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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朋友 / 敌人:毛主义的革命治理术与施米特式国家

「正文约9000字」

作者: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1]

文献来源:Michael Dutton, Passionately governmental: Maoism and the structured intensities of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ality(《激情治理:毛主义的革命治理术与施米特式国家》), Postcolonial Studies 11, no. 1 (2008): 99–112.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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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把毛主义中国放进福柯的治理术问题与施米特的朋友 / 敌人政治之间重新阅读。达顿认为,革命中国的治理并非只靠制度和强制运转,而是把情动、群众动员与阶级敌意组织进国家结构。镇反、单位制和基层治安网络由此成为同一机制的不同环节:政治激情被制度化,朋友 / 敌人的划分也被压入日常生活与主体自我。文章说明了「情动」如何进入治理:革命激情、同志情谊和对敌人的敌意,经由政治运动、单位制与群众路线被不断强化,并转化为维系毛主义国家运转的力量。

导论:朋友 / 敌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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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9日,在一次全国公安负责人会议上,中国公安系统高层中最后一位仍在位的「四人帮」激进派支持者、公安部副部长石一之,试图用一个问题为来年的工作定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3] 当时,他几乎不可能知道,公安负责人会用一种再明确不过、也再不合他心意不过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到了10月,石一之和其他积极支持「四人帮」的人一样,已经不再坐在公安部大院舒适的会议室里,而是由公安机关在远不那么体面的地方「招待」了。那些把朋友/敌人政治推到极致的人,此时已无须再提出这个毛主义问题,因为「敌人」反过来把他们一道送下了历史舞台。

讽刺的是,石一之这句「最后的重要讲话」,不过逐字重复了毛泽东最早的开场白。包含在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中的「朋友 / 敌人命题」最初由毛泽东在1925—1926年提出,后来又被印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页第一行,于是成了毛泽东革命政治的第一手棋。[4] 毛泽东与石一之这两次以提问形式出现的政治言说,恰好构成了一对书挡,把后来被称为「革命中国」的激进实验夹在中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根据1952年7月第1版重排本,1966年7月改横排本,196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令人惊异的是,毛泽东1926年那句简洁有力的问题,先催生出一套最终获胜的革命战略,继而又促成了一种崭新而具有革命性质的治理心态。所谓「冷战」的热浪之中,一种特殊的治理术就此成形。

必须记住,「冷战」这个词本身藏着几分自负。在西方战场之外,那些距离欧洲中心足够遥远、至今仍背负着「中东」「远东」之类殖民地理伤疤的地方,冷战一次次变成真正的「热战」。对身处其中的战斗者而言,政治于是成了切身而存在论意义上的生死问题。西方则不同。核毁灭的可能性始终悬在头顶,却也因此形成僵持。生活在随时可能升起的蘑菇云阴影之下,恰恰限制了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式以鲜血进行「耗费」的可能。热战与冷战之间的这个差别绝不能低估,它帮助塑造了两种相当不同的治理心态。

顺着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说法,人们或许会把这种差别理解成耶路撒冷(启示)与雅典(理性)的分界,但那又会严重低估两种倾向彼此渗入的程度。[5] 尽管如此,仍可以说,在一边,政治强度(political intensity)与激情推动着现代主义政治议程;在另一边,现代性本身,也就是科学、技术与理性,被征用来服务政治。这个表面上微小的差别至关重要,并造就了两套相当不同的治理心态。

有人也许会说,革命运动从启蒙较为阴暗的一面汲取力量,也就是人类主体的激情、情感与强度。不管怎样,这类运动的实际运作,无疑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情动共同体(affective community)[6]所生产并调动起来的敌意。这个共同体通过界定「自己不是什么」来认识自己。就此而言,革命运动过去如此,今天仍如此,极其具有人性。因此,坚定的党派行动者在行动当下会深信自己站在道德正义一边,哪怕在那些没有进入信念魔圈的人看来,他们的行动不过是恐怖主义或暴力过剩。[7] 对行动者而言,还有一种更高的道德召唤。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完全不同的语境里把这种责任理解为一种「秘密的责任」:它使行动者相信自己服从着更高的道德召唤,因而可以越出世俗世界日常的道德评判。[8]

超级大国之间的僵持则产生了另一套治理心态,它奠基于完全不同的理性。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与戴维·拉尔曼(David Lalman)1992年写道:「历史上,没有什么比1945年8月6日伊诺拉·盖号(Enola Gay)的飞行更迫使人们追问战争的理性。当炸弹舱门打开,一枚原子弹落向广岛时,世界不得不问:未来的战争究竟会受理性还是非理性支配?」[9] 他们对这个紧迫问题给出的答案,当然是一个由理性与计算统治的世界。既然所有人都不得不与「彻底毁灭随时可能发生」这一永久可能性共同生活,梅斯基塔与拉尔曼便重申了每一个冷战「战士」都知道的道理:拥有核弹的世界需要一只稳定地扣在扳机上的手。决定物种能否生存、比较优势如何计算的关键,将是冷硬而精确的计算理性,而非政治强度。

1945年8月6日,「伊诺拉·盖号」尾炮手乔治·R·「鲍勃」·卡龙从机尾拍摄广岛上空升起的原子云。「小男孩」爆炸后,烟云迅速升至约2万英尺。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原子弹投下之后形成的冷战僵局,把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变成一场核扑克。它同时需要技术先进的武器和精确的计算方法。技术与计算合在一起,被用来在一个以政治僵持为总体结构的全球地缘政治框架中榨取最大的政治优势。世界开始由优势与风险的计算支配,而在美国,这种「风险评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后来宣称自身是政治科学。[10] 在这个框架中,人几乎只剩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因而每一种行动都可以进入计算。[11] 科学、理性与技术在这里结成一体,把世界拉入巴塔耶所谓的「同质领域」(homogeneous realm)。[12]

因此,冷战之「冷」也与计算的冷静相连。由此产生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治理心态,并不奇怪。换言之,这种现代计算国家已经越过良好治理的问题,转而追问一个由核僵局支配的全球「游戏」中,优势与风险究竟应如何计算。一次误判就可能带来彻底毁灭,于是科学理性被奉为面对风险唯一正确的回应。理性选择理论则呈现出一种恰好符合时代需要的应用科学方法的面貌。

这种「理性」建立在同一种冷硬、计算性的逻辑之上。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曾说,这种逻辑摧毁了古老赠礼社会中的情感纽带。到了冷战时代,它已经不只支配经济领域,也已支配超级大国相互交涉的知识形式。莫斯认为,计算的统治把不可计算的赠礼关系从这种情感纽带中抽离出来,推向可以计量的商品形式。我则认为,在西方,计算逻辑的政治—军事面向又把核毁灭的恐怖重新编排成一场「大博弈」,从而改变了军事方程式本身。理性主义的倾向不再把希望寄托在革命者的政治投入上,而转向对技术更强烈的依赖。

东方的情形不同。

革命当然也有计算。但推动革命的,并不是后来支配冷战框架的那套冷硬计算理性。革命按其性质依赖群众行动,而群众被政治强度推入行动,最终支撑这种行动的,是强烈的政治投入(political commitment)。就革命而言——这里我反对施特劳斯,也或许反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真正面对死亡的存在论可能性,以及能够在没有私人仇恨的情况下杀人的能力,所需要的并不只是城门外出现一个敌人。[13] 由政治投入维系的强烈情感纽带,至少与一个真实、具体的敌人同样重要。

于是,在革命的灼热中,对技术优势的冷静计算让位于人的斗争,让位于一个颇具悖论意味的情动(affect)世界。正是这个情动世界被结构化地纳入革命治理的整体考量。我认为,1949年的革命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倘若冷战治理术的「冷」与科学计算的理性相连,那么革命之「热」,至少部分来自政治化情动共同体所释放的强度。这种共同体也许同它所排斥的人群处于激烈乃至暴力的对立之中,但推动共同体向前的核心力量依旧是情动。

因此,毛泽东1926年的革命之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问题。回头看去,那条朋友 / 敌人的分界线像两块书挡,夹住了「毛泽东时代中国」那段激进政治实验。严格按照施米特的意义,它界定了一个彻底政治化的国家。

为什么说是施米特式的?

答案在毛泽东提出朋友与敌人的革命之问两年后出现。地球另一端,一个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德国政治理论家卡尔·施米特——后来短暂被奉为希特勒的「桂冠法学家」——出版了后来声名显赫又臭名昭著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初刊1927年)。[14]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1888—1985),德国法学家与政治思想家,魏玛共和国晚期最具影响力也最具争议的保守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以主权、例外状态和「朋友/敌人」区分重构现代政治概念。1933年纳粹上台后,施米特加入纳粹党,并一度积极为第三帝国的国家法秩序提供法理辩护。

施米特在那里断言,朋友 / 敌人的区分就是政治的本质,它赋予「政治的」(the political)一种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获得的权威。所有领域都有自己的二元区分,但唯有朋友与敌人的政治区分不可争辩,因为只有它能够把人推向战争,或者推向一种没有私人仇恨也仍可能杀人的处境。政治因而具有权威性、不可或缺、持久并无法回避。[15] 因此,它必然会在不同时刻「喷发」。研究政治的人所应问的,绝不应是如何克服它,而只能是如何处理它的不可避免性。

这样一来,毛泽东革命的历史,以及负责守卫其边界的公安力量,就不再只是中国研究者感兴趣的一段历史故事。它成为一个有具体经验与历史坐标的政治哲学案例,让人得以追索施米特所说的「政治的」究竟具有何种力量,又如何在毛泽东那里被落实为一套治理术。中国于是成为重新检验各种「替代施米特」理论的场域。把这些理论放回毛泽东的实践面前,几乎立即就能帮助我们以颇为新颖的方式面对近年来某些备受赞誉的理论回应所存在的问题;这些理论所回应的,正是我们或许可以称作「施米特困境」的难题。

施米特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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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指出:「施米特的朋友 / 敌人区分,其主要局限在于,他虽然承认政治具有冲突性,却不允许对这种冲突性作差异化处理。」[16] 与施米特的朋友 / 敌人二元论不同,墨菲认为,人们可以为「对手」(adversary)开辟出一个空间,进而创造出「使潜在冲突得以发生、同时避免敌人之间正面斗争(敌对〔antagonism〕)的条件」。[17]

想到这里,再回望毛泽东时代中国的革命史,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1957年,为了把政治敌意的强度往下调,毛泽东提出「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用墨菲的语言说,这种非对抗性矛盾恰好构成了「对手」的空间。然而,事情却以近乎反讽的方式背离了墨菲的乐观期待。因为它仍然停留在二元政治的地形上,这个概念非但没有缩小阶级斗争,反而授权阶级斗争把数以百万计的人纳入其中。借用福柯的语言,它在结构上造成了我们或许可以称为「监禁机制的扩散」的现象。所谓「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被发明出来之后,中国原有的「劳动改造」体系旁边,又出现了一套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劳动教养」制度。数十万人被重新命名为「对手」,继而遭到羁押和「教育」。如果这是墨菲所期待的第三空间的开端,恐怕很难令人鼓舞。

也可以转向政治哲学家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他同样承认施米特论证的逻辑,却给出了另一种对付施米特式威权主义的办法。赫斯特认为,施米特对朋友 / 敌人困境的解决方案内部就有矛盾。按照威权主义的施米特,只有「总体国家」(total state)才有力量控制政治强度,并有效地塑造政治概念。可在赫斯特看来,一个既要控制政治强度、又要同时利用它的总体国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

赫斯特说,全面政治化的国家最终会使「政治的」本身受到非政治因素的「感染」。国家越来越被拖进「全面」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之中。结果是:「这类国家通过大幅扩张公共事务议程,压缩了〔政治上的〕非此即彼所能活动的范围。国家不再是政治斗争中的『主权』主体,而越来越像一个庞大、彼此协调不良的公共服务机构复合体。」[18] 朋友 / 敌人这条单一二分线因而变弱,原本为政治强度提供燃料的集中敌意也被分散。

可是一旦看向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这个「总体政治国家」,赫斯特的论证同样会遭遇根本性的经验反例。1975年,那些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派「四人帮」提出,需要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在这种体制中,任何官僚体系的分化迹象都被视为进一步强化阶级斗争的理由。恰恰是赫斯特所说那些「协调不良的公共服务机构」中出现的官僚分工,反而会招致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并召唤出「新生资产阶级」的幽灵。

1975年,群众集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年全国展开大规模理论学习运动,并将「反修防修」重新置于政治生活中心。图源:新华社,1975年。

换句话说,把敌人改写成「对手」,或者协调不良的官僚机器所产生的去政治化效果,本身都不足以限制过度的政治敌意。两种方案最终都要以政治环境已经发生自由化为前提,而不能自己创造这种自由化。中国经验已经以极为鲜明的方式表明:只要朋友 / 敌人的分界仍保持高强度,这些「解决方案」就可能被重新吸进原有政治议程,最后反而让二元划分再次升温。

把时间拨回1950年代,回到毛主义国家形成之初,便能理解这种治理为何总能完成这样的重新强化。简单说,细读这段历史会发现,新生的毛主义革命国家,几乎无非是朋友 / 敌人区分的凝结物。这一区分同时被运用于治理问题,也被运用于生命这一存在论—政治问题。

海德格尔提醒过,面对死亡的形象,也就是面对生命的事实。毛主义通过一轮又一轮生死攸关的政治运动,把二元政治理解物化为现实,并据此铸成一种极特殊的治理心态。它被设计成要「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生产出一种革命生命的存在论。随后,这套存在论被编入治理考量与国家结构之中。毛主义时代的政治运动与生活环境的革命性重组彼此配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借用莫斯说法可以称为「总体服务体系」(system of total services)的结构。[19][20] 在这种结构中,非政治生活实际上变得不可想象。

要把这个论点展开,就必须回到人民共和国最初的1950年代,从这条线索重新理解那个时期。这样做,也会给施米特、治理问题以及既有的中国史解释投下一束不同的光。

镇压反革命运动:苏联式还是毛主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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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国家究竟受苏联多大影响,需要重新考察。在一些关键领域,这种影响被稍稍夸大了。苏珊娜·奥格登(Suzanne Ogden)谈到革命胜利初期时写道:「中国对苏联模式的依赖如此彻底,以至于几乎在所有主要领域都照搬苏联。」[21] 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在研究中国革命的经典著作中认为,这种苏联影响延伸到了他所谓「早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恐怖」。[22]

然而,与一些研究者所说相反,镇反运动远非依据苏联顾问意见展开。[23] 它可能是解放后中国最早、也最清楚的一次毛泽东打破苏联模具的实践。此外,正是在这场运动中,中国公安系统开始为一种围绕朋友 / 敌人区分运转、具有鲜明毛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模式打地基。这场运动并没有沿袭苏联实践,它处处带着毛泽东本人的印记。

1951年3月29日,天津各界群众在民园体育场举行镇压反革命分子大会,现场群众举拳高呼口号。镇反并不只是专业公安机关执行的国家行动,大规模群众集会、控诉与政治动员构成了运动的基本形式。图源:《天津通志》。

劳达一(László Ladány)说:「1950年代初,俄国人无处不在。」[24] 也许如此,但正如当时在公安部工作的王仲方所说,这并没有妨碍中国人反过来给自己的「老大哥」上一课。[25]

镇压反革命运动打破了苏联公安机关所采取的做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安工作深受苏联影响。进城以后,苏联开始派来顾问。开展镇反运动时,苏联专家不明白我们究竟在做什么,也不同意这样做。但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没有受他们束缚,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创造出适合我们的工作方式。[26]

镇反运动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治理策略开始出现:军事化的运动方式被模仿、移植,并重新部署到政治领域。后来,这种运动式政治几乎触及并深刻改造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生产出一系列后来与毛主义政治和治理紧密相连的制度与工作作风。恰恰是这种运动政治,让苏联顾问深感反感。

在苏联顾问眼中,这场运动采用的方法令人不安,甚至可能是彻头彻尾的异端。任何诉诸群众、带有民粹式政治化色彩的方案,都难免使那些自第一次五年计划以后便未再见过这类大规模群众行动的苏联顾问感到警惕。更何况,自那位后来失势的苏联法学家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27] 之后,「法律的灵活性」从未在革命议程上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即便在这位曾经的苏联法学权威那里,「法律的消亡」也从来不意味着允许群众行动直接生产法律形式。然而,1950年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恰恰是这件事。

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概括的那样,1950年代不是法律先于运动,而是法律从运动中产生。《人民日报》社论、党的领导人讲话,以及群众运动本身的需要与后果,共同参与塑造各种法律与准法律形式。[28] 解放以后第一次大规模镇压运动的节奏、灵活性与群众性,几乎沿着与斯大林式法律形式完全相反的方向展开。后者强调稳定、形式化和专业化。有人曾把斯大林体制下的法制称作一种确定无疑的「恐怖法理学」;在那里,人承受的是这种确定性的压迫,而不是民粹式群众运动的反复无常。[29]

与这种以群众为基础处理反革命问题的法律逻辑不同,中央计划这种从苏联输入的经济模型,一直被认为立足于斯大林式的法律思维。按照这种理解,中央计划即便不需要一整套成熟的法律体系,也至少要依靠某种一致、确定、技术化、理性且带有监管性质的制度秩序。

但中国共产党人在镇反运动以及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展示出另一条道路:可以发展计划经济结构,同时依靠党所组织起来的「群众义愤」、而非「恐怖法理学」来稳定政治局面。中国的运动策略远未承认技术稳定或法律稳定的必要性,而是围绕强化朋友 / 敌人区分来组织群众义愤。

1952年,北京市第三区妇女举行「五反」座谈会。这是开会前,北京市妇联「五反」工作组的同志向参加座谈会的资本家家属、店员家属等讲解政府政策,动员他们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协助政府胜利完成「五反」任务。图源:新浪《历史》图刊《党史上的反贪重拳》。

这样做带来了群众的大规模参与,也逐渐模糊了官方国家镇压机器——警察——与群众路线组织之间的边界。后者负责把群众中的义愤动员起来,再引导成有组织的政治行动。通常所谓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界线,在毛主义政治运动中变得含混,这也不只是运动时期的例外,而是整个政治化社会的普遍特征。

颇有意思的是,这种毛主义政治化恰恰发生在一个表面看来最接近苏联式中央计划制度核心的组织之中。这个组织就是「单位」。

单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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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是中央计划的基本单位,却又颇具悖论意味地成为毛主义不断强化具有情动力度的政治关系的关键场所。乍看之下,这个次要功能与单位最核心的经济功能完全相冲突。作为中央计划在基层进行经济计算的节点,单位在结构上似乎天然适合从苏联输入的理性化中央计划模式。它们看起来远不像生产政治强度的地方,更像巴塔耶所谓「趋向同质化」(tendential homogeneity)的典型。[30]

在巴塔耶那里,向那个由科学、理性与技术组成的同质世界发展的趋势,以生产为基础。单位当然也是生产单位,同时又生产并向中央计划者输送细密的技术信息。从这个角度看,单位几乎只是中央计划体系最底层的生产与计算节点,负责生产并计算中央计划所需的货物。连「单位」这个名称本身都暗示着它的计量能力。正如何兴汉所指出的,「单位」字面上就是一个「单一单元」,天然带有度量标准的意味。[31] 在这种表面图景中,中央计划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似乎无非是把无数个「计量单位」相加,而中央计划本身也似乎只是一次简单的算术汇总。

这种理解并非毫无根据,却被单位的另一重角色从根本上削弱了。

和1950年代其他社会主义社会一样,新中国面对经济问题时,对市场化配置体系怀有强烈的政治与道德反感。为了克服市场机制带来的劳动异化,生活与工作被合并到同一组织结构之中,这个结构就叫「单位」。到1957年,中国大约90%的城市人口都隶属于某个单位。[32]

单位常常坐落在高大的院墙之后,院墙划定了它的管辖范围。墙内又密布着商店、医院、学校、职工住宅、娱乐场所,当然还有群众路线性质的保卫组织。实际上,单位日益提供一整套服务,即我借用莫斯的说法所称的「总体服务体系」。[33] 但这些总体服务的分配日益依照政治标准,而不是货币标准。

1952年,上海曹杨新村的工人。曹杨新村是新中国早期专为产业工人兴建的工人住宅区。住房、公共设施和劳动者身份被组织进同一个社会主义生活空间。图源:《人民画报》1952年第8期。

从1950年代初开始,强烈的平均主义冲动不断压低工资差距。面对稀缺,制度选择的是票证,而不是提高价格。[34] 当货币经济不再居于中心、生活与工作又被熔合起来,社会关系日益由古希腊人所说的家政秩序(oikonomos)支配,而不是由经济支配。[35]

单位内部物资与服务的分配以不透明为常态。计划者那个「理性」而可计算的世界,很快让位于另一套家政式秩序。在那里,分配更多依据情感关系与象征资本耗费,而非金融资本的支付。正因为单位把经济、道德与政治熔合进一个不透明的耗费体系,它开始越来越像莫斯著名论述中所说计算社会缺乏的「赠礼经济」。

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单位生活的这一面,并指出单位制与中国农村传统宗族或氏族制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36]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点:单位的赠礼经济同传统宗族制度,甚至同莫斯意义上的赠礼形态,都有根本差异,因为它的「计算」公开而彻底地具有政治性。

换句话说,整套分配机制会鼓励并奖赏单位内部的情感关系,而这些关系又建立在积极的政治参与之上,并被导向这种参与。这种政治参与随后因被引向一个敌人而得到强化。

单位的不透明性能够生产政治强度,也像所有赠礼经济一样包含腐败的可能。因此,负责管理这套体系的干部始终处于监督之下。列宁曾坚持认为,革命能否成功,取决于能否一遍又一遍检查革命干部队伍。在中国,这一点变得更迫切,因为掌握单位领导权的干部同时负责分配单位的「赠礼」。[37] 干部是否忠诚、政治投入是否足够,始终是悬在制度上方的问题。

解放后的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不同程度带有审查干部的内容。1952年以后,人事档案制度把这种审查进一步校准并常规化,而档案制度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考察干部的政治觉悟与政治投入。[38] 通过这些检查,制度保证奖励流向政治上投入的人。单位制因此也能够保证,政治运动始终不缺群众路线积极分子;这些人随后承担基层治理或群众路线组织中的实际职能。

1951年7月16日,汉口江岸车站举行赵继贤公审大会。烈士家属、铁路工人与各界代表参加公审,专业公安力量、群众控诉与公开政治仪式在同一场景中结合起来。图源:纪念「二七」的历史影像展。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国家机关与群众路线组织之间制度边界的模糊,反而让政治边界变得更加清楚。单位模糊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生活与经济之间的界线。现在还应当看到,它同样模糊了物质产品生产与政治意识生产之间的界线。大量政治资本的耗费,为群众路线式政治行动创造了条件。更进一步说,基层政治控制与政治积极行动本身都依赖单位制才成为可能。

就公安机关发动的各类政治运动而言,基层群众积极分子的参与不可或缺。没有他们,毛主义国家根本无法运转。

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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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50年的公安统计,全国公安人员当时只有72,684人,其中共产党干部仅1,636人。[39] 大量普通公安人员还是从国民党旧警察系统中留用下来的人员,在政治上并不可靠。因此,共产党公安系统面临的问题,不只是人数太少,还有队伍的政治「颜色」不够可靠。

后来,一批解放军人员和政治积极分子经过紧急、短期训练后被调入公安系统,队伍规模迅速扩张,但人数仍然不足。到1953年,公安部系统内也只有330,175名公安人员,其中人民警察还不到8万人。[40] 与此前相比,这已经是巨大增长,可一旦放到中国人口规模中看,数字仍小得惊人。1953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接近5.88亿。也就是说,即便扩编以后,平均仍约每1,781人才有一名公安干部,每7,361人才有一名人民警察。[41]

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学校第一期学员在东岳庙学习。新政权建立之初,专业公安力量数量有限,迅速培养政治上可靠的新公安人员成为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图藏北京警察博物馆。

再把这个数字同他们的「产出」相比。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年,也就是1950—1951年,公安机关就监督执行了70万人死刑,并逮捕了另外约200万人;[42] 其中大多数处决和逮捕集中发生在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之间。[43] 仅仅做一道算术题,问题就已经很清楚。

如果没有群众的大规模介入与政治化,公安机关不可能发动如此庞大的镇反运动,也不可能发动后来那些运动。单位在这里至关重要,因为群众义愤正是经由单位被组织起来,再被导入群众路线组织。

这并不是说,此前从来不存在形式零散、临时拼合的群众路线组织。关键在于,单位和政治运动不只招募了积极分子,更把群众路线组织缝合进治理本身的考量之中。群众路线由此在新的治理心态里承担了一个极关键、也颇不寻常的角色。

把群众路线重新编入治理考量,大致发生在1951年镇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这一整合过程随后以一个并非不合理、而且相当务实的理由获得正当性:国家缺少人手。然而现在应当看清,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务实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1950年3月,他明确表示,自己更担心的不是警察数量太少,而是他们的政治「颜色」。[44]

因此,毛泽东有意让公安力量保持较小规模,把重点放在政治投入上,并借此把对其群众路线政治的实际需要缝入国家治理的考量。至于怎样做、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说得很清楚:通过政治运动点燃群众对敌人的义愤,再把这种义愤重新导回群众路线组织,使这些组织进一步政治化。他指出:

……在目前这个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各地都必须在群众中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每个乡,城市每个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和街道,都应由群众选举产生这类委员会。[45]

到1953年镇反运动结束时,这一目标基本实现。全国居民区和单位中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已经达到17万个,群众积极分子超过200万人。[46] 对规模不大的专业公安力量而言,这些人构成了最前线的突击队,也保证一张细密如网的社会控制结构可以铺到中国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从街道一直深入单位。[47]

1956年,北京东四瓦窑胡同第六居民委员会组织扫盲队。新中国早期,居民积极分子被组织进街道层面的治安、宣传、调解和社会服务网络,基层群众组织逐渐成为国家治理抵达日常生活的重要节点。图源: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因为这些群众路线组织承担着国家社会控制体系的基层职能,它们被直接缝进治理的组织肌理。对革命政府而言,它们所做的,是把「高强度阶级斗争政治不可或缺」这个命题缝进地方社会和单位内部那些亲密而富于情感的共同体之中。

正是这种以毛泽东朋友 / 敌人之问为基础的斗争政治,逐渐成为革命后组织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政治立场既然变成一切,它也就不出所料地进入一切。从街道名称到个人姓名,再到消费品名称,红色与黑色的不同色调——朋友与敌人——不断标记着朋友 / 敌人划分的无所不在,它开始成为界定中国日常生活的一条基本界线。

然而,这种政治强度并不只建立在朋友与敌人的二元划分之上。同样关键的,是一种由「同志情谊」维系的情动共同体。

无休止的运动和不断提高的政治强度,逐渐把一种可以称为「同志式政治主体性」的新形态「正常化」。在毛主义群众路线运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较量中,人通过认识敌人、同敌人斗争,也开始认识自己。「自我批评」以及「斗私批修」把敌人的问题带回个人内部。敌人因此不只属于革命集体这个身体,也成为每一个革命者自身身体必须面对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鞍山钢铁厂工人参加集体政治学习。政治学习、宣传活动与单位制度交织在一起,使工作场所同时承担生产和政治主体塑造的功能。图源:澳大利亚国立大学「Speaking Maoist: Labor and Politics in Northeast China, 1948–58」研究资料图。

外在的朋友 / 敌人问题被内化了,集体问题也变成革命个体自己的存在论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领域,中国被这个双重问题包裹起来。少用一点毛主义语言,多用一点施米特语言,可以说:敌人变成了「我们自身问题的化身」。[48]

「敌人」这个问题既能成为毛泽东所说「与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同时又成为施米特意义上个人自身的存在论问题之化身,这说明要驱动这种政治,需要多高的强度与多深的投入。它要求牺牲,而这种牺牲有时是以鲜血付出的。

政治投入要求并生产出生活各个层面的同构化。所有问题都变成同一个问题:敌人还是朋友?每个人都把这个问题问向朋友、邻居和自己,于是无论出于恐惧还是信念,都开始以高度强烈、充满激情的方式行动。国家与革命最终合成一种革命的存在论状态。那些被政治化的情动共同体随之变成武器,被刺向革命敌人的心脏。

这是一种直接界定生命本身的治理心态。到了经济改革时代,它在中国也许已经衰退,但并没有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事实上,它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重新塑造了新千年最初阶段的政治。它是另一种政治始终在场的幽灵,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科学却一再无法识别它。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译者注 迈克尔·达顿(Michael Dutton)是从事社会理论与中国研究的学者,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系荣休教授,也曾任教于墨尔本大学及首都师范大学。研究涉及警务、规训、群众政治与革命情动。主要著作有《警治与惩罚在中国:从父权到「人民」》(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1992)、《警治中国政治:一部历史》(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 2005)和《政治之书:中国理论中的政治》(The Book of Politics, 2024);编有《街头中国》(Streetlife China, 1998),并与Hsiu-ju Stacy Lo、Dong Dong Wu合著《北京时间》(Beijing Time, 2008)。《警治中国政治》获2007年列文森图书奖。其理论工作探索朋友 / 敌人区分与情动的组织和转化。

[2]原注 达顿指出,如要完整了解施米特式「政治的」如何一直支配中国的生活世界直到经济改革,以及经济改革怎样重写中国政治地形,可参见其《警治中国政治:一部历史》(Policing Chinese Politics: A History, 2005),

[3]原注 石一之召集公安系统高层中一小批「四人帮」激进派支持者,于晚上7时50分在前门饭店355房间开会。他要求这些人为来年的公安工作拟定目标,并列出第二天公安负责人会议需要通过的议程。第一项就是后来已经十分熟悉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相关细节及其在当时政治情势中的含义,见1977年高度机密的《中央〈红旗〉文件第37号》,未刊稿,第18页。

[4]原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5年。

[5]原注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耶路撒冷与雅典:若干导论性思考》(「Jerusalem and Athens: Some Introductory Reflections」),载托马斯·潘格尔(Thomas Pangle)编《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3),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147–173。

[6]译者注 本文将 affect 作为理论名词时译为「情动」,以区别于作者同段并列使用的 emotion(情感)与 passion(激情)。达顿所说的 affect 主要指政治投入、敌意、恐惧、激情与同志情谊等在共同体中形成、传导并可被组织起来的强度,因此 affective community 统一译为「情动共同体」。但当 affective 修饰 bonds、relations 等具体人际关系时,译为较自然的「情感纽带」「情感关系」;若原句强调这些关系被政治性地强化,则译出其中的「情动力度」。这种处理保留术语差异,也避免把所有 affective 机械术语化。

[7]原注 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游击队理论》(The Theory of the Partisan),A. C. Goodson 译,New Centennial Review 4, no. 3 (2006)。在这篇短文中,施米特重新回到更早的《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并把论证推进到游击队员问题;在这一重新解释过程中,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游击队政治立场的重要性与新颖性。

[8]原注 「无论对常识还是哲学推理而言,最广为共有的信念都是:责任与公共的、非秘密的东西相联系,与在人前说明自己的言行、为之辩护并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相联系。相反,在这里似乎同样必然的是:绝对责任仍然属于我,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属于我,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我履行的事情,而这反倒意味着保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赠予死亡》(The Gift of Death;所引英译本1995),David Wills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60。

[9]原注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戴维·拉尔曼(David Lalman):《战争与理性》(War and Reas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5。

[10]原注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冷战时期,美国用它处理苏联带来的风险与威胁,此后它逐渐在美国政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关于理性选择理论怎样从计量经济学进入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再扩展到美国政治学,可参见 S. M. 阿马代(S. M. Amadae):《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性化:理性选择自由主义的冷战起源》(Rationalizing Capitalist Democracy: The Cold War Origins of Rational Choice Liberalism, 2003),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11。

[11]原注 约瑟夫·V. 布罗根(Joseph V. Brogan):《启蒙的一面镜子:理性选择之争》(A Mirror of Enlightenment: The Rational Choice Debate),The Review of Politics 58, no. 4 (1996): 793–806,原文引 p. 794。

[12]原注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New German Critique 16 (1979): 64–87。

[13]原注 施特劳斯在与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对话中概括说,人只有因为拥有敌人才会寻找朋友。见列奥·施特劳斯:《关于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的札记》(Notes on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J. Harvey Lomax 译,收入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George Schwab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p. 86。

[14]原注 保罗·爱德华·戈特弗里德(Paul Edward Gottfried):《卡尔·施米特:政治与理论》(Carl Schmitt: Politics and Theory),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90, p. 57。

[15]原注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p. 26。

[16]原注 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导论:施米特的挑战》(Introduction: Schmitt’s Challenge),载墨菲编《卡尔·施米特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1999),London: Verso, 1999, pp. 4–5。

[17]原注 墨菲:《导论:施米特的挑战》,p. 4。

[18]原注 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卡尔·施米特的决断论》(Carl Schmitt’s Decisionism),载尚塔尔·墨菲编《卡尔·施米特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p. 14。

[19]原注 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The Gift;所引英译本1990),W. D. Halls 译,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5–6。

[20]译者注 「总体服务体系」(system of total services)是达顿在此借用莫斯来刻画单位的说法。莫斯相关术语亦译作「总体呈献体系」;正文保留「总体服务」以呈现其与单位提供服务之间的联系,不能仅理解成福利服务清单。

[21]原注 苏珊娜·奥格登(Suzanne Ogden):《中国尚未解决的问题:政治、发展与文化》(China’s Unresolved Issues: Politics, Development and Culture),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9, p. 38。

[22]原注 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初版1966),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312。

[23]原注 让·谢诺(Jean Chesneaux):《中国:人民共和国,1949—1976》(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1949–1976),Paul Auster、Lydia Davis 英译,Hassocks, Sussex: Harvester Press, 1979, p. 41。

[24]原注 劳达一(László Ladány):《中国的法律与法制:一位中国观察者的遗著》(Law and Legality in China: The Testament of a China-Watcher),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p. 64。

[25]原注 王仲方当时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政治秘书。王仲方应当了解这些情况。正是公安部执行了这场运动以及此后的每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唯一的例外。

[26]原注 王仲方:《历史的回顾:王仲方同志谈50年代初期的镇反运动》,载《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北京:群众出版社,1992年,第4页。

[27]译者注 叶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 1891–1937),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The General Theory of Law and Marxism, 1924)作者。他把现代法律形式与商品交换联系起来,1930年代在苏联法学路线转变中失势,1937年大清洗期间遭处决,后获平反。达顿在这里借帕舒卡尼斯说明:即使最激进的苏联「法律消亡」论,也没有把群众运动直接生产法律形式理解为常态。

[28]原注 达顿1997年在北京采访中国政法大学曹子丹教授。

[29]原注 罗伯特·沙莱特(Robert Sharlet):《斯大林主义与苏联法律文化》(Stalinism and Soviet Legal Culture),载 Robert C. Tucker 编《斯大林主义:历史解释论文集》(Stalinism: Essays i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pp. 158, 163。

[30]原注 巴塔耶:《法西斯主义的心理结构》,p. 64。

[31]原注 何兴汉:《单位里的人》(People in the Work Unit),载邵燕祥、林贤治编《散文与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

[32]原注 薄大伟(David Bray):《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Social Space and Governance in Urban China: The Danwei System from Origins to Reform),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94。

[33]原注 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W. D. Halls 译,London: Routledge, 1990, p. 5。

[34]原注 1955年起,城市居民普遍使用票证配置粮食、食用油和棉布等生活必需品,配给以户籍为基础。见薄大伟:《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英文版 p. 115。

[35]译者注Oikonomos(古希腊语 οἰκονόμος)原指家庭或家产的管理者,与后来形成「经济」一词的 oikonomia 同源。达顿在此并非简单用它表示「经济」,而是用来指称一种近似家政管理的分配逻辑:资源的配置依附于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道德判断与情感联系。本译文据此译为「家政秩序」。

[36]原注 最好的例子见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The Danwei: A Unique Form of Social Organization),《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第71—88页。

[37]原注 关于单位内部干部角色的详细分析,见薄大伟:《单位的前世今生: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与治理》,英文版 pp. 55–63。

[38]原注 这里没有足够篇幅详细论述单位档案制度,只需指出:它始于1952年政务院为所有所属单位通过一项档案收集的「暂行办法」。此后各单位陆续采用档案制度,但到1956年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人事档案工作会议之后,干部、工人和学生档案的细密制度才真正形成。工人、学生档案相对简单,干部档案则常达数百页,集中记录政治表现和工作作风。参见《档案工作手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48—449页。

[39]原注 《公安统计(1950—1984)》,公安部办公厅编,内部未刊机密资料。

[40]原注 《公安统计》。「公安人员」与「人民警察」数字并不相同:中国公安系统除警察外还包括消防力量,并且从1950年第一次政治运动开始直到1983年,监狱警卫也统计在公安人员之内。

[41]原注 1953年人口数字见佩妮·凯恩(Penny Kane):《第二个十亿》(The Second Billion),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p. 63。

[42]原注 1995年对公安系统资深研究人员戴逸生(Dai Yisheng)的访谈。

[43]原注 《公安简史》,公安部未刊稿,第262页。

[44]原注 陶驷驹主编:《罗瑞卿: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年,第159页。

[45]原注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十卷,1977年,第52页。

[46]原注 陶驷驹主编《罗瑞卿: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第104页;《公安简史》,第268页。

[47]原注 于雷:《当代中国的公安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第164页。

[48]原注 引自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施米特的教训:区分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四章》(The Lesson of Carl Schmitt: Four Chapters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Marcus Brainard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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