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说布尔什维克话:斯大林社会的身份游戏与革命真理
正文约「32000字」
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译1]

文献来源:Stephen Kotkin, 「Speaking Bolshevik」(说布尔什维克话), in 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磁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第五章),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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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工人为何几乎没有形成有组织的集体抗议?科特金拒绝只在「高压」与「热情」之间寻找答案。他把视线移向履历、劳动定额、荣誉称号和人们每天必须说出的那些话,考察国家如何规定可被承认的身份语言,工人又怎样借用、躲闪并利用这些规则。所谓「说布尔什维克话」,未必等于相信,却能塑造行动、感情和人生意义。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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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尼特卡[译2]教会我们怎样劳动。
马格尼特卡教会我们怎样生活。
——叶莲娜·贾帕里泽,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共青团成员
厌倦了营房生活中那种谁也不认识谁的匿名状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8号营房的居民在入口旁钉起一块牌子,上面列出所有住户。姓名、出生年份、原籍、阶级出身、职业、是否加入共青团和党,以及工作单位,一项不少。发起这件事的人解释说:「一个人只要看一眼名单,比如看到斯捷潘诺夫是钳工、共青团员、突击手,计划完成到百分之多少,又在高炉工地干活,马上就明白这里住的是些什么人。」 这种自我标识的做法成为日常惯例,并遍及整个社会。
研究沙皇俄国工人时,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一直是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到六十年间,欧洲政治上最『落后』国家的工人,会从农奴农民等级中的一个小群体,转变为欧洲阶级意识最强、最具革命性的无产阶级」。 面对苏联工人,问题几乎可以倒过来问:为什么不到二十年间,欧洲第一个自称工农国家里的革命无产阶级,竟变成了欧洲最为沉寂的工人阶级?
这个问题,以及斯大林主义何以具有那样的性质和力量,其答案很大一部分就藏在钉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营房门口的那张小小纸片里。
按常理,研究一座工人城市,总该花相当篇幅讨论工人的自我表达,哪怕这种表达只在罢工、示威之类的极端场合出现,也该追问工人不满从何而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却没有罢工,也没有骚乱。这里唯一的示威,是国家组织起来歌颂政权及其领导人的游行。在这座摊得极开的钢铁城市里,有组织的工人抗议恰恰以缺席而格外醒目。
对苏维埃政权及其辩护者来说,这并不构成悖论。既然工人自己掌握着权力,那么没有罢工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按照这种说法,工人当然会热情拥护工业化政策,因为那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政策。群众中确实存在过热情,这使苏维埃的解释看上去并非全无可信之处。事实上,当时的苏联报刊偶尔也留下工人不满的零星证据,但官方材料里出现的工人意识,压倒性地支持现存秩序。
不愿接受经过国家审查的工人自我表达,苏联之外的评论者最初提出过两类解释,以说明斯大林[译5]统治下苏联工人阶级表面的「政治沉寂」。一种看法认为,政权高度单一化的组织结构与镇压性,堵死了工人自治和集体行动的一切可能,不少前苏联公民的证词又为这一论点增添了分量。 另一种解释与前者并不冲突:内战摧毁了原来的工人阶级,1930年代初开始的劳动力「农民化」(peasantization)又把幸存的工人阶级进一步「稀释」,大批「新兵」涌入工厂。这些新无产者被说成文化落后,既渴望一个沙皇父亲式的强人统治,也无意追求他们「真正的」工人阶级利益。 与苏联关于工人与政权和谐一致的说法相反,这些学者预先设定两者之间存在客观对立,即使当时能够获得的绝大多数材料都表现出支持。
正是为了反驳「政权与人民毫无共同利益」这一假定,一批「修正主义」研究兴起。修正主义者同意部分前辈的观察,承认斯大林及其政策拥有广泛支持,但他们不再把这种支持解释成「落后」无产阶级的「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而把它看成与工人晋升或社会流动相联系的真实自身利益的表达。这样的解释往往不只照单全收了「没有明显社会不满」这一表象,甚至进一步推断社会内部确实存在凝聚力。 很难想象还有哪场解释之争会把双方拉得更远:一边是憎恨政权的愤懑工人,另一边是为政权喝彩的满意工人,不论后者的满意被说成「虚假」还是「正确」。也许应该换一个角度来处理这个问题了。
毫无疑问,政权具有镇压性。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涌入,确实改变了劳动力的构成;成千上万工人也确实「向上流动」,成为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然而,要靠这些概念理解工人的生活和行为,至少有两个局限。其一,这些范畴本身仍被困在它们试图分析的现象所使用的语言里。把一手材料和后来的二手研究并置起来,会发现当时人的分类和争论大量渗进了后世的「分析」。以1930年代劳动力的「农民化」为例,历史学家之所以能够研究这个问题,恰恰因为当局当时就这样思考,并照此收集资料。今天看来,大批农民进入工人阶级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们是不是「落后」,甚至不在于他们原先是不是农民,而在于政权如此界定他们,并据此对待他们。
其二,这些解释都被压缩在「镇压—热情」这一条轴线上。于是,援引官方材料就能「证明」工人支持政权,援引流亡者证词又能证明工人反对政权。可究竟怎样才算社会支持?什么材料能够证明支持?没有有组织的政治抗议,究竟说明社会被原子化了,还是说明社会具有凝聚力,抑或两者都不是?用群体来分析社会支持是否有意义?如果有,群体又应该按什么标准区分:收入和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党员身份,还是阶级?最后,官方资料与流亡者材料讲出的故事常常截然相反,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衡量它们各自的用途?
在这种彼此龃龉的斯大林时代工人研究中,唐纳德·菲尔策(Donald Filtzer)[译3]迈出了重要一步。他实际上承接了所罗门·施瓦茨(Solomon Schwarz)的研究,虽然并未明言。他一面细致而老练地阅读当时的苏联报刊,一面同样穷尽式地检视流亡者证词,并且十分敏感于材料中的悖论和矛盾。菲尔策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把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界定为一种内在的剥削过程,因此假定工人本应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并抵抗正在形成的精英或官僚阶层对其「剩余价值」的攫取。工人却没有这样做。
菲尔策由此重新启用了那个老解释:旧工人阶级被工业化碾碎了。被去政治化以后,他们只能作出个人化回应,比如跳槽和酗酒。他还认为,虽然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确实形成了,可这个阶级的成员并没有能力展开集体行动。他们被普遍短缺、劳动加速、身体威吓和公开羞辱逼得只顾个人生存。不过,菲尔策也表明,工人经常会「抵抗」新的劳动条件,只是并非以集体形式出现。他看到了工人自我表达的重要性,也认真对待了人员流动、磨洋工(soldiering)等行为,而此前的研究常把这些现象当成迷失方向和社会失范的证明。可他没有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处理另一种格外醒目的现象:工人、他人乃至当局,不断发表关于「工人是谁」的陈述。 因此,他对工人以何种条件进入斯大林主义事业的分析,尽管至今仍属最佳成果,却留下了本可避免的缺口。
本章采取的办法,是追踪当时各种观看和概念化劳动、劳动过程及工人的方式。我从几个被界定出来的「问题」着手:生产率、劳动纪律与能力、社会出身,以及政治忠诚。我要说明,这些概念化方式怎样改变了工人的实际生活,也怎样改变了他们理解自己的方式。不能把它们简单还原为「意识形态」。把它们理解成不断运动的权力关系更为合适。因此,问题不在于追索意义或符号结构,而在于考察策略与反策略。简言之,要把它们放进生活环境中的那些「小战术」(little tactics of the habitat)[译4]里来理解。
之所以某些关于劳动和工人的理解能够产生如此深远的后果,是因为这些说法与一整套为解决既定「问题」而引入的实践和技术彼此勾连。问卷、技能等级的数字划分、产量定额、计件工资、劳动手册、自传式坦白,都属于这些技术。下面将从这些技术本身及其被引入的环境入手,分析关于劳动和工作场所的话语怎样成为影响别人如何理解工人、以及工人如何理解自己的一个决定因素。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工人与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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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第一座高炉点火投产。消息传来后,一封以党和国家名义发出的电报送到当地,署名是斯大林。「我祝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的工人以及行政、技术人员,祝贺你们顺利完成建设计划的第一项任务。」斯大林随后又写道:「我毫不怀疑,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工人同样会顺利完成1932年计划的主要部分,再建成三座高炉、平炉和轧钢机,从而光荣地履行自己对祖国的义务。」
斯大林的电报和许多其他文件都表明,在苏联语境里,劳动不只是物质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是公民义务。人人都有劳动的权利,却没有人有不劳动的权利。 不劳动,或不以「对社会有用」的方式劳动,都会成为可惩罚的行为,主要处罚形式就是强制劳动(prinuditelnaia rabota)[译6]。犯人被要求劳动,并不只是为了偿还对社会所欠的「债务」,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以一个被改造过的人重新进入社会。劳动既是实现正常性(normality)的工具,也是衡量正常性的尺度。
任何被归入「工人」这一社会群体的人,还要承担政权意识形态赋予这个特殊阶级的历史责任。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阶级来概念化社会结构。 阶级分析提供了一幅连贯而简化的世界图景,任何事件、任何处境都能获得现成解释。它因此可以解释并正当化许多国家政策,包括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加以消灭,并把他们流放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这样的地方。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又为提高警惕、增加工业产出的各类运动提供了情感动员对象。阶级分析也让一个个普通人成为历史运动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被理解为少数人为自身利益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按照社会主义的自我定义,这种剥削已经不存在,因为社会里不再有「资本家」。人们是在为自己劳动,也是在用劳动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并非每一个工作地点都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但经过阶级分析,一名矿工挖出的煤、一名炼钢工炼出的钢,都能取得国际意义:每一单位产量既是打击资本主义的一击,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的一份贡献。换句话说,工人在工作台边花出的每一分力气,都被写进一场国际斗争。
阶级分析是一种精密的统治技术。掌握这套阶级化的世界观之后,苏联领导层把塑造一个具有苏维埃特征的工人阶级视为主要目标之一。 1917年虽然已经发生了一场号称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十二年过去,领导层仍为无产阶级人数少得令人难堪而焦虑。急速工业化一旦启动,无产阶级队伍便大幅膨胀,增长规模甚至超过了计划制定者原先的预计。
第一份五年计划里,总就业人数几乎是唯一超额完成的指标。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劳动力膨胀得更加明显。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正是典型例子。第一批定居者抵达不到十年,到1938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的各个部门已经雇用近两万人,从高炉车间一直到国营农场。 另有几千人在马格尼托斯特罗伊建设托拉斯、焦化厂和铁路部门工作。 到1940年,全市劳动力总数约为51,100人。

1930年代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名建设者站在正在形成的冶金工业区前。短短数年间,荒原上的工地扩展成新的工业城市,也成为数万名新工人学习如何劳动、如何生活的社会实验场。
这支几乎凭空造出来的新劳动力队伍必须接受训练,而这种训练是按特定方式构想的。 对新工人来说,学会劳动绝不只是把农业时间和农事历法换成八小时工作制、五日工作周和五年计划。 领导层急于造就苏维埃工人阶级,对工人的政治态度和忠诚的关注也丝毫不减。新工人得学会怎样干活,所有工人还得学会怎样「正确地」理解自己劳动的政治意义。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意味着获得工业素养和政治素养,也就是完全接受党的统治,并自愿投身「建设社会主义」这场宏大的十字军式事业。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国家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工厂制度改造人的力量上。「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工厂不应再像资本主义时代被描述的那样,是剥削与耻辱之地。它应该成为一座劳动宫殿,其中工作的,是政治自觉、识字、有技能而且为自己的劳动感到自豪的工人。 实际情况却是,大多数新工人即使后来进入工厂,最早也都是建设工人。他们最初正是在工地上遭遇所谓「对劳动的社会主义态度」(socialist attitudes to labor)。 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经常靠一阵阵突击,像「风暴」一样推进。这种节奏被人比作古老乡村劳动中齐声喊出的号子(vziali), 如今却获得了一个新名字:「突击劳动」(udarnyi trud)[译7]。 它建立在一个信念上:只要把劳动英雄主义与更好的劳动组织结合起来,就能把生产率推到远高于通常水平。机械化程度普遍偏低,又使这种方式更加容易实行。突击劳动通常由小组或劳动队承担。提高生产率的狂热有时也伴随着新技术的引进,但在突击劳动最为普遍的建筑业里,既然技术条件有限,追加人的体力投入就成了「合理化」的主要办法。
当局通过一轮又一轮运动,试图把突击队扩展成群众性的突击劳动运动(udarnichestvo)。其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竞赛」(socialist competition)始于1929年。竞赛通常以挑战形式展开,一个工厂向另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向另一个车间、一支劳动队向另一支劳动队,甚至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发起挑战,而且往往写成书面承诺。工人还可以向既定计划本身发起「反计划」(vstrechnyi plan),主动提出用更少时间完成更多产量。落实到现场,这意味着少数人以冒险和过度用力创造出的壮举,会迫使其他人也跟着加码。否则等待他们的可能是嘲笑、怀疑,有时甚至是逮捕。
在理论上,社会主义竞赛和资本主义竞争不同。它的目标不应是让胜者独自获胜,而是把所有人都提高到「先进者」(peredovik)的水平。「拖带」(buksirovat)和「帮带」(shefstvo)之类词语,正是用来表达把落后者一起拉上来的理想。可在现实里,社会主义竞赛原本想靠凝聚工人提高生产率,却更经常把工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愿意拿出非同寻常体力、热情投身突击劳动的积极分子,另一边则是资历较老的工人,以及通常尽量躲开政治激情表演的工人。
1931年实行的新工资政策又把这种生产率运动推得更远。当局谴责工资「平均主义」,改行差别化政策。工资被个人化,并通过计件工资和每一个产量单位直接挂钩。每名工人都有自己的产量定额(norm),超过定额便被定义为优秀表现,应当得到奖励。 理论上,越来越多劳动力转向计件工资后,工资就能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有力杠杆。现实中,管理者尤其是工长却为留住「稀缺」劳动力煞费苦心。他们很容易把根本没有完成的工作记到工人名下,也能用补贴和奖金弥补工人因未完成定额而被扣掉的收入。
于是,围绕定额怎样计算、怎样分配,爆发了激烈争夺。测量和记录产量的方法也被玩出了惊人的花样。结果竟是:从账面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绝大多数工人都在超额完成定额,整个工厂的生产却一次又一次达不到计划指标。

1931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人查看生产指标板。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定额和完成率被不断记录、公布和比较。生产数字因而不只是管理工具,也逐渐成为区分「先进」与「落后」、衡量一个工人社会身份的尺度。
与此同时,负责制定定额和计算计件工资的人倒越来越多。 差别工资对生产率的影响或许值得怀疑,可它怎样改变了人们理解工人的方式却十分清楚。工人被一个个拆分成可度量的个人,劳动表现被化成百分比,于是任何两个人都可以迅速拿来比较。
突击劳动与社会主义竞赛结合以后,不只是区分个人的办法,也成了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政治吸纳的技术。这套技术又借助有意识制造的宣传获得更大力量。工厂里摆着可以移动的荣誉榜和耻辱榜,前者用红色,后者用黑色,榜上写着工人的姓名。冲在前面的人旁边画飞机,落在后面的人旁边画鳄鱼。「闪电快报」点名表扬最好的工人,也公开点出「懒汉」。竞赛获胜者则得到流动红旗。劳动队的名次不断起落,有时一个班次就能换一次旗,于是劳动可能变成某种体育竞赛。 很快,各车间又竖起永久性的「优秀工人」荣誉榜,给每个人再添一层压力。
工作场所之所以能被如此彻底地政治化,还因为车间内外存在着许多管理层之外的机构。每个建设区和工厂车间都有自己的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员和频繁会议维持党的存在感。 党还试图触及工厂里的非党群众。每个车间为此都配有「鼓动员」(agitators),专门讨论政治问题,并为国内外事件提供合乎路线的解释。

1930年代初,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第一批建设者在帐篷中参加「政治信息」讲解。政治教育并不止于党组织的会议室,它跟随工人进入工地、车间和住所,使政治语言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300号轧钢车间的一名鼓动员Z. S. 格里先科(Z. S. Grishchenko),1936年某一个月里就作了十二次国内外形势报告,又组织六次读报。为了能够主持讨论,并把谈话引向需要的方向,格里先科尽可能细读各种苏联报纸,尤其留意斯大林和党的领导层的讲话、指示。他还可以借助党的宣传鼓动部门编印的工作手册。据说,对那些似乎听不懂问题或学习落后的工人,他还会额外花时间辅导。
1936年钢铁厂共有214名鼓动员,不是每个人都像格里先科那样卖力和周密,鼓动工作的效果也各不相同。有人问焦化车间的一名组织者为什么没有开展鼓动,他回答:「我能跟他们胡扯些什么?」紧接着又有些惴惴不安地说:「我要是把什么东西讲混了、讲错了,那可就要追究我的责任!」 这种犹豫并非毫无根据。中央报刊也曾讥讽这样的荒诞场面:鼓动员跑进车间,中断生产,然后长篇训诫工人,主题偏偏是「怎样解决工时损失」。
可鼓动员仍然不断进入车间。他们的工作被视为促进生产不可缺少的一环,即使这种鼓动有时恰恰妨碍生产。1935年11月,斯大林在全联盟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被大量印刷、分发,并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各处讨论,目的就是让整个车间承担提高产量的「义务」。 通常,这类增产号召,乃至关于国内事件的一切讨论,都会被放进国际背景里。国际形势因此被呈现为一点也不遥远,有时却极其复杂。500号轧钢车间的积极分子萨日科(Sazhko)刚当鼓动员一个月就报告说,工人对外国新闻提出大量问题,尤其是在他讲完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和1936年苏法协定之后。
如果说党在工厂里的存在最为醒目,那么安全警察,也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产生的后果一点不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联合企业和苏联所有工业单位、政府机关、高等学校一样,都设有一个同NKVD相连的「特别处」。特别处的工作秘密进行,与工厂行政系统分开。他们建立线人网络,不受法律或惯例限制,并且通常能保证从经理到工人都协助其行动。 对NKVD干部来说,发现「安全问题」还是一种相当可靠的升迁办法。
工会在工作场所同样十分显眼,只是它已经无法履行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传统角色,即保护工人利益、对抗企业主,因为在一个「工人国家」里,工人在名义上本来就是所有者。苏联工会转而被纳入国家提高生产率的努力,结果并不意外:工人很少尊敬它们。苏联领导层也知道这个问题,而局面后来确实发生变化。 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译8]认为,1934—1935年间工会重组工作,并接手政权提供的一系列社会福利之后,工人对工会的看法才改变。
仅1937年一年,金属工人工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分会就有270万卢布预算,另有880万卢布社会保险基金,后者来自工资扣款。当年社会保险基金中有300多万卢布用于支付产假,以及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者的补助。工会资金还被用来给工人购买奶牛、猪、缝纫机和摩托车,把工人的孩子送去夏令营,并为体育俱乐部买单。工会已经进入苏联工人生活的中心。
苏联的生产空间成了多种机构交汇的焦点:党、NKVD、工会,还有安全检查人员与卫生专家。它们关心的事情千差万别,从增加钢产量、改善车间通风,到政治教育、警察侦察,再到帮助受伤工人及其家庭。有些目标彼此矛盾,不同组织常常互相掣肘,这反而更说明工作场所被看成一个异常重要、必须高度注意的领域。工厂里虽然同时出现管理层、党、NKVD、工会和技术专家,他们的实际影响力却并不相等。有些事项显然享有更高优先级,其中最重要的是被宽泛理解的「国家安全」(gosudarstvennaia bezopasnost),这一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阶级斗争」。
在苏联工作场所里,争论的焦点既不是工人所有权,也不是工人控制权。按照政权把自己定义为工人国家的逻辑,这两样东西已经存在。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工人的表现,以及一切与劳动表现相关的行动和态度,其中当然包括真实或被怀疑的政治忠诚。在这一前提下,反复发动提高生产率、提高政治觉悟的运动,并要求个人用更高劳动表现证明自己,就顺理成章地被宣扬为先进工人意识的表现,也被说成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的独特性质。最典型的运动无疑是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sm)[译9]。1935年8月,顿巴斯(Donbas)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在一个班次里创造了惊人的采煤纪录,国家很快围绕这一事迹组织起全国性运动。

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向另一名苏联矿工讲解自己的采煤方法。1935年的纪录很快脱离个人壮举的范围,被组织成一套要求其他工人学习、复制并不断突破的劳动规范。
斯达汉诺夫那个「创纪录」的班次之后,当局很快组织各行业仿效,先制造类似的突破,再把一个班次的纪录延长成持续更久的动员。1936年1月11日,全国被宣布为「斯达汉诺夫二十四小时」。1月21日至25日又举行「斯达汉诺夫五日」,随后是「斯达汉诺夫十日」、斯达汉诺夫月,层层加码,直到1936年整年被命名为「斯达汉诺夫年」。 有些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似乎真的陷入创纪录的痴迷。他们提前到车间,检查工作地点,打扫干净,再查看机器设备。 也有工人被批评「错误理解」了斯达汉诺夫十日运动。突击期一结束,他们便得出结论:「我们已经干了十天,现在总可以歇歇了。」
可「歇歇」从来不在官方计划之内。1936年初,报纸标题宣布「新时代的新定额」已经到来。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第二平炉车间主任尼古拉·扎伊采夫(Nikolai Zaitsev)在一段未发表的谈话中承认,他的车间直到1936年1月才开始斯达汉诺夫运动,到2月,单班钢产定额已经从297吨提高到350吨。扎伊采夫补充说,没有一个人完成得了新定额。 焦化车间一名工人据说曾对厂报抱怨:「按现在这个定额,我根本当不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要是把定额降下来,我倒可以说自己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另一名工人也对报纸说:「冬天我还能按斯达汉诺夫方法干,夏天炉子旁边热得受不了,我可干不来。」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中心是初轧车间。那些被人传颂的纪录背后,流的是许多汗,也流了血。 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初轧机操作工V. P. 奥戈罗德尼科夫(V. P. Ogorodnikov)在一次未发表的谈话里说:「现在初轧车间的活,在体力上变得非常重。过去轻松,因为一个班只处理100到120块钢锭,每班还能歇两三个小时。现在八个小时几乎一刻不停地干,实在太累。」 初轧车间管理人员承受的负担也一点不轻。
1936年接任初轧车间主任的费奥多尔·戈卢比茨基(Fedor Golubitskii)说出了当时劳动关系中一种想必颇为普遍的管理观念:管理者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管理者必须了解下属,知道怎样同他们打交道,知道他们有什么需要、情绪如何。最要紧的是不能脱离群众。然而戈卢比茨基也承认,一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高强度时期,车间简直「像打仗一样工作」,他的职务也变成了「严重的负担」。
除了压力,斯达汉诺夫运动还带来一种似乎确实存在的「纪录狂热」,把轧钢、炼钢变成了体育比赛。斯达汉诺夫创纪录一周年时,初轧车间工人德米特里·博加特连科(Dmitrii Bogatyrenko)署名发表了一篇题为〈非凡的一年〉(A Remarkable Year,1936)的文章。他回顾过去一年,干脆用各个「创纪录」班次切割的钢锭数量来给这一年划分节点:
| 日期 | 工人 | 切割钢锭数 |
|---|---|---|
他的总结短得不能再短:「这就是热情能够做到的事情。」
报纸铺天盖地报道这种竞赛,往往还配上照片。它似乎抓住了一个正在形成的苏维埃工人阶级的想象。奥戈罗德尼科夫在一段未发表的谈话中解释道:
我妻子问我:「你怎么哪儿也不去,也什么都不干?」为什么?因为我得早早去上班,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检查一遍,看看是不是全都妥当。初轧车间的工作是一种传染病,一旦染上,就甩不掉了。
1936年1月11日,奥戈罗德尼科夫和切尔内什先后创造纪录,两人都得到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组织创纪录班次的车间负责人也会获得各种奖励,包括大笔现金奖金,有时高达一万卢布。1936年3月,就在出任初轧车间主任前不久,戈卢比茨基成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四名获得小汽车奖励的人之一。
斯达汉诺夫运动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给苏联工人打开了一大片上升空间,而有些人的跃升速度令人咋舌。阿列克谢·季先科(Aleksei Tishchenko)十七岁时还是顿巴斯矿井的一名装卸工。1933年秋来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后,他立刻被安排做初轧车间桥式起重机司机的学徒。到1935年5月,二十五岁的季先科已经成为正式的剪切机操作工。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同其他年轻的后起之秀竞赛,看谁能在一个班次里切下最多钢锭。
像季先科这样的年轻工人能够迅速进步,往往离不开现场少数老工人的带领。300号轧钢车间的总工长米哈伊尔·祖耶夫(Mikhail Zuev)有五十年工龄。他说,过去的大师傅总要把手艺秘诀藏着掖着,可到了1936年的社会主义社会,老师傅会主动把技术教给新一代。六十一岁的祖耶夫1935年3月从马里乌波尔「动员」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经常被请去作报告,报告题目通常叫〈一切道路都向我们敞开〉(All Roads Are Open to Us)。他会告诉年轻人,自己过去给「剥削者」干了三十多年,而十月革命以后,他「只为人民」工作。
奖金制度有意让一部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的收入上涨得格外醒目。祖耶夫一家,父亲米哈伊尔和由他亲手带出的三个儿子费奥多尔、瓦西里、阿尔谢尼,1936年合计收入接近54,000卢布。米哈伊尔·祖耶夫本人年薪18,524卢布,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收入最高的工人。 1935年12月,他又成为当地最早获得国家第二高等级勋章「红旗勋章」的人之一。 第二年夏天,国家给他全家发了一张补贴度假券,让他们去索契休假。
收入仅次于祖耶夫的是奥戈罗德尼科夫。他1936年赚了17,774卢布,其中一部分用来建造自己的独立住宅。他在一场未发表的访谈里说:「我的房子花了17,000卢布。我自己先付2,000卢布,另有7,800卢布分二十年付清,其余的工厂替我付。」革命以前,恐怕只有厂主和最高层技术人员才能凑出这样一笔钱,买下一套私人住宅。

1936年,马格尼特卡优秀斯达汉诺夫耐火材料工人V. N. 巴尔达科夫与家人在公寓中听留声机。更高的工资、较好的住房和消费品让「先进工人」身份获得可以看见的生活回报,斯达汉诺夫主义也由车间进入家庭生活。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中,大概没有谁比弗拉基米尔·舍夫丘克(Vladimir Shevchuk)过得更好。舍夫丘克是500号中型型钢轧机车间的工长,1935年下半年据说月均收入935卢布,1936年上半年升到1,169卢布。别人问这么多钱花到哪里去了,他说很大一部分拿去买衣服。「我妻子有三件大衣,一件好皮大衣,我自己有两套西服。」他又补充,「我还往储蓄银行存钱。」他们住着少见的三居室公寓,那年夏天全家还去了克里米亚度假。他获得过自行车、留声机和猎枪等奖品,也获授红旗勋章。1936年「托洛茨基派」被判死刑时,据报纸说,舍夫丘克「怀着深切满意的心情欢迎」这一判决。到这里,这笔交换完成了。
舍夫丘克、祖耶夫、奥戈罗德尼科夫、季先科、博加特连科、切尔内什,还有另外几个人,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1936年8月,市报为纪念斯达汉诺夫创纪录一周年刊出一组照片,并列出二十名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其中四人来自轧钢厂,一人来自高炉车间,一人来自平炉车间,其余分布在全厂各处。他们被介绍为已经登上全厂荣誉榜的工人,并且「赢得了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汇报的权利」。 有学者建议把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分成「普通」和「杰出」两类,全国真正算得上后者的也许只有百来人。与其称他们「杰出」,不如说他们是「高曝光度」工人,因为我们之所以知道他们,正是因为宣传让他们变得可见。

1936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劳动集体获得流动红旗。社会主义竞赛通过旗帜、荣誉榜和公开表彰把生产成绩转化为政治荣誉,让「先进工人」成为整个工厂都能辨认的公共身份。
围绕这些「高曝光度」工人制造声势,当然是一套经过计算的策略。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译10]曾在《真理报》(Pravda)说:「让人民(narod)中的普通人(liudi)沐浴在荣光里,意义极其重大。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能同阿尔·卡彭(Al Capone)那样的匪徒所享有的名声相比。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出名的人必须是劳动英雄。」 这番话发表不久,斯达汉诺夫运动高潮时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党委书记拉斐尔·希塔罗夫(Rafael Khitarov)便宣布,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生产领域里的「革命者」。
希塔罗夫把斯达汉诺夫运动同党的积极行动相提并论,把它直接接到「提高警惕」的政治话语上。斯达汉诺夫运动据说能够在工作场所作出「发现」,而党员证交换、审查运动则据说能够在党组织内部作出同样的「发现」。 可并非所有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都是党员。奥戈罗德尼科夫似乎就因为阶级出身而无法入党。他写道:「我轧钢时超过〔德米特里·〕博加特连科(党员),谁也不在意。可一旦博加特连科超过我,那就成了好事。我简直像个游击队员。」
奥戈罗德尼科夫与博加特连科之间如此激烈的竞争是否「健康」,成为一部当时撰写、未发表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斯达汉诺夫运动手稿的主要主题之一。作者注意到,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班次、每一位车间主任都承受着创纪录的压力。他写道,机器一台接一台坏掉,那个不断刷新纪录的初轧车间里,还有一名工人失去了一条腿。某些被捧起来的工人在车间里走来走去,「以为自己就是上帝」,整个车间由此形成一种「不健康的气氛」。
斯达汉诺夫运动制造的紧张关系非常尖锐。奥戈罗德尼科夫声称自己在车间受到歧视,被人骂成「只顾自己、只认钱的人,一个有富农家庭背景的非苏维埃分子」。1936年3月30日,他一怒之下离开轧钢厂,搬到马克耶夫卡(Makeevka),结果酿成全国性的丑闻,最后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NKTP)都不得不介入,把他弄回马格尼托哥尔斯克。 另一个类似事件发生在安德烈·久恩季科夫(Andrei Diundikov)身上。他在高炉车间干了四年,是一名成绩突出的工人,却因为「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得了汽车而自己没有」而愤然离去,最后同样被强行送回。
怨气不只存在于那些高曝光度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之间,还横在他们与普通工人之间,也横在他们与管理层之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名车间主任列昂尼德·魏斯贝格(Leonid Vaisberg)私下承认:「为了创造纪录,我们常常会特意创造条件,比如说,比平常稍微好一点的条件。」他颇为不满地指出,有些工人「没有意识到,没有这些帮助,他们根本成不了英雄」。 第二平炉车间的扎伊采夫没有表明自己赞成哪一边,但他说,工程师对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心怀不满,因为这些人的英雄地位是拿设备作代价换来的。
扎伊采夫还说,一些工人认为斯达汉诺夫方法会危及设备。这样的看法并不奇怪:平炉车间第一次试用「斯达汉诺夫方法」时,就把炉子烧坏了。与此同时,报纸报道说,矿冶学院一名学者在讲课时指出,用斯达汉诺夫方式加快炼钢过程会损坏机器。这位教授警告:「让炉子超负荷运转,从技术上看荒谬透顶。」厂报随即反驳,说各车间的实践正在证明恰恰相反。
按照报纸的说法,斯达汉诺夫运动使工人能够向机器和设备的技术「能力」发动「冲锋」,而这些设备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怀疑外国工程师给出的能力上限,被说成发现并释放所谓「潜在储备」的途径。按这种说法,这既证明了苏联工人及其劳动方法的优越性,又宣示了苏联对外国人与外国技术的独立,并质疑外国供应商的动机。所有这些又反过来提高民众的政治意识。每创下一项新纪录,苏联管理者便宣布,外国工程师规定的设计能力正在由「苏维埃专家」重新「检查」和「修订」。 放到国际「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这些号称生产率飞跃的纪录又取得进一步的政治意义。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报纸教导读者:「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记打击。」
管理者、工程师和工人很快发现,把设备能力不断「向上修订」也会反噬。严重事故乃至死亡事故发生以后,生产不得不停下来或降速,接着便会有人被捕。1936年8月,报纸报道初轧车间压下工段主任瓦西里耶夫(Vasilev)被撤职,由戈卢比茨基接替。原因是该工段被迫以半产能运行了三天。瓦西里耶夫随后被交给法院,罪名是「超过允许范围」,让机器受到「损伤」。在打破定额的时候,到底由谁决定什么算「允许」,又根据什么作出决定,并不清楚。 唯一清楚的是,推动斯达汉诺夫运动过于卖力会有危险,不卖力同样危险。 有一名非党员工程师看来确实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结果在一片公开声讨中被刑事起诉。
工人当然不可能看不见,斯达汉诺夫运动很像一场榨汗运动。它让管理人员承受过度压力,也在经理和工人、工长和工人之间不断制造摩擦,最后的生产效果还经常值得怀疑。 可公开反对的代价同样很高。一名炼钢工助手据说曾说,斯达汉诺夫运动就是企图奴役工人阶级。1935年11月,他被逮捕,并判处强制劳动。 与惩罚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接受运动以后得到的好处。最苦、最热的「热车间」工作被赋予最高声望。任何愿意承担这些工作的工人,都可能得到很高的地位和工资。
斯达汉诺夫运动强化了工业生产中原已存在的一套趋势。工业活动越来越被说成一个劳动生产率问题,生产率又被理解为「合理化」问题,而所谓合理化往往就是个人付出异乎寻常的体力,并把这种付出视作先进意识的证明。「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很快被欢呼为一种新型工人,斯达汉诺夫运动也逐渐压过突击劳动,虽然没有完全取代后者,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的典范形式。整个1936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人数几乎每天都在增长。到12月,钢铁厂超过半数工人已经获得「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或「突击手」的称号。这种分类数量的急速膨胀,恰恰说明工人与管理层都在接受这些分类,也在接受由此生出的新关系。
物质刺激又得到道德荣誉的加固。于是,不只是年轻人,各个年龄的工人都争着「超额完成」定额,争取成为「150%完成者」或「200%完成者」。这种身份会被郑重记进个人档案和工资表,运气好时还会登上市报,让全城人都看见。工人内部当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层,不过这种分层的重要性也许被夸大了,毕竟领导仍然是领导。更关键的变化是,在这一片喧闹中,所有工人,而不只是斯达汉诺夫工作者,都被大规模宣传不断提醒:你很重要,你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群体。
反复强调工人属于一个新的苏维埃工人阶级,这套说法拥有庞大听众。瓦西里·拉久克维奇(Vasilii Radziukevich)1931年从明斯克经列宁格勒来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五年后他回忆,自己刚到时,初轧机还装在箱子里,是他亲手参与把它建起来的。1936年初轧车间庆祝投产三周年时,拉久克维奇已经成了一个更新的型钢轧制车间里的熟练工。 对这样的人来说,真正跨过卢比孔河的一刻,是获得一门正式手艺。P. E. 韦利扎宁(P. E. Velizhanin)1930年12月29日抵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后,被随手编进一支锅炉装配队。此前他连锅炉都没见过。四年后他回忆:「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锅炉装配工是什么,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到了1934年,他已经掌握了这门新职业。
拉久克维奇和韦利扎宁的经历,也是几万人的经历。 他们穿上工作服,脚上换成真正的长靴,不再穿树皮鞋。这些物件标志着他们已经成为有职业、有技能的工人。他们在工作世界里的上升,常常也伴随着居住条件的上升:从帐篷搬进集体宿舍式营房,再搬进有独立房间的营房,最后也许能在砖楼里拥有自己的房间。工作当然经常累得伤筋动骨。 私下里,工人是否真觉得自己完成了从「被剥削者」到「生产主人」的伟大跃迁,从孤苦、文盲、粗野的奴隶变成新世界和新文化的建设者,这仍值得怀疑。可是,即便工人明白自己并不是老板,不管政权的修辞怎么说,他们也知道自己属于苏维埃工人阶级。这个身份无论有多少缺陷,至少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当工人。他们自己的生活上升,又不断把这套信念变得可信。
「不断提高自己」的号召背后,确实存在一个围绕劳动过程展开的持续教育机制。菲拉托夫1931年1月来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有人问他的工作经历,他回答:「我最初是普通力工,后来进了劳动队,就想办法提高工资等级,提高技术。我要是识字,就会去上课,可我是文盲,只能先上扫盲班。」不久,菲拉托夫从扫盲课程「毕业」,接着开始学习同生产直接有关的东西。「现在我会读,会写,也会做题,」他说,「还在学怎么看图纸里的门道。」 一些后来声名很大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正是从这样的人中走出来的。
如果工作场所像一所学校,那么学校也成了工作场所的延伸。工人努力识字,掌握一门手艺,还得不断提高技能。 最初几年,各种非正式课程和学习小组很多,包括露天现场讨论,以及1931年开始设置的「技术小时」。 后来,当局用各种办法鼓励工人参加所谓补充工人教育(dopolnitelnoe rabochee obrazovanie,DRO)。其中最重要的制度,是参加类似基础识字考试的「技术最低标准考试」。

1937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冶金工人在技校上课。识字、技术训练和职业晋升相互连接,「不断提高自己」成为苏维埃工人身份的一部分,学校也因此成为工厂生活的延伸。
在工作场所内外,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几乎人人都在以某种形式上学。即使每天全职工作的人也不例外。学校教育进一步加强了劳动现场已经十分明显的社会化和政治化过程。 约翰·斯科特认为,工人对教育的渴望来自工资等级差距,也来自一种确定性:只要学会某个职业,或者把技能补上去,就能找到相应工作。 除此之外,还应加上一种冒险感,尤其是一种「我做成了」的成就感。 当局赞扬那些被称作「真正的新型工人」的人,理由之一正是他们「懂得自己劳动的成功在于不间断地提高技术等级」。
工人当然也几乎无力承受安于现状的后果。提高技能不仅关系到未来升职,他们获得食物、衣服和住房的机会也由中央管理的供应体系差别化分配。个人还承受着强烈的道德压力,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有不断提高的愿望。不过,确实有很多人很乐意响应党的召唤,哪怕这种召唤背后带着威胁,并且持续不断地要求自己变得「更好」。
只有把这些因素放在一起,8号营房门口那张名单所表现出的新社会身份才真正显出分量。劳动以及「作为一个工人」被赋予特殊意义,每个人的劳动都同国际阶级斗争连在一起;产量定额和计件工资把劳动表现个人化、数字化;生产率成为一种执念,劳动过程被组织成接连不断的运动;工人培训同时就是政治教育;政治机构深深进入工作场所;每个人又被强烈要求不断改善自己。
身份认同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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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名苏维埃工人来说,向别人讲述自己的劳动履历,逐渐成为界定「我是谁」的重要仪式。履历里最要紧的信息之一,是第一次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工人互相吹嘘谁开始劳动更早,并不少见:十五岁、十二岁,甚至更早。 如果最初的劳动经验来自工业部门,价值还要更高,尤其是列宁格勒的普梯洛夫工厂(Putilov,后改名基洛夫工厂)或莫斯科的古戎工厂(Gujon,后改名「镰刀锤子」厂〔Serp i molot〕)这类历史悠久而声名显赫的大企业。最值得炫耀的,是能把工人血统一路追到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炉学徒帕维尔·科罗博夫(Pavel Korobov)正有这样的家世。他出身于一个「高炉操作工王朝」,又借1937年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流动,一跃成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厂长。
工人身份的许多要素都围绕成就展开,但身份标识也可以是「负面」的。比如,一个工人如果总和事故沾边,就会被贴上「事故制造者」的标签,而这足以成为解雇理由。1936年的报纸曾刊出一份事故多发人员名单,还配有事故频率表。 时间越往后,工人档案里的负面内容越受到重视。不过有一点始终不变:人人必须有一份劳动履历,而且必须用政治意味浓厚的范畴来书写它。
从物质载体看,工人的履历由各种文件组成:入职时填写的问卷、定期职业鉴定和简式人事卡,以后还会不断更新。再后来,工人必须持有「劳动手册」,没有劳动手册,单位不得录用。 不过,通过记录劳动经历来界定一个工人的技术,远在劳动手册制度正式推行之前就已经运作起来。
用劳动履历识别人,已经深入到几乎每一种官方文书。一份保存工人回忆录的档案卷宗背面,就留下了一张1933年或1934年的「突击口粮」领取者名单。表中列明姓名、职业、党籍、旷工记录、参加生产会议情况、学习或上课情况、提出过哪些合理化建议、完成定额的百分比,以及参加过哪些社会主义竞赛。这类记录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并非收起来存档便算结束,而会直接作为分配物质待遇的依据。 劳动履历还要在公开场合讲出来,从而成为一个人进入同伴群体和其他组织的重要仪式。
口头讲述履历的活动常以「回忆之夜」形式展开,而这些活动又属于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厂的建设编写历史。这个历史工程最终没有出版,但数百名工人接受了访谈,或被要求填写问卷。不出意外,提问方式经过设计,会诱导工人谈论某些主题,同时不鼓励谈论另一些主题。斯达汉诺夫运动占据了极大篇幅,在大量工人回忆录中都被提及,而大多数回忆录正写于1935—1936年。 有些回忆是手写的,语法错误不少,另一些却打字整洁、毫无错误。这说明工人的叙述至少部分经过了改写。 但如果据此说这些回忆录「带有偏见」、因此几乎没有价值,那就错过了真正关键的地方。工人被鼓励谈什么、被劝阻谈什么,本身就是需要解释的现象。更何况,工人有时会「说错」,然后在语法和内容两方面都被纠正,这恰恰表明他们卷入了一个学习官方自我叙述方式的过程。
工人的回忆竟会被如此主动地搜集和表彰,本身就很值得注意。事实上,一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人不管有没有参加厂史工程,都经常被要求讲述自己的生平。遭到「消灭富农」处置而被流放的农民抵达当天,就会接受详细的生平盘问,因为个人经历被看作衡量其危险程度的线索。 普通的、没有犯罪记录的工人也会出于安全考虑,被要求交代社会出身、政治经历和工作历史。更多时候,他们被鼓励「坦白」,甚至不需要特别理由,因为「坦白」本来就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
即使这种坦白谈到劳动之外的生活,内容也往往仍绕着劳动打转。1936年社会主义竞赛七周年时,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些工人被「调查」下班以后干什么。市报刊出十份回答,几乎每一份都先谈计划完成情况怎样影响个人满足感。考虑到工资和声望都同完成计划挂钩,这种等式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荒唐。几乎每个工人都说自己业余时间读书,这也不奇怪,因为阅读和自我提高被当成必要品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所有人在所谓「休息时间」里仍会跑回车间,用其中一人的话说,就是「看看那边干得怎么样了」。
工人对自己车间的认同显然很强。学徒阿列克谢·格里亚兹诺夫(Aleksei Griaznov)1936年11月回忆,三年前自己刚来时这里只有一座平炉,如今已有十二座。他还写日记,记录自己怎样一步步成为真正的炼钢工。厂报选登了一些段落,讲述他与那座炉子逐渐建立起怎样的关系。 市报则引用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话,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他的「亲生工厂」(rodnoi zavod)。 俄语rodnoi通常用来形容出生地,把它放到工厂上,正好抓住了这些人与工厂之间的关系:工厂生出了他们。对这些人来说,家与工作并没有二分,生活也没有被分成私人和公共两个领域。一切都是「公共的」,而「公共」指的就是工厂。
工人的妻子也被鼓励把车间变成自己生活的中心。列昂尼德·魏斯贝格说:「在马格尼特卡,这一点比任何地方都明显,全家人都参与生产,过的就是我们的生产生活。」他甚至声称,有些妻子因为丈夫在车间表现不好,干脆不让丈夫晚上回家睡觉。这种不满并不只是为了少拿了工资。妻子会为丈夫的劳动成绩感到骄傲,许多人还直接介入生产纪律。有人组织「妻子法庭」,公开羞辱酗酒、偷懒的丈夫,逼他们戒酒、加把劲。另一些妻子会自己跑到车间检查,给丈夫鼓劲,或者当面训斥。
新社会身份究竟怎样被说出来,又怎样取得实际效力,有时恰恰要通过这些妻子才能看得最清楚。厂史工程档案里保存着一封很长的信。写信人安娜·科瓦廖娃(Anna Kovaleva)是厂内铁路运输系统「最优秀机车司机」的妻子,收信人玛尔法·古贾(Marfa Gudzia)则是「最差机车司机」的妻子。全文如下:
亲爱的玛尔法!
我们都是马格尼特卡铁路运输系统机车司机的妻子。你大概知道,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的铁路运输工人没有完成计划,已经妨碍高炉、平炉和轧钢车间的供应。马格尼特卡所有工人都在责怪我们的丈夫,说铁路工人拖了整个工业计划的后腿。听到这些话,既委屈,又痛苦,也叫人生气。更难受的是,这些话句句都是真的。铁路运输每天都发生停工和事故。可我们的厂内运输系统明明具备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像全国最优秀的工人那样劳动。我的丈夫科瓦廖夫就是这样的突击手。他一直按照突击手的标准劳动,超额完成定额,同时节省燃料和润滑油。几乎每个月他都得到奖励。我也得过奖。
我丈夫的机车永远干干净净,保养得很好。玛尔法,你总抱怨家里日子难过。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丈夫斯捷潘诺维奇没有完成计划。他开的机车老出故障,车子又脏,燃料也总是超耗。说真的,所有机车司机都笑话他。马格尼特卡铁路系统人人都知道他,可知道他的原因并不好:他是最差的司机。我的丈夫却以突击手闻名。报纸报道他、表扬他。我和丈夫走到哪里都被当作突击手尊敬。去商店买东西不用排队。我们已经搬进突击手之家。以后还会分到一套有地毯、留声机、收音机和其他舒适用品的公寓。现在我们又被编入一家新的突击手商店,可以领双份口粮。
所以,玛尔法,我请你同丈夫推心置腹谈一谈,把我的信读给他听。你要向雅科夫·斯捷潘诺维奇说明,他再也不能这样干下去了。劝他必须像一个突击手那样,光荣地、凭良心地劳动。教他理解斯大林同志的话:劳动是荣誉、光荣、勇敢和英雄主义的事业。
你告诉他,要是还不改正,继续不好好工作,他会被开除,也会失去供应待遇。我会请我的亚历山大·潘捷列耶维奇把你丈夫「拖带」起来,帮他提高,帮他成为突击手,多挣些钱。我希望你和雅科夫·斯捷潘诺维奇也能受到尊敬,让你们过得像我们一样好。
我知道,许多女人,包括你在内,大概都会说:「妻子凭什么干预丈夫的工作?你自己日子过得好,就少说两句吧。」可事情不是这样……我们都应该帮助自己的丈夫,为冬季运输不中断而斗争。好了,就说到这里。你明白我的意思。这封信已经够长了。最后我只想说一句:做突击手的妻子,滋味真不错。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就有力量。来吧,和和气气地一起干起来。我等你的回信。
安娜·科瓦廖娃

1930年代,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斯达汉诺夫工人M. A. 索特尼科夫与妻子。斯达汉诺夫式的工人身份并没有停留在车间里,荣誉、体面生活和劳动纪律逐渐进入夫妻关系与家庭生活。
按照安娜·科瓦廖娃的说法,玛尔法的丈夫雅科夫·古贾人人都知道,是最差的机车司机。她自己的丈夫亚历山大·科瓦廖夫则人人都知道,是最好的。雅科夫愿不愿意这样看待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根本不重要,因为别人已经会这样看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最好学会按规则玩这个游戏。他的机车很脏,燃料又超耗。那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家庭又会是什么样?信寄出以后,科瓦廖娃才发现玛尔法根本不识字。可玛尔法的问题又不只是功能意义上的「文盲」。她不知道,看来她丈夫也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怎样「说布尔什维克话」(speaking Bolshevik)[译11]。那已经成为一个人必须掌握的自我认同语言,也是衡量其是否忠于这项事业的晴雨表。
会不会「说布尔什维克话」,能不能在公共场合正确表达忠诚,越来越成为压倒性的关切。但解释这些行为时必须小心。严格说来,上面那封信并不需要由安娜·科瓦廖娃本人撰写,尽管很可能确实是她写的。真正不可缺少的,是她至少要知道一个苏维埃机车司机的妻子「应该」怎样想、怎样做。哪怕她只是允许别人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信后,也说明她认得这套规范。不能把这封信理解为她相信自己大概写下并签署的一切。相信并非必要。必要的是像相信的人那样参与。人们似乎非常明白这条规则,因为能够被解释成直接而公开的不忠行为,后来变得少见。
要求人掌握特定词汇、掌握一种官方语言的身份塑造过程固然强大,却并非不可逆。首先,咒骂——即所谓黑话(blatnoi iazyk)——[译12]经常可以充当「安全阀」。口述材料和文学作品还告诉我们,一个人这一刻可以「说布尔什维克话」,下一刻又摆出「老实农民」的样子,声称自己不能完全掌握那些要求苛刻的新语言和新规矩,以此求得宽容。 玛尔法与安娜之间的互动,就显出了这种来回切换。
妻子给妻子写信,某种程度上反倒使丈夫能够继续犯错。妻子信原本是为了向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施压,实际效果却可能替违规者卸掉不少压力。妻子可以不停复述正确公式,丈夫则可以不停偏离公式。甚至可以说,一个未经承认的「私人领域」又从夫妻关系里长了出来,成为结构性的抵抗口袋。他们按规则参与游戏,却又一次次违反规则。
身份游戏的运作本来就包含这种间接的、或并非完全有意的异议。更直接地挑战新生活和新劳动条件当然危险,却也不是完全做不到。关键是必须用新的官方语言来表达,最好还能援引列宁或斯大林的教导。至少在市报出现过的一个案例里,人们正是借用官方宣扬的理想,去批评政权的某项政策,而且利用的恰恰是原本用来表演拥护的公开发言仪式。
报纸引用女性发言时,她们几乎总以忠诚妻子的面貌出现。一个例外是3月8日国际妇女节,那一天报纸会突出女性作为工人的身份。 另一个更惊人的例外,则发生在1936年「亲家庭」法律出台后短暂的报刊争论中,女性公开抗议新政策。一名妇女猛烈批评拟议的离婚登记费最高可达1,000卢布,认为实在太贵。另一名妇女指出,离婚成本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反而会让人不愿登记结婚;她暗示,这对女性不利。第三名妇女对限制堕胎的规定批评得更直接。她写道:「女人想学习,也想工作」,而「生孩子……会把女人从公共生活中赶出去」。

1937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平炉车间,一名女司机驾驶厂内列车。科特金引用妇女对新家庭政策的批评时,写到女性把「学习」和「工作」视为留在公共生活中的条件。工人身份由此也成为女性争取社会位置的一种语言。
然而这个例子也说明,国家主导的社会身份游戏仍笼罩一切。若想进入公共领域,这是唯一被允许、也必须采用的参与方式。人当然还有其他身份来源。有些来自过去,比如农民生活、民间传统、宗教、自己的故乡或原籍。有些来自当下,比如年龄、婚姻状况和是否为人父母。人们也继续用性别和民族来理解自己。可所有这些自我叙述方式,最后都不得不通过布尔什维主义这片无法回避的政治棱镜发生折射。
以民族身份为例。高炉车间电工古拜杜利据称给市报写过一封信:
我是一个鞑靼人。十月革命以前,在旧沙皇俄国,我们甚至不被当人看。我们连受教育或到国营企业工作都不敢想。现在,我是苏联公民。同所有公民一样,我有工作的权利,有受教育和休息的权利。我可以选举苏维埃,也可以被选进苏维埃。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国家取得了多么伟大的成就吗?……
两年前,我在鞑靼共和国一个村苏维埃当主席。我是村里第一个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后来又领导了集体化运动。鞑靼共和国的集体农庄一年比一年兴旺。
1931年,我来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我从一个普通力工变成了熟练工人,又被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作为代表,我每天接待有问题或需要帮助的工人。我像听自己的兄弟一样听每一个人说话,并尽力做好该做的事,让每一个人满意。
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会觉得值得活,也值得学习。要是敌人胆敢进攻这个国家,我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消灭敌人,保卫祖国。
这段表达官方立场的话清晰而毫不含糊,它未必全部出自古拜杜利本人之手。不过,他的俄语水平事实上完全可能足以写下这些文字,许多鞑靼人也是如此。 真正关键的是,无论出于自利、恐惧,还是两者兼有,古拜杜利都在「玩这个游戏」。也许他还在学怎样说俄语,可以肯定的是,他正在学怎样「说布尔什维克话」。
每一个工人很快都会明白:党员要在党务中表现出警惕性和「积极性」,工人不论是不是党员,也同样必须在政治和生产中表现「积极」。能够证明积极性的活动越来越多。比如「自愿」认购国家公债,为此车间鼓动员和工会组织者会反复训话;参加定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提出改进生产的「工人建议」,这些建议会被统计成数字以证明大家积极响应,然后通常被束之高阁;还有召开生产会议。

1936年,高尔基市机床厂工人讨论苏联宪法草案。照片并非摄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但它留下了同一时期工厂公共发言的典型场景:工人被要求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同时必须掌握怎样发言、什么可以批评以及哪些界线不能越过。
关于最后一种活动,报纸还不断批评生产会议退化成「开会成癖」,我们可以猜想,它们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当局想要的。 所谓「建议」也大体可以这样说。 可哪一个车间胆敢省掉这些程序,那就自求多福吧,因为工人往往真会把它们当回事。约翰·斯科特写道,在生产会议上,「工人能够、而且确实极其自由地站起来发言,批评厂长,抱怨工资,抱怨糟糕的居住条件,抱怨商店里买不到东西。简单说,什么都能骂,除了党的总路线和那五六位不可冒犯的领袖。」
斯科特写的是1936年。当时政权正在鼓励「自下而上」批评上级,这种放得很开的民粹式积极主义并不罕见。但官方会议也同样经常陷入僵硬的形式主义,让所谓「自下而上」的积极性变成一场戏。 流亡者证词又告诉我们,工人害怕周围有告密者,因此往往不敢说出不满。 可一旦上面发出信号,说现在可以「放开讲」,工人总像是早已准备好。反过来,哪个工长或车间党组织负责人如果在提出决议、推行新规矩之前没有先摸清并照顾工人的情绪,倒霉的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毫无疑问,有些工人会抓住一切机会讨好权力,也有人或许试图躲开这些政治电流过强的仪式。可实际上几乎没有地方可躲。工业化运动开始以前,差不多三分之二人口是自雇劳动者。十年以后,这个类别几乎消失,绝大多数人从技术上说都成了国家雇员。说得直白些,想靠国家之外的合法方式谋生,几乎已没有选择。 把布尔什维克化(Bolshevization)同美国移民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相比较,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美国化是一系列文化同化运动,有时同样极具强制性。 但美国并不是每一座城镇都是「公司城」。即使住在公司城里,人们通常也还能离开,去别处寻找更好的机会。选择留下的人中,有些还可以开小店、做买卖或当小土地所有者,从而取得一定独立。美国化无论多么压迫,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场域,仍然留下更多岔路,因此容纳的活动余地远远大于布尔什维克化。
即便如此,也不能把苏联工人想成国家粗暴设计下的被动物体。首先,确实有许多人欣然拥抱成为「苏维埃工人」的机会,并愿意承担这个称号要求的一切:从公开表现绝对忠诚,到付出惊人的自我牺牲。取得这种新社会身份,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它给人一门手艺所带来的尊严,也给人带薪休假、免费医疗、退休金,以及用于产假、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和家庭主要养家者死亡后的社会保险。 这种身份要求很高,却也让人获得力量。
即使庞大的镇压机器始终存在,人们在工作场所内外仍有很多办法,为自己的生活保留一些发言权。面对苛刻的劳动条件,工人会旷工、跳槽、放慢速度,还会把工具和材料拿回家,私下干活赚钱。 国家当然也会反击。1932年11月15日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哪怕只旷工一小时,也可以被解雇、取消口粮卡,并从住房中赶出去。 可迫使国家出台这项近乎绝望的严厉法律的现实条件,恰恰又让它极难真正执行。
工业迅速扩张,再加上计划经济特有的低效率和不确定性,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劳动力短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报纸写道:「全城到处都贴着冶金联合企业干部部门的招工启事,告诉居民,联合企业需要各种技术等级的工人,而且数量不限。」 管理人员为了留住工人,甚至还想再多弄一些人来,常常拒绝执行上级命令。他们不愿因为工人违反严苛纪律就开除人,也不愿遵守「不得录用在其他单位被解雇者」的规定。在对付旷工者的斗争中,正如厂报一次次抱怨的那样,工人「这边刚被踢出去,那边马上又有人接收」。
国家的充分就业政策又进一步增加了工人的筹码。 工人发现,没有失业,也没有「后备军」时,那些承受巨大计划压力的管理者,尤其是工长,可能会迁就他们。最后形成的是一种不平等却真实存在的相互依赖。工人依赖当局,因为国家供应体系制造了长期短缺,也把一件强有力的武器交到行政部门手里。它能够决定一个工人的住房有多大、分在哪里,食品新不新鲜、种类多不多,假期有多长、去哪里休假,自己和家属能够获得怎样的医疗。可当局也依赖工人,因为生产计划必须靠这些人完成。
说这些,并不是要降低公开强制的重要性。这个「工人国家」毫不畏缩地镇压个别工人,尤其是在声称全体工人的共同「阶级利益」受到威胁时。流亡者材料表明,当局不断搜寻工人自发行动的蛛丝马迹,对工人的非正式聚集尤其敏感,唯恐国家之外生出某种团结。 可它手里还有一种更细密、到头来并不更弱的强制方法:定义「你是谁」。
本章要说的,不是建立在公共表达官方语言之上的新社会身份究竟「错误」还是「准确」,而是它无法绕开,而且确实给人的生活赋予了意义。今天的人即使觉得这些称呼荒诞,也必须认真对待一个人究竟是突击手还是偷懒者,是受奖者还是事故制造者,因为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工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待。更进一步,如果他们因为成绩和奖励而自豪,或因失败而沮丧,那么这些感情就是真实存在的。赋予这些社会评价以意义的社会和政治价值观也许令后人不适,却不能因此否认那些感情的现实性。
这些新身份规范虽然无法逃避,却不该被想成某种万能的「霸权装置」,仿佛它一出现就解释了一切,于是什么也没有真正解释。 更合适的理解,是把它看成一个「游戏场」。人们在这里同城市生活的「游戏规则」周旋。国家制定这些规则时,明确追求的是不容置疑的控制;规则落实以后,却有时遭到挑战,也常常被绕开。工人无权设定自己同政权关系的基本条件,但他们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同这些条件讨价还价,而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这种谈判极不平等,却正是从社会身份游戏既有限制、又提供某些机会的双重性质中生长出来。很大程度上,人正是通过这个游戏进入公共领域,或者说,进入「官方社会」。
革命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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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且承认,一个人投身布尔什维克的宏大事业、接受新的身份规范,背后有赤裸裸的自利,也有无所不在的强制。那么,真诚信仰的可能性又该放在哪里?不断重复那些「正确的话」,无疑会带来某种程度的内化。可在通过语言内化价值之外,能否进一步谈论人们对政权、对其政策以及那套指向未来的历史目的论存在真实而广泛的支持?本章开头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它很难回答,一部分原因是政权极度重视公开表忠,更大的困难则是材料匮乏。走出困境的一种办法,是像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译13]那样,不从「信仰」开始,而从它的反面开始,也就是从彻底的「不信」开始。问题于是变成:如果一个人要整体拒绝这个政权及其普遍原则,他在现实中能得到哪些支持?这种拒绝又可能建立在什么来源和理由之上?
1930年代的苏联逐渐成为一个封闭于自身之中的世界。大约到这个十年的中期,国境基本关闭,除极少数经过特别挑选的人外,出国旅行已不可能。 公众能够接触什么信息也受到严格控制。凡是允许人们看到、听到的东西,都要经过一套包罗甚广的意识形态过滤。
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苏维埃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来不是一组政策。它一直包含一个强有力的尘世救赎梦想,而且用「科学」的语言来讲述这个梦想。这并不意味着从科学推导出来的愿景毫无含混。情况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理想本身有不少模糊地带,「苏维埃」「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等动员性词语又经常互作同义词,这反而十分有用。需要时,政权可以轻微移动强调的重点,从不同基础发出召唤。与这种可伸缩的含混性并存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性」,而这恰恰构成它最有力量的部分之一。
马克思列宁主义宣称,历史受科学规律支配,现存政权正是这些规律的体现。因此,反对政权便会被说成非理性,甚至是精神病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上把不服从犯罪化,国家的强力审查又剥夺了人们表达反对所需的手段。审查机关压下「负面」信息,重新加工统计数字,改写历史,做到最后,连有意义的讨论都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建立在充分信息上的批评。
审查的作用不只在「预防」。同样重要的是,它鼓励源源不断生产信息和分析,教人应该想什么,又应该怎样想。审查者堪称典型的「社会工程师」,媒体则是他们建造共产主义社会时使用的工具,或者像列宁所说,是武器。读物、广播,尤其是电影不停发出教育讯息,学校教育与之平行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从很小年龄就成为必修。若拿战后美国作比较,这种意识形态浸润也许并不显得特殊,可放回当时,它覆盖的范围和进入生活的深度都异乎寻常。

1939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优秀斯达汉诺夫工人P. G. 米亚格基赫在业余时间阅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人报》。科特金所谓「积极的」审查并不只是阻止某些信息出现,它还源源不断地提供材料,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理解工作、国家和外部世界。
国家投入巨大精力和资源来铺开官方意识形态。它把1917年的革命、内战胜利,以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经典文本作为自己的基础。同样关键的是,这套意识形态传递的总信息,在基本构成上异常简单,含义却可以铺得极远。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一个总体体系,一幅完整而且看上去自洽的世界图景。它所依据的并不是仇恨或傲慢,而是一种社会正义感,是让所有人过上更好生活的承诺,也是同世界各地受压迫者团结的号召。它有些像基督教关于来世的许诺,只是掌权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体现了卑微者的胜利,以及对不义的历史性战胜——但这一切就在这里,在这个世界。
「革命真理」带着浓重的宗教色彩,又扎根于一套科学知识,并由「积极的」审查制度不断传播。与此同时,它还使用公民权利的语言,其中包括一系列社会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让孩子上学的权利、获得医疗的权利等等。说出这套革命真理的又是最高权威,也就是党。党掌握着权力,党正率领国家取得一场又一场伟大胜利,整个社会也的确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党和那些被奉为英雄的领袖所说的话,怎么会不是真的?
在这里,斯大林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如果说他精通威权统治的各种技术,那么其中一项关键技术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Stalin cult)。 雕像、画像、铸金属饰物、鲜花布置、印花布、丝网印花的瓷器,到处都有斯大林的面孔。两位流亡历史学家曾说,早在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之前,苏联就已经有了「有人脸的社会主义」。那张睿智、令人安心的人脸,就是斯大林的脸。 他逐渐成为国家大建设和国际地位上升的人格化象征,也同机器和技术连在一起。
斯大林的讲话、他那种教义问答式的训诫、把复杂问题压缩成近乎荒诞的简单判断和口号,还有其中的逻辑错误,今天都很容易拿来嘲笑。 但斯大林本人生活相对俭朴,衣着简单,像个「无产者」。他说话直接、易懂,而且对听众的信念、希望乃至心理,有一种近乎异乎寻常的敏锐。最初宣传中的斯大林还是一种政治类型。到了1930年代中期,个人崇拜真正开始发挥功能后,他被改造成一个温暖而亲近的人:父亲、教师、朋友。 对斯大林公开表达的爱与感激当然很容易被当成强迫仪式,仿佛人人都冷眼旁观,只是嘴上同意。可这些表白中常常装满真实情感,还带着一种超出理性论证的虔诚。 在电视尚未出现的时代,个人崇拜在斯大林与普通人之间营造了一种令人安心的亲近感。人们从报纸、杂志和书上剪下他的照片,挂在自己房间里,这就是这种亲近感的见证。

1930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人宿舍。工人围坐在房间中休息,墙上悬挂着政治图像,其中可以看到斯大林肖像。个人崇拜由报纸和公共仪式进入居住空间,领袖因此获得一种日常而近身的存在。
国际环境又进一步压缩了彻底「不信」的空间。19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苏联却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建设。这种反差被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报纸不厌其烦地强调,有时文章还是来访的美国工人写的。 资本主义同时又被军事主义笼罩。苏联国内普遍展开的是爱好和平的社会经济建设,外部报道里却不断出现「资本主义包围」的威胁,以及被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物的法西斯主义。两者一经并置,革命愿景的说服力就更强了。
法西斯主义不断壮大,苏联又对这一威胁作出回应,这使国家的革命使命得到加强,也发生了细微转义:重点逐渐从「建设社会主义」移向「保卫社会主义」。这种变化在西班牙内战的报道里最为清楚。战争被描绘成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生死决战的「第一阶段」。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明确援助长枪党(Falangist forces)一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则看上去正在积极支持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抵抗。苏联民众似乎对此怀有相当强烈的自豪感。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也要作出自己的贡献。1936年秋,市报报道说,前一天有五万人聚集在工厂管理局广场,举行露天「声援示威」,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力量。
如果说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苏联内部的人似乎很少能为彻底不信共产主义事业找到支持或根据,这也不意味着人人都毫无批判地接受一切。约翰·巴伯(John Barber)依据1950年代哈佛大学对苏联流亡者的访谈计划估计,大约五分之一工人热情支持政权及其政策,另有一个少数群体反对政权,只是不公开表达。剩下的大多数既算不上支持者,也算不上反对者,却由于社会福利政策而多少「接受」了政权。 这个判断有相当强的常识说服力,不过还需要稍作澄清。
「信」和「不信」的成分看来同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旁边还拖着一股没有完全散掉的怨气。巴伯判断为「拒绝」政权的人,完全可能从社会福利政策中受益,也因此真心感谢那些政策。反过来,即使被归入「真正信徒」的人,也应该放到一场不断移动的妥协里理解。他们有时僵硬地服从,有时寻找一点松动空间,每天都在一些界线清楚、却并非绝不可触碰的边界内谈判、折中。真正划定边界的,是对社会主义基本正当性的承认,而且社会主义总是同资本主义对照起来理解。无论一个人对苏维埃政权积了多少怨恨或恶意,很少有人真正拒绝这一命题,也很少有人具备拒绝它的现实条件。
如果承认社会主义在根本上是正当的,也连带承认苏维埃政权具有合法性,同时又长期怀着犹疑,那么这种犹疑会具有一种特殊品质。讨论任何信念体系时,当然都必须承认半信半疑以及同时相信互相矛盾的东西的可能性。 可斯大林年代的「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译14]尤其要求人熟练掌握这种做法,只是不能公开承认。因为那幅由科学决定的现实图景,有时会同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发生冲突。
生活经验与革命解释之间的缝隙,似乎造出了一种双重现实。一边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上的真相,另一边是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后者部分以经验为基础,但最终以理论为基础。两者之间的差异远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刺眼,尤其因为理论本身十分灵活,能够不断调整。即便如此,人仍可能像活在两种现实里:这一刻生活在一种真理里,下一刻又切换到另一种。 真正危险的是卡在两者中间,把一个层次的话错放到另一个层次。于是,人们逐渐学会分辨这种混淆有多危险,也练出在两种真理之间来回切换的本事。
人们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主动思考自己看见的矛盾、自己受过的冒犯,很难测量。不过,许多夫妻看来确实会在家里讨论策略:怎样同邻居、朋友和熟人说话,怎样跟孩子谈,公开场合和单位里该怎样表现。女性似乎经常充当出主意的人,也承担保护家庭与住宅安全的职责。家庭与住宅或许能为不设防的谈话提供一点庇护。

1937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一批冶金工人聚集在平炉车间总工长阿夫拉缅科家中。当官方身份深入工作与家庭以后,住宅仍可能保留某种不同于车间和会议的交往空间。照片本身不能证明这里发生过政治抱怨,但它保存了科特金所说那种家庭内部社会关系的现实环境。
即使拿不到安全警察档案,也完全可以想象,公共场合偶尔会出现某些「宣泄」时刻。可这样的时刻究竟能留下什么?假设工厂里确实有人突然发作,痛骂那些「积极分子」,痛骂车间里一遍遍念诵的虚假套话。站出来的人未必是莽撞之徒,反倒可能是最有资格说话的「核心」无产者,是那些勤劳、自我牺牲、长期忠于事业,因此拥有足够威望说出别人不敢说的话的人,只是那一天终于忍够了。他们几句简短而直率的话,也许能把空气中残存的虚假瞬间撕开。可片刻之后,生活还会继续。讲话照讲,最新一轮国家公债的「认购」照收,提高产量的斗争照样推进。况且,资本主义不是更糟吗?
不管这样的宣泄时刻是否真实发生过,如果只有生活经验的真相才被我们承认为「真」,同样会产生误解。即使理论上的真理同观察和常识发生冲突,它仍然构成人们日常经验的重要部分。不了解革命真理,人甚至无法在这种生活中生存。大量日常活动根本解释不通:别人要求你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都要靠这套语言来判断。而且,相信革命真理「是真的」,并不只是生存需要。它还提供一种超出日常琐碎生活的方式,让人看到一幅总体图景,把不起眼的小事接到一个更大的设计上,并且相信自己还有什么值得追求。
这种目的感来自革命性的国家使命。1930年代越往后,国家越有意识地把强烈的爱国主义注入其中,投入的力量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明显。有些同时代人因此十分愤怒,把这种变化看成对革命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退却」。当然,也完全可以提出相反解释:革命并没有因此被削弱,反而通过重新培育国家认同而得到巩固。
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新国家认同出人意料地强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首先是一种苏维埃认同,而不只是俄罗斯认同。人们对苏联的归属感,同平行存在却居于次要位置的族群或民族身份结合在一起:一个人既是苏维埃公民,也可以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或乌兹别克人。围绕斯大林时期所谓「大退却」或「背叛」的争论,很容易遮住另一个过程:这个国家恰恰在那几年依靠强烈的苏维埃国家意识和公民身份,被更紧密地整合起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报纸也参与了这种教育,设置〈祖国的一天〉(A Day of Our Motherland)、〈来自苏联各地〉(From Around the USSR)之类固定栏目,让读者不断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联盟」之中。
当一种近似启示宗教「更高真理」的革命愿景,又经过爱国情感折射,并且得到国家国际地位真实上升的支持,就不能低估普通人愿意相信的意志。更准确地说,不能低估人们主动「暂时搁置怀疑」的意愿。承认革命真理并不只靠安全警察维持,并不等于主张大众支持逼迫政权采取了那些激进政策。真正需要看到的是,数百万人出于不同理由参与这套真理的生产和维持,其中一个理由恰恰在于,他们觉得这项事业本身是真实可信的,即使它始终带着令人不安的缺陷。
荣誉、光荣与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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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能够直接证明民众情绪的一手材料,必须承认,上面对「革命真理」的讨论仍带着一些推测。不过,还可以从这场宏大事业的边缘地带间接寻找证据,也就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矫正劳动殖民地(Corrective Labor Colony,ITK)[译15]。当地当局同样试图复制一种革命事业,把它的价值灌输给犯人,只是成功程度似乎远低于城市中的普通工人。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ITK成立于1932年7月。约翰·斯科特注意到,其中有一小群东正教神职人员,但他正确地指出,殖民地里的犯人大体都是「非政治犯」。刑期通常从半年到五年不等,也有人被判当时最高的十年刑,俗称「十年户」。这些普通刑事犯大多数最终都要回到社会。 在服刑期间,他们应该学会一种职业,取得有用的劳动经验。用当时的词说,就是被「重新锻造」。这是当局向犯人提出的「交易」。同城市里普通居民的做法一样,管理者尤其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犯人身上,而青年看来正构成殖民地人口的主体。
殖民地报纸自豪地宣布:「每一个暂时失去自由的人,都没有失去参加苏联伟大建设的机会。」 除了关在惩罚营房的人,犯人也像普通工人一样被编成劳动队。犯人劳动队运送煤和铁矿石,修建左岸社会主义城市和右岸城区的砖楼,帮助安装平炉与轧机,参加第二座水坝施工,还负责清理厂区。殖民地报纸写道:「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的建设中,劳动殖民地占有不小的位置。」
犯人也像普通工人一样,由基层管理人员按「阶级立场」、政治忠诚和劳动表现进行评价,而这些基层管理者本身往往也是犯人。 犯人的劳动只得到很少报酬,则按出勤工日和定额完成百分比衡量。 为了刺激劳动,当局提供短期「休假」、暖衣和毡靴、额外口粮,以及提前释放的可能。那些计划完成率特别高、参加会议、发表讲话、组织别人完成指定任务、参加同志审判庭、报告谈话和违规行为,并且总体上能把自己对事业的忠诚表演得足够可信的人,会被提拔为劳动队长。 一旦成为队长,他们就能登上「公共荣誉榜」,享有殖民地里少数能称作特权的东西,主要集中在厨房和食品周围,甚至还能取得一点向别人分配好处的权力。

1934年,车里雅宾斯克州西纳尔斯卡娅矫正劳动殖民地,「最优秀的突击装卸队」准备出工。照片并非马格尼托哥尔斯克ITK,但来自同一地区、同一时期的矫正劳动殖民地。工厂中的「突击队」「先进者」和劳动竞赛等分类,在刑罚体系内部同样被复制。
不过,这些奖励和对所谓忠诚分子的提拔,究竟有没有把生产率从很低的水平上真正抬起来,很值得怀疑。殖民地报纸曾讥讽一名文化教导员(kulturnik)。他的职责是给其他犯人讲课,告诉他们不能把食品短缺当作完不成生产计划的理由。可这人似乎更关心怎样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吃一份午饭。报纸替他想象了一句心里话:「说到底,一个聪明人总有办法在ITK里活下去。」 同样,据称有人听见一个犯人队长对手下说:「让他们去突击吧,我看着就行。」殖民地报纸挖苦说,也不能说这位队长自己完全没有「突击」,因为「他突击的是公共食堂」。 不出意外,虚报劳动、重复记工在这里比殖民地外更加普遍。人们把这种弄虚作假统称为「虚报劳动」(tukhta),报纸对此恼火不已。
即使不谈这种钻营,准确记工本来也很难做到。犯人频繁调动,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殖民地的不同分区之间转来转去,也会被调入、调出其他劳动殖民地。 各分区负责登记和审核的委员会数量又远远不够,根本跟不上所有犯人的流动。 可犯人自己同样在意管理人员能不能按时登记劳动表现,因为没有这些记录,他们申请提前释放时就没有依据。双方因此达成了某种实际的「迁就」。 事实上,成千上万犯人确实因为被认定从事过「突击劳动」,在正式刑期结束前就获释。
这些人真的被「重新锻造」了吗?犯人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已经改过自新。 殖民地报纸几乎期期都有犯人「改造成功」的典型报道,所用语言同殖民地外那些成绩优异的工人惊人地相似:他们劳动、学习、作出牺牲,努力提高自己。 但即使如约翰·斯科特所相信的那样,有少数犯人学会了「珍视人的劳动」, 当局要从他们那里得到超出最低限度的合作,其能力仍有局限。威胁,尤其是羞耻,在犯人群体中走不了太远。公开表达反政权意见似乎相当常见,有意识破坏官方动员也不罕见。
为了营造劳动热情,殖民地举行过好几次突击手会议,有乐队伴奏,还集体唱《国际歌》。1935年11月,他们甚至召开自己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大会,有1,500名「优秀工人」参加。 可殖民地报纸描写一支普通劳动队时却毫不留情:大量工时被混乱的组织白白耗掉,而且犯人中「懒汉并不少」。 有一名犯人竟有750次未经许可的缺勤记录。劳动队长一再被批评「把人看丢了」,因为犯人会从工地慢慢溜走,跑到集市做「投机买卖」。 还有人被指控在犯人中煽动大家不要劳动。 殖民地报纸终于忍不住抱怨:「我们待在这里,不是为了喝醉,也不是为了装病,而是为了建设马格尼托斯特罗伊。」
犯人中的宣传活动铺得很广, 可同样是在这里,那份充满战斗口吻的殖民地报纸不得不承认:组织再多提升犯人「文化水平」的活动,也挡不住无处不在的俄语粗口[译16]。 殖民地负责人亚历山大·盖涅曼(Aleksandr Geineman)在州劳动殖民地管理局机关报的一份报告中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除主要报纸《为金属而战》(Borba za metall)外,还有十六种面向犯人的定期报纸,一座藏书12,000册的图书馆,也经常安排戏剧、电影、政治学习小组和技术课程。但盖涅曼承认,读书不是强制的,学习小组又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负责人。更棘手的是他所谓「同不卫生状况以及旧监狱传统作斗争」,而这些「传统」就是骂脏话、偷窃、打牌和酗酒。
日常里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殖民地,同样说不清楚。盖涅曼显然是认真地写道,管理这个殖民地绝非小事。五个分区彼此相距最远可达三十公里,其中一个分区离总部就有十八公里。 1933年1月,殖民地只有138名一线工作人员、111名行政和经济人员,工作人员总数287人,而计划编制原本是457人。就在这个时候,犯人数一直徘徊在一万人左右。
现实迫使犯人在殖民地管理中承担很大作用。与此同时,一些犯人会用暴力威胁那些同当局「合作」的人,这种威胁并非虚构。 殖民地报纸鼓励大家匿名来信,举报看到的「缺点」和各种把戏。 可报社声称在召开「工人通讯员」会议时发现,许多人根本不敢写。一名通讯员说:「只要有人寄了稿,〔其他犯人〕马上就开始挖:『谁写的?怎么写的?为什么写?』」
说到底,ITK是一处关押罪犯的劳动殖民地,并不是一座哪怕缺陷累累的社会主义城市。犯人对「被送去更严厉的劳动殖民地」的恐惧,大概也比不上普通人对「被逮捕」的恐惧。犯人即使释放以后,官方证件里仍会留下刑事记录的污点。 当然,出狱时他们会得到身份证明文件,前提是先把床垫、床罩、枕套、毛巾、靴子、夏裤、护臂和棉夹克交还。 愿意留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人,还可以暂住集体宿舍,领取食物,直到钢铁厂替他们找到工作和住所。工厂甚至愿意出钱把前犯人的家属接到城里。可殖民地报纸在劝犯人释放后留下参加建设时,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离开马格尼特卡时,连自己要去哪里都不知道。」 他们终究没有真正进入那场宏大事业。
与这些刑事犯的无根状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被划为富农并流放者后来取得的社会性重新融入。最初,人们恰恰预想相反结果。由于这些农民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因此更危险,他们一开始住在铁丝网后面,上工时由押送队带出去。每天收工回到定居点,还要在岗哨处逐个点名。按照阶级出身,他们被看成无法改造,因此针对他们的宣传力度小得多。 可不久以后,定居点周围的铁丝网被拆掉。除极少数例外,他们仍不能搬去其他城市,每月必须到管理处在登记卡上盖一次章,但这些被流放的「富农」已经可以按照自己的职业技能,以个人身份登记找工作。

1932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中央特别定居点的特别移民营房。被划为「富农」而流放的人最初生活在严格管束之下,后来却逐渐获得以个人身份就业、子女入学以及恢复部分公民权利的机会。
约翰·斯科特写道:「这些农民中有许多人极端愤恨,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又被迫在一个制度下劳动,而这个制度在很多情况下已经夺去了他们家人的生命。」可他随即又说,多数人仍然「咬着牙干活」。他们继续挤在悲惨而拥挤的营房里,但在斯科特看来,「其中很多人过得相对还可以」,而且「有些人的上升堪称英雄式的」。即使他们自己已经不再指望什么,孩子的未来仍摆在眼前。富农子女虽然背着出身污名,却可以上学,许多人读书格外用功。玛丽娅·斯科特(Mariia Scott)就在三所专收这些孩子的学校之一教书。她说,这些学生普遍被认为是全城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中央当局逐渐采取一项政策,试图把这些被划为富农的人重新整合进新社会。政策最初执行得三心二意,几年以后才开始真正产生影响。1931年7月,政权颁布法令:被剥夺选举权的富农如果在这五年内证明自己已经成为诚实劳动者,可以在五年后恢复选举权。第一道法令的实际效果受到质疑,因为1934年5月又颁布新法,允许符合相同标准的人提前提出恢复权利申请。 1934年留下的大多数恢复权利申请仍遭拒绝,到1936年,官方态度才明显宽松。申请一旦获准,当事人便可以离开特别劳动定居点,进入学校,理论上甚至有资格入党。
1936年以前,当局已经特别关注这些人的子女。 1934年3月17日的一项法令规定,富农子女一到法定成年年龄,也就是十八岁,只要在生产中成为突击手,并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就可以恢复选举权。为了表示鼓励,劳动定居点报纸开始刊登获准恢复权利者的名单。 不管青年人对家庭遭遇积下多少怨恨,参加进来都几乎没有什么可失去,却可能得到一切。报纸说得十分直白:「我们的国家正以巨人的步伐向前发展。每一个特别移民都应该由此明白,回到过去的路既不存在,也绝不可能存在。」

1930年代,中央特别定居点学校的木工作坊。特别移民子女继承了家庭的「阶级出身」污名,却仍可通过学校、职业技能和劳动表现取得新的社会位置。教育因此成为他们重新进入苏维埃社会的一条实际通道。
与许多被流放富农及其子女不同的是,劳动殖民地里的犯人尽管表面的日常生活与城里居民有很多相似之处,却至多只被部分整合进这场宏大事业,甚至可能完全没有被整合进去;这些犯人大多是男性。殖民地的存在始终构成政权威吓实践中一个可见而有说服力的背景。它提醒所有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与此同时,城市里那套复杂的身份游戏之所以能够有效运作,也说明人们至少在某个层次接受了国家提出的较大政治使命。人们当然会计算自己得失,却又不只是计算。他们各自同政权的雄心达成某种个人契约,有时全盘接受,更多时候只接受一部分。在缺少其他可供思想和行动依循的资源时,他们把这套事业带进自己的生活,同时仍易生怀疑和摇摆。
「积极」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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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译17]得到一次罕见机会,采访斯大林。路德维希提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依我看,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口正处在一种恐惧之中,他们害怕苏维埃政权,而苏维埃政权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建立在这种恐惧之上。」斯大林立即强硬反驳:「你错了,不过许多人都犯和你一样的错误。你真以为,仅仅靠威吓和恐惧,就可能把政权维持十四年,还得到千百万群众支持吗?这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说对了,只是理由不对。
共产主义确实能够鼓舞人。它的力量甚至强到这种程度:一个人即使非常清楚镇压怎样运作,也由衷憎恶镇压,仍不一定因此放弃自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诚信仰」。
同样关键的是,苏联内部关于资本主义的形象本身几乎没有吸引力。在大萧条与军事主义笼罩的年代,资本主义随手就能被拿来当一个万能的吓人鬼,用以为社会主义的种种缺陷开脱。只有当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及其在苏联人眼中的形象都大为不同,苏联内部才可能真正想象「整体拒绝社会主义事业」这件事。
鉴于资本主义具有威胁性,要在原则上把「社会主义事业」同「现实存在的苏维埃政权」区分开来就变得更加困难。审查制度本来已经让这种区分极难完成。老一代革命者当然提出过这样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托洛茨基[译18]。可托洛茨基的文字在苏联境内实际上无法获得。即使普通人能够读到他的书和文章,也很难断言他们会接受他关于「热月」的那套含混分析。面对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成就,「热月」究竟又能说明什么?对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居民来说,资本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向社会主义上升,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就发生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切身得不能再切身。
这份切身感,正是通过社会身份游戏取得的,而「说布尔什维克话」是这场游戏最典型的实践。国家借助新的社会身份,把社会团结所依赖的大量基础收归自身,从而使反对行动成为不可能。流亡者证词反复谈到线人无处不在,也谈到人人都知道政权是「动真格的」。这些材料让「斯大林统治下整个社会被原子化」的说法获得不少可信度,仿佛只有厨房餐桌旁还剩一点空间,可以说出愤怒和最深处的感情。就这个意义而言,「原子化」即使没有某些评论者说得那么彻底,也确实相当严重。可与此同时,新社会身份的那些规范又把人铸进一个更大的政治共同体。苏联工人阶级的这种「积极整合」(positive integration)[译19]带来了义务,也造成普遍依赖,却同时提供福利,而且由于不存在失业,工人对劳动过程还保有某种真实的控制力。
人们通过「积极整合」进入「官方社会」,这个过程包含一场细密但不平等的谈判。要参加谈判,就必须先了解所涉及的条件,也要掌握能够介入其中的技术。工人按照编排好的路线参加节日游行,经常被迫听那些油滑腻人的讲话,有时还得自己站上台去讲。

1936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工人在集会上举手表态,要求严惩「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中心」案被告。公共参与既意味着发言和表达,也要求个人在政治仪式中显示自己站在何处。「说布尔什维克话」因而不只是一套词汇,也是一套必须掌握的公共行为方式。
但他们也会碰到能够说出挫折、甚至提出抱怨的时刻,只要不越过那些没人明说、人人大致都知道的边界。每个人都不得不学会:公共行为,乃至私人思想里,都存在一道「现实」与「不现实」的界线。可他们同样会逐渐发现,自己能够「利用制度」,使自身「受到的损害最小」。 这些都是生活本身教给他们的。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生活教会人犬儒,也教会人劳动热情;教会人恐惧,也教会人自豪。最重要的,是它教会一个人怎样辨认自己,怎样用可以被接受的词语说出自己。如果有哪一种历史情形最能显出「说出的东西」或者说话语本身的政治重量,那就是斯大林统治下社会身份的塑造。
在革命事业的特殊环境里,这种细密的权力机制构成斯大林主义力量的重要来源。五十年以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幸存的老工人说起往事,仍在使用他们自己和同代人1930年代回忆录里的那套语言。可是到了1980年代末,他们心中的资本主义形象将发生根本变化。随着这一形象改变的,还有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对以苏维埃政权为现实代表的社会主义的忠诚。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苏联史、俄罗斯史与威权政治。曾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与国际事务名誉教授,同时任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磁山:作为一种文明的斯大林主义》(Magnetic Mountain: Stalinism as a Civilization, 1995)由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发展而来。科特金曾说明,1982—1983年间在伯克利与米歇尔·福柯的接触,帮助他把研究重心明确到权力在日常微观层面的运作。
[译2]马格尼特卡(Magnitka):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及其钢铁建设工程常用的昵称。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位于乌拉尔地区,围绕巨型钢铁联合企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急速兴建,是苏联工业化最具象征性的「社会主义城市」之一。科特金全书以这里为观察斯大林主义日常运作的场域。
[译3]唐纳德·菲尔策(Donald Filtzer):苏联劳动史研究者。这里主要涉及其著作 Soviet Workers and Stalin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Soviet Production Relations, 1928–1941(1986),本文暂译《苏联工人与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现代苏维埃生产关系的形成,1928—1941》。该书把强制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纪律、工资、劳动流动与工人抵抗置于生产关系变化中分析。
[译4]「生活环境中的小战术」(little tactics of the habitat):这是科特金全书方法论中的关键词之一。他关心的不是只从意识形态文本推断人的观念,而是追踪住房、劳动、供应、档案填写等日常技术怎样形成权力关系,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怎样周旋。其问题意识明显带有福柯式权力分析的痕迹。
[译5]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 1878—1953):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本文讨论的核心时期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及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个人崇拜也在这一时期制度化扩张。
[译6]强制劳动(prinuditelnaia rabota):原文使用俄语音译,意为依法强迫从事劳动。需注意,苏联刑罚和劳动制度内部存在不同法律类别,本文此处是一般意义上的强制劳动,并不等同于后文的「矫正劳动殖民地」(ITK)。
[译7]突击劳动(udarnyi trud)与突击手(udarnik):苏联工业化时期的重要劳动动员形式。它强调在短期内超额完成定额,把高强度劳动表现同政治先进性相连。群众性的突击劳动实践常称udarnichestvo。本文将udarnik译作「突击手」,以保留其兼具劳动称号和政治荣誉的含义。
[译8]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1912—1976):美国人,1930年代曾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参加工业建设,后写成 Behind the Urals: An American Worker in Russia’s City of Steel(1942),本文暂译《乌拉尔山背后:一个美国工人在俄国钢铁城》。其回忆因亲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建设而被大量用于相关研究,但仍需与档案和当时报刊互证。
[译9]斯达汉诺夫运动(Stakhanovism):以顿巴斯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1935年的高产纪录为起点,由国家迅速推广的劳动生产率运动。它以「先进工作法」和劳动英雄主义为名,把纪录、奖金、荣誉、政治忠诚与不断提高定额结合在一起。中文文献也常使用「斯达汉诺夫主义」,本文在指具体群众运动时统一译为「斯达汉诺夫运动」。
[译10]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Sergo Ordzhonikidze, 1886—1937):格鲁吉亚裔老布尔什维克,1932年起任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工业化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等重工业工程关系密切。
[译11]「说布尔什维克话」(speaking Bolshevik):本章核心概念。它不只是学会若干政治词汇,而是掌握一整套能够在官方社会中说明「我是谁」的语言:怎样讲阶级出身、劳动表现、政治忠诚、自我提高以及对国家事业的贡献。科特金特别强调,能这样说并不能直接证明内心「相信」。关键在于,人必须能够按照这种语言参与公共生活,而长期参与又会反过来塑造自我理解。
[译12]blatnoi iazyk:俄语犯罪亚文化和街头环境中的黑话、行话。原文把它同官方政治语言相对照,强调人在高度规范化的公共语言之外,仍可借粗俗、非正式语言暂时退出政治表演。后文的mat则更具体地指俄语中高度禁忌的粗口和猥亵性咒骂。
[译13]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科特金此处借用其研究「不信」的思路。费弗尔代表作《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Le problème de l’incroyance au XVIe siècle: la religion de Rabelais,1942)已有商务印书馆中译本。费弗尔并非先假定某人是否「相信」,而是追问一个时代究竟提供了哪些可以不信的语言和条件。
[译14]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福柯常用概念,指一个社会中哪些陈述能够取得「真」的资格、谁有权说真话、真理如何通过制度与实践被生产和维持。科特金在本章用这一术语分析斯大林时代「经验真相」与「革命真理」并存的状态。这里的重点不在于判定哪套话是否真诚,而在于革命真理怎样成为人理解现实和安排自身行为时无法绕开的坐标。
[译15]矫正劳动殖民地(Corrective Labor Colony,ITK):俄语为 ispravitel’no-trudovaia koloniia。这是苏联刑罚体系中的一种矫正劳动机构。本文特意把马格尼托哥尔斯克ITK与城市中的普通劳动者、特别移民相比较,以观察同样的劳动荣誉、定额和政治教育技术在不同人群中为何产生不同效果。
[译16]mat:俄语中一套具有强烈禁忌色彩的粗口体系,通常涉及性、亲属等核心词根。它比一般意义的「骂人」更具有明确的语言文化含义。本文中,殖民地当局把mat视作「旧监狱传统」和改造犯人文化的顽固障碍。
[译17]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 1881—1948):德语作家和传记作者,以采访和政治人物传记闻名。1931年12月13日,他曾在莫斯科采访斯大林,谈话后来以多种文字传播。本文引述的正是这次访谈中关于苏维埃政权是否依靠恐惧维持的问题。
[译18]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与「热月」:托洛茨基借法国大革命的「热月反动」解释苏联革命后的官僚化变化,后来在《被背叛的革命》(@@EM1@@,1936年成稿,所列英译本1937年出版)中作了系统阐述;该书已有正式中译本。科特金在这里关心的是,这套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在1930年代苏联内部究竟有多大现实可获得性。
[译19]「积极整合」(positive integration):科特金用来概括工人进入「官方社会」的过程。它和单纯的镇压、原子化不同,强调国家通过职业身份、福利、荣誉、教育和公共语言把个人吸收到政治共同体中。整合并不取消恐惧和依赖,也不意味着完全认同。它同时产生利益、义务和有限的谈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