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本刊 ↗
栏目

译文|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科学:疫苗、统计与群众路线中的红绿革命

「正文约7500字」

作者:边和(He Bian)[译1]

文献来源:Bian, He. “Science and 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 in Maoist China: A Review of Recent Works.”(《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科学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近期著作述评》)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52, no. 2 (2022): 265–275.

导读

━━━━●━━━━

1979年,福柯曾抛出一句后来反复被引用的话:「我不认为存在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本文从这句话重新进入毛泽东时代的科学史。作者评介有关疫苗接种、统计制度与农业领域的「群众科学」三部研究,关心的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何失败,而是知识、行政与政治怎样在日常制度中实际运转。这些新近著述将「社会主义治理术」从抽象命题重新拉回档案、技术与人的行动,重新思考「革命」与「科学实践」的关系。

正文

━━━━●━━━━

本文评介三部著作:玛丽·奥古斯塔·布雷泽尔顿(Mary Augusta Brazelton)的《大规模疫苗接种:现代中国的居民身体与国家力量》,郭旭光(Arunabh Ghosh)的《计数何以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统计与治国术》,以及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的《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2016)。[译2]

1979年1月31日,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讲课中随口说道:「我不认为存在一种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社会主义没有自己的治理理性……人们当然可以因此责难它……但它确实存在过,确实运作过;在自由主义治理术内部,以及同自由主义治理术相连接的地方,我们都能找到它的实例。」[译3]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极少正面谈论社会主义,这里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把社会主义放进一种「行政机器的内部逻辑」之中。在那里,「警察国家的治理术」与行政之间形成了「融合、连续,乃至一种庞大整体的构成」。[译4]

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时期。1979年的《生命政治的诞生》课程正是在这里讲授,讨论自由主义治理术,并提出社会主义缺乏「自主的社会主义治理术」。

这番话很容易被读成一种轻蔑的判断:社会主义不过是伪装成意识形态的附属物,最终仍要被收编进一部包罗万象的全球资本主义史。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这类解释反而愈来愈多。尤其是福柯的治理术与生命政治等概念不断进入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有时甚至直接进入这些国家新的行政实践。[译5]

但到了2020年代再读这些话,意味已经不同。倘若把福柯的怀疑放到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争论之中,他所说的那种与社会主义「熔接」在一起、并且确实能够运转的高度行政化警察国家,很难不让人想到一个具体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至少宣传话语如此。科学与医学在政府监督之下呈现出的特殊运作方式,使一个问题重新变得尖锐:国家究竟能够、又应当怎样运用技术专家的知识?科学史以及科学主义的历史,也就是知识如何取得力量、又如何生成政治的历史,不能继续把西方经验当成唯一尺度。中国理应得到同样严谨的考察。[译6]

至少在英语学界,自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改变了我们理解这段历史的方式。它不再只是一个敌视科学家的党国,与一群凭良知坚持真理的科学家之间黑白分明的斗争故事。更长的历史线索,是现代中国对「科学」近乎迷恋的追逐。罗芙芸(Ruth Rogaski)2012年的综述曾指出,20世纪中国精英对「科学」理想的效忠,热烈得近乎痴迷。他们把科学视作「自我任命的民族救星」。这种集体性的迷恋贯穿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的20世纪,也在大跃进饥荒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留下惨痛后果。

这一路研究延续了对高度现代主义理性(High Modernist reason)的批判。它讲的是情感和激情如何进入国家主导的科学政治,又如何让政策走向其宣称目标的反面。说到底,那是一部失败史。[译7]

十年之后,这个领域又出现了新的框架。本文想借三部近年出版的专著,勾勒出一项正在成形的研究议程。它可能把注意力转向当代中国自身的「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史:知识与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如何运作,又怎样发挥实际功能,而不能只问它们在哪里失败。福柯那段有意保持含混的议论,恰好催促人们追问:治理术与行政究竟怎样「融合」,又怎样彼此构成?社会主义是否曾经、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成为这架机器的某种「内部逻辑」?[译8]

下文会看到,三部书虽然研究对象差异很大,却都完成了类似的概念转移。它们不再主要从情感与激情出发解读社会主义国家,而转向知识论层面,考察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究竟怎样运转,并把这一时期放进「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经验世界。[译9] 所谓「毛泽东时代」,大体从1950年代延续至1970年代后期,往往被学界用来同邓小平领导层在1970年代末推动的「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照。三部书利用新开放的档案和访谈材料,恢复毛泽东时代科学与医学实践的具体面貌,也让福柯在讲座里设想的那种治理诸要素之间的「融合」第一次显得可触可见。于是,社会主义治理术究竟「可能」还是「不可能」,不再只是一句概念判断,而成为一段真实运转过、有时甚至令人不安的历史。它也因此能够反过来照见今天。

我本人研究的是早期近代史,并不自称是这一时期的专家。但现代性的形态如何变动,本来就会影响早期近代研究;反过来,人们怎样叙述更早的过去,也会改变自己看待近代乃至当下的方式。我也希望这几部书能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并进入日益扩大的冷战科学研究。它们分别讨论医学,尤其是以大规模免疫为手段的预防医学、统计学与农业科学。三个领域彼此不同,却都从一个在冷战每次重大转折中都扮演关键角色的国家出发,讨论人口如何被治理。简单说,一部关于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等人所谓「冷战理性」(Cold War Rationality)的全球史,再也不能把社会主义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留在边缘。[译10]

大规模疫苗接种:现代中国的居民身体与国家力量

━━━━●━━━━

三部著作中,布雷泽尔顿的《大规模疫苗接种》与福柯的框架最为接近。正如书名所示,它考察的是给「公民身体」接种疫苗如何涉及国家权力,又如何直接构成国家权力。国家发动的大规模免疫因此成为观察中国生命政治诞生的一扇窗口。全书从20世纪初写起,穿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国际援助和国家建设,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大规模疫苗接种,最后抵达1970年代初中国消灭天花并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刻。就整体叙述而言,《大规模疫苗接种》更强调连续,而不是断裂。国家科研与行政能力的增长有一条跨越政权更替的长线,毛泽东时代是其中的关键阶段,并非突然偏离此前历史的异常时期。

这样一部横跨多场战争与多次政权变动的著作,建立在布雷泽尔顿对现代中国细菌学和免疫学跨国史的细密重构之上。她尤其注意到一批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自1920、1930年代起,这些人在学术界与政治领域都取得了显著地位。布雷泽尔顿对国际联盟档案的巧妙运用,也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常被忽略的历史重新显影。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为二战中的国际援助建立了若干基础。年轻的胚胎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后来担任联络人,协调英国对中国公共卫生工作的援助,就是其中一环。

她讨论中央防疫处的疫苗计划时,又把视线转向西南的云南。法国殖民政权在印度支那的区域影响,较早把医疗与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带入当地。布雷泽尔顿结合南特的外交档案和云南地方材料,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重新拼接起来。她有力地证明,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国医生和生物学家就已经积极参与全球微生物学研究共同体」,这种联系在战后没有中断,反而进一步加强,并延续至1950年代。

北京天坛,1950年初。 中央防疫处工作人员为儿童接种疫苗。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规模免疫迅速成为国家组织预防医学、进入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技术。中央防疫处后来发展为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

毫无疑问,今后任何研究这一领域的人,都很难绕开布雷泽尔顿这项开创性工作。可也恰恰因为她处理的主题与档案过于丰富,生命政治的解释框架反而被削弱。换言之,材料本身并不完全支持「大规模疫苗接种反映现代中国中央国家权力不断增长」这一命题。人们看到的,是跨国组织和地方力量等不同主体在战争压力下投入疫苗事业,却各有自己的目标。她提及战时中国案例,大多关乎地方政府,或者一个流亡状态、对基层控制十分有限的中央政府。

在实际警务中,限制人口流动往往比接种疫苗更受重视。火车站、公交线路设立检查站,有的城市甚至直接架起物理屏障。材料如此,疾病本身也如此。对象之间的异质性,使「疫苗接种就是生命权力机制」这种直线叙述变得困难。全书虽然以天花为重心,而接种天花疫苗在晚清以前已有更长历史,但若干关键章节同时讨论战时霍乱、鼠疫被用作生物武器的真实危险,以及战后针对脊髓灰质炎和结核病的公共卫生运动。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内战结束以前,很难从这些彼此分散的努力中辨认出一套清晰的、以公民身份为对象的全国治理计划。

事实上,布雷泽尔顿的研究很清楚地表明,只有到了1950年代,党才真正获得大幅提高全民疫苗接种率的能力,并因此消灭多种传染病。问题也恰恰由此出现:革命议程究竟怎样嵌入生命政治?生物医学干预的力量,以及它同「公民身份」的意义和实践之间的联系,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这些行动的核心动力吗?若暂时绕开「生命主权」(biosovereignty)与「生物公民身份」(biocitizenship)这些后来从1950、1960年代去殖民化世界中发展出来的福柯式概念,便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国家与公民概念本身已经发生决定性变化。沿着布雷泽尔顿的研究继续推进,或许能更具体地说明社会主义怎样通过预防医学改变治理的前提,又怎样形成某些「像国家一样看」的方式,并真实地作用于数以百万计的人。[译11]

计数何以重要:共和国早期的统计与治国术

━━━━●━━━━

在许多意义上,郭旭光的《计数何以重要》恰好从这里接了下去。布雷泽尔顿停笔之处,成为他的概念起点。郭旭光把问题集中到统计学,考察它在社会主义治理中的位置。《大规模疫苗接种》越过1949年的断裂线,并没有刻意把向社会主义治理的转型戏剧化;郭旭光则从共产党胜利后的时刻起笔,把范围严密限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写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后不久。

布雷泽尔顿笔下的主角是生物医学专家,他们有时进入政府,有时没有。郭旭光讨论的是另一类技术专家:政府统计人员。他们不断生产数字,以支撑社会主义,并让一个在国有化与集体化的剧烈过程中从头搭建起来的计划经济能够运转。这个过程充满强制性,也伴随着猛烈的制度改造。

布雷泽尔顿把重点放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因此1950年代只是她较长历史分期中的一段短暂插曲。郭旭光则指出,恰恰因为共产主义中国在冷战初期获得了新的地缘政治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形成了另一套跨国联系。于是,意识形态立场与知识立场开始沿着不断移动的地缘政治断层彼此纠缠。

最具体的例子,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怎样学习苏联式统计学。后者重视全面调查,把抽样方法斥为「资产阶级」方法。然而斯大林去世后不过几年,中苏分裂的征兆已经出现。中国开始更积极地进入第三世界外交。郭旭光把1957年的万隆会议放入这一背景,并写到一个尤其精彩的片段:中国与印度围绕随机统计方法展开合作。

北京,1950年代。 薛暮桥、孙冶方陪同国家统计局的苏联统计专家游览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统计制度的建立发生在密集的中苏专家交流之中;全面调查、计划统计及统计机构的组织方式,都曾受到苏联经验的显著影响。国家统计局资料也记载,孙冶方1955年曾陪同苏联统计专家赴六省市考察。

郭旭光最有启发性的地方,是他让「社会主义科学」的世界变得具体,也把这段历史同人们更熟悉的冷战叙述接了起来。所谓「社会主义统计」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稳定的对象,对实际从业者而言,它的含义也一直在变化。年轻国家的官僚实践里,至少有三种知识路径彼此拉扯:全面调查、随机抽样,以及具有更早传统、以个案为基础的民族志式社会调查。三者会塑造不同的官僚伦理,而每一种方法又都有自己的跨国来源,因此对应着不同的地缘政治机会与解释空间。

毛泽东时代经历了同苏联紧密结盟的剧烈终止,又在1970年代初转向同美国缓和关系。放在这条轨迹上,全球与区域地缘政治如何反复改变技术科学,技术科学又怎样嵌入全球知识秩序,便显得格外清楚。

归根到底,《计数何以重要》仍然围绕一个熟悉的问题展开:理性与治理术。按郭旭光自己的说法,统计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看」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也是该书第二部分的标题。可副标题里的另一个关键词「statecraft」,还需要更扎实的追问。对研究早期近代中国的学者而言,statecraft通常是「经世」的标准英译。所谓经世,字面上就是「治理世界」,在儒家政治理论中,它意味着通过直接参与国家行政,让社会发生积极变化。

把statecraft带进毛泽东时代,便可能建立一条更长的研究线索,正如福柯讨论早期近代欧洲的国家理性与法治那样。经世实践原本安置在儒家关于主体性的论述中,郭旭光笔下的统计人员却有时像国家机器里的齿轮,被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驱动。社会主义在书中也像一种用途极广的黏合剂,把不同统计实践与不同治理方式黏在一起。也许正因为过于好用,它反而显得有些没有形状。

我并不想对这样一部已经相当充实的著作提出不合理要求,但全书止于1958年,的确避开了大跃进提出的最棘手问题。大跃进既可以被看作国家建设达到高峰的时刻,也构成这一建设最惊人的失败。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那些不那么驯服的技术专家大多被清除出机构。此后发生的是人们熟悉的故事:官僚体系大面积失灵,饥荒与死亡蔓延,经济陷入灾难,毛泽东本人甚至一度失去对党内领导的牢固掌控,直到1966年以暴烈方式爆发。

北京西单区安福胡同,1953年。 居民在第二选区「人口调查选民登记站」办理登记。1953年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与基层选民登记同时进行,人口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等信息由基层登记站统一收集。

郭旭光暗示,人们可以把统计制度这段多歧的历史理解为一种最终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能力的过程。国家试图捕捉并制造「社会事实」,却反而越来越难做到这一点。不过,要判断社会主义统计真正留下了什么遗产,还必须把计划与治理继续追踪到1960、1970年代。即便在最狂热、最失控的时期,计划经济仍然没有停下。它甚至为1980年代占据主导的发展主义政策埋下部分种子。这里也暴露出一个方法问题:如果研究治理术主要追随官方档案,视野很快就会触到边界。真正决定事情的细节散落在许多不同地方,包括档案沉默之中。统计人员真实生活的故事,恰恰可能埋在那里。

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社会主义中国的「科学种田」

━━━━●━━━━

三位作者里,舒喜乐乍看之下最不像福柯主义者。布雷泽尔顿和郭旭光都把注意力放在明确的治理技术上,一边是疫苗接种,一边是统计,并借此展示治理术如何过度扩张、又如何失去能力。舒喜乐对「科学种田」的研究却把这个熟悉的范式翻了过来。她强调的不是科学向农业发布命令,而是耕作本身作为一种具体的政治行动。

《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没有继续裁决毛泽东时代国家究竟「有能力」还是「无能力」,而是要求读者正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知识框架始终同时建立在科学,也就是绿色革命,与政治,也就是红色革命之上。布雷泽尔顿和郭旭光都没有真正把毛泽东时代的「群众科学」(mass science)口号当成分析核心,舒喜乐却把它放在全书正中央。历史行动者的声音与研究者自己的书写,在这里形成了一条真正的统一战线。[译12]

在舒喜乐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围绕「土」与「洋」之间一组富有生产性的紧张关系展开。「土」意味着本土、来自群众,「洋」意味着外来、来自遥远的专家知识。她把这组关系转化为分析工具,从而表明:把迫害科学的毛泽东时代「激进派」同支持科学的「温和派」简单区分开来,是很粗糙的;同样,把群众路线理解成对「土科学」的一味投注,并认为它必然以牺牲「洋」为代价,也同样站不住脚。

具体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几乎总在混合这两种成分。蒲蛰龙的经历就是极好的例子。他曾帮助广东人民公社把寄生蜂卵接种到蛾类幼虫中,以此减少农药使用并提高作物产量。[译13] 政治并不是后来才闯进科学,也不能靠把两者隔开来解决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绿色革命与红色革命本来就缠绕在一起,正如科学与社会从来都是共同生产出来的。

广东四会大沙,1973年。 蒲蛰龙与中青年教师、当地干部和技术人员在田间考察。舒喜乐所写的「科学种田」正发生在这样的现场:科学家离开实验室进入生产一线,基层干部与地方技术人员共同参与知识生产,专业科学与群众实践由此发生实际接触。

舒喜乐与前两部书还有另一处分歧。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不是她研究科学种田时唯一的中心。她认真对待毛泽东时代「三结合」的组织模式,也就是技术专家、地方干部与农民共同进入科学实践。这里的农民,正是「群众科学」中的群众。舒喜乐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与访谈,努力恢复不同人眼中的毛泽东时代科学种田。

「像国家行动者一样看」不能被压缩成国家档案里的视野,也不会同一个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在农村长大的青年记忆完全重合。地方人民公社把农业实验当作政府活动的一部分,但这种实践反而给一些参与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他们选择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在一个通常被理解为国家主义计划的项目内部,选择仍然存在。

农业技术的推广经常遭到抵制,也经常失败。可在每一个环节,人们都要处理「政治周旋、社会工程和修辞上的精细操作」。舒喜乐尤其敏锐地看到,性别也会改变科学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的运作方式。比如报纸曾报道,一些年轻农村女孩受到科学种田理想鼓舞,尝试做牛的杂交实验。村里的年长者和男性讥笑她们,因为这类活动过去被视作男人的事务。女孩们仍然做了下去。正是在这些地方,舒喜乐的解释捕捉到扁平化的福柯式框架容易漏掉的抵抗时刻,也避免给历史套上一层「失败早已注定」的阴影。

四川广汉金鱼公社,1969年。 当地干部深入田间调查农业生产。人民公社既是农业生产单位,也是信息、计划与基层行政相互交汇的场所;对农作物、生计和产量的观察,需要经过这样的田间调查才能进入行政知识。

「科学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只塑造了舒喜乐研究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方式,也推动她做了一件今天学院作者并不常做的事:把学术研究改写成一本讲可持续农业的儿童读物。她与亚裔美国艺术家梅拉妮·林登·陈(Melanie Linden Chan)合作,把留美农业昆虫学家蒲蛰龙的生平写成儿童绘本,题为《蛾与蜂,土与洋:纪念中国科学家蒲蛰龙的可持续农业实践》(Moth and Wasp, Soil and Ocean: Remembering Chinese Scientist Pu Zhelong’s Work for Sustainable Farming, 2018)。故事从一个参加农业实验的农村青年的视角展开,也因此更容易进入年轻读者的经验。这多少说明,舒喜乐今天仍在实践一种历史知识生产的「群众路线」。对儿童以及更广泛的普通读者来说,看似遥远的题材,或者「土」与「洋」之间的表面矛盾,并不会自动把他们挡在门外。

结论

━━━━●━━━━

那么,这些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的新研究最终把问题带到了哪里?一个结论已经很清楚:不应再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看成一个被锁在冷战科学现代性与理性之外的遥远角落。三部书都说明,冷战之前、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后,中国科学始终处在跨国网络之中。网络变化得很快,地缘政治联盟和区域差异都会改变它。今后更多档案研究还会继续改写这些跨国关系。

1970年代末以后,「改革开放」时代又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毛泽东时代科学与政治中更激进的那一支传统。档案实践由此形成对「土科学」的新偏见,但这种偏见不可能永远维持。今天已经很清楚,中国不会像某些美国观察者曾经希望的那样,盲目照着新自由主义脚本前进。

但如果因此反过来从中国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里寻找一种生物医学与治理术的激进替代品,同样会误入歧途。舒喜乐借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的说法,把这种可能的替代知识称为「继承者科学」(successor science)。[译14] 要理清中国在21世纪道路内部的矛盾,仍须正面面对「后殖民主体性,尤其表现为同时成为『土』与『洋』的斗争」。我希望本文至少能让更多人愿意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追问。

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在《生命:批判使用手册》(Life: A Critical User’s Manual, 2018)结尾处谈到「两条批判思想路线」之间的紧张。第一条希望人摆脱某种意识形态的囚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让人无法看见世界本来的样子。另一条则试图让人意识到,自身的价值、规范与表象本来就带有任意性与偶然性,由此产生谱系学/认知意义上的批判。[译15]

本文评介的三部书都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科学与权力投下了新的光。布雷泽尔顿与郭旭光采用更接近谱系学的进路,因此同福柯的问题保持得更近。舒喜乐对主体性的书写则格外敏感,甚至有时带着抒情气息。它提醒人们,冷战结束后的经验本身也可能形成偏见。把三部书的共同处与分歧摆在一起,并不是为了选边站,而是想看清它们各自已经做到什么,又能把后续研究带向哪里。

这种批判史的目的,终究也不只在沉思空间里完成。也许学者都可以再向学院写作之外走一步,寻找更好的办法,把并不简单的历史讲给更广泛的人,甚至讲给孩子。商业史家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 Scranton)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的著作中谈到「共产主义商业」。借用他的说法,「社会主义科学」同样是一项始终处于运动中的计划,并不是一个概念上的自相矛盾。[译16] 或许恰恰是这些矛盾,让这一计划得以发动起来。中国如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别处也未必例外。

▼ 译者注(框内可滑动)

[译1] 边和(He Bian),科学史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东亚研究系副教授。她先后接受生物学、营养学与科学史训练,2014年获哈佛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研究主要涉及明清及近代早期中国史、东亚医学与科学技术史、书籍史及满学,关注知识、药物、语言与帝国治理之间的关系。代表作有《识药:近世中国的药物与文化》(Know Your Remedies, 2020),近年研究进一步转向清代满文知识体系及动植物知识史。

[译2]玛丽·奥古斯塔·布雷泽尔顿(Mary Augusta Brazelton), 剑桥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全球研究教授,耶稣学院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近现代中国医学史、公共卫生史、生命科学史与全球卫生史,尤其关注疫苗接种、国家卫生治理及中国医学知识的跨国流动。代表作《大规模疫苗接种》(Mass Vaccination, 2019);《全球卫生中的中国:过去与现在》(China in Global Health: Past and Present, 2023)。她近年的研究还涉及中国青霉素生产、航空技术与跨国科学网络。郭旭光(Arunabh Ghosh),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代中国史学者。研究领域包括20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国家治理史以及中印关系史,尤其关注现代国家如何通过统计、基础设施与科学知识认识并治理社会。代表作《计数何以重要》(Making It Count, 2020)。近年研究转向20世纪中国的小型水电建设,以及中印之间的科学知识交流与跨国网络。舒喜乐(Sigrid Schmalzer),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历史系教授、系主任,2004年获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历史与科学研究博士学位。主要研究现代中国史与科学史,关注科学知识与政治、社会及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并长期参与激进科学运动研究。代表作《人民的北京人》(The People’s Peking Man, 2008)和《红色革命,绿色革命》(Red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2016);后者获2018年列文森图书奖。她同时研究跨国科学行动主义,并积极参与「科学为人民」(Science for the People)运动。

[译3]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与思想史家。本文所引讲课收入《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2004),原为1978—1979年度法兰西学院课程。这里的核心问题,是社会主义是否发展出一种能够独立于自由主义与警察国家传统的治理理性。

[译4] 「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福柯晚期课程中的关键概念,指引导个人与人口之行为的理性、技术和制度安排。它不等于日常中文里的「治理」或「行政管理」,因为福柯关心的是权力以何种理性组织自身,并据此塑造可治理的对象。

[译5] 「生命政治」(biopolitics)通常指现代权力把人口的出生、死亡、健康、疾病等生命过程纳入计算与干预。与之相关的「生命权力」(biopower)强调权力不只通过禁止和惩罚发挥作用,也通过保存、优化和管理生命发挥作用。

[译6] 「科学主义」(scientism)在这里不是单指尊重科学,而是把科学知识及其方法扩展为社会治理和政治判断的优先乃至唯一正当依据。作者借这一概念追问知识怎样取得政治权威。

[译7] 「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常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国家规划的批判联系在一起,指一种相信科学知识、技术规划和行政权力能够整体重组社会的现代主义信念。作者认为较早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史研究往往把重点放在这种理性何以失败。

[译8] 「国家理性」(raison d’État)是早期现代欧洲政治思想与福柯治理术谱系中的术语,指国家为维持和增强自身力量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理性。这里作者借它提出一个更历史化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机器是否形成了自身可持续运转的知识—权力逻辑。

[译9]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也常写作 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原本多用于东欧社会主义研究,强调现实制度同社会主义规范理想之间的差距。作者沿用阿丽娜-桑德拉·库库(Alina-Sandra Cucu)在《规划劳动:罗马尼亚工业社会主义的时间与基础》(Planning Labour: Time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dustrial Socialism in Romania, 2019)中的处理,把它理解为原始积累需要与革命议程之间长期存在的拉扯。

[译10] 「冷战理性」(Cold War Rationality)指冷战时期在运筹学、博弈论、控制论、系统分析、决策理论等领域形成的一组理性形式及其制度环境。本文所指的重要著作为保罗·埃里克森等《理性如何险些失去理智:冷战理性的奇异生涯》(How Reason Almost Lost Its Mind: The Strange Career of Cold War Rationality, 2013)。

[译11] 「像国家一样看」(seeing like a state)借用了詹姆斯·C.斯科特的著名表述,指国家为了治理而把社会转化为可读、可分类、可计算对象的过程。本文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改变了这种「看」的前提,而不仅是强化国家能力。「生命主权」与「生物公民身份」则分别指围绕生命本身形成的主权主张,以及个人基于身体、生物医学知识和健康身份形成的权利与政治主体性。

[译12] 「群众科学」(mass science)是舒喜乐研究毛泽东时代科学政治的核心概念,指通过群众路线重组科学知识生产,让工农群众、基层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实验、推广和判断。它不能简单理解成排斥专家的「反科学」。

[译13] 蒲蛰龙(1912—1997),中国昆虫学家,长期研究害虫生物防治。舒喜乐借他的经历讨论「土」与「洋」、专家知识与群众实践怎样在社会主义农业科学中结合。

[译14] 「继承者科学」(successor science)来自女性主义科学论的讨论,尤其与桑德拉·哈丁及唐娜·哈拉维有关。它不是把既有科学简单推翻,而是追问能否形成对权力位置更加自觉、同时仍具有经验约束力的知识实践。

[译15] 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是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与医生,长期研究道德人类学、生命政治、人道主义及国家暴力。《生命:批判使用手册》(Life: A Critical User’s Manual, 2018)讨论「生命」如何同时成为生物事实、道德价值与政治对象。

[译16] 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 Scranton)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实验与技术:一场社会主义实验,1950—1971》(Enterprise, Experimentation,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1950–1971, 2019)中使用「共产主义商业」这一表述。边和借此强调「社会主义科学」应被研究为一项在矛盾中持续运动的历史工程。

往期回顾

━━━━●━━━━

译文|管理自由:精神文明建设运动与中国的新社会主义治理术

译文|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术:福柯、东欧医学与医疗卫生案例

译文|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