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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术:福柯、东欧医学与医疗卫生案例

「正文约12000字」

作者:阿莱克萨·盖斯特赫弗尔(Alexa Geisthövel)[1]

文献来源:Exploring state 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Eastern European examples from medicine and health care.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2026,39(2):3–2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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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人文科学史》「社会主义治理术」专题导论,尝试考察福柯的「治理术」概念能在多大程度上移用于冷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专题中的六项案例研究来自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以及身处利比亚的罗马尼亚侨民群体,关注1960年至1989—1990年间与健康有关的实践。[2]

由于专题涉及的材料相当多样,这篇导论首先需要搭起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并讨论把福柯「送过铁幕」的可能与限度。[3] 作者先指出,晚期现代性给全球北方的东西两翼都带来了类似难题。在「科学—技术革命」与发达福利主义时代,「可治理性」的危机似乎要求人们寻找管理复杂社会的新办法,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把责任转交给个人。[4] 

接下来,文章回到福柯关于自由主义「对行为的引导」的论述,梳理这一理论如何被移用到西方之外的社会,并由此提出一个经验研究的要求:必须进入具体而地方性的自我治理实践。最后,作者把专题的六个案例放回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与健康自我技术的多重景观之中加以定位。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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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格雷格·埃吉吉安(Greg Eghigian)曾尖锐地问:20世纪后半叶是否存在一种「共产主义精神病学」?[5] 换句话说,在一种关于人类心灵的意识形态观念与压制异议、规训各种「偏差者」的政治计划彼此勾连之处,精神病学家的专业实践是否会因此与其他地方的标准实践出现明显差异?以东德为例,埃吉吉安的结论是:那里确有「共产主义之下的精神病学」,却没有一种在范畴上全然不同的「共产主义精神病学」。自20世纪60年代起,东德精神病学也像西方同行一样,越来越将个人「心理学化」(Eghigian, 2002;另见 Savelli, 2018: 2)。

本专题借用这个问题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之下是否存在治理术,乃至是否存在一种社会主义治理术?乍看之下,这个问题或许显得古怪,因为福柯的治理术概念,经常被等同于战后繁荣年代之后西方社会的(新)自由主义。竞争性的企业家精神显然不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规范与道德要求(Foucault, 2008: 146–149, 225–226, 241)。但再看一步,已有研究确实在社会主义中发现了一些带有典型自由主义色彩的成分。这些研究在政治科学领域发现了东西方「共同生产」治理技术的现象(Rindzevičiūtė, 2016: 12–13),医疗卫生领域的研究也表明,一个可供个人「理性」使用的「适度自由范围」,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健康治理的前提(Offermann, 2019: 215–216;另见 Arend, 2019;Wahlen, 2017a)。

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把福柯的治理术视角带到欧洲东部,借医疗实践的经验材料考察社会主义体制内部自由主义治理的条件、范围与界限。马特·萨韦利(Mat Savelli)提出的一个区分尤其有帮助:有些制度和实践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而被「有意设计成社会主义的」(socialist by design),另一些则只是因为生长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中,才「事实上成为社会主义的」(socialist by default)(2018: 2)。[6] 本文的尝试带有探索性质,不准备给出定论,更不打算再造一个新的总体叙事。在考察欧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医疗实践和「健康自我」时,我们所谓的自由主义治理术,是指这样一种治理方式:它调动个人自我治理的能力,让个人在一定的可能行动范围内运用自己的自由,并要求他们以「负责任」的方式使用这种自由,使之服务于被设定的公共善(common good)。

1977年1月7日,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参加罗兰·巴特的就职演讲。两年后,他在这里讲授《生命政治的诞生》,讨论自由主义治理术,并提出社会主义缺乏「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这一研究路径接续了冷战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史以及现代自我史近年来的几条研究线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东欧苏维埃化之后,「社会主义自我」究竟如何形成,至今仍有争论(Arend and Elberfeld, 2022: 189–191;Toropova and Shaw, 2023)。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使在把集体置于优先位置的社会里,主体性与个人主义也确实是需要面对的问题。问题在于应当如何理解它们。社会主义主体性可以被视为「正常生活」与「私人」决定的领域,独裁统治在这里遇到某种界限(Fulbrook, 2013)。但在福柯式分析中,「正常生活」会被视为生命政治治理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目标要在日常习惯与行为之中实现。[7] 无论如何,把主体性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一直与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实践中的含混与复杂性相伴随(Offermann, 2019: 214)。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手段横跨压制、强制、规训、监控和意识形态灌输,也包括带有差别待遇的社会福利、专家统治,以及更加细密、更加「柔性」的治理办法。尤其在20世纪60至80年代,这些软性手段越来越醒目,有些甚至出现得更早。

近来一批成果把目光投向危机重重的「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全球化本身也是东西方竞争的重要场域,「第二世界」对「全球南方」则发展出一套充满矛盾的政策(Bruchhausen and Borowy, 2024;Iacob, 2022;Mark, Kalinovsky, and Marung, 2020)。[8] 「相互依赖」与「趋同」都是当时人自己使用的反思性概念(Engerman, 2006;Maier, 2010: 42)。历史学家常用「趋同」描述两个阵营的接近,它不只发生在外交层面,也发生在全球北方的工业社会内部。医疗卫生尤其如此。国际化与跨国交流造成了「目标、政策和实践层面的趋同」(Fulbrook, 2013: 285;另见 Eby, 2025;Folland, 2023;Harsch, 2021;Madarász-Lebenhagen, 2013;Vargha, 2018;Wahlen, 2017a)。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与自由主义政府还面对一批相似的问题,它们可以看作发达工业福利社会的共同难题,下文第一节将对此展开讨论。与此同时,研究者越来越强调欧洲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异质性。它并不是苏联霸权模式的简单翻版,而应被理解为一种「由国际纠缠、国内遗产以及近期政治经济变化共同塑造的复杂现实」(Wahlen, 2017b: 262)。本专题的案例来自东德、匈牙利、波兰、利比亚的罗马尼亚侨民群体和南斯拉夫,正是为了保留这种差异。同样,「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宜被想象成目标一致的单块结构。它更像一个异质的制度地景,不同机构的目标与实践有时彼此分岔,甚至直接冲突(Arend and Elberfeld, 2022: 182;László, 2023: 213)。

近年的历史研究努力把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差异重新打开,福柯对社会主义治理的判断却相当干脆。1979年1月,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中提出,20世纪后半叶不存在「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9] 无论是社会主义体制——其中也包括俾斯麦式社会国家(Foucault, 2008: 108)——还是自由民主政体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至少截至当时,都没有给出「对治理行为的范围、方式与目标作出合理且可计算的衡量」(Foucault, 2008: 92)。[10]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社会主义没有把平等、社会正义或团结这些价值转化成塑造个人自我行为的治理方案。由于缺少一套内在自洽而又充分展开的治理艺术,社会主义折衷地借用其他治理技术,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技术(ibid.: 92–93)。本文第二节将进一步讨论,把福柯关于(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分析移用于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之外时,会出现哪些问题。

我们有意偏离福柯以及大量治理术研究惯常走的道路。这里的重点不是治理艺术的经典文本,不是政策制定,也不是国家权力机器,而是去寻找「现实存在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专题中的案例都落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塑造「健康自我」的具体实践上:专家怎样面对受众与病人,健康观念如何进入媒体宣传,替代性的草根医疗如何生长,生殖决定如何被置入法律框架,医疗专业人员又怎样同时处在治理他人、被治理以及遭遇「反治理」的位置。本文第三节将勾勒这些健康实践,并讨论它们与「通过自由进行治理」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共同的挑战:晚期现代性与可治理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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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本专题的目的,我们不必先裁定两个阵营之间究竟是「程度上的差异」还是「性质上的差异」(David-Fox, 2006: 549)。也不必先决定,东西方是否共享同一个跨国纠缠、内部多元而矛盾的现代性(ibid.: 536, 551–552),还是分别属于几种不同的现代性亚型——人们也把它们称作「竞争的」「另类的」或「多元的现代性」。在后一种理解中,「社会主义现代性」不只意味着一种容易辨认的审美面貌,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现代治理形态。它尤其倚重科学知识、技术官僚制,强调以总体性的社会工程改造社会,并偏好指令式决策(Hîncu and Zysiak, 2023: 235, 237;Rákosník and Šustrová, 2023: 218)。

我们只需确认一点:20世纪的全球北方存在大众社会(mass societies),社会功能不断分化,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日益多样。无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构成如何,这些社会都必须寻找新的社会凝聚方式。个人是否愿意、又是否有能力主动行动,并把这种能动性投入某种被定义出来的「公共善」,因此变得至关重要。这不仅意味着个人必须塑造自己,以适应那些宣扬未来理想集体愿景的政治制度。从范畴上说,「纳粹主义者的自我」、「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或「苏维埃自我」对个体性和主体性的依赖,并不比自由民主社会中的自我更少(Krylova, 2017;Steuwer, 2017)。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政治色彩的政府都不得不设法把个人发动起来,却又从来未能完全控制个人的能动性。

健康领域并没有置身于这种现代性之外。能够生产的劳动身体与承担生育、养育功能的身体,同时成为医学和福利制度的重点对象。东西方共享一种围绕「身体健全」(able-bodiedness)和「心智能胜任」(able-mindedness)展开的生命政治理性(Dinu and Bengsston, 2022;Hentschel, 2021)。在这种理性中,身体和人口被设想为可以塑造的对象:一方面要扶助、工程化改造和优化它们,另一方面要防范威胁个人和人口健康的危险与风险,其中也包括那些被认定为有害的个人和群体。医学进展和健康乌托邦很早就体现出这种对「自我」的动员。20世纪20年代胰岛素进入市场后,糖尿病成为慢性病个体化治疗的典型。病人成为医学知识的共同生产者,并要在家庭生活中自己承担治疗责任(Falk, 2023)。在「种族卫生」(race hygiene)这样高度政治化的领域,「种族自我」(racial selves)的生殖选择成为种族纯洁幻想的关键一环(Engstrom, 2011)。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已过去相当一段时间,全球北方的东西两翼仍共享进步主义和现代主义信念。目标是依靠增长型经济和具有强大体力生产能力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繁荣,辅以旨在扩大国家保障福利的社会政策方案。医疗卫生因此在社会主义体制的社会契约中占据显眼位置:国家负责筹资和组织一套免费、普遍、可及而且采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医疗体系。战后对脊髓灰质炎疫情的控制、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也被社会主义国家用来证明自身在这一领域具有竞争力(Harsch, 2021;Vargha, 2018)。

1960年3月,东德齐陶,一家纺织厂幼儿园正在进行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接种。战后免费、普遍而由国家组织的医疗体系,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理技术本身也存在相似之处。无论东西方,都通过专家咨询、科学管理、技术官僚制和「社会工程」依赖科学。所谓「解决主义」(solutionism)的核心信念是,只要专家、政治人物和国家行政机关通力合作,设计出前后一致的方案,以足够强的执行力贯彻并在必要时调整,社会与经济中的「问题」便可以通过理性规划得到解决(Brückweh et al., 2012;Kott, Christian, and Matějka, 2018)。[11]

这种乐观主义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同时出现的改革。社会主义政府为了给经济注入活力,希望通过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加快「科学—技术革命」的势头。变化也不限于经济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减弱,允许专家以经验观察来描述迫切的「问题」,也给务实行动和有限的批评讨论留出空间,只是这些变化从未触动执政党的权力垄断(Lišková, 2018;Trencsényi et al., 2018;Wahlen, 2017b: 247, 259)。政治领导层不得不承认:无阶级社会建立之后,违法犯罪、自杀和神经性疾病并没有随之消失。「压力」「慢性疾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样出现在社会主义社会(Arend, 2019, 2023: 86–87;Eghigian, 2004;Offermann, 2019)。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把社会主义显而易见的缺陷归因于个人和家庭的倾向,将他们病理化并使之承担责任(Eghigian, 2004;Hentschel, 2021;Wahlen, 2017a: 175–176;2017b: 259, 262)。加博尔·奇科什(Gábor Csikós)、维奥拉·巴尔茨(Viola Balz)和斯特凡·奥弗曼(Stefan Offermann)在本专题中的文章,分别通过面向「神经质」人群的自助读物、心理卫生宣传和减肥电视节目,细究了这一转向(Balz, 2025;Csikós, 2026;Offermann, 2025)。[12]

把责任转移给能够自我治理的个人,常被描述为「发达现代性」(advanced modernity)或「晚期现代性」的症候。这个时期,社会从大量依赖体力劳动的工业生产范式,转向自动化、缩短工时、服务经济和信息处理,个人的心理能力与自我管理技巧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主义国家也卷入了这一过程(Offermann, 2019: 221–224;Wahlen, 2017a: 167)。与此同时,约在1970年前后,人们对「解决主义」的信心开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危机」状态(Maier, 2010: 44)。专家、规划和科学的角色也随之改变。社会主义国家那些庞大而总体性的蓝图逐渐退位,治理越来越像务实的危机处置,只处理某个「问题」最严重的表现(Wahlen, 2017b: 247, 258)。

在西方,政治学家开始争论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被「治理过度」,甚至变得「不可治理」。国家似乎陷入僵局,而这种僵局部分又是自己造成的。过去的激励促使「彼此冲突的制度行动者」提出各自诉求,可这些诉求已经无法「在既有制度的界限内得到恰当处理、疏导或管理」(Offe, 2013: 82)。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此后全球金融关系的震荡,又从外部压缩了民族国家政府的回旋空间。[13] 在不少观察者看来,政府承担的任务和许下的承诺太多,社会福利尤其如此,国家已经不堪重负。这并非主张彻底拆除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者才会说的话。左翼自由主义社会科学家同样认为,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正在使社会变得难以管理(Leendertz, 2022: chs. 2–3;Maier, 2010: 40–41;Offe, 2013: 79–80)。

在东欧,「不可治理」不能公开成为讨论主题,官方的进步主义解决主义态度依然延续,某些时候反而更加强烈。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时期就是一例:预测技术同时吸引了忠于党路线的专家、「半异议人士」和独立专业人员(Kopeček, 2017;Sommer, 2016)。[14] 可全球相互依赖对治理空间造成的压力,东欧同样切身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试图依靠借贷刺激消费并进口工业设备,以此推进经济改革,结果越来越依赖世界金融市场。中东欧不少国家陷入债务陷阱,长期看甚至成为致命负担(Steiner, 2017)。

在这种情形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体系也被迫承担赚取硬通货或争取资源的任务。博格丹·雅各布(Bogdan C. Iacob)的案例研究便讨论了利比亚加里扬(Gharyan)的一家医院:罗马尼亚负责运营并派出医护人员,以换取利比亚的石油美元(Iacob, 2025)。[15] 国内的情形也并不轻松。医疗卫生体系遭遇严重削减、短缺和匮乏,这既给替代性、自我组织的治疗方式打开空间,也让国家有机会「把公民福利的责任外包给个人」(Arend, 2019: 104)。莫妮卡·贝德纳尔丘克(Monika Bednarczuk)关于健康秘术实践的研究,以及伊万娜·多布里沃耶维奇·托米奇(Ivana Dobrivojević Tomić)关于堕胎的研究,都呈现了这条轨迹(Bednarczuk, 2025;Dobrivojević Tomić, 2025)。[16]

在运用福柯的治理术理论时,不能忘记这一治理批判与治理危机的背景,也不能忽略东西方治理方案和实践怎样在危机中被重新拆装(Rindzevičiūtė, 2016: 8)。治理术理论既是一种分析工具,本身也嵌在我们想要分析的历史变化之中。

治理术与(新)自由主义的「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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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治理术视角后来有过形形色色的解释和用法。这部分是因为福柯本人留下了不小的解释空间。谈到社会主义时,他往往语焉不详,甚至只有几句简短判断,而他的早逝又使这些思考没能继续展开(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7–8)。此后,治理术概念一路「旅行到了他从未设想的地方,遭遇了他未曾预料的条件」(Legg, 2007: 272;另见 Koopman and Matza, 2013)。因此,使用「治理术」一方面要谨慎行事,注意脱离语境的危险(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15–16;Hämäläinen, 2023: 97;Koopman and Matza, 2013: 820)。另一方面,也很难避免作适度变通,将治理术视角「地方化」(provincialise)(Offermann, 2019: 213),尤其是在近年「新自由主义」被历史化的背景下。[17]

这里无法对「加州福柯」(California Foucault),以及「在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批判者之一的著作中向自由主义敞开」的试探性尝试,作全面的哲学或理论讨论(Zimmerman, 2014: 225, 227)。[18] 本文采取更务实的办法,把出发点收窄。我们不讨论国家权力类型及其谱系,不逐层拆解福柯「治理术」概念的各个层次(Foucault, 2007: 107–110),也不重述战后西德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与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中自由主义治理术「重新编程」的思想史(Foucault, 2008: 94)。[19]

我们真正关心的是福柯对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个核心界定:治理,是「引导人的行为」(Foucault, 2008: 186)。[20] 这里的 conduct 有双重含义。它既指让别人以某种方式行动,也指行动者本人「在一个多少开放的可能性场域中行事」(Foucault, 1982: 789)。自由主义式治理意味着使自己和他人能够行动,同时又通过朝预期结果加以引导,限制广泛的行动可能性(Foucault, 2008: 789–9)。在已经「治理术化」的现代国家中(Foucault, 2007: 109),统治他人的技术与塑造自己的「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由此交织起来(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2)。[21]

权力关系从来都以某种程度的自由为前提(Foucault, 1982: 790),而自由主义的特别之处,是发展出一套让人通过「负责任的自我治理」来实践自由的明确技术(Rose, 2000: 155)。自由主义治理术倾向于把规制从外部移向内部,从上层移向下层(Foucault, 1982: 148)。因此,在战后新自由主义的形态下,每个公民都成为「自身的企业家」(Foucault, 2008: 226)。与生命政治——对活生生的人口的塑造与维持——这一观念相结合,治理便要求持续干预饮食、运动、性、情绪等涉及健康与福祉的日常活动(Lengwiler and Madarász, 2010)。人的健康可以被比作一笔资本存量,它会随着审慎的投资而增长(Foucault, 2008: 230)。

生命政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Klich-Kluczewska, von Puttkamer, and Rebitschek, 2023)。福利制度同样构成社会主义国家性的基础。相比之下,历史上的社会主义体制通常不在「治理术研究」(Governmentality Studies)的议程之中。福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他的工作小组其实已经频繁讨论共产主义如何治理主体,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后来影响深远的《磁山: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文明》(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1995)正与这段思想环境有关。[22]

第一波真正以「东方的治理术」为题的研究,关注的又是另一块政治地理空间,即自由主义殖民统治时期及其后的印度次大陆(Chatterjee, 2018;另见 Legg, 2007)。此后,治理术分析从印度一路进入许多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的「东方」社会,并在关于中国「新社会主义治理术」(neo-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的研究中再次与共产主义问题相遇(Palmer and Winiger, 2019)。[23] 研究对象也逐渐从19、20世纪的历史分析移向对当下,或至少对极近时期后殖民治理术的人类学考察(Teo and Wynne-Hughes, 2020)。博格丹·雅各布的文章把后殖民视角重新接到东欧行动者身上。莫妮卡·贝德纳尔丘克的波兰案例则表明,瑜伽(Yoga)这类已经全球化的自我技术(Lang and Arend, 2023),也构成了另一种「东方」治理术。

1969年,华沙,波兰早期瑜伽推广者玛丽娜·米哈尔斯卡(Malina Michalska)指导学员练习倒立。

战后东欧重新进入这场讨论,还有一条路径,即经济思想的全球思想史。吉尔·埃亚尔(Gil Eyal)、约翰娜·博克曼(Johanna Bockman)等社会学家的开创性研究揭示,社会主义东欧内部一直存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而且这种知识是在与西方同行不断对话中形成的(Bockman and Eyal, 2002)。尽管冷战期间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影响甚微,它却为精英应对1989—1990年之后的转型作了准备(Kopeček, 2017: 188;Sommer, 2016: 149–150)。这条思想交流的路线还延伸到全球南方。东欧集团的欧洲人也通过拉丁美洲以及东南亚所谓的「小虎」经济体,接触到市场和企业家观念(Axe, Rupprecht, and Trinkle, 2021;Slobodian and Plehwe, 2022)。

类似的跨境流动也发生在心理学知识上。源自自由主义社会的心理学理论逐渐下沉到国有企业的日常管理,也进入社会主义「第一经济」与「第二经济」之间谋生的实践(Laine-Frigren, 2019;Lehmbrock, 2022)。有些市场活动更是「自下而上」生长出来,官方或默许,或干脆加以鼓励。20世纪80年代波兰的「游客商贩」就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转卖消费品,部分填补了计划经济的供应缺口(Keck-Szajbel, 2012)。莫妮卡·贝德纳尔丘克研究的卢齐娜·温尼茨卡(Lucyna Winnicka)也走过一条相似路线。这位往返各地的秘术实践者参与塑造了一片替代性健康市场。[24]

卢齐娜·温尼茨卡(Lucyna Winnicka),波兰演员、记者和替代健康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她长期撰写有关瑜伽、治疗师和身心实践的文章,1983年曾在《Przekrój》发表「治疗师」(Uzdrowiciele)。

总的来说,将「新自由主义」历史化可以带来一些启示。新自由主义概念一直是学术、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有力的批判工具,但另一些学者主张,应以细致、立足语境、保持开放的研究,质疑那种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描述为整齐划一且在全球取得胜利的叙事。面对其异质性与可变性,应十分谨慎,避免把它当成一种独特的治理术类型(Arend and Elberfeld, 2022: 182;Axe, Rupprecht, and Trinkle, 2021: 17–20)。

于是,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里出现「责任」「竞争」「创造力」这些听来颇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词时,解释就要格外谨慎。为了宏大事业而要求个人承担责任,从来不陌生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竞争文化同样存在于工作场所、体育比赛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更不用说整个冷战本来就被制度间竞争所笼罩(Miklossy and Ilic, 2014)。被归入「新自由主义」的某些实践,当事人自己完全可能以另一套,甚至明确的「社会主义」语言来理解(Kipnis, 2008)。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派社会科学里,「创造力」和「自由」也曾是重新激活社会主义计划的流行词汇(Hîncu and Zysiak, 2023: 235, 237)。

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卫生与健康自我技术:把治理术落实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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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视角用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体制,就必须先把福柯的政治哲学拆解成边界明确的历史问题。所谓「启发式实验」需要一幅「地方地图」(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16),也就是通过具体案例去追踪特定情境,而且始终对尺度保持敏感(Legg, 2007: 282;另见 Zimmerman, 2014: 233)。传染病与心血管疾病的治理,遵循不同的理性(Offermann, 2019: 213)。同一个国家、同一时期,在营养问题上出现自由主义式治理,也绝不意味着堕胎领域会以同样方式运作(Wahlen, 2017a: 180)。

本专题有数篇文章进入了「心理学科群」。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曾有力论证,心理学科群是新自由主义治理最重要的知识领域(Rose, 1984, 1990)。[25] 20世纪50年代,心理学在东欧一度因意识形态原因被挤到边缘。到了60年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一场可与西方相比较、尽管规模未必相当的「心理学热」(Arend and Elberfeld, 2022;Eghigian, 2004;Malich and Balz, 2020;Střelec, 2023)。酒精依赖的治疗正能说明新的治理策略:主体被迫接受心理帮助,并重新叙述自己的生命史,把它组织成一部「成瘾者的传记」(Balz, 2020: 184–185)。

社会主义国家里的精神病学远比单一模式更杂多,其多样性足以使其参与心理治疗方法的国际扩散(Eghigian, 2002;Savelli, 2018;Savelli and Marks, 2015)。自我暗示和行为主义技术可以与官方偏爱的反射生理学相容,也契合那种强调后天养育而非先天本性的理解。可实际的治疗与咨询远没有止步于此。旧传统继续存在,新的灵感又从世界各地进入,其中也包括心理动力学方法(Antic, 2022;Marks, 2018;Voelker, 2024)。匈牙利便是一个清楚的例子。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精神分析重新活跃起来,加博尔·奇科什对此有详细讨论。[26] 他还追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怎样被重新解释,以便容纳更加个体化的精神压力与心理障碍应对方式。

心理治理的扩展,在慢性病预防、健康生活方式宣传和私人困扰咨询中更加明显。「预防」经常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项关键技术,可它同样是社会主义医学的基石,只是自愿措施与强制手段混杂在一起。与西方类似,尤其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政策推动下,东欧集团在一定程度上用「风险」和「风险因素」重新描述健康(Madarász-Lebenhagen, 2013)。[27] 风险因素方法把目光对准生活方式,要求个人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预防疾病,由此塑造出所谓「预防性自我」(Lengwiler and Madarász, 2010)。[28]

预防性治理术化作大众媒体上的健康教育运动,旨在提醒广大受众注意健康风险,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吃什么、喝多少、是否吸烟、有没有运动,乃至怎样处理「压力」与私人冲突,都被纳入日常自我管理。维奥拉·巴尔茨研究东德的「积极休闲」(active recreation)宣传时发现,闲暇并不真正属于个人任意支配。它应当被「理性地」使用,以恢复身体和精神上的劳动能力。斯特凡·奥弗曼比较东西德减肥节目,也在卡路里计算、称重这些具体技术里发现了「责任化」。[29]

1974年,德累斯顿VEB Herrenmode服装厂,女工在工作间隙进行体操。东德的健康治理并不限于医院和诊所,运动、休闲和劳动能力也被纳入日常健康管理。

20世纪60年代以后,心理自助书在全球开始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出版产业(Arend, 2023: 83, 85)。它们也属于广义的预防媒介,但读书显然不同于坐在电视机前。加博尔·奇科什讨论的自助与咨询读物,后来被视为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典型(Rimke, 2000)。另一些研究者即便认为,这类文本「强化了读者的『主体化』」,使其成为自主、负责的自我(Wahlen, 2017a: 177),仍提醒人们不要片面解读自助,因为实践从来不会被治理理性完全吸收(Hämäläinen, 2023: ch. 4)。

因此,当我们追问这些是否、或者如何成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治理术媒介时,就会遇到分析受众媒介接触所固有的困境。研究者可以细读形式和内容,可以用放映次数、发行量去估算覆盖范围,却几乎无法重建每一个受众的具体经验。我们几乎无从得知,人们如何、为何把健康建议和风险知识付诸实践,又如何、为何没有这样做。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受众接触到的信息与这些信息被推定对其自我理解和自我技术造成的效果(Wahlen, 2017a: 167)。电视节目确实可能传递「这样一种观念:有效自我引导的表现,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并因此使个人获得作为好公民的认可」(Offermann, 2019: 211–212)。可研究者不能因此假定,话语会整整齐齐地变成个人的自我认识与行为,同样不能假定它会整齐地转化为面向服务对象的行政或专业实践。

后者以个体化的个案工作为特征,而在(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叙述中,专家知识和专家本人的能动性具有关键作用。在本专题的案例中,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营养学家、卫生学家和妇科医生,都在尝试理解并塑造人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文与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体制内部获得程度不一的自主性,空间大小取决于该学科在官方体系中的地位(Eghigian, 2002;Koleva and Petrov, 2023)。医疗人员中不乏自认改革者、愿意冒险开路的人。他们大多仍忠于社会主义计划,却努力在专业体制中挤出新的机会,试验替代性医疗方案,也常常被僵硬制度弄得沮丧(Trencsényi et al., 2018)。他们的自信很大一部分来自跨国同行网络。正是这些共同体,让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中介得以旅行、比较,再把别处的办法带回本国(Iacob et al., 2018;László, 2023)。

医学原本是一门「自由」且自我规制的职业,因而尤其适合观察专业人员怎样一边适应中央计划和国家控制,一边为自己的行动争取余地。博格丹·雅各布关于利比亚加里扬「社会主义」医院的研究,把这种多重位置展示得很清楚。罗马尼亚医护人员既处于团结与对「欠发达」地区的文明化使命之间,也处于几种不同角色之间。他们既是当地健康秩序的治理者,也是被罗马尼亚当局治理的人,同时还能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国家指令。与此同时,他们又遭遇当地居民、的黎波里政府和南亚同事的「反引导」(counter-conduct)(Foucault, 2007: 193–201)。[30]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社会内部的「反引导」常常同反文化纠缠在一起。有时,它表现为公开反对,有时只是另类生活方式中安静而固执的不服从。治理术理论提醒人们,偏离或抵抗可以呈现许多形态。消极、不配合是一种,要求另一套治理方式也是一种,例如异议人士要求一种更好的社会主义(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16–18)。20世纪60至80年代的反文化发展出自己的自我技术。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则宣称退出正常生活本身具有「疗愈」作用(Fürst, 2018;Häberlen, Keck-Szajbel, and Mahoney, 2018)。精神性反文化尤其关心替代性的身心治疗,以及整体性的健康观(Costache, 2017;Honey, 2014;Lang and Arend, 2023)。

莫妮卡·贝德纳尔丘克研究的波兰自学成才的秘术健康实践者,身处欧洲唯一出现大规模反对运动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不仅有「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的特殊背景,还有鲜明的宗教信仰文化。对那些自称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宗教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31] 不过,保加利亚有国家支持的秘术活动(Ivanova, 2022);与这一例子相似,贝德纳尔丘克的案例表明,如果替代医学不提出根本性批判,并愿意补充社会主义国家的医疗方案,国家当局并未采取敌对态度。

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罢工期间的厂门,莱赫·瓦文萨正在讲话。「团结工会」的兴起构成了1980年代波兰替代文化、宗教实践与国家权力重新协商的重要政治背景。

生殖选择同样不是自上而下塑造行为就能轻易控制的领域,因此国家不得不诉诸间接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生殖,当然包括经典的福利措施,同时也发展出许多技术,试图让个人主动而「负责」地管理恋爱生活与生育潜能,例如恋爱咨询、夫妻治疗、性教育和遗传咨询(Doetz, 2017;Kościańska, 2021: ch. 4;Lišková, 2018)。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节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社会主义国家追随苏联经验,实行在当时相对宽松的堕胎法规,尽管其中一些国家后来撤销了这些法规。研究者早已指出这种制度的两面性:法律上的放宽往往伴随着生殖过程的医疗化,也与要求女性全职劳动的社会制度连在一起(Hilevych and Sato, 2018: 101)。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存在针对特定群体的反生育主义、「新优生学」以及终止妊娠压力。「反社会」或残障青少年、少数族群,以及来自全球南方的合同工,是这种终止妊娠压力的对象(Hašková and Dudová, 2020;Varsa, 2021)。

沿着这条线索,伊万娜·多布里沃耶维奇·托米奇讨论了南斯拉夫堕胎立法看似自由主义、实则界限森严的一面。最初,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要求女性先到专家委员会面前陈述理由(Sándor and Lászlófi, 2023)。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当局才给予女性堕胎权。可既有研究通常会区分两类所谓「自由」堕胎法:一类是在或多或少可称为普通女性的人们的压力下争取出来的,另一类则是由国家从上而下颁布(Dudová, 2012)。托米奇因此追问:如果治理原则是宽容的自由放任,却不提供必要的知识、物质条件与社会接纳,以积极赋予个人作出生殖选择的能力,那么我们能称之为自由主义吗?我们还可以补问:这能称为治理术吗(Foucault, 2008: 147)?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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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ies)在实践中呈现为多重且不稳固的(Bröckling, Krasmann, and Lemke, 2011: 11, 19;Rose, 2000: 143),那么或许可以合理推测,在社会主义体制与自由民主制度中,不同的健康治理技术曾经并存。强制、监控、放任、福利、助推和赋予行动条件有着各自的组合,个人也会以不同方式被要求对自己负责(Arend, 2023: 91–92;Hämäläinen, 2023: 94–95)。西方历史上同样存在「社会医学」和「社会主义式」医疗机构。按福柯的说法,它们还曾对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治理术起到缓冲和校正作用(Foucault, 2008: 92)。由此看来,在制度分界线的两边,个体化责任与共同责任都需要协商。

本专题因此希望把问题继续推向那些需要被治理者同意、主动参与,以及以被治理主体的个人主义议程为基础的治理形式。从边界清楚的具体案例出发,跨越时间和地理空间进行比较,将是辨认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治理术之间程度差异与性质差异的必要手段(Arend and Elberfeld, 2022)。斯特凡·奥弗曼的比较研究已经示范了这种做法。伊万娜·多布里沃耶维奇·托米奇与加博尔·奇科什关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材料还说明,战后东西方的健康自我技术并非凭空出现,它们都承接了更早的实践传统,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

作为一项初步结论,我们或许可以将以下事实视为「社会主义」治理术的一项特征:专家和公民仍然需要寻求国家当局批准,并持续置身于严密控制之下。自由主义国家的当局则更常退到后面,主要设置自我治理的制度框架。健康的恢复与维持,似乎尤其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有限度地放出一些「自由」。可新的问题随即出现:当社会主义治理术吸收自由主义要素时,它是如何成为公开批评健康及其他问题、或倡导特定健康利益的一种替代方式的?这种选择性的医疗治理自由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社会主义政权最终的衰落?另一方面,这种比较视角也可能带来对自由主义社会更细致的理解(Koopman and Matza, 2013: 820;Offermann, 2019: 226;Savelli, 2018: 3)。

一条有前景的线索,或许可以从福柯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评论出发:他观察到同时代人普遍存在「反国家怀疑」(anti-state suspicion),并认为自由主义统治与极权主义统治在历史上都相当于「国家治理术的缩减」。他还提出「政党治理术」(party governmentality)是国家治理术的有效竞争者(Foucault, 2008: 188, 190–191)。[32] 在讨论1945年之后的社会主义体制时,这个概念迄今似乎完全缺席。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1] 阿莱克萨·盖斯特赫弗尔(Alexa Geisthövel)为德国历史学者。本文采用译名「盖斯特赫弗尔」。据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官方履历,她2000年获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2012年起任夏里特医学史与医学伦理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涉及心理学史、心身医学史、法医精神病学及东德器官移植史。

[2]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1990)即通常所称「东德」。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体制」(state socialism)主要指二战后由共产党执政、生产资料以国家或社会所有为主并实行计划经济的东欧政治经济体制。state socialist 则依语境译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或「社会主义体制下的」。这些表述不应与「纳粹主义」(National Socialism)混同。

[3] 「铁幕」(Iron Curtain)是冷战时期描述苏联及其东欧盟国与西欧之间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分隔的常用隐喻。本文把「福柯送过铁幕」作为方法论比喻,核心问题是:一个主要从西欧自由主义治理史中形成的概念,进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后还能解释什么,又会在哪些地方失效。

[4] 「科学—技术革命」(scientific-technical revolution)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政策语言中具有特定含义,尤其强调科学研究、技术革新、自动化与经济计划的结合。它不是泛指一般的科技进步,而曾构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东西方制度竞争的一套正式叙事。

[5] 格雷格·埃吉吉安(Greg Eghigian)是研究德国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史与现代治理的历史学者。本文借用他2002年「是否存在一种共产主义精神病学」的提问,将「社会主义」究竟意味着制度环境,还是意味着一种可辨认的专业实践逻辑,转写成治理术问题。

[6] 马特·萨韦利(Mat Savelli)研究共产主义东欧的精神病学史。「socialist by design/socialist by default」这一组区分的用处,在于避免把社会主义社会里发生的一切都直接归因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者指有意识依照社会主义原则设计的制度或实践,后者仅指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中事实上形成的做法。

[7] 「生命政治」(biopolitics)在福柯那里指以人口的生命过程为对象的权力技术,涉及出生、死亡、健康、疾病、寿命、卫生等问题。它与针对个体身体的规训权力彼此衔接。本文关注的健康治理,正处在个人自我管理与人口层面生命调节的交叉地带。

[8] 「第二世界」(Second World)是冷战时期常用的三世界分类之一,通常指苏联及其社会主义盟国。「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在本文中主要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经历殖民统治、非殖民化及发展政治的国家与地区。

[9] 米歇尔·福柯在1979年1月31日的法兰西学院课程中讨论社会主义治理术。他的判断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治理」,而是说社会主义没有形成一套能够规定治理行为之范围、方式与目标的「自主治理合理性」。这一差别对本文至关重要。

[10] 此处福柯引文译自本文所引英文。此处原文的 state socialism 用法较宽,也包括俾斯麦式社会国家,应与本文主要讨论的战后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区分理解。本文所说的「俾斯麦式社会国家」指19世纪末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主政时期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及其国家干预传统。

[11] 「解决主义」(solutionism)在本文中不是单纯指「解决问题」,而是一种现代治理信念:社会问题可以被清楚识别,再由专家知识、行政协调和理性规划设计出技术性方案。作者强调,东西方在20世纪60年代都曾分享这种信心,而70年代的治理危机逐渐侵蚀了它。

[12] 加博尔·奇科什(Gábor Csikós)研究匈牙利社会史与精神病学史;维奥拉·巴尔茨(Viola Balz)研究心理学、精神病学与精神药理学史;斯特凡·奥弗曼(Stefan Offermann)研究健康、风险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本专题分别以匈牙利自助读物、东德心理卫生和东西德减肥电视节目为材料,把抽象的「责任化」落实到具体生活技术。

[13] 1973年石油危机通常指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石油输出国对部分西方国家实行禁运并削减供应所引发的能源与经济震荡。作者在这里关心的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它如何让战后福利国家的财政承诺、国家能力与「可治理性」问题集中暴露。

[14] 捷克斯洛伐克「正常化」(normalisation)通常指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华沙条约组织军事干预后,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下恢复政治控制、清理改革力量并重建制度稳定的时期。本文指出,即使在这种政治收紧中,预测、社会科学和专家知识仍被用来想象更有效的治理。

[15] 加里扬(Gharyan)位于利比亚西北部。博格丹·C. 雅各布(Bogdan C. Iacob)的研究考察1975年至80年代末由罗马尼亚运营并派员工作的当地医院,借此分析社会主义医学、后殖民治理、外汇需求与专业人员能动性如何交叉。

[16] 莫妮卡·贝德纳尔丘克(Monika Bednarczuk)任教于波兰比亚韦斯托克大学,研究晚期社会主义波兰的秘术、另类健康与文化实践。伊万娜·多布里沃耶维奇·托米奇(Ivana Dobrivojević Tomić)为贝尔格莱德当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研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妇女解放、家庭计划与生殖政策。

[17] 「地方化」(provincialise)在此不是把理论缩小到「地方研究」,而是取消某一经验被默认为普遍尺度的特权。这个动词与后殖民研究中「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脉络相通。本文借它提醒:不能把西欧自由主义史直接当成治理术的唯一原型,再拿东欧材料去逐项比对。

[18] 「加州福柯」(California Foucault)是围绕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国、尤其伯克利活动形成的一种争论性称呼。相关研究追问他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国家恐惧的分析,究竟只是谱系式描述,还是也包含某种规范上的开放。

[19] 「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是20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传统,强调国家通过法律与制度维护竞争秩序。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则更突出人力资本、竞争和经济分析向非经济领域的扩张。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分别讨论了两者。

[20]conduct 在福柯的用法里同时有「行为」与「引导、带领」两层意义,因此 conduct of conduct 很难用一个汉语短语完全保留双关。本文译为「对行为的引导」或随句法译作「引导人的行为」,重点在于权力作用于有行动可能性的主体,而非把主体当作纯粹被动的物。

[21] 「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指个人借助一系列练习、知识和规范作用于自己的身体、思想与行为,以塑造某种主体状态。本文中的节食、称重、风险计算、自助阅读等,都可以在这一层面理解。

[22] 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1995)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为核心案例,分析斯大林主义如何成为一套塑造语言、主体与日常生活的「文明」。本文采用中文题名《磁山: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文明》。

[23] 「新社会主义治理术」(neo-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是宗树人(David A. Palmer)与法比安·维尼格(Fabian Winiger)用于分析当代中国治理的一组概念。他们关心国家怎样在社会主义政治框架中吸收自我管理、心理技术和有限自由,而不把这些现象简单归类为「新自由主义化」。

[24] 卢齐娜·温尼茨卡(Lucyna Winnicka, 1928—2013)是波兰演员、记者及健康与秘术活动的推广者。她后来参与创建以身心实践为核心的组织和活动网络。本文引用她,是为了说明晚期社会主义的另类健康市场并不完全由国家设计,而可能在旅行、媒介与民间实践中逐渐长成。

[25] 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是英国社会学家,以心理学知识、主体性、生物医学与治理研究著称。《心理学复合体》(The Psychological Complex,1984)和《治理灵魂:私人自我的塑造》(Governing the Soul: The Shaping of the Private Self,1989)是其早期代表作。他强调现代权力经常借助心理学语言,使个人主动把规范施加于自身。

[26] 1956年匈牙利事件是反对匈牙利党国体制与苏联控制的大规模政治动荡,最终遭苏军镇压。本文提及此事,是为了标明匈牙利精神分析重新活跃的政治时间背景,而非把精神分析复兴简单解释为这一事件的直接结果。

[27]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成立于1948年。20世纪后半叶,它在慢性病、心血管疾病、公共卫生与风险因素研究中持续推动跨国知识标准化。作者借此强调,东欧健康治理并非封闭体系,它也嵌入国际医学网络。

[28] 「预防性自我」(preventive self)指个人把疾病风险内化为持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干预任务。它要求人在尚未患病时便根据概率与风险因素调整生活。因而,预防医学不仅处理疾病,也塑造一种时时面向未来风险的主体。

[29] 「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负责任」。在治理术研究中,它指原由国家、机构或集体承担的问题,被重新编码为个人必须主动识别、计算并管理的责任。这个过程可以扩大个人行动空间,也可能把结构性限制转写成个人失败。本文据语境译作「责任化」「使个人承担责任」等。

[30] 「反引导」(counter-conduct)出自福柯1977—1978年度法兰西学院课程《安全、领土与人口》。它强调的不是笼统的「反抗权力」,而是拒绝以既定方式被引导,并争取「以别的方式被治理」或「以别的方式治理自己」。

[31] 「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英语常作 Solidarity)成立于1980年的波兰,是由工人运动发展而来的独立工会和社会政治运动。它在1980年代成为波兰党国体制之外最具规模的组织力量之一,并在1989年政治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32] 「政党治理术」(party governmentality)是福柯在1979年课程中短暂提出、但未充分展开的概念。本文作者提出,「政党治理术」作为国家治理术的有效竞争者,迄今似乎尚未进入关于1945年后社会主义体制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