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刊 ↗
栏目

译文|二十年前的大学生如何找工作?自由选择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术

「正文约14500字」

作者:丽莎·霍夫曼(Lisa Hoffman)

文献来源:Lisa Hoffman, Autonomous Choices and 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 On Governmentality in Late-Socialist China(《自主选择与爱国专业主义:论晚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治理术》),Economy and Society 35, no. 4 (2006): 550–570.

译者导读

━━━━━■━━━━━

二十年前,丽莎·霍夫曼写下这篇文章时,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刚刚完成市场化转轨。「双向选择」「人才市场」「职业规划」仍带着鲜明的时代新意。她在大连看到,年轻人开始把知识、技能和劳动力理解为属于自己的资源。他们制作简历、比较工资与培训机会、规划跳槽与出国,也接受选择可能带来的失业和失败。国家不再直接分配工作,青年获得了更多「自主」。

霍夫曼真正关心的是:自主是否意味着治理减少?她指出,自由本身可以成为治理技术。个人被要求自己选择、经营人力资本、规划职业,并为失败负责。改革由此生产出一种「自我企业化的主体」。但这种主体并没有脱离国家。许多年轻人同时把个人发展同国家强盛联系起来,希望通过专业能力、国际经验和职业成功「为国家作贡献」。霍夫曼将这种结合称为「爱国专业主义」。

二十年过去,重读这篇文章,霍夫曼所描述的主体并未消失,但支撑他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2006年的「自主选择」发生在市场扩张、城市就业增长和全球化前景相对明朗的时期。霍夫曼笔下的青年虽然担心失败,但他们大体相信,只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新的机会仍会出现。到2026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完全不同的规模。2026届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 2026年8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达到18.9%,其中含有毕业季带来的明显季节性因素。

「选择」仍然存在,但它越来越经常发生在岗位稀缺、学历贬值感和激烈竞争之中。青年仍然被要求规划职业、提升技能、积累实习、考取证书并承担选择的后果,只是二十年前关于「自我发展」的乐观语调,已经很难完整描述今天的求职经验。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逆转。霍夫曼当年的受访者把「稳定」看成父母一代的心理遗产,他们更愿意跳槽、承担风险、去外企寻找成长空间。近年的研究却发现,不少青年重新把稳定放在职业选择的重要位置。「考公」「考编」甚至长期脱离劳动力市场专门备考,并不能简单解释成计划经济就业观的复活。公共部门职位的吸引力与就业机会受限、家庭期待和对考试公平性的理解同时有关。

二十年前,主体通过承担风险证明自己具有自主性;今天,寻找一个能够隔绝部分市场风险的位置,同样可以成为高度计算后的「自主选择」。

2021年11月,山西太原,此时中国正值COVID-19传播时期。考生在2022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考点外排队候考,不少人仍在翻看复习材料。 当市场就业的不确定性上升,对「铁饭碗」的追求也可以被理解为青年在风险条件下作出的职业计算。

国家本身的角色同样值得重新考虑。霍夫曼写作时,一个重要理论任务是反驳「国家退出等于自由增加」的线性叙事。但二十年后的中国更清楚地显示,劳动力市场化并不要求国家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当前高校就业政策已经深入人才需求预测、学科专业调整、招生培养、就业指导、校园招聘和数字化就业服务。2025年出台的相关政策提出建立人才需求数据库,并根据产业需求和就业结果调整专业与培养体系。 到这里,「选择」已经不能只理解成国家把责任交给个人。国家同时在生产岗位信息、规定人才类别、调整教育供给并引导毕业生进入特定地区和行业。市场依然配置劳动力,但这个市场本身持续受到政策组织。

这也使霍夫曼关于「社会主义」的处理值得重新追问。

她在2006年的分析中,社会主义主要以两种形式保留在新的治理术内部:一是国家仍会对市场与就业选择施加限制和引导,二是毛泽东时代关于服务国家、国家强盛和社会责任的伦理,被重新译入个人发展的语言。于是,她倾向于把当时的中国理解成一种具有地方特征的「晚期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提供自我经营、选择和人力资本技术,社会主义留下国家责任与爱国主义的历史材料。文章结尾因此把「爱国专业主义」概括为新自由主义的做事方式、改革年代的经济发展观和毛泽东时代国家伦理的结合。

二十年后的问题可能需要重新设计。社会主义在这里究竟只是给新自由主义主体披上一层本土伦理的历史遗产,还是已经包含某些不能完全由新自由主义解释的治理理性?

当国家主动预测人才需求、调整教育供给、扩大政策性岗位,并把就业同产业升级和国家发展目标联系起来时,面对的已不只是一个「通过自由治理个人」的问题。治理同时试图塑造劳动力的总体结构,并决定哪些能力应当被生产、哪些职业应得到鼓励。这些实践仍会借助市场、竞争与个人选择,却未必能够全部还原成市场治理术。它们被烙上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判断。

与此同时,也不宜因此宣布一种完整而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已经出现。今天的劳动者仍然被要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可雇佣性,职业失败仍常常以个人能力不足的语言得到解释。「内卷」「躺平」和「悬浮」等近年的经验性概念,恰好记录了这种主体伦理出现裂缝之后的感受。 霍夫曼笔下那个相信「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可能的失败」的年轻专业人士,因此获得了新的历史意义:当失败只是尚未实现的机会时,自我负责可以产生进取伦理;当失败成为反复出现的结构性经验时,同一种伦理也可能制造疲惫、退出和对稳定的重新渴望。

因此,霍夫曼留下了一套仍然锋利的提问方法:不要只问国家管得更多还是更少,而要观察人被要求以什么方式行动,怎样理解自己的选择,又被要求为哪些结果负责。只是到了2026年,这组问题必须加入新的内容。当市场机会收缩时,「自主」如何继续成为治理技术?当越来越多青年主动寻找体制内稳定性时,这究竟是对市场化主体的拒绝,还是另一种风险计算?更关键的是,在市场、自我经营和国家战略已经纠缠二十年之后,究竟哪些机制仍属于新自由主义治理,哪些机制开始显示出中国社会主义治理自身的制度逻辑?

霍夫曼记录的是一个刚刚学会「选择」的时代。二十年后,人们已经生活在选择无处不在的社会里。真正需要解释的,开始变成选择的条件由谁规定,风险由谁承担,以及当越来越多人发现努力经营自我未必能够换来预期生活时,这套治理术还将生产出怎样的主体。

正文

━━━━━■━━━━━

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港口城市大连,解放广场附近一幢崭新的现代办公楼里,坐落着市人才服务中心和人才市场。中心由市政府人事局管理,为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具备市场所需技能并正在求职的人提供多种服务。它定期举办招聘会,为雇主与求职者提供计算机数据库,也帮助专业人士在工作单位之外管理就业与保险档案。

1994年,上海一处招聘中心内等待面试的求职者。 工作岗位被张贴出来,求职者阅读信息、等待面试。「人才市场」正在成为计划分配之外配置劳动力的新制度空间。图/VCG。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这类中心陆续在全国出现,第一家于1983年在沈阳成立。中心举办的每周招聘会和季节性招聘会——例如春招——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形式却多年未有太大变化。[2] 企业代表守在桌前,身后的墙上贴着公司介绍、空缺职位和任职条件,学历、工作年限乃至年龄、性别、身高都可能写得清清楚楚。求职者阅读这些告示,走到桌前提问,与雇主进行如今已经司空见惯的「面对面面试」。

人才交流中心的出现和招聘会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变化。在高度社会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3]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大学毕业生按照五年计划接受工作分配,然后被派往国家建设需要他们的地方。[4] 由于工作单位中的职位通常意味着终身任职,分配制度同时保证了稳定工资和社会主义福利待遇,即所谓「铁饭碗」,包括住房、医疗、退休保障和各种票证。考上大学,毕业后进入分配的单位,就意味着一生的就业与生活稳定。

这种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松动。

教育委员会首先推动毕业分配制度改革,随后大学招生政策和课程设置也发生变化(Hoffman 2000, 2001)。改革引入了供求关系与市场竞争的新逻辑,同时中央强调,受过教育的专业人才对于改革年代的现代化和国家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学家和外国投资者批评国有单位垄断受教育劳动力,认为人员过剩、专业能力得不到发挥以及单位「囤积劳动力」造成了人才浪费。人才不能「流动」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也不能进入令劳动者本人「满意」的岗位,开始被视为严重问题。邓小平曾支持这一判断,指出「人才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转引自 Chao 1994: 305)。招聘会、面对面面试和职业咨询这些新的劳动力配置技术,逐渐取代国家直接分配和地方执行计划。大学也必须学会如何「指导」毕业生进入合适岗位,如何让学生和用人单位熟悉「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的新世界。毕业生和在职专业人士开始写简历,也会追问潜在雇主的经营计划。无论国有单位还是私营企业,都开始向应聘者表明自己「重视人才」、能够有效使用人才,不会浪费人力资源所拥有的技能和知识。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大学毕业生已经不再把等待国家分配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预期自己会在国有或非国有部门找到一份初级职位,也预期由自己决定职业去向并管理职业发展。「雇员」取代了「被分配者」的位置,而雇员如今也可能失业;后者则根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新的工作安排。

换句话说,命令经济被不同主体重新「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了:「什么应当被治理,由谁治理,又应通过什么程序治理」(Rose 1993: 285)?

改革年代重新评价计划经济和工作分配制度,强调其中的低效率和矛盾,于是到了后毛泽东时代,认为市场交换能够使受教育劳动力的分配和流动更加「理性化」,已经成为可以想象、也可以实践的主张。在我的大量访谈中,人们认为配置人才最好的方式是市场机制,而不是计划经济中的工作分配。尤其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承认「市场」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概念框架之后(Sigley 2004: 568),市场机制日渐成为检验良好或高效治理的一种「试金石」(Foucault 1997: 76; Hindess 2004: 26),或一种「规制性理想」(Collier 2005: 23)。

本文分析这种问题化过程,以及为培育「人力资本」、调节受教育劳动力配置而设计的新技术——其中尤其包括「选择」——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治理形式所规定的、作为治理对象的主体(subject of government)上。

我的论点是,劳动市场化、计算性的选择和自我经营(self-enterprise)精神的培育等「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已经取代了国家计划,但它们同时又同毛泽东时代服务国家的规范与价值连接起来。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专业人士:他是一个自我企业化的主体(self-enterprising subject),又对国家怀有明确的关切与认同。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爱国专业主义」(patriotic professionalism)。[5]

换句话说,专业人士的主体性同时呈现出新自由主义因素、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与爱国主义表达,以及间歇性施行的权威主义措施。 许多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并不能充分容纳这种组合,因为它们往往预设,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改善、自我经营,同「社会」进步、团结和价值之间存在对立,并且可能彼此不能相容(如 Brin-Hyatt 1997;亦见 Rose 1996a, 1996b)。「爱国专业主义」的出现使我们注意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在不同地方具有多样而偶然的形态。它要求研究者重新思考晚期社会主义中国正在出现的治理方式和专业主体,也要求重新追问:我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究竟是什么(Hoffman, DeHart, and Collier 2006)。

作为治理形式的选择

━━━━━■━━━━━

邓小平推动的转变有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官方用人标准从依赖政治上「红」的干部,逐步转向重视专业知识与才能的人才,这重新规定了中国受教育者和专业人才的角色(Lee 1991a, 1991b; Whyte 1993)。进入新世纪后,「人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在官方与大众话语中都被反复描述为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大连人才服务中心所在大楼的楼梯间里挂着一块巨幅广告牌,上面写着:「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设北方人才高地。」这类口号把国家的繁荣进步同人才发展直接连接起来。公司经理、人力资源主管和市政规划人员在访谈中也一再告诉我,他们的项目若想成功,就必须拥有「人才」。一名国有证券企业的年轻员工说:「发展需要人才。不管什么企业都一样,谁都需要人才。人才可以解决难题。你可以培养他们,他们能帮助保证企业将来的发展。」

2000年1月25日,北京一场大型招聘会上,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在企业展位前查看职位并递交求职材料。 从等待国家分配到主动比较雇主、递交简历,「双向选择」正在成为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的新常规。摄影/Stephen Shaver,AFP。

于是,有才能的雇员、专业人士和拥有资质的员工,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行动者和承载点。后毛泽东时代的治理问题仍然围绕「国家综合实力」展开,有时借助权威主义手段,有时则转向「公民主体自身的属性与能力」(Sigley 2004: 565)。逐步取消国家分配保障、逐步引入自主决策和简历制作,都是培育这些属性和能力的重要装置。

许多关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改革的分析,把「选择」与「自主」描述成摆脱国家之后获得的自由,仿佛人因此终于有机会成为「真正的自己」。[6] 本文所研究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选择,恰好就是这种自由叙事最强烈的领域之一。人们也经常把它当成国家退却、日常事务中的治理减弱的证据。然而,这种理解暗含一个前提:人格(personhood)先于权力关系而存在,因而摆脱国家干预就意味着真正的能动性(agency)可能得到恢复。

我并不打算测量改革年代的人们究竟有多「自由」。我想追问的是,选择与自主如何进入治理和主体形成过程。自由因此不能被理解为权力或治理的缺席。它本身就是一种治理技术,主体是在「通过自由」的方式中被调节和管理。[7] 这样一来,对自主性的研究便不必始终围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拉锯展开,而可以转向考察:职业选择怎样成为一种治理机制,又怎样生产特定的主体。

从这个角度看,当代中国的职业选择,同美国等高级自由主义(advanced liberalism)社会中的治理技术产生了颇有意味的共振。高级自由主义通过「远距离治理」(Rose 1996a: 61)运作,也就是「通过个体公民受到调节的选择」来治理(Rose 1993: 285),并把人规定为承担「责任、自主和选择」的主体(Rose 1996a: 53)。在晚期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社会,消费、住房、就业等不同领域出现的新型选择实践,都通过社会行动者的「自主化」(autonomization)发生作用,由此建立新的行为规范,也重组个人同自身的关系。

例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成立,首先要求把社会行动者重新规定为「自主」的人。中央计划体制下国家直接分配工作时,这种意义上的自主并不存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专业人士不再只是等待国家社会主义福利落到自己身上的接受者。他们通过职业规划追求自我发展,并被要求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薄大伟(David Bray,2005: 179)把这种变化概括为从「传统就业心理」转向主动「自己创造饭碗」。当大学毕业生开始把就业——也就是自己的劳动力——理解为个人发展的手段时,这种自我驱动对改革年代经济增长产生的激励,远比旧有的工作分配制度更有效。

传统社会主义曾通过一种结构化的依附关系来治理,如今这种模式似乎正在让位于另一种治理方式:个人相对于计划机构拥有了更大的自主空间,但也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这种空间。它在许多方面与高级自由主义政体相似。不过,社会主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同美国式高级自由主义仍有重要差别。最明显的一点是,爱国主义被注入了选择实践和自我经营的伦理之中。 这里的爱国主义延续了毛泽东时代关于忠诚和世界舞台上强大国家的观念。要理解当代中国的专业主体性(professional subjectivity),就必须先澄清这种结合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

━━━━━■━━━━━

晚期社会主义中国与高级自由主义政体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引人注目的相似之处,但中国不能被直接等同于美国或英国。在高级自由主义社会,从医疗到保险都经历了大范围私有化和市场化,这突出了这些领域及其中各类决策的「去国家化」特征。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围绕它们作出的决策,被逐渐推出正式政府官僚体系之外。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把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的「准自治公共机构化」(quangoization)(Rose 1996a: 56)。 

中国的情况不同。晚期社会主义国家仍同其他行动者一道,通过规定人们在哪些领域作选择、又可以怎样作选择,持续塑造后毛泽东时代「自主」的含义。道德教育被反复用来引导毕业生进入某些岗位;毕业生能把户口落在哪里受到明确限制;大学会出面干预所谓「失衡」的人才市场;罚款和奖学金加分也被用来鼓励学生作出符合社会责任、但又自主作出的决定。

国家仍然积极参与新自由主义治理,这并不矛盾。早期古典自由主义往往把经济和社会想象成自然存在的领域,而在新自由主义以及所谓高级自由主义中,市场并不是一个天然自生的空间。它更像一个需要政府政策持续维护的「制度性」场域(Burchell 1996: 21–24; Lemke 2001: 195)。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以及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都承认国家在生产自由和自由竞争中的作用。托马斯·莱姆克(Thomas Lemke,2001: 193)解释道:「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理论中典型的对国家的消极理解,在秩序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机制和竞争效应只有经由治理实践被生产出来,才可能存在。」

因此,如果说国家仍在塑造专业人士能够作出的具体选择——既通过求职过程中的明确限制,也通过强调国家强盛的道德教育——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实行新自由主义实践。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的、历史的存在,这个观念同时存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当代美国的高级自由主义和中国的晚期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之中。[8]

我把这些差异很大的治理体制放在一起比较,是为了看见美国「从福利走向就业」项目同中国城市招聘会之间的相似性,同时也保留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使我们能够「思考新自由主义的不同版本」(Larner 2003: 510):它们都通过自由来治理,都把市场机制置于优先位置,但同时也会采用其他手段。中国吸收的新自由主义实践确实在重要方面参照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却不能据此推定某一种固定的人格或主体形式必然随之出现。「爱国专业主义」恰好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新自由主义实践可以同其他社会规范结合,甚至同带有权威主义色彩的规范结合。

席格伦(Gary Sigley,2004: 563)用「自由主义专制」(liberal despotism)这个颇具刺激性的概念提醒人们:针对不同人口群体,「权威主义的和非自由主义的措施,本身就构成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运作方式」。福柯也说明,他「曾试图把『自由主义』分析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当然更不是『社会』用来『表象自身……』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一种朝向目标、并通过持续反思来调节自身的『做事方式』」(Foucault 1997: 73–74)。

因此,把各个地方的新自由主义治理术连接起来的,未必是同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形态,而是「一种做事方式」,或者「一套共同的技术机制」(Collier 2005: 11;亦见 Larner 2003)。这种研究新自由主义的「技术路径」,允许我们考察不同地点之间哪些东西可以概括为共同特征,而不必强行把某一种主体性认定为新自由主义的典型标志。

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全球形式」(global form)会更有帮助。这里的「全球」不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普遍性,而是指某种特别的能力:「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可抽象化,以及在多种社会文化情境和生活领域之间流动的独特能力」(Collier and Ong 2005: 11;亦见 Ong 2006)。 这一概念为我们腾出了空间,使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种结合:新自由主义技术同改革年代的爱国主义相遇,而后者又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强盛连接起来。

晚期社会主义的选择实践与作为治理对象的新主体的规定

━━━━━■━━━━━

本节考察选择实践、自我经营观念与当代中国专业主体性的出现如何彼此交汇(亦见 Hoffman 2003, 2006; Hanser 2002b)。

后毛泽东时代关于良好治理和国家发展方式的理性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调节和治理公民的机制也在改变,由此产生了新的人格形式,或者说新的作为治理对象的主体。下面的材料将说明,后毛泽东时代的选择实践和关于职业成功的观念,怎样帮助建立新的体面标准与专业主体规范。

雇主经常告诉我,近年毕业的大学生已经构成一个与前辈不同的群体,他们把自我发展和进取意识带进了工作生活。一家大型中美合资企业的人事经理谈到这些年轻员工时说:「这些年轻人跟国有单位的白领不一样。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想法都不同。他们更年轻,受教育程度也更高。他们会继续发展,我们不希望他们离开公司。」另一位三十多岁、衣着讲究的私营企业主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现在的年轻人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没人会问公司的情况。现在他们会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机会。有些人确实只问钱,但另一些人会问,在这里能不能有发展。」

年轻专业人士也开始接受改革年代的治理理性。这套理性汲取了党国之外的规范与价值,把现实按照市场竞争、个人成就和自主管理发展的方式变成「可思考、可实践」的对象(Rose 1996a: 42)。因此,当他们谈论要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希望在那里得到「锻炼」、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发挥」时,这些话不只是对梦想的描述。 它们体现了一套关于自我以及政府干预的「推理风格」(Rose 1996a: 42)。关注点也由「工作单位及其在官僚等级中的位置」转向具体岗位以及未来职业发展的可能性。艾米·汉瑟(Amy Hanser,2002a: 152)把这种变化称为「岗位具体化」(job specificity;亦见 Bray 2005: 94–122)。

我曾对东北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大多数受访者使用了惊人相似的语言:他们希望找到能够「学以致用」的工作,也希望在工作中发展自己。一位女生写道:「这种工作〔国际金融〕现在很热门,而且这个领域有发展前途。」她还说,自己喜欢「双向选择」制度,因为这让她有空间作自己的决定。用人单位在选择她,她也同样可以选择用人单位。换句话说,求职者已经不再以「等待分配的人」自居,而是以人才、雇员或人力资本的身份说话。他们希望通过工作获得个人和专业上的成长。

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刚毕业的廖美丽在北京一家旅行社找到工作。她这样说明自己的职业规划:

我有这样一个打算:先去一家比较稳定的公司,积累经验,然后再去合资企业或者外企……因为那里的竞争更激烈,我也能得到更多发展……我想先全身心投入这份新工作,看看自己能为它做什么。有时候人们会抱怨〔国有〕单位太老,习惯也改不了,但我要去的是一个新单位。我想我会在那里待五年以上。我希望在同一家公司里发展,从基层做起,这样更有利于个人成长。现在我是这么计划的,但以后会怎样,我也不知道。

她的一位同学张龙列出了自己的求职要求:第一,能够用上所学专业;第二,工资要好;第三,要有良好的发展空间;第四,希望留在大连。「我不在乎工作稳不稳定,」 他说,「我希望把自己的能力都发挥出来,工资也要不错,至少得合理。如果这意味着我要经常换工作,我也不在乎。」像张龙这样给工作条件排出优先顺序,像廖美丽这样制定职业发展计划,都是新的主体化装置。年轻人通过选择实践,以及相对于国家直接计划获得的自主体验,重新理解自己是谁。

2024年3月19日,大连理工大学2024届毕业生春季双选会。 霍夫曼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的大连研究「双向选择」如何塑造新的职业主体。二十多年后,招聘会与「双选」仍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制度形式。

当然,也有学生对改革感到焦虑。他们承受着必须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压力,也清楚自己完全可能失业。许多求职者一面谈论找工作的焦虑,一面又强调应该自立,希望在工作中真正使用自己受过的训练和掌握的技能。这说明「选择」「自主决策」和「职业机会」正在变成越来越不言自明的常识,虽然同一过程也给许多人带来了忧虑和不安全感。

面试和招聘会中的「双向选择」,尤其是毕业生主体形成的关键时刻。公司代表和求职者都有机会有意识地展示自己。唐丽萍在一家中美合资企业找到职位,她这样回忆求职过程:

我听朋友说他们需要一个〔经理〕助理,就把材料寄给了经理。后来我去参加面试。他们先介绍公司,我介绍自己的专业、爱好和个人情况……他们问我怎么看工资和工作条件,我告诉他,比起工资,我更看重工作条件和公司的发展。如果我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这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公司会继续发展壮大……〔五年以后〕如果我还在这家公司,我不会再是经理助理。我希望当经理,或者成为业务方面的专业人士,也可能开一家自己的贸易公司,成为独立经营的公司。

唐丽萍还说,她只愿意和公司签一年合同,因为自己将来可能想离开。她相信,只要工作做得好,公司自然会续签。「如果这份工作适合我,人际关系也不错,我就留下;如果不适合,干得也不开心,我就走。」

大连理工大学另一名应届毕业生陈秀平则进入了一家中加合资企业,对方愿意替他向学校支付培养费用。陈是省里一个特殊项目的公费生,所学专业结合了化学工程和外语。按照规定,他毕业后「必须」为省政府工作,除非有企业愿意承担他的培养费用。「这是第一家愿意替我交钱的公司。」陈说。他这样描述自己在沈阳家乡招聘会上参加的面试:

他们让我先做自我介绍,然后讲公司的发展和未来,整个过程都用英语……我问了公司的背景,因为以前没听说过。找工作的时候,你一定得看他们是不是真心想在中国做生意。我特别注意这家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看他们是不是真的下决心在中国投资,因为有时候会有假投资。我还问了行业情况和公司的待遇,比如工资。工作几年以后,他们会提供无息贷款买房。医疗保障我不知道有没有,但这个我可以自己买,公司给不给我并不在意。从他们的态度看,我觉得自己会是公司里一个很重要的人。我知道他们希望我过去工作,也愿意特别照顾我……就在三天前,我决定接受这份工作。

这些年轻毕业生的注意力明确集中在自己的职业规划,以及相对于国家计划所拥有的自主性上。面试、「双向选择」、制作简历,让他们面对计划体制下不存在的「机会」「选择」和不确定性,他们也不断用这些词谈论自己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们的愿望又同企业的自我表述彼此呼应。很多单位努力把自己同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区分开来,批评旧制度会「囤积劳动力」、无视个人技能。

以市场模式为参照,在交换关系中作个人选择,改变了这一部分城市人口理解和体验劳动力的方式(Hoffman 2001)。计划体制下,个人并不「拥有」自己的劳动力和技能。它们首先被视为国家资源,是国家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Bian 1994: 51, 96)。个人劳动力带来的收益,「只在国家的生产中得到实现,而不是实现于个人身上」(Cheng 1998: 23)。工作分配还把大学毕业生嵌入城市单位福利体系和再分配经济之中,单位因而可以对自己的「成员」施加强大的控制。

分配制度的出发点也不是学生本人的兴趣或能力。把这些东西摆在首位,当时会被认为是自私的、资产阶级的。工作分配所追求的是让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向均衡,尤其不把资源过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同时消除剥削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失业。个人获取技能,是为了「改善组织绩效,或者完成中央或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为了个人实现和职业晋升(Davis 1990: 89, 2000)。

换句话说,在计划体制中,劳动力并不是个人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的资源,也不是为了个人成长而不断开发的资本,当时的核心问题也不是如何「有效使用」劳动力(Davis 1990)。中央计划体制中的工作分配首先关乎国家义务,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部分。围绕个人职业目标制定生涯规划、发展个人技能,在政治上并不具有正当性。刘少奇那句话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伦理:「为党的利益、为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民族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为社会的进步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自己,是最值得、最正义的。」(转引自 Bray 2005: 60)

改革年代开始以后,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把市场机制推到前台。市场被用作衡量政府有效性和效率的一种「工具」,也用来改造一种「人们试图限制其滥用」的治理术(Foucault 1997: 75)。由此,选择实践和职业规划作为新实践形成。

我反复遇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可能取得的职业成就上,也同时承受着由此而来的不安全感。 他们尤其喜欢把自己同父母一代的经历和心态作比较。一位来自武汉、希望去上海工作的年轻女性就是典型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她的父母曾有机会回到原籍上海,但他们拒绝了。她解释说:

他们没有回去,因为回上海以后工作会比现在辛苦……他们不想改变。如果换成我,我肯定会去上海。生活过得去当然也可以,可是那样就没有继续提高的机会。他们已经习惯现在的生活,孩子也都长大了。但对我和我的兄弟来说,前面还有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去试。我不怕失败。我去上海也许会失败,但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可能的失败。我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这就是两代人最大的不同。

她接着说,如果她去做翻译的研究所能够给她很好的自我提升机会,也能有效使用她的能力和知识,她可能会在那里待很多年。否则,她就会离开。她的父母成长于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而她相信,职业流动本身可以成为个人成长乃至社会发展的来源。

通过工作锻炼和发展自我,这个观念并不陌生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但我所接触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准专业人士所追求的自我发展、职业晋升和家庭生活改善,已经与毛泽东时代明显不同。对今天的「人才」来说,就业成为一个可以带来多重增长的场域:个人可以成长,家庭生活方式可以改善,雇主可以发展,而且正如下一节将说明的那样,国家也能因此获益。那位年轻女性说:「我不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但「我已经准备好面对可能的失败」。她接受个人选择,也接受选择之后失败的可能,而且这种失败她只能归咎于自己。

责任由国家转移到个人,并没有让她退缩。这恰好说明,新自由主义关于自我负责的理性已经嵌入毕业分配制度改革,也嵌入日常的自我治理。 它与高级自由主义政体鼓励人们「把自己经营成企业」的理性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改革通过更远距离的方式治理,通过劝导而不是强制,并由此规定出自主且负责任的主体。

后毛泽东时代的专业主体,正是在一次次作出选择、并在这些选择中感到自己相对自由的过程中形成的。他被期待积极行动、为自己负责,却也常常伴随强烈的不安全感。而这种主体,恰恰被认为是中国晚期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

晚期社会主义治理术:爱国主义与国家

━━━━━■━━━━━

当个人自己决定去哪里工作时,他们是在关于应当「负责任地」运用自主性的论述中作出这些决定的。改革年代的治理不再依靠对国家的高度依赖,而是通过新获得的自主空间,以及对选择负责的要求来运作。强调「负责任的选择」,一方面来自新自由主义对恰当自我经营方式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延续了毛泽东时代服务国家、对同胞尽责的伦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反复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人在决定去哪里工作时不能只考虑自己,他们的就业选择还应当体现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

一本帮助大学毕业生择业的指导书,就把职业的特征概括为几个方面,其中之一是:职业是个人服务社会、履行岗位责任的方式。其他特征还包括发展个人能力、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以及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Liu 1999: 4–6;亦见 Zhang 1998)。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新近被称为就业指导办公室的部门中的工作人员,也明确意识到自己在这套选择机制中承担着积极角色,引导毕业生进入同样满足国家需要的合适岗位。他们不再执行强制性的分配计划,而是要「指导」学生认识自己的个性,同时「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Wen 1996: 276)。

大连理工大学一位管理人员说,学校当然应该告诉学生:「要想想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特点,什么样的工作适合自己……也要看公司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必须考虑国家需要什么,当地的实际情况怎样,不能只考虑自己的理想。」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同样强调:「要让学生明白,创新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形成对国家、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培养创新人才」1999)。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也把「热爱祖国」列为「社会主义荣辱观」中的核心美德之一,相应地,损害祖国则属于「社会主义耻辱」(Olesen 2006)。

然而,促进民族主义情感的道德教育不能简单等同于「宣传」。

在英语语境里,propaganda 往往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容易把国家意识形态直接类比成「洗脑」(Gries 2004)。对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来说,他们所表达的爱国主义,有助于为整个社会中的专业人士确立体面标准。作为规范,这些标准是自我形成的重要技术,尽管这一过程在日常生活中从未彻底完成。

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班学生温书邦的经历很好地说明,人力资本交换如何把受教育公民重新规定为国家实力的潜在来源。他很自豪地告诉我,自己已经在一家国营外贸机构找到职位。「我听说他们那里缺人,但报名时间已经过了,」他说,「我还是去跟他们谈了。因为我大学里的成绩和表现都比别人好,他们最后还是愿意要我。」很多同学羡慕这样的岗位,因为它能提供培训机会,帮助把户口迁到大连,而且作为国家体系的一部分,也有一定保障。不过,工资只是一般水平。

温书邦解释自己为什么可以接受这份工资:「工资高当然很好,但现在没有那么重要。」随后他说:

我才刚开始工作。我当然希望得到很多培训,也希望将来能有钱,但我还是新人,一开始要求太多不现实。去私营企业工资也许高一些,可培训机会没有这么多。我真正要看的是,过一两年以后,我拿到的工资是不是和自己的成绩相称……当时很多单位都想要我,也包括一家外企。我本来可以选一份工资高得多的工作,但我没有去,因为那些岗位跟我的专业不对口。如果离自己的专业太远,什么都懂一点却什么都不精,我的职业就发展不起来。只拿高工资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去国营单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不管怎么说,我应该为国家服务。以后我也可以再去私营企业或者外企。

他说自己「应该为国家服务」,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诸如「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Mao)这样的政治口号。这提醒人们,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治理技术与装置,可能在完全不同的政治时期重新出现。不过,温书邦这一代毕业生所面对的决定,已经同上一代大不相同。他们必须在国有、私营和外资企业之间作选择,也必须在几个彼此拉扯的要求之间周旋:实现个人理想,面对可能失业的现实,处理家庭压力和义务,同时满足自己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包括支持国家。

1999年5月10日,北京,学生前往美国驻华使馆,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霍夫曼将这一时期的青年爱国主义与专业发展、自我经营并置考察,以说明市场化职业主体并未因此脱离国家认同。

年轻专业人士追求职业发展和培训机会,在一个重视市场技能与跨国能力的劳动力市场里积累资历,并不意味着他们因此把自己同国家分离开来,更不意味着他们站到国家的对立面。像温书邦这样的人,正是我所谓的「爱国专业人士」:他们同时接受新自由主义式的自我发展理念和晚期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温书邦用这种责任感解释自己为什么接受一般水平的工资,也坚信自己应该服务国家。后毛泽东时代所谓「责任」,由此同时指向爱国主义和个人利益。

爱国义务作为鼓励特定行动与行为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新的。新的是,人们在这些领域中「作选择」。 大学生从学校管理人员、地方报纸、通俗出版物乃至父母那里不断听到类似的说法:个人发展、竞争、国家实力与国家认同可以彼此结合。

我第一次在大连人才市场遇到吴先生时,他刚从德国回来,正在找新工作。那时他和父母一起住在离市中心近一个小时公交车程的一套小房子里。他一直希望再次出国,或者至少进入外企。此前那次德国经历却并不顺利,公司倒闭,他为自己设想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回到大连后不久,他在一家大型中美合资企业找到工作。父亲非常反对。一方面,新工作通勤时间很长;另一方面,他不愿看到儿子又在一个「外国的地方」遭遇失败。

吴先生的父亲甚至告诉他,如果去外企上班,将来自己生病或者去世时,儿子请不到假回来照顾。这种说法与冯文(Vanessa Fong,2004)所谓「孝道民族主义」(filial nationalism),以及 Pan 等人(2005)所说中国的「家国」主框架相呼应。父亲的意思很直接:如果在外企工作,他就无法尽孝。「我必须考虑我爸说的话。我不能伤他的心。」于是吴先生放弃了那份工作,又回到人才市场。后来他进入一家名义上登记为私营、实际上高度依赖政府雇员补贴性劳动的税务服务公司。

责任可以指向家庭、国家,也可以指向个人自身的职业发展。它有时表现为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感情,有时则表现为真的去国家单位工作。这说明党国与「民间民族主义」(popular nationalism)之间存在持续而复杂的互动(Gries 2004)。 但关心国家如今已经不再等于为了国家牺牲自己的未来。改革年代的爱国主义更强调通过负责任的选择实现个人潜能,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动国家发展。

2005年6月,美国两家大众新闻杂志都捕捉到了这一点:爱国主义已经内化进「自由」的职业选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一篇题为「一个新强国的崛起」(The Rise of a New Power,2005)的中国报道,以这样一个故事开头:

理查德·强(Richard Qiang)可以被视为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出身蓝领家庭,在学校表现优异,从上海名校复旦大学取得法律学位,随后进入一家纽约律师事务所工作,这家事务所拥有几十家企业客户……他和芝加哥、旧金山或曼哈顿的年轻雅皮士只有一点不同:他是共产党员。就像很多雄心勃勃、参与政治的美国年轻人一样,强先生的动机也很务实。他希望有朝一日进入政府,参与建设中国正在形成的法律体系。党员身份可以帮助他打开一些合适的门。(Newman 2005: 40,着重为作者所加)

《时代》杂志则报道了一名24岁的年轻人,他经营一个「爱国网站」,据称每天有三万次访问。报道写道:

强烈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城市青年中尤其普遍。他们一边喝星巴克拿铁,或者排队去美国大使馆申请学生签证,一边又会对他们眼中世界各国试图压制这个新兴超级大国的举动感到愤怒。康说:「美国想把中国压下去。我们都应该做朋友,但美国必须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朋友。」(Beech 2005: 40)

要负责任、要关心国家或「祖国」的要求,直接影响年轻专业人士如何理解现在的自己以及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过,一个人并不需要直接为国家工作,也不必公开宣示对党的忠诚,才能显得爱国。劳里·杜西(Laurie Duthie,2006)对上海跨国公司管理人员的访谈也说明了这一点。一个人完全可以喝着拿铁、在外企工作,同时在国际问题上坚定维护中国。

前文提到的廖美丽就表达了这类看法。她既希望让国有单位变得更有竞争力,也希望自己一生能够帮助别人。她说:

过去大家都应该去国有单位。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喜欢,因为那里不像合资企业那样有那么多机会。很多人说习惯改不了……可我觉得,通过我的努力和许多人的努力,多少还是能改变一些。国有单位经济效益没有那么好,竞争力也不强。很多年轻人都想让国有单位改变,可如果大家自己不去试,它们怎么可能变?所以我想先去改变它、帮助这个单位。然后,以后我再批评国有单位。我不想放弃国有单位能够变好的希望……我在大学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他们跟我一样,想尽最大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可是也有很多人什么都不做,只会抱怨……我会跟他们争,可他们还是只会抱怨。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总想「把事情变得更好」。她希望「为国家或者为别人」作贡献,比如资助不能上学的贫困儿童,或者想办法影响政策和决策者。她的话显示出一种高度自觉的责任伦理:她有责任主动在周围世界中推动自己认为积极的改变。

除了直接说「我要服务国家」之外,还有许多别的装置共同规定就业选择能够运作所需要的自主空间。正如我在别处已经讨论过的(Hoffman 2000, 2001),大学会使用各种办法,确保毕业生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就业,包括罚款、限制户口迁移,以及威胁不为新的就业单位办理认可手续。毕业生也经常谈到父母带来的压力:最好进入安全、稳定的地方,比如国家单位;要对国家负责;不要离家太远。新近受到重视的受教育主体因此必须在这些彼此不同、而且经常互相冲突的要求之间协商。

我所说的「爱国专业主义」,正是为了说明自主的自我发展和爱国主义如何被纳入同一个主体位置,而且这一结合往往并不会让当事人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应届毕业生和年轻专业人士可能梦想去国外工作,去美国读 MBA,或者只是希望有机会到外企办公室接受培训,但这些愿望经常同关于中国、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以及现代化的讨论交织在一起。

潘青是一名刚毕业的年轻女性,在一家大型韩国贸易公司找到工作。她说,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是因为这家公司「世界闻名」,自己可以在那里「积累经验」。我问她打算待多久,她回答:「其实我不喜欢这家公司,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个卖国贼。年轻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己的目标是从外国人那里赚到钱带回中国,可现在反过来了。」她指的是外国公司把钱从中国赚走。

然而,她的长期计划却是去美国读 MBA,然后进入贸易行业工作。她刚刚批评完外国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就说出了这个计划,而且避而不谈 MBA 本身同样是「外国的」。她说:「我想做点事情,证明中国人值得被承认。这也是我为什么想去美国。他们那里的教育更好,我想去跟他们竞争。」对像她这样的年轻女性来说,这些想法并不互相矛盾。

潘青的一位同学对我说:「年轻人应该出国开开眼界,学习现代的东西,然后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她还讲到另一个同学大三时去了美国。「她会跟我们讲美国。她受不了美国的歧视。那里有很多误解。在自己的国家,你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她想回来,还是自己的国家好。」

几天以后,我又采访了潘青另一位已经进入国家单位的同学。她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命运」最终还是应该为国家工作,而不是为外企工作:

外企可以提供很好的条件,生活也舒服,可你把自己的才能给了外国人,他们却从中国赚钱。也许五年以后我会在〔外企〕工作,但十年以后我会回到国家单位。也许五年后我还会去读研究生……我肯定会去外企干两三年,但不会干很久。

她认为,国有企业应该向外企学习,因为后者正在吸引大量中国年轻人才。「可是在外企,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当老板,最高也就是做到执行经理。你只是替外国人工作,不是在替自己工作。」她也承认,很多同学并不同意她「最后还是应该为国家工作」的观点。

她的叙述本身充满矛盾。究竟什么最重要?为国家工作、获得最好的职业机会,还是拿到高工资?事实上,她此前也一直在找外企工作,只是没有找到。正是这种组合,为一种新的主体伦理提供了证据:个人通过自主管理自己的发展来成长,同时用不同方式表达爱国主义。有人直接进入国家单位,有人则相信只要让自己变得更强,也就能让国家变得更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与毛泽东时代的责任伦理在这里结合起来,只是后者已经被重新翻译为改革年代的经济目标。

结论

━━━━━■━━━━━

「爱国专业主义」的出现,反映了以下因素:跨国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后毛泽东时代主体的自主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在晚期社会主义语境中的特殊形态。大学毕业生逐渐认识到自己必须摆脱国家依附的遗产,也学会重新理解劳动。劳动不再只是国家资源,不再只是社会主义福利体系的一部分,它也成为个人发展潜能的场域,而进入这个场域的方式,是自主作出选择。

但他们同时又被教育:自主必须被负责任地使用。 于是,毛泽东时代「热爱国家」的价值,同改革年代关于经济发展、自我经营、物质收益和潜在社会流动的观念一起进入个人的选择。这套新的自我发展制度显示出一种自我企业化的主体。他相对于国家计划机构具有自主性,却又通过策略性的爱国主义表达同国家保持联系。这种表达可以是去国有单位工作,也可以是在北约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参加抗议,或者抗议近期的日本教科书修订。

研究专业人士人格的形成,为认识和理解一种用于分析社会主义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分析路径提供了一个尤其有价值的入口。主体性不一定沿着政治工程的意识形态路线发展,这使我们能够理解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如何可能相交。研究中国,尤其研究新的就业市场,一方面使人能够在彼此差异很大的地方辨认出「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契机,反思新自由主义治理形式的偶然性与多样性。

中国曾被描述为「命令与市场的一种奇特混合」(Schein 2004: 8),也被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兼新自由主义的混合体」(Sigley 2004: 566)。本文的论点是,「爱国专业主义」把三种东西结合在了同一主体之中:新自由主义的「做事方式」、改革年代对经济发展的定义,以及毛泽东时代关心国家的规范。

▼ 原文注(框内可滑动)

[1] 感谢安德训(Ann Anagnost)、Stephen Collier、Monica DeHart、Jennifer Hubbert 和王爱华(Aihwa Ong)长期阅读本文多个版本并提出有益意见。2002至2005年间,本文经历过多次修改,并在不同会议上宣读。感谢这些年来与会者提出的评论和问题,尤其感谢 Jeff Maskovsky 与邓永成(Wing-shing Tang),也感谢本专题编辑艾兰·杰福利斯(Elaine Jeffreys)以及 Economy and Society 的匿名审稿人。本文研究与写作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外国语言与区域研究项目(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华盛顿大学塔科马分校城市研究项目,以及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哈里·布里奇斯劳工研究中心(The Harry Bridges Labour Centre)的支持。本文的一切不足由作者本人负责。

[2] 1993年我参加每周招聘会时,它还设在市公园边上一家古玩商店兼娱乐综合体角落里的小房间内,只吸引了少数几家公司。来访者大多是退休人员,或者希望找到一份机会更多和/或工资更高的「更好工作」的人。到1995年秋,人才中心已经搬到市图书馆附近一幢大得多的建筑。求职者进入大厅前要先买票,走到企业桌前时手里已经拿着简历。1996年春节期间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一场招聘会拥挤得十分严重,人事局因此决定把当年夏季毕业招聘会移到新建的市展览馆。本文材料来自作者在大连持续十年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从1993年夏开始,一直延续到2003年12月,其中包括1995至1996年的博士论文田野调查。除多年持续参加招聘会外,我还在办公室访谈过人力资源经理、把自己认定为「人才」的求职者、本地大学多个毕业班的学生、大学就业工作人员,以及负责管理市人才市场和人力资源机构的人员。我也在大型招聘会和若干毕业班中进行过问卷调查。正式访谈一次可持续一至六小时。此外,我还同大量受访者进行过非正式交谈,并在城市各处参与年轻专业人士及其家庭的社交生活。

[3] 本文交替使用「高度社会主义」(high socialism)和「传统社会主义」(traditional socialism)两个概念,均指毛泽东时代,即1949至1978年中国实行中央计划命令经济的时期。改革时代或后毛泽东时代始于1978年底邓小平掌权并启动后来被称作「市场社会主义」的改革(见 Bray 2005: 204)。

[4] 在毕业分配体制下,大学把毕业生人数和专业情况报给省级部门,再由省级部门报送中央。中央把这些信息同各工作单位提出的用人需求结合起来,作出分配决定,计划随后逐级下达地方执行。这套制度早期的改革,允许分配计划在地方而不是中央层面完成(见 Agelasto and Adamson 1998)。

[5] 本文把注意力集中于爱国主义,并不意味着家庭责任等其他责任形式不重要(亦见 Fong 2004)。无论面对国家还是家庭,「负责任」地作决定,往往同追求成功、实现个人潜能以及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获得社会上升的愿望重叠在一起。换句话说,治理技术穿行于国家、市场和家庭领域之间。本文选择考察这些领域彼此交叉的一个地点:求职过程。

[6] 我把选择视为一种治理形式,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公民日常生活中真实而具体的变化。我想强调的是,「选择」本身也是一个复杂、有时相互矛盾的主体形成过程。其中包括「双向选择」这类由雇员和雇主而不是国家干部作决定的实践,也包括围绕能力与成功含义的协商、关于哪些岗位和职业适合不同性别的判断,以及围绕家庭稳定与社会流动展开的争论(Hoffman 2000)。

[7] 在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竞争的研究中,「自由」被理解为政府的「缺席」。这类论证还往往把国家是否干预个人生活视为非此即彼的问题,仿佛可以找到一个既没有国家治理形式,也没有与国家治理理性共享知识方式的社会领域。本文采用不同看法。此外,我选择讨论主体形成,而不是直接讨论政治利益和能动性,也是为了避免预设:统一而单一的主体可以存在于权力关系、规制规范以及话语与非话语实践之外(亦见 Sigley 2004: 560)。关于主体如何「通过自由」被调节和管理,可参见 Barry et al. 1996; Burchell 1996; Foucault 1991; Ong 2003, 2006; Rose 1992, 1993, 1996a, 1999。

[8] 我的立场支持这样一种观点:新自由主义概念以及福柯关于治理术的洞见,可以用于理解中国,也可以用于更一般地理解拥有非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许多学者已经参与这场富有活力的争论,例如 Anagnost 2004; Dutton 1988, 1992; Hindess 2004; Ong 2006; Sigley 1996; Yan 2003。

近期文章

━━━━━■━━━━━

Medina|社会主义的赛博实验:阿连德智利的控制论 设计自由,管制一个国家

Antić|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

Geisthövel|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术:福柯、东欧医学与医疗卫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