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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相遇的规范性赌注:诱惑、发明与正常化

「正文约17500字」

作者:伦纳德·德克鲁兹(Leonard D’Cruz)[译1]

文献来源:“The Normative Stakes of Foucault'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 Seduction, Invention, and Normalization.” The 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 63, no. 3 (2025): 340–35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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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批判性地考察米歇尔·福柯[译2] 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尽管福柯声明,他对这一思想传统的分析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我认为,他一直在追问:与传统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的规训性是否较弱,其在生命政治层面的正常化作用是否较小。福柯并未主张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这些正常化问题的处方性方案;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与他倾向于将自由置于正义、平等等其他价值之上的做法是一致的。这有助于澄清福柯分析中的规范性赌注,同时排除任何认为他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一完整政治纲领的说法。具体而言,我反对福柯曾被新自由主义「诱惑」的主张。此外,我也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他试图借助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发明」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治理术。最后,我将考察这一讨论对于规范政治哲学的更广泛意义。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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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法文初版2004年)已成为福柯著作中最具争议的一部。这场争议源于一种普遍印象:福柯试图借助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回应他所处政治语境中的问题。这引出了若干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即他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规范性领域。

尽管福柯声明,这一分析主要是描述性的,但我认为,他一直在追问:与传统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的规训性是否较弱,其在生命政治层面的正常化作用是否较小(Foucault, [2004] 2008, p. 78)。福柯并未主张将新自由主义作为解决这些正常化问题的处方性方案;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与他倾向于将自由置于正义、平等等其他价值之上的做法是一致的。这有助于澄清福柯分析中的规范性赌注,同时排除任何认为他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一完整政治纲领的说法。

第二节将论证,福柯的研究具有一些前方法论的规范性承诺,即对自由、自我转变和批判反思这些价值的承诺。[译3] 第三节将反驳福柯曾被新自由主义「诱惑」的叙事。为此,我将说明,一旦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置于恰当的方法论与历史语境中,就无法令人信服地将其解读为一种赞同。不过,我也主张,这些讲座确实凸显了规范性考量塑造福柯研究的某些方式,至少在他探究具体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能否有助于抵抗规训(discipline)与生命权力(biopower)的正常化效应时,情况是如此。

由此,我将反驳「诱惑叙事」支持者提出的三个具体论点。第一,福柯以对身份政治的强调,取代了传统左翼对经济压迫的关切。第二,福柯在考察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译4],以及哈耶克提出的以经济关系为模式改革刑罚制度的方案时,流露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情。第三,福柯试图借助新自由主义,回应他当时所处政治语境中的问题。

第四节将质疑福柯把新自由主义视为「发明」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治理术之手段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我将反驳保罗·帕顿(Paul Patton)的主张,即福柯受到新自由主义吸引,是因为他据说信奉社会主义理想。不过,我仍将强调帕顿研究的价值:它说明了为何可以将福柯的描述性洞见视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第五节将准确澄清,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规范性考量的塑造,并考察这一探讨对于规范政治哲学的更广泛意义。

米歇尔·福柯。 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把新自由主义带进了福柯研究最激烈的一场争论:他究竟只是在描述一种新的治理术,还是已经被它提出的自由可能所吸引?

福柯对自由、自我转变和批判反思的规范性承诺:其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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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福柯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规范性的塑造,首先必须考察,其研究的策略性特征如何与谱系学(genealogy)方法的描述性核心相互作用。这个更广泛的问题,对于理解他探讨新自由主义时的规范性赌注至关重要。福柯的研究不同于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许多研究,因为他着重对权力的性质进行描述性分析,而不是从道德评判的角度处理这一问题。正如福柯在1978年于日本所作的一次讲座中指出的:

问题不在于:权力是好还是坏,是正当还是不正当——这些是法或道德层面的问题。相反,我们应当试着卸下附加在权力问题上的一切过重的道德和法律负担,并提出以下这个朴素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常被提出,尽管有一些人实际上早已提出过它:权力关系从根本上说究竟由什么构成?(Foucault, [1978] 2018, p. 192;另参见 Foucault, 1998, p. 463)

在1983年于伯克利接受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声称,他提出的那类问题「并非由某种预先确立的政治立场所决定,也不以实现某个政治计划为目标」(Foucault, 1984, pp. 375–376)。由此,福柯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主要具有诊断性取向。这与他晚年提出的看法一致:他的方法按照「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的模式展开,也就是说,它追溯能够解释某些情境为何对我们成为问题的深层条件,而不预设针对这些问题情境的纲领性解决方案(Foucault, 1989, p. 456;[1984] 1990, p. 10;1997, p. 114)。[译5]

福柯强调以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的方式诊断问题,这使一些评论者认为,他的研究以方法论上的非规范性为核心。或许,帕顿对福柯主要是一位诊断性思想家的观点作出了最有影响力的辩护;不过,他后来对这一观点作了限定,指出福柯身后出版的讲座中有些部分所具有的规范性,比我们此前所能预料的更强(Patton, 1989, 1998, 2004, 2005, 2010, 2014)。

较近以来,科林·库普曼(Colin Koopman)主张,福柯的研究并无重大的规范性抱负,其方法也并非旨在确立规范性结论(Koopman, 2013, p. 90)。尽管库普曼没有宣称福柯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非规范性的,但他确实为以下观点作出了辩护:福柯研究中包含的规范性并不会损害其方法论的严谨性,而且福柯拥有必要的概念资源,能够反身性地说明自己的规范性承诺(pp. 90–93)。

同样,马克·G. E. 凯利(Mark G. E. Kelly)主张,就福柯避免提出处方性解决方案这一狭义意义而言,他是一位严格的非规范性思想家(Kelly, 2018, pp. 2–5)。依凯利之见,唯有将对规范性本身的拒绝理解为「一种规范性立场」,福柯的研究才可被视为具有「最低限度的规范性」(p. 10)。凯利认为,福柯致力于开展严谨的政治批判,同时不作价值判断,也不提出任何形式的政治纲领。在凯利看来,这一方法体现在福柯对我们应当「永远不要搞政治」(never do politics)这一命令所作的「绝对而无条件」的承诺之中(Foucault, [2004] 2009, p. 18;Kelly, 2018, pp. 10–12)。

这些评论者正确地指出,福柯的研究主要具有诊断性质,而其方法的独特优势在于以严谨的描述为核心。然而,福柯也明确表示,他对研究主题和制度的选择具有策略性,因而其研究受到自身价值和政治承诺的塑造(Foucault, 1994, vol. 2, p. 725;2014, pp. 265–266)。据此来看,凯利将规范性界定为提出处方的做法过于狭窄,因为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福柯暗示,规训与生命权力的正常化效应是值得反对的(Foucault, [1975] 1995, p. 306;[1976] 1978, pp. 118–119;1980, pp. 60–61, 108)。[译6]

尽管福柯坚持自己的方法不提供处方性解决方案,但其批判取向一直引发一种疑虑:他的研究受到一些未经他论证的规范性承诺的塑造(参见 Han-Pile, 2016, pp. 91–93)。福柯研究的优势固然在于其诊断能力,但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他不仅在描述现代权力的性质,也在邀请读者从事抵抗实践(Foucault, 1996, p. 45)。

这种印象在福柯早期的谱系学研究阶段已根深蒂固。当时,他以策略、战斗和战争等刻意置身道德之外的语言,描述其研究的规范性维度(Chomsky and Foucault, 2006, pp. 51–56;Foucault, [1976] 1978, p. 93;[1997] 2003, pp. 46–48)。事实上,福柯似乎认为,政治中表面上的道德维度可以还原为权力,而我们参与政治的动机,无非是在特定处境中追求自身利益(Chomsky and Foucault, 2006, pp. 51–56)。

然而,到了其思想历程的「伦理」阶段,福柯阐明了对自由、自我转变和批判反思的规范性承诺。这些承诺超出了这种仅仅将规范性理解为「策略」的观念,因而为他反身性地说明其研究的规范性维度提供了另一种途径。这三项承诺都通过福柯晚年对自我实践(practices of the self)的兴趣而得到阐明。

1971年11月,福柯与萨特参加巴黎街头示威。 福柯拒绝让哲学替政治提供一套现成答案,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价值选择。他的批判始终同自由、拒绝和抵抗的实践纠缠在一起。1971年11月,福柯与萨特参加巴黎街头示威。 福柯拒绝让哲学替政治提供一套现成答案,却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价值选择。他的批判始终同自由、拒绝和抵抗的实践纠缠在一起。

在1984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1984年)中,福柯指出,他的批判方式包括「对那些使我们将自身构成并认识为我们所做、所想、所说之事的主体的事件进行历史研究」(Foucault, 1997, p. 315)。在福柯看来,这项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开启了「不再是我们所是、不再做我们所做、不再想我们所想的可能性」,因而旨在「尽可能广泛地为那项尚无既定形式的自由工作注入新的动力」(p. 316)。

然而,福柯认为,必须通过实践试验来探索和塑造这些新的自由可能性(p. 316)。他主张,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实验态度,「既把握改变在何处既有可能又值得追求,也确定这种改变应当采取的具体形式」(p. 316)。据此,福柯认为,应当将这一方法所依据的「哲学气质」(philosophical ethos)描述为「对我们可能超越的界限所作的历史—实践检验,因此也是我们作为自由存在者对自身开展的工作」(p. 316)。

这种对通过自我实践塑造自由的强调,是促使福柯在《快感的享用》(The Use of Pleasure,法文初版1984年)、《自我的关怀》(The Care of the Self,法文初版1984年)和《肉欲的忏悔》(Confessions of the Flesh,法文初版2018年)中,对伦理实践进行历史性问题化的部分动因(Foucault, 1997, pp. 253–256;[1984] 1990;[1984] 1986;[2018] 2021)。

正如福柯在1984年接受《协和》(Concordia)期刊访谈时所解释的,他将「伦理」(ethics)理解为「对自由的自觉实践」(Foucault, 1997, p. 284)。 由此,他宣称:「自由是伦理的本体论条件。但伦理是自由在反思的引导下所采取的审慎形式。」(p. 284)约翰娜·奥克萨拉(Johanna Oksala)正确地指出,福柯在此并非仅仅表示个体具有自由的能力,而是强调,我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拥有的自由可能性,必须由具体的伦理和政治实践加以塑造(Oksala, 2005, pp. 188–189)。由此,福柯认为,伦理与自由同自我实践紧密相连。

这组观念也有助于解释,福柯为什么对自我转变和批判反思作出积极评价。在《快感的享用》中,福柯表示,他受到某种特殊的「好奇心」的驱动。这「不是那种旨在吸收自己应当知晓之事的好奇心,而是使人能够摆脱自身的好奇心」(Foucault, [1984] 1990, p. 8)。他还指出,今天哲学的任务在于「思想对自身开展的批判工作」,在于「努力了解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而不是为既有知识提供正当性」(pp. 8–9)。

类似地,在1980年于伯克利接受的一次访谈中,当被问及他对「善」的理解,以及驱动他「对他人采取行动」的「道德因素」时,福柯回答说,他认同「拒绝、好奇〔和〕创新」这些价值;随后,他又说:「就权力的行使而言,你所能具有的唯一伦理,就是他人的自由。」(Foucault, 1988a, p. 12)在1982年接受《倡导者》(The Advocate)采访时[译7],福柯提出,不应从身份的物化(reification of identity)中寻求一种对待性的伦理取向;相反,我们与自身的关系必须是「差异化、创造和创新的关系」(Foucault, 1997, pp. 163–166;另参见 Foucault, 1988b, p. 9)。

由此可以清楚看到,福柯越来越愿意接受一种以自由、自我转变和批判反思这些价值为基础的伦理取向。这些价值最好被描述为前方法论的规范性承诺,因为它们推动并塑造了福柯的历史研究,却又有别于谱系学方法以严谨的描述为核心的部分。 这些承诺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如何受到自由和抵抗等规范性考量的影响,尤其是在涉及规训与生命权力的正常化效应时。

不过,若认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在这方面是个例外,那就错了。帕特里克·加梅兹(Patrick Gamez)正确地指出,尽管福柯的研究并不具有明确的规范性,但他早期的许多文本确实包含规范性评价和政治判断(Gamez, 2018, pp. 117–118)。与此相关,加梅兹说明,某些对福柯探讨新自由主义的解读,建立在对其总体研究方式的一些有问题的假设之上。

更具体地说,加梅兹认为,「诱惑叙事」的某些部分以这样一种观念为前提:福柯在其思想生涯接近尾声时经历了一次「伦理转向」,据说在此过程中,他认可了一种本质上「审美的」伦理观(pp. 108–109)。然而,加梅兹表明,福柯晚年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积极维度和能动维度的兴趣,并不意味着将伦理简单地还原为审美(pp. 115–125)。加梅兹尤其正确地强调,福柯并未将古代的自我实践认可为伦理行为的范本,实际上,他认为这些实践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缺陷(Foucault, 1997, pp. 256–259, 294–295)。 据此,加梅兹令人信服地论证,不能将福柯对古代自我实践的兴趣,解读为他与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具有亲和性的证据(Gamez, 2018, pp. 125–129;另参见 Tanke, 2023, pp. 271–273)。

加梅兹与一批学者共同反对以下说法:福柯是一位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或者至少在规范性层面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些学者正确地指出,此类说法往往未能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置于恰当的方法论语境,或其全部著作的更广泛语境中(Harcourt, 2021;Kelly, 2018, pp. 160–167;Tanke, 2023, pp. 263–266;Tiisala, 2021)。因此,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仍值得重新考察「诱惑叙事」,或认真对待它的任何主张。

尽管这些批评者正确地指出了这一叙事的缺陷,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解决:福柯主要具有诊断性质的新自由主义探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规范性考量的塑造。因此,「诱惑叙事」的支持者至少有理由追问,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如何同时受到他自身的规范性承诺,以及他所处的更广泛政治环境的影响。以下讨论正是为了澄清福柯探讨新自由主义时的规范性赌注。

反驳「诱惑叙事」:关注福柯与新自由主义关系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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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曾被新自由主义「诱惑」这一观点,建立在三个核心论断之上。第一个论断是,他以对身份政治的关注,取代了传统左翼对经济压迫的关切(Zamora, [2014] 2016, p. 72; cf. Dean & Zamora, 2021, p. 181)。第二个论断是,他在考察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以及哈耶克以经济关系为模型改革刑罚制度的提议时,流露出了对新自由主义的同情。 按照这种观点,福柯之所以被认为支持这些政策,是因为他反对现代权力的正常化效应;这也与他本人对社会保障和刑罚制度的批评相一致(Dean, [2014] 2016, pp. 99–100; Dean & Zamora, 2021, pp. 160–167)。在此基础上,一些批评者认为,他把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视为颠覆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中规训与生命政治要素的一种方式(Dean & Zamora, 2021, pp. 208–214)。第三个论断是,福柯借助新自由主义来回应他所处政治环境中的问题。更具体地说,这些批评者认为,福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传统自由主义治理术所产生的规训与生命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案」(Becker, Ewald, & Harcourt, 2012, p. 5; Behrent, [2014] 2016; Dean & Zamora, 2021, pp. 208–214; Paras, 2006; Whyte, 2019, p. 7)。我将反驳这三个论断,并借此阐明福柯探讨新自由主义所具有的规范性特征。

针对第一个论断,我认为,福柯并未主张简单地放弃阶级政治。他的观点是,仅从阶级政治出发,并不足以充分理解压迫(Foucault, 1989, pp. 143–144)。在1975年的一次广播访谈中,他明确表示,尽管他认为「存在着与经济关系或话语关系同样根本的权力关系」,但他并未否认经济条件对于理解权力的相关性(pp. 143–144)。 相反,他将自己的方法定位为一种纠偏,以修正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共同存在的、忽视「这些权力关系的存在」的倾向(p. 143)。

在《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法文初版1997年)中,福柯明确表示,他无意否认「权力关系深深介入经济关系,并与之交织」,也无意否认「权力关系与经济关系始终构成某种网络或回路」(Foucault, [1997] 2003, p. 14)。正如福柯所明确指出的,在这种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理解中,「问题既不在于功能上的从属,也不在于形式上的同构」(p. 14)。福柯之所以将权力而非经济关系作为分析对象,部分是因为他认为权力与这类关系具有相互塑造的作用(Foucault, [1978] 2018, p. 197)。事实上,他的主要观点是,长久以来,人们主要从经济角度理解权力:要么从生产关系出发,要么以可以占有的商品为模型,而这种占有通常是通过夺取对机构或生产资料本身的控制来实现的(Foucault, [1997] 2003, p. 14)。

考虑到这一点,很难说福柯赞同社会排斥比经济不平等更重要的观点(Zamora, [2014] 2016, pp. 70–73; cf. Dean & Zamora, 2021, p. 181)。事实上,福柯论证的意义在于,社会排斥与经济压迫都是复杂权力关系的表现,而这些关系无法仅从经济角度得到解释。因此,认为福柯贬低了经济剥削的重要性,是一种误导(Zamora, [2014] 2016, pp. 70–73; cf. Dean & Zamora, 2021, p. 181)。福柯确实关注排斥政治,但这并非因为他否认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他认为,经济模型并非理解权力的唯一模型,甚至不是最根本的模型(Foucault, 1997, pp. 291–292)。此外,福柯明确拒斥了后来成为当代身份政治特征的部落主义(tribalism)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在1982年接受《倡导者》采访时,福柯说,「如果要求我们回应身份问题,那就必须是对我们独特自我的认同」;而且,「我们必须与自身建立的关系,不是同一性的关系,而必须是差异化、创造和创新的关系」(p. 166)。

不过,图奥莫·蒂萨拉(Tuomo Tiisala)正确地指出,「福柯对主体性的政治利害的关注,在他身后强化了将经济平等排除在议题之外的倾向,从而无意间成为新自由主义治理理性的盟友」(Tiisala, 2021, p. 42)。蒂萨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颇有洞见,尤其是揭示了福柯的著作如何被策略性地同某些身份政治相伴随的、将经济不平等排除在议题之外的做法联系起来(pp. 39–45)。 不过,正如蒂萨拉正确指出的,若据此认为福柯会支持对其著作的这种挪用,或支持当代政治话语更广泛地将经济问题边缘化,那就错了(pp. 41–44)。

现在转向与「诱惑叙事」相关的第二个论断。这一叙事的支持者认为,福柯被新自由主义产生的两项具体政策所吸引:负所得税,以及以经济关系为模型改革刑罚制度的提议。米切尔·迪恩(Mitchell Dean)和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关于福柯受到负所得税吸引的判断,基于两项直接证据。第一项是,他在同时期的一些访谈中批评了社会保障(Dean & Zamora, 2021, pp. 160–167)。第二项是,他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声称,负所得税是一种能够颠覆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之强制性生命政治规范的财富再分配方式(Dean & Zamora, 2021, pp. 61–63; Foucault, [2004] 2008, pp. 204–205)。[译4]

米尔顿·弗里德曼。 福柯注意到,负所得税取消了对「好穷人/坏穷人」和「自愿/非自愿失业者」的道德区分。德克鲁兹强调:看到一种政策较少规训的一面,并不等于接受它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整体方案。

关于第一点,不可否认,福柯对某些形式的社会保障持批评态度。不过,他对福利国家的批评并非全盘否定;事实上,他始终承认福利国家的成就。在1983年的一次访谈中,福柯说,法国的社会保障显然既产生了「积极效果」,也产生了「反常效果」(Foucault, 2000, p. 366)。他承认,社会保障为社会中处境最不利者提供了合理的生活水平,因此具有价值(p. 366)。但他也认识到,保障程度的提高与福利依赖(welfare dependency)的出现相伴而生(p. 366)。 社会保障本应最大限度地改善贫困者的生活机会(life chances),但福柯认为,国家福利计划在达到某种程度之后可能适得其反:它们针对失业与吸毒等问题强制推行正常化的行为标准,还可能通过福利依赖使贫困进一步固化(pp. 369–371; Foucault, [2004] 2008, pp. 204–205)。因此,他对社会保障的批评并非全盘否定,而是对其中一些复杂问题提出了较为平衡的看法。

此外,这种批评植根于他促进自由的更广泛承诺。他的以下表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期待社会保障制度使我们摆脱危险,以及那些往往使我们受辱或遭受支配的处境」(Foucault, 2000, p. 366; cf. Foucault, 1997, p. 316)。对福柯而言,这意味着社会保障实际上对于社会不可或缺,因为它「为我们与自身及他人建立更丰富、数量更多、更多样、更灵活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同时确保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真正的自主」(Foucault, 2000, p. 366)。还应指出,尽管福柯对医疗体系所伴随的生命政治正常化形式持有疑虑,但他总体上支持公共医疗(Foucault, 2000, pp. 377–379)。事实上,他明确表示,自己「不赞成那种野蛮的自由主义:让有能力支付费用的人获得个人医疗保障,却使其他人毫无保障」(Foucault, 2000, p. 379)。

这种对待社会保障的方式,与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对负所得税的分析相呼应。福柯认为,与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方式相比,负所得税有望提供强制性较低的生命政治规范,尤其是因为它消除了「好穷人与坏穷人」以及「自愿失业者与非自愿失业者」之间的区别(Foucault, [2004] 2008, pp. 204–205)。他还认为,由于负所得税不限制这笔钱的用途,因而避免了对个人生活方式作出道德主义的判断,其强制性也会小得多(p. 205)。福柯指出,弗里德曼的方案不会将自愿失业者的个人选择道德化;这一判断完全正确(p. 205)。因此,他认为负所得税的运作方式比传统社会保障「官僚主义色彩和规训性都小得多」,这一评价也是正确的(p. 207)。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对这项政策的描述可以被视为具有规范性:他突出了这项政策的主体化效应,而这种关注显然受到他对自由、自我转变与批判反思的前方法论承诺的塑造。 不过,指出一项政策的长处显然不等于赞同它。事实上,福柯完全没有表示,负所得税是他在通盘权衡之后所偏好的财富再分配方式。

福柯考察的第二项具体政策提议,是以经济关系为模型来构建刑事司法制度的可能性(pp. 248–258)。迪恩认为,福柯对哈耶克提出的、以经济行为为模型重构社会关系的建议颇感兴趣(Dean, [2014] 2016, pp. 99–100)。考虑到福柯本人对刑罚制度的批评,说他可能对这项提议感兴趣,是有道理的(Foucault, [1975] 1995; Tiisala, 2021, pp. 34–37)。请看福柯对哈耶克犯罪分析方法的概括:

……从这一视角来看,犯罪者不再以道德或人类学特征受到任何区分,也不再以这些特征为依据接受审视。犯罪者无非就是任何一个人。犯罪者,任何一个人,都仅仅被视为这样的人:他为某项行动投入,期待从中获利,并接受损失的风险。从这个角度看,犯罪者无非如此,也必须始终仅限于此。由此可见,刑罚制度将不再需要关注犯罪与犯罪者这一分裂为两部分的现实。(Foucault, [2004] 2008, p. 253)

尽管这番讨论是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展开的,但不难想象,福柯为何可能对哈耶克等新自由主义者处理犯罪的方式感兴趣(pp. 250–256)。毕竟,与现代刑罚制度所提供的犯罪模型相比,新自由主义的犯罪模型较少规训性,也较少道德主义色彩;而在福柯看来,现代刑罚制度围绕着「将犯罪者生产为病理化主体」这一目标运作(Foucault, [1975] 1995, pp. 277, 285)。尽管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拒绝为「犯罪性」(delinquency)这一规训性建构提供处方性的解决方案,但他对其影响,以及更普遍地说,对规训权力在整个社会中的扩张,深感不安(pp. 264–268, 306)。[译8] 因此,至少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即使福柯并未主动赞同哈耶克的提议,他是否仍认为,这项提议作为一种规训性较弱的现代刑罚替代方案,值得关注?

福柯还关注这一方法如何在艾萨克·埃利希(Isaac Ehrlich)、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等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中演变,以及他们不作道德判断的法律观如何拒绝将犯罪者的行为病理化或道德化,从而导致「犯罪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抹除」(Foucault, [2004] 2008, pp. 248–258)。[译9] 在这方面,福柯似乎尤其对毒品合法化有助于抵制围绕吸毒形成的道德主义规范这一想法感兴趣(pp. 205, 257–258)。不过,他还认为,以经济理性为模型重构社会关系的提议具有广泛得多的潜力。事实上,他认为,经济模型使一种规训性更低、生命政治正常化程度也更低的治理术成为可能:

……在这类分析的视野中浮现的,绝不是一个彻底规训化社会的理想或计划。在那样的社会里,包围个体的法律网络被——姑且称之为——规范机制接管,并在内部加以延伸。它也不是一个需要普遍正常化机制、并排斥那些无法被正常化之人的社会。相反,在这种分析的视野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形象、观念或主题—纲领:差异系统得到优化,变动过程获得开放的空间,少数派个体与少数派实践受到容忍,行动作用于游戏规则而非参与者,最后,以环境型干预取代使个体从内部臣服。(Foucault, [2004] 2008, pp. 259–260)

加里·贝克尔。 在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分析中,罪犯不再首先被解释成一种病态人格,而成为计算成本、收益和风险的行动者。福柯看到这种变化可能削弱刑罚中的道德化和人格正常化,却也警惕市场逻辑自身制造新的规范。

因此,人们也许会像杰西卡·怀特(Jessica Whyte)所说的那样,认为福柯觉得新自由主义带来了「与早期自由主义的惩罚性道德主义之间令人耳目一新的决裂」(Whyte, 2019, p. 7)。然而,即使福柯对这种治理术感兴趣,我们已经看到,他花费相当大的精力说明,权力关系无法以经济关系为模型得到充分理解;他还明确否认「野蛮的自由主义」是应对生命政治正常化之危险的适当方案(Foucault, 2000, p. 379)。

此外,萨莫拉认为福柯「完全忽视了市场的规范性与强制性」,但与这一说法相反,福柯并不认为市场能够彻底消解规范性(Zamora, 2019)。事实上,福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也有其自身的正常化效应,尤其是因为它试图「干预社会,使竞争机制在社会的每一时刻、每一处都能发挥调节作用」,从而创造一个「企业社会」(enterprise society),其主体受到「企业与生产」逻辑的塑造(Foucault, [2004] 2008, pp. 145–147, 226; see Lorenzini, 2018)。换言之,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具有规范性,恰恰是因为它试图按照市场的运行机制来塑造社会。

这也应当使我们怀疑蒂萨拉关于福柯「赞同」贝克尔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方面的论断(Tiisala, 2021, pp. 24–25)。蒂萨拉认为,「正常化装置」是福柯「主导性关切」,因此必须在这一背景中理解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2021, p. 34)。但蒂萨拉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福柯认为,贝克尔对犯罪的解释也会产生自身的正常化效应——当然,福柯认为,这种正常化形式有别于规训性的正常化(Foucault, [2004] 2008, pp. 247–260, 270–271; Tanke, 2023, pp. 266–271)。因此,即使福柯确实认为贝克尔提供了一种规训性较弱的现代刑罚替代方案,我们也应追问,他是否认为这一方案在总体上正常化程度更低,因而在这方面值得赞同。

无论如何,那些可以合理认为福柯可能觉得有吸引力的新自由主义具体政策——摒弃福利中已经具有压迫性的规训与生命政治维度、犯罪的去人类学化(deanthropologization)、毒品的去罪化(decriminalization)——实际上从未付诸实施,而且完全可以在不认同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纲领的情况下得到赞同。因此,福柯既指出了新自由主义所能提供的最佳内容,又没有忽视其在经济不平等问题上的缺陷及其正常化效应,这一点应当受到肯定。

「诱惑叙事」的最后一个论断,涉及福柯与其同时代政治环境的关系。与萨莫拉早期的著作相比,迪恩和萨莫拉的语气更为克制;他们认为,将福柯置于法国社会围绕「第二左翼」与「新哲学家」兴起而发生的更广泛变迁之中,就能清楚看到他据称受到新自由主义吸引的情形(Dean & Zamora, 2021, pp. 41–60; cf. Behrent, [2014] 2016)。[译10] 尽管这种历史语境化很有价值,但他们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存在一些严重的方法论缺陷。

首先,这种方法未能充分将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探讨置于其全部工作的更广泛脉络中。这两位作者高度重视《生命政治的诞生》课程,却基本忽略了福柯对「国家恐惧症」(state-phobia)的评论,并错误地暗示福柯本人的工作在规范性上持反国家立场(Dean & Zamora, 2021, pp. 30–31; Foucault, [2004] 2008, pp. 75–77, 187–191)。[译11] 更重要的是,他们仅仅顺带提及福柯的「问题化」概念,而正如我已经论证的,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其根本方法论至关重要(Dean & Zamora, 2021, p. 12)。因此,他们的分析具有很强的选择性:对福柯分析中那些足以使其叙事受到质疑的特征,他们要么回避,要么误解。这一点也体现在他们关于福柯晚期主体性观念得益于其新自由主义研究的论断中。正如约瑟夫·坦克(Joseph Tanke)令人信服地指出的,这一论断未充分关注福柯思想内部更为重要的影响与发展(Dean & Zamora, 2021, pp. 143–147; Tanke, 2023, pp. 271–273)。这让人很难摆脱这样的印象:他们对福柯历史语境的关注,是以疏于细致考察他的思想为代价的。事实上,他们对福柯著作的语境化处理,有时几乎成了因关联而定罪。

不过,迪恩和萨莫拉的这部书比萨莫拉此前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审慎得多,其分析也有可取之处。他们正确指出,福柯并不是法国主流左翼的热烈支持者;当时主流左翼的代表是「左翼联盟」(Dean & Zamora, 2021, pp. 42–45)。福柯似乎在1974年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了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但在密特朗最终获胜的1981年选举中,他并未支持其参选,并对密特朗提出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大规模国有化计划——表示了严重的保留意见(Veyne, 2010, p. 132n16)。 迪恩和萨莫拉还指出,福柯参与第二左翼的程度比有些人承认的更为积极,而且他很可能同情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罗卡尔是社会党的重要人物,受到第二左翼的拥护,后来在密特朗任内出任总理(Dean & Zamora, 2021, pp. 42–45; Veyne, 2010, p. 132n16)。

米歇尔·罗卡尔,1979年。 罗卡尔是法国「第二左翼」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之一。这一潮流既批判传统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也并不主张拆毁福利国家,而是试图把市场、自治和社会民主重新组合。

不过,罗卡尔和第二左翼绝非主张彻底拆除福利国家;相反,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中汲取灵感(Fulla, 2017, p. 31)。事实上,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承认市场对于制约国家权力具有必要作用的左翼自由主义,能够最充分地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因此,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实现一种社会主义愿景,与传统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相比,这种社会主义更为分权,也更加明确地反对极权主义(Rocard, 1979, p. 80)。假如福柯确实是第二左翼的拥护者,那么这实际上意味着,他感兴趣的是一种替代方案:它既区别于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等中间派政治家的新自由主义,也区别于密特朗等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国家主义。 因此,即使福柯可能对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左翼自由主义抱有某些同情,将他的政治倾向视为他受到新自由主义诱惑的证据,也同样是错误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质疑伯纳德·E. 哈考特(Bernard E. Harcourt)和坦克等批评者的论断。他们认为,福柯实际上正在着手批判新自由主义,要将其刻画为一种压迫性的治理术(Harcourt, 2021; Tanke, 2023)。这些批评者正确指出,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企业与生产」主体持怀疑态度;但若说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尤具「强制性的社会安排」,或说他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积极谴责这种主体性模式,而不只是对其进行描述或探究,那就言过其实了(Foucault, [2004] 2008, p. 147; Harcourt, 2021, pp. 65–67; Tanke, 2023, p. 1)。 此外,我已经论证,我们有一定理由认为,福柯可能对新自由主义的某些特定要素感兴趣;不过,只要他对这些要素的处理进入规范性领域,就始终体现出细致的区分。因此,我认为,福柯同时留意到了新自由主义不同要素的危险与积极方面。正因如此,既不能说他赞同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全面的政治愿景,也不能说他全盘谴责新自由主义。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的解读与迈克尔·C. 贝伦特(Michael C. Behrent)的论断相呼应:福柯既未赞同也未拒斥新自由主义,但他的分析受到其对广义自由主义问题之关切的塑造(Behrent, 2019, p. 7)。不过,我们的立场之间也存在一些重大差异。贝伦特认为,福柯是一个「不由自主的自由主义者」(a liberal despite himself):尽管「他的自由主义并非一种自我认同或政治归属」,但我们仍能从「他的概念与论证」,以及他对于「哪些社会问题值得重视、国家是什么、国家将走向何处」的假定中辨认出来(p. 27)。我同意福柯关切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界限这些传统自由主义问题,但我拒绝贝伦特由此认定福柯在规范性上认同新自由主义的论断(Behrent, 2019, 尾注1)。贝伦特认为,尽管福柯确实区分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但他最终「认为两者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域,是同一种治理术的不同变体」(Behrent, 2019, 尾注1)。译文|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福柯与自由市场信条 1976-1979

考虑到福柯为区分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与其他自由主义治理术模式所作的努力,这一论断并不可信(Foucault, [2004] 2008, pp. 119–121, 145–146, 191–193, 204–205, 226)。事实上,福柯认为,新自由主义拒绝了古典自由主义对经济竞争的自然主义理解(pp. 117–121, 145–146)。相反,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力图发展一种「积极的」治理术模式,并视之为创造经济竞争条件的必要手段;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以「市场经济的原则」为模型来塑造「政治权力的总体行使」(pp. 117–121, 129–131, 145–146)。在福柯看来,这些不同的治理术模式旨在生产不同类型的主体。事实上,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是「企业与生产之人」,而非与古典自由主义相关的「交换之人或消费之人」(pp. 146–147, 226)。

福柯还认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可以同干预性更强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治理术区分开来,尤其在于前者主张更大程度地削减国家权力,并不以「纠正市场对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为目标(pp. 192–193, 145)。换言之,福柯认为,这三种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市场性质的理解,对政府干预市场与社会之适当范围的理解,以及它们旨在生产的主体类型。当然,这些治理术模式存在相似之处,因为三者都承认市场在限制国家权力方面具有作用。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不同的治理术模式,因为它们以不同方式治理行为,从而产生不同的主体性模式。 考虑到这一点,贝伦特错误地认为福柯混淆了这些不同的治理术模式,从而悄然助长了「诱惑叙事」。因此,即使在关心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界限这一宽泛意义上,福柯是个「不由自主的自由主义者」,这也丝毫不意味着他是新自由主义者。

反驳「发明叙事」:福柯是否试图创造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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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我们有充分理由拒绝福柯被新自由主义「诱惑」的说法。然而,「诱惑叙事」并没有穷尽《生命政治的诞生》可能具有的规范性意涵。事实上,一些对福柯抱有同情态度的评论者认为,他试图借助新自由主义,为左翼政治发展出一种新进路,或者检验左翼思想的界限(Lagasnerie, 2020, pp. xxxi–xxxii; Patton, 2016)。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力的评论者之一是保罗·帕顿。译文|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罗尔斯与公共理性的谱系译文|政府、权利与合法性:福柯与自由主义政治规范性

帕顿认为,福柯「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切承诺,提出了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Patton, 2016, p. 228)。在福柯看来,社会主义具有独特的历史理性、经济理性和行政理性,因为它对我们应当如何分配财富、提供医疗服务以及组织社会保障,有着明确的构想(Foucault, [2004] 2008, p. 92)。但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构成一种独特的治理术,而且从历史上看,它的经济理性既曾与自由主义治理术结合,也曾与威权主义治理术结合(pp. 92–93)。因此,福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没有提供任何真正能够替代自由主义的方案,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治理术仍有待在实践中被「发明」出来(p. 94)。[译12]

尽管福柯并未表示他打算亲自完成这一发明,帕顿却认为,他对新自由主义的兴趣,源于一种判断:新自由主义可能提供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新型治理术(Patton, 2013, 2016)。帕顿的论证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福柯确实把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表述为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Foucault, [2004] 2008, p. 94; Patton, 2016, p. 228)。在帕顿看来,福柯面对着一个富有建设性的难题:如何协调他对社会主义理想和人权的承诺,与他对规训权力、进而对现代自由主义的批判(Foucault, [1975] 1995, p. 222; Patton, 2005, pp. 282–284)。帕顿认为,这一难题促使福柯探索新自由主义,以求既实现平等主义原则,又兑现一种新权利观的承诺;用福柯的话说,这种权利观「既反对规训,又摆脱了主权原则」(Foucault, [1997] 2003, p. 40; Patton, 2005, p. 282, 2016, pp. 229–230)。因此,按照帕顿的解释,新自由主义在福柯眼中是一种规训性较弱的治理术,能够同时成为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与威权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与雷蒙·巴尔,爱丽舍宫,1977年。 福柯讨论的新自由主义并不只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实验。到了1970年代后期,它已经进入法国政策实践。福柯在课程中把吉斯卡尔和巴尔明确放在这一转型之中。

对于福柯试图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发展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的说法,我持怀疑态度。不过,帕顿的研究在阐明如何运用谱系学提供的描述性洞见来重构规范性政治概念方面,极有价值。他正确地指出,当这些描述性洞见被纳入一种明确的规范性进路时,它们就具有规范性意义(Patton, 2013, p. 47, 2016, p. 228, 2018)。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怀疑帕顿的另一项主张,即福柯本人也致力于以这种规范性方式运用谱系学。事实上,我认为,帕顿把福柯据称对新自由主义某些要素的兴趣归因于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这一解释存在几个问题(Patton, 2016, p. 228)。

正如凯利指出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本身(Kelly, 2018, p. 167)。如果福柯被新自由主义据称具有的平等主义潜力所吸引,那么很难看出,这种吸引何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这一经济学说的承诺(p. 167)。为便于讨论,我将假定,福柯既对负所得税感兴趣,也对以经济理性为模型重新建构犯罪问题感兴趣。按照这种解释,他之所以据称被这些政策所吸引,是因为它们的规训性和生命政治性都弱于传统自由主义治理术。这当然能够体现福柯对抵抗的规范性承诺,即把抵抗理解为「不被治理得那么多的艺术」;但抵抗规训性正常化和生命政治性正常化,与社会主义的经济构想及其将平等视为最高政治善的立场之间有何关系,并不清楚(Foucault, 1996, p. 45)。

此外,这些具体政策似乎依赖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而这种理性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张力。作为一种经济学说,社会主义的界定性主张是,生产资料应当归集体所有。福柯正确地指出,历史上人们既曾通过自由主义治理术,也曾通过威权主义治理术,来追求这一构想。这两种进路的共同点是相信:国家对于保护共同善(common good)、确保基本物品得到公正分配是必要的。

当然,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例如无政府工团主义(anarcho-syndicalism)——最终寻求的是废除国家(Rocker, 1989, pp. 29–33)。然而,这些反国家主义进路往往主张废除市场,或者至少设想一种通过工人合作社间接调节的市场(pp. 9–10)。因此,它们所设想的个人,既不是自由主义国家的「法律人」(homo juridicus),也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而是更接近一种「共同体人」(homo communis):在自由结社与公平合作的世界中找到自身的位置(Foucault, [2004] 2008, pp. 276, 147)。[译13] 相比之下,新自由主义以个人自利的逻辑为模型来塑造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初步看来,无论是国家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集体所有制构想,都很难与作为一套整体性经济学说的新自由主义相调和。

帕顿对这一明显张力的回应是,负所得税之类的政策证明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秩序,并不必然与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和经济安全的观念相对立」(Patton, 2013, p. 46)。由此,帕顿提出,罗尔斯的财产所有制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构想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理想,而福柯追随罗尔斯,赞成以负所得税来实现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pp. 45–48)。[译14] 这或许确实是一项有吸引力的主张,但这一观点至少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零散证据的分量表明,福柯在其学术生涯后期并不十分同情社会主义,因为他似乎曾多次发表批评社会党左翼派系的言论(Macey, 1994, p. 449; Veyne, 2010, p. 132n16;另见 Dean & Zamora, 2021, pp. 42–45)。事实上,他的密友保罗·韦纳(Paul Veyne)甚至声称:「福柯去世时,正在准备对法国社会主义提出批判」,而且「在他看来,社会党从未制定过真正的政策」(Veyne, 2010, p. 132n16)。因此,我们应当怀疑这样一种看法:福柯是在寻求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不是仅仅认可第二左翼所设想的某种左翼自由主义治理术。

第二个理由是,福柯认为,负所得税实际上并不以解决经济不平等为目标,而只是试图管理自由市场经济中的相对贫困问题(Foucault, [2004] 2008, p. 205)。 因此,我们应当怀疑,他是否认为这项政策背后的逻辑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平等」。换言之,福柯似乎在表明,任何社会主义者都不会认为这项政策是一种足够激进的再分配形式。

当然,我并不是否认,负所得税可以被纳入一种建立在更广泛的一整套再分配政策之上的、更具平等主义性质的治理术。我的意思是,福柯并未将这项政策视为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可能基础。在福柯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应当旨在减少收入不平等,而不只是通过极为有限的财富再分配来管理贫困。他甚至指出:

……这种负所得税是一种手段,要彻底避免社会政策产生任何普遍再分配收入的效果;也就是说,广义而言,避免任何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政策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政策称为一种针对「相对」贫困的政策,也就是一种旨在改变不同收入之间差距的政策;如果我们将社会主义政策理解为一种试图减轻相对贫困影响的政策,而这种相对贫困源于最富者与最贫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那么就十分清楚,负所得税所蕴含的政策恰恰与社会主义政策完全相反。(p. 205)

因此,即便福柯确实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可能性,他也不可能在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中看到它的基础。

帕顿论证的最后一个问题涉及他的假设: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更具体地说,罗尔斯的财产所有制民主构想——或许能够提供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财产所有制民主或许确实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治理形式,但罗尔斯明确指出,它的目标并非集体所有,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私人所有权(Rawls, 2001, p. 138)。这似乎并不是一种新的治理术,而是对某种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认可。

在这里应当指出,帕顿忽略了两个不同主张之间的区别。第一个主张是,福柯研究新自由主义,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理想的真切承诺;帕顿把这些理想界定为「机会平等、社会正义和经济安全的观念」(Patton, 2013, p. 46)。第二个主张是,福柯将新自由主义视为一条潜在途径,用以建构一种适合社会主义这一经济制度的治理术。事实上,帕顿声称,福柯在这一语境中提及社会主义时,「只能指一种理想的社会构想」(2013, p. 42)。

这里需要指出,尽管罗尔斯确实认为财产所有制民主能够满足他的正义原则,但他并不认为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因为它并不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化,而只要求公平分配生产性资产(Rawls, 2001, pp. 138–139)。 因此,新自由主义不可能提供一种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即使某些具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被纳入广义的左翼自由主义框架时,确实可能有助于促进平等主义价值。这应当是对帕顿研究最合乎逻辑、也最善意的解读。然而,认为财产所有制民主能够满足社会主义理想的观点,似乎会使「社会主义」一词失去其作为一种有别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所应有的任何连贯含义。

即便财产所有制民主确实优于社会主义,这一构想也显然无法提供适合社会主义的治理术,因为它以私人所有优先于集体所有,明确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原则。虽然确实存在一种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传统,承认市场在组织社会方面可以发挥作用,但这似乎恰好强化了福柯的观点:在缺乏自身独特治理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只能通过自由主义治理术或威权主义治理术来实现。因此,顺着帕顿论证的逻辑,福柯应当是在探索新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潜力,以重构与福利国家相联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而非试图发明一种社会主义治理术。这种重构或许可以采取「自由社会主义」的形式,将财富的普遍再分配与一定程度的私人所有结合起来;但这只会证实福柯的论断:社会主义缺乏一种「内在的治理理性」(intrinsic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因此,社会主义政策只能在以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框架,或国家主义的威权框架内实施(Foucault, [2004] 2008, pp. 92–94)。

福柯、新自由主义与规范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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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论证,有充分理由拒绝福柯在规范性立场上认同新自由主义的看法。至少有一点应当已经清楚:他既没有被新自由主义这一经济学说「诱惑」,也没有致力于将新自由主义改造成一种重获活力的社会主义。不过,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受到了他对自由、批判反思和自我转变的推崇的影响;这一点体现在他对传统自由主义治理术下规训与生命权力之正常化效应的深刻批判之中。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至多只能说,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或许曾让他觉得,它们是在特定制度情境中削弱规训和生命权力的可行策略。福柯当然没有将新自由主义视为这些问题的整体解决方案,但他显然认识到,负所得税之类的政策为毒品政策提供了一种较少道德化的处理方式,而犯罪的去人类学化或许有助于削弱压迫性的生命政治权力关系和规训权力关系。 当然,一个人可以赞成这些具体主张,而不必成为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毕竟,这些主张的不同变体已经在当代左翼中获得认可,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以及对减少监禁运动日益增长的支持。[译15]

然而,这既不意味着在更广泛意义上赞同新自由主义,也不表明在任何纲领性意义上认同社会主义。此外,福柯并未表示他实际上支持这些新自由主义主张。因此,尽管他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受到了关于规训和生命权力效应的规范性关切的影响,但其讨论并未进入处方性层面。

不过,这一讨论确实对我们如何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福柯与规范政治哲学的关系有重要启示。事实上,他研究新自由主义所引发的争论,揭示了这一关系的两个特点。第一,在研究新自由主义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谱系学的诊断性取向,因此也始终如一地拒绝认可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p. 78)。尽管福柯的规范性承诺促使他质疑社会保障和监狱制度的正常化功能,但他的自由主义谱系学仍然主要在描述性层面上展开,并未得出处方性结论(pp. 204–207, 258–260)。

正如他在开始讨论新自由主义时所指出的,他分析自由主义治理术,是希望「考察它如何出现并反思自身,如何在受到质疑的同时分析自身;简而言之,它目前如何规划自身」(p. 78)。随后,他指出,这项工作将使他能够进一步研究「法律与秩序、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生命政治」的问题(p. 78)。与这一明确的意图表述相一致,他对新自由主义详尽而细致的分析,既不是对所讨论内容的认可,也不是谴责。

尽管他的分析确实表明,某些具体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或许有助于抵抗规训与生命权力,但他同时也始终关注新自由主义在应对经济不平等和压迫性权力关系方面更为广泛的局限(p. 205)。这些局限源于一种信念:市场有能力消解权力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信念既天真,又带有对国家的恐惧。此外,新自由主义也未能减少经济不平等(pp. 75–77, 187–191, 205)。因此,他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中得到了明显的呼应,而且他也坚持认为,新自由主义会产生自身的正常化效应(pp. 84–85, 145–147, 226)。

尽管福柯无疑更偏好左翼自由主义,而非威权社会主义,但应当清楚,这并未使他不加批判地认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国家主义。因此,如果能够从这些讲座中合理地辨认出某种接近规范性抱负的东西,那便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恐惧症与当时同密特朗相联系的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之间寻求一个中间立场。

这就引出了他与规范政治哲学关系的第二个特点。尽管谱系学是一种严格的描述性方法,并不产生处方性的解决方案,但帕顿强调其描述性洞见具有规范性意义,这一点是正确的(Patton, 2013, pp. 41–42, 2016, p. 228, 2018, pp. 18–19)。事实上,福柯提出的若干问题——新自由主义是否提供了比传统自由主义类型强制性更弱的生命政治规范,新自由主义是否有能力应对经济不平等,社会主义是否拥有自主的治理术,以及国家权力的减少是否会使我们摆脱压迫性的权力关系——都对我们应当如何组织社会这类规范性问题具有启示。

当然,福柯的洞见本身并不能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我们究竟如何运用这些洞见,取决于一系列前方法论的目标和假设,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确定相互竞争的政治价值之间的优先次序,以及我们试图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实现什么。这表明,谱系学可以用来帮助修正规范性理论,并使之更加完善。因此,帕顿至少在一点上是正确的:福柯的描述性洞见具有规范性意义,尽管福柯本人从未展开分析它们对规范政治哲学的启示(Patton, 2016, p. 228, 2018)。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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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柯并未认可新自由主义这一整体性的经济构想,但我已经论证,他对这一意识形态的研究受到了他对自由、批判反思和自我转变的规范性承诺的影响。这一点最清楚地体现在他对新自由主义的规训效应与生命政治效应的强调,以及这种强调同他对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后果所作的相对简短的讨论之间的反差。然而,我既反驳了他被新自由主义这一政治纲领所诱惑的叙事,也反对了他试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发明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的说法。尽管我承认,福柯确实有可能认为某些具体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有助于重构福利国家自由主义,但我已经论证,这并不等于认可新自由主义这一纲领性进路。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伦纳德·德克鲁兹(Leonard D’Cruz),墨尔本大学的兼职教学人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谱系学、实用主义与规范政治哲学。2023年在墨尔本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福柯与规范政治哲学》(Foucault and Norm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2023)。论文将福柯的研究与罗尔斯开创的规范政治哲学传统展开对话,探讨处境化的洞见如何参与规范性政治概念的重构。

[译2] 本文讨论的规训、生命政治、治理术与自我实践,分别关联福柯的现代制度研究、治理研究与晚期伦理研究。

[译3] 「前方法论的规范性承诺」(premethodological normative commitments)是本文的关键区分:价值承诺影响研究者选择什么问题、关注什么权力效果,但并不因此直接充当谱系学历史分析内部的论证依据。「前方法论」在这里指方法运用所预设的取向,不宜机械理解为一段先后发生的时间过程。「规范性」(normative)涉及价值判断或价值承诺;「处方性」(prescriptive)则涉及提出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制度方案。本文认为前者不必然导向后者。

[译4] 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是通过税收制度向低收入者提供收入补足的方案;补助随收入增加而减少,直至达到不再领取补助的水平。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是其重要倡导者。本文着重讨论福柯如何分析这项方案对福利审查和道德评价的影响,不意味着所有负所得税方案在资格与支出规则上完全相同。原典讨论见 Foucault([2004] 2008, pp. 204–207)。

[译5] 「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指追问某种经验、行为或制度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需要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本文据此区分对问题形成条件的诊断与对解决方案的预先设定。关于该概念在福柯思想中的位置,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福柯条目。

[译6] 「正常化」(normalization)并非日常意义上的恢复正常,而是围绕规范、偏差和正常/异常的区分,对身体、行为与人口加以塑造和调节。译文沿用本文对规训(discipline)和生命权力(biopower)的并列用法;福柯在不同文本中对生命权力的范围有不同安排,不能据此把它一概限于人口层面。另见及《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福柯条目。

[译7] 《倡导者》(The Advocate)是美国面向同性恋及更广泛LGBTQ群体的刊物,创刊于1967年。本文所引访谈是福柯讨论身份、自我关系与自由实践的重要材料。创刊信息参见该刊五十周年回顾。

[译8] 本文所引《规训与惩罚》中的 delinquency 译作「犯罪性」,指现代刑罚—犯罪学机制所塑造的犯罪主体及相关知识分类,不宜径直等同于一次违法行为;delinquent 则指在这一机制中被识别和塑造的犯罪者。福柯区分违法行为与犯罪者的传记、性格和病理身份,以揭示刑罚权力怎样从处理行为转向塑造主体。原典讨论见 Foucault([1975] 1995, pp. 264–285)。

[译9] 「犯罪的去人类学化」(deanthropologization of crime)指不再把犯罪者当作具有特定病理本性的人类类型,而把犯罪行为纳入收益、成本与风险的经济分析。它与「犯罪者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抹除」(anthropological erasure of the criminal)相联系。这里的「人类学」涉及对人的本性或类型的界定,不是说取消一门学科。关于福柯与贝克尔犯罪经济学的关系,参见贝克尔、埃瓦尔和哈考特的对谈。

[译10] 「第二左翼」(Second Left;法文 la deuxième gauche)在本文中特指与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相关、强调反极权和分权的法国左翼潮流;「新哲学家」(New Philosophers;法文 nouveaux philosophes)指20世纪70年代法国反马克思主义、反极权主义的知识分子潮流。作者强调二者构成福柯的政治语境,却不足以单独证明福柯赞同新自由主义。罗卡尔的政治思想与经济主张可参见马蒂厄·富拉的专门研究。

[译11] 「国家恐惧症」(state-phobia)是福柯对把不同国家形态视为同一本质不断扩张之结果的分析倾向的批评,不等于反对对国家权力进行批判。本文将这种倾向与考察具体治理机制的方法区别开来。相关原典见 Foucault([2004] 2008, pp. 75–77, 187–191)。

[译12] 「社会主义治理术」(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涉及社会主义是否拥有独特的治理理性,而不仅是是否存在社会主义政府。德克鲁兹区分「社会主义缺少自身的治理术」这一诊断与「福柯本人承担了发明这种治理术的计划」这一更强的判断。相关原典见 Foucault([2004] 2008, pp. 92–94)。

[译13] 「共同体人」(homo communis)是德克鲁兹在本节提出的试探性称谓,与「法律人」(homo juridicus)和「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相对照;不应把它当作福柯在相关课程中确立的术语。

[译14] 「财产所有制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是罗尔斯讨论的一种制度类型,强调生产性资产和人力资本的广泛分散,防止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它并非把政治权利限定于有产者。「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则是罗尔斯与之并列的另一种可能实现正义原则的制度。本文保留作者对二者差异的论证。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罗尔斯条目及 Rawls(2001, pp. 138–139)。

[译15] 「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通常指向所有成员定期、无条件发放的个人现金收入;这与按收入水平逐步退减补助的负所得税在发放机制上有别。基本收入定义可参见基本收入地球网络。本文提及的「减少监禁运动」(decarceration movement)指推动降低监禁规模和对监狱依赖的政治实践;作者借此说明部分具体改革可以与左翼政治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