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政府、权利与合法性:福柯与自由主义政治规范性
「正文约13400字」
作者:保罗·帕顿(Paul Patton)[译1]

文献来源:“Government, Rights and Legitimacy: Foucault and Liberal Political Normativit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5, no. 2 (2016): 223–239. First published online May 5, 2015.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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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治哲学与欧陆政治哲学之间的差异,常常被概括为:二者赋予规范分析和描述分析的地位不同。本文主张,福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谱系学,与约翰·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虽然以不同方式组织规范性与描述性问题,却并不是彼此对立的,反而能够互相补充。
本文分三步展开。第一,我将说明,福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把「公共理性」理解为历史现象的方法。第二,我将指出,罗尔斯和福柯都使我们能够把权利理解为历史的、特殊的,而非超历史、普遍不变的。第三,我将论证,福柯关于现代自由主义治理的谱系,照亮了自由主义传统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长期存在的一些张力,也让其中被遮蔽的其他可能重新显现出来。
导论:规范性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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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政治哲学与欧陆政治哲学的差异,当然不能被压缩成一个简单的对照:前者谈规范,后者做描述。不过,二者确实往往以不同方式处理规范与描述之间的关系。
一种常见说法是:分析政治哲学更关心如何为政治权威、或者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提供道德上的正当理由,而欧陆政治哲学更关心如何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Ingram and Protevi, 2007: 570)。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就曾说,在相当大一部分欧陆传统中,「哲学是一种批判当下的方式,它要唤起一种反思意识,使我们意识到当下正处于危机之中」(Critchley, 2001: 73)。对于马克思、克尔凯郭尔、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欧陆哲学家来说,哲学带有解放意图,因此不能同对现存社会实践的批判分离开来。虽然他们对当下及其问题的诊断各不相同,却都提出了某种多少带有描述性质的「当下本体论」,并把它作为解放实践的基础。
福柯把自己的工作明确放进这一批判哲学传统。他称之为「当下的本体论、现实的本体论、现代性的本体论,也是我们自身的本体论」,并把它同另一种批判哲学区分开来,也就是「一般真理的分析哲学」。在福柯看来,这两条批判道路都能在康德那里找到(Foucault, 2010: 21)。

米歇尔·福柯,1977年。 帕顿试图打破一个过于整齐的区分:福柯并非只有描述,没有规范判断;他的治理术研究始终在追问,当下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政治理性究竟如何形成。
但福柯不同于康德,也不同于许多规范政治哲学家。他很少详细说明,究竟是哪些规范概念支撑着自己对当下的批判。可我们很难相信,批判能够完全不依赖规范判断。正如克里奇利所说:「之所以批判现存实践,是因为我们感到它不正义、不自由、不真实,或者诸如此类。」(Critchley, 2001: 74)
分析哲学当然并不比欧陆哲学更少批判当下。只是,它的批判往往不是从一套关于现代性本质、或者现代性所面临危机的理论出发,而是从自由、平等、合法性等据说构成现代政治社会基础的规范概念和原则出发。
这种批判依赖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一边是对正义社会秩序原则的细密说明,一边是现实中的制度与实践。批判正是在两者的落差中发生。与那种本体论式的路径不同,这类政治思想必须把「正义」「自由」「平等」以及「合法政府」等概念一一说清楚。
因此,两种传统的区别,与其说在于有没有批判的雄心,不如说在于它们使用什么理论方式去批判,以及明确的规范概念在批判中究竟承担多大的作用。
福柯把分析路径概括为诉诸道德真理或其他形式的真理。这一描述用来理解不少受康德伦理学启发的分析政治哲学,确实相当贴切。但面对当代政治自由主义,它就没有那么有效了,因为后者已经不再宣称自己提出的规范原则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效力。
也正因为如此,我想提出一个不那么常见的判断:福柯对现代政治治理的谱系学研究,其实比通常认为的更接近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罗尔斯晚期工作放弃了早期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或者说「完备的」(comprehensive)自由主义正义观,转向一种明确具有历史主义性质的理解。他把「作为公平的正义」(justice as fairness)表述为对现代民主政治文化中已有的隐含正义原则所作的系统重构。[译2]

约翰·罗尔斯,1971年。 对罗尔斯来说,正义原则并不是悬在历史之外的永恒真理。到了《政治自由主义》,他越来越把正义理解成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内部可以形成「重叠共识」的规范语言。
因此,罗尔斯的起点不是一套先验道德真理,而是某种特定政治传统的制度以及其中已经存在的「深思熟虑的判断」(considered judgments)所蕴含的规范性。
在最初把「作为公平的正义」表述为一种政治正义观时,罗尔斯明确说,这套理论针对的是现代宪政民主。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对「何为善」存在着「彼此冲突,甚至不可通约的多种观念」(Rawls, 1985: 390)。
既然民主传统内部存在如此深刻的分歧,我们最多只能期待就规范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达成一种「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这种共识的出发点,只能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对于什么是正义已经形成的「稳定信念」(settled convictions)。
罗尔斯举宗教宽容逐渐被接受、奴隶制逐渐被承认为内在不正义的例子,承认「即使是最坚定的信念,也会慢慢发生变化」(Rawls, 1985: 393)。
因此,政治自由主义的方法并不是从零开始发明正义。它把宗教宽容、拒绝奴隶制等已经相对稳定的判断收集起来,再试图把其中隐含的基本观念和原则组织成一套连贯的政治正义观。罗尔斯写道:「我们可以把这些信念看成暂时的固定点;任何正义观如果想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就必须能够解释这些固定点。」(Rawls, 1985: 393)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公共理性」。这不是简单指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推理。它是一种规范概念,指的是:面对彼此拥有不同道德、宗教或哲学完备学说的人,什么样的推理方式能够同他们共同接受的正义原则相容。[译3]
公共理性的观念,在最深层次上规定了「哪些基本的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应当决定一个宪政民主政府同公民的关系,也决定公民彼此之间的关系」(Rawls, 2005: 441–442)。
公共理性的具体内容,由某个社会在某个历史时期能够公开接受、并能够成为重叠共识对象的那些正义观构成。它当然会反映社会成员已经形成的稳定判断,但它同时也受到「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的塑造。正是在这种背景文化中,人们不断把已有判断系统化、理论化,也不断形成关于政府究竟是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的观念。
因此,公共理性规定了一套话语框架。公民和公共官员可以在其中争论,而不必让自己的理由依附于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哲学或道德信念。他们必须能够合理地期待,其他人也可能接受自己给出的理由。
福柯当然不做这种明确的建设性或重构性规范理论。但他在1978—1979年度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法文版初版于2004年)中,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若干要素所作的局部谱系研究,可以视为对罗尔斯意义上的当代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批判性介入(Foucault, 2008)。
福柯所说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者治理艺术,并不主要指现实中政府做了什么,而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治理的人,如何概念化治理实践。福柯所追问的对象,是「经过理性反思的最佳治理方式,同时也是对什么可能是最佳治理方式的反思」(Foucault, 2008: 2)。
因此,他去阅读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的关键理论家,也研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者。他还不断举例说明,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理论家对于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采用什么机制的构想,怎样进入德国、法国和美国政府的制度与政策。
用罗尔斯的语言说,这些新自由主义观念逐渐从学术期刊、会议和智库组成的背景文化中走出来,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理性(Patton, 2010, 2013b, 2014b)。
从这个角度看,福柯勾勒的谱系恰恰提供了一部公共理性史的若干片段。
他关于现代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谱系,所处理的「当下」当然不同于此前有关性与惩罚的谱系。但总体目标没有改变:仍然是分析和反思我们今天思考、言说与行动方式的边界,并寻找重新安排这些边界的可能(Foucault, 1997: 315)。
现代治理术的历史分析之所以具有批判作用,正因为它能够「让关于过去的知识作用于我们对当下的经验」(Foucault, 2008: 130)。
而1978—1979年的课程不仅提供了我们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公共理性」的历史片段,它还从历史上照亮了当代自由主义政治治理理论内部的一些关键要素与张力。
贯穿整门课程的一条主线,是福柯区分两种治理对象:一边是此前一直构成治理基础的「法律主体」,另一边是18世纪兴起的自由主义治理所面对的「经济主体」。
传统主权理论所规定的政治—法律世界,与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世界,在福柯看来,是两个「异质而不相容的世界」(Foucault, 2008: 282)。可与此同时,正是这两个世界之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关系,塑造了自由主义的「现代形态」(p. 282)。
这里所谓「自由主义」,指的是自由主义治理术,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
福柯主要关心的是主权权力怎样被行使,而不是它如何获得正当化或合法性。不过,我想追问的是:他关于两个异质世界的诊断,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又是以什么方式适用?
本文最后一节将重新追踪福柯关于政府之经济主体和法律主体的关键分析,再把这些分析应用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治理观和合法性观上。
在此之前,我会先简要讨论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政治哲学,怎样在其他方面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谓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那种「历史主义和反普遍主义」路径发生汇合(Rorty, 1991: 180)。
规范性的罗尔斯,描述性的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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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罗尔斯的规定性政治理论与福柯主要具有描述性质的研究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根本差别。
罗尔斯试图为社会治理提供规范基础。他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并提出一套正义原则,论证理性而合理的人为什么会同意这些原则。
与此相反,福柯一贯避开国家权力如何得到正当化或合法化的问题。他更关心权力究竟如何被行使。正如他在《主体与权力》(1982年)中所说,他始终追问的是:无论行使权力的是个人、制度还是国家,权力到底怎样运作(Foucault, 2000: 337)。
1978—1979年度课程开始时,福柯也明确说,自己研究各种具体治理术,是为了追溯治理艺术「在政治主权的行使中显现出来」的历史(Foucault, 2008: 2)。
可仔细看,这一对照的两面都站不住。
先看罗尔斯。尽管他把「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原则作为一种理想理论提出,而且面对的是一个经过简化的社会模型,但这套理论从来不只有规范原则。它至少勾勒出了一幅治理术的轮廓。
《正义论》甚至专门用一章讨论「作为公平的正义在实践上意味着什么」(Rawls, 1971: 265)。
政府需要提供市场机制无法自行提供的公共物品,需要纠正市场过程中的失败和缺陷,例如垄断、信息不足和外部不经济,还必须从总体上保证市场经济产生的社会后果同正义要求保持一致(Rawls, 1971: 243)。
为此,罗尔斯把政府分成四个「部门」。配置部门(Allocation branch)负责维持竞争性价格体系,保障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稳定部门(Stabilisation branch)负责维持充分就业与经济稳定;转移部门(Transfer branch)保证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最后,分配部门(Distribution branch)通过税收以及对财产权利的其他调整,维持分配份额的正义(Rawls, 1971: 275–280)。
《正义论》还为一套同正义原则相容的背景经济结构辩护。这套结构以市场机制以及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经常被误认为是在为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背书(Krouse and McPherson, 1988: 79)。其实,他始终认为,一个符合「作为公平的正义」的政府不能容许财富差距扩大到足以破坏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或者破坏公平的机会平等。
正因为如此,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财产所有制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罗尔斯所谓财产所有制民主,是「土地与资本得到广泛持有、虽然不必平均持有的民主政体」(Rawls, 1971: 280)。[译4]
从公共物品到市场规制,从最低福利到财产权安排,罗尔斯那套公开的、乌托邦色彩鲜明的正义社会构想里,其实已经包含了大量福柯所谓「对最佳治理方式的反思」。
他晚期工作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只是研究重心从「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具体制度,移向一个新的问题:在存在深刻价值分歧的社会里,如何形成一种重叠共识,为围绕基本正义问题的公共理性提供框架。
罗尔斯关于公共理性「特殊主题」的说明也十分清楚:许多政府政策,以及社会基本结构中的关键制度——例如财产制度、以及规范财产收益的政策——都属于公共理性的范围。
换句话说,罗尔斯所谓公共理性,本来就包含福柯意义上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eason)(Patton, 2013b, 2014b)。
再看福柯。
他以描述方式研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治理艺术,并不意味着政治规范问题在课程里从未出现。最醒目的时刻之一,就发生在第四次课结束时。福柯突然提出:有没有一种真正属于社会主义自身的治理术?
当时他正在分析,为什么战后德国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治理。他指出,历史上从未真正出现过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政权总是同外来的、非社会主义的治理方式一道运作,要么借助自由主义,要么依赖那种同警察治理术相关的高度行政化形式。
说到这里,福柯的语气明显不再只是描述性的。他把目光「转向未来」,问道:
真正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究竟会是什么?有没有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Foucault, 2008: 94)
他的答案是:如果真有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那么它仍然有待发明。
我认为,当福柯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实际上已经默默承认了规范理论的作用。尽管他没有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而且他也肯定会拒绝一种想法——仿佛政治哲学或者哲学家有资格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
可他的问题,同罗尔斯关于一个正义而公平的社会应当建立什么制度、采用什么政策的问题,显然彼此平行。
如果完全不谈一个社会凭什么能够被称为社会主义,我们几乎无法回答「什么样的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而要说明这一点,就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规范标准。
例如,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许意味着:财富差距、机会差距,以及公民和政治自由之实际价值上的阶级差异被消除,至少被显著缩小。无论这些特征最后怎样具体表达,它们都属于一种理想社会构想,并预设了关于平等、正义和社会善分配的规范原则。
福柯自己没有明确提出,更谈不上发展这些正义和平等理论。但他提出的问题已经说明:若要认真回答「什么治理术适合社会主义」,就必须做罗尔斯以及其他自由平等主义规范哲学家所做的那类工作——把正义原则一项一项说清楚。
我并不是说,福柯认为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实现了这些原则。我的意思是,他提出社会主义治理术这个问题,背后确实存在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实承诺,而不是纯粹的策略姿态。

1981年4月13日,福柯在法国民主工联声援波兰「团结工会」的集会上讲话。 福柯拒绝让哲学家充当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的导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没有政治判断,更不意味着他本人置身现实斗争之外。
米歇尔·塞内拉尔(Michel Senellart)曾指出,福柯当时参与了更新法国左翼政治文化的努力,尤其同所谓「第二左翼」(Second Left)的一些力量保持联系(Senellart, 2007: 371;另见Behrent, 2009a: 552–555; 2009b: 19–20)。[译5]
这些课程准备时最重要的历史政治背景之一,正是法国左翼在1978年3月没有赢得原先备受期待的大选。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也提醒我们,这些公开课程本来就部分承担着评论当下政治议题的作用(Ewald, 2011: 51)。
因此,如果把福柯呼吁发明自主社会主义治理术仅仅理解为「策略性的」姿态,我们就会同时忽略他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承诺,也会误解法兰西学院公开课程本身的性质。
政府、权利与政治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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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提出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同正义、平等观念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他诉诸权利同这些权利之规范基础之间的关系。
在治理术课程前后的访谈和政治声明中,福柯一次又一次使用权利语言。有时,他诉诸的是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已经存在的公民权利;有时,他谈的却是尚未被广泛承认、甚至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新型权利。
例如,1977年谈到红军旅(Red Army Faction, RAF)律师克劳斯·克鲁瓦桑(Klaus Croissant)的引渡问题时,福柯提出「被治理者的权利」(rights of the governed),并且明确说,这种权利比抽象的「人权」更具体,也「更具有历史规定性」(Foucault, 1994: III, 362)。[译6]
在克鲁瓦桑案件中,福柯特别强调被告获得适当法律辩护的权利。
可他对辩护权的理解远远超出了获得律师出庭代理这一形式或程序要求:法律代理人应当能够同被告一道发言,也能够替被告发言;不仅让被告的声音被听见,还应设法保护被告的生命、身份以及拒绝的力量(Foucault, 1994: III, 365)。

1977年11月16日,巴黎律师在司法宫前抗议将克劳斯·克鲁瓦桑引渡至西德。 福柯正是在这场争议中提出「被治理者的权利」:权利不必先拥有一个超越历史的基础,才可以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现实武器。
这些权利诉求说明,在福柯看来,对西方权力与治理形式作历史性的理解,同用权利来限制政府、公司以及社会中个人行使权力,并不矛盾。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把权利理解为一种可以得到正当说明的手段——它禁止某些行为,同时把另一些行为固定下来——那么福柯那种历史化的政治规范性观念就会提示我们:权利完全可以是偶然形成的、历史生成的,却仍然切实有效。
这同一种非常流行的权利观相冲突。无论权利的捍卫者还是批评者,都常常默认:权利之所以能批判某些行为、保护另一些行为,是因为它本质上是普遍而超历史的。
按照这种通常看法,权利必须先于法律和公共政策而存在。正因为权利独立于法律,我们才能批评某项法律没有承认本应承认的权利,或者反过来,承认了本不应该承认的权利。
同样,当人们批评某部法律或宪法否认少数群体的某项权利时,这种批评通常也被理解为一个证据:那项权利在某种意义上独立存在于实际法律文本之外。
福柯诉诸权利时,却放弃了这套传统理解。
他把权利看成历史形成的东西。权利嵌在具体的权力关系中,也嵌在关于权力的性质与功能的各种话语表述中,还嵌在支撑人们深思熟虑之判断的信念与情感结构里(Patton, 2013a, 2014a)。
按照这种历史主义、反普遍主义的权利观,权利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真正存在:一方面,它必须获得制度形式;另一方面,它必须能够用这个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话语框架得到正当说明。
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对权利的历史性理解,同他在讨论「反引导」(counter-conduct)时提出的「存在原则」相互呼应。[译7]
例如,当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要求个人服从时,福柯指出,会出现一种反引导。它表达的意思是:总会有一个时刻,「当所有服从纽带都被打断以后,人民真正拥有一种权利——不是法律术语意义上的权利,而是本质的、基本的权利——去打断把自己同国家连接起来的服从纽带」(Foucault, 2007: 356)。
这一反引导观念背后的一般原则是:公民反抗当下治理方式时,总会动用支撑这种治理方式本身的观念资源。
把这条原则推广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具体权利上,我们就可以说:一项权利能不能真正存在,取决于它能不能借助当时已经存在的公共政治理性获得正当说明,而这些公共政治理性当然包括关于政府性质与功能的各种观念。
福柯本人就把这条扩展后的「存在原则」用到了无国籍难民问题上。他从历史中已经存在、而且真正有效的治理理性中取出若干要素,为私人个人干预并援助无国籍难民的权利提供规范支持(Foucault, 2000: 474–475)。[译8]
一方面,他强调「被治理者共同体」中每个个人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他又援引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另一个原则:政府应当保障公民的福利和安全。
正是在这两点基础上,福柯进一步主张,政府应当为国界之外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承担责任。鉴于这些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已经获得广泛承认,个体的苦难便「奠定了一种绝对的权利,使人可以站起来,向掌权者说话」(Foucault, 2000: 475)。
当然,仅仅因为某种政府观念或者公民行为方式已经存在,并不能证明它就是正确的。为难民发言这类权利,还需要其他道德与政治原则作为支持,比如避免无正当理由的苦难。
而罗尔斯提醒我们:这类主张要成为正当的,必须能够从所有合理公民都可以接受的正义原则中推导出来。
这种原则的规范力量,并不是悬在历史之外的。它来自欧洲民主治理传统,是在这条传统里逐步形成的。
它反映了一种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观:公民彼此之间负有说明理由的责任,也必须面对自己对于什么是正当、什么是正义的深思熟虑判断。
在民主传统中,有些判断几百年来保持了相对稳定,于是足以为公共政治理性以及某些基本公民权与政治权利提供基础。另一些判断则始终处在争议中,因为政府任务的观念会冲突,公民形成信念的依据也会改变。
而公共政治理性的内容、以及人们的深思熟虑判断既然会随时间改变,那么公民能够彼此证明哪些行动方式或待遇方式具有正当性,也必然会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同公共理性、同关于政府性质与功能的观念一样,都是历史的,也是政治的。
现代政治理性中的经济主体与法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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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78—1979年度课程的标题是《生命政治的诞生》,它真正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生命政治怎样出现,甚至也不只是自由主义治理术怎样形成、又如何在20世纪后期变形成新自由主义。
更深的一条主线,是两种治理术之间的张力:一种治理术主要面对经济主体,另一种主要面对法律主体。也就是「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与「法律人」(homo juridicus)之间的对立。[译9]
福柯认为,现代政治规范性由此形成了一种双极结构。它表现为「两种用法律来规范公共权力的方式,两种法律观念,以及两种自由观念」(Foucault, 2008: 42)。
在福柯看来,欧洲自由主义传统中,功利主义的路径最终更强。但这两种思维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彼此异质,却并不因此相互排斥。异质性并不妨碍共存、结合和连接(Foucault, 2008: 42)。
这套课程的目的之一,正是说明:这两种关于治理的性质及其概念基础的不同进路,后来怎样相互连接起来。
福柯认为,18世纪出现的「利益主体」(subject of interest),同法律人「绝对异质」,无法同后者重叠(Foucault, 2008: 276)。
法律主体面对任何可能的政府,都构成一个「在本质上、无条件地无法被化约的要素」。它划出一个「任何政府行动最终都不可触及的区域」,并构成面对一切可能的治理条件、规划、立法和禁止时的「一个自由原子」(Foucault, 2008: 271)。
利益主体却完全不同。他由一系列无法被还原、也不能转让的选择和偏好界定。这些选择与偏好构成个人自身的利益。不管这个主体后来订立了什么契约,进入了什么安排,他的利益始终继续有效。
因此,权利主体一旦订立治理契约,就需要向主权者让渡一部分权利;而利益主体却只要某个自愿协议继续符合自身利益,就会继续遵守。一旦不再有利,他并没有因为某种原初放弃而永远受束缚。
这里没有自然权利的让渡,也没有把自己交给主权者。只有个人利益持续不断地被追求,而在市场条件下,这些利益最终会彼此汇合,并满足所有人的利益:
我们已经不可能离放弃、超越以及法律契约理论中那种自愿纽带的辩证法更远了。市场与契约的运行方式完全相反,它们事实上具有两种异质结构。(Foucault, 2008: 276)
福柯在课程第二讲首次指出19、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核心中的这种异质性。当时他讨论的是国家理性与自由主义治理术怎样分别理解国家权力的界限。
国家理性在18世纪的发展具有一种趋向:国家内部的活动和人口都可以成为无限治理的对象。在这种框架下,政府的限制来自治理实践之外。
这种限制并不主要来自治理理论本身,而来自法律制度和法律话语。后者形成一种「制衡力量」,提出主权权利具有什么性质、又存在什么法律界限(Foucault, 2008: 37)。
这些制度和话语源于17、18世纪有关主权权力基础与合法性的理论。它们追问的是:「在什么条件下,主权者的权利才可以合法地行使?」(Foucault, 2008: 39)
到了自由主义治理术,情况则有所不同。
政治经济学兴起以后,市场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够生产关于自身运行之真理的话语领域。市场经济新近被「发现」的各种规律,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界限。政府必须尊重这些界限。也就是说,限制不再从外部压在政府身上,而是进入治理实践本身,成为一种内在限制。
政治经济学的出现,以及市场成为一个「真理判定」(veridiction)的场所之后,新的问题随即出现:怎样把这些事实上的治理界限翻译成公法?[译10]
既然存在一个领域,「政府绝对有必要不去干预,而且这种必要性不是出于法律理由,而是出于事实理由」(Foucault, 2008: 38),那么究竟应当根据什么基础、用什么语言来制定政治权力行使的法律?
福柯说,两种限制主权权力的方式由此造成了一次「公法重心的转移」(Foucault, 2008: 39)。
这种转移是概念上的,而不是历史上的。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理性其实同时拥有两种回答「政府的法律边界在哪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来自个人自然权利理论,也来自此前关于权利如何被限制或交换的回答。它会追问:「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又按照什么理想的或历史的程序,人们接受了对权利的限制或交换?」(Foucault, 2008: 39)
福柯显然是在说社会契约传统。因为这种方法一开始便通过对社会、国家、主权者和政府某种理想的或真实的重建,提出「合法性以及权利不可让渡性的问题」(Foucault, 2008: 39–40)。
福柯把它称为「法律—演绎式」(juridico-deductive)的道路:从人权出发,通过构造主权者,最后得出治理术应当受到怎样的限制(Foucault, 2008: 39)。
第二条路完全不同。它诉诸「效用」(utility),问的是政府做什么才有用,什么事情做了反而没有用。
这就是英国激进主义或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所采取的路径。
「利益」这个概念把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两个支点连到了一起。一端是把市场理解为自我调节的交换机制,另一端是根据效用来理解政府政策与政府功能。
政府现在既要增强国家力量,也要增加公民福祉,而且要借助市场的自由运作实现这一点,让个人受到尽可能少的治理。
从此以后,政府的正当性与界限,要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复杂相互作用来理解。
福柯说:「治理理性的现代形式,从18世纪初形成的那些形式开始,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寻找自我限制原则;这种理性是在利益的语言中运行的。」(Foucault, 2008: 44)
福柯强调,无论是从人权出发的法律-演绎理论,还是从人的利益出发的激进主义理论,在整个现代时期都没有消失。它们始终存在于公共政治理性的工具箱里。
这两条路径,也分别对应前面说过的两种法律观和两种自由观。
法律可以被理解为集体意志的表达,也可以被理解为一次「交易」的结果:这场交易把公共权力可以干预的领域,同个人独立性的领域区分开来(Foucault, 2008: 41)。
自由也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个人拥有某些基本权利,另一种是被治理者相对于政府拥有独立性。
第一种自由,属于自由主义思想中的洛克传统。第二种则对应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对于「现代人的自由」的经典说明:公民能够独立地追求私人生活。而在贡斯当看来,商业越发展,这种独立就越必要,也越珍贵。[译11]
罗尔斯论利益、权利与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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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转向罗尔斯的晚近自由主义,我们会发现,福柯指出的两种自由观都没有以纯粹形式出现。
罗尔斯的自由观复杂得多。它被嵌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构想中:社会是一个公平合作体系,而这个体系拥有一套正义的法律、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构成的基本结构。
因此,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一种全新的、复杂的方式,把「经济人」和「法律人」连接在一起。
《正义论》重新构造古老的社会契约观念:它从一个一开始只由利益主体作出选择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出发,最后推导出法律主体的基本特征。
与早期契约论不同,罗尔斯并不假定个人天然拥有由上帝或自然赋予的权利。
他的起点是一群理性的人。他们有能力形成关于「善」的观念,也会制定一套人生计划,使自己的各种利益得到「和谐满足」(Rawls, 1971: 93)。
罗尔斯构造一个理想的、假设性的原初契约。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各方决定社会应当遵循哪些正义原则。无知之幕剥夺了他们绝大多数关于未来社会的具体知识。
他们不知道自己所生活社会的具体特征,更不知道自己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拥有怎样的属性,也不知道自己持有何种「善」的观念。
在这种条件下,各方接受的第一项原则是:每个人都应拥有同他人同样自由相容的、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Rawls, 1971: 60)。
这条原则建立的,正是早期自由主义中同法律主体相连的那些基本权利。
然而,原初状态中被设定为赞同这条原则的各方是利益主体。罗尔斯自己就说,正义原则是那些「关心推进自身利益的理性人会接受的原则」(Rawls, 1971: 118)。
他还明确把原初状态中的选择,同竞争市场中的选择类比。在竞争市场上,每个人都努力推进自身利益,而价格均衡正是从个人彼此交换中形成的(Rawls, 1971: 119)。
看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断言:罗尔斯正义理论中的主体,本质上甚至完全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主体——是经济人,而不是法律人。
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正义论》确实用理性选择理论的语言来表述正义观,原初状态却从来不等于纯粹自利的理性选择。
无知之幕给选择情境施加了一系列条件,目的是符合我们对于「什么是公平」以及「理性公民合理地接受什么样的原则」的判断。
原初状态被设计成一种结果公平、并且「从道德观点来看可以接受」的选择情境(Rawls, 1971: 120)。
因此,处在原初状态中的各方并不只是利益主体,他们同时也是道德人格。
正如罗尔斯后来所说,他们不但「理性」(rational),而且「合理」(reasonable)。[译12]
罗尔斯自由主义的这一道德维度,在晚期政治哲学中更加突出。那里,政治共同体不再建立在所有人共享一种完备道德观上,而是建立在拥有不同道德、政治和宗教观念的合理个体之间所形成的重叠共识之上。
从其他方面看,罗尔斯将利益主体与权利主体连接起来的特殊方式,也不能被简化成「利益主体优先」。
例如,第一正义原则及其包含的公民自由与政治自由,享有「词典式优先性」(lexical priority)。这意味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反而赋予权利主体优先地位。
基本自由只能为了其他基本自由而受到限制。在正常情况下,绝不能拿基本自由同其他社会基本善做交易。
原初状态检验社会基本结构时,也存在一种类似的次序:先确定宪法原则,然后才通过规范社会经济生活的立法。
这个次序本身复制了现代自由主义国家的基本建筑结构。
《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初版于1993年)给出的政府合法性标准,也反映了同样的顺序。
罗尔斯把自由主义政府理解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而这种政治权力最终属于全体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只有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它才是合法的:
政治权力「依照一部宪法来行使,而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所有人都可以根据他们共同的人类理性所能接受的原则和理想,合理地被期待赞同这部宪法的核心内容」。(Rawls, 2005: 137, 372, 393)
由此,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对合法政府的理解,再次确认了古典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权利主体优先」。
不过,《正义论》中还存在另一条有趣的合法性论证。那套论证没有那么强的法律主义色彩,而是从一种更中性的义务观念出发。
只要我们参与一项公平的合作实践,并从中获得利益,我们的行动本身就使我们对其他参与者承担某些义务。在这种意义上,参与便构成对这些义务的一种默示同意(tacit consent)。
罗尔斯概括其背后的直觉:我们不能享受他人的合作,却拒绝承担自己公平的一份(Rawls, 1971: 112)。
在罗尔斯看来,这条原则表达了洛克传统中有关合法政府以及公民相应政治义务的核心论证。它也可以解释:当我们在宪政体制中主动担任某项公职时,为什么会因此承担履行职务的义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原则本身并没有把适用范围限制在宪法、法律或者政治实践。
在经济实践或其他实践中,同样可以用它解释为什么参与者应当遵守规则、不能搭便车。
福柯认为,战后初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恰恰动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证。

1948年6月20日,西柏林货币改革期间,居民排队兑换新货币。 帕顿借福柯追问的是一个比「经济增长带来支持」更激进的问题:如果公民通过参与经济自由的制度而默示接受这一制度,经济秩序本身是否能够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在第四次课的一段极其醒目的文字中——这段文字甚至比同一次课末尾关于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提问更加直接地触及规范问题——福柯说,战后西德在一个极端意义上首先是「经济国家」。
因为支撑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并不是传统的法律治理框架,而首先来自经济框架:
在当代德国,经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生产主权;它通过使经济得以运转的制度以及制度游戏,生产政治主权。经济为保障其运作的国家生产合法性。换句话说,经济创造公法。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当然,在我们的历史中它并非绝无仅有,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仍然相当独特。……在当代德国……国家从经济制度中不断生成,不断拥有自己的谱系。(Foucault, 2008: 84)
福柯在这里谈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只是在社会学意义上谈「合法性」:只要多数选民获得物质繁荣,一个政权就取得了政治共识。
他的确说过,战后德国的政治共识受到了经济增长及其带来利益的支撑。
可他的判断比这更强。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身会「生成」法律主权和政治主权。
为此,福柯分析了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948年4月的一次演讲。艾哈德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当时负责英美占领区的经济行政。福柯认为,那场演讲真正触碰的,是新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译13]

路德维希·艾哈德,1957年10月28日《时代》杂志封面。 福柯把战后西德视为一个特殊实验:国家并非先取得政治合法性,再管理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反而参与生产了新的国家合法性。
艾哈德说:「只有一个同时建立公民自由和公民责任的国家,才有资格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福柯把这句话理解成国家权力一种新的合法化方式(Foucault, 2008: 81)。
他对艾哈德的解读依赖一种默示同意:个人如果自愿参加「经济自由的游戏」,而不是被强迫加入,那么这种自由实践本身就表达了同意。
在这里,福柯事实上重现了罗尔斯用来解释合作实践中义务来源的论证结构。
福柯说,当个人在没有受到强制的情况下行使经济自由,这意味着「赞同这个框架;它也意味着,人们已经同意一切为了保障这种经济自由、或者保证使这种经济自由成为可能之条件而采取的决定」(Foucault, 2008: 83)。
这同洛克等人依赖的默示同意并不一样。后者主要针对法律的保护,而这里的默示同意针对的是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
那套建立并保障经济自由空间的制度框架,由此成为「形成政治主权的一个吸引点」(Foucault, 2008: 83)。
只要国家保障个人的经济自由与责任,个人继续行使这些自由和责任,就同时意味着对国家及其制度的认同。
传统自由主义合法性标准依赖一种隐含契约:政府之所以有权治理,是因为它保护基本权利。
福柯所指出的新自由主义合法性却依赖另一种隐含契约:任何自由参加经济体系的人,都通过参与而默默进入这项契约。
当然,这种新自由主义合法性依然预设法治,也需要一套规范政治权力行使的宪法框架。
但它不同于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的合法性标准。
按照这套新自由主义标准,只要政治权力能够保障公民的经济自由与责任,并且公民能够在政府建立的法律框架中行使经济自由、追求自身利益,那么政治权力就是合法的。
罗尔斯的合法性标准优先考虑公民参加「公民身份游戏」;福柯识别出的新自由主义合法性,则把经济主体放在权利主体之前。
如果沿着福柯对自由主义政治规范性概念结构的分析来看,这就是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之间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连接方式。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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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重建战后西德国家的「经济合法性」时,仍然是在做描述性工作。他并没有试图发展、也没有试图捍卫这样一种政治权力基础。
他不曾为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民主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政府提供一套规范基础,也没有像规范政治哲学家那样,对自由、正义和平等等概念作出细密规定。
但这并不意味着福柯只是一个纯粹的描述理论家,更不意味着规范政治理论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
恰恰相反,他关于自由主义治理术双极结构的分析,揭示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内部若干深层张力。
这套框架使我们能够看见:在罗尔斯的规范政府理论中,法律人和经济人究竟以哪些不同方式被连接在一起。
反过来,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那种推测性的、非法律主义的合法性基础,也帮助我们理解福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治理中识别出来的经济合法性。
更一般地说,罗尔斯对正义而公平的治理原则的详细说明,为我们指出了越出新自由主义当下之边界的道路;福柯曾经提及这种可能,却没有明确加以探讨。
无论是他诉诸新的权利形式,还是呼吁发明真正属于社会主义的治理术,都已经意味着:规范理论不是可以被彻底省掉的东西。
因此,把福柯和罗尔斯分别当作「欧陆」与「分析」政治哲学的代表,再根据一个重描述、一个重规范来对立他们,并没有太大帮助。
两个人都在批判当下。两个人也都同时进行着关于治理形式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理论工作,只是规范与描述在各自思想中被组织成了完全不同的形态。
他们都推动我们以历史化、特殊化的方式理解那些经常被包装成普遍原则的政治规范。
正因为如此,与其把两人的政治哲学看成彼此对立,不如把它们看成能够彼此补充、并共同指向超越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分的新政治哲学形式的两条进路。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保罗·帕顿(Paul Patton)是澳大利亚政治哲学家、新南威尔士大学荣休教授。他的研究横跨分析政治哲学和欧陆政治哲学,长期讨论德勒兹、德里达、福柯、政治自由主义、权利以及原住民权利。正因如此,他是少数持续尝试让福柯与罗尔斯在同一问题场中对话的学者之一。
[译2] 罗尔斯所谓「完备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指能够对人生价值、道德目的乃至宗教或哲学世界观给出总体答案的学说。《政治自由主义》转向「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正义观,就是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必然存在「合理多元主义」:自由公民不可能长期共享同一种完备学说。
[译3]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不是公共舆论,也不是一切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讨论。它主要指公民和公共官员讨论宪法根本与基本正义问题时,应当采用何种理由。罗尔斯要求这些理由能够被其他自由而平等、但持有不同完备学说的公民合理接受。公共理性的核心因此不是「所有人实际同意」,而是政治权力必须能够向受其约束的人给出可以公开辩护的理由。
[译4]Property-owning democracy 的中文译法并不统一。本文统一译为「财产所有制民主」,以避免「财产所有者的民主」这种容易误解为有产者政治特权的表达。罗尔斯所指的是一种从制度源头广泛分散土地、资本与生产性财产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少数人无法凭借财富集中控制政治。它不同于允许财富先集中、再通过福利制度事后补救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
[译5] 「第二左翼」(Deuxième Gauche / Second Left)是20世纪法国左翼内部一组强调自主管理、社会自治、地方实践与反官僚主义的异质潮流,常同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法国民主工联(CFDT)以及后来围绕社会党形成的自主管理派联系起来。福柯与其部分议题存在交集,但不能因此简单把福柯归入第二左翼,更不能把他的治理术分析等同为一套政党政治方案。
[译6] 克劳斯·克鲁瓦桑(Klaus Croissant,1931—2002)是西德律师,曾为红军旅成员安德烈亚斯·巴德尔(Andreas Baader)、乌尔丽克·迈因霍夫(Ulrike Meinhof)等辩护。1977年他逃往法国并申请政治庇护,西德政府提出引渡要求。福柯、德勒兹等法国知识分子参与了反对引渡的行动。福柯并未为红军旅的暴力政治背书,他坚持的重点是:不能因为律师为政治犯辩护,就摧毁辩护关系本身;也正是在这一语境中,他提出比抽象「人权」更具体、更历史化的「被治理者的权利」。
[译7] 「反引导」(counter-conduct)是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提出的概念,指人们针对「自己怎样被引导、由谁引导、为了什么目的被引导」所展开的抵抗。它不一定首先表现为夺取国家权力,而往往发生在具体治理关系内部。因此,福柯所谓反引导不是权力外部的天然自由,而是利用既有治理语言与制度条件,反过来改变治理关系。
[译8] 这里指福柯1981年在日内瓦围绕越南「船民」和国际人道援助宣读的声明《面对政府:人权》(“Confronting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1984年发表于法文报刊,后收入英文文集 Power)。他提出「被治理者共同体」的观念,强调个体有权使政府不能垄断关于他人苦难的政治发言。福柯那句「苦难奠定了一种绝对的权利,使人可以站起来向掌权者说话」,正来自这一语境。
[译9]Homo juridicus 在中文福柯研究中可见「法律人」「法权人」「权利主体」等译法。本文采用「法律人」,并在论证需要时写作「法律主体/权利主体」。相对地,homo oeconomicus 采用通行译法「经济人」。关键不在名词本身,而在福柯的区分:法律主体以权利的让渡、限制和不可侵犯领域为核心,经济主体则不放弃自身利益,而持续计算和追求利益。
[译10] 「真理判定」(veridiction,法语 véridiction)是福柯晚期分析治理术时的重要术语,指某一制度或实践领域如何获得判断「什么是真的」的资格。说市场成为政府的「真理判定场所」,不是宣称市场永远正确,而是说市场价格、竞争和经济规律开始成为检验政府是否治理得当的尺度。
[译11] 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1819年的著名演说《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区分了两种自由:古代自由偏重公民直接参与集体政治,现代自由则强调个人生活、财产、意见和职业选择不受公共权力任意干预。福柯借此说明,自由主义内部始终同时存在「权利」与「独立性」两套限制政府的语言。该文收入中译本《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
[译12] 罗尔斯严格区分 rational 与 reasonable。前者主要指行动者能够形成并有效追求自己的善观念和人生目标;后者则意味着公民愿意提出公平的合作条件,并在别人也遵守时接受这些条件。正因为原初状态中的各方同时受到「合理性」约束,罗尔斯理论才不能被还原为纯粹的经济人模型。
[译13] 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是战后西德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奠基者,1948年时负责英美占领区经济行政,后来先后担任联邦经济部长与联邦总理。福柯把1948年的经济改革解释为一种异常重要的合法性实验:新生的西德国家不是先有完整政治主权,再建立市场,而是试图通过经济自由、增长和参与逐步生产国家本身的认可与主权。德国政府档案也显示,艾哈德1948年的公开论述明确把摆脱国家命令经济、个人自由和责任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