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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与德勒兹:谱系学、虚拟性与战争

「正文约18000字」

作者:里基·克拉诺(R.d. Crano)

文献来源:Genealogy, Virtuality, War (1651/1976). (《谱系学、虚拟性与战争(1651/1976)》)Foucault Studies, no. 11 (February 2011): 156–178。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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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察福柯在1975—1976年度讲座(后以《必须保卫社会》出版)中对霍布斯的批判性重新评价。福柯追问霍布斯在现代民族国家创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区分《利维坦》的「哲学—法权」(philosophico-juridical)话语与英国起义者的「历史—政治」(historico-political)话语;后者毫不妥协的诉求,最终被十七世纪保王派与议会派之间更为常规的争论所掩盖。

在福柯对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最持续的一次介入中,他拆解了哲学与政治这两项彼此构成的因素,揭示脱离历史思考政治、脱离「诞生于战场的泥泞和鲜血之中」的法律与法典思考哲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福柯在档案中使自身移位,以另一种方式重复平等派与掘地派的努力,重新搬演那些支撑着表面平静的政府体制的暴力征服。

本文主张,这种重复体现出德勒兹创新性的时间本体论对福柯谱系学方法的深远影响。随着德勒兹对虚拟性、差异和重复的激进重新界定,福柯的研究策略发生了根本性转向,转向文化记忆的具体技术。为此,本文重读福柯的书评〈哲学剧场〉以及〈尼采、谱系学、历史〉中的方法论论述,探讨他在1976年的工作与平等派、掘地派在1651年的活动之间的类比。归根而言,谱系学意味着战争,而这场战争所争夺的,正是虚拟者自身的存在。

谱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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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保卫社会》的呼声是:「必须保卫社会!」福柯1976年的课程反复出现这句话。他在其中颠倒了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名命题,认为现代政治社会延续着战争的作用机制,并未取战争而代之。这门课程的研究策略有两步:考察战争作为权力关系分析工具的效力;重新发掘那些遭到遗忘的话语。克劳塞维茨宣称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恰恰帮助遮蔽了这些话语。在1月7日的第一讲中,克劳塞维茨之名成为现代欧洲契约理论、民族国家霸权和福柯所谓主权的「哲学—法权」话语的代称。这些力量共同以「保卫社会」之名,压制那些企图说明战争如何生成公民和平、又如何以巧妙而有效的方式延续于和平之中的人。

与福柯认为在十七世纪中叶霍布斯的著作中开始成形的哲学—法权话语相对立,另一些人则从「历史—政治」的角度分析社会生活。尽管这种对立贯穿1976年的讲座,却不是特别贯穿福柯全部著作的主题。我想追问其中的原因,并指出它与福柯较早和较晚时期的研究之间存在怎样的呼应;乍看之下,这些研究与讲座提出的思路似乎全然不同。《必须保卫社会》坚持上述对立,因而让我们难得地看到福柯直接介入现代政治哲学传统:他既揭示这一传统的历史偶然性,也把它作为自身权力谱系学研究的「战略对手」。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黑白肖像。福柯于1970年至1984年在法兰西公学院任教。图源:Collège de France。

但是,如何理解福柯用来把握1651年前后局势的这对组合概念?哲学—法权与历史—政治之间何以构成「战略对立」?福柯在课程中一再强调,与霍布斯、克劳塞维茨这样的国家历史学家相反,平等派和掘地派等起义团体运用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社会生活「可理解性网格」(grid of intelligibility)。双方不仅以相反的目的地为目标,甚至连所用的地图也不同。在哲学—法权的网格中,现象、事件、主体及其相互作用,依永恒与秩序的轴线获得定位;在历史—政治的网格中,它们则依时间性和力量获得定位。[1] 

当然,福柯并未把全部法学思想与哲学都划入哲学—法权话语;日常所谓历史思想或政治思想,也未必属于他勾勒的历史—政治网格。他赋予这些用语以更加具体的含义。它们的力量恰在于词语的联结,在于两者之间的连接号。例如,谱系学作为「有效历史」(effective history)[2],恰恰通过政治化而获得方法上的效力。霍布斯则拆除了这一连接号,使历史脱离政治,政治也脱离历史。于是,他得以同时被奉为现代政治思想之父和国家历史学家的典范,同时又有步骤地摧毁历史—政治这一理解框架赖以成立的条件。

按照福柯的推理,直到今天,或者至少直到他举办这门讲座时,人们仍在重演霍布斯留下的遗产,仍生活在那种哲学—法权功能的余波之中。正是这种功能所涉及的暴力历史片段,使福柯认为1976年是一次重新搬演历史的适当时机。回头看去,这一年也是福柯学术生涯的转折点,标志着长达八年的出版「沉默」的开始。[3] 

德勒兹认为,完成《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初版于1976年)第一卷的研究之后,福柯可能发现自己被亲手提出的精妙权力理论困住了。他需要设想一条出路,并经过八年才形成后期关于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概念,以及以自我关怀为中心的伦理—美学方案。[4] 福柯在1976年对战争的兴趣绝非一段反常插曲,它将引向此后数年对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持续研究。至少在英语世界的福柯研究者中,后者影响远为深远。

随着作为福柯思想「第三维度」[5]的概念逐渐在《性史》后续各卷中成形,治理术本身也经历了显著变化:研究的重点由十九世纪法国的人口管理,转向从古希腊人和早期基督徒入手重新思考自我的创造。已有许多出色研究分析福柯的治理术思想,我无意在此复述它们的成果。[6] 我更想揭示1976年福柯短暂迷恋社会战争所带来的困难,并把这年的讲座放在两种研究之间:一端是他对权力形态所作的「图式化」历史考察,另一端是他晚期对生活方式的阐述,在这种生活中,力量关系能够折返并作用于自身。

正如德勒兹所言,最能驱动福柯的是「创造的必要性」。[7] 1976年,福柯开始寻找一个概念,以摆脱《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5)及《性史》第一卷精密揭示的权力「微观物理学」。但是,如何理解《必须保卫社会》提出的社会战争这一分析框架?我认为,它在此后三年关于治理术与人口控制的讲座中仍有所延续。[8] 福柯重新唤起平等派和掘地派的冤屈与起义精神,是他通过一连串石破天惊的考古学发现、发掘出现代制度和学科赖以成立的权力—知识布置之后,迈出的第一步。社会战争理论由此成为他第一次试图逃离自身思想的努力。它绝不意味着自我否定,而是寻找能够在当下使用的新武器。[9]

不过,1976年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似乎仍延续着自1969年《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以来的方法与问题,尤其是描绘构成规训社会的相互抗衡的力量。那么,在福柯著名的「沉默」背景下,应当把这些关于战争的话语在谱系学中的复活,看作后来研究的必要基础吗?还是说,这只是缓慢走向主体性与自我关怀时的一次起步失误,后来被中断或改道?在这一关键时刻,霍布斯及其开启的自由主义传统究竟有什么吸引了福柯?以下讨论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我的初步假说是,福柯关于自由主义社会权力关系以受到掩盖的战争之持续存在为基础的思想,与他的整个谱系学方法之间存在必要联系;随后,他立即着手追索行政国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性的诸多话语支点。[10] 

简言之,谱系学就是战争。然而,要理解这一判断的真正赌注,就必须借助德勒兹的虚拟者(the virtual)概念,以及这一概念与被体验的时间、宇宙时间之间的关系。即使社会战争并未成为处于这段思想沉潜时期的福柯所寻得的答案,它至少也是他试图针对卷入权力装置、并被权力装置主体化的个人提出的新问题的组成部分。

十七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反对圈占公地的抗议,以及对支撑脆弱公民和平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种种挑战,逐渐汇聚于一项共同主张:应以战争作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模型。正如福柯次年将讨论的〈无名者的生活〉(Lives of Infamous Men)一样,[11]发出这些抗议之声的人很快湮没在档案的残骸中;只有他们才能为那场确实发生过的斗争作证。

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把胜利者霍布斯——自由主义传统的设计者和典型代表——作为其批判事业的对照面。尽管持有极端悲观的人性观,霍布斯[12]实际上取消了战争的历史实在性,掩盖主权权力的血腥起源,使国家免于面对由征服之后的严重物质不平等提供正当理由的内乱。[13] 他为哲学—法权话语的接管奠定基础。福柯说,霍布斯的操作是「竭尽一切可能……使政治历史主义话语……以及十七世纪政治斗争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知识归于沉默」。[14] 换言之,公开存在过一种带有自身立场的「知识」,它提出独特的真理主张,足以让思想摆脱即将把人们带入现代的规范化权力—知识布置。

4. Identity matters: the story of how the diggers became the Diggers - Elmbridge Museum: Elmbridge Museum Website2021年5月22日拍摄于英国韦布里奇的掘地派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纪念碑。碑文刻有「共同劳动」「共同分享面包」及1649年的字样,纪念掘地派对土地共有与社会平等的诉求。图源:Lívia Bernardes Roberge/Elmbridge Museum。

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与起义者关于政治不过是骗局的断言之间,曾展开一场斗争——这里借用了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的著名说法。福柯坚持这一点,促使人们看到平等派、掘地派的立场与他自己的事业之间一次耐人寻味的交叠:他把《利维坦》,连同那些不假思索便接受主权作为权力分析工具的制度学科,重新放到历史—政治的地形上。说得更清楚些,福柯关心的与其说是霍布斯「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他的话语「做了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处置抵抗;比起它使哪些表达成为可能[15],他更关心哪些表达被它压抑甚至彻底封闭。

霍布斯这一作者功能(hobbes-function)及其后的现代哲学—法权话语所完成的高明把戏,在于让1651年尚处萌芽阶段的规训权力变得几乎不可察觉。在福柯看来,规训权力这一「伟大发明,是工业资本主义及相应社会类型形成的基本工具之一」。[16] 主权理论恰恰抹去了这项「发明」。有意思的是,霍布斯本人也把「勤勉生产」(industry)列为建立统一主权的重要动因。[17] 结果,政治理论彻底无力解释非政府机构如何规定人们的行为与社会关系。监狱、疯人院、诊所、学校、教堂等机构,正是福柯在战争与治理术讲座之前长期研究的主要对象。

1976年,他清楚地说明自己与古典政治哲学的分歧:规训技术与手段「无法用主权理论来描述或辩护。〔这些技术与手段〕具有根本的异质性,按逻辑说,本应导致主权理论那座宏伟的法权大厦彻底消失」。[18] 尽管这个推论听起来合情合理,现实中的制度却没有遵循这样的逻辑。主权职位原本只是诸多制度中的一种,却仍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存续,直至今日,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宏观经济学等领域的大部分研究依然把它当作不证自明的前提。简言之,霍布斯功能

使人们能够在规训机制之上叠加一套权利体系,借此掩盖规训的机制,抹去规训所包含的支配成分及支配技术,并最终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凭借国家主权来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利。换句话说,无论表现为理论还是法典,法权体系都使主权的民主化和以集体主权为依托的公法制度得以确立;而这一切恰恰是在主权的民主化受到规训强制机制沉重支撑之时、在它受到这种支撑的程度上,并且因为这种支撑而实现的。[19]

这意味着,界定西方现代性的人类、人权、民主、自由等观念背后,仍有一种无处不在、构成性的暴力。福柯的事业旨在使这些普遍主义概念发生移位。他惯常把权力描述为一个行动对另一个行动的作用,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由」相去甚远。权力并不集中于一个单一者,例如主权者,而是在两者之间、在异质的多重性之间,通过差异关系而发生。

霍布斯关于国家形态的所谓历史,把与其日后被奉为经典的话语同时诞生的「新的权力经济」[20]的物质细节神话化、神秘化了。它属于规训性和生产性的权力,而非主权性的权力。福柯采取与霍布斯「完全相反」的进路:与其「自上而下」评估权力,「不如……研究处于边缘的众多身体,研究那些被权力效果构成为主体的身体」,这些权力效果来自规训技术与顽固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新式混合体。[21] 福柯发展的治理术概念,旨在「脱离主权的范畴思考权力」[22],也就改变了什么才算政治思考的认识基础。

朱利安·布尔格(Julian Bourg)说得好:「王座使人平息。」[23] 这句话有双重含义。决定生死的主权者本人,立即产生一种「使所有人畏惧的共同权力」[24];主权者这一概念形象还使任何拒绝承认其所要求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性的外部分析,在定义上就成了「非政治」的分析。这里的「王座」绝不局限于君主政体。福柯谱系学批判的高明之处,是把整个现代民主事业,即他所谓「主权的民主化」,与霍布斯最初的那场话语政变联系起来。这样,他把自身面对霍布斯的位置与十七世纪撒克逊人后裔的处境巧妙地叠合起来,后者曾被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主导话语无情压服。

Pictures 18 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1998年拍摄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东州监狱内部通道。该监狱建于19世纪,建筑组织体现了对囚犯活动与空间的制度化管理。图源:Jack E. Boucher/Historic American Buildings Survey/Library of Congress。

本文稍后再讨论平等派和掘地派的具体请愿。眼下,似乎更重要的是考察他们被遗忘的话语和被击败的知识,与1976年福柯的思想有何关系。这涉及其谱系学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后果,尤其是其历史—政治的时间综合。前文已经看到,福柯与十七世纪的先行者共享一套理解框架,它指出赤裸裸的征服对于现代社会领域的创立与维持不可或缺。[25] 然而,福柯使用平等派和掘地派的话语,所做的远不止浪漫化历史中的失败者。他以真正「不合时宜」(untimely)[26]的方式作用于现在:使过去时代的诉求重新出现,让历史知识与相隔三个世纪的政治姿态结合起来,骤然扰乱当下及其正在凝固的权力关系。

考古学家重建特定历史形态之中知识、显现与表述得以成立的条件;谱系学家则越过这一步,重新搬演某种权力体制借以稳定自身的「统治的危险游戏」。[27] 福柯仔细地把新方法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生成」(Entstehung)联系起来,后者「指兴起、出现的时刻……总是由特定的力量状态所产生」。[28] 它与「起源」(Ursprung)相对;后者才是传统历史学家更常追寻的东西,因为这种寻找「预设了先于外部世界的偶然和继起而存在的不变形式」。[29] 霍布斯仿佛是反谱系学家的典型;十七世纪中叶的起义话语所见证的,却恰是尼采所说的涌现时刻。福柯重返这些话语,不是企图扭转它们遭到压服后发生的历史,而是要揭示一个时代如何在力量作用中生成。

在《利维坦》的话语操作占据上风之前,曾有短暂的一瞬,人们能够看见并说出作为规训权力帮凶的治理术的暴力。福柯关于霍布斯的讲座力图说明:哲学—法权话语通过引导人们的思路偏离这一点,成了规训范式初生时不可或缺的关键。1651年,即《利维坦》初版之年,由此标记了这样一个时刻:古典时代的布置与前工业资本主义的推进,已经不可能阻挡。直到规训体制的霸权过渡为德勒兹所谓「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30]之后,「看见」并「说出」规训权力才再次成为可能。

福柯1976年考察主权话语的兴起及其对规训力量的胜利性遮蔽,恰与另一场同样可能划时代的历史生成相遇。对德勒兹而言,控制范式标志着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福柯将在1978—1979年以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为题研究这一新兴体制。但也可以从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31]开启的市场全球化、生产和通信及运输技术的巨大创新[32]、复杂金融工具的数学化和普及[33]、证券化和债务融资等过程来描述其形成。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不过,我的用意并非穷尽控制社会「新经济」的特征,而是阐明福柯的生成概念,并由此指出1651年与1976年之间一种不连续的联系。

直言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话语掩盖了当代资本金融转向所伴随的巨大暴力。[34] 平等派与掘地派的案例,使福柯能够思考权力范式的转变究竟如何发生,同时使当下正在发生的转变本身偏离原有轨道。

福柯说,谱系学通过「释放大量失落的事件」,在「事物的历史开端」发现「差异」和「纷争」,并促使自我毫无保留地分裂。[35] 与传统历史学不同,谱系学把过去视为可以无限变异的东西,以此确立现在也可以无限变异的可能。受到质疑的,不只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地位,还至少同样涉及再次搜寻档案的研究主体自身。福柯的各种档案研究,正是要让当下与自身疏离,以此前未见的方式标出今日的我们与昔日的我们之间的差异,为当下书写历史。如此看来,平等派与掘地派未必是福柯的志同道合者,他们更像是促使自我发生歧异的另一组标记。

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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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谱系学就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是一种伦理—美学实践,预示着福柯在《性史》后两卷中更为明确的转向。[36] 福柯选择档案时怀着某种亲近感,可以说,他在独特的努力中力求走出自身。我认为,尽管他的策略没有显露出明确的德勒兹主义色彩,却深受这位同胞的形而上学洞见影响:关于生活时间与集体个体化的思考、始终拒绝同一性的差异哲学,以及将主客体一并置入更符合后牛顿宇宙观的「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

迄今为止,本文对福柯与德勒兹关系的探讨还只是浅尝辄止,主要依靠德勒兹为这位老朋友所绘的「肖像」。现在应当直接进入德勒兹的哲学。为求简洁,我将以福柯1970年发表的书评〈哲学剧场〉为切入点。这篇文章评论了《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1968)和《意义的逻辑》(The Logic of Sense,1969)。按照福柯自己的阐述,我们应当把德勒兹哲学的核心概念「虚拟性」,理解为与福柯同时展开的谱系学转向构成对位关系[37]、又不可或缺的概念。

Gilles Deleuze, Jean-Paul Sartre & Michel Foucault together!一张记录吉尔·德勒兹、让-保罗·萨特与米歇尔·福柯共同出现的黑白照片。图源:Kinoimages 历史影像转载档案。

尽管〈哲学剧场〉的译文问世已有三十余年,它在英美学界关于福柯的讨论中仍被不恰当地边缘化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主张把它和〈尼采、谱系学、历史〉[38]一道,视为福柯后来研究监狱、性和治理术的档案工作的序曲,或许是其先声。我认为,正是德勒兹促使福柯的思想由知识转向权力,由规定何者能够被言说的主导认识条件,转向领土、人口、主权与战争等话语形象的胚胎状态及其力量的角逐。福柯在德勒兹那里发现了一套革命性的新宇宙论的核心概念:差异与重复、拟像(simulacrum)、事件(event),当然还有虚拟性。倘若只说福柯非常钦佩德勒兹,那就严重低估了他在后来的谱系学实践中运用这一理论框架的程度。

德勒兹试图推翻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以对新颖性和变化的肯定取代对本质与永恒形式的追索。他的哲学是「幻象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phantasm)……幻象在表面之间产生,并在那里取得意义」。[39] 我们视为世界现实现象的「表面效果」背后,存在着一个「不断扩展的无形对象领域,必须将它纳入我们的思想」。[40] 话语、陈述、知识、记忆、文化历史、事物名称、社会问题化过程等等,与受它们制约的有形实体一样实在。因此,要理解权力,就得放弃任何以主客体区分为起点的本体论。福柯正是把他的新权力概念安放在「表面之间」,即特定社会环境中现实的人与物之间。驾驭这套「幻象物理学」(phantasmaphysics)的,是差异关系,而非预设的身份;它揭示实在核心处「无形之物的物质性」,从而颠覆西方哲学。[41]

为了形成摆脱先在身份规定与静态再现的「差异自身」(difference-in-itself)概念,德勒兹用受柏格森(Henri Bergson)启发的虚拟—现实(virtual-actual)本体论图式,取代以可能与实在为轴线的传统宇宙图景。表面看来,这只是换了一个说法,实际变化却相当大。

其一,在德勒兹看来,一切都是实在的。[42] 不过实在包含两部分:由广延性质和已经个体化的存在者构成的领域,即现实者(the actual);以及强度领域,它制约个体化过程,却丝毫不像这个过程最终产生的东西。

其二,虚拟者不与现实者相似,也不能被再现,因此在字面上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虚拟者划定了可能性的边界,并使可能者与实在者形成内在关系。

其三,德勒兹的方案让时间的流逝呈现出更充沛的意涵:虚拟者把「纯粹过去」——德勒兹称之为生成的「根据」——引向一个未定的、「无根据」的未来,而这个未来能够使现象的现在天翻地覆。

这里尤其需要继续解释第三点,即虚拟者作为存在所具有的时间性质。因为我想表明,真正启动福柯谱系学研究的,正是德勒兹这套「幻象物理学」的时间性,也正是它使福柯得以清楚阐述上述历史—政治与哲学—法权之间的区别。

Henri Bergson on Matter and Memory - Continental Philosophy | Acast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黑白肖像,原始玻璃底片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Bain新闻摄影收藏。图源:Bain News Service/Library of Congress。

《差异与重复》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不求助于同一性和相同性这些陈旧范畴,如何证明「一个生命」(a life)持续存在,如何解释它在形式上的连贯?或者用福柯更具诗意的话说,作为幻象的主体如何「以额外存在(extra-being)的方式起舞、表演它的哑剧」?[43] 福柯的说法尤其引人注目:他借用最具身体性的艺术实践,来形容非身体之物的运行。但须记住,起舞或表演哑剧的身体,已经摆脱了决定它的坐标与接合关系,它正在一段时间的流逝或一个不可言说的区域中获得构成。

对于这种额外存在、幻象或「一个生命」来说,「时间是主体性的,不过它对应的是一个被动主体的主体性」。[44] 按照本文的理解,德勒兹的虚拟性理论取决于他对主动主体与被动主体的区分,更准确地说,是对主动与被动的「时间综合」(syntheses of time)、主动与被动的重复的区分。在主动层面,主体在不断逝去的现在、即现实时间中形成连贯性,作出决定、产生观念、回忆和行动。被动层面的特征则是虚拟时间。其主体把过去记录在每个现在之中,也把「纯粹」或「先验」的过去、一般意义上的过去记录下来,为主体的主动活动奠定基础。现实是不断变化的地形,始终处在变形和各样生成之中。虚拟者作为「纯粹过去」,则「坚持存在、持续存在、它就是存在」。[45] 

「从主动综合的观点看,我们在经验中经历的是不同的现在相继出现;从被动综合的观点看,这也是过去的各个层次不断增长的共存。」[46] 由此可以开始理解重复的作用。德勒兹追随柏格森,把每一个现在表述为整个过去的某一次特殊而在很大程度上偶然的「收缩」。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幻象在某一时刻,都是全部过去在特定收缩或松弛层次上的现实化。身份与行动消逝了,其中的差异之物——运动、强度、情动、力量关系——却永恒地回返。

这就让我们重新回到福柯的谱系学方法。德勒兹想做的是「把……时间引入思想」[47],而非以时间为思考对象。如果说这部早期著作隐含什么伦理命题,那就是重新发现构成当下的时间被动综合,也即各式各样的重复,并从虚拟者之中开掘未来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或反现实化(counter-actualization)所需的手段。福柯在档案研究中所做的,正是这件事:谱系学通过唤起对过去的新看法来作用于现在。他的目标有别于传统历史学家。1976年,他并不想找出平等派、掘地派身份的本质,也不打算重建这些团体的起义活动。他关心的是这些人的话语如何捕捉了有关权力的一组独特直觉、遭遇,以及权力对他们的投注。

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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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前文分别谈及尼采与德勒兹的两篇论文,《必须保卫社会》讲座还包含福柯对谱系学事业究竟意味着什么最为尖锐的阐述。他说,谱系学「就是要让局部的、不连续的、被取消资格或未获合法承认的知识,与那个声称能够筛选它们、按等级组织它们、以真正知识之名加以编排的统一理论机构相抗衡」。[48] 这是一场「知识的起义……反抗那些与制度化及其运作相联系的集中化权力效果」;这里指的是主权的哲学—法权理论这类霸权话语的制度化与运作。

福柯还说,「谱系学……是试图使历史知识摆脱从属地位,使它们重新获得自由」。[49] 平等派与掘地派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们代表着受压迫、被剥夺政治权利、寻求政治承认的群众,而在于他们指认出压迫性统治制度从中产生的历史征服。他们以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为例,指出那场战役如何在约六百年后仍决定社会关系。平等派与掘地派像尼采、像福柯一样,「在事物背后发现了全然不同的东西」。[50] 

他们质疑主权合法性时已经运用了前谱系学的战术:黑斯廷斯战役只是一直延续、却往往不为人所见的战争中的一个时刻。1976年,福柯以带有差异的方式重复了这项主张。他要让这场战争的物质效果重新出现,同时借它与当下建立某种类比关系。

Michel Foucault, l’inesausta rete del pensiero critico | il manifesto1972年2月28日,米歇尔·福柯与让-保罗·萨特在法国雷诺工厂外参加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与激进活动者皮埃尔·奥韦尔内遇害有关。福柯手持扩音器面向现场人群。图源:Josee Lorenzo/INA/Getty Images。

霍布斯的哲学—法权话语借助「统一的」权力理论,对平等派与掘地派的反话语形象加以「取消资格」「组织」或「压服」。福柯则宁可保留杂乱的局面。他不从「中心灵魂」的角度把握权力,而要在权力「成为毛细血管的地方」研究它。[51] 谱系学尤其关心概念如何被越来越一般化的机制和总体支配形式「投注、殖民、使用、扭折、转化、移置与延展」。[52] 霍布斯功能正是这样一种「机制」;相伴而来的「支配形式」则是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这里遭到争夺的概念是战争。在平等派与掘地派那里,战争原本能够解释社会关系与群体动态,后来才变成外交失灵时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事情。

福柯描绘1651年前后的权力关系,靠的是一个「小小的侧向跳跃」[53]:他构造了一位被剥夺王位的、旁支的利维坦。他的读法在某种程度上是读出字里行间的东西,但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式的解构并不相同。他不想揭示霍布斯哲学—法权话语内部的矛盾,而要回溯其真实的历史物质效果。霍布斯发生了移位,福柯本人也被「去中心化」了。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的著作中的作者意图常常显得如此难以定位。德勒兹谈及福柯的风格时,提出过一个也许最为贴切的反问:「说到底,剩下的还有什么?除了那无名的生命,它只有在与权力相撞、同权力争辩、交换『短促而刺耳的话语』时才会出现,随后又消失在黑夜里。」[54] 可以说,福柯功能(Foucault-function)仅在文本与副文本(para-text)的关键间隙中显现:在纸上写出的内容与它引发的偶然事件、接连发生的支配之间,在霍布斯本人及其事业被打破偶像的谱系学家纳入颠倒的战争框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现在让我们转向霍布斯的文本,看看它如何重新编码战争,以及福柯又怎样处理这套编码。

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如何过渡到政治社会的叙述,想必并不陌生。这里不必详述他的主权创世神话,但有必要重温其中几个基本要素,因为它们构成福柯解读、并最终重建反叙事的关键。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在权力统一于主权者之前,「人的生活」始终受到对同胞的「持续恐惧」所支配。每个人杀人与被杀的能力相等,因此人的生活出了名地「孤独、贫困、卑污、残酷而短暂」。[55] 

在「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中,「没有不义」「没有法律」,更没有「使所有人畏惧的权力」。[56] 此时,利维坦登场了。每一个个体共同把自身的主权、恐惧以及发动战争的能力交给这个容器。要「建立一种共同权力,使所有人畏惧,并将他们的行动引向共同利益」,唯一的办法是订立「人为契约」,使人们能够

把他们全部的权力和力量授予一个人……让他们所有人的意志归为一个意志。这就是说,指定一个人承担他们的人格;每个人都承认并确认,凡此人在涉及共同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将采取或促成采取的行动,其作者正是他自己;为此,每个人都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自己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如此,统一于一个人格之中的群众,就称为「国家」(COMMON-WEALTH),拉丁语叫作「城邦」(CIVITAS)。[57]

利维坦的出现于是标志着正义与不义的诞生、法律成为可能,以及一场以根本的求生意志为枢纽的关键交换。为了防范「外国人的入侵」和「彼此之间的侵害」,[58] 原本不可化约的众多者(multitude)不仅承诺无条件服从,预先授权主权者可能作出的一切决定,而且承诺自己将成为这些决定的作者。

于是,个人以持续的死亡风险交换生命的保证[59],恰恰因为他已经替主权者作出了决定,主权者在作决定时自身的行动能力反倒被排除了。 在霍布斯那里,众多者过渡为城邦、同时移交主权,似乎是一场神秘的、神话性的事件;每当起义没有发生,这一事件的价值便在事后得到重新肯定。[60]

对本文而言,也许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然状态,即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现实历史中从未存在过。它也不需要实际存在,因为在霍布斯的图式里,它的作用是形成威胁:只要众多者拒绝承认自己是主权决定的作者,并重新集合起来,战争就可能发生。「对霍布斯来说,一切并非始于战争」,而是始于作为「不能不起作用的永久背景」的战争状态。[61] 战争被哲学—法权话语完全吸收之后,便不再真的登场,而只充当背景,供一种更加体面、无害的政治上演。像克劳塞维茨一样,霍布斯把战争推到国家的边缘;只有「正常」政治失败时,战争才会发生。也就是说,战争只是可能的,既不具有虚拟性,也谈不上实在。

福柯着手对霍布斯「消除战争的历史实在性」[62]作反现实化的处理时,既不是提醒人们内战始终可能发生,也不是要证明政治在任何方面都类似战争。前一种说法过分强调现实者而忽略虚拟性;后一种说法则错误地预设现实者与虚拟者之间存在相似关系,而虚拟者按照定义无法被识别为这样的再现对象。

对福柯而言,战争是一项历史实在,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相关知识曾在十七世纪中叶短暂现身,随即遭到霍布斯功能之后确立的政治制度全面压制和重新编码。霍布斯煞费苦心论证主权权力的合法性,固然有助于结束当时持续进行的英国内战;但他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社会中驱逐战争,在理论上所做的远远超过现实局势的要求。他甚至剥夺了战争作为虚拟过去的实在性。

把战争说成理解公民社会中权力运作的网格,意味着重新记起那些缔造国家的征服:霍布斯功能用主权的替代性记忆将它们清除,人们现在则决定切换轨道,踏上一条未经探索的自我差异化道路。哲学—法权话语用神话性的过去代替历史上真实发生的过去:这套神话讲述原初的混沌与暴力,直到利维坦被召唤、国家得以建立;真实的历史却包含了英格兰社会战争始于1066年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并持续以虚拟方式存在的事实。

File:Battlefield of the Battle of Hastings.jpg - Wikimedia Commons2014年12月27日拍摄的英国黑斯廷斯战役遗址景观。图源:Fanfwah/Wikimedia Commons。

可以说,在福柯那里,问题是如何将这一虚拟者重新铭刻于现实,或者使其现实化,以更有效、具有政治生产力的方式重复那种危险的颠覆性知识。在这样的意义上,战争所争夺的是规定问题与创造解决办法的权力。[63] 权力就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凭借这一段历史或另一段历史,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往返的能力;它能推动社会个体化,也能确立一套可理解性网格。

颠倒克劳塞维茨的名言后,可以把政治理解为战争这一虚拟问题域的现实化。主权的哲学—法权话语恰恰掩盖了这种政治观念。但这里必须格外谨慎。我们谈论的战争与公开冲突没有太大关系,更谈不上主张把辩证暴力作为适当回应。对德勒兹来说,「冲突中存在一种虚假的深刻性」[64],它遮蔽了更彻底的差异思想。[65] 

福柯也接受了德勒兹关于冲突表面性的判断:「辩证法并没有解放差异」,它只是保证差异不断被重新捕获;「矛盾暗中帮助同一性获得拯救」。要「解放差异」,就「需要一种没有矛盾的肯定性思想」。[66] 「必须以问题的方式思考,而不是以辩证法进行问答。」[67] 这意味着提出新的问题,而不是继续回答旧问题,因为旧问题最终只会掩盖社会权力的动态。

霍布斯开启的现代战争概念,只能从预先设定的个人和群体身份出发理解差异。相比之下,福柯在1976年发现的战争概念,似乎深受德勒兹差异思想的启发。通过「外部敌人」的概念把差异外部化——这一理论脉络由霍布斯延伸至施米特(Carl Schmitt),又延伸到当代国际关系话语——主要是为了防范内部裂变。因此,虽然战争构成政治生活得以发生的条件,现代世界大部分地方却丧失了战争作为权力关系分析范式的效用。这部分要归因于霍布斯功能消除了战争的历史实在性。

福柯进一步解释:「霍布斯的原初战争中没有战斗」,「没有鲜血,也没有尸体」。相反,「我们置身于一个交换表象的剧场,处于一种没有时间界限的恐惧关系……我们没有在打仗,而是处在……战争状态中……这不是一场战斗或力量的直接碰撞,而是表象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68] 利维坦从貌似超然中立的角度发明了一套超历史的战争概念,以便证明主权权力的正当性,并维持国家统一。

于是,霍布斯把战争放在实在—可能的轴线上,德勒兹与福柯的介入则把它放在现实—虚拟的轴线上。对福柯而言,作为理解框架、同时构成政治生活现实化条件的「战争」,并不必然意味着尸横遍野,但作为虚拟的问题化过程,它绝对是实在的。反观霍布斯,他为了国家而想象性地重建战争观念,狡猾地回避了十七世纪中叶英格兰现实的战争处境。[69]

霍布斯的战争状态是一场无时间、无历史的表象交换。尽管战争永远有可能发生,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实现自身的潜能。在霍布斯那里,战争实际上被彻底而巧妙地切断了它与现代权力日益兴起的规训手段及技术之间的联系。这套特定的话语再现,甚至使人无法想象战争如何现实化为政治。霍布斯本人也直言不讳。《利维坦》第一部末尾说:「战争的性质不在于实际的战斗,而在于人所共知的战斗意向。」[70] 

因此,在他对主权的事后奠基中,真正重要的不是战斗,而是威胁的传达,以及人们对威胁会付诸实施的持续恐惧。恰是这种普遍且普遍使人失去行动能力的知识,促成了主权的集中。认为邻人天生随时可能挑起争斗,事实上便为自然状态向城邦的过渡铺平了道路。人们摆脱战争状态所造成的「卑污、残酷而短暂」的生活,靠的是「使所有人畏惧的共同权力」,也即利维坦。[71]

福柯注意到,在霍布斯那里,「正是恐惧,正是对恐惧的放弃,把我们带入主权秩序和绝对权力的法权体制」。[72] 但事情还不能这样简单地说完,因为全面的「放弃」从未发生。霍布斯反而在主权交换完成之后重新铭刻了恐惧。[73] 不过,在公民社会里持续存在的并非战争本身;留下的——其实原本也只有它——是相应的「意向」结构。自然状态处于一种不允许变化、不包含事件的无时间性之中。霍布斯的战争时间完全没有「时间的计量」。[74] 

在这样不计时间的时间中,一切都不会发生,什么都不会来到,也无物可以期待;战争时期吞噬人之存在的恐惧倾向,只会像霍布斯所说的「恶劣天气」一样久久不散。[75]

霍布斯清楚,平等派和掘地派把战争铭刻在记忆中的反话语,以及充满征服记录的少数者历史,威胁着王权。于是,他以过人的才智改写了政治合法性的叙事。《利维坦》第二部提出取得主权的两条基本途径,以及对应的两种国家形式。

其一是「以征服取得的国家」(Commonwealth by Acquisition),它通过「自然力量……或战争」建立;臣民为了活命而不愿战死,于是放弃意志。

其二是「以约定建立的国家」(Commonwealth by Institution),它形成于「人们相互同意,自愿服从……相信〔主权者〕能够保护他们抵御他人」的时候。[76] 

霍布斯明明承认前者受到「力量」和「战争」驱动,福柯却指出,整套区分是一场高明的骗局,它在话语上转移了人们对以国家安全之名流下的鲜血和堆积的尸体的注意。征服而来的国家与约定建立的国家,最终归结为同一件事,即「根本的求生意志」。[77]

The Levellers - Thompson, Perkins and Church | War Imperial War Museums

英格兰牛津郡伯福德圣施洗约翰教堂外墙的纪念铭牌,铭刻着三名于1649年5月17日被处决的平等派士兵姓名:Thompson、Perkins和Church。图源:Imperial War Museums,War Memorials Register。

谈到征服之后社会关系中貌似持续的伪战争,福柯指出:

一旦战败者表明自己宁愿活下去并服从,就把战胜者当作自己的代表,并恢复一位主权者,以取代在战争中被杀死的主权者。因此,导致以支配、奴役和屈从为基础的社会以残暴、非法的方式确立起来的,并不是战败本身;决定性的是战败过程中,甚至战败之后发生的事情,它在某种意义上独立于战败……宁愿活而不愿死的意志,才是主权的基础。它与通过设立及共同约定建立的主权同样具有法权性质和合法性。[78]

因此,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和约定型国家中自愿服从的臣民与保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最终都以主权而非支配为基础。霍布斯式主权完全「独立于」战争事件,它发源于根本的被代表意志。决定性的不是获胜的事实,而是「战败者承认征服者为自己的政治代表」。[79] 

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征服,而是征服被承认为征服。主权预设着一种预先存在的、作为中介的「胜利」观念,它能成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共同参照的依据。按照这样的分析,政治社会只是延续了原初战争状态中上演的「再现的游戏」。最初的征服不过是激发人民对更安全国家的渴望,然后加速实现这一愿望。

福柯说,在国家手中,「历史是权力的话语」,也是「巩固主权的仪式」。[80] 这种受规训的「历史」总以抹平差异的力量冲进来,使其「对手」关于战争的话语失去活动能力,将其捕获,最终重新编码。这正是霍布斯功能在十七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所做的事情。[81] 整个主权事业,实际上就是对战争的「某种『拒绝』」[82],也就是对历史偶然性的「某种『拒绝』」。[83] 

征服型与约定型国家共同以「根本的求生意志」为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以霍布斯功能暗中灌输的这种意志观念为基础。在这里,福柯看到了行政国家的最初轮廓,以及新的政府命令「使人活、任人死」(make live and let die);旧式权力的运作方式则恰好相反。霍布斯表面上的分类,不过是想「绕开〔英格兰〕征服问题」,绕开「这个在十七世纪一切政治话语与纲领中居于中心的棘手法权范畴」。[84]

相反,以平等派和掘地派为代表的政治历史主义话语,把战争看成「制度与权力体系的网络,同时也是它们的秘密」。它「是霍布斯最大的敌人」。[85] 从表面看,霍布斯似乎要结束一场现实的国内战争,驳倒起义的理由,使战败臣民重新与王权和解。但是,福柯的判断更加尖锐,并且要求一种比表面更深的实在观。战争作为「网络」与「秘密」,使规范化权力关系得以延续;它是现实制度与机构的虚拟条件。用德勒兹的话来说,霍布斯追求的是过去的另一种「收缩」。与直接压制历史上当地的王权反对者相比,更令人不安的,是他巧妙地在虚拟层面取消战争。

沿着这一思路,不能忽视著名的政治与战争等式中「通过其他手段」这一限定。政治不是战争;战争作为可理解性网格,使人们能够思考、并抗衡历史上特定的权力—知识关系。战争成了「另一种手段」,让人们通过过去抵达现在的真相。归根到底,福柯似乎并不那么关心政治社会本身,他关心的是我们相信「政治社会」这一观念所产生的物质效果,以及这一观念究竟掩盖还是揭示了什么叙事。把政治重新连接到战争,而非像克劳塞维茨那样把战争连接到政治,就是恢复能够推翻主权权力模型的「有效历史」;让过去为一种尚待到来的人民获得解放,为使现在与自身发生差异开辟新路。

福柯说:「我们必须在利维坦模型之外研究权力,必须走出法权主权和国家制度所划定的领域。」[86] 我们还必须「强行打开主权问题那巨大的过度决定结构」。[87] 哲学—法权主权理论既无历史性,也反政治;它连自己所属的时代都未能准确对应,因此必须把它作为过时的遗物彻底抛弃。福柯逃离霍布斯功能,重新搬演由十七世纪幽灵照亮的「好战的历史」。

如果打算把权力形态理解为动态的、在政治与历史上均具有偶然性的东西,就需要社会战争这一「真理的武器」。人们必须依据一个简单事实,把法律与权利读作战略和战术:主权的制度化毫无例外都是特定一方的胜利,只是它拒绝承认自己是胜利者。[88] 谱系学家的任务,是深入被遗忘的过去,找回足以锻造反现实的概念与话语工具,以此否定当代的表面景象。在《必须保卫社会》中,福柯从战争的「党派性话语」中发现了这些工具;它们先于早期现代「哲学家和法学家所梦想的理想战斗与敌对」。[89] 档案揭示了法律真正的政治史:它「诞生于战斗的鲜血与泥泞之中……诞生于燃烧的城市与遭到蹂躏的田野……也伴随着那些在黎明时分死去的著名无辜者」。[90]

平等派与掘地派本身就是反现实化的战略家。他们对「涉及战争、入侵、劫掠、剥夺财产、没收、抢夺、勒索,以及……那些在表面上规制权力的法律和制度中实际持续展开的一切斗争所产生的效果的历史知识」,加以「政治运用」。[9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话语成为秩序与永恒权利话语的「战略对手」。福柯要为他们的一项信念恢复正当性:法律和制度与其说规制权力,不如说就是运用权力。

过去的真实斗争催生了法律和制度,也完整地留存在其中;知道这些斗争,便能取得以别的方式促成现实发生的能力。哲学—法权话语拿出普遍知识,以及拥有自明、不可让渡权利的先验主体;它的「战略对手」则呈现「一个正在打仗的主体」,此人手中握有「一件真理武器和一种独特的权利」。[92] 十七世纪英格兰激进的战争话语同时反对源远流长的王室历史传统和刚刚兴起的主权哲学—法权话语。它把虚拟者理解为实在,并以政治化的方式处理过去。我认为,这正是福柯受到它吸引的根本原因。

「真理……是只能从其战斗位置、从争取胜利的角度,归根结底从说话主体自身求生的角度加以运用的真理。」[93] 这一判断贯穿了福柯此后全部的工作。真理始终只是一个真理——独特、未定、片断性的真理。平等派和掘地派带有明确立场的话语,似乎以「战略性的」方式在社会关系领域刻入差异,必然引出对既有主体化过程的质疑。它重新发掘并记录令人痛苦的文化记忆,重新组织集体过去,以求创造新的人民,并为社会领域中知识、感性与财富的全面重新分配辩护。它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反历史;它动用的真理总是复数的、分裂性的,「并非用来理解,〔而是〕用来切割」。[94] 它唤回了主权用以巩固权力、却又乐于忘却的那些真实战争。[95]

在平等派与掘地派那里达到高潮的战争话语表明,国家表面上的和平维系始终以隐蔽而不断更新的暴力与排斥为基础。正如托德·梅(Todd May)简洁指出,「叙述……一个民族的历史……一直是国家的事务」,即国家向自己讲述其兴起过程的「凯旋与辩护的故事」。[96] 官方话语的关键要素是「一个统一的、正沿积极方向前进的『我们』」,以及「一部为当下辩护的历史」。[97] 

简言之,国家历史只表现出面对过去时最缺乏批判性的态度。任何不同做法都会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98] 平等派和掘地派的历史则截然不同。它试图通过在民族与国家、撒克逊人与诺曼人、臣民与王冠之间划下无法弥合的切口,推翻既有体制,尤其是与之相配套的知识—权力布置。福柯把它称作「种族话语」(race discourse),即对统治集团兴起所作的、公开承认自身立场与政治动机的反叙事。这里的「种族」(race)不应按静止的生物学身份来理解,而应理解为群体与过去之间特定的共同关系。

在福柯的用法中,种族似乎更多涉及后成过程而非遗传机制,关乎群体组织与内部差异化的过程,而非本质。在英国内战持续展开的同时,霍布斯与他的对手之间发生了「主权的历史与种族战争的历史之间的冲突」。[99] 前者把暴力推向国家边界,使战争成为国际关系的问题,并由此把人民统一成同质的整体。[100] 后者则撕开国家的接缝,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制造国内裂隙,目的在于激怒而非安抚人群。为此,它进入虚拟领域,重新提出那些决定社会—政治个体化的「问题化」过程。

这套种族战争话语就是革命的反历史;霍布斯的著作却狡猾地把民族重新缝合进国家,使它实际上遭到根除。反历史讲述的是构成十一世纪诺曼统治合法化基础的入侵与不义。福柯所谓「作为要求的历史」(history-as-demand),「闯入了君主派法学家为讲述英格兰国王权力从未间断的历史而开展的一切历史工作」。[101] 面对企图用国家理论与契约主权体制消除暴力占有记忆的哲学—法权话语,平等派和掘地派高声宣告:「征服确实发生过。」诺曼人击败撒克逊人所标志的,「不是……绝对权利的开端,而是一种无权利状态;它取消了区分贵族、正当政体等等的一切法律与社会差别」。「法律就是陷阱……是权力的工具……是维护既得利益的方式。」[102] 必须再说一遍:征服确实发生过。只要征服的概念被遗忘,其力量便会不断更新;换言之,只要法律装置与政治制度用编纂下来的社会关系掩盖征服,并阻止人们在政治上运用过去,征服就继续发挥作用。[103]

起义者以独特的权利宣言宣称自己已摆脱「对人的奴性恐惧」。[104] 这一宣言戳破了哲学—法权话语所梦想的普遍性,也戳破了它对共同参与的盲目信念、人人平等地获得政治代表权的神话,以及关于胜利可以被认定、战争会有终点的预设。「英格兰受压迫的穷人」说出的,是一场持续六百年的社会战争。他们想象的共同体并不按领土忠诚来划分,而是沿有罪与无辜、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界线分裂。

这再次说明,他们把差异看成现代政治社会内部固有、并且构成政治社会的东西。他们的话语如幽灵一般,因为它始终「超出」自己所指称的事件。借用福柯早年评论德勒兹的说法,他们的种族战争史,无非是「那个『缺席的』事件及其重复的游戏」。[105] 被主权话语减去了的征服事件,作为「缺席之物」被无限增殖,正是平等派与掘地派话语的事业;三个世纪之后,站在规训时代彼岸写作的福柯,所做的也是这件事。

在福柯那里回返的、他使之向我们回返的,恰恰是这个「缺席之物」。萦绕现在、煽起起义之火的,并非征服事件本身,而是它所进行的「游戏」的形式。对德勒兹而言,如此重复「缺席之物」,就是肯定超出一切同一性的东西——「差异自身」。作为纯粹差异,「〔征服〕事件总是身体相互碰撞、混合或分离所产生的效果,但这种效果本身绝无身体性质;它是无形的、不可接近的战斗,千百次转折并重复自身」。[106] 谱系学要铭刻的正是它:在事后重新打开一个无身体的事件,使当下沿一条逃逸线(line of flight)前行,并使其暴露于德勒兹所谓「空洞的」或「纯粹的时间形式」之中。[107] 

福柯的方法依照永恒回归的时间结构运作。纯粹差异与深层重复在此于拓扑意义上重合,共同肯定无法保存之物——时间自身,它不断流逝,并内在于生命。1651年,战争的幽灵萦绕着主权,威胁着规训体制悄然建立的计划。1976年,幽灵重返——仍是同一个幽灵,却又有所不同;正如德勒兹所说,它「等同于不等本身」。[108] 「有效历史」的反复呼声——「去死、去战斗、去征服、去被征服」[109]——迫使失落的时间回返。福柯称之为「反记忆」,认为它实现了「把历史转变成一种全然不同的时间形式」。[110] 因此,这种反记忆始终完全处于国家的本体论—认识论结构之外,而主权话语一旦站稳脚跟,那些随之扎根的学科与制度便会设法阻止它。

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开展的档案再研究,把霍布斯那套过时分析模型的具体陈述重新安放到其充满争议的生成环境,以及它当初取得胜利的地点。他所重演的历史知识,拒绝伟大人物及其断续战争的转移视线的故事,转而主张「通过辨认所有法权与和平制度内部仍在展开的战争与斗争,使战争继续下去」。[111] 

简言之,历史知识始终是政治性的,也始终带有立场,尽管国家主义的断言声称并非如此。福柯在「运用」这类知识时追随早期现代的先行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说明了他希望开启的批判政治事业。谱系学把一个曾经的现在与拒绝消逝的过去拉近,让它们相互套叠;它把知识从权力手中切离,以暴烈的方式——尽管发生在虚拟层面——打断社会关系和政府体制的规范状态。

德勒兹在对福柯的补述〈控制社会后记〉中提醒我们:当规训范式让位于「控制」范式时,「没有必要恐惧,也没有必要抱希望,只需要寻找新的武器」。[112] 福柯试图让自己的思想摆脱权力装置,在十七世纪中叶部分照亮动荡社会领域的种族战争「有效历史」中找到一件武器。如果像福柯追随德勒兹所指出的那样,「现在作为差异的回返……同时肯定了偶然性的全部」,[113] 那么人们要做的,就是挣脱社会演进和集体差异化的那条貌似最可能发生的路线。

在后规训范式的形成时期,面对资本广泛金融化的第一轮攻势——信贷繁荣、证券化、衍生品估值标准化、西方去工业化等等——福柯投身档案,让那些见证另一种现在的过去之声通过自己发言,尽管我们早已不再是那一个现在。谱系学方法通过时间的这种游戏,也使福柯见证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未来——属于我们的另一个未来。

NY Stock Exchange  | Library of Congress197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内,交易员聚集于报价设备与交易台之间,地面散落着纸质交易记录。图源:Bernard Gotfryd/Library of Congress。

今天,「主权」一词最常与「债券」或「债务」连用,《必须保卫社会》的话语分析就越发显得「不合时宜而恰逢其时」。在这个靠金融工具及其偿还计划支持国家持续运作的世界里,战争仍在表面之下肆虐。由超国家、超主权层级发号施令、日益普遍的「紧缩措施」,应当被理解为一件件武器。福柯提醒我们:「人类不会经过一次又一次战斗,最终抵达普遍互惠;〔人类〕只是把自身的每一种暴力安置在规则体系中。」[114] 

正如本文力求证明的,谱系学的要旨就是让暴力及其被掩盖的方式重新现身,处处抵抗我们对于「普遍互惠」的偏爱。主权并没有在规训体制确立时消失,也没有随着社会日益确定地转入控制社会而消失。它的性质发生变化,经历一种转导(transduction)。所以不难理解,福柯何以从霍布斯和克劳塞维茨出发,仅仅经过两门课程,便走到了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贝克尔(Gary Becker)和整个新自由主义场域。尽管福柯后期的思想转而离开现代与当代治理术,但我希望借助德勒兹说明两件事:《必须保卫社会》及其紧随其后的讲座,在福柯思想演变中的关键位置;以及或许更为重要的、谱系学更加一般的政治性——那种与福柯的档案探察始终并行的、具有批判力量的当下性。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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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一图式的一种简化却同样适用的转换,可见于美国法学中宪法原旨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之间的对立。

[2] 米歇尔·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载Donald Bouchard编,《语言、反记忆、实践》(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1977),第154页。

[3] 德勒兹在《谈判》(Negotiations,1990年法文初版)收录的几篇谈福柯的访谈中,详细讨论了这段「沉默」。

[4] 吉尔·德勒兹,《谈判》(Negotiations,1995),Martin Joughin 英译,第83页。

[5] 同上,第83页。

[6] 例如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米切尔·迪安(Mitchell Dean)影响广泛的著述,以及格雷厄姆·伯切尔(Graham Burchell)等人编纂的《福柯效应》(The Foucault Effect,1991)。

[7] 德勒兹:《谈判》,第92页。

[8] 我指的是1977—1978年及1978—1979年的讲座,它们后来分别以《安全、领土与人口》(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2007年英译出版)和《生命政治的诞生》(The Birth of Biopolitics,2008年英译出版)为题问世。

[9] 德勒兹:《谈判》,第86页。

[10] 参见上文注4。

[11] 参见福柯,〈无名者的生活〉(Lives of Infamous Men),载James Faubion编,《福柯文选:1954—1984》(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2000),第三卷,第157—175页。

[12] 应当说明,本文依照福柯的用法,所谓「霍布斯」并不指某个作为作品创造者的个人,而指一种作者功能:它是话语力量的标记,也是指称一组开放性权力效果的便捷名称。参见福柯〈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对作者功能的阐释。他概括道:「『作者功能』与限定、规定并表达话语领域的法律和制度体系相联系……它并非由文本自发归属于创作者来界定,而是通过一系列精确而繁复的程序形成;它并不简单指向一个现实个人,因为它同时产生多种自我和一系列主体位置,任何阶级的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些位置。」见Donald Bouchard编:《语言、反记忆、实践》,1977年,第130—131页。如本文试图表明的,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处理霍布斯的方式,正为研究作者功能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13]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2003),David Macey 英译,第97—99页。

[14] 同上,第111页。

[15] 这本是较早时期福柯的事业:他着力发掘一个时代的认识界限,而不是社会领域中权力的流动。参见德勒兹:《谈判》,第95页。

[16]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36页。

[17]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1968),第186页。

[18]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36页。

[19] 同上,第37页。

[20] 同上,第35页。

[21] 同上,第27—29页。

[22] 朱利安·布尔格,〈《必须保卫社会》与后期福柯〉(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and the Last Foucault,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7, no. 1, 2004),第2页。

[23] 同上,第2页。

[24] 霍布斯:《利维坦》,第187页。

[25] Julian Reid对「维持」这一面向作了详尽解读。他认为,战争是当代主权权力得以维系的必要条件;小布什时期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例子(2009年,第128页)。

[26] 德勒兹追随尼采,把「不合时宜」界定为一种既违逆自身时代、又作用于自身时代的行动(1994年,第xxi页);它把长期被遗忘的过去重新找回,并通过主动意愿使其回返,让它显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

[27]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48页。

[28] 同上,第148页。

[29] 同上,第142页。

[30] 吉尔·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October 59, 1992),第3—7页。德勒兹把这种新范式取得霸权的时期定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认为,自己对控制社会的警句式勾勒,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谱系研究的继续,尽管福柯在这些讲座之后立即把注意力转离当下。

[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最初形态,均于1944年在此建立。

[32] 我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彻底改变商业海运的集装箱化,以及自动化与准时制生产的结合,后者通常被称为丰田主义(Toyotism)。

[33] 尤其是1973年提出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Black–Scholes model):它成功把微分方法用于期权定价,其成果后来获得诺贝尔奖。

[34] 参见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金融资本的暴力》(The Viol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2010),Kristina Lebedeva 英译。

[35]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42、145页。

[36] 沿着这条思路,约翰·拉齐曼(John Rajchman)通过德勒兹来阅读福柯,认为他描绘了「思考艺术、与艺术一道思考的新方式,以及在艺术中或通过艺术机构开展研究、产生观念的新方式」。见拉齐曼,〈面向当代艺术的德勒兹—福柯肖像〉(A Portrait of Deleuze-Foucault for Contemporary Art),载Simon O’Sullivan、Stephen Zepke编,《德勒兹、加塔利与新事物的生产》(Deleuze, Guattari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New,2008),第80页。

[37] 这是一个音乐比喻,表示旋律般交织,而非和声意义上的和谐。德勒兹与福柯是两条各自独特的线,偶尔会以惊人的方式彼此共振。

[38] 上文已讨论。

[39] 米歇尔·福柯,〈哲学剧场〉(Theatrum Philosophicum),载Donald Bouchard编,《语言、反记忆、实践》(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1977),第169页。

[40] 同上,第169页。

[41] 同上,第170页。

[42] 德勒兹曾借用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著名表述来解释虚拟者:「实在但不在场,观念性但不抽象。」见德勒兹,《普鲁斯特与符号》(Proust and Signs,2000),Richard Howard 英译,第58页。

[43] 福柯:〈哲学剧场〉,第170页。

[44] 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1994),Paul Patton 英译,第71页。

[45] 同上,第82页。

[46] 同上,第83页。

[47] 同上,第88页。

[48]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页。

[49] 同上,第9—10页。

[50]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42页。

[5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27、29页。

[52] 同上,第30页。

[53] 福柯:〈哲学剧场〉,第168页。

[54] 吉尔·德勒兹,《福柯》(Foucault,1988),Seán Hand 英译,第95页。

[55] 霍布斯:《利维坦》,第186页。

[56] 同上,第185、188页。

[57] 同上,第226—227页。

[58] 同上,第227页。

[5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6页。

[60] 沃伦·蒙塔格(Warren Montag)沿着这条思路提出,应把霍布斯看成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某种先驱,也许是最早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类型的理论家。见蒙塔格,〈超越强制与同意〉(Beyond Force and Consent),载Antonio Callari、David F. Ruccio编,《后现代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未来》(Postmodern Mater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Marxist Theory,1996),第91—108页。由于主权者仅凭暴力不足以维持公民和平,国家必须召唤个人作出「沉默而不自知、却又不能说完全不自愿的」同意行为。同上,第98页。

[6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3页。

[62] 同上,第97页,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63] 参见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208页。

[64]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51页。

[65] 同上,第106页。

[66] 福柯:〈哲学剧场〉,第184页。

[67] 同上,第186页。

[68]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2—93页,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69] 福柯在这里使用的剧场隐喻,与他在谱系学中对历史—政治上特定压服事件所作的「重新搬演」形成有趣的对照。这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戏剧化模型:前者把战争概念抽离实在,夺去它的分析效力,从而重新编码战争;后者则解码同一概念,以剥夺那些国家执行者转移视线的战术的合法性。

[70] 霍布斯:《利维坦》,第186页,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71] 同上,第187页。

[72]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5页。

[73] 霍布斯「common Power to feare」这一表述自身的语法就颇为滑动。一种常见读法是「所有人共同畏惧的权力」。主权者以其「令人敬畏」的力量,将所有人原本分散的恐惧集中起来;公民社会通过这种统一的恐惧转移维持和平。另一种读法则是「共同承担恐惧的权力」:主权者本人肩负所有相互抵牾的恐惧,从而解除臣民的负担。这样,主权者就成了代表共同体去恐惧的人;他监督边界,以履行安全保障。他使人「敬畏」,就像基督受难以一条生命换取整个民族的救赎,从而使信徒敬畏。无论把这个句法理解成共同恐惧,还是共同体把恐惧转移出去,都会得出大致相同、却令人困惑的结果。不过,这种语法上的歧义还允许第三种更激进的变化:「共同权力」也可能表示属于共同体自身的权力。霍布斯不断提醒人们,主权者的权力来自臣民,并代表臣民,因此这种读法似乎也说得通。共同采取行动确实可以形成令人敬畏的经验,但这显然不像是霍布斯会提倡的东西。这种「少数者」式读法造成的语义滑移,让原本离散的众多者重新渗入那套专门为排除他们而设计的话语。可参见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诸众的语法》(Grammar of the Multitude,2004),Isabella Bertoletti 英译。书中详细分析霍布斯如何以「人民」取代「众多者」。James Martel也对《利维坦》作了近于解构主义的阅读,指出霍布斯的阅读理论如何破坏其主权模型。Martel最终呈现的霍布斯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而非自由主义之父。见James Martel,《颠覆利维坦:将托马斯·霍布斯读作激进民主主义者》(Subverting the Leviathan,2007)。

[74] 霍布斯:《利维坦》,第186页。

[75] 同上,第186页。霍布斯在这里还说,战争时期尤其有害,因为那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第180页)。由此可以开始看出,主权话语与原工业时代规训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

[76] 同上,第228页。

[77]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6页。

[78] 同上,第95页。

[79] 帕斯夸莱·帕斯奎诺(Pasquale Pasquino),〈战争与和平的政治理论:福柯与现代政治理论史〉(Political Theory of War and Peace,Economy and Society 22, 1993),第81页。

[80]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69页。

[81] 另参见Mark Kelly,《米歇尔·福柯的政治哲学》(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Michel Foucault,2009),第51页。

[82]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97页。

[83] 正如托德·梅所指出的,实际上霍布斯那里并不存在历史。见梅,〈社会身体与规训身体中的战争〉(War in the Social and Disciplinary Bodies,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 7, 2004),第50页。

[84]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110页。

[85] 同上,第110页。

[86] 同上,第34页。

[87] Andrew Neal,〈砍下国王的头:福柯的《必须保卫社会》与主权问题〉(Cutting Off the King’s Head,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29, 2004),第392页。

[88] Paul Muldoon,〈主权例外:殖民化与社会的基础〉(The Sovereign Exceptions,Social and Legal Studies 17, 2008),第61页。

[8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50页。

[90] 同上,第50页。

[91] 同上,第98页。

[92] 同上,第54页。

[93] 同上,第52页。

[94]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54页。

[95] 采取这种批判话语当然并不容易,而且充满危险。福柯在关于希腊「坦率直言」(parrhesia)概念的讲座中列出了它的要求:勇气、坦诚以及甘冒危险的倾向。参见福柯,《无畏的言说》(Fearless Speech,2001),Joseph Pearson 编,第15—17页。这些品格在霍布斯式主体那里显然缺席,甚至与其根本相反。正如前文所见,在自然状态和公民社会中,霍布斯的主体首先都是由恐惧驱动的。

[96] 梅:〈社会身体与规训身体中的战争〉,第44页。

[97] 同上,第45页。

[98] 因而,在本文写作之际,国际上正出现将维基解密(WikiLeaks)犯罪化的种种努力。

[9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78页。

[100] 参见Paul Muldoon:〈主权例外〉,第62页;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48页。

[10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78页。

[102] 同上,第107页。

[103] 1649年,在反对圈占公地的一份文书中,「英格兰受压迫的穷人」宣布,他们已经摆脱「对人的奴性恐惧」。「那些自称庄园领主的人的法律……不能再伸手来压迫我们,除非你们要用你们的法律流下我们血管中流淌的无辜鲜血。」见杰拉德·温斯坦利(Gerrard Winstanley)等,〈英格兰受压迫穷人的宣言〉(A Declaration from the Poor Oppressed People of England,1649),原文所列网址 。这份宣言由掘地派集体署名,宣称「代表……全世界所有受压迫的穷人」。它依据民族与阶级划出的国内分界,使英格兰人口一分为二。所谓「权利」在这里被重新设定为战术和战略,即「战争仍在继续时,身处战斗之中提出的要求」。参见邓肯·艾维森(Duncan Ivison),〈规训时刻:福柯、法律与权利的重新铭刻〉(The Disciplinary Moment),载Jeremy Moss编,《后期福柯:政治与哲学》(The Later Foucault,1998),第143页。

[104] 温斯坦利等,前引文。

[105] 福柯:〈哲学剧场〉,第177页。尤其在德勒兹《意义的逻辑》中,这种「游戏」成为颠覆西方传统以同一性为基础的哲学与政治的一项关键策略。

[106] 同上,第173页。

[107] 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第88—91页。

[108] 同上,第90页。

[109] 福柯:〈哲学剧场〉,第177页。

[110]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60页。

[111]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第171页。

[112] 德勒兹:〈控制社会后记〉,第4页。

[113] 福柯:〈哲学剧场〉,第194页。

[114] 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第151页。

往期回顾

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

译文|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罗尔斯与公共理性的谱系

译文|没有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福柯与自由市场信条 1976-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