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
「正文约21000字」
作者:安娜·安蒂奇(Ana Antić)[译1]

文献来源:The Pedagogy of Workers’ Self-Management: Terror, Therapy, and Reform Communism in Yugoslavia after the Tito-Stalin Split(《工人自治的教育学:铁托—斯大林决裂后的南斯拉夫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50, no. 1 (2016): 179–203。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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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治」通常被视为南斯拉夫区别于苏联模式的标志,本文追问:自治为何也会出现在戈利奥托克劳改营?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后,南斯拉夫一面把自治、去官僚化和人的解放写进社会主义改革,另一面却在政治犯「再教育」中,让囚犯彼此审讯、监督、羞辱,并要求他们不断坦白思想、梦境、欲望与「隐藏的背叛」。精神分析由此获得了两副面孔:在民间儿童精神病学中成为摆脱父权家庭,塑造自治公民,推动社会民主化的解放路经;在劳改营中却沦为摧毁人格的再教育工具,成为拆解人格、制造自我怀疑的治理术。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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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刚从本国短暂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中走出的南斯拉夫,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国家,却又跌入另一场异常剧烈的国际危机。它同苏联原本紧密的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几个月内土崩瓦解,南斯拉夫也由此脱离苏联势力范围。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严厉决议,指责南斯拉夫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推行反苏政策与观点,随后将其逐出情报局。

1946年5月1日,贝尔格莱德五一游行中的斯大林与铁托画像。 两年后,苏南联盟破裂,1948年6月南斯拉夫共产党遭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公开谴责。此后的政治决裂成为南斯拉夫寻找独立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铁托—斯大林决裂最终反而给南斯拉夫带来了实际利益。西方提供了巨额物质援助与政治支持,更关键的是,南斯拉夫由此发展出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比苏联模式更为自由,也更加向国际开放,其核心原则正是工人自治[译4]与不结盟。南斯拉夫政权在东欧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特殊位置,使领导层能够试验新的政策,同时同东西方都维持密集交流。
然而,政治决裂给南斯拉夫社会带来了沉重后果。它的地理处境又使局势更加复杂:周围几乎尽是苏联的卫星国,外国入侵与内部倒戈在数年间都不是抽象的可能性。更棘手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亲密关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斩断。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发现,自己原先确信不疑的忠诚对象忽然彼此冲突,政治认同陷入无法轻易理清的混乱。
重要的是,南斯拉夫从日益压抑的苏联阵营中冒险脱身,却引出了本国历史上最威权、也最接近斯大林主义的一段政治时期。政权担心自身生存,更害怕一旦苏军入侵,大批民众会转而支持苏联,于是开始对本党最受尊敬的一批干部进行漫长而彻底的清洗。 数千人被投入政治监狱。那些「没有」理解苏南决裂真正意义的昔日同志,则被纳入一套别具一格的「再教育」计划。
政权建立了若干再教育营,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戈利奥托克劳改—监狱体系。数以万计的囚犯被关押在克罗地亚北部海岸外这座与世隔绝的岛屿上,一场残酷的心理实验也在那里展开。英语学界关于戈利奥托克的研究本就寥寥,其精神病学维度仍完全无人研究。本文要说明的,正是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观念怎样进入这场实验的构想与实施。
把戈利奥托克放回精神病学史,还能照亮另一个长期困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研究的历史学难题。多年来,研究者始终难以理解:铁托政权1949年的反斯大林主义行动,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残酷、如此压迫性的形态?难题之所以更加刺眼,是因为这一日益威权的阶段之后,南斯拉夫又开始寻找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替代道路,迎来了显著的社会、文化与政治自由化。
本文将说明,国家后来发生的自由化转向,并不是与先前政治实践的断裂。
1948年之后对涉嫌支持斯大林者的严厉追捕,以后来推动南斯拉夫部分民主化的同一组核心原则为基础。自治、「来自下层的创造性主动性」以及政治体制的分权,后来成为南斯拉夫自由化的指导原则。可这些原则早在戈利奥托克的镇压环境中,就已经以大幅改变的形式被投入实践。南斯拉夫的非斯大林主义改革共产主义还依赖一套关于个人心理发展和解放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越来越多地同特定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概念接合起来,并受到这些概念的影响。
心理改造与自治的结合,贯穿了南斯拉夫在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领域中对社会主义不同形态的试验。本文关注的是营地组织原则与营外精神病学、社会和文化实践之间的意识形态连续性,并由此把戈利奥托克重新置入南斯拉夫早期寻找斯大林主义替代方案的历史。自治可以同多种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它既出现在暴力营地,也出现在高度西方化的心理治疗诊室,而两者在「再教育」上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效果。
甚至在营地这种以暴力和强迫为常态的极端环境中,自治仍然保留着个人成长、发展以及最终解放的语义。只是到了戈利奥托克,所谓解放竟要通过彻底摧毁、拆解囚犯那种被认定为「背叛性的」人格来实现。 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于是同时服务于两项相反的工作:把人拆散,再把人重新拼装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苏南决裂之后,南斯拉夫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成为本地区最自由化、最西方化的专业,却同时深度参与戈利奥托克的暴力再教育计划,而这一计划是南斯拉夫历史上最具威权性和压迫性的政治工程。战后的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因此提供了一扇观察冷战政治联盟复杂性及其出人意料之处的窗口。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唯独南斯拉夫的精神分析真正繁荣起来,得到国家慷慨的物质与后勤支持,并成为医学诸专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精神分析接受法国、英国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假设,逐步成为西欧精神分析共同体的一员,并同西欧和美国同行建立起活跃的专业交流网络。
但南斯拉夫的精神分析家与精神病学家也参与了更具威权色彩的「再教育」工程、政治滥用,以及此后东欧的精神病学与教育学网络。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确实给予了社会主义世界中无可比拟的自由与机会,同时也为那些被视作格外危险的反对者设计了异常残酷的压制手段。20世纪50年代初以后,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经常获得国家奖学金,前往西欧和美国接受专科训练、教学与督导。他们的工作逐渐浸入直接民主、自我解放与自我实现的语言。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国家对苏式精神病学实验也同样感兴趣,甚至派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向西」考察,以了解苏联监狱精神病学的实践。
因此,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的各个角落,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都成了塑造、再塑造心灵的工具。它们承担政治实验的任务,并参与建设共产党所说的「真正民主」。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理论对于理解和发展「个人启蒙」与「自治」这两项改革共产主义的基础理念,越来越重要。反过来,关于自治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也塑造了南斯拉夫式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促使精神分析家以更加行动主义、更加政治介入的方式理解自身工作。
为了分析这条双向塑造的路径,本文集中考察精神分析观念影响政治发展的两个不同场域:戈利奥托克的囚犯改造,以及儿童精神病学和儿童精神分析。在戈利奥托克,个人改造呈现为异常暴烈的形式,但塑造这一改造工程的,正是同样塑造儿童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原则。精神病学家在这些明确的政治事业中处于中心位置。他们有时以自由派专业人士的身份出现,有时又参与构思暴力再教育,并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概念以及自治的重要性提供细密的心理学解释。
本文因此要从自治这一棱镜出发,观察南斯拉夫精神病学的两副面孔,并说明高度相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原则,怎样在同一社会政治框架、甚至同一个专业内部,被用于截然不同的目的。
寻找真正的民主: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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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南斯拉夫政治体制几乎完全把自己理解为苏联的意识形态反题,是「国家社会主义概念的现实存在的否定」,也是对中央计划的否定。 它开始寻找另一套意识形态与政治合法性基础,既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拉开距离,又不能危及南斯拉夫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
1949年,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译5]提出,社会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人民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它体现平等、自由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并将消除「自上而下强加的一致性,以及对中心的等级式隶属」。 到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共产主义最重要的一批理论家已经发展出社会主义工人自治学说。它部分取自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对巴黎公社的分析,也吸收了葛兰西的理论,同时还受到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战争时期经验的启发——那时,民众通过选举产生委员会和理事会,这些机构也要直接对民众负责。
国家很快推出一系列立法措施,通过工人委员会推动经济与政治分权、「去官僚化」,并逐步推动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改革当然远未达到引入多党政治、终结共产党政治垄断的程度,却确实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逐渐「去布尔什维克化」,并最终促成一个更具多元性的社会。

1950年6月26日,铁托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说明工人管理法。 这部法律把国有企业的管理正式交由劳动集体和工人委员会,工人自治由此获得全国性的制度形式。
1948年不仅留下了同苏联的激烈争执,也带来普遍的革命失望感,尤其是在参加过游击队抵抗运动的老兵中。战争年代,他们经历过激进政治,也亲历过大众通过人民委员会直接参与政治,因此对战后的党政治、军政等级秩序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期待。例如,据一份克罗地亚共产党官方报告记载,克罗地亚武科瓦尔的前共产党士兵感到「被忽视、被隔离、孤独,只能绝望地自谋生路」,在国家政治重建中没有参与机会。退伍军人组织的地方委员会也被形容为徒具形式的「宣言式机构」和「代表机构」。它们对本地区的社会问题所知甚少,会议寥寥,要么消极被动,要么陷入技术官僚/官僚主义的姿态,几乎没有为真正的政治参与留下空间。
情报局决议(IB Resolution)[译6]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破坏民主程序之后,这一问题迅速成为全国各地党支部会议上的热门话题。 在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分层与党政管理人员的物质特权更加敏感。 戈利奥托克囚犯彼得·科姆内尼奇(Peter Komnenić)后来写道,1948年的冲突实际上是投机仕途者同诚实、谦逊的共产党员之间的冲突:「真正的游击队员不懂得怎样靠阴谋和幕后算计一路爬上权力顶端……他们只是困惑地守着自己作为人、作为共产党员的骄傲。」
令政治领导层不安的是,一些昔日的游击队成员开始疏离这个正在成形的威权共产党国家,并拿它同战争时期那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多元主义和人民委员会经验比较,认为战后体制逊于战时的这些实践。 1949至1956年间被关押在戈利奥托克的人中,约有40%是游击战老兵。他们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精英。 许多人把情报局决议和苏南冲突引发的讨论,当作批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生偏离的机会。他们真正不满的,是国家机器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

1953年3月,塞尔维亚博尔的工人投票选举工人委员会成员。 工人委员会选举是南斯拉夫企业自治的基本制度实践,劳动者由此被要求直接参与企业管理。
因此,南斯拉夫国家对自治的试验,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老兵与党员批评国内政治结构的回应,不能仅仅解释成对苏联攻击的反作用,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被认为首先效忠于苏联。 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人中有许多被捕入狱,被指控怀有背叛性的亲斯大林立场,但他们的言论和关切仍然得到听取和采纳。
也正因此,自治第一次被实践,竟是在戈利奥托克这片地狱般的环境里,这件事或许没有乍看起来那么荒谬。1948年的冲突本质上仍是一场党内冲突,所以在构想监禁与再教育时,这些囚犯被视作一个特殊类别。戈利奥托克既要成为刑讯室,也要成为一所「红色大学」。那些被「误导」的同志要被重新带回正确的意识形态道路,而不能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样简单被抛弃,甚至被处决。
可这种「挽救同志」的逻辑,反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残酷。
被囚禁的游击队老兵在回忆录、日记和自传中反复写到,营地里的自治是最让他们痛苦的制度安排。许多人详细描述,昔日同生共死的战友如何亲手把巨大的肉体和精神羞辱施加在自己身上。这也许能部分解释南斯拉夫自治实验最终为何失败:1949年极端威权的起点,在监狱之外的自治实践上留下了长久烙印。尤其刺眼的是,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工厂和政治组织中的自下而上自治结构,仍几乎总是由「上面」先行设置和精心安排。
自治的教育价值与强制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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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沃·巴纳茨(Ivo Banac)在研究南斯拉夫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裂的经典著作中指出,1948年以后南斯拉夫政府对所谓国家敌人的镇压,绝不能被理解成一场直线式的社会自由化或去斯大林化斗争。恰恰相反,这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史上最威权的阶段。它对于共产党巩固权力不可或缺,其规模和政治意义足以同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集体化运动及政治恐怖相比。
巴纳茨还指出,南斯拉夫领导层在1948年作出关键决定:对待涉嫌支持情报局的人,不给他们任何不同于其他国家敌人的待遇。于是,铁托政权声势浩大的反斯大林主义行动,竟成了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具斯大林主义色彩的一步。
巴纳茨关于以斯大林主义手段反斯大林主义这一悖论的论断很有启发,但仍可以继续追问:南斯拉夫用来处置亲苏囚犯的刑罚与心理策略,真的同苏联实践完全相同吗?戈利奥托克以及相关监狱营地的回忆录和囚犯经历表明,情况更为特殊。这些人确实受到区别对待,也构成一个独特的囚犯类别。
戈利奥托克体系中的「再教育」,专门针对那些被认为背弃党内信任的共产主义同志。它在残酷程度、波及范围和暴力上或许很斯大林主义,但意识形态构造却明确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中央集权,并把囚犯自治置于制度中心。戈利奥托克因此可以被看作一块试验场:所谓自下而上的自治实践由上面设计、测试、协调,最终产生畸形而异常非人的结果。
更可怕的是,精神分析策略同自治被绑在一起,形成了一套有效得令人恐惧、连最坚韧者也能击垮的机制。囚犯被迫相互坦白「每一个肮脏念头」。一位后来移居国外的前囚犯甚至承认,多年以后,他仍会因为自己当年没有向集体交代「想逃离营地」这一敌对念头而感到内疚。
就像1948年以后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后来以工人自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实践著称一样,戈利奥托克内部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治」结构。营中大部分囚犯原本都是共产党党员,不少人的党龄已有数十年,甚至早在战前就已入党。针对这样一群人的再教育不能沿用一般监狱逻辑。其最终目标,是让被囚禁的同志相信:他们已经理解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并且能够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慷慨帮助」下,亲手把自己和同伴带出歧途。

戈利奥托克「大铁丝网」(Velika Žica)营区,1951或1952年五一节。 囚犯在营区中央围成巨大的五角星。现有研究认为,这是苏南冲突时期「大铁丝网」营区唯一已知的历史照片。
前囚犯埃米利扬·米兰·卡拉法蒂奇(Emilijan Milan Kalafatić)回忆,那些已经「修正」立场的人,每天都必须在地方政治会议和学习班上,当着其他囚犯的面反复宣称「南斯拉夫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赞颂国家消亡理论,尽管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国家的暴力机器完整地保存下来,甚至还扩大了」。这后来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理论与实践的一块基石,而它最初正是在戈利奥托克的暴力环境中被如此讨论和灌输。
早在1949年,卡德尔就写道,把群众「吸引到国家中来」的工作,应当以这样的方式完成:「让每个人都在某段时间里成为官僚。」 到了戈利奥托克这所地狱般的「红色大学」,这句话获得了骇人的现实形式:每个囚犯也都要成为警察侦查员和再教育者,以便整个「犯错者」群体尽可能高效地重新被拉回南斯拉夫国家。
许多前囚犯都说,营地组织层级越低,国家权力的正式代表——警察、守卫、侦查员——就越不显眼。表面上看,日常事务似乎主要由那些最「先进」、最已经完成「再教育」的囚犯自行管理,连营地方案也像是由他们自己构想出来。前囚犯德拉戈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Dragoslav Mihailović)回忆,囚犯与看守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这让监禁生活变得更加难以承受。囚犯无法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共同体,也不可能发展出一套内部道德准则。
另一些回忆录说得更直白:之所以引入自治,就是为了让所有囚犯都沾上污点,让每个人都成为罪行的一部分。许多前囚犯因此把「自治」看成营地设计者最恶毒的发明。布兰科·普特尼克(Branko Putnik)写道,这套制度就是要把囚犯置于一种境地:出狱以后,他再也抬不起头,更不可能公开谴责「再教育」体系,因为「正是他自己创造了它,而且参与了它」。 精神病学家托多尔·巴科维奇(Todor Baković)指出:「打人、施暴的不是警察,而是囚犯。」 囚犯既是再教育者,也是侦查者和行刑者。供词也不是交给警察,而是交给一屋子的同囚和同志。
戈利奥托克内部存在一套精心设计的囚犯等级。每个人都被迫参加他人的「再教育」,整个体系用复杂的层次划分,在营地人口内部制造强烈分化。这里独特的「强迫装置」建立在一个简单原则上:让囚犯亲手处置囚犯。正因为警察看起来很少直接插手这些「内部」清算,营地机器才显得异常高效,并能自我驱动。
这种被强加的「内部」分化要求所有囚犯相信:那些「已经看清并理解自己背叛的人,会要求、也会迫使其他人做同样的事」。 营区和监狱都设有囚犯自治中心,名义上由囚犯自己管理,实际上始终在警察侦查员监视之下。每个中心都有负责人、副负责人、工头和文化事务负责人。这套领导结构随后又复制到牢房或营房层级。
每个牢房或营房还被划分成若干「集体」,形式有些类似共产党外围组织。每个集体里又有少数人属于「积极分子组织」,也就是囚犯共同体中的「再教育」先锋。营房负责人同样由囚犯担任,通常是那些已经向警察证明自己政治「修正」真实可靠的人。他们负责这个最基层层级上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再教育。在很多意义上,囚犯每天夜里都要回到的营房,才真正决定了他的未来。
正是这套结构保证了:每个囚犯最直接的监督者,永远是另一个囚犯。
戈利奥托克前负责人安特·拉斯泰戈拉茨(Ante Rastegorac)后来接受历史学家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Vladimir Dedijer)采访时声称,囚犯间的分化是自发发生的。他说,当人们的「幻想开始破灭」后,来自下层的「游击队式主动性」就出现了,持不同观点的囚犯之间因此爆发肢体冲突;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把警察侦查员当成「真正的同志」。
拉斯泰戈拉茨是这场实验最不可靠的证人之一,但他的说法恰好揭示了戈利奥托克心理制度的一个功能:营地里的酷刑和虐待可以被解释成囚犯群体内部自发的政治分化与敌意,警察侦查员则仿佛对此并不知情。在营房里,舍长要监督所有强制心理和肉体再教育措施的执行,必要时可以「严厉、无情、残酷」。如果舍长做得不够,他自己也可能被骂作「伪君子」,甚至被贬到营地最底层的「匪徒」类别。
据囚犯米林科·斯托扬诺维奇(Milinko Stojanović)回忆,舍长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鼓励,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个人能力去「改进再教育方法」。有人对此格外热衷。他们的任务不只是亲自逼迫囚犯合作,还要把整个集体动员起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每个营房最后都保留着一批「匪徒」[译7]。这是那些仍不肯服从、不肯自我批判、不肯承认自己危险过去的人。他们会遭受程度不一的肉体与心理折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封锁/抵制」:任何人都不得同「匪徒」说话,他们还会被分配最繁重、往往毫无意义的体力劳动。

在岛中央的一个洼地里,代号「第102区」的「狱中监狱」,内设特殊牢房,包括用于惩罚顽固囚犯的小型隔离牢房。
等级较高的囚犯——集体成员或积极分子——负责「改造」这些匪徒,尽可能让他们在营中的生活陷入痛苦和精神崩溃。要保住积极分子身份,仅仅完全「修正」观点、在「审查」中交代清楚,并准确理解南斯拉夫在同苏联冲突中的立场,还远远不够。囚犯还必须在行动中证明自己的「修正」是真实的,必须动用一切手段「说服」匪徒转变立场,加入集体。
在现实中,这意味着每个积极分子都必须擅长「追赶」匪徒,施加「心理—肉体强迫方法」,让他们「尽可能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辱骂、吼叫,甚至殴打」。 这才是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作为「诚实共产党人」获得「重生」的试金石。如果有人被怀疑只是在装样子,施压不够认真,就可能被降级,失去既有特权,甚至受到严厉惩罚。
积极分子还是内部告密体系的核心。他们必须持续观察集体成员的行为,留心所谓「消极分子」和伪君子,并定期向舍长与警察侦查员提交报告。结果是,戈利奥托克囚犯大部分身体和精神创伤不是由警察直接造成,而是来自自己的同志,其中不少人在入狱前彼此早就熟识。
有关个人命运的最重要决定,也正是在这些由同囚、同难者组成的集体和积极分子组织中作出的。每个囚犯的「修正」都必须从自己的营房开始。他的陈述要由整个共同体讨论,并会遭到带有暴力的回应。表面上,这个过程完全由下层运行和控制,每个囚犯都被要求帮助同伴走上「再教育」之路。但几乎所有前戈利奥托克囚犯都一致认为,集体怎样对待在营房里公开表态的人,实际上经过警方精心设计、严密监控和编排。
这些「态度声明」有一套精确而预先安排好的脚本,几乎没有人敢偏离。舍长先定下基调,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曾经的叛徒,后来终于看清了自己背叛有多深;其他人必须照着同样的路数讲下去。制度必须不断确认:营地里没有无辜者,「戈利奥托克不能有英雄,只能有被再教育的被捕者」。 这些囚犯要当众宣誓,自己今后将残酷地同敌人、同营地里的匪徒斗争,随后还必须以行动证明这些话。
营地再教育体系因此有两个核心环节。其一,是逼迫囚犯进行残酷到足以瓦解人格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蔑视;其二,是公开宣布自己将帮助把同样的再教育手段施加给其他囚犯。
这些公开声明往往嘈杂、暴烈,甚至近乎失控。表态时刻尤其危险,囚犯站在房间中央,舍长和积极分子不断逼问他承认:「你做过什么,你过去怎么想,你现在又怎么想。」 前囚犯米霍维尔·霍尔瓦特(Mihovil Horvat)写过一些格外凶猛的场面。当发言者说出「错误的」、不能接受的话,「舍长便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意图传给集体。伴着咆哮和怒吼,饥饿的野兽从笼中扑出来,准备把受害者撕碎……喊声、尖叫、嘶吼,口号包裹并支撑着死亡;对偏离个体的古老物种仇恨托起愤怒;拳脚成了归属感最直接的证明,唾沫成了怨恨的标记,扭曲的面孔则宣告了彻底毁灭受害者的决心。」
在这种环境里,对囚犯的盘问有时会走向不同方向。偶尔,集体显得稍微宽容一些,愿意「讨论」囚犯提出的意识形态疑问或他不理解的国际事件,但这种讨论从来谈不上自由。更多时候,积极分子会主动制造一种濒临爆炸的气氛。囚犯陈述自己过去的「背叛」时,他们不断尖叫、辱骂,要求他交代「全部真相」,同时高喊支持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口号。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盘问。拒绝参与,可能意味着在营地等级中被降级,甚至重新被置于「封锁」之下。
戈利奥托克显然大量借用了苏联早期刑法思想,把惩罚理解成一次重生与改造的机会。
20世纪20年代,苏联监狱和劳改殖民地已经设计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措施,用来再教育政治犯、普通刑事犯和少年犯。索洛维茨基(Solovetsky)劳改营、面向少年犯的博尔舍沃(Bolshevo)营地,以及安东·马卡连柯(Anton Makarenko)在哈尔科夫创办、收容违法儿童、孤儿和/或无家可归儿童的高尔基工学团,都是这种思路的例子。 这些机构或多或少带着犬儒意味,却无一例外地强调再教育、政治—道德改造的目标,并坚持营地内部实行囚犯自治。
同戈利奥托克相似,苏联早期这些监狱也很重视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同时设置强制政治讨论课。彼得·H.·所罗门(Peter H. Solomon)研究新经济政策时期时指出:「监狱管理者还把当时被视作最先进的监狱内部组织方式——渐进阶段制——引入苏联监狱。按照这套制度,囚犯随着改造取得进展,会依次进入若干阶段,所处待遇也越来越有吸引力。」
然而,戈利奥托克的囚犯自治改造还有一个更独特的特点:这里关于个人评估的设计,无论在个体还是群体层面,都深受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概念与技术塑造。营地格外重视内省、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侦查、书写供词、接受审讯的整个过程,仿佛主要是作为个人心理成长的基础。
伊加尔·哈尔芬(Igal Halfin)在研究苏联时代自传与忏悔的叙事结构时指出,共产党领导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是让党员乃至整个社会的人都变得对自身「绝对透明」。 为达到这一目标,苏联权力要求臣民持续、无休止地书写生命、搜检灵魂。无论是准备入党的候选人,还是因政治叛国嫌疑被捕的人,都被要求不断书写、重写自己皈依布尔什维主义的故事,也要一遍遍讲述过去的罪过与背叛。这些叙事具有高度相似的总体结构。
哈尔芬认为,它们近似古典宗教文本和末世论叙事:先讲述作者在成为布尔什维克之前、或处于罪恶状态时的人格如何在道德上毁灭,再歌颂意识形态觉醒之后的伦理与政治成长。自传由此变成一种自我发现的故事。戈利奥托克和相关营地的囚犯同样被迫书写详尽自传。肉体酷刑和残酷劳动与这种阴森的自我探索并行,使戈利奥托克成了共产主义世界中相当独特的机构。
它明显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People’s Commissariat for Internal Affairs, NKVD)逼取供词、重新定义主体性的做法影响,却又进一步动用各种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技术,试图钻入囚犯所谓犯罪心态的最深处,并在那里完成改造。

该地区被称为“Žica”(铁丝网),因为这里曾被铁丝网围起。原本的囚犯宿舍在1980年代被拆除,但其余部分仍然屹立不倒。
可以说,正是精神分析式的自我工作与自治的组织轮廓结合起来,才让这座营地既如此恐怖,又如此善于击垮囚犯。史蒂文·巴恩斯(Steven Barnes)已经指出,古拉格并没有放弃「矫正」囚犯的理念。暴力、残酷强迫劳动和身体耗竭,同系统性的「总体人格改造」计划结合在一起。巴恩斯对古拉格改革尝试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政治再教育与意识形态灌输。戈利奥托克则与此部分不同:它完全侧重于内部心理重组与自我转化。
这种对心理发展、精神分析和人格改革观念的依赖,可能构成了戈利奥托克同苏联实践之间最重要的差别。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南斯拉夫,正值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观念迅速上升的时期。随着国家外交政策远离苏联,南斯拉夫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越来越多地转向西方精神分析中心,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实践也在本国精神病学界获得巨大影响。
事实上,甚至在1948年之前,南斯拉夫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理创伤的讨论,就已经由雨果·克莱因(Hugo Klajn)、斯捷潘·贝特尔海姆(Stjepan Betlheim)和弗拉迪斯拉夫·克莱因(Vladislav Klajn)[译8]等具有精神分析取向的专业人士主导。营外精神分析在精神病学和医学界日益增长的影响,同苏联式「共产党人格必须通过不断追求自我认识而获得救赎和塑造」的观念一道,参与塑造了戈利奥托克的技术。
精神病学家巴科维奇在一篇罕见讨论戈利奥托克「再教育」精神病学维度的文章中提出,营地自治原则是有意按照精神分析中的「矛盾情感」(ambivalence)和「投射」(projection)概念设计的。由于有关戈利奥托克的警察档案和资料至今极难取得,很难证明南斯拉夫警方确实如此直接、如此有意识地应用精神分析。
但战后初期南斯拉夫「民间」精神分析中的某些趋势,同戈利奥托克最重要的技术之间,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更何况,一些心理健康专业人士同时跨在治疗与警察侦查两个世界之间。南斯拉夫战后最重要的分析家之一、军队精神病学家弗拉迪斯拉夫·克莱因就是如此。
克莱因在重新思考精神分析如何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时,提出并实践了一套颇为奇特的方法组合。它大幅缩短分析疗程,同时赋予分析师更直接、更强力的领导地位。 更具威权色彩的这套精神分析,同戈利奥托克的心理再教育之间,很可能存在思想联系。克莱因主张,当心理治疗面对「原始的」、「教育程度低的」或「智力层次较低的患者」时,就必须更加主动、更加「权威」。简而言之,治疗师必须带领患者,并「迫使他们积极合作」。
在克莱因看来,弗洛伊德的洞见对于理解心灵与精神疾病机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他很快发展成一位相当不正统的「社会主义精神分析家」,试图为南斯拉夫的特殊处境设计一套合适方法。他大体放弃漫长疗程,转而采用更短、更强烈的治疗。相较于无意识(unconscious),他更强调意识(consciousness)与自我(ego)的重要性和力量。治疗师在他的设计中近似一位导师:以坚定、纪律化的方式引导患者,必要时甚至可以强硬介入,并比正统精神分析家更直截了当地提供「指导」。
克莱因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南斯拉夫国家警察系统的高级军官,也是联邦国家警察理工学校的讲师。
由于20世纪50年代同警察和军方结构联系紧密,近年的研究把他以及国家警察系统中的另一名精神病学家斯韦蒂斯拉夫·波波维奇(Svetislav Popović)同戈利奥托克的实验和制度发展联系起来。 克莱因本人还是贝尔格莱德德拉吉沙·米绍维奇医院(Dragiša Mišović Hospital)神经精神科主任。该院院长同时担任戈利奥托克囚犯的高级医师,院内医生经常为营地囚犯以及南斯拉夫政权最高层干部治疗。克莱因则在自己的科室引入并督导针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性心理治疗。
即使克莱因没有直接参与戈利奥托克实验——由于相关档案至今未向研究者开放,他到底参与到什么程度仍无法确定——他构想的「社会主义精神分析」,也就是一种受到分析概念启发却更具权威主义色彩的心理治疗,很可能影响了营地暴力「治疗」技术的形成。尤其是因为他定期为国家警察人员授课。
在戈利奥托克若干最关键的实践中,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观念的影响几乎痛苦地清晰可见。放在20世纪50年代世界各地暴力再教育营的背景中,这里格外依赖心理治疗和分析技术,同时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内省、自我探索和自我认识上。侦查、书写供词、审讯仿佛都首先服务于一个目标:使囚犯在心理上「成长」。
前囚犯拉德·帕尼奇(Rade Panić)根据戈利奥托克经历写成的书里,舍长在一组囚犯举行仪式化「立场声明」前,会说出这样一段开场白:
修正,还是不修正——你们以为区别很小。不是。它就是一切。它就是你的人生。你要拿人生怎么办,由你自己决定。直到昨天,我还和你们一样,是个匪徒,是个顽固的外国走狗。也许就我个人而言不是,但客观地说,毫无疑问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后来我看见了光。你们也必须从这里开始:先承认,你们全都是匪徒,都是叛徒。
因此,供词并不是为了向警察揭露真相。警察早已掌握真相。前囚犯薇拉·采尼奇(Vera Cenić)证实,戈利奥托克侦查员总说「党已经知道一切」,可她仍被不断逼迫,要「把一切都吐出来,绝对的一切,然后党就会判断[她]有多诚实,又有多大程度准备修正自己的立场」。
这些供词也不像苏联表演性审判(show trials)中的供词那样承担公开宣传或政治功能。戈利奥托克囚犯的命运被严密隐藏在社会公众视野之外,大多数人甚至从未经过审判、从未被正式定罪,只是接受「行政处分」。公开声明与自我批判的目的,就在于引导一种自我认识:囚犯也许主观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叛国,也没有有意识地从事恶意活动,但每一个被捕者都被设定为内心潜藏着对党、对国家的负面倾向,都需要一次政治和伦理上的「重生」。戈利奥托克的任务,就是让每个囚犯最终在自己的人格里「看见」这些恶性特征。
尽管是一座肉体劳动极其残酷的营地,戈利奥托克却给囚犯留下了足够多进行这种自我反省的时间。阴郁、隔绝的生活环境本身被期望诱发内省。这里臭名昭著的「审查/侦查」(istraga)[译9]从不会真正结束。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定罪,自然就没有一个可以宣告审查终结的时刻。平均而言,每个囚犯在一审查期间要书写并提交二十到三十份陈述。反复书写、反复修改陈述,本身就是再教育计划的中心环节。
这些生命叙事并不聚焦某项具体罪行,无论罪行是真实还是虚构。囚犯必须把整个人生都纳入其中,包括自己人格中理性与非理性的部分,而且总要从童年早期写起。女子营负责人玛丽娅·泽利奇·波波维奇(Marija Želić Popović)在多数囚犯记忆中是个极其残暴的人。她后来却回忆说,自己一直努力帮助囚犯认识并理解她们的「真实」本性——许多人此前甚至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叛徒、不可靠的人,不知道自己对党怀有负面而有害的想法,对国家抱有敌意。她的任务,就是帮助她们把这些倾向和潜能「卸下来」。
波波维奇没有任何医学、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训练,却以明确的医学语言理解自己重组囚犯人格的工作:「每接手一个囚犯,我都会拿到她的档案,就像每个病人都有一份病史……这样我才知道自己真正面对的是谁。」档案里还包含一份「诊断」,至少是最初负责侦查的警察所写意见。于是,她把自己放在一个严厉、威权的分析师位置上,迫使囚犯一遍遍讲述和重讲过去,重建并检查曾经作出的每个决定,直到她们终于「发现」自己背叛的根源。
她还说,有些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走上了什么道路」。面对囚犯对这种自我认识过程产生的「阻抗」,她自己也会感到创伤。 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对「隐藏」背叛思想的无休止搜寻,只会迫使囚犯虚构原本很可能根本不存在的念头,再把这些虚构内容命名为自己的无意识。
为了帮助这种「挖掘」与自我发现,营地使用了一整套带有分析色彩、或准分析性质的概念和技术,涉及私密的自我发现。进行这些操练时,忏悔者坐在房间中央。舍长和积极分子不断以情绪压力逼迫他承认:「你做过什么,你过去怎么想,你现在怎么想。」有时,他们还会要求囚犯把注意力集中到最深、最隐蔽的念头、梦和情感上,不管这些内容是真实存在,还是虚构出来。
侦查员和营地看守有时自己也承认,那些有时确实存在的阴险、背叛性念头,可能连囚犯本人也并不完全知晓,所以必须把它们「找回来」。对主体本人来说,这会成为某种启示:「首先,你要把你所有……肮脏的念头全都告诉侦查员。你所有的背叛,每一件敌对活动,每一个敌对意图……你所有的思想,都得倒出来。你必须把全部污秽念头都吐出来,再把它们放在炽热的阳光下重新检查。」
这种「连囚犯自己都不知道,却必须被强行挖出并正面面对的肮脏隐秘思想」,明显近似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而且很可能就受其启发。前囚犯埃娃·纳希里(Eva Nahir)1989年接受作家达尼洛·基什(Danilo Kiš)采访时回忆,自己曾被命令连续坐上好几天,书写一份记录。她必须交代「自己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梦见过的一切」,从「吸吮母乳」那一刻开始,把直到被捕前的整个内在生活都写出来。之后由侦查员判断什么内容有用,更重要的是,判断她有没有撒谎。
另一些囚犯则被要求写下自己对戈利奥托克营地的全部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任何联想。只要出现一丁点负面内容,他们就会重新被单独隔离,置于「封锁」之下。 科斯塔·佩鲁契察(Kosta Perućica)刚入狱不久,就遭到酷刑,目的是迫使他写出一份极度私密的政治成长史和思想史。他必须讲述战时、战后对党的疑问,写下「那些一直让我非常不明白的事情」,还要回忆自己起草过的每一封信、同同事有过的每一次短暂交谈,以及这些谈话在自己身上引起的感受和反应。
营地在其他时候连书、纸、铅笔都严重短缺,可对愿意「把灵魂和感情倾倒在纸上」的囚犯,却会提供所需的一切书写工具。
一位被称作「察察」(Caca)的前囚犯回忆,女子营里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自我批判,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称为 raskritikovanje。[译10] 「匪徒」要坐在由其他已经完成再教育的囚犯围成的圆圈中央,详细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情感和幻想,还要描述同丈夫、男友、同事发生过的身体关系与经验。在强烈父权制文化中,这种「练习」当然会进一步羞辱那些被认为顽固不化的人,使其感到羞愧。这里似乎同样存在一种扭曲的精神分析运用:精神分析强调性经验与驱力在人格构成中的中心地位。
因此,囚犯几乎没有选择,只能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动机、欲望和渴望,重新解释同家人以及其他亲近者过去的关系,以满足这套政治与精神病理学纠缠在一起的模型。看似最琐碎的倾向和行动也必须被「倾倒」出来,加以检查,被当作某种人格特征的指示器反复搜寻。
这一过程被宣称要通向「标准的锐化,一次真正的转化,使人变得比从前更有意识、更清醒。戈利奥托克把我们变成新人。这个新人终于认识到,自己过去何等天真、何等盲目。旧事实会在新的光线下重新估价。所以,审查不断重启、永远敞开,是完全正常的。」
自我发现之路最终应当导向一种更令人满足、更具自觉的生活,并克服内在异化:「你过去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你四处张望,却什么也没看见。你浮皮潦草地听,却什么也没懂。对有些人来说,这就是终点;对另一些人来说,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那将是一个拥有清晰、敏锐见解,充满意义的生活。」
正是这种「通过自我探索走向更高质量生活和更充实自我认同」的语言,给戈利奥托克官方修辞涂上一层扭曲的关怀与爱。只要暴力声称自己服务于崇高的精神分析目标,只要它宣称仍然尊重这些「堕落的共产党人」的人格,并最终要拯救他们,那么一切残酷都可以被合理化,也可以被忍受。
营地当局经常煽动、甚至用暴力强迫囚犯去「回忆」过去生活中的事件:同某人的通信、交往和遭遇,对某个观点或某条新闻产生的印象、感受和反应。不断回头重看那些报告和供词,部分目的就在于把囚犯也许有意遗漏、已经忘记,或压抑了的关键事件重新「记起来」。
到最后,所有囚犯都必须分享同一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直「没有骨气、胆怯,对更大的共同体没有任何值得记住的贡献」。据记载,一名囚犯这样宣告:「两党冲突带给我最大的失望,不是它们彼此决裂,而是我的灵魂发生了分裂。我一辈子都以为自己很勇敢……直到决议公布以后,我才明白自己一直是个懦夫。」在戈利奥托克,他「发现」自己之所以背叛党,是因为害怕红军入侵。他还震惊地又「发现」了另一种隐秘动机:「我的另一个巨大弱点,是对权力的极端渴望。我盼着俄国人来了以后,自己能当上总编辑。」
采尼奇同样感到自己被迫承认,只有进了监狱以后,她才终于「理解」:自己在日记里写下一些对铁托的批评,本身就是政治背叛。
按照大多数囚犯的证词,戈利奥托克这些措施的最终结果——也可能是其目标之一——与其说是重新整合,实际上不如说是通过自我分析把囚犯的人格拆解掉:「这种阴险而毁灭性的自我分析,摧毁了生命中一切行动动机。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多的时间,于是缓慢而耐心地,把囚犯从理性的自我批评,一步步带到对自己人格、乃至最亲近环境的病态蔑视。」
通过自治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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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自治这一概念同样处在20世纪50年代南斯拉夫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自由化转向的核心。自治与心理治疗、精神分析方法的同一组合,也出现在「民间」儿童精神病学中,只不过在那里,它服务的是截然不同的目的:通过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追求个体解放与自我实现。
南斯拉夫开始同西欧和美国建立更紧密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关系后,从这种交流中获益最大的,恰恰是精神病学、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它们彻底西方化,并深深嵌入新的国际专业网络。 在这场转变中,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家庭内部的威权关系上。他们希望通过家庭民主化,去推动整个社会的自由化和民主化。

贝尔格莱德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前身「精神卫生中心」,1963年。 这一机构当年正式开放,以社会精神病学为主要方向,把社区、心理治疗和社会方法置于精神卫生工作的中心。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新的国际专业网络。
这并非南斯拉夫孤立的现象。蒂尔·范·拉登(Till van Rahden)指出,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西德,越来越多人相信,民主最终有赖于家庭内部平等、反等级的日常实践。许多知识分子和公共人物认为,「父权—威权式」父亲角色会压制民主意识的发展,并滋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式的政治选择。在许多中欧讨论里,政治权力问题因此同父职、家庭权威紧紧纠缠。想要让公共社会生活真正民主化,就不得不同时推广新的家庭关系模式。
南斯拉夫恰好为这种社会实验提供了一块理想场地。较为开放的社会主义同西方精神分析结合起来,使精神分析家希望实现一种更具人性的社会: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斯大林主义,并把人的解放与自主奉为核心。早期马克思成为这种想象的意识形态灯塔。个人的自我实现,只能在自治社会中完成。在那里,真正自由、真实、受过多样教育的工人与公民,要参与决定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所有重大问题。
换句话说,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家想要消除等级制、父权制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威权主义。他们相信,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同社会主义自治结合起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精神分析治疗经验,加上反威权自治的政治条件,应当共同改造那个被描述为「原始」且专断的南斯拉夫心灵。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自治是在威权环境中发展出来,还是在反斯大林主义与自由化的讨论中获得新含义,它始终构成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原创性标记。战后这些专业对人的心灵以及心灵可否被改变的理解,都建立在自治问题上。
自治在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内部持续保持中心地位,也说明这个专业持续参与改革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并参与明确的政治讨论。弗拉迪斯拉夫·克莱因在20世纪60、70年代仍是南斯拉夫心理健康科学的重要人物。他在德拉吉沙·米绍维奇医院培养的学生和后辈,也充分利用国家向西方开放带来的机会。
克莱因还是战前南斯拉夫第一位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家尼古拉·舒加尔(Nikola Šugar)少数尚存的弟子之一。另一位是后来成为著名儿童精神分析家的沃因·马蒂奇(Vojin Matić)[译11]。因此,克莱因对南斯拉夫越来越自由化的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不过,克莱因同共产党关系密切,马蒂奇和后来一代更年轻、更西方化的精神分析家,则以另一种方式介入政治。他们并非异议人士,却同「实践派」(Praxis)[译12]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了紧密的私人和思想联系。实践派严厉批评他们所认为的南斯拉夫改革共产主义解放潜力的局限。这个国家最知名的一批政治异议者、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围绕实践派集结,反复指出工人自治没有实现自身全部可能性。精神分析家其实也作出了同样判断,而且更早,却从未因此遭到迫害。

1968年科尔丘拉夏季学校,学生斯洛博丹·什奈德、安特·鲁莫拉与马尔库塞交谈。 围绕《实践》杂志和科尔丘拉夏季学校形成的知识网络,把南斯拉夫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同西欧、美国的新左翼思想家连接起来。
南斯拉夫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和儿童精神分析家尤其关心现代性和新式民主对个人提出的巨大要求。新的社会要求人承担更多个人责任,还要求异常坚韧的心理能力。马蒂奇就曾非常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怎样的个人。他勾勒出一幅实验性直接民主的图景,也把精神病学提升到为这种社会准备人口的关键位置: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承担自己那一份责任;意识、劳动带来的愉悦和真正的个人投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可缺少;每个人都要参与决定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国内政策,也要决定战争与和平。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当被培养成这样的人:能够毫无恐惧、毫无攻击性地进入共同体,同时保有自己人格的独创性和个人自由感。
这种乌托邦式愿景直接取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后者同样是新工人自治纲领的思想基础。卡德尔同时期的要求为此提供了佐证:社会主义南斯拉夫应当「塑造一个自由而勇敢的人,其世界观和观念宽广、多样,并且与官僚主义和狭窄的形式主义思维格格不入」。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社会与个人的大规模重组一直被摆在重要政治议程上。消除父权家庭,被视作社会革命以及自治社会主义实现真正解放的核心任务。父权式心理动力会制造一个威权的父亲、顺从而无足轻重的母亲,并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建立高度等级化、纪律化的关系。社会主义则被期待解放女性——政治上、社会上,也包括个人生活中——并把平等原则带进家庭。
然而,南斯拉夫传统家庭威权主义根深蒂固,这使家庭民主化的宏大目标始终难以落实,也严重损害了自治公民的培养。更麻烦的是,如果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把目光转向东方,他们看到的主要是一套传统、威权、以收容看管为中心的精神病学。这套体系无法为「再教育父母」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指导。于是出现了一个富有冷战讽刺意味的结果: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家反而在西方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中,找到了一套消除家庭病理、塑造更人道社会主义的指南。
精神分析尤其成为一种关键知识工具,用来把家庭以及亲子关系变得更社会主义、更符合自治原则。20世纪50、60年代,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界把精神分析称作「一种民主的、解放性的心理治疗,它支持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 心理治疗师弗拉代塔·耶罗蒂奇(Vladeta Jerotić)后来也说,精神分析配合自我分析,提供了一条通向无可比拟的人类自主、自我实现与教育成长的独特道路。它不同于传统精神病学,不依赖威权方式进行教育,而是通过增加患者的自我认识,「为成熟而自主的人格的形成创造前提」,并帮助人获得「自我发展的自由」。
在耶罗蒂奇看来,精神分析伦理要求治疗者拒绝操纵与灌输,把工作重点放在同患者建立民主对话上。 依照这种逻辑,一个真正由社会主义自治工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没有精神分析的引导,根本无法成立。
南斯拉夫的新社会主义家庭被要求培养未来的自治者和获得解放的劳动者。家庭因此承担着改变心理意识和社会实践的最大责任。20世纪50年代的一本论著写道,家庭仍然是人类情感和新型革命社会关系的第一所学校。它既为孩子,也为父母准备新的社会角色和生产角色,所以必须建立在独立与没有剥削的理想上。
父权道德还会直接妨碍人成为自治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它压制来自下层的主动性和控制能力,制造的是等待命令、等待指示的人格,而不是愿意亲自采取行动的人格。南斯拉夫当时的社会需要「有责任心、发展健全,并准备领导社会改造过程的人格」。如果家庭继续坚持父权规范,把儿童的「倔强」当作必须压制的坏品质,它就不可能培养出这种人。
父权式父母执意训练孩子盲目服从并屈从于更高权威,结果制造出来的只能是自动机器和软弱人格,只会执行别人下达的命令。刚刚起步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真正需要的,却是能够「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的独立青年。
年轻心理学家克塞尼娅·孔迪奇(Ksenija Kondić)在贝尔格莱德心理卫生咨询所(Consultancy for Mental Hygiene)治疗的一名十岁女孩戈尔达娜(Gordana),被视作家庭威权主义危险的一个临床缩影。女孩长期尿床,乍看之下家庭稳定,生活条件也不差。但孔迪奇很快发现,父母关系颇有问题,更关键的是,父亲对女儿的严厉态度可能正是病症核心。
根据治疗记录,女孩的母亲承认,父亲对儿子温和、开放,对女儿却「非常冷漠,并固执地坚持女孩不如男孩重要」。他甚至「不让她同其他孩子玩,因为她就该待在家里」,理由是她是女孩。这种对患者感受的漠视,背后是一套僵硬的父权世界观。它制造胆怯、焦虑的孩子,使她无法为任何自主决策做好准备。
孔迪奇最后写道,戈尔达娜正在成长为自治社会最害怕的那一类人。她几乎是顺从本身的肖像:「她说话声音很轻,显得相当害怕,双手放在膝上,经常低头。」她极其听话,「别人没有问到的,她从来不多说一句」。而且,「她移动身体的方式同她说话一样——悄无声息,几乎听不见,小心翼翼,生怕碰到或移动任何东西。」最严重的是,「她做任何事以前,都一定先问可不可以。」
因此,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逐渐主张,儿童的病理总是可以完全归结为父母的病理。僵硬父母成为讨论中心,尤其是威权、严厉、完美主义父亲的人格,以及这种人格造成的有害心理与政治影响。父亲往往是孩子最早遭遇的纪律权威,因此据说可能造成巨大的童年人格病理改变,还可能预先决定孩子以后同法律和国家之间的问题性关系。
孩子最终变得缺乏安全感还是变得攻击性强,并不是最关键的区别。问题在于,失调的家庭关系都会让社会与国家失去有价值的公民。 马蒂奇甚至说,决定儿童命运的不是生物学,而是父母。他和同事明确使用「民主家庭」「不民主家庭」这样的政治术语,把民主家庭关系置于专业意识形态核心。在马蒂奇看来,「一个在民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行动自由,不会退缩,通常也开朗。可在不民主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社会行为上会表现出恰好相反的特点。」
父母和家庭关系往往不仅对个体心理特征,而且对民族或文化层面的心态特征起决定性作用。威权、传统、不民主的家庭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政治问题,是通往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
在治疗儿童患者和接触父母的过程中,南斯拉夫精神病学家越来越确信,必须改变传统家庭结构。儿童与青少年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uropsychiatry of Children and Youth)曾治疗一名十三岁女孩。她的父母搬去同父系祖父母共同生活后,女孩的精神状态急剧恶化。负责这一典型病例的心理学家认为,核心家庭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同搬进大家庭直接相关,并强调年长、更加传统的家庭成员可能对儿童心理健康以及孩子同父母之间的整体关系产生的有害影响。
另一个病例更加惨烈。一名八岁男孩因为反复试图自杀,被带去接受治疗。男孩同父母、父系祖父母共同生活,这似乎进一步强化了高度等级化的家庭结构。据治疗师记录,母亲面对公婆一贯顺从,对男孩却异常严厉、毫不宽容。据报道,男孩还亲眼见过酗酒的祖父实施家庭暴力。
在这些精神病学讨论中,父权制与威权主义被不断描述成南斯拉夫家庭乃至社会结构的「真实文化特征」,并被用来解释南斯拉夫同更广泛国际环境之间的差异。南斯拉夫家庭结构的一项核心特点,被概括为:「对父母、教师和其他成年人的不服从与抵抗,尤其当这些成年人处在更高等级位置时,会遭到谴责和惩罚,而服从和顺从却得到鼓励。父母和成年人是神圣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反驳。」
家庭内部父权倾向长期延续,又同父母对儿童细微情感冲突的不敏感结合在一起。许多父母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习惯性轻视,甚至无法识别子女的心理变化,缺乏同情,也缺少共情能力。因此,专业人士要求父母更认真地听孩子说话,回应他们的问题与情绪,不要只会训诫、给建议,更不要否定其意见,因为「孩子以自己的方式能够理解一切,一切也都可以告诉他们」。
许多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家,特别是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进一步提出一种行动主义的精神分析。这种精神分析或可离开自己的「贵族式」位置,真正进入社会变革。他们设想的是通过临床工作革命化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并由此改变整个社会。
这种异常强烈的行动主义,也许正是东欧社会主义精神分析最具识别度的特点之一。它建立在自治理念之上,并要求自治原则持续进入家庭和整个社会。内文卡·塔迪奇(Nevenka Tadić)直接把「父权家庭」同「官僚化的社会关系」并列起来,实际上把不民主的家庭安排等同于专制的政治结构。她据此认为,青年必须同时摆脱两者,才能真正发展自己的情感、认知与社会能力。

内文卡·塔迪奇(Nevenka Tadić),儿童精神病学家与心理治疗师。 她把儿童心理治疗中的自主问题直接连接到家庭权威与社会关系,主张治疗师不能简单充当家庭或制度要求的代理人。
于是,家庭也成为一块政治实验场。在这里,等级关系要被逐步拆解;正如在戈利奥托克一样,患者将被引导,以更加平等、更符合自治原则的结构替代这些关系。人的自由以及自由同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进入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理解的最中心。
塔迪奇用一套相当特别的政治语言描述儿童心理治疗师的处境。父母或国家机构把一个孩子送来治疗时,「心理治疗师必须警惕一个自己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变成家庭与社会利益的保护者和代言人,并且不加批判地服务于这些利益。」这尤其重要,因为决定是否接受心理治疗的,通常并不是患者本人,而是父母、学校、心理中心等机构。而这些家长和机构「也应当为自己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障碍形成过程中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负责」。甚至,把孩子送去治疗本身,也可能成为「最后、最决定性的一次施压和奴役」。
临床空间于是变成政治实验与行动主义的场所:「治疗师不应当像这样一个人:他一边向被奴役者许诺自由,一边却微笑着面对奴役者,甚至鼓励奴役者。」相反,治疗师应当提高受压者的政治意识,并扩大他们获得解放的可能。
这套新思路也带来了新的儿童心灵观。儿童心理被理解为本真且有别于成人心理的存在。孩子应当被当作完整的人格。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专业人士因此反复强调,对儿童必须给予温暖、爱与尊重。马蒂奇提醒父母,孩子毕竟是一种相当有理性的存在。 如果受到信任和尊重,儿童会「变得更愿意承担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治疗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同儿童合作,而不是控制儿童。「体罚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可能给孩子带来悲剧性后果。」 在儿童治疗中,分析师尤其需要表现出尊重、真诚兴趣和好奇心,极其认真地注意患者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治疗师由此承担起解放者的角色。
治疗还要减少儿童对父母的依赖,并持续向患者传达对其意见的重视,也始终将这种重视付诸行动。斯洛文尼亚分析家梅塔·克拉马尔(Meta Kramar)写道,「治疗师……使他[一位青春期患者]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变得主动,开始采取行动,尤其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获得自主」。而且,「在儿童精神病学里,治疗师对患者自主性的尊重,更应该牢固地嵌入治疗关系,因为作为儿童,患者早已习惯在成年人面前处于更加被动、更加从属的位置。」
这些精神分析洞见同时也为政治介入提供了框架。治疗师需要帮助年轻患者「为自己真实的需要和独立而斗争」,即使这意味着鼓励儿童和青少年不要一味适应本身就有缺陷的家庭环境。沿着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和弗吉尼亚·阿克斯莱恩(Virginia Axline)的思路,塔迪奇建议分析师和治疗师扮演「好的父母」,去纠正父权式育儿造成的错误:应当「按[患者]本来的样子接纳他们,包括好的和坏的特征,认真倾听并尊重他们,不去评判、贬低和谴责」。这样一来,治疗就可能改变儿童与青年的社会潜能和能力,并教会他们在未来以不同方式进入社会关系。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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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同南斯拉夫建设反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计划之间,由此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戈利奥托克的再教育程序已经表明,改革共产主义这场实验经常依赖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概念。即使到了「民间」心理治疗领域,直接政治控制隐蔽、灵活得多,自治和马克思主义直接民主的观念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讨论。
儿童精神病学尤其如此。它同教育和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许多共同之处,也使专业人士能够长篇讨论:怎样制造一个合格的政治公民。也许正因为长期深入政治,南斯拉夫精神分析家逐渐把自己的学科理解成政治与社会解放的工具。
欧洲精神分析过去经常因为个人主义以及同社会政治相隔绝而受到批评。南斯拉夫新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正面回应了这一挑战,把自己塑造成一种明确的行动主义科学:革命可以从个体心灵和家庭开始。通过革命化、去斯大林化家庭关系,它试图彻底改变所谓威权主义的民族心灵,并把南斯拉夫公民培养成未来自治马克思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精神分析家和精神病学家因此主动承担了一项核心的政治教育责任。
然而,这项民主化工程最早付诸实践的地方,偏偏是极不民主的戈利奥托克。自治程序与心理治疗程序在那里结合起来,旨在以一种过度残酷的方式实现去斯大林化。
马克思主义、暴力、自由主义与西方精神分析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交汇,全赖于南斯拉夫在冷战欧洲所处的特殊政治位置。南斯拉夫复杂的国际和政治角色,因此不能只在政治史、外交史中阅读,也可以在精神分析和精神病学史中看见。正是在这里,出人意料的联盟最有力地跨越了传统的冷战断层线。
南斯拉夫医生和精神病学家通过同西欧、美国同行的联系与交流,把新的专业概念带进本国长期存在的「斯大林主义替代方案」讨论。有些概念很可能进入了戈利奥托克的实践,同时又深刻改变了几代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师。
这个国家战后心理健康专业的历史,因此展开了一幅更大的社会主义东欧社会政治图景。南斯拉夫在东欧社会主义史上当然是特殊案例,但它的部分民主化同各种威权实践并不互相排斥。某些威权技术甚至恰恰来自它对西方专业实践与职业网络的开放。
于是,东方威权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的严格界线瓦解了。观念、实践和影响远比传统铁幕叙事所暗示的更能适应不同的意识形态环境。东欧因此可以成为各种政治与专业新组合的实验场,也成为来自东西两个阵营的意识形态概念、治疗模型与医学人员彼此相遇的地点。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安娜·安蒂奇(Ana Antić),现代欧洲社会文化史与医学人文史学者,20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现代欧洲史博士学位。现任哥本哈根大学英语、日耳曼语与罗曼语研究系教授,并主持「文化与心灵中心」(Centre for Culture and the Mind)。研究集中于现代欧洲及巴尔干、战争与暴力史、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史,以及冷战时期心理科学的跨国流动。2023年获丹·戴维奖(Dan David Prize)。著有 Therapeutic Fascism: Experiencing the Violence of the Nazi New Order(《治疗性法西斯主义:经历纳粹新秩序的暴力》,2017)和 Non-Aligned Psychiatry in the Cold War: Revolution, Emancipation and Re-Imagining the Human Psyche(《冷战中的不结盟精神病学:革命、解放与重新想象人的心灵》,2022)。
[译2]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 Cominform),1947年成立,通常简称「情报局」,是苏联及若干欧洲共产党协调路线的机构。1948年6月,情报局通过决议严厉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随后将其排除在组织之外。南斯拉夫语境中的 Informbiro、IB 均指这一机构及其政治争议。
[译3]戈利奥托克(Goli Otok),克罗地亚北部亚得里亚海岛屿,字面意为「裸岛」或「荒岛」。1949年后成为南斯拉夫关押被认定为亲苏、亲斯大林或支持情报局立场者的主要政治犯营地之一。本文讨论的「戈利奥托克」有时也泛指围绕该岛形成的监禁与再教育体系。
[译4]工人自治(workers’ self-management;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samoupravljanje 是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区别于苏联中央计划模式的核心制度语言。中文研究中也常见「工人自主管理」「社会主义自治」等译法。本文为保持同中国关于南斯拉夫制度史的既有用语衔接,原则上将 self-management 译为「自治」,将 workers’ self-management 译为「工人自治」。这里的概念不等于一般企业管理意义上的「自我管理」,而是涉及工人委员会、经济分权、基层参与以及国家「逐步消亡」的整套政治理论。
[译5]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党和战后南斯拉夫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是南斯拉夫工人自治、联邦制与不结盟制度设计的核心人物。1948年苏南决裂后,他参与把「自治」系统化为南斯拉夫区别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译6]情报局决议(IB Resolution),即1948年6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它指控南共领导层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并采取反苏路线。南斯拉夫国内围绕这份决议形成了「情报局派」(informbirovci)这一政治分类,许多被怀疑赞同决议者后来遭到清洗和拘禁。
[译7]「匪徒」(bandits) 是戈利奥托克营地内部的政治污名与等级称谓,不等于一般刑事意义上的匪徒。它主要指尚未完成「修正」、拒绝自我批判或被认定政治态度顽固的囚犯。进入这一类别往往意味着社会隔离、最繁重的劳动以及制度化羞辱和殴打。
[译8]弗拉迪斯拉夫·克莱因(Vladislav Klajn) 是南斯拉夫战后精神分析与军事精神病学的重要人物,既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也长期身处军警体系。正因为这两重身份交叠,后来的研究尤其关注他是否参与或影响戈利奥托克的心理再教育设计。现存档案不足以确认其具体参与程度,本文对此亦保持审慎。
[译9]istraga 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中通常指「调查」「侦查」或「审查」。在戈利奥托克语境里,它不是一次有明确终点的司法调查,而是一套持续的审讯、自传书写、供词修改和人格审查过程。因此正文根据语境译作「审查/侦查」。
[译10]raskritikovanje 在女子营语境中,它指一种集体化的强制自我批判仪式,囚犯被置于群体中央,必须暴露最私密的情感、性经验和幻想。这里保留原词,是为了同一般意义上的「自我批评」区分。
[译11]沃因·马蒂奇(Vojin Matić,1911—2000) 是战后南斯拉夫儿童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的重要奠基者之一。1948年原计划赴列宁格勒进修,苏南决裂后转而在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下前往巴黎,由此同法国儿童精神分析建立长期联系。他后来培养了南斯拉夫一代精神分析家。
[译12]实践派(Praxis) 是20世纪60、70年代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群体之一,以萨格勒布出版的 Praxis 杂志和科尔丘拉夏季学校为中心。其成员从马克思早期著作、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出发,批评官僚主义以及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未能兑现自身民主潜力。1970年代中期后,南斯拉夫当局对该群体采取压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