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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罗尔斯与公共理性的谱系

「正文约11600字」

作者:保罗·帕顿(Paul Patton)[译1]

文献来源:Patton, Paul. “Foucault’s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Rawls and the Genealogy of Public Reason.” New Formations, nos. 80–81 (2013): 39–51.

摘要

1979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十二次课程中,有七次用来讨论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课程的目的就是「批判」新自由主义。本文勾勒出另一种读法,把福柯的这些课程同罗尔斯著作中对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另一种批判联系起来。

我首先说明,福柯其实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具规范性。他曾明确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治理术才适合社会主义?」接着,我将说明,罗尔斯也并不只关注规范原则。他同样描述了自由主义政府应当采用的制度和政策;他主张以「财产所有制民主」取代福利国家资本主义,这正是与其「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念相联系的治理术构想的一项要素。[译9] 最后,我将指出,罗尔斯关于何种政府与经济能够同其正义原则相容的设想,在若干方面受到了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

本文最后主张,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思想所勾勒的谱系,使我们能够历史地理解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概念;而罗尔斯所吸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平等主义传统,也可能为福柯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样的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提供某些答案。

正文

1979年,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讲授了十二次课程,其中七次讨论德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读者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课程就是为了「批判」新自由主义,而所谓批判,又往往被理解成福柯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某种纲领性批判方案。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时期。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课程正是在这里讲授。与其说福柯试图给新自由主义下判决,不如说他首先想弄清:这种新的治理理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例如,前一年他在法国哲学学会所作的《什么是批判?》讲演中曾说,批判真正追问的并不是我们为什么受到治理,而是如何不以某种方式受到治理。问题在于:「怎样不以那种方式受到治理,不被那样的东西治理,不以那些原则的名义、不为了那样的目标、不通过那样的程序受到治理——不要那样,不要为了那个目的,也不要由那些人来治理。」

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沿着这一思路,把1979年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课程解释为一套工具:它们使被治理者能够理解支配自身治理方式的理性,从而更有效地抵抗那些令人无法忍受的治理。

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又提出,他的谱系学批判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研究:它追问哪些事件和过程把我们塑造成了今天的样子,以便从中寻找逃离当下社会身份的可能。就此而言,批判的目的,是「从那些偶然塑造我们之所是的历史条件中,分离出一种可能:我们可以不再是现在的我们,不再做现在所做之事,也不再以现在这种方式思考」。

我自己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沿用这一说法,认为如果福柯那段简短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谱系同时是一部「当下的批判史」,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在现存社会现实中寻找出口,或者寻找能够使它发生转化的节点」。

现在看来,这些评论恰好说明,人们对福柯新自由主义课程的对象与目的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混淆。

首先,混淆发生在「新自由主义」究竟指什么。福柯所分析的,并不是现实存在的新自由主义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和程序,而是一种特定治理权力的合理化形式、目标和运作方式。课程帮助我们理解的是这种权力的理性、目标与方法。

它们并没有采取福柯在《主体与权力》前半部分提出的那种策略,即把反抗某种特定权力样态的斗争作为分析这一权力的「出发点」或「催化剂」。 福柯也没有研究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究竟怎样被引入,它们引发了哪些斗争,更没有讨论不同政治力量怎样促成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所谓支持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意的建构」(construction of consent)。至于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经济重组、社会分化达到什么程度,他就更没有涉及。

想到这些课程是在1979年5月撒切尔领导的政府赢得英国大选前不久讲授的,又比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早了一年多,我们其实不该对此感到奇怪。

关于这些课程究竟进行了何种「批判」,同样存在不小的误解。在我看来,福柯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比前面那些批判解释更克制,也更开放。

讨论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第三次课上,福柯说自己的目标不过是把握新自由主义治理「自身的独特性」。当然,他重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者(ordoliberals)提出的治理纲领,也产生了进一步的论战效果,例如借此挑战当时法国左翼普遍存在的「国家恐惧症」(state phobia)。[译2]

福柯的课程明确拒绝一种政治分析方法:拿现成的历史模子往现实上套,然后宣布新自由主义不过是亚当·斯密的复活,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市场社会终于抵达终点,或者只是国家权力又一次扩张。

但这些论战效果并不是课程的首要目的。它真正追求的目标,同福柯全部历史研究一样,是「让关于过去的知识作用于我们对当下的经验」。过去的知识可以通过许多不同方式改变我们体验当下的方式,因此,与其把这组课程直接规定为某一种「批判」,福柯的目标其实开放得多。

也正是在这种以历史反思当下的精神中,我想提出另一种读法,把这些课程同约翰·罗尔斯著作中对自由主义政治理性的那种批判联系起来。

约翰·罗尔斯。帕顿把一个并不常见的问题摆到福柯研究面前:如果福柯追问「什么样的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那么规范政治哲学是否恰好能够接过这个问题?

罗尔斯的目标,是阐明一个正义而民主的政府应当遵循哪些规范原则,同时至少勾勒出一套制度和政策框架,说明政治权力应当在什么范围、以什么方式行使。沿着这个方向,我继承了科林·戈登(Colin Gordon)1991年为《福柯效应》所写导论中的建议。他当时指出,我们应当在福柯研究同「20世纪政治哲学以及政治思想史中那些相邻的问题领域」之间建立沟通渠道。

这样做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障碍:福柯的工作主要是描述性的,而罗尔斯公开而明确地从事规范理论,两者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深沟。

但我将说明,福柯远比通常想象的更具规范性;与此同时,罗尔斯也并非只讨论规范原则,他同样描述了正义而公平的自由主义政府应当建立哪些制度、采取哪些政策。事实上,罗尔斯长期受到忽视的「财产所有制民主」构想,为福柯所描述的那些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提供了一个平等主义的替代方案;若与福柯讲课后几十年里实际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相比,这种差异就更加明显。

罗尔斯与福柯思想中的规范性

罗尔斯从不掩饰自己的乌托邦色彩。他要提出的,就是一套应当指导正义民主社会之治理的规范原则。他试图描写「事情本来可以是什么样子——把人看作一个正义而秩序良好的社会会鼓励他们成为的那种人」。

一个正义的「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首先,所有公民,或者至少一个「持久多数」,接受某一种合理的自由主义正义观,而且知道其他人也接受它。其次,社会的基本结构确实由这一合理的自由主义正义观家族中的一种或数种观念有效调节,而且这一点为公众所知。第三,公民具有切实的正义感,因此愿意遵守他们认为合理的基本制度(Political Liberalism, pp. xlvii, 35)。

这三个条件试图说明,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的公民究竟能够拥有怎样一种政治统一。这里的统一,不要求所有人共享同样的道德信念、世界观或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彼此差异极大,却仍共同对彼此行使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

罗尔斯认为,这种政治权力之所以合法,是因为它依照一套宪法而行使。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每个人都能够在共同的人类理性可以接受的原则和理想基础上,合理地赞同这套宪法的核心内容。

福柯的路径恰好不同。他一贯避开「权力何以合法」的问题,而把注意力放在权力究竟怎样被行使。

正如他在《主体与权力》中所说:「这里的『怎样』,不是问『权力怎样显现出来?』,而是问『权力怎样被行使?』以及『当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权力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979年课程一开始,福柯就明确表示,他要把此前用于分析身体和小规模人群之权力形式的「微观物理学」(micro-physics),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大规模治理实践如何被理论化这一层面。

他准备以同样描述性的方式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术,同时避免依赖「主权者、主权、人民、臣民、国家和市民社会」这类普遍项。

福柯还说,他之所以研究新自由主义治理,部分就是为了证明:这种在规范上保持中性的权力分析,并不只适用于国家之下那些微观权力的领域。它首先是一种「观点,一种解读方法,无论尺度大小,都可能有效」。

然而,福柯不讨论合法性与正当化,并不意味着规范关切在他的分析中毫无位置。

他还为研究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提出过另一项理由,称之为一种「批判性道德理由」(a reason of critical morality)。它直接关系到这些课程形成时的思想与政治环境。

课程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论敌,就是「国家恐惧症」。这种思维把国家权力想成一个拥有自身本质特征和内在动力的实体。国家恐惧症的核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国家观。只要接受它,行政国家、福利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国家乃至极权国家都可以被视为同一底层形式的不同表现,仿佛「不同国家形式之间存在一种亲缘关系,一种类似遗传连续性或进化蕴涵的东西」。

福柯对此提出两点异议。

第一,本质主义的国家观让人可以从几个第一原理直接推导出政治判断,从而完全不必掌握当代政治现实的经验和历史知识。

第二,国家恐惧症从来不是左翼的专利。福柯指出,他自己知识圈中流行的反国家话语,恰恰忽视了20世纪自由主义内部悠久的国家怀疑传统。

他研究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形成,就是为了说明,从1930年至1945年,在批判凯恩斯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苏联国家计划等不同干预政策的过程中,自由主义者已经系统表达了对国家及其「内在而不可遏制的扩张动力」的批判。

战后,反国家自由主义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正因为如此,福柯才说,那些同样陷入国家恐惧症的左翼人士其实只是在「顺着风向走」,因为「多年以来,国家实际上已经在持续缩减」。

福柯在课程中如此努力地同国家恐惧症拉开距离,这意味着他对治理本身、以及治理所需要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反对。他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恰恰相反,在这些课程形成的时期,福柯至少愿意关注法国左翼重新思考自身政治方向和战略的努力。近年的研究者经常强调他同所谓「第二左翼」(Second Left)部分人物的关系。这是法国社会党内部的一股少数潮流,又同法国民主工联关系密切。[译3]

米歇尔·罗卡尔,1969年总统选举竞选海报。法国「第二左翼」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

第二左翼那种反国家的「自主管理」(self-management / autogestion)方案,同新自由主义确实共享某些关切。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所谓「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对第二左翼的吸引」,究竟对不对,仍然可以争论。

但无论如何,只有把福柯放回这些争论,以及1978年法国左翼选举失败的背景,我们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在第四次课程结束时突然提出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

究竟什么样的治理术才适合社会主义?有没有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

福柯的回答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它还没有出现,它仍有待发明。

这个问题值得停下来认真看一眼,因为「什么样的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其实已经逼近罗尔斯这类规范政治理论家所处理的问题。

这里所谓社会主义,只能指向一种理想社会构想。那么,如果完全不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应该由哪些规范原则来定义,我们又怎么可能回答「什么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

这些原则或许包括:消除,至少显著缩小在财富、机会以及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实际价值方面存在的阶级分化。更积极地说,它们也可以包括那些使所有公民的平等真正落地的原则,例如获得基本生计保障的权利,以及让禀赋和动机相近的人享有平等机会。

还可以包括罗尔斯「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背后的那种平等预设:只有当偏离对「社会基本善」(primary social goods)的平等获取能够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时,这种偏离才可以被允许。[译4]

福柯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无论是以他自己的立场回答,还是根据新自由主义治理的政策方案来回答。但平等主义政治哲学家,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恰恰会正面处理这些问题。

更有意思的是,其中一些平等主义规范理论家——罗尔斯就是最重要的一位——同时也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要素保持开放。

罗尔斯与自由主义治理术

罗尔斯主要讨论正义、合法与稳定的治理原则,因此人们很容易以为,在其正义理论施加的最低限制之外,他并不太关心政治权力究竟通过什么方式运作。

用福柯的话说,这等于认为罗尔斯不关心治理权力的那个「怎样」。

这是一个误解。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理性而合理的缔约者会选择两条正义原则,而这两条原则都会对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实质影响。即使这些原则来自一种理想理论,只处理经过简化的社会模型,「作为公平的正义」对于制度和政策提出的要求,用福柯的话来说,仍然构成治理术的一部分。

第一原则要求,一切合法政府都必须维持一套安全、稳定的基本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制度。

尤其重要的是,在罗尔斯后来对这一原则的表述中,政府还必须保证每个公民都能享有这些自由的「公平价值」。这意味着,不仅法律上人人拥有同样的公民与政治自由,公民真正运用这些自由所能调动的资源,也应大体平等。

罗尔斯写道:

每个人都平等地有权要求一套充分适当的平等基本权利和自由体系,而且这一体系必须能够同所有人的同样体系相容。在这套体系中,平等的政治自由,而且只有这些自由,应当保证其公平价值。

「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第二原则则要求,政府保证「公平的机会平等」,同时确保社会基本善分配中的不平等能够改善最不利者的处境。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必须附着于在公平机会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职位和职务;第二,它们必须最大程度地有利于社会中最不利的成员。

公平的机会平等远不只是消除针对特定种姓、阶级、性别或宗教归属的公开歧视。它要求禀赋和动机相近的每个人真正拥有大体平等的成就前景。

因此,政府需要通过政策抵消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历史不正义的遗产对机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公共教育,以及其他能够「改善机会的早期儿童干预」。

公平机会原则也意味着,要为所有公民提供医疗服务。

《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1)之所以能够建立一个相对简化的社会模型,其中一项假定就是没有疾病和残障,仿佛所有公民在正常的一生中始终具有完整行动能力。

后来有学者指出,只要放弃这个假定,我们就能把罗尔斯理论拉回更加真实的社会条件。这样一来,公平机会平等就要求广义的医疗保障,它不仅包括个人获得医疗服务,也包括公共卫生政策和环境保护。

公共教育和医疗当然能够推进公平的机会平等,但只要家庭仍然是儿童照护最主要的制度场所,彻底的机会平等就无法实现。

正因为如此,罗尔斯认为第二正义原则还要求采取措施,缩小甚至尽可能消除家庭之间那些基础性的社会经济差距。

同样,第一原则要求政治自由具有公平价值。公共资助选举、保障围绕基本正义问题的自由公共讨论,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政治过程,使它不至于被巨额财富与资本的集中所腐蚀。

但光靠这些政策,很可能仍不足以维护基本自由的公平价值。

因此,罗尔斯始终更偏好一种他从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ames E. Meade)那里借鉴而来的经济制度——「财产所有制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译5]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罗尔斯从米德那里吸收了「财产所有制民主」的构想:与其等财富高度集中以后再靠福利进行补救,不如从制度源头让生产性财产和资本更广泛地分布。

20世纪40至50年代,米德和其他所谓英国工党「修正主义者」希望大幅降低社会经济不平等。他们不是把既有财产结构与可在市场上出售的技能分布当成无法改变的前提,然后仅仅依靠福利国家进行「事后」(ex post)收入再分配,而是直接干预财产和市场技能在「事前」(ex ante)的基础分布。

作为国有化的替代方案,他们主张通过遗产制度、累进税制、鼓励较低收入者储蓄的激励政策以及其他办法,让财产所有权更加分散。

人们长期把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理解成某种为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辩护的理论,但这种理解很普遍,也很错误。

事实上,无论放任资本主义还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在罗尔斯那里都无法满足正义经济制度的要求,因为两者都容许巨大的财富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最终会破坏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公平的机会平等。

罗尔斯去世前不久出版的修订课程《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2001)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并不能保障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因为它容许生产性财产所有权高度不平等,以至于「经济的控制权以及政治生活的大部分控制权都落在少数人手中」。

放任资本主义同样如此,而且它还有另一个不能接受之处:它允许仅仅根据经济效率来决定收入差异,由此违反差别原则。

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中承认,《正义论》没有把财产所有制民主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分说得足够清楚。

他随后重新澄清两者的差别,并坚持自己一直把财产所有制民主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案。

最重要的区别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容许财富和资本先高度集中,再通过收入转移去补救其后果;财产所有制民主的制度设计则从一开始就要分散财富和资本所有权,防止少数人控制经济生活以及政治生活。

第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把收入再分配给社会底层,而财产所有制民主试图保证生产性资产得到广泛占有,同时让个人能够接受教育和训练、获得人力资本。这样,人们才能在相当程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基础上「管理自己的事务」。

罗尔斯反对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他排斥一切市场经济。

相反,他认为平等自由和公平机会平等本身就要求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公民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存在由中央统一配置劳动力的体系。

在这一点上,他同哈耶克并没有根本分歧。哈耶克同样捍卫自由选择职业,并把这种自由同市场经济联系起来。

这并不奇怪。历史学家本·杰克逊(Ben Jackson)谈到米德时就指出,哈耶克等人关于尊重消费者主权、保障职业选择自由的许多观点,当时「在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内部也拥有颇能产生共鸣的听众」。

不过,罗尔斯同哈耶克以及其他最小政府论者之间仍存在一个决定性差别:他区分市场的「配置功能」(allocative function)与「分配功能」(distributive function)。

罗尔斯坚持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却拒绝把财富以及其他社会基本善的分配也一并交给市场。[译10]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与放任资本主义都不能成为实现正义经济治理的制度方案。最后留下两种可能同「作为公平的正义」相容的政治经济制度: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liberal or market socialism),以及财产所有制民主。

究竟选择哪一种,并不能单靠抽象正义原则决定。它必须根据一个国家具体的政治传统、社会力量以及特殊历史条件来判断。

新自由主义与平等主义

罗尔斯在财产所有制民主中如此强调个人自治,已经透露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对其政治经济观的某种影响。

事实上,这种影响并不限于一点。在罗尔斯关于政府性质与功能的构想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无处不在。[译12]

《正义论》把政府的角色描述为:提供市场机制无法自行提供的公共物品,纠正市场过程中的失败和缺陷,例如垄断、信息不足以及外部不经济,同时从总体上保证市场经济依照正义要求运作。

罗尔斯写道:

我假定,基本结构由一部正义宪法加以调节,它保障平等公民身份所包含的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被视为当然,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也得到维护。只要条件允许,政治过程就被安排成一种正义程序,用以选择政府并制定正义法律。我还假定存在公平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这意味着,政府除了维持通常意义上的社会公共资本,还要通过补贴私立学校或者建立公共学校制度,使那些具有相近禀赋和动机的人拥有平等的教育与文化机会。政府还要保证经济活动和自由择业中的机会平等,通过监管企业与私人协会的行为,防止形成垄断限制以及通往较有利职位的壁垒。

最后,政府还要保障一种社会最低标准,可以通过家庭津贴、疾病和失业特别补助来实现,也可以更系统地通过分级收入补贴——也就是所谓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来实现。

罗尔斯接受的「负所得税」并不是凭空出现。它在战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拥有一条很长的历史。[译6]

1947年,弗里德曼在蒙佩勒兰学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过这一政策的早期版本。后来,他又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中把这个构想推广开来。

米尔顿·弗里德曼。负所得税是本文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交叉点:它既进入战后新自由主义政策讨论,也出现在罗尔斯关于正义制度的设计中。这正是帕顿要说明的——市场技术与平等主义规范并不存在天然的一一对应。

尼克松政府(1969—1974)时期,美国也曾把它作为政策选项加以研究。纯粹形式的负所得税当时没有通过,此后也从未完整实施,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后来都采取了若干变体,例如面向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所得税抵免」。

福柯本人也在一堂课程中讨论过负所得税。当时他分析的是20世纪70年代法国开始吸收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早期阶段。

福柯叙述道,法国的经济部长和政策顾问一度考虑放弃战后建立在民族团结与充分就业原则上的社会保障政策,转而构建一种新自由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政策不要给市场经济的运转增加新的成本和约束。

其中一项被认真讨论的方案,就是以「负税收」取代多种福利救助。当个人收入低于纳税门槛时,不再向国家缴税,反而由国家直接给予货币支付。

这样做可以保证那些无力支付的人至少能够获得医疗服务以及其他基本商品和服务,同时又不影响劳动力市场,也不妨碍维持价格稳定这一经济要求。

福柯认为,负所得税实际上落实了一条规则:不能让任何人被排除在经济游戏之外。

而这条规则本身来自新自由主义的企业社会观:只有为了维持一个「企业社会」(enterprise society)的持续运转,才应该向暂时无法参与经济游戏的人提供最低限度的援助。

但正因为罗尔斯在自己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中也采用了负所得税这样的政策,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一切市场导向的社会秩序同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和经济安全对立起来。

哈耶克和波普尔曾讨论,蒙佩勒兰学会是否也应当向自由社会主义者开放,而不只接纳新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在1947年的开幕论文中也明确表示,追求更高程度的经济安全和平等,并不违背他所谓自由社会的基本构想。[译7]

本·杰克逊认为,在这一早期阶段,新自由主义真正批评的并不是左翼的政治理想,而主要是左翼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

他提供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更不是刚刚成形的福利国家。

其中有些人——例如亚历山大·吕斯托(Alexander Rüstow)和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甚至主张,一个真正自由而有竞争力的经济秩序,必须通过政治干预来让私人财产得到更广泛的分散。这一点同米德和英国工党修正主义者相当接近。

杰克逊概括道:

他们的「秩序自由主义」设想建立一种去中心化经济,由规模更小的人口中心和企业构成,同时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分布也更加平等。

另一些人则接受资本税,尤其是遗产税,认为这些税收可以成为促进机会平等的正当工具。

当然,米塞斯这类思想家拒绝一切超出「守夜人国家」最低限度职能的国家干预——也就是国家除了保障法治,几乎不应再做别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些早期新自由主义者却愿意支持特定形式的国家监管,例如通过立法拆分垄断和大型公司,甚至接受为了最低社会收入和机会平等而进行一定程度的再分配。

因此,杰克逊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讨论的早期阶段实际上「广泛接受由国家保障最低收入的必要性,也承认财政政策可以正当地用于缩小机会不平等。早期新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完全任由收入和财富无定式地分布,也不打算建造一个没有安全网的市场经济」

***

把福柯的课程同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放在一起阅读,可以在福柯主要具有描述性的政治思想分析与公开规范性的政治理论之间,建立几条新的沟通渠道。

第一,从罗尔斯的视角来看,福柯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历史的初步勾勒,能够照亮「公共理性」本身的历史性。

公共理性是罗尔斯合法民主治理观念的核心。

所谓「公共理性」,是公民围绕宪法根本问题和基本正义问题进行推理的方式。它讨论的对象包括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公共政策。[译8]

在一个良序而又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公民参与公共讨论时必须遵守一种「公民性义务」:我们向彼此提出的理由,应当是可以合理期待其他公民也会接受的理由。

那些可获公开认可、并可能成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对象的正义观念,为公民与公共官员提供了一套共同的话语框架。人们可以在其中展开争论,却不必要求彼此接受自己特有的道德观、哲学信仰或宗教信念。

正因为公共理性要求公民只能诉诸「那些可以合理期待其他人也承认的信念、根据和政治价值」,它也对公民围绕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能够提出什么论证施加了相当严格的限制。

不过,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罗尔斯所谓「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

背景文化包括「我们个人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思考和反思,也包括教会、大学等社团成员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推理」。

在背景文化中,公民可以讨论一切与政治和公共善有关的问题,包括什么是正义、政府究竟是什么、又应当做什么。

这里属于「非公共推理」(non-public reasoning)的领域。公民可以从各自的完备信念体系和价值承诺出发进行争论。

福柯分析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又批评自己知识环境中流行的国家恐惧症,正是以市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中一个公民的身份发言。因而在罗尔斯的框架里,这些分析属于政治的「背景文化」。罗尔斯自己的政治哲学,以及哈贝马斯等规范理论家的政治哲学,也被他放在同一层次。

罗尔斯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他的理论实际上承诺了一个重要判断:公共理性是一种历史现象。

随着「合理政治正义观念」这一家族发生变化,随着民主讨论中有关推理、论证和证据的规则改变,公共理性的内容也会改变。

因此,公共理性的历史性,同福柯早年所说的「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s)并没有那么远。

福柯所谓话语形成,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和经验领域中,那些能够被说出的陈述所构成的、相对系统化的整体。

同样,在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和历史时期,公共理性领域里什么可以说、什么说法具有说服力,也会随着公共理性自身的要素和条件而变化。

除了区分背景文化和公共理性,罗尔斯还偶尔谈到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public political culture)。它包括政治制度,也包括社会公开解释这些制度的传统。

这套公共政治文化显然还包括支撑各种自由主义正义观念的基本思想,例如把公民理解为自由平等的人,以及把社会理解成一个公平合作体系。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理性,处在公共政治文化的核心。

但仅靠这些规范观念,还不足以建立一套正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制度理论。自由主义正义观必须同时吸收一系列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观念。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观念也属于公共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影响不同的正义构想。

例如,政府应当承担什么适当功能——减少不平等,或者保证所有人的政治自由都具有公平价值——以及通过哪些具体政策实现这些目标,显然都属于公共政治文化。

同样,福柯在「治理术」名义下研究的那些关于政府应当追求什么目的、承担什么功能、采用什么技术的观念,也属于这一领域。

福柯所分析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文本,并不直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理性领域,但它们会影响什么政策能够被提出,也会影响人们用什么理由为这些政策辩护。

秩序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理论,原本只存在于《秩序》(Ordo)这样的学术期刊,以及蒙佩勒兰学会这样的私人讨论场所。后来,这些思想却逐渐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政府实践的重要原则。

1947年,蒙佩勒兰学会第一次会议。战后新自由主义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后来那种单一面貌;哈耶克、弗里德曼、波普尔、吕斯托等人在国家干预、竞争、最低收入和社会平等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

一旦发生这种变化,它们就渗进公共政策,开始改变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基本结构。于是,它们也从背景文化逐渐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理性。

负所得税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如何生成公共政策方案的一个具体例子。

福柯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又提供了更多例子。围绕「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犯罪问题发展出来的理性选择分析,可以把政策直接建立在经济理性上。

一旦这些政策被作为恰当的治理机制公开提出,它们按照罗尔斯的定义就进入了公共理性的领域。

换成罗尔斯的语言,这些例子说明,背景政治文化中的观念完全可以直接改变公共理性的内容。

整个20世纪,新自由主义思想正是改变自由民主社会公共理性之性质与内容的一股重要力量。福柯的分析让我们看见,自1979年以来,自由主义公共理性中那些决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的隐性规则为什么会发生近乎革命性的变化。

福柯的谱系学与规范政治理论之间还有第二条沟通渠道,它关系到罗尔斯平等主义所包含的反资本主义意味。

罗尔斯关于恰当治理制度和政策的看法表明,新自由主义政治文化远比福柯课程讨论的那些文本宽广。

我们不仅可以说,罗尔斯拥有一套福柯意义上的治理术理论,而且这套治理术理论处处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

他所设想的适当政府制度和政策,确实同福柯所描述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有不少一致之处:市场与政府不再是彼此分开的两个领域,而是叠合在一起。政府「从头到尾」伴随着市场经济。

这不是一种直接介入市场过程的政府,而是一种通过调节来维持有效竞争条件、阻止垄断形成,并塑造有利于市场有效运转的社会条件的政府。与此同时,它还要保障市场中的个人和群体具备有效的行动能力。

福柯用了数次课程分析美国新自由主义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它对罗尔斯的影响,可以从罗尔斯偏好财产所有制民主、而不是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中看得很清楚。

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只是重新分配收入,而财产所有制民主试图广泛分散生产性资产的所有权,并通过教育和训练让个人获得人力资本,由此使他们能够在相对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管理自己的事务」。

但与此同时,罗尔斯的政府观从始至终都嵌在另一项更根本的构想里:社会首先是其成员之间一个正义而公平的合作体系。

也正因为如此,要真正符合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财富与资本所有权就必须广泛分散,而不能高度集中。

戴维·哈维在讨论美国和英国怎样通过民主方式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建构政治共识时,把它同智利、伊拉克等地借助帝国权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作了对比。他写道:

新自由主义话语把个人自由置于根基位置,因此有能力把自由意志主义、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最后甚至自恋式消费主义,从那些试图通过夺取国家权力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去。

哈维认为,这大体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社会政治震荡之后实际发生的事情。那个时期,争取更大个人自由的运动,同追求社会正义的关切原本曾经并存。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套对70、80年代政治社会学的解释,它至少承认一点:个人自由与社会正义这两类价值并不存在必然冲突。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只是许多尝试中的一种。它试图建立一种关于政府性质和功能的构想,让个人能够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自由管理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们建立一部更完整的20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政治思想谱系,那么米德、罗尔斯以及其他财产所有制民主支持者就会提醒我们:除了德国和美国那些新自由主义版本之外,还存在一整个以平等主义为导向、同时保持市场取向的治理思想家族。[译11]

这条新自由主义思想内部的平等主义支流,或许正能为福柯的问题提供某些答案:社会主义需要怎样的治理术?

前面已经看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与政府政策究竟要服务哪些规范原则。

反资本主义的财产所有制民主,只是平等主义政治规范同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结合后可能产生的众多未实现方案之一。

重新追踪这种特殊结合的历史,也许还能让我们发现更多路径。用福柯的话说,让关于过去的知识继续「作用于我们对当下的经验」。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保罗·帕顿(Paul Patton,1950—)是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荣休教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横跨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传统,涉及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政治自由主义以及原住民权利。本文恰好体现了这一交叉路径:它并置了福柯的治理术谱系学与罗尔斯的规范政治哲学。

[译2] 「国家恐惧症」(state phobia;福柯法文常用 phobie d’État)并非泛指对国家权力保持警惕。福柯批评的是一种分析习惯:把福利国家、行政国家、法西斯国家、极权国家等不同历史形态视作同一个「国家本质」不断扩张的结果,从而以先验模型代替具体历史分析。

[译3] 「第二左翼」(Deuxième Gauche / Second Left)是20世纪60—80年代法国左翼内部的一组异质潮流,通常同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法国民主工联(CFDT)、自主管理社会主义以及皮埃尔·罗桑瓦龙(Pierre Rosanvallon)等联系在一起。它反对法国共产党式国家中心主义,更强调社会自治、地方实验和自主管理。帕顿在这里借这一背景说明,福柯并非简单地「反国家」,而是在追问社会主义能否形成不同于既有国家主义模式的治理艺术。

[译4] 「差别原则」(difference principle)是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的一部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允许贫富差距」,而是要求任何社会经济不平等都必须能够使处境最不利者得到最大利益。与之配套的是「公平机会平等」原则。

[译5]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的中译并不完全统一。姚大志译《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采用「财产所有的民主」。中文研究中也常见「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等说法。本文统一译为「财产所有制民主」,强调它不是「只有财产所有者才有民主权利」,而是一种通过制度安排广泛分散生产性财产、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罗尔斯明确把它同福利国家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并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之一。

[译6]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是一种以税制完成最低收入保障的方案:收入高于某一门槛者缴税,收入低于门槛者则获得政府支付。它与后来美国「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 EITC)并不相同,但二者都通过税收系统向低收入者提供收入支持。帕顿强调这一政策,是为了说明某些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并不天然排斥最低保障。

[译7] 蒙佩勒兰学会(Mont Pèlerin Society)由哈耶克等人于1947年在瑞士首次召开会议后成立,是战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思想重建的重要跨国网络。它从来不是一个思想完全同质的集团。早期成员在国家干预、社会保障、竞争政策和财富分散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这正是帕顿能够讨论「平等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支流」的历史基础。

[译8] 罗尔斯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舆论,也不等于社会上一切公开讨论。它主要适用于公民和公共官员讨论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时应遵循的推理规范。在这类问题上,公民应尽量提出其他自由而平等的公民也可以合理接受的政治理由,而不能只诉诸某一种宗教、哲学或道德「完备学说」。

[译9] 「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是罗尔斯对自身正义理论的正式命名。中文语境中亦常见「正义即公平」,但其2001年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的正式中译本题名为《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本文因此统一采用「作为公平的正义」。

[译10] 罗尔斯区分市场的配置功能与分配功能,是理解帕顿论证的关键。罗尔斯并不否认市场可以高效配置资源,也不反对职业选择和竞争机制;但他拒绝让市场初始结果直接决定财富、政治影响力与社会基本善的最终分布。这使他的市场主义同哈耶克式自由主义之间始终存在一条规范界线。

[译11] 帕顿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平等主义传统」必须谨慎理解。他并不是说实际历史中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实现了平等,而是在追溯20世纪30—50年代某些自由主义重建方案:它们既捍卫市场竞争,也支持反垄断、最低收入、遗产税或财产广泛分散。此处讨论的是思想史上的可能组合,而非后来新自由主义政权的实际分配结果。

[译12] 本文最有争议的判断,是把罗尔斯的财产所有制民主也放入一部广义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谱系。帕顿并非把罗尔斯归类为通常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者」,而是指出罗尔斯的制度设计吸收了一部分战后自由主义重建的治理技术,例如市场配置、竞争条件、人力资本和负所得税,同时又把这些技术置于强平等主义规范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