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废除私有制不等于消灭阶级!福柯与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正文约13300字」
达妮耶拉·多莱内茨(Danijela Dolenec)[译1]
米斯拉夫·日特科(Mislav Žitko)[译2]


文献来源:Exploring Commons Theory for Principles of a 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48, no. 1 (2016): 66–80。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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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联结不同左翼斗争的概念。本文试图加强公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之间的联系,由此推进公地理论。为此,我们把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关于可持续治理原则的研究,同布兰科·霍尔瓦特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语境中发展出来的自治理论并置起来。[译3][译4]我们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治理术」概念,以奥斯特罗姆和霍尔瓦特为起点,讨论社会主义为何需要自己的政治理性与治理原则。[译5]
我们首先放弃依赖「出走」策略的公地理论,从南斯拉夫自治经验中寻找启发:这一试验尝试把企业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目标是形成平等主义、激进民主且在物质上可持续的社会。其次,我们提出,对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替代方案的探索不能停留在所有制变更上,还必须深入治理原则。今天相当一部分进步政治议程集中于分配问题,而我们认为,设计能够阻止阶级控制形成的治理原则,才是推进社会主义治理术所需要的关键制度创新。最后,社会主义治理术原则的形成要求放弃对无限经济增长的依赖,因为这种增长正在严重侵蚀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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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进行一次初步的理论试验: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批判同平等主义、激进民主与物质可持续性的要求结合起来,以此加强公地理论以及围绕公地展开的社会斗争。「公地」正在成为左翼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不少作者看到了它把多种正在挑战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斗争联结起来的潜力(Dolenec et al. 2013)。思考公地理论,也迫使人们设想替代方案,并摆脱一套负载了既定政治含义的词汇所设下的陷阱(Bollier and Helfrich 2012)。若要形成新的政治联盟,这一点并不次要。颇具反讽意味的是,今天的公地理论正从西方传播到一个地区,而那里在20世纪曾大规模试验过自治实践。
我们恰恰把这视为一个机会,用来搭建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理论(Ostrom 1990, 1998, 1999, 2010)与霍尔瓦特的南斯拉夫自治理论(Horvat 1969, 1983)之间的接口。我们认为,南斯拉夫经验尤其值得重读,因为它动摇了一种流行却虚假的二元对立:把社会主义视为建立在国家所有制之上的制度,把资本主义视为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制度。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009)中主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是排斥「共同物」(the common)的财产制度。本文将说明,这一判断若用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史,会造成误读。
在这次试探性阅读中,我们关心的是:当代左翼能否借用公地理论,不只为国家与市场之外争取一个新的政治空间,还能借此向社会主义治理术迈进一步。
对福柯(2008)而言,治理术指治理个人与人口所使用的技术和程序。它同时包含观念与实践两个层面:一边是为权力提供理据的话语场域,一边是制度、法律形式等具体干预手段,它们据此治理某种政治理性的主体与对象(Lemke 2001)。我们知道,有批评者认为福柯受到了「经济自由主义那种隐秘魅力」的吸引(Behrent 2009)。这一争议与本文尤其相关,因为福柯似乎接受了哈耶克式的判断,即市场是一种更优越的信息处理机制(Mirowski 2013)。而本文的论证能否成立,恰恰取决于另一个命题:有意识的集体行动,而非自发的集体行动,能够产生有效率且公平的结果(参见 Williamson 1991)。
我们拒绝哈耶克的判断,即任何建立集体治理机制的尝试都会否定个人自由。我们从福柯那里真正抓住的一点,是社会主义具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却缺乏把这种理性落实为制度的实践能力。福柯在1978—1979年法兰西学院「生命政治」(biopolitics)课程中谈到社会主义时说,「社会主义真正需要的是为自己规定自己的做事方式和治理方式」(Foucault 2008: 94)。[译6]

米歇尔·福柯。1978—1979年法兰西学院课程《生命政治的诞生》中,他追问社会主义能否形成属于自身的治理方式。
如果经济是一个「由受规制实践构成的社会场域」,那么现行资本主义同其他经济秩序一样,也是一种在历史上开放、因而能够经由政治行动加以改变的存在(Lemke 2001: 193–194)。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主张,为社会主义治理术制定足以生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是当代左翼最重要的任务。
为推进这项工作,我们把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理论与霍尔瓦特的自治理论接合起来。公地理论中肯定激进民主、物质可持续性与平等主义的部分,需要同对资本主义剥削与支配关系的批判连接。今天相当一部分公地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本身保持不可知或中立,因此,在讨论社会主义治理术原则时,我们要重新建立公地理论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建造并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Brown 1995: 13)。
这正是我们把公地理论同霍尔瓦特联系起来的主要理由。霍尔瓦特是一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自治理论家。他继承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 1958)以及其他劳动者管理企业研究者的工作,凭借对南斯拉夫自治的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获得广泛影响。有人把他称作一位「接受过良好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被称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研究纳入了「制度对于一个经济上有效率、政治上民主且公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性」(Franičević and Uvalić 2000: xxiii;另见 Ward 2000)。

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1928—2003),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家。他长期研究计划、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制度,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系统讨论了社会所有制、工人自治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设计。
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决裂以后展开的自治试验,对于今天讨论社会主义的未来仍有意义,因为它曾是唯一真正拥有这种经验的现实经济体(Flaherty 1992)。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开始探索「一条第三条道路,介于命令经济的反民主后果与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经济所带来的有限社会改造之间」(Wachtel 2000: 6)。在这一背景下,霍尔瓦特有两个核心理论目标。其一,是确立「以工人参与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政治理由」。其二,是设计制度,实现「对资本积累所得的更公正分配」(Wachtel 2000: 6)。这两个目标合在一起,正与福柯所说的社会主义治理术问题相呼应。

人委员会,1949年,索林「Prvoborac」水泥厂1949年,南斯拉夫索林「Prvoborac」水泥厂成立首个工人委员会。自治由此开始从政治主张进入企业制度。
如何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批判,同围绕不平等、民主与环境可持续性展开的进步政治连接起来,始终是一个难题。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形成,「文化转向」成为显著趋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再居于左翼话语中心,许多人开始相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可以通过再分配政策或权利话语得到缓和(Brown 1995)。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其他「新左翼」运动原本都生长于资本主义批判之中,却逐渐把重心移向文化承认,离资本主义批判越来越远(Fraser 2009)。此后,20世纪后期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主义计划都寄托于一种乐观判断:即便不触动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逻辑,社会自主与政治自主仍可以不断扩大(Brown 1995)。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公地理论的某些支流也面对同样的批评:它们提出替代性的生产和消费方案,却默认这些方案能够同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相容。这也是我们把公地理论与自治理论联系起来的原因。任何集体生产单位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嵌入的财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性质」(Flaherty 2003: 2)。许多公地运动依靠自治主义(autonomism)的逻辑,通过建立自由空间来展开政治实践。但南斯拉夫经验提醒人们,单靠企业层面的自治,既无法保证经济效率,也无法保证社会公平(ibid.)。于是,我们暂且搁置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批评为「出走」策略的那部分公地运动(Mouffe 2013),转而考察南斯拉夫自治:它曾试图说明,企业怎样才能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连接起来,并朝着平等、激进民主和物质可持续的社会推进。
从另一侧看,这个理论接口也让公地理论给出一个重要教训: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站不住脚的。表1展示了这种还原性的思考方式。今天的许多讨论,无论发生在左翼理论内部还是外部,都仍被下面这组二元对立支配。
表1:东欧与西欧的所有制形式。
| 东欧 | 西欧 |
|---|---|
南斯拉夫经验首先打破的,就是这幅过度简化的东西方图景。南斯拉夫自治经济体系的核心制度不是国家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social property)。[译7]这使霍尔瓦特的自治理论能够同今天复兴的公地理论发生联系,因为后者同样试图进入国家与市场之外的领域。另一重还原发生在冷战语境中:社会主义逐渐被等同于分配意义上的经济正义,自由主义则被等同于个人自由,于是前者被压缩为经济实践,后者被压缩为政治实践(Brown 1995)。结果是,激进平等主义今天成了「已经死亡的社会主义留下的孤儿」:它被剥去了「对一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与尊严之世界的乌托邦渴望」,最终只剩下追求更平等的物品分配(Bowles and Gintis 2000: 27)。
不止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相继崩溃,又「抽走了所有那些以证明或驳斥马克思主义范式为修辞着力点的学科的现实相关性根基」(Linebaugh 2008: 14)。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试验又因国家的暴力解体以及随后展开的民族国家建构而蒙上更沉重的阴影(Kasapović 1996)。在理论上站不住脚、政治上却力量巨大的「极权主义/民主」二分中,无论公共话语还是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被顺手划到了前者一边。反讽之处在于,东欧外围资本主义正在成形、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帮助理解新社会关系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从视野里消失了。20多年过去,「转型疲劳」以及人们对主流政党政治日益普遍的不满——这种政治已无法沿社会阶级界线进行动员(Dolenec 2012a)——重新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进步运动打开了空间。也许现在正是重新审视南斯拉夫遗产、尝试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治理术基本原则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场庞大争论的切口,是比较两位乍看几乎毫无共同之处的学者著作中的三个要素:奥斯特罗姆(1990, 1999, 2010)与霍尔瓦特(1969, 1983)。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学派(Bloomington School)的奠基人物,其研究计划通常被放在由理性选择理论发展而来的新制度主义脉络中(Aligica and Boettke 2010)。霍尔瓦特则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马克思主义自治经济理论家(Franičević and Uvalić 2000)。两人的理论出身相距甚远。[译8]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9年。她以长期经验研究说明,共同资源未必走向「公地悲剧」,共同体能够建立稳定的自我治理制度。
但从今天重新阅读,两人的研究都反复面对几个能够帮助思考社会主义治理术的问题。把自治理论同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研究联系起来,并非我们的首创(见 Lebowitz 2003;Flaherty 2003),但据我们所知,此前尚未有人直接比较奥斯特罗姆和霍尔瓦特,以寻找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原则。我们首先讨论,两人所谓(1)「超越国家与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接着考察(2)所有权与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3)企业层面的自治怎样触及规模问题。最后,我们比较二人(4)如何处理经济增长及物质可持续性的基础问题。在进入这些问题以前,还必须先说明一个更根本的挑战。奥斯特罗姆和霍尔瓦特的理论之所以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因为他们都在回应这个挑战。
工具理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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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允许大幅简化,我们可以把奥斯特罗姆与霍尔瓦特的共同贡献理解为对自由主义阵营两项挑战的回应:哈耶克的「知识问题」(knowledge problem),以及「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二者都是在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假设下发展起来的社会互动模型。
哈耶克一生都强调,人获得知识的方式必然是不完全的。社会主义计算争论所依赖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与哈耶克的关注点不同。哈耶克把注意力转向知识如何汇集、如何协调,并把这视为建立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时的一个障碍(Caldwell 1997)。在他看来,市场是解决知识问题不可替代的机制,因为只有市场竞争才能汇集零散、地方性且默会的知识,从而产生有效率的结果。这也使他「拒绝一切可能用来指导福利国家建设、缓和市场经济潜在破坏性后果的分配正义观念」(Burczak 2006: 2)。社会主义者试图绕开市场和私有产权,以人为设计的制度安排组织经济,在哈耶克看来是一个严重错误。只有规范的自发演化,才能把不完全知识转化为社会可用的资源。与福柯相反,哈耶克因此认为,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理性只能建立在虚构之上,迟早需要诉诸强制,并以威权方式否定个人自由。
如果说知识问题构成社会主义治理术的第一项重大挑战,那么囚徒困境则构成第二项,而且它的后果同样深远。在这一博弈中,占优策略再次确认了那个熟悉的假设:工具理性的个人如果让别人承担集体行动成本,自己选择搭便车,总会过得更好(Amadae 2003)。囚徒困境是一个非合作、非零和博弈,它表明,个人对自身目标的理性追求会产生集体层面的次优结果(Hargreaves-Heap and Varoufakis 2004)。
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正是以这种囚徒困境结构为基础,而奥斯特罗姆后来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1990)等著作中不断对它提出反驳。[译9]囚徒困境后来成为理性选择自由主义的理论工具之一,它不断强化一种怀疑:只要严格按照工具理性的定义理解「理性」,理性行为就同任何形式的集体行动无法相容。

这里有必要回想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批评,因为它集中呈现了理性选择自由主义处理集体行动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后来会在「公地悲剧」等难题中一再出现。奥尔森(1965)认为,马克思关于阶级集体行动的理论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上: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会按照自己的物质利益行动。如果工人阶级成员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利益,又能够理性行动,他们就会加入集体努力,去建立现存资本主义秩序的替代方案。有些批评者认为马克思过分强调了阶级运动的理性,奥尔森却从完全相反的方向发难。在他看来,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发生,恰恰因为理性行为占了上风。「正如任何大型潜在集团一样,如果实现共同目标所需的一切成本与牺牲都由别人承担,阶级中的每个个人都会发现这对自己有利」(Olson 1965: 105–106)。工人因此陷入一个类似囚徒困境的悖论:对每个人来说,最优策略都是背离集体行动。有关家务劳动、全球变暖等当代左翼斗争,也有人用同样的逻辑加以解释(Hargreaves-Heap and Varoufakis 2004)。
这里暂且不讨论哈耶克与奥地利经济学派,同理性选择自由主义之间在理论上究竟多大程度兼容。只需看到,知识问题与囚徒困境共同发挥了一种强有力的否定作用:二者否定理性制度设计的可能性,并削弱理性的集体行动。当左翼被压缩为一个主要关心分配问题的利益集团,又失去了用来说明社会变革的理论基础以后,以私有产权和资本主义市场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便不再面对严肃的替代方案。作为后来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总体意识形态转向的一部分,这些理论假设深刻塑造了当代社会理解社会互动的方式。在这里,工具理性成了一条狭窄走廊,人没有可能越出它一步,「每个人都被还原成自身的企业家」(entrepreneur of the self)(Mirowski 2005: 93)。理性选择自由主义在理论一致性和经验一致性上对左翼自我理解发起了相当成功的挑战(Amadae 2003)。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转向奥斯特罗姆与霍尔瓦特,寻找社会主义治理术可能的原则。
超越国家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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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国家与市场同时抛在身后,这一承诺对许多把「公地」纳入政治战略的左翼而言颇有吸引力。我们欢迎这种转向,因为它显示出打破旧有二分的意愿,也说明进步政治正在努力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不过,奥斯特罗姆与霍尔瓦特对这一步的理解并不相同。最基本的共同点是,两人都不接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优越性,也不接受国家作为自上而下强加解决方案之权威的优越性。但他们批判的出发点不同。霍尔瓦特要废除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奥斯特罗姆则要避免对资源不可持续的攫取,也就是哈丁所谓「公地悲剧」。这一差异会产生重要后果。
我们从奥斯特罗姆开始讨论社会主义治理术,有两个理由。第一,她对集体行动的理解构成了对「公地悲剧」的内在批判。她强烈反对把这一博弈论模型直接用于公共政策,而是依靠大量经验研究,从更宽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假设出发。第二,她为避免「公地悲剧」所提出的道路,要求建立一个处在市场与国家之外的领域。它以「自我治理」(self-governance)为核心。我们认为,这同霍尔瓦特试图以自治避开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双重陷阱的努力彼此呼应。
奥斯特罗姆(1990)的核心判断是,国家管制和私有产权安排都属于从上而下施加给共同体的制度解决方案。她转而研究另一类集体行动:共同体如何依靠自身组织,形成能够持续运行的自治合作社。她最初主要研究渔场、共有森林等「公共池塘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工作早已超出自然资源治理的范围。[译10]
与此同时,一个跨国公地运动也逐渐形成。2013年5月,来自30个国家的数百人在柏林参加「公地经济学会议」(Economics of the Commons Conference),讨论怎样通过观念与联盟,把公地发展为经济与社会的核心范式,由此赋予奥斯特罗姆的理论新的政治意义。她对国家与市场之外领域的关注,可以用来批判社会生活越来越多部分遭到私有化和商品化的过程,也可以用于批判代议民主的失灵。今天世界各地反对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私有化的社会运动中,以公地语言提出的自我组织与共同所有诉求,已经成为反私有化社会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但奥斯特罗姆对国家/市场二分的批判仍不完整。她关心的是可持续治理原则,而不是挑战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逻辑。因此,她的公地概念能够承载的社会变革潜力有限。借用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 2003)关于「肯定性」(affirmative)与「变革性」(transformative)斗争的区分,可以说,奥斯特罗姆的公地构想主要激发前一类行动:它修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一些不良后果,却不触动造成这些后果的结构本身。例如,不少公地倡议集中于城市菜园、共同育儿或工作场所民主。这些实践作为个人解放的空间确有价值,也能积累宝贵的基层组织经验,但若孤立存在,它们往往只是去政治化而零散的行动,无法处理眼前问题赖以发生的结构逻辑(Dolenec 2012b)。这同我们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左翼」运动的批评相似:它们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批判脱节了。
而且,这些「补充型公地」经常只是中产阶级的生活项目,因为只有收入足够、闲暇充裕的人才有条件投入其中。即便建立数百家工人共同所有的工厂,只要这些企业仍在资本主义生产逻辑中运行,就不能说社会已经朝激进平等主义民主发生了结构性转变。研究一再表明,「资本主义市场会迫使民主经营的企业服从资本主义行为方式」(Gunn 2000: 455)。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把企业同更广泛的社会制度连接起来,而这些制度自身要建立在民主、平等与可持续性原则上。
在这一点上,我们赞同墨菲对当代左翼理论的批评。哈特与奈格里关于「诸众」(multitude)的理论把激进政治理解为撤离或出走。沿用某种传统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他们把国家视为无法改造的单一支配机器,因此政治任务不是转化它,而是抽空它的权力,使其逐渐消亡,为一个和解的社会让出空间(Mouffe 2013)。
与此相反,我们认为,正如乌戈·马泰伊(Ugo Mattei, 2012)与马西莫·德·安杰利斯(Massimo De Angelis, 2012)所主张的,公地理论要向前推进,就必须拒绝把公地理解为某种「第三条道路」。奥斯特罗姆的工作可以继续发展,但发展方向应当是肯定激进民主、物质可持续性与平等主义,同时不放弃把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和支配场所来加以批判。这样,我们便可能发挥公地的「革命潜力,以及要求激进平等主义资源再分配的正当诉求」(Mattei 2012: 42)。
奥斯特罗姆把公地理解为第三领域,霍尔瓦特则试图理论化一种资本主义被拆除以后才可能出现的、经过根本改造的社会。由于亲眼看到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在实施中的矛盾,霍尔瓦特很清楚,寻找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替代方案,绝不是简单变更所有制就够了。他的分析从对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批判性考察开始。在霍尔瓦特那里,国家主义等同于苏联模式: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国家通过任命管理层来控制公共所有权,由此形成一种单一化的结构(Horvat 1983: 183)。
霍尔瓦特认为,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共享同一个基本组织原则,即等级制。它既存在于整个社会,也存在于生产单位内部。结果是,两种制度都会不可避免地形成阶级社会(Horvat 1983)。在现实社会主义中,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只不过被「官僚等级拜物教」(bureaucratic rank fetishism)取代,市场的绝对正确则被官僚的绝对正确取代。两者都有自身逻辑,都取得某种自主性,并凌驾于所有社会主体之上(Horvat 1969: 26)。我们对奥斯特罗姆的批评说明,公地不能仅作为现存资本主义关系的补充;霍尔瓦特的分析则从另一侧提醒我们,以公地为基础的政治计划也不能忘记,国家本身同样是支配的载体。
换句话说,在霍尔瓦特看来,资本主义与国家主义既低效,在政治上也都不可接受。因此,他发展出「社会主义自治企业」理论,设想这些企业运行于「自治公社联邦」(federation of self-governing communes)之中。这一构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论述(Horvat 1969: 44)。社会主义自治企业是整个制度的核心机构,其基础是参与式民主与社会所有制。霍尔瓦特所谓社会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外的选择,其含义是「不存在任何特殊的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无论这种所有者是个人还是集体」(ibid.: 236)。
这种制度包含两项基本权利和一项义务:有权使用、改变并出售商品,也有权从生产性资产的使用中取得收益;与此同时,又负有不得降低生产性资产价值的义务(ibid.: 237)。由社会所有制派生出来的这些权利与义务,成为建立非剥削性社会关系的制度媒介,并阻止资本或国家集中权力。在霍尔瓦特看来,社会所有制提供了一个基础,使社会每一个成员依照自己的技能和能力工作、竞争任何职位的权利,以及所有成员以平等条件参与管理的权利,得以实现(ibid.: 237)。自治理论设想的因此是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分配体系,它包含企业结构,却绝不止于企业结构」(Flaherty 2003: 3)。
所有权、治理术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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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私有产权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最关键的制度之一,一些左翼思想家也未经充分反思,就把争取共同所有权当成社会主义计划最重要的制度创新。比如,彼得·莱因博(Peter Linebaugh)认为,公地理论要「把一切财产归于共同体,并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组织劳动」(2008: 6)。2009年伦敦围绕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共产主义假设」(communist hypothesis,2008)举行会议时,也有人强调:「在一个真正获得解放的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应共同所有。」
马泰伊(2012)却提醒人们,不应把公地压缩为所有权语言。更恰当的理解,是把公地看作一种关系。这更接近奥斯特罗姆的解释。夏洛特·赫斯(Charlotte Hess)与奥斯特罗姆(2007)明确指出,作为资源的公地必须同某种特定财产权形式区分开来。奥斯特罗姆始终把注意力放在治理原则,而非所有制形式上。她试图确认成功集体行动的关键原则,也就是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且公平的治理。这样一来,理论重心便从谁「拥有」资源转向资源怎样被治理。
例如,制度应当回应地方需要,受某项规则影响的人必须参与这项规则的制定。要让集体行动形成可持续且公平的治理制度,它必须具有高度民主性,以自我组织为基础,并遵循「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译11]奥斯特罗姆把数百个可持续公地治理案例提炼为若干基本组成部分,她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的工作可以因此读成一次寻找成功集体行动基础原则的尝试。我们认为,这给社会主义治理术提供了一条建设性的路径:制定足以支撑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原则。
无论面对的是工厂生产过程的组织,还是地方共同体中的公民参与机制,有一条基本原则都不能回避:制定约束集体行动的规则,应以民主审议(democratic deliberation)为基础。

1953年3月,南斯拉夫波尔(Bor)的工人投票选举工人委员会成员。自治制度把「谁来治理企业」落实为具体的选举与决策程序。
奥斯特罗姆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自我治理体系,但她后来也讨论了这些共同体怎样在「多中心治理」(polycentric governance)中形成彼此嵌套的层级与相互重叠的实体(Ostrom 2010)。[译12]这一点同霍尔瓦特所谓「联合体的联合体」(association of associations)颇有呼应。不过,两人的理论气质仍很不同。霍尔瓦特试图构造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详细理论模型,奥斯特罗姆则更愿意确认成功集体行动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她把人类社会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系统包含大量要素,而这些要素会「产生仅仅分析系统各个部分时很难预见的涌现性质」(Ostrom 1999: 521)。
霍尔瓦特(1969)同样认为,只在所有权问题上给出规范性答案远远不够。阶级社会并非产生于个人对生产资料的私有,而是产生于对生产资料的「阶级控制」(ibid.)。取消私有制并不会自动消灭阶级社会,因为劳动受剥削的问题仍然可能借助别的等级关系重新出现。
在苏联模式中,阶级控制与等级制的来源是国家。工人自治的目标之一,正是废除官僚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若要推进社会主义治理术,制度创新的关键就不能只是改变产权名义,而要设计一套民主治理原则,使阶级控制和等级制无法形成。与之相比,近年的许多进步政治议程关心的并不是权力如何民主化,而是物品如何分配(Brown 1995)。这种对分配的集中关注,反而延续了自由主义关于「有限政府」的假设,并削弱社会主义不断扩大自我治理领域的目标(Hindess 1996)。
因此,我们主张把注意力从所有制形式转向治理,也就是把问题从分配重新带回权力民主化。
一些批判性的公地理论已经沿着这条线索思考,把重点放在治理术而非财产制度本身(例如 Mattei 2012)。德·安杰利斯(2012)把公地理解为一种政治工具,人们借此主张对维系社会生命与生物生命及其再生产所需条件的所有权。赫尔弗里希(Silke Helfrich)与博利尔(David Bollier, 2012)也把公地理解为要求对资源实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公共物品正是在与国家直接对抗的过程中转化为公地(Harvey 2012)。公共空间通常处于国家的政治控制之下,并不真正向所有人开放。经过政治争夺,例如雅典宪法广场、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或开罗解放广场的占领行动,它成为共同空间。

2011年6月30日,雅典宪法广场上的群众大会。文章以这类占领实践说明:公共空间只有在使用者共同介入其治理时,才可能转化为政治意义上的「公地」。
讨论等级制时,霍尔瓦特遇到了另一个难题:专家话语的地位。他认为,这是包容性民主参与原则面前一个相当持久的障碍。为处理这个问题,他区分两类等级制(Horvat 1983)。第一类是「控制型等级制」(controlling hierarchy),它是资本主义或国家主义中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可以废除。第二类是「协调型等级制」(coordinating hierarchy),它来自劳动分工,无法取消。与这一区分对应,一个自治经济单位内部也分为两种决策领域。一类涉及价值判断,生产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参与。另一类的决策则以专业知识为依据。不过,左翼通常把「等级制」视为一个近乎禁忌的词(Harvey 2011),霍尔瓦特在这里也陷入同样的困难。
霍尔瓦特与奥斯特罗姆都花了大量精力讨论小型共同体的自我治理原则,于是另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直接民主怎样扩大规模,才能处理全球性问题?
奥斯特罗姆提出多中心体系,尤其把它用于气候变化问题。与单一中心的治理单位不同,多中心体系由处在不同尺度上的多个治理权威构成。每个单位在特定领域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制定规范与规则,利用地方知识,并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调整。两人的术语差异很大,但奥斯特罗姆处理规模问题的办法,同霍尔瓦特「联合体的联合体」并不遥远,而二者又都让人想到马克思的「自治公社联邦」。
回到所有制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 2011)提醒我们,在资本主义现有动力下,个体化的资本积累不断威胁要摧毁两种支撑一切生产活动的基本共有财产资源:劳动者与土地。[译13]考虑到土地与劳动在社会主义治理术中的特殊地位,也许值得探讨这样一个命题:土地和劳动都不应成为任何所有权制度的对象。对资源的权利将不再来自「拥有」,而像自治理论设想的那样,来自劳动与参与。南斯拉夫自治理论由此同当代公地运动相接。后者强调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强调共享,以及共同生产。如果要保证这一点,所有参与公地的人都必须拥有平等发言权,共同决定公地的使用条件及其治理规则。这种制度安排当然服务于个人解放,但它还有另一层直接后果:它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在物质条件上真正持续下去。
物质可持续性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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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把「物质可持续性」当作社会主义治理术的基本要求,问题就会进入一片仍相当陌生的地带: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增长。这远不只是批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或为人类福祉寻找替代性衡量尺度(见 Stiglitz, Sen, and Fitoussi 2009;Kubiszewski et al. 2013;OECD「美好生活倡议」等)。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主义范式。它的政治许诺很大程度上同工业化进程绑在一起,尤其在外围国家更是如此。那些国家希望摆脱农业资本主义及与之相伴的父权秩序。然而,全球环境危机,尤其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已经使「增长的限度」无法再被回避。左翼理论也因此重新把注意力放到劳动与自然同时遭受剥削的关系上。
资本主义在结构上依赖经济增长(O’Connor 1994, 1998;Kallis 2011)。资本积累以复合增长率推进,土地与劳动所遭受的威胁便会随时间在规模和强度上不断升级(Harvey 2011)。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O’Connor 1994, 1998)。第一重矛盾来自利润冲动。资本主义为了追逐利润不断扩大市场,最终导致生产过剩与经济衰退。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另一重矛盾,它不是发生在需求侧,而是发生在供给侧。这里所谓供给侧,指的是生态系统和生产的物质基础,也包括劳动力的福祉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基础设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外部化的成本,因而供给不足。
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之所以造成危机,是因为资本主义企业无法「长期维持自身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例如忽视劳动条件……使土壤退化……或者对不断腐朽的城市基础设施视而不见」(O’Connor 1998: 242)。资本家通过把成本推给别人来积累资本,但当环境与劳动者健康不再被照料时,他们最终也在摧毁生产和积累本身赖以存在的基础。近来资本主义的生存依靠不断向更遥远的地理空间和更多人口扩张,但奥康纳提醒人们,这些空间和人口并非无限。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对无限增长的依赖正在使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走向崩溃(Löwy 2005)。若要转向物质可持续性,就必须承认物质资源有限,并放弃无限增长这一观念(Jackson 2009)。
制定社会主义治理术原则,因此也要求重新定义「效率」。
对效率的重新定义必须摆脱现行的无限增长发展范式,这一范式正在导致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崩溃。实现环境可持续性、克服公地悲剧,是奥斯特罗姆理论的核心部分。如前所述,她的公地理论正是在回应哈丁(1968)的「公地悲剧」时形成的。哈丁在马尔萨斯式人口过剩的反乌托邦图景之外,又加入了自然资源被过度使用、不断退化的问题。奥斯特罗姆真正关键的贡献,在于从那些已经学会在环境自然限度之内生活的共同体中,提炼出能够持续治理自然资源的集体行动原则。

1992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人在尼泊尔塔纳胡地区考察农民管理的灌溉系统。她关于公地治理的理论建立在对真实共同资源制度的长期比较研究之上。
奥斯特罗姆工作的另一层重要含义,是她所谓人类「比理性更好」(Ostrom 1998)。这直接否定了理性行动者理论中那个极为悲观的前提:仿佛人生中的一切选择,最终都能还原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理性计算(Dolenec 2012a)。理性选择理论往往从集体行动不会发生,或者迟早坠入某种「公地悲剧」出发。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却指向另一幅人类图景:人天然生活在社会关系之中。规范与价值渗入这张关系网络,人也具有内在的合作能力。因此,集体行动确实可能发生,也可能形成可持续而公平的治理实践。社会目标随之必须改变。问题不应再围绕怎样清除「自由追求面前的障碍」,而应转向怎样「确保资源竞争赖以进行的条件,不会被预先安排成制造赢家与输家的结构,而能维持一个开放而公平的竞赛场域」(Schmidt and Mitchell 2014)。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人观」,就没有理由奢谈解放性的社会变革。
霍尔瓦特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留下的空间则很小。他似乎满足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在他看来,增长是发展的「必要前提」,而那种「发展会带来生态灾难的时髦忧虑荒诞不经:空气、水等等既可以被污染,也可以被净化,一切取决于政策」(Horvat 1983: 335)。然而,环境危机不能被解释成政策失误或选择不当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企业在微观层面存在不断扩张生产过程的内在倾向,而国家在宏观层面的经济计划和政策又会支撑这种倾向。增长命令由此扎根于资本积累的结构之中。往好处说,霍尔瓦特代表了一个时代几乎毫不动摇的技术乐观主义。当时,人们还不容易看清,以物质产出持续扩张为基础的进步观在根本上无法维持(Jackson 2009: 2)。往坏处说,他既误解了马克思的积累与危机模型,也没有认真对待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在《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1972)中提出的增长边界分析,而那本书比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1983)早了十年问世。[译14]
此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补上了这一缺口。他们强调,「对公共池塘资源的无偿资本化,事实上正是马克思分析剥削、异化与积累时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Burkett 2006: 134)。然而,社会主义讨论直到今天仍经常低估环境危机的重要性及其现实冲击。对工业主义遗产,以及工业主义在现实社会主义形态历史中究竟承担何种功能,几乎没有得到充分检视。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自我治理如果无法把物质可持续性纳入自身原则,就不能被认真对待。伯克特(Paul Burkett,2006)区分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环境危机」与「资本主义所诱发的人类发展条件危机」。社会主义治理术的一项原则应当针对后一种危机:重新定义效率,不再把加诸更广泛共同体利益相关者的成本视为「外部性」(externalities)。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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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当代公地理论与从南斯拉夫经验中发展出来的自治理论之间搭建接口。两条经济理论传统表面上距离很远,却面对若干共同问题。我们希望从公地理论内部区分出那些能够推进社会主义计划的线索,同时区分出我们认为与社会主义计划较不相关的线索。要理解欧洲政治经济今天面对的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仍需恢复自己的解释能力。社会运动才刚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自身行动表述为「公地斗争」,但我们认为,这是一条在政治上可行、并且需要继续推进的战略。
文章的后一部分把奥斯特罗姆的公地理论与霍尔瓦特的南斯拉夫自治理论并置起来,作为推进公地理论的一次试验。我们要问的是:两套理论怎样帮助人们形成一种能够回应21世纪关键问题的社会主义治理术。本文显然只打开了几组彼此关联的问题,远没有把它们解决完。
讨论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公地空间时,我们首先批评了公地运动中那些把公地当成现行政治经济体系补充物的倾向。这种倾向把公地发展成一种「第三条道路」。在我们看来,这重复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左翼政治已经走过的死路:政治实践同对资本主义基本运行逻辑的结构性批判分离。霍尔瓦特对南斯拉夫经验的讨论又提醒我们,进步政治不能止于保护现有公共机构与公共服务,使它们免受进一步商品化侵蚀。国家本身也必须作为支配的载体接受批判。
我们还提出,今天把争取共同所有权当成社会主义最关键制度创新的倾向被过分强调了。奥斯特罗姆与霍尔瓦特主要投入精力的,都是治理术问题。南斯拉夫的特殊经验说明,在规范意义上废除经济中的私有制,并不会自动解决阶级控制。自治理论真正关键的贡献,除了发明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更在于尝试设计民主治理原则,让阶级控制与等级制无法形成。
奥斯特罗姆和霍尔瓦特都在研究治理。霍尔瓦特试图建立一套未来社会的详细模型,而今天看来,奥斯特罗姆的办法也许更能推进问题:先确认社会主义治理术最基础的原则。两人也都处理了决策怎样扩大规模的问题,因为区域性与全球性问题要求更广范围的协调。我们把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同霍尔瓦特「联合体的联合体」并置。奥斯特罗姆设计复杂治理体系时首先考虑可持续性,霍尔瓦特则要阻止等级结构重新生成另一种阶级控制。对今天而言,这两项目标都无法绕开。
最后,当代左翼必须重新检查自己对经济增长几乎未经质疑的依赖。在这一点上,奥斯特罗姆关于可持续治理的原则提供了一个可用的起点。如果当代左翼仍然关心这样一种社会,在其中「人们或许能够通过共同治理而实现自我治理」(Brown 1995: 5),那么它今天还能否保持理论上的现实相关性,就取决于它是否正面处理我们在奥斯特罗姆与霍尔瓦特之间这场理论对话中指出的全部难题。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达妮耶拉·多莱内茨(Danijela Dolenec)。 克罗地亚政治学者、政治人物,萨格勒布大学政治学院比较政治学副教授,现任萨格勒布副市长、绿色左翼政党「我们能!」(Možemo!)领导成员。曾就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2012年获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研究后社会主义民主化、政治经济、社会运动与政治生态。
[译2]米斯拉夫·日特科(Mislav Žitko)。 克罗地亚哲学家、政治经济学研究者,现任萨格勒布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认识论教研室主任。共同创办萨格勒布劳动研究中心(Center for Labor Studies)。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科学哲学、异端政治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
[译3]commons 的译法。 中文学界对 commons 有「公地」「公共事物」「共同资源」等译法。奥斯特罗姆 Governing the Commons 的正式中译本题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但该书中文版译序明确说明,在正文讨论具体共同资源时通常使用「公地」。本文讨论的 commons 既包含资源,也包含围绕资源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治理制度。为保持政治理论语境中的概念连续性,正文统一译为「公地」,书名则沿用正式中译名。
[译4]self-management 的译法。 南斯拉夫语境中的 self-management 不是一般意义的「自我管理」,而是一套以工人参与、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中文研究通常称「工人自治」或「自治制度」。本文在涉及制度整体时译作「自治」,涉及 workers’ self-management 时译作「工人自治」;与奥斯特罗姆的 self-governance「自我治理」严格区分。
[译5]governmentality 的译法。 福柯的 governmentality 兼具「治理的理性」与「治理的技术」两层含义,中文有「治理术」「治理性」等译法。本文采用「治理术」,以保留福柯研究中对理性、技术、制度和主体化过程的合并指涉。作者所谓 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因此译为「社会主义治理术」,而不是较窄的「社会主义治理」。
[译6] 福柯在同一段落中更明确地追问:是否存在一种「严格地、内在地、自治地属于社会主义的治理术」。本文实际上以这一问题作为全部论证的理论入口。
[译7]social property 的译法。 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并非国家所有制的另一种名称。其制度设想是生产资料不归某个私人所有者,也不由国家作为单一所有者占有,而由社会成员在制度规定下拥有使用、收益和参与管理的权利。本文正是借这一概念反驳「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简单归纳。
[译8] 奥斯特罗姆长期任教于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其制度分析与发展研究形成后来所谓「布卢明顿学派」。她于2009年与奥利弗·威廉姆森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把她同霍尔瓦特并置,并不是因为两人属于同一理论传统,而是因为二人都试图回答集体行动怎样形成可持续制度的问题。
[译9] 《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有正式中文译本,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涉及该书时沿用这一中译名。「公地悲剧」则沿用 Garrett Hardin 1968年论文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在中文学界的通行译法。
[译10]common-pool resources 的译法。 奥斯特罗姆研究中的专门术语,中文常译「公共池塘资源」或「公共池资源」。它指具有排他困难、但使用中存在减损性的资源,例如渔场、灌溉系统和共有森林。本文采用较常见的「公共池塘资源」。
[译11]subsidiarity。 通常译为「辅助性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只要较低层级或较小共同体能够有效处理某项事务,就不应由更高层级取代其决策;只有在下层无法单独处理时,较高层级才介入。它因此与本文强调地方知识、自我组织和多层级治理的问题直接相关。
[译12]polycentric governance。 奥斯特罗姆所谓「多中心治理」不是简单的权力分散。它指多个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决策中心在不同尺度上并存、重叠并相互调整。每个中心都能够使用地方知识制定规则,同时又通过更高层级的协调处理跨区域问题。本文把它同霍尔瓦特「联合体的联合体」并置,正是为了回答自治制度如何扩大规模。
[译13] 哈维这里承接波兰尼关于土地、劳动与货币是「虚构商品」的判断。它们之所以「虚构」,并非说其不存在,而是说这些对象并不是按照商品生产逻辑被制造出来的。若完全服从市场定价,社会再生产本身便可能遭到破坏。这也是本文把土地与劳动置于社会主义治理术核心位置的理论背景。
[译14] 《增长的极限》(Limits to Growth, 1972)由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完成,20世纪80年代已有中译本,后来又有新版。本文援引它,是为了说明霍尔瓦特1983年仍把生态危机主要理解为政策选择问题时,国际上关于增长边界的争论已经形成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