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为承认而竞赛: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政治塑造与社会主义治理术
「正文约15000字」
作者:胡安·卡洛斯·梅德尔·托罗(Juan Carlos Medel Toro)

文献来源:Socialist Governmentality: Political Formation, Revolutionary Instruction, and Socialist Emulation in the CDR, Cuba, 1961–1965. (《社会主义治理术:1961—1965年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中的政治塑造、革命教育与社会主义竞赛》)Tempo e Argumento 12, no. 29 (January–April 2020): e0203。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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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如何进入街巷、学校和工厂,继而成为人们自觉参与的日常生活?20世纪60年代,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与古巴群众共同采取了许多行动,组织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自下而上地塑造社会主义。在革命激荡的时代,他们成为革命所推行的治理术过程的主要行动者,自愿参与对自身的治理。本文以1961-1965年保卫革命委员会的档案和成员访谈为材料,考察革命教育、志愿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如何塑造革命的政治主体。委员会凭借组织公共服务、争取社会承认与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帮助国家取得群众的主动合作,创造并推广一种新的文化领导权,以说服其他古巴人相信革命可能带来的利益。借助委员会的历史,可以在先锋队之外重新理解古巴革命。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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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革命委员(CDR)会通常被视为一种群众组织,在古巴主要城市的各个街区实施政治监视。因此,人们很容易将它看成替古巴国家工作的镇压机构。借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2014)提出的概念,委员会似乎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es)。然而,本文希望凸显委员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我认为,与镇压反革命敌人的作用相比,委员会传播革命意识形态的功能甚至更为突出。因此,它们同时也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而后一种身份可能更加关键。
本文还将考察20世纪60年代初委员会开展的活动,以此突出古巴人民在革命实验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委员会的历史,有助于越过革命先锋队,观察古巴革命本身。男女委员会成员挑战了古巴社会传统的社会角色。他们的行动改变了全岛人民的生活,无论结果好坏,都对革命走上的道路产生了显著影响。他们采取行动、作出决定、倡导观念,这些举动进入了其他古巴人的日常生活。他们选择了特定的历史道路,借助政治意识与集体行动成为社会主体;他们说服其他古巴人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在说服失效时也会诉诸强制。由此,他们使「先锋队」一词在革命环境中获得新的意义。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与行动,自下而上地塑造了古巴社会主义。
委员会承担着多种职能。理查德·费根(Richard R. Fagen)在1969年的研究中指出该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五项主要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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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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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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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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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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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者。
根据委员会成员的访谈、报告及证言,我认为,费根对上述职能的判断无误,这些职能也都对委员会至关重要,但其中最突出的是执行者的角色。直到1965年,保卫革命和政治监视仍使其保卫者角色不可或缺;此后,这一职能的象征意义逐渐超过实际意义。1970年,古巴争取千万吨食糖产量的运动结束,委员会的动员者职能开始衰退(Guerra,2012);社会化者的作用也在运动之后及整个70年代日趋减弱。1976年以后,随着革命和委员会走向制度化,其作为群众聚集中心的整合职能越来越不受欢迎。相比之下,执行社会劳动、社会项目和献血等活动的职能,直到20世纪末仍然是委员会的主要工作。
学者们通常最重视委员会的保卫职能,而这一职能始终伴随着另一项关键活动:镇压。委员会成员实施社会控制的方式,早已为古巴史学界熟知(Fagen,1969;Farber,2011;Guerra,2012;Gordy,2015)。但要弄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采用了何种镇压手段,却并不容易。
委员会究竟如何镇压?最主要的是在社区实施可称为「低强度」的社会骚扰。就现有证据所显示的情况而言,委员会没有杀害任何人;他们的活动限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骚扰。然而,对于不符合先锋队所规定的革命标准的古巴人,这些行为确实造成了严重伤害。例如,乔纳森·C.布朗(Jonathan C. Brown)指出,委员会「充当了社区巡逻组织」,「将涉嫌反革命者的姓名报告给安全警察」。布朗进一步称,委员会成员后来「获得了重新分配流亡家庭财产的特权」,还组织「社区居民到乡村参加志愿劳动」。谈及1961年4月的猪湾入侵,布朗指出,委员会「协助逮捕了一千名潜在的革命敌人」(Brown,2017)。
因此,委员会的社会控制活动主要体现为社区监视。米歇尔·蔡斯(Michelle Chase)指出,成员们曾经「有组织地监视食品杂货店,以确保人们的购买量是『正常』而非『过量』」。这些活动甚至先于政府将此列为工作目标。蔡斯发现,参与这些社区监视活动的主要是女性,因为「这一时期委员会成员以女性为主」。她还指出,在生活物资供应方面,委员会之类的「基层行动者」往往「走在领导层指示的前面」。这可能就是委员会日常社会控制的核心。他们「与商贩交涉,召来国家检查员,在望不到头的队伍中等待,临时制定分配方案,并要求国家加强干预」。

1962年,一名女性民兵持枪守卫哈瓦那街道。照片呈现革命初期武装警戒进入城市日常生活的场景,人物并未被证实为保卫革命委员会成员。图源:Jeno Papp/MTI/AFP。
蔡斯的描述表明,这些行为具有强制性,但似乎尚未达到高度政治镇压的程度。她引述一名委员会负责人的话:「革命不会再允许过去那种有人占有更多、有人只有一点甚至一无所有的情形;一切都将平等、公正地分配」(Chase,2015)。委员会成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监视与组织工作。
塞缪尔·法伯(Samuel Farber,2011)的判断与本文不同。他坚持认为,「委员会的主要目的就是监视和镇压」,并称它们「成为强制政治一致性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委员会「经常斥责那些被视为社会越轨者的人」。按照法伯的说法,所有古巴人都被期待参加所在地的委员会,拒绝加入可能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造成严重后果」。但法伯也指出,几年之后,委员会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其他事务」,如应对日益增多的犯罪和传染病、发展城市农业、植树造林、收集废料及可回收材料。他同时指出,委员会参与社会控制的一项任务是向「情报机构提供信息」。此外,委员会成员还会「组织群众辱骂即将离境的人,向他们投掷鸡蛋和垃圾,在其住房墙壁上涂写侮辱性标语」(Farber,2011)。这些行动通常针对所谓的「社会越轨者,尤其是同性恋者」。
革命最初几十年里,古巴同性恋者遭受的骚扰和敌视众所周知。一个臭名昭著的机构甚至把不少同性恋者送去强制劳动,它就是军事生产援助单位(UMAP)。马雷罗(Roberto Garcés Marrero)指出,古巴国家设立该机构,是为了主要通过农业劳动「改造」可能存在的「社会偏差」,隔离那些表现出「敌对倾向」的人(Marrero,2019)。因此,这一机构兼有经济、镇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标。虽然委员会与军事生产援助单位并不隶属同一机构,但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同样参与了恐同活动,多表现为社会骚扰和政治敌视。针对异议者的行动也类似。
法伯写道,这些人「遭到快速反应旅的围堵,后者试图驱散他们通常规模很小的示威;组织起来的群众还向他们的住房扔石头、损毁房屋外观」。在这些行动中,公开羞辱成为某些委员会成员奉行的手段,损害了其他古巴人的人格尊严。法伯认为,许多此类现象都可以用委员会的组织性质来解释:它是实施党和政府政策的「传动带」(Farber,2011)。但蔡斯对此持不同意见。正如上文所述,她认为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有时也会自下而上地影响先锋队(Chase,2015)。
本文无意否认这些现象的存在。社会控制显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治理术过程的一部分。我想强调的是,20世纪60年代委员会成员所做的事情远远超出此类镇压。社会控制和强制确实构成他们工作的某些方面。雷纳尔多·阿雷纳斯(Reinaldo Arenas)和莱昂纳多·帕杜拉(Leonardo Padura)等古巴著名作家的作品中,都可以读到对这些行为的批评。然而,史家经常忽略的另一些工作,却让人看到委员会参与群众社会劳动更为积极的一面:成千上万的男女成员努力争取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展现出真切的人道关怀。他们怀有梦想,并且辛勤追寻梦想。诚然,他们也犯过错误,有些错误极其严重,毁掉了其他古巴人的生活。但不能把他们的能动性缩减为镇压活动。为改善自身生活和社区共同生活而付出的日常劳动,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镇压史一样,值得历史学界重视。
总体而言,保卫革命委员会是理解古巴革命为何能够长期维持其领导权事业、实现巩固并保持韧性的关键群众组织。委员会参与治理术过程(Foucault,1994),使古巴政府得以在持续遭受国际压力的处境下维持有效统治。被治理者,即委员会成员的自愿参与,增强了古巴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能力。国家借助委员会把社会主义的主导观念带入最贫穷的街区。有了遍布街巷的委员会,国家便更容易实施治理。这也是解释古巴革命韧性的一个关键。革命领导层从一开始就明白,革命的成功取决于能否把群众吸收到社会主义事业之中(Fagen,1969)。
保卫革命委员会与全国革命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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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是评价委员会工作的关键概念。成员通过政治塑造的过程接受革命教育,也把这种教育传授给其他人。这种政治塑造对新型古巴主体的形成发挥了主要作用。委员会把工作分成不同的工作战线,各战线都由专门干部负责。这些干部负责向其他委员会成员传授革命教育。因此,他们必须先到全国革命教育学校(ENIR)的干部学校接受意识形态训练。尽管这种学习经历对干部至关重要,但全国革命教育学校并未决定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面貌。恰恰相反,成员在社区的日常实践中,赋予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具体内容。
塞尔希奥(Gil Blas Sergio)在一篇最初发表于1962年10月、后于1965年收入文集的文章中,描绘了委员会的干部学校。他写到,学校坐落在哈瓦那以外约20公里、通往瓜陶(Guatao)的道路上,两处被主人遗弃的庄园成了全国革命教育学校的校址。塞尔希奥描述道:
……两条林荫道路通往一座旧建筑。它长长的一排,只有一层,周围散落着几栋小房子,还有一栋新建的宿舍楼。主楼设有以下房间:一间名为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的教室。
由此可以看到,委员会虽然与古巴国家联系密切,却在革命中形成了兼顾内部和外部的政治活动方式。对内,它是一个能够培养自身干部的组织;对外,它能够自下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些活动中,第三世界团结、拉丁美洲的尊严以及反殖民抵抗成为新的集体认同。因此,委员会所理解的古巴社会主义未必必然是国家社会主义。至少在组织成立之初,一项真正由群众推动的事业曾经塑造着委员会的日常政治。

1961年,古巴曼萨尼约,参加扫盲运动的群众围坐学习。扫盲运动与革命干部教育分别面向不同群体,照片呈现当时群众政治教育的历史背景。图源:Paolo Gasparini/Fundación MAPFRE。
无论如何,委员会成员若要成为干部,就必须前往全国革命教育学校接受训练。理解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塑造,便不能忽略这所学校。塞尔希奥继续描述学校的建筑:
……那里还有食堂、厨房,以及几间供学员临时住宿的房间;一座图书馆、领导办公室和几处储藏室。主楼旁边的三座小建筑里还有两间教室,其中一间也用作宿舍。
通过他的记述,革命教育发生的空间变得清晰可见。作者也由此描绘出一种符合学校社会主义精神的生活图景。他补充说:
……沿着通往瓜陶的同一条公路再走几个街区,有一排列棕榈树引向一条铺装道路,通往一座两层高的舒适白房子。胡安·隆达(Juan Ronda)革命教育学校的女学员就住在那里。
成为各条工作战线领导人的委员会干部,都必须到这所学校学习。然而,这只是委员会干部政治塑造的其中一步。
塞尔希奥记载,1962年学校第一期招收了215名学员,其中女性44人、男性171人。学员来自全岛各地:比那尔德里奥5人、哈瓦那49人、马坦萨斯26人、拉斯维利亚斯41人、卡马圭28人、奥连特省46人。几乎所有学员都担任着省级办事处、区级、分区或地方委员会的负责人。学校的学制为三个月,课程:
……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学校实行严格的住校制度,每十五天才休息一天,并采取「半军事化纪律」,以维护秩序,保证课堂及其他活动顺利进行。
由此可见,委员会通过所属的革命教育学习小组(Circles of Revolutionary Instruction)和全国革命教育学校之间的联系,发挥了政治社会化的作用,为其干部组织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学习。
纪律是委员会成员接受意识形态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革命教育学校的日程安排,足以说明干部训练采取了何种形式:
上午六点,学员起床;六点二十五分,必须列队准备点名;六点半至七点,军事体育训练;七点至七点四十五分,早餐。七点四十五分在教室再次点名;八点至十点听课;十点十五分至十二点个人学习;十二点至下午一点午餐;一点至两点小组学习,讨论革命官方报纸《格拉玛报》(Granma);两点至四点半通过学习小组讨论上午讲课的内容;四点半至五点半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五点半至六点半洗澡;六点半晚餐;七点四十五分重新在教室集合;八点至十点半再次进行小组学习,讨论此前的课程;十点半至十一点准备就寝;十一点必须绝对安静。
这份令人筋疲力尽的日程表,正是革命事业依托委员会的参与,通过全国革命教育学校推行革命教育的方式。日程具有明显的军事化和纪律导向,学员大部分时间都用于课堂学习和小组讨论。主要目标是向古巴青年提供政治与意识形态教育。学员们愿意把所有问题讨论到实在无法继续为止。实际上,每一名委员会成员都和革命期间建立的其他群众组织成员一样,例如古巴妇女联合会(FMC)的成员,把大量时间花在漫长而未必总有成效的会议上。
学校的组织管理具有高度自我管理的特征。据学校文件记载,校内没有专门的清洁人员。除了四名厨师,其他事务一概由学员分组轮值,「所有人平等参与家务劳动」。就连学校开办前的施工也由学员承担。粉刷墙壁、安装床铺、园艺和修缮等工作,都是学员从最初就在两座被遗弃的农庄里自愿完成的。他们把这里变成了「舒适、实用、清洁而适合学校需要的地方」。这样,委员会干部成了维持学校日常运转不可缺少的行动者。
意识形态辩论也是校园活动的重要部分。学校文件提到,1962年10月,也就是美国、苏联和古巴之间的导弹危机几乎引发核战争的那个月,学校曾安排一系列下午两点至四点的讲座。主讲人包括革命组织联合体(ORI)及委员会的领导人塞萨尔·埃斯卡兰特(César Escalante)、何塞·马塔尔(José Matar)、拉达梅斯·曼塞博(Radamés Mancebo)、何塞·西蒙(José Simón)等(Blas Sergio)。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委员会的出版物中,他们都是委员会全国办事处的成员。比那尔德里奥省坎德拉里亚区第一分区委员会协调员费利克斯·托马斯·巴尔德斯(Félix Tomás Valdés)也参加了学习。他解释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
……群众投票选中了我,尽管我已经是一个五十岁的人。虽然大家倾向于选年轻人,但作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我还是接受了来这里学习的任务,因为我渴望得到培养。
可见,干部并不全是年轻学生,不少中年人也参加了学校的学习。动机十分关键。这名干部自豪地说:「这样,我就能够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带回坎德拉里亚,传授给我的同志们,同时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这些访谈显示了委员会的领导权能力。20世纪60年代,委员会成功说服了相当多的古巴人,在革命事业中采取它所提倡的行动。
走出古巴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反殖民兄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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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革命教育还具有跨国维度。培养成员的第三世界意识,在政治塑造中占有相当位置。毕竟,古巴革命对非洲去殖民化产生过显著影响。研究中令我惊讶的一项发现,是委员会的活动竟然越过了古巴的国界。前文说过,委员会一般以城镇街区为活动范围,同时也存在于企业、庄园和工厂。我发现了一份委员会在海外活动的证据:一艘古巴商船上成立了委员会。成员贡萨洛·利内斯(Gonzalo Lines)是一名机动船水手,他讲述了该委员会的工作。这艘船航行在地中海,具体到访过西班牙、土耳其、意大利和突尼斯。委员会成员还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奥兰港的群众活动。里卡多·比利亚雷斯(Ricardo Villares)回忆说:
……船上常常装满从阿利坎特(Alicante)和奥兰带回来的圣诞礼物。我们在这个阿尔及利亚港口停留的时候,恰好赶上11月1日阿尔及利亚革命纪念日,于是船员们受邀参加纪念活动和游行。(Villares,1965)
这名热情洋溢的委员会成员继续回忆,船员们走过主看台时,「阿尔及利亚国歌响了起来,政府代表们鼓掌向我们致意」(Villares,1965)。更有意思的是他接下来的一段描述:「在我们的古巴国旗旁边,还飘扬着西班牙国旗——那时仍然是佛朗哥统治时期——由奥兰的反法西斯组织举着。城里住着数千名遭佛朗哥和长枪党驱逐的西班牙人」。古巴商船上的51名工人都参加了海外委员会组织的警戒、志愿劳动和学习小组。这篇材料发表于1964年1月,距离阿尔及利亚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只有几年。它展现出三项反资本主义斗争之间的国际联系:阿尔及利亚革命、反对佛朗哥独裁的抵抗运动,以及古巴革命。
塔尼娅·迪亚斯·卡斯特罗(Tania Díaz Castro)还撰文讨论了古巴商船上的委员会。她写到在轮机部门工作的阿纳尔多·格罗宁(Arnaldo Groning)。他回忆,船员组织起来不久,就发现有必要在船上建立委员会:
……我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保卫革命委员会、学习小组、申诉委员会和工会分会,因为船上也是一个工作场所,因此凡是岛上群众组织应当处理的事情,这里也应当照样处理。(Castro,1965)
委员会的观念是,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只要有革命的古巴人、只要有保卫革命的需要,就应当组织起委员会并开展工作。委员会必须无处不在,因为保卫革命是首要目标,即使越过国家的地理边界也是如此。毕竟,这场革命具有世界性。在成员看来,革命的敌人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角落。他们所从事的斗争既针对资本主义,也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国际斗争。共同的反殖民和反资本主义事业需要跨国团结。

1962年10月20日,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在哈瓦那与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会面。图源:Wikimedia Commons。
通过社会主义竞赛争取社会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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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卫革命终究要从家门口做起。古巴各个城镇的街头,是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支持的第一线。比利亚雷斯还描写过委员会在保卫革命的过程中创造并维系的社会关系。这些新型关系又在革命进程中生产出新的主体性。其中一个关键环节,就是社会主义竞赛。
20世纪60年代的委员会文件不断提到这个概念。它究竟怎样运作?在委员会内部,各区互相挑战,看谁能完成年度目标,于是不断展开争夺优胜称号的竞赛。这种竞赛并不具有资本主义竞争追求利润的性质,它更接近黑格尔所说的「承认」(recognition)——尽管委员会成员也许从未想过黑格尔的哲学。
竞赛又表现出一种热情的革命态度。一次来自西恩富戈斯和马里亚瑙的委员会成员的会面,能够帮助理解社会主义竞赛的内在机制。第二区第二十分区协调员梅尔巴·帕内克(Melba Paneque)说:「竞赛是推动我们的发动机。只要借着这股推力,让每条工作战线都向前发展,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赢」(Castro,1965)。在她看来,竞赛当然有输赢,总有人会落败。她又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马里亚瑙能够获胜,我们的分区能够获胜,我们的一个地方委员会能够获得第一名」。每个委员会都渴望胜利。然而,驱动他们的动机并非资本主义竞争中的经济利润,而是获得社区的认可。委员会的工作需要社会承认,这里便存在着黑格尔意义上的「为承认而斗争」。
不过,革命古巴的社会主义竞赛还包含更多意味。帕内克说:
……这种工作有更高的目标,也有更大的意义。第一名当然要落在某个区、某个分区、某个委员会头上。如果我们能让优胜者的评选变得更加困难,就意味着我们的组织迈出了一大步。(Castro,1965)
在这种竞赛背后,可以看到一种集体的群众认同。她接着说:「这就意味着,获胜的将不只是某个区、某个分区或某个委员会,真正的赢家是革命。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想要的」。因此,社会主义竞赛最终只有一个赢家:革命本身。换言之,社会主义竞赛是一种提高革命生产率的方法,必须按照集体功绩来理解。但它同样是一台意识形态发动机,是推动群众前进的心理力量。

1962年6月,哈瓦那,切·格瓦拉在优秀工人表彰活动中与获奖者握手。通过公开表彰劳动功绩,革命政府赋予优秀劳动者社会荣誉。图源:The Marxist-Leninist Weekly。
进一步说,它还是委员会和古巴国家为动员群众而采用的规训装置、权力技术,或者借用米歇尔·福柯的术语,政治技术(political technology)。这种技术使古巴革命获得了非凡的群众动员能力,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Foucault,2003、2004)。
在这里,委员会发挥了动员者的职能。国家与委员会有意识地利用竞争为革命目标动员群众。这不同于市场上只会带来个人利润的竞争。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即使输掉争取承认的比赛,参与者仍然享有革命带来的共同利益,不会因此失去自己的社会位置,更不会像资本主义竞争中的失败者那样,落得在债务和赤贫中死去的下场。
古巴社会主义竞赛的评比标准还包括每个委员会成员应当履行的具体义务。所有成员都必须持有组织身份证件,但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招募和劝说吸收新成员。这体现了委员会作为整合者的职能:每名成员都有义务让更多古巴人加入组织。其次是监视和巡逻,参加夜间巡逻是赢得竞赛表彰的重要指标,也是其保卫者职能的表现。委员会成员还必须协助完成「经济年」的各项工作。协助委员会机关刊物《时刻警戒》(Con la Guardia en Alto)开展工作,努力扩大订阅量,也是竞赛目标。组织娱乐活动、建立群众图书馆和业余艺术团体,同样有助于取得好成绩。尽管上述活动都有分量,20世纪60年代初最受重视的依然是志愿劳动和保卫革命的夜间巡逻。
因此,志愿劳动是社会主义竞赛不可缺少的条件。若想凭借「功绩」得到承认,就必须参加志愿劳动,其中也包括群众疫苗接种运动和献血。正如前文所说,竞赛与保卫革命紧密相连,仅仅参加各区的监视和夜间巡逻还不够;参加学习小组的成员数量同样计入评比。赢得社会主义竞赛意味着有机会在革命古巴的社会中获得声望。不过,这种声望超越个人虚荣,与集体劳动和阶级团结相联系。对委员会而言,竞赛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革命的「兄弟般的斗争」。
要理解委员会,志愿劳动是一个不可绕过的概念。胡利奥·埃尔南德斯(Julio Hernández)描述了古巴东部马埃斯特腊山脉中吉萨和马纳卡尔两个乡村的委员会工作。他的记述表明,志愿劳动在古巴革命中具有多种面貌。
马纳卡尔的委员会完成了一项艰巨任务:采收咖啡豆。1963年9月的每日报告写道:「一个委员会有三名成员采集了八罐;另一个委员会的同志采集了二十六罐」(Hernández,1965)。这些人还参与修建学校。以20世纪30年代反对赫拉尔多·马查多(Gerardo Machado)政权的古巴革命领袖安东尼奥·吉特拉斯(Antonio Guiteras)命名的委员会主席说:「你可以看看,我们在这里,在远离城市的群山里,都做了些什么」。采访他的记者埃尔南德斯写道:「他的眼里充满了骄傲,但那是一种健康的骄傲,没有一丝虚荣」。这些报道具有明显的浪漫化色彩。在报道的叙事中,虽然人们期待通过志愿劳动和社会主义竞赛获得社会承认,但委员会的主要动机仍是增进群众的普遍福祉。这些叙事也为委员会塑造集体认同、兄弟团结和人民尊严的形象提供了依据。
委员会的全国办事处根据社会主义竞赛的成绩,将部分委员会评为「模范」。特尔维娅·马林(Thelvia Marín)描绘了1964年阿罗约阿波罗区的塞尔维亚第一分区的模范工作。在公共卫生战线上,该分区凭借献血和疫苗接种成绩突出。弗洛拉飓风来袭后,分区向灾民送去了大量衣服和鞋子。它还成功动员志愿劳动,主要从事收集瓶子、邮票等回收活动,也参加农业生产、工厂劳动和街道清扫。在政治工作方面,分区组织的学习小组和会议参与度很高,充分发挥了整合者和社会化者的作用。
马林认为,该分区的成功秘诀在于组织的纵向等级结构:「成功的根本,在于全面完成全国办事处提出的目标和建议,并能够理解、解释这些目标,以热情将其付诸实施。」(Marín,1965)这份报告最初发表于1964年1月。委员会自己的叙述显示,它是一种等级化的组织。按照其成员的理解,该分区之所以取得成绩,要归功于全国办事处提供的指导。用来调和组织等级结构与平等目标的概念,便是民主集中制(democratic centralism)。这一概念可能是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革命领导层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理论中的关键组成部分,后来又通过委员会的学习小组和革命教育小组得到传播。
收割甘蔗一直是志愿劳动的重要目标。但劳动不只是砍甘蔗,还包括保护甘蔗免受各种害虫侵害。1964年8月,卡马圭埃尔马布居住区的一名17岁委员会成员奥兰多·卡瓦哈尔(Orlando Carvajal)说:「从清除『害虫』到整理甘蔗,我们都会像每一个古巴人那样,坚持把运动开展下去」(Villares,1965)。他们确实必须消灭害虫才能保护蔗田。同一委员会负责行政事务小组的路易斯·普列托(Luis Prieto)说:「不管有多少蚊虫、寄生虫想要吸血,只要我们把大的打倒,小的也会被我们打败……」。

1964年,哈瓦那,居民聚集在运送收割人员的车辆旁,向准备参加甘蔗收割的人们告别。图源:Paolo Gasparini/Fundación MAPFRE。
这里的「蚊虫」和「寄生虫」隐喻革命的敌人。大大小小的反革命分子,被描绘为威胁革命「甘蔗」的害虫。委员会不仅防范破坏活动与火灾,也克服自然环境的不利条件来保卫甘蔗生产。因此,他们保卫革命的斗争,超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活动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委员会的工作,便能越过先锋队,重新观察古巴革命。无论是在生产食糖还是回收物资的日常劳动中,委员会都通过组织和推广志愿劳动,自下而上地塑造社会主义,并赋予「保卫革命」新的内涵(Gordy,2015)。这种内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奋斗紧密相连。
从这些访谈可以看到,地方委员会成员经常把宣传和事实混在一起。实际上,宣传是委员会在全岛争取领导权的重要策略。埃尔南德斯记述了渔业小城曼萨尼约的一个夜晚,特别强调当地成员的热情。他写道,1963年9月一个星期天,「三百名委员会志愿劳动者在清晨日出时等待卡车,准备乘车前往田间,为生产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无疑,这些故事经过修饰,以塑造能够打动其他古巴人、吸引他们投身革命事业的形象。记者接着说:「然而卡车没有来。这些劳动者没有回家的意思,决定清扫这座渔业小城的市中心。」于是,地方共同体的热情弥补了自上而下组织工作的低效。
他又写道:「另一次发生类似情况时,他们决定去修复一条状况很差的道路」。尽管报道者明显给这些事件涂上了浪漫色彩,故事仍然表明,艰苦的志愿劳动和集体牺牲精神确曾影响许多古巴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常生活。这种饱含革命热情的态度,并非仅仅是对古巴国家、特别是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动员号召的响应,它同样是委员会与古巴社会主义事业争取领导权能力的结果。
「先锋队」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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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队」(vanguardia)是理解古巴革命及保卫革命委员会社会政治关系的关键概念。对成员来说,这个词所指的并不只是在1959年成为革命政府的马埃斯特腊山区革命领导层。「先锋」可以是一名干部、占据领导地位的政党的活动家,也可以是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名成员。凡是在同志中表现出杰出革命行动的人,都可能成为先锋。顾名思义,「先锋」是在革命进程中走在前面的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觉悟方面都比自己的「同志」(compañeros)更加「先进」。
在委员会中,先锋尤其指一名优秀的劳动者,一个团结精神和为革命事业牺牲奉献的榜样。换句话说,先锋是有望通过社会主义竞赛获得承认的人。埃尔南德斯曾描述一名身为委员会成员的「先锋农民」。他指出:「由于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的贡献,米格尔·罗德里格斯(Miguel Rodríguez)被选为先锋农民」。1964年10月,罗德里格斯担任弗兰克·派斯委员会的主席。弗兰克·派斯是卡斯特罗仍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活动时,圣地亚哥德古巴(Santiago de Cuba)的一名年轻革命领袖,后来成为传奇人物。这个委员会设在革命政府创立的全国小农协会(ANAP)所属的一处农场。埃尔南德斯写道:「罗德里格斯把居住在农场周围的一百多名邻居吸收到自己的委员会中」。他的劝说工作推动了委员会作为整合者的成功。
埃尔南德斯的叙述虽然浪漫化,却仍有助于理解罗德里格斯何以成为一名「先锋农民」:「前几天的雨水滋养了甘蔗,蔗杆长得更壮实,也更沉重。罗德里格斯凝望着尚未放亮的天际,盼着冬天尽早到来,好让雨停下来。否则,甘蔗吸收太多水分,产量就会受到影响。」生产率再次成为委员会成员革命斗争的中心问题。作者接着写道:
……他既然当选了「先锋农民」,每科德尔土地的收成就不能少于三百阿罗瓦。可是,上一次收获季,他只用二百一十八科德尔的土地就收割了六万一千阿罗瓦,怎么会出现今年这样的情况呢?
在罗德里格斯看来,这个问题可能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毕竟,提高生产率是重新分配财富的前提。「先锋农民」必须找到解决办法:「这一年五月,他清理了甘蔗地,还施用了优质肥料,而前一年他没有这样做」。这里出现的是现代性——以肥料为表征——影响古巴农民日常生活的图景。作者最后指出:「现在,他的儿子不在家,没法帮他干活。说服孩子接受奖学金、去一所人工授精学校学习,家里几乎没费多少口舌。」在委员会创造的形象中,革命为年轻一代带来了新的机会。但对这位「先锋农民」而言,「这无关紧要,如今罗德里格斯有了从前没有的机械设备,也能得到委员会的帮助」。
罗德里格斯之所以成为先锋农民,是因为他在上一个甘蔗收获季取得了很高的生产率。他由此成为效率、牺牲和勤奋劳动的榜样。这正是革命政府对古巴劳动者的期待:他们能够成为革命者的最好方式,就是尽自己所能成为最优秀的劳动者。对许多革命古巴的劳动者而言,「先锋农民」称号意味着受人重视的社会声望,通常与社会主义竞赛联系在一起。然而,它也带来社会压力:人必须不断竞争、取得成功、成为榜样,一年比一年更好。这样做并不为了私人利益或经济利润,而是为了古巴人民的集体福祉。「先锋」概念正是在委员会的工作中获得了新含义。
另一个「先锋劳动者」的例子,是1964年被评为「全国先锋」的福尔通·埃尔南德斯·多明格斯(Fortún Hernández Domínguez)。他负责博耶罗斯区委员会的文化工作战线,因此,这条战线在全省排名第一。此外,他还负责人民防卫战线H-7区域的地方民兵工作,常到附近的集体农场参加志愿劳动,为当地农民组织文化活动。他所在工厂的经理罗伯托·拉莫斯(Roberto Ramos)回忆说:
……有一次,工厂的一台机器发生故障,当天没能完成平时每天生产的四百双鞋。福尔通立刻接手,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以及其他后续问题的办法。

1963年,古巴,一名工人在金属加工车间的吊链旁休息,其他工人仍在操作设备。图源:Marc Riboud/Marc Riboud Archive。
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经济封锁,替换工业设备零件变得更加困难。拉莫斯补充说:「如果我要把他重新制造和复制的所有美国零件,他搞出的发明,以及他修好的机器一一告诉你,那真是说也说不完」。对先锋工人而言,找到日常问题的即时解决方案,是不可缺少的能力。
1961年末,古巴实施货币兑换,以革命政府的新货币取代旧政权的货币。当时福尔通工作的兑换站,是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最出色的一处。他还是革命组织联合体市政局的成员。这个机构由革命政府建立,旨在联合1959年以后成立的群众组织。在此之前几个月,猪湾入侵爆发,他积极参与当地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被省级办事处任命为协调员。在那里,他组织了十二个分区,加强了委员会和全国小农协会的力量。
显然,福尔通是一名具备多种能力的杰出革命主体,一名「全国先锋」。访谈显示,他最大的愿望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如果还没能「在北京的大广场上走一走」,自己是不会甘心死去的。他的故事有助于塑造革命形象,激发其他古巴人的热情,并在全岛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
福尔通说:「有时候,一天之内完成所有任务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在工厂干的活,与我在区里干的事完全不一样」。毕竟,他的工作同时涉及技术和艺术两种活动。但他找到了解决办法:「我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离开工作岗位,我就忘记工厂里的那些零件,忘记等着复制的零件、需要更换的零件,也忘记罗伯托〔他的老板〕……」他能够由一种社会活动转向另一种。接着他又说:「等我离开区里回到车间,就把艺术、文化、正在排练的契诃夫的戏剧、采摘水果的劳动、民兵工作……全都放下。这样,我就能专注于手头的每一项任务」。
这发生在1965年2月。身为先锋工人,福尔通是一名具有多重面貌的干部。他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把古巴革命主体视为单一面向主体的惯常看法。他既是艺术家,也是工人;既是组织者,也是民兵;既参与革命实践,也是在国家机构工作的官僚。毫无疑问,他是委员会中一名突出的成员,因此获得先锋称号也就顺理成章了。
治理术:保卫革命委员会与古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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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承担了古巴国家无法亲自承担的职责。当国家无力解决社区日常问题时,委员会就在这些空缺处发挥作用,却不打算与国家对抗,也无意发展反领导权事业。委员会与国家之间不存在政治斗争,因为前者以非正式的方式与后者合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委员会确实也是古巴革命中人民权力(popular power)的一项真实表达。它们的出现,源于古巴国家总体上、尤其是卡斯特罗本人动员社会广大民众的非凡能力。委员会成员受到动员,也主动去动员其他古巴人。这就是福柯所谓的治理术: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国家仍然能够治理并保持有效运转的能力(Foucault,1994、2003)。
为了实施治理,古巴国家需要委员会。它们有时是国家的工具,国家深知,只有把群众纳入社会主义事业,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当国家需要替代者时,委员会也会代其行事。他们凭借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自觉的革命投入承担这些工作。毕竟,这正是治理术的特征:国家之外的个人和组织自愿参与治理行为。
然而,与古巴国家难以分割的关系,也妨碍委员会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基层成为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批评力量。与国家的合作关系最终成为委员会自身发展的阻碍。在古巴最需要另一种声音的时候,它们本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本可以成为革命内部的批评者。但委员会不愿意这样做,也从未尝试。它们选择同时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尽管如此,委员会成员依然通过自己的行动、热情和革命实践,自下而上地塑造了古巴社会主义。
不过,治理术远远不只是修桥铺路。它还是一套精细的支配体系,国家依赖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合作来实施统治,并使用控制领土和人口的政治技术使治理成为可能。罗赫利奥·卡穆索(Rogelio Camuzzo)记述的东哈瓦那第十一分区委员会的若干事件,可以帮助理解这一点。
1961年9月,委员会在首都最大的工人阶级社区之一——东哈瓦那——成立第一个分区,最初只有25名工作人员。他们面对的最初几个问题之一,是本地青少年组成的「具有犯罪倾向的团伙」。问题很难解决。然而,「组织起『警戒旅』以后,我们把那些参与最危险行为的年轻人安排去担负监视任务。这样,威胁就消除了,问题也解决了」(Camuzzo,1965)。报告还强调:「作为在东哈瓦那组织起来的第一支革命力量,委员会为后来其他组织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按照文件中的说法,革命为社区带来了具体的「好处:建立了商业中心,解决了交通问题,还修建了一座医院、几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当委员会投身革命工作时,古巴国家的治理便容易得多,因为委员会接手了过去通常只有国家才承担的职责:保卫与执行,动员与整合。
在同一个人口密集的东哈瓦那社区,委员会这样的群众组织还为居民带来了其他物质利益。第十一分区协调员加西亚·里埃斯特拉(García Riestra)说:「在全国乳制品公司(CONLAC)成立之前,古巴原有的牛奶公司请我们想办法解决盛装牛奶的瓶子不够用的问题」。委员会组织成员找到了办法。此后,「我们每天早晨到比亚布兰卡大道等待卡车,分发奶瓶。等到卡车稍后回来,我们早已收集了许多空瓶,准备退还」。这些文件再次表明,委员会充当了社会服务的执行者,解决地方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这也是人们自发利用志愿劳动寻找地方性解决办法的体现。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具有自发性与组织性。

1962年,圣地亚哥-德古巴,妇女与儿童聚集在居民住宅门前。图源:Paolo Gasparini/Fundación MAPFRE。
居住在这一带的居民记得,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权时期,哈瓦那海湾下面开凿的隧道使得原先没有用处的一些地产升值。虽然隧道在革命前就已建成,它仍是古巴现代性的一项象征性成就,是进步与发展的标志。但据委员会文件所述,巴蒂斯塔政府修建它,是为了促成「一笔大生意,让当时某些人赚得盆满钵满。于是,在新建的豪华住宅附近,出现了伪装成夜总会的妓院,美容店成了早期的卖淫场所,还出现了赌场,甚至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的王国聚会所」。
委员会在1965年1月写下这份报告。它把富人的豪宅、夜总会、赌场与耶和华见证人的宗教场所放在同一句话里,颇能说明问题。这个宗教团体在整个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委员会成员的行动中,遭受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骚扰。革命初期,耶和华见证人是诸多偏见的对象。委员会对这一团体持续表现出不宽容,具体原因仍不易查明。成员普遍轻视岛上的宗教机构;至于对耶和华见证人的敌意,现有证据表明它还与这一宗教团体的美国背景有关。在委员会档案中,我找到了多处贬损性的评论,上引材料即为一例,反映了他们对这一特定宗教团体的消极态度。因此,古巴的革命现代性以一种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形式展开:它是一种反对美国、并且不顾美国阻力的现代性,是一项追求进步与发展的事业。人们必须通过话语和实践与美国影响进行斗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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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的最后部分可以看到,委员会与古巴国家保持着合作关系,涉及卡斯特罗时,这种关系尤其紧密。委员会通过这种关系建立了从多个方面「保卫革命」的叙事。监视、纪律、革命教育和公共安全,是它们的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其出现频率几乎与支持「最高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号召一样高。委员会与卡斯特罗的关系包含着「同意」,但这绝不意味着委员会成员没有解决日常问题的能力。他们需要一座桥、一条道路或一所学校时,不会坐等卡斯特罗或党来修建。因此,委员会成员真正懂得,一项成功的革命事业必须依靠他们自下而上推动革命的能力。
对其他未加入委员会的古巴人来说,情况未必相同。委员会经常十分巧妙地为政治监视辩护。毕竟,它们的首要目标始终是保卫革命。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它们经常使用委婉语。革命初期,委员会避免与「走错路的同志」共事,即那些不了解社会主义或革命的人。他们寻找的是立场坚定的人。面对不赞同自己理念、不忠于革命的人,委员会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意见不同者通常被排斥为「思想混乱者」,即头脑中各种观念混淆不清的人。不愿重复革命口号者则被视为「不了解情况的人」,意指不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者。
尽管如此,委员会仍成功地在古巴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执行者和社会化者的作用。他们帮助实施一些他们认为国家所需要的变革,即参与治理术的运作;他们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组织之一,将其他古巴人吸收进社会主义事业。换句话说,他们争取到了古巴人的同意,使人们参与对自身的治理。
通过这些访谈也能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委员会,比起镇压不相信革命事业的人,更关心如何说服那些仍然持怀疑态度的古巴人。他们的一项主要目标是意识形态性的,力求说服委员会之外的社区居民。因此,保卫革命这项首要使命,其内容远不止监视和夜间巡逻,还包含革命的意识形态保卫。在争取领导权的斗争中,委员会成员是古巴革命最主要的行动者之一。它们成为反对旧政权残余及其资本主义领导权的意识形态武器。依照这一逻辑,保卫革命也就是保卫一套特定的叙事,即社会主义的进步与发展(Saldaña-Portillo,2003)。与敌人的斗争同样通过观念、故事和表象进行。20世纪60年代初,委员会经历了一场转变:由主要通过政治监视保卫革命的群众组织,转变为承担着更具体意识形态目标、致力于塑造古巴人民政治观念的组织。
古巴委员会的历史使人能够越过传统先锋队——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家——去观察革命。委员会成员对「先锋」有着自己的理解,某些人甚至把自己看成革命先锋。他们的这种「先锋主义」(vanguardismo),与拉丁美洲某些左翼政治组织所表现的先锋主义有相当差异。在那些组织中,群众总是跟在某个人身后,只能追随,却永远无法领导。

1961年,参与扫盲运动的工作者返回哈瓦那。人群举起旗帜,庆祝群众教育运动的成果。照片记录了革命事业中普通参与者的集体行动,与文章关于群众主动参与革命的讨论相呼应。图源:Paolo Gasparini/The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
相反,委员会的历史表明,在革命环境下,群众可以重新理解自己在革命进程中的角色,主动采取行动,担当领导。换言之,群众有自己的历史节奏。有时候,革命群众能够越过革命领导层为他们设定的界限。尽管委员会从未直接挑战古巴政府——毕竟,在成员眼里,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仍然寻找并找到了表达革命能动性的新方式。他们的热情自下而上地推动革命,以其特有的方式塑造古巴社会主义。这为重新理解政治参与、建立一种新的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亦即以新方式理解民主,开启了可能性。委员会成员经历过的失败和犯下的错误,并不能抹去他们为建设一个更好的古巴所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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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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