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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有市场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模式与新古典经济学

「正文约22000字」

作者:约翰娜·博克曼(Johanna Bockman)[译1]

文献来源:Johanna Bockman, 「Neoclassical Economics and Yugoslav Socialism」(《新古典经济学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inMarkets in the Name of Socialism: The Left-Wing Origins of Neoliberalism (《以社会主义之名的市场:新自由主义的左翼起源》),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76–104.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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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苏南决裂以后,南斯拉夫以工人自治、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市场竞争探索另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博克曼追踪了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如何重新发现一度被斥为「资产阶级学说」的新古典经济学,又如何通过跨国学术网络,将自治企业纳入经济学的主流模型。经济理论在这里既被用来解释社会主义实践,也反过来成为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的蓝图。南斯拉夫经验随后经由不结盟运动和世界银行传播到全球。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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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开始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把企业收归国有,以中央计划取代市场。[1]正如拉梅特(Sabrina P. Ramet)所言,南斯拉夫人努力争当斯大林「最好的同志」(2006:176)。[2]与东欧集团的其他国家一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属于「资产阶级」学说,与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立,随即撤换原有的经济学教授,培养一批接受过马克思主义训练的新经济学干部来取代他们。南斯拉夫当时坚定地站在东欧集团一边,显然正循着苏联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然而不过短短几年,南斯拉夫便抛弃了苏联模式,开启一场社会主义实验,并在世界各地赢得热情的追随者。

1950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南斯拉夫联邦议会阐述企业工人自治法案。该法案于同年6月通过,成为工人自治制度的法律基础。图源: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1976》,经 Wikimedia Commons 收录。

1948年,苏联领导层突然将南斯拉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这个由苏联主导的组织联合着东西欧各国共产党,而开除南斯拉夫的决定迫使它走上了一条新路。[3]南斯拉夫人对苏联积怨已久,其中包括苏联对南共内部的渗透。但双方冲突的症结在于,铁托希望作为一个政治上自主的盟友与苏联合作,不愿沦为苏联的附庸(Ramet 2006:176)。开除决定令南斯拉夫领导层大感意外,他们原本指望苏联不久便会恢复其成员资格。待他们意识到这次开除是永久性的,又面对东欧集团愈演愈烈的军事威胁,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东欧集团贸易禁运,南斯拉夫终于与苏联制度决裂,发展出另一种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和经济的分权,建立以工人为基础的经济民主,改变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并扩大市场的作用。凭借这种新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以及铁托本人登上了一个热切欢迎他们的国际舞台。

南斯拉夫的新社会主义制度,也使本国经济学家有机会发展一套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本章先介绍这种社会主义,随后考察身处其中的经济学家所开展的工作。固然,不少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也有人转向非理论性的经济研究。然而,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将看似完全属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古典经济学调动起来,作为建设非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工具。他们通过出国访学、文献交换和国际会议,很快加入前几章讨论过的跨国新古典经济学对话。在与南斯拉夫同行的交流中,美国经济学家重新解释南斯拉夫制度,并将其置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借助不结盟运动、世界银行及其他跨国网络,南斯拉夫模式本身也成为全球发展的范本。[4]几十年间,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曾位居世界前列。即使到了1980年,当其经济陷入危机,且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南斯拉夫模式在自己的发源地也未曾完全实现时,这一模式的抽象版本仍在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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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不久,南斯拉夫便陷入困境。它同时与苏联和美国为敌,贸易伙伴寥寥无几,甚至面临迫在眉睫的饥荒。[5]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还都在军事上威胁着南斯拉夫。面对这一局面,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铁托、爱德华·卡德尔(Edvard Kardelj)、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以及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鲍里斯·基德里奇(Boris Kidrič)——开始批评苏联,并发展新的南斯拉夫模式(Campbell 1967;Comisso 1979;Hoffman and Neal 1962;Milenkovitch 1971;Obradović and Dunn 1978;Prout 1985)。[6]到1949年,卡德尔已开始重新思考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Milenkovitch 1971:65)。

此前,苏联领导人要求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一律采用苏联模式,实行中央计划、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和严格的等级关系。卡德尔则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过渡的第一阶段;南斯拉夫如今开始迈向社会主义的下一阶段,其标志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早已预言的国家消亡(同上)。[7]在南斯拉夫领导人看来,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样陷入官僚主义与垄断的泥淖,难有出路。通过推动国家消亡,南斯拉夫将进一步接近共产主义。[8]

南斯拉夫模式力图实现国家和经济的分权,在工人基础上建立经济民主,将生产资料由国家所有转变为「社会所有」,同时扩大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Milenkovitch 1971;Rusinow 1977)。一位长期观察南斯拉夫的学者把这套制度称作「自由放任的社会主义」(laissez-faire socialism)(Rusinow 1977:231)。[9]

南斯拉夫领导层希望通过把国家职能下放给各共和国和企业,来实现国家分权并逐步使国家解体(Montias 1959:295)。各共和国接管了许多原属中央政府的行政事务,包括电力、矿业、农业、林业、轻工业和公共工程的监管(Ramet 2006:190)。在企业层面,工人委员会则要取代国家干预,接管工厂,在工作场所实现经济民主。这便是所谓「工人自治」。吉拉斯回忆道:

有一天,大概是在1950年春天,我忽然想到,我们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如今已经有条件着手建立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自由联合体了。工厂可以交给那里的工人管理,唯一的附带条件就是他们必须纳税……〔当向铁托提出计划时,〕我们最有分量的理由是:这将成为民主的开端,而社会主义此前尚未实现民主。世界和国际工人运动也将清楚看到,这是同斯大林主义的一次彻底决裂。铁托来回踱步,仿佛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突然,他停住脚步,喊道:「工厂归工人所有——这可是迄今还没有实现过的事!」(1969:219—222)[10]

1949年末,工人委员会开始试行;1950年年中,这项制度正式推行,凡雇员达到15人及以上的企业均由工人委员会管理(Ward 1956a)。[11]领导人期待工人自治带来「社会主义民主」,并最终使国家变得多余(Kidrič〔1950〕1979:84)。[12]

1949年,克罗地亚索林市「先驱者」(Prvoborac)水泥厂的首届工人委员会。这家工厂是南斯拉夫最早试行工人自治的企业之一。 图源: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的自治,1950—1976》,Wikimedia Commons。

南斯拉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通过改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来推动国家消亡,把国家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Kidrič〔1950〕1979:84)。他们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把社会主义定义为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同上:80)。社会所有制最低级的形式便是苏联式国家所有制,它最终会具有「纯粹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中产阶级的所有权,却有一个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无所不能的寄生性官僚机构)」(同上:84)。基德里奇认为,工人自治付诸实施、工人获得对各个企业的控制权之后,国家所有制便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此后,南斯拉夫人逐渐用「社会所有制」指称这种既非个人私人所有、亦非国家所有的所有制。

除了分权、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认为市场是南斯拉夫模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领导人把市场和计划视为相互排斥的经济手段,采取「非此即彼」的看法(Milenkovitch 1971:7)。然而,苏联1921年推行新经济政策时,一些重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曾主张,在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市场和价格是必不可少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终结了新经济政策,重新确立市场与计划的二元对立。南斯拉夫领导人认真对待早期苏联思想家的观点。

例如,托洛茨基曾批评实行中央计划的战时共产主义,认为「只有通过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国家计划、市场和苏维埃民主——才能在过渡时期正确地调控经济」。[13]基德里奇等人把市场视为过渡时期的暂时性安排和社会主义的工具。[14]在基德里奇看来,过渡时期的中央计划将缩减到只负责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企业则依据这些比例关系及「供求规律」开展经营(〔1950〕1979:89)。卡德尔1954年设想,企业将「通过在市场上与其他企业自由竞争」,主动追求「商品质量与数量、降低生产成本以及良好销售等方面的最佳成果」(Ward 1958:569)。市场作为分权的又一种形式,将取代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早在1950年,南斯拉夫政府就已把许多固定价格改为市场价格(Montias 1959)。此后,新的法律不断扩大企业自主权。到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将取消中央计划,引入商业银行制度,让企业主导投资,并向世界市场开放本国经济。南斯拉夫人由此创造了一套新型社会主义制度。霍夫曼(George W. Hoffman)和尼尔(Fred Warner Neal)这样描述它:

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独一无二,也颇为复杂。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零星的小型服务机构和食品零售店,工商业中不存在私人所有制,但也不存在国家所有制……南斯拉夫经济是有计划的,与此同时,它又实行分权,经济企业并不由国家管理。原来负责分别或联合管理各产业的大批政府部门和委员会已经撤销。企业在工人的管理下运作,在法律上独立,在一个竞争性且相对自由的市场中开展经营……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所有企业都必须遵守一条共同的基本要求:经营必须盈利。(1962:239)

诚然,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这套制度的实际运行状况与其规划乃至表面形态往往相去甚远(如Mencinger 2002;Obradović and Dunn 1978;Zukin 1975)。但南斯拉夫确实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工人自治与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实验。

既然被排斥在苏联集团之外似乎已成定局,南斯拉夫领导人便转而寻找国际盟友,并把本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带向国际舞台。他们迅速开始同成立不久的政府间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合作,希望借此在冷战世界中生存。[15]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斯拉夫与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一道创建不结盟运动。[16]20世纪50年代,许多国家发现自己只能任凭冷战超级大国摆布。为避免倒向美国或苏联中的任何一方,它们团结起来,力图摆脱对两极大国的依赖。同时,这些国家主张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平共处,积极支持反殖民主义运动(Willetts 1978:18—19)。不结盟国家不满足于要求援助,还致力于改造世界贸易体系,建立有利于发展中世界的共同金融机构。南斯拉夫也把自己归入发展中世界。[17]更一般地说,它们希望清除第三世界发展的障碍,促进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

铁托成为不结盟运动的象征。他代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既超越苏联社会主义,又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形成另一条道路,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霍夫曼和尼尔记述:「1959年铁托访问开罗时,《战斗报》(Borba)的国际新闻编辑报道说,数十万人齐声高呼『铁托!铁托!』的壮观场面,让他恍如置身祖国的一场群众大会」(1962:473)。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事实上正是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举行的。[18]

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锡兰、柬埔寨、缅甸等国代表出席会议。南斯拉夫借此确立了在冷战两大阵营之外的外交地位。 图源:塞尔维亚国防部「Odbrana」媒体中心,不结盟运动首届会议历史影像展。

在国际论坛上,南斯拉夫人反复强调本国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区别(Rubinstein 1970:41)。[19]他们认为自己的经济制度别具一格,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范本。[20]到1953年,南斯拉夫已开始向世界各地派遣顾问和咨询专家。外国政府既可以邀请南斯拉夫专家赴本国工作,也可以派遣本国专家和学生前往南斯拉夫接受培训。据报道,1954年至1967年年底:

约有2500名专家被派往32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任职;来自75个发展中国家的约2400名公民获得南斯拉夫奖学金,在南斯拉夫的学校完成学业;约900名学生接受专业培训并修完研究生课程;另有约2000名学生进入南斯拉夫高等院校学习,费用由本人或本国政府负担。(Borgavac 1968:26)

此外,南斯拉夫企业还向国外派出了数千名专家(Rubinstein 1970:214)。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都能见到在南斯拉夫技术与资金援助下建成的工厂、矿山,它们甚至以铁托或南斯拉夫命名。南斯拉夫政府也为反殖民运动提供军事援助。例如,1959年,象牙海岸民族解放委员会请求南斯拉夫提供留学生津贴、军事训练补助、约200件轻武器、科学支持、运动徽章设计,以及其他援助。[21]南斯拉夫希望在经济发展和反殖民运动中发挥全球性的作用,也希望找到相互扶持的盟友,以免再受冷战超级大国的任意摆布。[22]

与其他许多不结盟国家一样,南斯拉夫还策略性地利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在苏联将南斯拉夫逐出华沙条约组织后不久,美国政府领导人决定争取南斯拉夫,让它在冷战中倒向美国一边。[23]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可能到来的饥荒,南斯拉夫领导人也转向美国和欧洲求援。[24]1949年,美国政府解除美国商品对南斯拉夫的出口禁令,并宣布向其提供第一笔2000万美元贷款。[25]1949年至1955年,美国共向南斯拉夫提供了12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Campbell 1967:28)。1955年至1960年,美国援助总额达到6.321亿美元,包括依据《第480号公法》提供的剩余农产品,以及贷款、信贷和技术援助项目(Campbell 1967:44—46;另见Lampe, Prickett, and Adamović 1990)。[26]到1953年,苏联也开始推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这本可使南斯拉夫摆脱对美国的依赖(Hoffman and Neal 1962:421—426)。铁托开始把南斯拉夫称作「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但苏南关系又在1958年陷入破裂。[27]

美国的外交政策一般鼓励东欧国家保持对苏联的独立性,甚至公开违抗苏联。美国政府发展与东欧国家的文化、经济和军事关系,将其作为削弱苏联的一种手段。[28]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只是其中一种形式。美国并不只是向南斯拉夫输出亲资本主义观念,按照自己的利益给南斯拉夫人灌输思想。正如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为这场社会主义经济学实验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1956a:340)。

南斯拉夫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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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以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从事的是苏联式经济学研究。南斯拉夫领导层仿效苏联的做法,排斥包括数理经济学在内的「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将其从业者,特别是大学教授,逐出原有职位(Šoškić 1959:608)。为了填补空缺,南斯拉夫共产党培养了一批新干部,使他们接受研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若干应用领域的训练。这些干部主要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以支持并发展政府的官方政策(Mencinger 2002)。有些具备数学能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可能像苏联的同行一样,在南斯拉夫的高层计划部门和军队中从事幕后工作。然而,与整个东欧集团的情形相似,大多数中央计划人员接受的是工程师训练,他们把国家计划理解为工程或行政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南斯拉夫对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正式批评,为该国经济学界开启了许多新的可能。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形式使经济学家意识到,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许能够用于分析南斯拉夫。兰格是一位来自波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工作多年,此时已经回到波兰。他提出了最著名的市场社会主义新古典模型。

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他主张利用价格机制和中央计划委员会模拟竞争市场,为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提出理论方案。 图源: 波兰国家数字档案馆,摄影:Władysław Miernicki。

在兰格的模型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与消费品,而这些职业和消费品的工资与价格由竞争性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和资本不在市场上交易,中央计划委员会先任意设定一个价格或利率,再根据供给或需求过剩的情况调整它,仿照兰格所说的竞争市场自我纠偏的机制。

企业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须遵守两项规则:
(1)使生产的平均成本最小化;
(2)让价格等于生产的边际成本。

这个模型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是因为:
(1)国家拥有包括资本和自然资源在内的生产资料;
(2)雇员除收入之外还可获得社会红利,即资本和自然资源所得收入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笔收入原本会落入股东手中)。

南斯拉夫的实验在兰格的竞争模型中又加入了「工人自治」这一社会主义要素。兰格的模型以及更广泛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能够为「自由放任的社会主义」(Rusinow 1977:231)提供工具。在这种社会主义下,国家与大型垄断企业逐渐消失,由工人掌握、实行社会所有制的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相互竞争。[29]

直到2002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戴维·L.普里奇特科(David L. Prychitko)仍然指出:「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南斯拉夫是兰格设计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型在实践中最为接近的实现」(37)。不少学者同意这一判断,但他们又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很可能并不了解有关社会主义的跨国新古典经济学讨论(Maksimović 1965:349;Milenkovitch 1971:101;Rusinow 1977:62;Ward 1958)。[30]按照这些说法,卡德尔等南斯拉夫领导人甚至有些天真地提出了这样的思想。用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巴伊特(Aleksander Bajt)的话说,这些思想「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不如说更接近〔奥地利学派〕新古典经济学家庞巴维克(Böhm-Bawerk)」(1988:185)。

南斯拉夫领导人很可能在20世纪40年代末已经读过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不过,南斯拉夫反苏社会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相似性,已经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决定(overdetermined)。第一章已经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本就诞生于一场围绕社会主义展开的对话。新古典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例如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以及它对市场的拥护,曾促使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以及后来的苏联社会主义者全盘拒斥这一学说。南斯拉夫抛弃苏联模式以后,新制度反映出当时可以利用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断提及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传递了其中的一些观点;某些苏联经济学家还悄悄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制定计划。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方面,为社会主义管理提供数学方法,也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案。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在彼此的关联中共同演进,这有助于解释它何以与批评苏联模式的各种社会主义呈现出相似之处。

卡德尔、基德里奇等共产党精英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结成同盟,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恰好可以服务于他们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新设想。它与反国家主义的分权、自由市场和工人自治颇为契合。这些领导人也向经济学家提供资源,使他们能够改造自己的专业。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很快注意到,一些同行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加批判」的兴趣(「Skupština」1955:1027;Šoškić 1959:613;Uvalić 1952:24)。不过他们发现,新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定量方法与价格理论,对建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颇有用处(Šoškić 1959)。于是,20世纪50年代初,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与华沙条约集团的同行一样,重新加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跨国讨论。

他们主要通过阅读学术著作、期刊和书评了解新古典经济学,较少通过学术互访和国际会议获得信息。[31]南斯拉夫自己的专业期刊也刊登新古典经济学文献的评论。例如,1952年,南斯拉夫期刊《经济学家》(Ekonomist)发表了一篇书评,介绍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埃米尔·詹姆斯(Émile James)的《经济理论史》(Histoire des théories économiques,1950)。评论者指出,这本书探讨了「与我国有关的问题」(Šoškić 1952:89)。南斯拉夫经济学专业期刊还定期列出本国图书馆收藏的外国著作,其中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文献。例如,1951年,《经济学家》列出的一长串书目中有E. F. M. 德宾(E. F. M. Durbin)的《经济计划问题》(Problems of Economic Planning,1949)。该书收录了介绍哈耶克思想的文章,以及德宾1936年那篇著名的将新古典经济学用于社会主义的论文。南斯拉夫的图书馆也收藏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著作,他是德宾及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新古典经济学批评者。经济学家还通过图书交换争取获得新著作,尤其是美国出版的文献。[32]

为了培养适应新制度的专业人才,南斯拉夫政府自1952年起开始派遣学者和研究人员赴西方国家接受专门训练,主要目的地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和美国。与此同时,政府也继续派遣专家赴苏联及东欧国家学习。经济学家对赴西方培训的好处并非意见一致,但据其中一位成员所说,确实有一批人:

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必须深入研究当代西方经济思想,尤其是其中涉及定量方法的部分,以及秉持客观立场的科学研究者所取得的成果。他们认为,这是年轻的南斯拉夫经济思想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Maksimović 1965:359;另见Milenkovitch 1971;Šoškić 1959;Sirotković 1959)

这些经济学家相信,可以把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要素,特别是定量方法与价格理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派遣经济学家出国逐渐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项长期政策。最早一批出国求学的经济学家包括:

经济学家时间访学机构或城市
姆拉登·科拉奇(Mladen Korač)[33]
1953—1954年
剑桥大学
亚科夫·西罗特科维奇(Jakov Sirotković)
1954—1955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Ivan Maksimović)[34]
1954年
都灵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
1955年
巴黎
伊万·马克西莫维奇
1958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布拉尼斯拉夫·绍什基奇(Branislav Šoškić)[35]
1955—1957年
剑桥大学
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
1955—1958年
曼彻斯特大学
弗拉基米尔·斯蒂佩蒂奇(Vladimir Stipetić)
1957—1958年
牛津大学
维多萨夫·特里奇科维奇(Vidosav Tričković)
不详
剑桥大学

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开始为所有教师提供海外机构的访学资助,期限至少一个月,有的长达一两年。他们需要参加课程、提高语言能力、考察经济学教育并走访图书馆。贝尔格莱德经济科学研究所则派遣研究人员和年轻助理出国「进修」(Institut Ekonomskih Nauka 1969)。[36]里卡德·朗(Rikard Lang)担任萨格勒布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也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往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37]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宽松的边境政策使师生只要愿意,便能驾车前往巴黎、伦敦或维也纳。[38]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也赴美国学习。[39]最早的南斯拉夫与美国人员交换始于1955年。福特基金会从1958—1959学年开始与南斯拉夫进行定期学术交流(Richmond 1987:115—116)。美国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学家本就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古典分析抱有共同兴趣。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并不会随意挑选一所美国大学,而是专门寻找那些既有社会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专家,又了解东欧的大学。东欧经济学家经常选择访问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40]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康奈尔大学成为工人自治研究中心,南斯拉夫人便将其加入美国访学目的地的名单。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也是如此,那里甚至有一整栋楼专门用于南斯拉夫—美国研究。

国际会议使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得以结识新同行,了解本学科最新的进展。期刊和报纸也报道这些会议的情况。例如,《经济学家》曾报道1956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经济学会会议,南斯拉夫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Stojanović 1956)。报道作者详细讨论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发言,却只用姓氏称呼他们,这表明读者可能已经熟悉这些人物。[41]通过这些会议,经济学家还能了解可以访问哪些大学,或应该邀请哪些外国教授赴南斯拉夫大学演讲。[42]

马克西莫维奇是最早出国学习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之一。1949年取得本科学位后,他立即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任教。此后,他于1954年赴都灵、1955年赴巴黎、1958年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43]在巴黎期间,马克西莫维奇结识了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先驱兰格,并「同他讨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市场的一些理论问题」(1965:347)。马克西莫维奇回国后,很快于1955年发表一篇介绍兰格思想的论文,又在1956年和1958年发表其他著作,全面阐释社会主义新古典经济学这一研究领域。1957年,他还邀请兰格前往贝尔格莱德讲学。马克西莫维奇回忆道:「兰格教授1957年年底第一次访问南斯拉夫时,对大多数南斯拉夫专家来说,他已经是个熟悉的人物了」(1965:347)。

马克西莫维奇还出版了南斯拉夫最早一批完全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他在博士论文及后来出版的《资产阶级经济科学中的社会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Bourgeois Economic Science,1958)中显示,他对西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献,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都有广博的了解(Maksimović 1958)。他讨论了数百部西方经济学著作。[44]马克西莫维奇认为,奥地利学派在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中已经落败,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因此该学派的理论主要只有历史研究价值。与之不同,他相信,新古典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规范性模型,因为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实未必是关于资本主义的:

奥地利学派与洛桑学派的成员,采用从孤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人」——的经济行为中演绎出一般经济规律的方法。因此,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规律」中,并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内容。主观价值论、价格理论和交换机制理论(均衡的「主观」和「客观」条件)所表述的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和制度框架很少有直接联系,甚至毫无直接联系。(同上:17)

马克西莫维奇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工具,可以确定最佳生产组合和最优价格,从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提供规范性原则。尽管他对此也提出过若干保留意见,仍然主张在现实社会主义中运用新古典经济学。[45]

另一位最早赴国外学习的经济学家霍尔瓦特,后来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之一。约在1955年,他同联邦计划局的另外两位同事一道赴英国攻读博士学位。[46]回国后,霍尔瓦特担任联邦计划局首席方法论专家(Uvalić and Franičević 2000)。他也开始撰写《计划经济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a Planned Economy,1961),该书于1961年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出版,1964年推出英文版。霍尔瓦特认为,新的南斯拉夫制度需要一套新的理论与分析工具(1961:vii)。他继续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同上:viii),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来打造这些工具。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文献有广泛的了解,特别熟悉新古典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以及当时西方关于价格、利息、投资和计划的经济理论。他指出,劳动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范畴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理论中没有位置:

为应对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处境而形成的整套概念工具,在这里已经不再适用。如果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价值理论,那也必须是另一套理论。试图把马克思的范畴用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之外,只能说明对他的理论全然不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否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正如刚才已经看到的,它原本就不是为社会主义经济设计的,也无法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Horvat 1964:14)

霍尔瓦特及其同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施工蓝图。新古典经济学则能为他们改进社会主义提供工具。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1928—2003)。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社会主义计划与工人自治制度研究,曾主持贝尔格莱德经济科学研究所,并致力于工人自治经济学的国际交流。 图源:克罗地亚《百科全书》(Hrvatska enciklopedija),霍尔瓦特人物条目。

霍尔瓦特的著作出版英文版,本身就表明它作为一部新古典经济学著作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他的研究在南斯拉夫内外都可能产生影响。他希望找到一条「设计有效率的经济制度」的道路,让产出和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1961、1964:1—2)。这延续了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将社会主义国家界定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者的观点,以及把社会计划者置于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因此,霍尔瓦特把新古典经济学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工具(1961:1)。

霍尔瓦特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他能够将实践中产生的新思想带入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跨国讨论。事实上,南斯拉夫提供了「几乎如同实验室一般的条件」,可以将其「『自由市场』与工人管理」制度同苏联制度加以比较(Horvat 1964:118)。霍尔瓦特延续了南斯拉夫对「国家主义」和苏联的批判,拒绝接受苏联模式,尽管这一模式也能很好地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在霍尔瓦特看来,西方经济学家和苏联经济学家都没有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只是把各自现存的制度当作既定条件(1961:2)。

因此,他批评那种只谈市场或计划的狭隘新古典经济学,要求把视野扩展到实现中央计划或纯粹竞争制度所必需的制度安排。与当时有关经济政策设计的新著作相呼应(Marschak 1959;Tinbergen 1956、1961),霍尔瓦特提出,应当对制度本身进行最优选择。具体说来,他支持工人委员会,并主张建立必要的制度,使工人委员会能在奈特(Frank H. Knight)和熊彼特所讨论的意义上,承担「企业家」的新角色(1961:150)。[47]霍尔瓦特与其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加入了跨国新古典经济学讨论,也为之贡献出南斯拉夫实验所产生的新知识。

随着参与新古典经济学讨论的机会增多,一些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很快放弃了先前苏联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转向经济学的新领域。如同他们的苏联同行,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开始接受来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定量方法,虽然人数依然不多。这些方法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模型和线性规划。新制度下,计划人员必须限制自己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只负责确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Kidrič〔1950〕1979)。计划不再采用行政手段,而是利用经济机制,鼓励企业和个人实现产出最大化。

于是,计划人员必须超越工程学的眼光,把经济视作最大化与最小化问题来研究,例如如何实现产出最大、成本最低。随着大部分计划职能下放到企业层面,改革的设计者也意识到,需要重新培训企业管理者和工人委员会成员。企业经济学由此成为迅速发展的领域。新的教科书(Babić 1961;Radičević〔1955〕1957)和课程相继出现,讨论利润、企业家精神、管理、营销以及国外市场。作为不结盟运动的一员,南斯拉夫经济学家还迅速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Lang 1955)。新的南斯拉夫制度扩大了经济学的实践范围。

长期以来,南斯拉夫的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一直抱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著作太少(Horvat 1968:14—15;Uvalić 1952:21)。经济学家开始研究自己的制度,并逐渐「相信」工人自治,把注意力仅集中于这种制度(Gligorov 1998:333—334)。对本国经济的全神贯注,反倒使他们不经意间进入了比较经济体制这一领域。比较经济体制经济学先建立分类体系,让各国分别归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中央计划国家」「欠发达国家」等类别,随后描述每一种经济体制,评价其优点和缺点。

经济学家以帕累托的福利经济学及阿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等人对该理论的完善为基础,试图建立新古典经济学的衡量尺度,判断哪一种制度更好。南斯拉夫人没有被动接受这些分类,而是宣称他们已经创造了自己的经济体制类型,即南斯拉夫模式(Račić 1955)。在领导层支持下,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把这一模式作为独立的经济体制加以充实,评估它可能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收益。这些工作恰好融入了当时世界范围的比较经济学研究。

南斯拉夫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希望拥有独立的经济研究中心,以便掌握自己的专业研究环境,并对南斯拉夫制度开展基础研究。霍尔瓦特及其同事回国后,立即提议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一所新的经济研究机构。然而,高层官僚的阻力使独立研究所的成立拖延了数年(Institut 1969:1—9)。1958年,他们终于在计划部门内部设立研究与方法论处,这个部门后来发展成为经济科学研究所。

随着经济学家的工作领域不断扩展,该研究所的主要方向确立为南斯拉夫经济体制、定量计划方法和经济发展。霍尔瓦特组织研究讨论班,邀请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参加(Institut Ekonomskih Nauka 1969:87)。为了培养研究所干部,他们挑选全国「最优秀的学生」担任研究助理,再把其中最出色的人送到国外接受研究生阶段的专门训练。到1969年,研究所的30名科研人员和助理中,有22人曾在国外学习。研究所还建立了研究生培养项目、计算机中心与图书馆,成为适应南斯拉夫新制度的新经济学方法的研究中心。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也着手改革经济学教育。他们抱怨本国的经济科学落后,无法满足新经济的需求(Horvat 1968;Šoškić 1959;Uvalić 1952)。他们批评大学教师「平庸」、师资短缺,缺乏吸引最优秀学生投身大学教学的物质激励,现有教师又不得不靠自学充实知识(Černe〔1960〕1966;Karli 1955;Šoškić 1959;Uvalić 1952)。教师要么只能使用「教条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么连教科书和其他相关著作都没有(Uvalić 1954:271)。这些经济学家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其关注的问题因而有着特定的西方背景。在他们看来,南斯拉夫新的经济制度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教育。到1951—1952学年,大学已经开始作出调整。萨格勒布大学开设了计量经济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和市场相关课程。学生到三年级时,必须选择宏观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方向(Ekonomski Fakultet Zagreb 2005)。[48]

到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大学已成功地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纳入经济学课程的常规内容(Mencinger 2002)。美国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那部著名的《经济学》(Economics,1948)教科书,也被翻译并用于卢布尔雅那大学经济学院的教学(同上)。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不久开始编写自己的教材。例如,弗兰采·切尔内(France Černe)1966年出版的《市场与价格》(Markets and Prices,1960),基本上就是一部标准的西方经济学入门教材(Milenkovitch 1971:231)。[49]切尔内在书的开头写道:「市场和价格分析作为一门经济学科,正在这里开始获得更深入的发展」(1966:5)。与美国入门教材一样,《市场与价格》用图表和文字解释供求曲线、弹性、无差异曲线和机会成本。书中援引了萨缪尔森、阿尔文·希克斯(Alvin Hick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H. 舒尔茨(H. Schultz)的主要著作,也引用了卡尔·马克思。

切尔内延续了南斯拉夫经济学对国家权力的批评及其对自由放任社会主义的追求。他在教科书结尾讨论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66:235—237)。他指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的垄断结构阻碍市场竞争,因此无法提供最大的社会福利。但他也批评同一批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实现完全竞争。切尔内认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模型如同资本主义一样,只能产生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于是,他提出另一种可能:「要么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工具不适用于社会主义,要么我们或许无法建立一个以此种理论基础为依据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同上:236)。

切尔内不愿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去造就竞争,而是主张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管理的条件下(同上:5),允许价格像「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经济学家的完全竞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在市场上自由形成(同上:236—237)。[50]他继承霍尔瓦特及其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立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独立企业置身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之中,比国家直接管理企业更具优越性。

当然,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研究过新古典经济学,甚至不一定听说过它。有些人继续按照苏联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许多经济学家难以阅读国际主要经济学期刊,因而主要依靠经验调查考察本国制度,而没有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另有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仍在攻击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实践(Horvat 1968)。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已有一些经济学家迅速发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潜力。他们开始阅读新古典经济学文献,出国学习,结识外国同行,并通过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将奥斯卡·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扩展为兼具完全竞争市场和工人自治的制度,从而为跨国新古典经济学讨论作出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南斯拉夫党和国家内部的自由派领导人取得主导权,开始推行市场改革。这些改革使中央计划人员被边缘化,把他们推到了反对派一边(Gligorov 1998:338)。[51]政府进一步推动分权和市场导向的改革,同时扩大工人自治。1963年至1965年间,依许多观察者的说法,南斯拉夫政府开始实现「市场社会主义」(Mencinger 2004;Uvalić 1992:6)。兰佩(John R. Lampe)、普里克特(Russell O. Prickett)和阿达莫维奇(Ljubiša S. Adamović)写道:「借助20世纪60年代中期颁布的经济改革措施,他们试图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型。

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弗拉涅(Vranje)的家具制造企业工人在车间操作机械设备。该厂始建于1963年,后来发展为SIMPO公司。南斯拉夫当时正推进企业分权与市场改革。图源:SIMPO公司官方历史档案,1963—1980年企业发展资料。

在这种经济中,由工人管理的独立企业将对市场力量作出反应」(1990:82)。纯粹竞争模型假定,企业可以独立于国家开展活动,把价格当作信息并据此作出决策。1954年之前,南斯拉夫企业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资源(Dubey 1975:33)。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支持企业自主权,由工人委员会充当企业家。到1964年,南斯拉夫政府取消了国家投资基金,提高了银行在资金配置中的作用(同上:34)。地方政府获准创办自己的银行,银行因此成为企业资本的重要来源(同上:35)。与之相应,中央计划制度本身被取消了,这使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一个版本进一步接近现实。南斯拉夫国家还减少了实行固定价格的商品种类。这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念:在纯粹竞争模型中,价格由市场决定,均衡价格反映最优的生产水平。受专业训练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家支持了一系列改革。

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通过直接参与改革或发表塑造改革方向的学术著作,赢得了影响力。[52]他们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解释,这套模式可能如何实现最佳运行。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当作规范性理论,推动改革,使南斯拉夫更接近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性企业模型。正如经济学家经常做的那样,他们影响政策制定者,让现实世界符合自己的理论。[53]下面将讨论到,学者们意识到,这些改革确实使南斯拉夫经济日益接近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朝着工人自治企业在市场中竞争的自由放任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南斯拉夫、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无法分开。事实上,它们可以彼此替代。南斯拉夫模式很快就将成为全球性的范本。

南斯拉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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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人几乎立即认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与本国新社会主义制度的关联,并派遣学者和学生出国接受专门训练。相比之下,南斯拉夫以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却花了更长时间,才开始相信南斯拉夫经济与自己的专业研究有关。如第一章所述,阿布拉姆·伯格森已经通过重新解释苏联制度,使它成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对象,但当时还没有人对南斯拉夫经济做过同样的工作。不过用不了多久,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便会把南斯拉夫经济视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

南斯拉夫以外的经济学家是在学会用自己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理解这个国家以后,才开始把它纳入主流研究的。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美国经济学研究生本杰明·沃德,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前往南斯拉夫,完成了这样一项工作。在伯克利,沃德曾师从研究苏联模式的专家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也学过俄语。在对苏联社会主义产生批判态度以后,沃德开始寻找他后来称之为左翼社群主义的解决方案。[54]他偶然在贵格会的一份东欧简报中读到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因为已经懂俄语,他能够较快地学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于是决定前往南斯拉夫。凭借对南斯拉夫经济的开创性研究,沃德后来获得伯克利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N.沃德(Benjamin N. Ward),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荣休教授。1958年,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伊利里亚的企业:市场工团主义〉,提出工人自治企业的经济学模型,引发持续数十年的理论争论。照片拍摄年份未注明。图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官方教师档案。

沃德很快注意到,南斯拉夫似乎已经实现了意大利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和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所设想的市场社会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模型。沃德在博士论文(1956a)中考察了四种企业类型:苏联企业、南斯拉夫企业、改革后的南斯拉夫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他之所以从企业入手,是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理解企业的运作就能够理解整个经济制度的运行,反过来也是如此。沃德认为苏联企业和经济的产出超过资本主义,因而拒绝资本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经济;但他同样拒绝苏联式企业和经济,因为「只有在南斯拉夫,人们才真正试行过苏联式企业组织,发现它存在不足,继而将其抛弃」(同上:47)。

沃德详细描述了南斯拉夫经济的变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最初的苏联式制度,到1950年开始实行的工人自治模式,再到1954年一项法律催生的、他称之为「改革后的南斯拉夫模式」的制度。最初的南斯拉夫模式仍然在制度与企业层面保有马克思主义要素。改革后的模式却最令沃德兴奋,因为它引入了「利息、经济租金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范畴,同时保留了巴罗内、兰格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所揭示的社会主义特征」(同上:307)。沃德甚至把博士论文取名为《从马克思到巴罗内》(From Marx to Barone,1956),因为在他看来,南斯拉夫正在从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马克思),走向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巴罗内)。沃德认为改革后的南斯拉夫模式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很有意义,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南斯拉夫人有多大意义。他在比较四类企业之后指出,这项比较「对于市场社会主义争论的意义,大于它对南斯拉夫本身的意义」(同上:325)。

尤其关键的是,沃德(1956a)明确区分了凯恩斯主义(或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解,市场社会主义绝非凯恩斯主义。沃德认为,1954年的改革本可以实现一种新古典社会主义,即改革后的南斯拉夫模式。然而,政治领导人几乎立刻又使用「行政措施」直接干预经济,以抵消改革所引发的不稳定效应。结果,南斯拉夫政府未能实现改革后的模式,而是保留了沃德认为比较低劣的「市场工团主义」(market syndicalist)模式。在他看来,这种令人遗憾的市场工团主义模式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在国家出手干预之前不久,南斯拉夫一家政策期刊曾发表书评,介绍著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阿尔文·H.汉森(Alvin H. Hansen)的《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Monetary Theory and Fiscal Policy,1949)。沃德写道:

书评者的概括性判断是,汉森这样的凯恩斯主义者正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挽救资本主义……把这种做法同南斯拉夫领导人为拯救自己的市场工团主义经济而采取的措施加以比较,确实颇有启发。照此类推,人们不禁想把南斯拉夫自1954年初以来的时期称作「凯恩斯主义社会主义」时期。(1956a:266)

沃德把市场工团主义模式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形式。由此,在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凯恩斯主义混合经济与南斯拉夫1954年未能建立起来的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对于世界各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新古典市场社会主义并非凯恩斯主义混合经济,而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安排下运行的完全竞争市场。

两年后的1958年,沃德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伊利里亚的企业〉(The Firm in Illyria,1958)。与阿布拉姆·伯格森等研究苏联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沃德既写具体的南斯拉夫经济制度,也研究主流经济学关心的问题,例如〈什么是福利经济学?〉(What Is Welfare Economics?,1956)。他沿袭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将竞争性市场模型与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等同起来。沃德把「竞争性资本主义(或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与「伊利里亚模型」(Illyrian model)进行比较。「伊利里亚」是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历史名称。伊利里亚模型以未能实现的「改革后的南斯拉夫模式」为基础。沃德写道:「伊利里亚实际上是现存南斯拉夫制度的一个替代方案,同时也是西欧和东欧其他地区现存制度的替代方案」(1958:567)。[55]

在这一模型中,生产资料实行国有化;工人委员会按照「自身的物质利益」决定企业的价格和产出政策;工人管理者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所有企业雇员平等分享利润;每个企业都在不受国家干预的「纯粹竞争市场中经营」(1958:566—571)。在某种意义上,对沃德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的伊利里亚模型预示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可能成为的样子。

尽管沃德本人同情伊利里亚模型,他仍然发现了其中一个根本缺陷,并由此引发持续多年的争论。经过理论分析,沃德发现,伊利里亚企业的表现可以与资本主义企业一样好,甚至更好(1958:577)。但他的模型假定企业中的工人管理者会追求自身收入最大化。这样一来,伊利里亚企业便产生反常的、悖论式的负面激励:对于某些商品,需求和价格上涨,并不会促使那些追求收入最大化的工人增加雇员,进而扩大产出。沃德认为,面对需求和价格的增长,工人宁愿让自己的个人收入最大化,也不愿雇用新工人、扩大生产。因此,伊利里亚企业具有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negatively sloped supply curve),供给与需求趋于失衡。这暗示,无论作为企业还是作为经济制度,伊利里亚模型都较为低劣。此后,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开始批评沃德所说的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以及他关于工人自治不如竞争性资本主义模型的判断。

1966年,出生于俄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埃夫塞·多马尔(Evsey Domar)肯定了沃德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所具有的创新性,同时指出,读过这篇文章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可能因为人们觉得它只与南斯拉夫有关(Domar 1966:735)。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合作社以及更一般的社会主义制度等替代性经济制度产生了广泛兴趣,沃德的研究因而重新流行起来。多马尔本人(1966)也沿着沃德的思路,把新古典经济学用于分析苏联合作社。[56]由此,苏联合作社也能在新古典模型中与其他社会主义形式相互替代。

影响更大的是,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捷克流亡学者雅罗斯拉夫·瓦内克(Jaroslav Vanek),把南斯拉夫案例带进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中心。瓦内克此前已凭借新古典国际贸易模型成名。他在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工作的兄弟扬(Jan)向他介绍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据一种可能并不属实的说法,萨缪尔森曾断言,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不属于经济学,因为它没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背景。这句话促使瓦内克建立了南斯拉夫制度的新古典模型。瓦内克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论文中,以沃德和多马尔建立「伊利里亚企业」与苏联合作社「纯粹模型」时假定的「完美、竞争而顺畅的新古典世界」为基础,评价整个「南斯拉夫式劳动者管理经济」(labor-managed economy)的效率。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大体代表着东欧改革者真正的理想」(1969:1006)。瓦内克认为,许多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沃德那条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当成了「劳动者管理荒谬性的证据」(同上)。

在瓦内克看来,阿布拉姆·伯格森早已证明,苏联企业的效率低于市场资本主义模型(1969:1014)。相形之下,劳动者管理经济在允许群体自由设立新企业、关闭经营失败企业,即实行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条件下,经济能够达到最优结果,市场的竞争性甚至会超过资本主义。[57]瓦内克认定,劳动者管理经济优于苏联模式和资本主义模式:

我的这些高度肯定的结论,与其说是建立在本文的论述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十年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些结论我不能放弃,也无法回避。尽管我很清楚,自己正在反驳这个专业中思考过这一问题的大多数同行,甚至可能因此招致许多人的不满……简言之,若严格按照经济标准衡量,在我看来,劳动者管理制度远远优于任何一种现存的经济制度。(同上:1013—1014)

事实上,在瓦内克看来,劳动者管理经济提供了一个理想,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都可以朝这个方向趋同(同上:1014)。

捷克裔美国经济学家雅罗斯拉夫·瓦内克(Jaroslav Vanek,1930—2017)。他在康奈尔大学研究工人管理企业和参与式经济,将南斯拉夫经验纳入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讨论。 图源: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瓦内克纪念文章。

这些模型让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各种社会主义形式对于自己的研究都有意义,值得认真探讨。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抽象社会主义模型与现存社会主义形式之间轻松往返,也可以把各类社会主义企业模型与经济制度模型相互转换。1984年,米伦科维奇(Deborah D. Milenkovitch)批评了这种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从外部看,我们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企业、兰格式社会主义企业,或工人管理企业。在短期内看来差异鲜明的企业行为,到了一般均衡状态下却融为一体。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这三种企业及其所依据的经济制度,都同样有效率。(83)

然而,企业与经济制度的这种可互换性反而增强了经济学家对南斯拉夫和新型抽象社会主义模型的兴趣。这些研究启发了各个层次的新古典经济学家:

从沃德具有开创性的「伊利里亚」企业模型(1958),到瓦内克对它的推广(1970),直至今天,围绕自治企业被假定要最大化的目标及其经济后果,已经积累了海量文献。其规模很可能超过围绕任何其他单一经济问题形成的文献。(Nuti 1996:189)

这些文献大多试图评估沃德的假设和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不过,新古典经济学家也看到了伊利里亚模型的许多长处。萨缪尔森在其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简要介绍了南斯拉夫模式(1973),写道:

这一制度已经证明自己能够存续,它所实现的增长也超过了此前的斯大林主义时期。即使内部人士对工人实际上掌握多大权力所流露的犬儒态度确有道理,这种工团主义结构大概仍然能够对官僚权力形成一定的制衡。(1973:875—876)

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詹姆斯·E.米德(James E. Meade)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开始建立南斯拉夫经济及相关制度形式的模型(Meade 1972、1974)。

布兰科·霍尔瓦特(1967)是最早回应沃德(及多马尔)研究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之一。他遵循新古典建模的惯例,建立「南斯拉夫企业」行为模型,并将其与「资本主义企业」的行为相比较。他假定两者均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经营,价格由个别企业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形成。不同之处在于,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南斯拉夫企业则追求每名工人收入最大化。霍尔瓦特指出,沃德的模型及那条暗示工人自治比较低劣的向下倾斜供给曲线,依据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斯拉夫经济,而事实上南斯拉夫经济早已发生变化。经济改革实际上使南斯拉夫企业越来越接近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58]

1973年,南斯拉夫兹雷尼亚宁(Zrenjanin)的Textind纺织厂,女工们参加企业会议。工人参与企业决策,是南斯拉夫自治经济制度的基本安排,其实际权力与运作效果也始终存在争议。图源:Textind工厂刊物《突击队员》(Udarnik,1973);转引自学术网站 TRAFO 的南斯拉夫纺织业史研究。

霍尔瓦特沿袭兰格(1936、1937)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指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像纯粹竞争企业模型所假设的那样行事。在南斯拉夫企业中,工人集体担当企业家的角色,配合其他制度安排,可以为竞争性市场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环境。为了避免新古典模型中的不切实际假设,霍尔瓦特呼吁对现实中的南斯拉夫制度开展更多经验研究。[59]他认为,这些研究将证明南斯拉夫经济具备使自由竞争市场正常运行的恰当制度条件,这意味着它最优地获取了竞争性市场制度的好处,而新古典经济学对南斯拉夫经济的描述,实际上比对现存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更准确。[60]概括而言,霍尔瓦特确立了资本主义企业与南斯拉夫企业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发,证明南斯拉夫企业行事理性,并且有可能比资本主义企业表现得更好。他同时呼吁以经验研究证明这些结论。

南斯拉夫对沃德—多马尔—瓦内克新古典模型的回应,成为跨国新古典经济学讨论的一部分。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继续追问,南斯拉夫企业究竟在追求什么目标的最大化——是每名工人的收入、利润,还是其他目标?他们也重新审视那些似乎支持沃德关于供给曲线向下倾斜之结论的模型假设。同时,他们响应霍尔瓦特的呼吁,进行经验研究,为不同的模型假设寻找依据(Dubravčić 1970;Horvat 1979;Prašnikar et al. 1994;Šuvaković 1977)。[61]南斯拉夫模型、伊利里亚模型、劳动者管理模型或参与式模型,遂与纯粹竞争市场模型、中央计划社会主义模型和苏联经济这一经验案例一道,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那套被用于描述南斯拉夫模式的新古典经济学,事实上又成为改造南斯拉夫经济的资源。

作为全球范本的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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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已经成为从不结盟运动到世界银行等各类组织共同关注的全球发展范本。铁托及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使工人自治社会主义作为一条替代道路获得了相当高的正当性。我访谈过的几位前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坚决否认,他们曾主动在国外鼓吹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说法,向世界推介工人自治的是南斯拉夫政治领导人。相反,这些经济学家发现,世界各地的同行本来就对南斯拉夫案例兴趣浓厚。

抽象的伊利里亚模型与现实的南斯拉夫模式,经由政府间机构、专业协会、国际会议、特定大学和出版物,尤其是专业期刊所形成的网络,传播到世界各地。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参加了众多政府间组织,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联合国下属的许多机构。学者们已经证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对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都有影响(Babb 2001;Broad 1988;Henisz, Zelner, and Guillén 2005;Margold 1967;Woodward 2005)。长期以来,受过主流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主导着这些机构。与其他成员国一样,南斯拉夫政府也派遣代表、经济学专家及其他专业人员进入这些机构的常设工作人员队伍。[62]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既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能够在这些机构工作,又对与新古典经济学直接相关的多种社会主义形式拥有实践经验。

1973年,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举行。与会国家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及国际经济秩序改革。南斯拉夫是推动不结盟运动与南南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图源:德国不来梅大学「国际经济新秩序」(NIEO)历史研究项目。

南斯拉夫是世界银行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几十年间,作为成员国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府向世界银行缴纳会费、接受贷款,并行使投票权。[63]政府还派遣本国公民前往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总部担任理事、候补执行董事或普通工作人员。[64]大多数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对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抱有浓厚兴趣,也致力于推行它,同时具备世界银行招聘所要求的新古典经济学专业资历。世界银行本身也从比较经济体制的角度开展工作,认为南斯拉夫代表着一种与其工作有关的独立经济类型。[65]南斯拉夫经济学家还在本国积累了市场转型与企业改组的专门经验,因此能够在世界银行内部迅速晋升。

例如,德拉戈斯拉夫·阿夫拉莫维奇(Dragoslav Avramović)1953年进入世界银行工作,后来担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发展经济学部主任。1958年,他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逐步成形的时期取得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为不结盟运动工作,随后从世界银行退休,并加入勃兰特委员会(Brandt Commission)。1989年以后,阿夫拉莫维奇返回南斯拉夫,为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政府实施稳定计划,担任南斯拉夫中央银行行长。被免职后,他转而成为米洛舍维奇的主要政治反对者之一(Lewis 2001)。其他接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后来也进入了世界银行。

南斯拉夫模式的意义并不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人们还认为,它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实践具有参考价值。1948年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裂后,南斯拉夫领导人很快便把本国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联系(Rubinstein 1970:82)。在19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中,研究重点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新古典经济学则主要研究已经充分工业化、处于或接近均衡状态的经济体(Pieterse 2001:39)。正如第一章所述,苏联经济学家曾努力重新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使其适应本国迅速变化的社会。苏联及其他东欧经济学家优先考虑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继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问题。发展经济学家也认为,南斯拉夫已经开始了一场「转型」。

今天回头看,人们可能会想当然地把这场转型理解为走向市场资本主义。但正如下几章将进一步讨论的,当时的目标是彻底实现市场社会主义,其形态接近沃德在新古典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改革后的南斯拉夫模式」。南斯拉夫已经经历了市场转型,因此南斯拉夫经济学家有着特别适合的知识与经验,可以为其他正在转型的国家提供建议。

世界银行在官方评价中认定,南斯拉夫制度是一项成功。1972年,世界银行派出一个考察团访问南斯拉夫,并于1975年发表报告(Dubey 1975)。报告综合考察了南斯拉夫在制度变迁、制度民主化同时实现的高速增长后宣布:「南斯拉夫经济制度必须被判定为成功」(同上:52;另见同上:3、20)。一位书评者由此断言,「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南斯拉夫的兴趣几乎没有减退的迹象……未来这个时期,很可能会更加强烈地关注南斯拉夫经验所提供的另类发展前景」(Dunn 1978:633)。这位评论者还指出:

凡是熟悉南斯拉夫工人管理制度的观察者,几乎都不会反对这份报告对自治企业作出的总体评价。更少有人会质疑报告在第48页所提出的看法:过去被认为是工人管理企业运行所固有的经济问题,包括再投资水平不足、个人收入支付过多、偏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以及资本无法流动导致的资源配置低效,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可以借助适当的补偿性立法和政策工具解决。(Dunn 1978:631—632)

世界银行官员认为南斯拉夫模式取得了成功。

南斯拉夫政府也努力创建新的发展机构。1974年,政府在卢布尔雅那成立了发展中国家公共企业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nterpris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CPE),不久便有许多国家加入。[66]在不结盟运动的会议上,这一中心被介绍为不结盟运动唯一的机构。[67]据南斯拉夫创办者所说,联合国秘书长有意把这样一个中心设在南斯拉夫,因为「这样一个机构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研究南斯拉夫企业工人自治经验最适宜的中心」。[68]该中心提供咨询、培训、研究以及信息与文献服务。[69]1974年的第一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决定:

  1. 必须把计划视为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2. 公有或社会所有部门的企业,应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3. 在增强不结盟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过程中,社会所有或公共所有企业中的工人参与自治管理,应当成为必要而正常的实践。[70]

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内兹·普拉什尼卡尔(Janez Prašnikar)和阿莱什·瓦赫契奇(Aleš Vahčič)等人,开始以这些原则与南斯拉夫经验为依据,通过该中心向其他国家提供政策咨询。在不结盟运动的背景下,公共企业国际中心发展并输出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模式;而这一模式此前已经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跨国讨论中逐渐成形。该中心支持开展管理培训,以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金融合作;推动产业重组,拆分大型垄断企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创办和企业家精神。

1971年,第二届南斯拉夫自治者大会在萨拉热窝举行。大会会场的历史人物肖像与「1950—1970」纪念设计,标示着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实行二十周年。 图源:南斯拉夫博物馆馆藏,经 Wikimedia Commons 发布。

尽管大多数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声称自己并未在国外推广工人自治,但两个人——霍尔瓦特和瓦内克——确实为南斯拉夫模式走向世界作出了许多努力。前面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评论者还注意到,该报告反映了霍尔瓦特、其他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以及瓦内克提出的结论和建议(Dunn 1978:630—632)。霍尔瓦特在世界各地为政府提供建议,在国外发表著作,还邀请众多经济学家赴南斯拉夫研究工人自治制度(Uvalić and Franičević 2000)。南斯拉夫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通过一系列机构与大型国际会议,向世界介绍南斯拉夫模式。[71]会议引起的广泛兴趣促成了国际自治经济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conomics of Self-Management,IAESM)的成立,也推动霍尔瓦特主编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转型为国际期刊《经济分析与工人管理》(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主要以英文出版。[72]霍尔瓦特始终致力于传播工人自治模式。

雅罗斯拉夫·瓦内克也为推广南斯拉夫模式付出了大量心血。他发表了许多论文与著作,研究自己的抽象劳动者管理模型以及对现实南斯拉夫的理解。1970年,他在康奈尔大学创建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与教学项目「参与和劳动者管理制度计划」(Program on Participation and Labor-Managed Systems,PPLMS),与经济学系已经设立的参与和劳动者管理制度经济学研究生专门方向相互配合。该项目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研究南斯拉夫模式和其他合作社模式,同时资助研究、组织会议与工作坊,并维护国际合作社文献体系及文献交换网络。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政治领导人则在国外推广工人自治社会主义,尤其借助不结盟运动展开活动。瓦内克、霍尔瓦特这样的个人,以及世界银行和公共企业国际中心这样的机构,共同充实了这套全球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此后,它也将逐渐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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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开展了一场新型社会主义实验,其基础是工人自治、分权、市场以及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对于一个小国来说,要在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之外保持独立,十分艰难,甚至可能无法实现。为应对这一困境,南斯拉夫转向国际盟友和国际组织。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在同世界各地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对话中,发展出了南斯拉夫模式。新古典经济学原本应当是描述南斯拉夫经济的工具,却同时成为在南斯拉夫及其他国家引入和改革社会主义的蓝图。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者,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让世界按照自己的理论发生改变。经由不结盟运动与跨国新古典经济学网络,南斯拉夫实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主义范本。然而,这个模式很快就在南斯拉夫本土遭到攻击。

▼ 注释(框内可滑动)

[1] 1918年,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组成一个王国。1941年轴心国入侵后,该王国瓦解。作为社会主义联邦的南斯拉夫成立于1945年11月29日(Curtis 1990)。

[2] 米伦科维奇(Milenkovitch)也指出:「苏联的影响如此彻底,以至于南斯拉夫人比东欧其他国家的同志更早急于将生产资料国有化并开始中央计划。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共产党视为解释马克思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唯一权威」(1971:55)。

[3]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简称Cominform)成员包括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1948年6月被开除)、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Morris 1953:368)。

[4] 如卡隆、麦肯齐等人所论证的,经济学并非只描述经济,而且还「操演出经济」(performs the economy)(Callon 1998;Callon et al. 2007;MacKenzie 2006;MacKenzie and Millo 2003)。

[5] 1948年被开除之前,南斯拉夫大约一半的对外贸易发生在苏联集团内部(Campbell 1967:23)。1949年,其与东欧集团的贸易缩减了八分之七,此后几年几乎完全停滞(Montias 1959:294)。

[6] 早在1949年秋,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便谴责苏联的侵略行为(Campbell 1967:17),并支持其他国家对冷战中侵略性大国的批评。南斯拉夫政府也开始监禁支持苏联及其社会主义模式的「情报局派」(Cominformists)。到1952年,已有14000名「情报局派」遭监禁(Rusinow 1977:30)。

[7] 鲍里斯·基德里奇(Boris Kidrič,[1950] 1979)对这一新阶段也提出了类似论述。

[8] 基德里奇在1951年的演讲中说:「我们实际上正在实行国家消亡」(Ramet 2006:190—191)。

[9] 这个术语反映了政权内部一些人的意图,而非新制度的现实。

[10] 这段引文出自米伦科维奇(1971:66—67)。

[11] 尤哈斯(Juhász,2001)指出,这些工人委员会最初自发出现,1950年6月27日通过的《劳动集体管理企业基本法》(Basic Law in the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by the Working Collectives)随后赋予其合法地位。

[12] 据普劳特(Prout)所述,「到1953年新宪法制定时,工人集体在法律上已经取代国家,成为南斯拉夫工业资源的管理者和受托人」(1985:15)。

[13] 托洛茨基1932年的话转引自诺夫(Nove 1987:37)。据伍德沃德(Woodward,1987)所述,南斯拉夫领导人,尤其是卡德尔(Kardelj)和基德里奇,至少从1946年起便具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

[14] 据基德里奇1949年的说法,价值规律「成为计划的强大武器,是完成预先思考并由计划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手段」(Milenkovitch 1971:58)。

[15] 南斯拉夫随后加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其代表经常与印度和埃及合作,为日后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合作奠定基础(Willetts 1978)。

[16] 威利茨(Willetts,1978)认为,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与匈牙利危机使未来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以新的方式聚集起来。1956年,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入侵埃及,试图阻止埃及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同一个月,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那里的民族革命。印度、南斯拉夫等国支持埃及反抗列强,并动员联合国促使英法军队撤离埃及(Willetts 1978:3—4)。

[17] 例如,在第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上,铁托呼吁建立一个「普遍性经济组织」,消除封闭地区经济集团对世界贸易造成的障碍。这一倡议推动了1964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的成立(Rubinstein 1970:170—172)。

[18] 威利茨(1978:3)认为,不结盟运动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而非1955年的万隆会议。

[19] 此外,南斯拉夫领导人开始把社会主义描述为一个「世界进程」,在社会主义阵营、西方与第三世界同时展开(Rubinstein 1970:74)。

[20] 南斯拉夫领导人很快改变了本国在世界上的定位,不再把南斯拉夫仅视为接受援助的国家,而开始向世界输出援助。1952年,南斯拉夫政府成立联邦国际技术合作研究所(Feder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Cooperation),负责组织联合国对南斯拉夫的援助。但到1953年,该机构已转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南斯拉夫的援助(Rubinstein 1970:213)。

[21] 塞尔维亚和黑山档案馆,第142全宗(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Socijalistički savez radnog naroda Jugoslavije),第41组(国际关系委员会材料,Materijali komisije za medjunarodne veze),1951年、1955—1957年、1959年,142-41-137,科特迪瓦。

[22] 到1983年,南斯拉夫政府已设有许多协调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和技术援助的机构,包括南斯拉夫国际经济合作银行、不结盟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团结基金、联邦国际科学教育文化技术合作管理局,以及参与外交事务的南斯拉夫部委、银行和企业(Yugoslavia 1983)。

[23] 威利茨指出,南斯拉夫20世纪50年代初曾采取「冷战中亲西方的结盟立场」,后来才转向不结盟(1978:4)。

[24] 据拉梅特(Ramet)所述,苏联人曾计划入侵南斯拉夫并推翻铁托:「在整个1950年和1951年初,多次举行旨在演练入侵的战争推演与军事演习。到那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武装力量规模已达到《巴黎和约》规定水平的两倍至三倍半」(2006:177—181)。

[25] 美国利用进出口银行的这笔贷款,允许南斯拉夫从美国购买一座价值300万美元的钢材精加工厂(Hoffman and Neal 1962:148)。

[26] 美国于1957年终止军事援助(Campbell 1967:39)。

[27] 据霍夫曼与尼尔(Hoffman and Neal)所述,铁托是在1955年说这番话的(1962:428)。

[28] 坎贝尔(Campbell)承认:「在美国一方,至少有一些人预期,经济、文化和军事关系的不断加强这一事实本身,势必会使南斯拉夫靠近西方,并鼓励其国内发生变化,几乎不顾该政权自身的愿望」(1967:22)。

[29] 美国经济学家本杰明·沃德(Benjamin Ward)在探讨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思想时,注意到他们支持自由市场的观点:「结果并非把经济完全交给某只看不见的手悉心照料(尽管阅读这一时期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的著作,很容易产生这种印象)」(1956a:87)。

[30] 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ć)认为:「在我们看来,兰格教授1936—1937年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与南斯拉夫经济制度模型最为接近,而且当时我们对兰格的了解还很少」(1965:349)。

[31] 一些经济学家曾在20世纪30年代出国学习经济学(Uvalić 1954:262),图书馆也很可能保存有新古典经济学文献,尽管多数读者未必能够接触到。例如,拉迪沃耶·乌瓦利奇(Radivoj Uvalić)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索邦大学统计研究所和高等国际研究所,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市场价格变动的论文,并成为政治经济学教授。1948年至1951年,他担任贝尔格莱德经济学院院长,此后不久又担任塞尔维亚经济学家协会主席(UNESCO 1960)。

[32] 萨格勒布大学经济学院在1954—1955年度报告中指出,学院过去一年努力弥补馆藏的「弱点」,认为采购美国文献尤其重要。它还发现,馆藏缺少战争期间及战后初期的经济文献,也缺少经济金融研究与社会研究的资料。为开展教学和研究,学院需要经合组织、美国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研究集体经济、城市规划、住房等问题的各类组织出版的资料(「Skupština」1955:1014)。

[33] 科拉奇(Korač)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早出国求学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于1953—1954年在剑桥大学参加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主持的经济学讨论班。斯拉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Ekonomski Fakultet 2007:46)。

[34] 参见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Belgrade, Faculty of Law,未注明日期)。

[35] 参见黑山科学与艺术学院(Montenegri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未注明日期)。

[36] 作者对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的访谈。

[37] 参见萨格勒布大学法学院(University of Zagreb, Faculty of Law,未注明日期)。

[38] 作者对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的访谈。

[39] 例如,布拉尼斯拉夫·绍什基奇(Branislav Šoškić)曾于1962—1963年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Montenegri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未注明日期)。

[40] 本杰明·沃德和格雷戈里·格罗斯曼(Gregory Grossman)任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安妮·卡特(Anne Carter)和瓦西里·列昂惕夫在哈佛任职;麻省理工学院聘用了埃夫西·多马尔(Evsey Domar)。

[41] 主要报告人是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弗朗索瓦·佩鲁(François Perroux)、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和埃里克·伦德贝里(Erik Lundberg)(Stojanović 1956:595)。

[42] 乌瓦利奇报告说:「任何学院都可以邀请外国教授就其专长领域某个方面开设系列讲座。迄今为止,经济学院利用这一权利的程度,仍不及其他学院」(1954:274)。

[43] 参见贝尔格莱德大学法学院(未注明日期)。

[44] 马克西莫维奇还介绍了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批评,包括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论点。

[45] 马克西莫维奇在结论中反对让消费品价格主导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因为新古典均衡模型预设一种价格逐渐调整的静态环境,而发展中国家并不符合这一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新古典价格与「经济自动作用」(economic automatism)必须同直接投资相结合。

[46] 布兰科·霍尔瓦特(Branko Horvat)1955年至1958年在曼彻斯特学习,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

[47] 霍尔瓦特指出:「企业家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利润范畴,是形式经济理论中最薄弱的一环」(1964:114)。

[48] 1958年,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设立两个专业方向:研究国民经济的普通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在普通经济学方向,学生学习经济发展理论、价格理论与政策,并参加《资本论》讨论班。他们还修读经济学说课程,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这些课程由曾在国外学习、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讲授(Ekonomski Fakultet 2007)。

[49] 这本书最初于1960年用斯洛文尼亚语出版,1966年又发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版。

[50] 切尔内(Černe)还表示,生产资料的价格将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形成(1966:237)。

[51] 格利戈罗夫(Gligorov)指出:「反对主流的人,主要是那些信奉中央计划的人」(1998:329)。

[52] 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经济学家组成讨论小组,研究新的经济制度(「Izveštaj」1953:61)。切尔内(1966)记载,后来联邦经济计划机关、联邦统计局、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研究所(Economic Institute SRS)等机构参与制定1957—1961年第二个经济计划。在国外受过新古典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影响了相关讨论。其工作依据包括V.特里奇科维奇(V. Tričković)、B.舍费尔(B. Šefer)、E.贝尔科维奇(E. Berković)、V.弗兰科维奇(V. Franković)、E.瓦伊斯(E. Vajs)和I.图尔克(I. Turk)的著述(同上:58—59)。

[53] 我所指的是经济学「施为性」(performativity)的相关文献,例如Callon 1998;Callon, Millo, and Muniesa 2007;MacKenzie and Millo 2003。

[54] 作者2007年与本杰明·N.沃德的私人通信。

[55] 沃德在文章后面写道:「如果假定法律框架描述的是南斯拉夫领导层的最终目标,那么该模型对南斯拉夫的相关性或许会略有提高」(1958:585)。

[56] 多马尔写道:「设想一下,今天苏联集体农庄面临的大部分障碍……突然消失,集体农庄进入兰格—勒纳式的竞争世界,一切都能按市场价格买卖,农民也可自由经营自己的事务,只须保留集体农庄的基本结构。在这样的仙境里,苏联农业,乃至任何如此组织的经济部门,会有怎样的表现?」(1966:734)。和所有新古典建模一样,他同时设想这个合作社模型及其形式上等价的「资本主义孪生体」,用于比较研究(同上:737)。凭借这篇文章,多马尔把合作社带进了新古典经济学主流。

[57] 这些企业还必须采用相同的技术。劳动者管理的经济更具竞争性,因为它鼓励分权和规模较小的企业。

[58] 特别是,南斯拉夫已经向世界经济开放,因此竞争更加充分,价格也具有更强的外生性。

[59] 霍尔瓦特反对「预先规定什么才应当是理性的」,主张观察南斯拉夫企业的实际实践(1971:105)。

[60] 霍尔瓦特认为,只要具备适当的制度体系,自由竞争市场便能够自动运转,从而避免一切「行政干预」(1967:7)。

[61] 马沙克(Marschak,1968)和瓦赫特尔(Wachtel,1973)也使用了实证数据。

[62] 塞尔维亚和黑山档案馆收藏有大量派往政府间组织的专家名单。

[63] 至少到1971年,南斯拉夫人从未担任执行董事,只担任过副执行董事(Mason and Asher 1973:869)。

[64] 作者通过访谈来自前南斯拉夫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了解到,其中一些人是独立求职进入世界银行的。

[65] 霍利斯·切纳里谈到在世界银行长期担任极有影响力的顾问的贝拉·巴拉萨(Béla Balassa)时说:「世界银行采取比较研究取向,贝拉的大部分研究同样如此」(1991:xiv)。

[66] 南斯拉夫政府也参与促成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成立(Rubinstein 1970)。

[67] 据档案文件,国际公有企业管理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nterprises,ICPE)仍然是不结盟国家唯一的中心(「ostane samo centar nesvrstanih zemalja」)。塞尔维亚和黑山档案馆,第465全宗,目录57,第46卷宗,关于1971—1977年联合国公有企业管理事务的档案。南斯拉夫创办者从一开始便设想ICPE日后将成为联合国体系与不结盟运动的一部分。

[68] 据ICPE未来的主任安东·弗拉图沙(Anton Vratuša)所述,ICPE是最适合教授南斯拉夫企业工人自治经验的机构。塞尔维亚和黑山档案馆,第465全宗,目录57,第46卷宗,1971—1977年联合国公有企业管理事务档案;副国务秘书A.弗拉图沙博士1971年3月23日致联邦执行委员会成员马尔科·布尔茨(Marko Bulć)工程师函。

[69] 组织者还计划创建公有企业管理研究生院和科学技术国际转移研究生院。

[70] 塞尔维亚和黑山档案馆,第465全宗,目录57,第46卷宗,1971—1977年联合国公有企业管理事务档案;文件「跨地区项目:国际公有企业管理中心」(Interregionalni projekat: Medjunarodni centar za upravljanje preduzecima u javnon vlasništvu),关于该国际中心的介绍。

[71] 据多伊奇(Deutsch)所述:「南斯拉夫人扮演了关键角色。1972年一次关于工人自治的国际会议推动了国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形成联系网络。20世纪70年代,杜布罗夫尼克的大学间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了一系列有关工人参与的国际研讨会,既促进国际兴趣,也向世界传播各种活动信息。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布兰科·霍尔瓦特主办《经济分析与工人自治》(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 Self-Management)期刊,在成立国际自治经济学家组织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与此同时,鲁迪·苏佩克(Rudi Supek)等南斯拉夫社会学家也在1978年促成国际社会学协会工人参与与自治研究委员会成立。南斯拉夫研究者发表了大量成果,对激发国际社会关注自治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2005:647)。

[72] 该期刊与其他新创刊物一起出现,例如《自治:季刊》(Autogestions: Revue Trimestrielle)。后者1980年在《经济分析与工人管理》(Economic Analysis and Workers’ Management)刊登广告称:「『自治』无处不在:在书籍和小册子里,在人们头脑中,在墙壁的字迹上。」《经济与工业民主:国际期刊》(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mocrac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也在这一年创刊,秘鲁的《社会主义与参与》(Socialismo y Participación)则创刊于1977年。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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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恐怖、治疗与改革共产主义

译文|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术:福柯、东欧医学与医疗卫生案例

译文|朋友 / 敌人:毛主义的革命治理术与施米特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