存在于新社会运动之中」,小心处理这些运动同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之间的连接。
对那些正在思考左翼政党怎样搭建联盟的人来说,一个最迫切的问题于是变成:政党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改造自己,以便『捕获』社会运动」?
社会党周围也在发生类似争论。
一些认为福柯受到新自由主义吸引的历史学家,经常把他同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以及所谓「第二左翼」(Second Left)密切联系起来。第二左翼是法国社会主义内部更强调自治、社会实验和去国家化的一支。研究者正确注意到,福柯与这一潮流都重视1968之后出现的、不同于传统左翼政治的新形式。
但他们在「政党形式」上有重要分歧。
同普兰查斯一样,罗桑瓦龙和他的合作者帕特里克·维弗雷(Patrick Viveret)把新社会运动当作可以提供给密特朗的政治资源。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危险」是「政府行动与新社会运动之间出现裂缝」。 社会党必须成为两者之间的「连接者」,不仅组织国家,也承担「政治社会的组织」。 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裂缝如果太大,对左翼而言将是「致命的」。
因此,罗桑瓦龙和维弗雷虽然同福柯一样热情欢迎女权主义等运动,却主张由社会党协调这些运动。这同福柯的设想发生了冲突。在福柯看来,分散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独立于「围绕国家的大决战」的政治,而社会党的「竞选运动」正属于那种国家中心的政治。
与此同时,议会外左翼开始发出警报。他们担心的几乎是一场生存危机:社会党那副热情的拥抱会把他们整个吞进去,把议会外行动重新塞回一种狭窄的选举政治。
正如丽莎·格林沃尔德(Lisa Greenwald)所说,许多妇女行动者「认为自己非常有理由害怕社会党对『妇女解放』的接纳」,她们抵制政党对自身事业的「接管」。
1979年,安托瓦内特·富克(Antoinette Fouque)采取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动,把「妇女解放运动」(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s femmes, MLF)注册成商标。她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为了避免运动被政党「抹去」。她还引用「第二左翼」社会党重要人物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有关「吸纳妇女」的说法作为证据。
对这些议会外左翼女性而言,第二左翼向女权主义开放恰恰令人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她们的行动可能被导入一个中央集权、等级森严的政党政治。另一些女权主义者也谴责社会党和共产党表面上的亲女性立场,把它们称作「选举导流策略」,最终只会把女权主义要求降格为竞选中的「宣传主题」。
因此,一批重要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呼吁在1978年选举中投废票。她们写道:「这个问题真正牵涉的,是女权运动相对于所谓『政治』(la politique)究竟应当占据什么位置、拥有什么地位。」 另一些人则承认,所有政党都「在追逐女性……原因显然是选举」,但她们还是主张参加投票,以击败右派。
1981年,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等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在《女权主义新问题》(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上指出,总统和议会选举再次点燃了关于女权主义会不会被政党「收编」(recuperation)的争论。 她们主张,女权主义不能仅仅在某个政党里找到政治表达。它必须推动一场「政治的重新定义」(redéfinition du politique),捍卫选举政治之外的「自治」和直接行动。
安托万·伊迪耶(Antoine Idier)的研究表明,许多同性恋行动者也怀疑,一个以赢得多数选票为目标的政党究竟会不会真正重视他们的利益。
1977年,巴黎主要的同性恋解放小组(Groupe de libération homosexuelle)在一份小册子中承认,同性恋团体面临一个艰难选择:「拒绝一切政党,因为它们都把同性恋问题排除出去,所以不过是一丘之貉?还是展开长期斗争,迫使工人运动的一切组织真正承担起这个问题?」

1971年5月1日,同性恋革命行动阵线(FHAR)参加巴黎五一游行。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和其他「六八之后」的运动,正是福柯所谓分散而去中心化斗争的现实背景。
另一些人干脆嘲笑政党政治这场「可笑的游戏」:在那里,人们永远谈不到真正的「政治性」(le politique)。 有些行动者则彻底拒绝选举,因为在他们看来,选举本来就不是边缘群体应当采用的政治行动模型。「粉红军派」(Pink Army Faction)攻击那些「亲选举」的同性恋组织者,讥讽他们不过是「披着同性恋外衣的异性恋运动」。他们写道:「选举,** 陷阱。」(Élections, piège à bites)
这些人争论的,不是自由主义是否比陈旧的国家社会主义更有美德。他们真正争论的是:在左翼众多运动构成的星丛里,政党究竟应该占什么位置。
问题恰恰在于,社会党已经不再是那个想象中的旧左翼。它正在积极接近1968年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行动者、地区主义者和生态运动者。罗卡尔、罗桑瓦龙周围的第二左翼社会党人希望「更新政党的角色」,把新社会运动纳入其中,从这些运动那里取得力量。与之相反,德尔菲这样的议会外左翼要求「重新定义政治」,以便在政党之外、在围绕国家展开的选举竞争之外,保卫社会运动的自主斗争。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应该理解福柯在1978年选举前拒绝支持某个政党的态度。这同那些主张投废票的女权主义者非常接近。
1977年9月,一场聚集第二左翼人士的会议上,福柯谈的是「街区层面的医疗卫生」。他很高兴地说,自己所在的工作组里没有一个人提到「1978年3月」,也没有一个人说出「选举」这个词。
会上的第二左翼采访者追问他的党派立场,甚至说他「完全拒绝政治」。福柯坚持,政治必须理解得更宽。他的工作涉及一种「文化动员」——比「文化革命」稍微谦逊一点——而这种动员是政党「无法收编的」。
1978年,他为《政治周刊》(Politique-Hebdo)选举特刊写道:
如果过去十五年完成的工作确实富有成果,那正因为我们一直试图睁开眼睛,擦去政党与选举游戏强加给我们的那副传统政治棱镜。至少在今天,我们不会把已经完成的工作翻译成选举语言。
福柯1978年不愿给某个政党背书,并不等于他暗中谴责社会党。事实上,1981年社会党终于获胜时,他公开表示欢迎。 1984年接受访谈时,他仍说自己会谨慎地支持社会党,只是知识分子应当同选举政治保持一定距离。
他的1978年弃权主义,是「1968」十年后许多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行动者共有的态度。他们不愿被福柯所谓「政党和选举游戏」重新收编。福柯批评的不是社会党的具体纲领,而是另一种更深的预设:仿佛激进政治只有被「翻译成选举语言」,才算真正值得认真对待。
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福柯面对法兰西学院里由行动者、研究者和学生组成的听众,讲授了《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
治理术课程通过重新划定国家的边界,为福柯拒绝政党政治提供了理论支撑。因为国家与政党这两个概念,在当时的政治话语里紧紧相连。在欧洲共产主义者和第二左翼那里,政党之所以具有中心地位,是因为国家被认为高于其他一切社会权力或人际权力。
普兰查斯问:「政党有没有中心作用?当然有……只要国家仍然有中心作用。」 他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发展出一套新的国家理论,也正是为了说明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在那些过去被错误地称为「次要」的战线上「装备自己」——妇女斗争、生态运动等等。
这本书吸收了不少社会运动话语以及福柯著作里熟悉的主题,例如「规训式规范化」「男性统治」和「男女之间的斗争」。 可福柯把这些关系理解为分散的微观权力,普兰查斯却把它们重新装入国家的「统一—中央化」结构中。
他承认,并非一切权力都能还原为国家权力。但福柯和德勒兹那些被设想为「完全位于国家之外的权力场所——精神病院和医院装置、体育装置等等——之所以是权力场所,恰恰因为它们被纳入了国家的战略场域」。
同样,尽管巴利巴尔承认「政党形式的危机」部分来自「社会运动的发展」,他仍坚持「政党这个观念本身」没有过时。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剥削和统治的形式并不能被还原为一个弥散的『微观权力』网络」,它们仍围绕一些可怕的权力集中装置组织起来——在经济里、在社会传播中,更在国家内部。
第二左翼的罗桑瓦龙也抱怨,福柯把权力溶解成「普遍分散的『微观权力』」,结果「消除了国家和政治社会这个决定性问题」,而这「只会把我们带进死胡同」。
巴利巴尔、普兰查斯和罗桑瓦龙都明确驳斥福柯有关权力分散的构想,以此论证一种围绕政党核心组织起来的政治。他们坚持认为,社会权力终究相对集中在国家。
《安全、领土与人口》直接回应了这场有关政党形式的理论争论背后的根本问题。福柯问:
归根到底,这些一般性的权力技术……难道不最终从属于一个总体性的、能够把一切加以总体化的制度——也就是国家吗?
他的回答是把这个命题倒转过来。
国家只是从一张远远超出国家自身的普遍权力关系网络中生长出来的。福柯回到近代早期思想,追踪人们所讨论的各种「治理」问题:怎样治理年轻的学习者,怎样治理家庭,怎样治理宗教羊群,又怎样治理自己。
现代国家正是从这片弥散的治理关系场域中形成的,是从「多重而极其不同的过程出发,逐渐取得形态、逐渐凝结,最后形成的一种效应」。
所以,国家「今天无疑同过去一样,并没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统一性、个体性和严格的功能性。甚至我愿意说,它也没有人们所赋予它的那种重要性」。
这句话直接削弱了普兰查斯那类国家理论。
福柯否定国家权力表面上的统一性和首要性,也就动摇了同时代人用来论证政党组织不可或缺的那个前提。他把国家重新溶解进一组分散、去中心化的治理关系,也因此为一种同样去中心化的抵抗模型打开空间。
《生命政治的诞生》手稿更明确地表明,这种重新思考国家的努力同政党形式之争有多紧密。
在草稿里,福柯直接把自己拒绝「国家」等普遍项的方法,同一种超越政党的政治联系起来:
历史—政治的唯名论……同时也是一种实践态度。它从一个决定出发:理论上,是省去普遍项;实践上,则有一整套与此并行的东西——拒绝政党,拒绝划定一个名为『政治』的门槛,拒绝把政治分成边缘与中心。
福柯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以唯名论方式思考,把国家这样的普遍项重新还原为治理术这样的具体历史构成,也意味着拒绝政党政治。
政治场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中心,因此也不需要由政党把斗争中央化,并把其他斗争统统贬为边缘。国家只是在一张远远超出它自身边界的治理关系网中划出的一道特定界线。
同样,也不存在一个规范性的「政治门槛」,仿佛某些行动还停留在「前政治」阶段。政治不是由国家是否在场来定义,也不是由施米特式「敌人」是否出现来定义,而是由「权力关系的普遍性」定义。
政治无处不在,「因为到处都有抵抗,有逃逸的通道,有反抗治理术的起义」。
如果政治由治理术的存在来界定,那么它本来就是一个辽阔而去中心化的场域。在其中任何一个点上发生的斗争,都可能扰动整个网络偶然形成的平衡。
因此,把70年代末法国政治思想描绘成「陈旧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者」对阵「反国家的自由主义革新者」,并不是理解福柯处境的最佳方式。
本节提供了另一幅背景图景:欧洲社会党和共产党正重新谈判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关系,由此引发「政党形式的危机」。档案材料证实,这正是福柯准备治理术课程时萦绕心头的问题。他的课程手稿明确把治理术观念同「拒绝政党」联系起来。
这些手稿攻击那种狭窄的政治观,因为它把那些不关心围绕国家展开选举竞争的行动贬为边缘。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课程里把国家重新折回治理术的广阔网络,也等于按一种政党之外的去中心化行动主义政治重新想象整个政治场域。
下一节将进一步说明,他怎样借《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的新自由主义分析,重新描述自己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并由此继续为分散的社会运动辩护。
新自由主义、国家与政党形式
福柯同当时鼓吹选举参与者之间的争论,并不只是关于「政治是什么」「国家是什么」的理论分歧。它同时也是一场诊断之争:法国政治究竟正在往哪里走?
普兰查斯认为,福柯那种把权力看成四散的毛细血管网络的视野,在70年代法国漫长危机中已经开始过时。因为国家权力正在贪婪扩张,不断把其他社会关系吞进自己。
他写道:
真正值得惊讶的是,这种试图通过把权力分散到一个个细小的分子管道里而抹去权力的话语,恰恰在国家的扩张和重量达到前所未有程度的时候大获成功。
因此,福柯提出治理术,不只是为了在理论上反驳国家中心论。他还在建构一套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历史叙述,把70年代末诊断成一个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国家主义」的时刻。
在福柯眼里,新自由主义正在明显削弱社会权力集中于国家这一事实,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央化也在下降。既然如此,左翼斗争就更没有必要统一塞进政党。
普兰查斯创造了「威权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statism)这个概念,用来描述70年代危机中正在形成的政治。他所说的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每一个领域的控制不断加强」,同时民主制度逐渐被掏空。
这种诊断自然支持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党政治。因为如果「一切当代权力都服务于威权国家主义」,那么左翼当然必须围绕国家来组织自身。
认为国家正在不断扩张的,并不只有普兰查斯。
在无政府主义左翼中,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和德勒兹谈论国家机器不断滋长的「法西斯主义」或「新法西斯主义」。 第二左翼内部,罗桑瓦龙和维弗雷抱怨法国市民社会已经「被国家吸收」。 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引用罗桑瓦龙讨论纳粹德国那样的极权社会,在那里「国家已经完全驱逐市民社会,变成一个『总体国家』」,然后说:「我们实际上已经接近那个阶段。」
对国家最夸张的怀疑,来自1977年春天突然占据媒体中心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他们以反极权主义论战回应一种现实恐惧:如果左翼联盟胜选,亲苏联的共产党可能进入政府。
其中最著名的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和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把反国家主义推到了警报主义程度,几乎把国家提升成一种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存在。
列维说:「起初有国家。」国家「像神学家的上帝一样,是创造者而不是被创造者」。 在他看来,极权国家甚至不是自由国家的反面,而是「自由国家本质的真相」。
这些新哲学家大量借用福柯的语言。格吕克斯曼就把国家称作一座「全景敞视监狱」。 因此,在有关福柯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争论中,这段亲缘常被视为关键证据,用来说明福柯属于左翼内部那个反国家、日益自由主义化的部分。
福柯起初确实对格吕克斯曼颇为同情。1977年初,他曾为《思想大师》(Les maîtres penseurs)写过一篇积极书评,认同它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攻击。
可1977年9月左翼联盟解体后,福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

1978年,西柏林工业大学。画面中央为米歇尔·福柯,附近是「新哲学家」代表人物安德烈·格吕克斯曼。福柯曾肯定格吕克斯曼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攻击,却很快开始同「国家无所不能」式的反国家主义划清界线。
共产党单独执政已经几乎没有希望,1978年3月选举中又被社会党压过。此时,「新哲学家」的反共产主义已经没那么有现实作用,而他们不断膨胀的国家恐惧,在福柯那里反而成了问题。
一位熟人回忆,福柯「非常不安,觉得自己被挟持了……他非常明确地想同那些正在歪曲自己思想的『新哲学家』划清界线」。
《安全、领土与人口》里已经能看到福柯对列维那套夸大话语的反击。他试图「终止对主人的反复召唤,也终止对权力单调而无休止的断言……既不把前者,也不把后者当成上帝」。
1978年一次访谈中,他说:「我对新哲学家其实了解不多。」但如果他们的命题是「『主人』永远是『主人』,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逃不出陷阱」,那么这种说法「恰好同我的主张相反」。
所以,福柯1979年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并不是他早先同新哲学家接近的自然延续。恰恰相反,它同福柯急剧转向、反对那种惊慌失措的国家恐惧同时发生。
福柯似乎之所以同新哲学家决裂,是因为他认为,把国家权力描述成一个无限膨胀的巨物,会妨碍自己所支持的去中心化政治。
这种叙述暗示,一切不直接针对国家的行动都正在过时。既然国家重量压倒一切,那么政治最后还是会被推回以国家机器为中心的政党竞争。
1979年10月,福柯准备斯坦福大学的坦纳讲座(Tanner Lectures),打算第一次向美国听众系统介绍治理术。草稿中,他明确表达了对当时反国家主义潮流的焦虑。
他批评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人们把国家这个「冷酷怪物」,连同「它的行政机构、官僚体系和中央集权」,视为那种我们必须反抗的「权力过剩」的源头。
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说:「某一种自由主义,以及许多反对自由主义的人,在这种分析上最后达成了一致。」
从国家权力无比中央化这个判断出发,社会主义者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组织政党,或者建立能够夺取国家机器的斗争工具。」
自由主义者则得出另一条结论:「首要的政治任务,是以最严格的方式限制国家权力。」
这两条路线表面相反,其实共享同一幅政治地图:国家拥有压倒性力量,所以国家才是政治的决定性赌注。
福柯接着写道:
但我想说明,这种自由主义式或革命式的国家批判,并不能具体代表那些今天正在质疑权力分配方式的运动。我想说明,它们真正质疑的,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同于国家的现实。
这段文字足以说明,把福柯放进一个反对法国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化反国家潮流,是多么容易误导。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反国家主义同样有问题。那些他真正认同的运动,并不是以国家及其官僚体系「权力过大」为目标。它们攻击的是分散的、非国家的权力形式。
他在同一份草稿里抱怨,当时那种对自己著作的「自由主义式重新解释」,把他扩展政治场域的工作硬生生还原成「对传统而古老的反国家斗争的重新激活」。
于是,福柯在70年代末攻击反国家话语,部分原因正在这里:它看似削弱国家,实际上却再次夸大国家机器的中心地位,反过来加强了以夺取国家为目标的政党竞选的紧迫性。
这些担忧直接进入治理术课程。
1979年1月准备新自由主义课程时,福柯在私人日志中讥讽当代思想的「批判贫困」,嘲笑那些「理论上的好心肠/陈词滥调」:关于压抑——「我们恨它」;关于市民社会——「我们爱它」;关于国家——「我们恨它」。
从1979年1月讲到4月的《生命政治的诞生》,不断攻击当时左翼流行的「国家恐惧症」(state phobia),尤其反驳新哲学家的反极权主义国家恐惧。
福柯说,极权主义绝不是「国家权力的普遍化,换句话说……全世界尺度上的索尔仁尼琴」。
恰恰相反,极权主义来自「一种非国家的治理术」。它通过政党造成的,是「国家自主性的限制、缩减以及从属」。
把极权主义说成「国家权力无限增长」的想法,在福柯看来,其实是一场「分析上的强力操作」(analytical coup de force)。哈耶克和威廉·勒普克(Wilhelm von Röpke)等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正是借此把贝弗里奇计划这样的社会民主措施描述成滑向纳粹主义的斜坡。
福柯甚至大胆声称:秩序自由主义者才是当时「以如此多样形态流通在我们思想中的那种反国家怀疑、国家恐惧症」的真正来源。
因此,那些高举反极权、害怕国家的同时代人,自以为站在新自由主义对立面,实际上不过是在「顺着风向走」,替新自由主义攻击福利国家提供合法性。
第二左翼那些希望保护「市民社会」免遭国家侵蚀的人,也同样是在进行一场自由主义游戏。
福柯通过阅读亚当·弗格森以及当代德国的「社会政策」(Gesellschaftspolitik),把市民社会呈现为一种概念发明,而这种发明「同我们称作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形式绝对相关」。
所以,罗桑瓦龙和罗卡尔以为自己正在探索新的反对可能性,福柯却认为,他们其实只是在说自由主义治理的语言。
从根本上看,福柯认为反国家主义误读了当下。
当思想家「谴责国家控制不断增长,或者国家正在法西斯化,或者国家暴力正在建立等等」时,他们并没有准确描述现实。
正好相反: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里,真正成为问题的,与其说是国家以及国家理性的增长,不如说是它们的缩减。
因此,真的很难把福柯的治理术课程放进某种「反国家主义左翼」的脉络。
福柯抱怨:「今天从许许多多角度受到挑战的,几乎总是国家。」他反而敦促听众去注意那些被惊慌的「国家恐惧症」遮蔽掉的权力形态。
国家并没有吞掉市民社会,所有社会权力也无法还原为国家伸出的触手。正因如此,一种不经过争夺国家权力的政党竞争、保持自身自治的行动政治仍然拥有空间。
如果把治理术课程理解成福柯对新社会运动与政党关系的介入,我们就能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分析中发现另一层政治赌注,而不必把问题限制在「批判还是拥护新自由主义」。
这当然不是说,福柯那部复杂的新自由主义治理艺术史只是一种战术操作。但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怎样用一套关于法国治理正在发生什么的新诊断,为非政党行动主义提供支撑。
福柯的笔记表明,他急于拆解当时那种对「国家不断膨胀」的迷恋。因为这种迷恋只有两个政治后果:要么「我们必须建立政党或能够夺取国家机器的斗争工具」,要么「首要政治任务是最严格地限制国家权力」。无论哪一条,都让人看不见那些针对国家机器之外权力形式的去中心化行动。
福柯把新自由主义解释为国家干预主义的收缩,正是一记毫不客气的反击,针对的是同时代人那种铺天盖地的「国家恐惧症」。后者让微观政治在一个即将到来的「威权国家主义时代」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而福柯的判断恰好相反:70年代法国正在发生的治理转型,并不是滑向一种要求政治重新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主义,而是治理术自身的去中心化。国家中心政治的紧迫性正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普遍化的政治
前两节已经说明,福柯怎样把国家从当时政治想象中的支配位置上移开。
可治理术理论并不只是拒绝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党政治。福柯同时在搭建另一幅大规模行动的图景,一种更适合社会运动的政治想象。
这套「建造运动」的思路,在他的手稿和访谈中最清楚。本节要重建的,就是福柯怎样借治理术的「普遍性」(generality),提出一种特殊的联盟政治:政党形式之外,去中心化的行动如何发生「普遍化」(generalization)。
福柯对「普遍性」的兴趣,至少可以追溯到《知识考古学》。
在那里,他区分了两种历史。「总体史」(total history)围绕某个单一中心组织一切,例如一个时代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与之相反,「一般史/普遍史」(general history)不寻找一个中心,而是绘制不同、分散、异质要素之间的关系「表格」。
这里所谓「普遍性」,可以让我们得到一幅连贯的整体图景,却不必抹掉各个要素的特殊性,也不必把它们钉死在一个中心主题上。
1972年,福柯同德勒兹的一次对话,把这种方法论区分直接转成了两种政治联盟模式的对立。
他拒绝把一切行动在政党内部「总体化」,却仍试图把握一种「普遍性」。正是这种普遍性,让女权主义者、反精神病学行动者、工人和同性恋者能够被看成一个广阔战线里的「盟友」。
作为政治概念,「普遍性」因此并不意味着把差异抹平,而意味着在一个去中心化的行动者网络中建立联盟关系。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政党形式的争论中,这组「总体性/普遍性」的区别变得异常切近。
1978年,福柯接受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L’Unità)记者杜乔·特龙巴多里(Duccio Trombadori)的长篇采访。这场访谈直接进入当时法意两国关于政党同去中心化社会运动关系的争论。
特龙巴多里在访谈开场时就评论意大利正在出现的「福柯式激进主义」的限度。他说,对微观权力和「地方性的、特殊的斗争」过于专注,不能遮蔽国家这个「决定性」问题。
因此,他几次逼问福柯:你的工作为什么总是把问题「极端碎片化」或「地方化」?这种做法是不是妨碍了从微观层次完成一次「过渡」,最终获得「一个总体视野,使特殊问题能够被放回其中」?
福柯把问题倒转了回来:
理性的统治,难道不是至少同资产阶级的统治一样普遍的问题吗?
一些问题不应该仅仅因为不符合「政党的需要」,就被定义成「局部问题」或「使人分心的问题」。
福柯说,政党「只接受那些能够进入纲领的普遍性;它们必须能够成为动员一部分选民的因素,最终能够被纳入选举策略」。
而他的工作偏偏投向了另一个问题域:这些问题未必能直接服务选举政治,可它们并不因此缺乏普遍性。恰恰相反,它们的适用范围同样雄心勃勃。
在其他场合,福柯甚至明确提出,他支持的那些运动能够在政党之外完成「普遍化」,形成大规模社会变革。
当时正在发生的伊朗革命,为他提供了一个例子:许多分散运动彼此倍增、相互结合,最后从下向上造成革命性转型。运动绕开了政党等级体系。
福柯写道:
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可以自称代表这场运动。也没有谁能够声称自己站在运动的领导位置。
可即使没有政党组织,民众仍然走到了一起,形成联盟,仿佛「一道单一的光束,尽管我们知道它其实由好几束光构成」。

1978年,德黑兰反国王示威中的群众。福柯从伊朗革命中看到一种不同于政党组织的政治汇聚:没有单一组织垄断运动的代表权,彼此异质的力量却可能在行动中汇成一股共同力量。
1979年一次访谈中,福柯再次借伊朗说明:「完全可以从性质非常不同的现象中产生普遍化和凝聚。」
男女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都被动员起来反抗国王和寡头的政治经济统治。异质的起点最后汇成了「巨大的战略统一」。
福柯承认,伊朗这种事情「并不是每天都会发生」。 可它至少鲜明展示了一种可能:分散的微观斗争如何在政党之外实现「普遍化」,成为一股统一的联盟力量,形成足以深刻改变社会的「集体意志」。
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些访谈里,福柯把伊朗的情况同自己在治理术研究中讨论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反引导」(counter-conducts)联系起来。
他把反引导理解为对基督教牧领强加给人的行为方式和主体性的抵抗。
福柯认为,「反引导」这个概念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围绕「妇女地位这个关键问题」展开的斗争,以及其他针对人之主体地位的抗争。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女权主义这样的当代斗争。
《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福柯批评共产党历史上总有一种冲动,要「为对引导的反叛设置渠道,把它们接管过来,再控制它们」。
可他拒绝政党对这些斗争的中央化,并不意味着他满足于让斗争彼此孤立。
相反,他仍试图把握它们的普遍性,把它们放进「政治这个非常普遍的场域」或「权力关系这个非常普遍的场域」,也就是放进那种试图引导他人行为的关系网络里。
这样一来,各种看似不同的斗争就显示出共同的性质。福柯要找出那种「在违法者、疯人和病人身上都完全可能存在的反引导维度或构成」。
这种可比性为联盟和普遍化打开了空间。
他说:
这些斗争、这些对引导的抵抗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始终分开或相互孤立……它们总是,或者几乎总是,同其他冲突和问题联系在一起。
福柯举宗教改革、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为例。这些都是极其广泛的社会转型,其中反引导因素不可或缺。
近代早期的宗教精神运动证明:
完全可以产生总体效应,并不一定要通过预先协调好的正面对抗;局部的、侧面的、斜向的攻击,同样能够调动整个体系的一般经济。
这些运动起初既局部又去中心。可正因为无数分散行动以类似方式挑战了「整体的一般经济」,它们最终「推翻」了西方宗教权力原先的运作方式。
在这些关于普遍化的讨论里,福柯逐渐提出了一种地方斗争升级的模型:不需要被引导进一个以夺取国家为目标的政党竞选,局部斗争也可能造成深刻的「总体效应」。
彼此没有组织协调的个体行动,仍然能够放大彼此的效果,因为它们遭遇的是同一种普遍权力形式。
对这种普遍权力的「局部、侧面或斜向攻击」可以逐渐汇合,最后造成革命性变革。
福柯在1978—1979年课程中用「治理术」把社会经济政策、教育和人际关系中的权力形式概念性地统一起来,正是在为不同地点的抵抗建立连接奠定基础。
家庭中的治理遵循一种理性,而学校里的治理同这种理性相容;学校又通过训练未来新兵,同军队的治理连接起来,如此等等。
正因为如此,家庭内部的斗争可以同教育机构或军事机构内的斗争结成有意义的联盟,因为它们都在抵抗、扰乱同一种共同的治理术。
于是,运动不必依靠一个政党那样的单一组织形式来完成中央化,也能够越出局部尺度。它们可以攻击一种本来就分布在不同场所的普遍权力样态,以自治而彼此联盟的方式抵抗它。
《生命政治的诞生》手稿在这里得出一个明确结论:政党形式之外的联盟政治完全可行。
因此,没有必要把局部斗争同只有政党才能协调的中央对抗相对立。总体化并不需要通过某种权威中介,也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总体化操作者——也就是政党——由它来保证夺取国家权力,或者永久揭露敌人。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福柯在这里几乎把英格拉奥的说法翻转过来。后者把政党视为分散运动的「总体化时刻」。福柯却说,只要政治不围绕一个施米特式唯一敌人,也不围绕国家机器组织,就没有必要设定一个像政党那样唯一而中央化的总体化操作者。
不过,福柯追求的也绝不只是地方主义。
真正的「普遍化」,可以发生在政党组织之外:
总体化必须通过普遍化程序来实现,而这些程序只能从使政治显现出来的东西出发,才能形成并发展。普遍化不能从国家的某种本质出发,也不能从所谓政治之本性的定义出发。它必须从实践本身开始——从那种通过治理术的逆转而使政治显现出来的实践开始。」
治理术普遍存在,因此任何地方对治理术的逆转,都有可能进一步被普遍化,连接成一场更大的运动——「正如伊朗」。
所以,福柯想要的是一种真正具有普遍尺度的政治。它必须越出特殊性和纯粹个人的行动,避免陷入「僵止,或者个人式慈善」。
他的笔记中留下两个彼此不能分开的政治问题:
怎样理解一个历史奇异性的普遍性?怎样实现一场政治对抗的普遍化?
把治理术作为一个历史上具体形成的东西来理论化,同时说明它具有怎样的普遍性,是地方斗争走向更大运动的前提。因为只有看到各种斗争下面共同支撑它们的那套逻辑,我们才可能知道,它们为什么能够彼此连接。
这些笔记说明,治理术课程完全可以读成一种相当明确的福柯式联盟政治草图。
当第二左翼和欧洲共产主义者鼓励政党把分散的社会运动纳入选举联盟时,福柯拒绝了这种邀请。
他拒绝的,是这样一个前提:微观政治行动只有经过政党「总体化」,才能越出纯粹特殊主义。
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放弃大规模政治,而是提出另一条道路。
一场总体性的政治运动,不一定围绕国家这个中央节点凝结。它也可以围绕治理术那张分散的网络逐渐形成。
治理术本身是一种没有中心的「普遍性」,因此它恰好说明,地方微观政治可以怎样被普遍化,在不经过政党这个总体化中央操作者的情况下,形成彼此连接、具有变革力量的效果。
各种特殊行动能够彼此叠加,因为它们从不同方向攻击同一个「一般经济」——教会、家庭、学校以及其他领域里的治理技术都建立在这套一般经济之上。
行动者不必先夺取国家。一个个行动倡议像雪球一样彼此放大,也可能在牧者与羊群、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引发深刻震荡。
结论:福柯的联盟政治
把福柯放回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有关政党组织的争论中,会让《安全、领土与人口》和《生命政治的诞生》背后的政治计划呈现出一幅不同的面貌。
既有研究大多把新自由主义放在治理术课程的政治中心。有人把它看成谱系学批判的对象,也有人认为福柯把它当成一种比陈旧国家主义左翼更有解放潜力的方案。
三十年来的治理术研究已经充分证明,福柯分析新自由主义的方法极有力量。可福柯自己公开谈论新自由主义时,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批判立场。
一些思想史家因此认为,他曾认可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某些方面,并把他同「新哲学家」和「第二左翼」联系起来,视为一个对自由主义观念逐渐开放的反国家左翼成员。
这些判断并不令人信服。
把福柯的议会外政治直接折叠成一种反国家自由主义,是一种过度简化。事实上,正是他对议会外行动的坚持,使他激烈批评自由主义式的反国家话语。后者推动了弗朗索瓦·沙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所谓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政治思想的一次「回到国家」。
《生命政治的诞生》直接谴责那种正在吞没法国政治话语的「膨胀式……反国家怀疑」。
福柯的笔记还显示,他反对这样一种「自由主义」主张:把「首要政治任务」定义成「以最严格方式限制国家权力」。他也主动同那种把斗争对象锁定为国家「行政机构、官僚体系和中央集权」的批判拉开距离。
福柯不是支持国家,也不是反对国家。他拒绝的,是这个二元对立本身对法国政治话语的支配。
他的笔记认为,这两个位置都会把围绕国家展开的政党竞争置于政治中心,同时遮蔽针对非国家权力形式的去中心化行动。
所以,我们更应该把福柯的治理术课程理解成对一种政党政治的批判回应。
20世纪70年代末,政党政治似乎正在吸收或挤压议会外行动。家庭中的微观权力、性关系、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场所,本来已经成为行动主义的政治对象。可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了扩大选举联盟,开始试图把坚持基层组织和直接行动的社会运动重新吸入一场更传统的国家权力竞争。
福柯的课程手稿明确把治理术理论同「拒绝政党」绑定在一起。
既然政治的轮廓不是由国家的中心地位划定,而是沿着治理术的去中心化网络展开,那么福柯就可以断言:「没有必要把局部斗争同只有政党才能协调的中央对抗相对立。」
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福柯拒绝一切大规模政治,同样是错误的。
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在寻找另一条建立政治联盟的道路。
与通过政党形式实现「总体化」相对,福柯提出的是一种「普遍化」的联盟政治。它不要求把不同斗争组织性地整合进同一个机构,却努力发现这些斗争之间能够汇流的点。
因此,治理术课程对政治理论家的意义,不应只限于提供一种福柯式国家理论或自由主义理论。它们同样可以成为一套福柯式联盟建构理论的基础,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普遍化」。
已有不少研究沿着福柯的方向,追踪某些权力、知识或主体性样态怎样扩散到整个社会场域,最后取得霸权性或普遍地位。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塑造的金融化主体性,就是其中一例。
科林·库普曼(Colin Koopman)提出,重建这种「普遍化」的历史,可以破坏今日社会某些普遍特征所呈现出的必然性。只要发现它们其实拥有偶然的过去,我们就能重新看见一个可争夺的未来。
但还有一个更直接、更具有动员意味的理由,使我们值得研究这些普遍化过程:政治联盟的建构。
如果我们能揭示某种权力样态具有怎样的普遍性,就可能为反抗它建立更强、更广阔的运动。
福柯1972年讨论新社会运动之间能否结盟时说过:
使斗争具有普遍性的,正是权力体系本身,是权力得以行使和应用的一切形式。
正因为福柯追踪相互同构的权力形式怎样在医院、家庭、监狱和军营之间发生普遍化,他才可能把妇女、囚犯、义务兵和同性恋者放进同一场针对共同对象的斗争中,把他们称作「盟友」。
治理术课程手稿表明,福柯分析治理术如何普遍化,背后有一个几乎相同的问题:
怎样实现一场政治对抗的普遍化?
行动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普遍化程序」扩展,而这些程序建立在不同局部场域对「治理术的逆转」之上。
就像近代早期那些彼此分散的宗教精神运动最终促成宗教改革,今天的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行动者,同样可能在不先夺取国家的情况下产生深刻的总体效应。他们所要逆转的,是那些在整个社会场域不同地点引导人的操行、塑造主体性的普遍治理方式。
把福柯重新读成一个「普遍化」的理论家,也会改变我们在政治思想史上安放他的位置。
我们不再需要把他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只同瓦解、碎片化和特殊主义联系起来。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一次努力:在1968之后已经多元化的左翼社会基础中,重新组装新的集体主体。
福柯把自己的工作理解成对「一个未来的『我们』之形成」的贡献,是在培育一种「行动共同体」。
同他那些葛兰西主义(Gramscian)的同时代人一样,福柯也承认反对力量必须建立联盟,并且在少数历史时刻形成足以越出局部尺度、发动大规模变革的统一「集体意志」。
可他同葛兰西的区别在于:福柯并不把政党想象成这种意志的核心。
他的联盟政治不是把众多行动者收拢进一个统一的组织等级体系,而是让彼此不同、平行展开的运动走向共同目标。在不削弱自治性的前提下,把力量叠加起来。
因此,治理术课程中的福柯,为2008年以来左翼不断纠缠的一个二元选择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一端是「群众」(crowd)在地方现场的直接性,另一端是「政党」(party)的大规模雄心。
「普遍化」模型至少给我们一个起点,让我们思考:社会运动怎样越出地方主义,却又不把自身特殊的问题服从于一场争夺国家权力的选举竞争。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卢克·伊洛特(Luke Ilott)撰写本文时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历史学博士候选人。本文于2022年10月先行在线发表,后收入 The Review of Politics 第85卷(2023),第48—72页。文章为开放获取论文。
[译2] 福柯档案(fonds Michel Foucault)2013年由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入,并逐步向研究者开放。本文尤其依赖课程正式出版时没有完整收入的1978—1979年度草稿与笔记,因此它与仅以出版课程为依据的福柯研究在材料基础上有所不同。
[译3] 本文的核心概念 generalization 译作「普遍化」,generality 译作「普遍性」。这里的「普遍」不是哲学上的先验普遍者,也不是把差异消解进同一总体,而是指异质斗争因为面对同构的权力机制而形成可连接、可扩展的共同维度。它正同 totalization「总体化」构成作者刻意设置的对照。
[译4] 「联盟政治」(coalition politics)在本文中并不专指选举意义上的政党联盟,而泛指不同社会运动和行动群体如何在保持组织独立的同时形成共同政治力量。作者恰恰用这一概念反过来质疑:联盟是否必须经过政党才能成立。
[译5] 「第二左翼」(Deuxième Gauche / Second Left)是20世纪60—80年代法国左翼内部的一组异质潮流,常与米歇尔·罗卡尔、统一社会党(PSU)、法国民主工联(CFDT)、自主管理社会主义及罗桑瓦龙等人联系。它反对法国共产党式的国家中心主义,更重视社会自治和基层实验。但本文强调,福柯与第二左翼在「是否由政党吸纳社会运动」这一点上存在显著分歧。
[译6] 「反引导」(counter-conduct)是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提出的概念。它针对的不是抽象权力,而是「别人怎样引导我的行为」这一治理关系。与革命、起义相比,它更强调对既定引导方式的拒绝、改写和逃逸。本文把它视为福柯连接中世纪宗教抵抗与20世纪女权、同性恋运动的重要桥梁。
[译7] 作者把福柯1978年的弃权主义放回当时法国女权和同性恋运动的共同语境,而不是解释成一种对右派或新自由主义的默许。这是全文反驳「福柯的新自由主义时刻」解释的关键一步。
[译8] 「国家恐惧症」(state phobia / phobie d’État)是福柯1979年课程中的尖锐用语。他所批评的不是所有对国家权力的警惕,而是把彼此不同的国家干预、福利制度、法西斯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统统串成一条连续升级链条的分析习惯。
[译9] 「威权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statism)是普兰查斯晚期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指资本主义危机下行政国家和国家控制的扩张,同时伴随议会民主、群众参与等机制的衰弱。本文把福柯与普兰查斯的争论理解成两种时代诊断的正面冲突。
[译10] 福柯关于伊朗革命的报道和判断后来引起巨大争论,尤其是他对革命「政治灵性」的兴趣以及对革命后伊斯兰政权压迫的低估。本文并不替福柯的伊朗判断辩护,而只把1978—1979年的伊朗经验作为他思考「无政党普遍化」的一个历史材料。
[译11] 文中 globalization 并非今日通常所说的经济「全球化」,而是法语 globalisation 在当时政治理论语境中的「总体化、整体化」。为了同 generalization「普遍化」保持概念区分,本文在相关引文中译为「总体化」。
[译12] 「施米特式敌人」指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以敌友区分界定政治的经典命题。福柯拒绝以一个统一敌人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因此也拒绝把政党理解为围绕唯一敌人完成总体化的中央机器。
[译13] 文中所谓「一般经济」(general economy)不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同名概念,而是指某套权力关系和治理技术在不同领域之间共同构成的总体运作方式。结合上下文译作「整体的一般经济/一般经济」更能保留福柯原语的制度关系含义。
[译14] 本文最终把福柯同葛兰西放在一起比较,却强调两人的组织政治分歧:二者都关心如何把分散力量组成具有社会改造能力的集体意志,但福柯拒绝把政党设为这种意志的组织核心。
[译15] 文章结尾提到2008年以来左翼关于「群众还是政党」的争论,直接指向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占领运动、广场政治、反紧缩动员与政党重建之间的张力。乔迪·迪恩(Jodi Dean)的《群众与政党》正是主张重新恢复政党组织能力的重要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