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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监狱与监狱暴动

「正文约5300字」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访谈者:博多·莫拉韦(Bodo Morawe)

文献来源:Michel Foucault, 「Prisons and Revolts in Prisons」(《监狱与监狱暴动》) in Intolerable: Writings from Michel Foucault and the Prisons Information Group (1970–1980)(《不可容忍:米歇尔·福柯与监狱信息小组文集,1970—1980》),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1,308–316.

原载:《文献:跨国合作杂志》(Dokumente: Zeitschrift für üb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1973年6月第2期,第133—137页,德文标题为「监狱与监狱暴动」(Gefängnisse und Gefängnisrevolten)。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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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法国监狱接连发生暴动。福柯在这篇1973年的访谈中追问:囚犯怎样将生存处境变成政治斗争?他从阿尔及利亚政治犯、五月风暴后入狱的毛主义者谈到监狱信息小组,解释囚犯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向公众发声。访谈继而转向监狱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学校、工厂和监狱同属贯穿日常生活的惩罚体系。没有监狱的社会能否成立,最终牵涉谁有权制定和执行规则。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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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多·莫拉韦: 法国许多监狱都发生了囚犯暴动,包括艾克斯(Aix)、克莱尔沃(Clairvaux)、博梅特(Baumettes)、普瓦西(Poissy)、里昂和图勒(Toul)的监狱。它们使公众开始关注铁栏杆和水泥高墙后面发生的事情。自1971年以来,这些暴动不断登上法国报纸的头条,形式各不相同:骚乱、绝望之举、集体抵制,以及提出具体诉求的抗议运动。您认为,这场反抗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它果真是一种新现象吗?

米歇尔·福柯: 我想先提醒大家,19世纪的历次政治革命——1830年、1848年、1870年——都有一个传统:要么监狱内部发生暴动,囚犯声援墙外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要么革命者来到监狱,撞开大门,释放囚犯。在整个19世纪,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可是到了20世纪,由于一系列社会过程的作用,例如在政治上和工会中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与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之间的断裂,政治运动不再与监狱里的运动保持联系。报纸几乎从不报道监狱暴动,仿佛过去整整71年里,监狱始终风平浪静。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这段时期一直存在监狱暴动,也有监狱制度内部的抗议运动,往往遭到血腥而暴力的镇压,例如1967年巴黎圣特监狱(La Santé)发生的事件。只是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问题因此出现了:监狱外部的政治运动与监狱内部运动的政治化,如今为什么又重新联系起来?这里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首要的因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Algerian War)期间大批阿尔及利亚囚犯被关进法国监狱,人数达数千之多。他们为争取政治犯身份的承认而斗争,以消极抵抗和拒绝服从的方式,证明了完全有可能迫使监狱管理当局让步。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一步。

此后,1968年五月风暴(May 1968)之后又有了一批政治犯,其中主要是毛主义者。还有第三个重要因素。监狱信息小组(Prisons Information Group,GIP)成立以后,囚犯知道,监狱外面有人正在关心他们。这场运动不只是基督教或世俗的慈善运动,而是一场致力于对监狱制度进行政治抗争的运动。[1] 这一连串变化汇聚起来,形成了某种局面:在监狱内部,先有阿尔及利亚囚犯,后有毛主义者,推动了囚犯运动的政治化;在监狱外部,监狱制度本身也成了政治问题。

经过监狱信息小组发起的一场运动,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囚犯阅读日报的权利。此前,直至1971年7月,报纸还被挡在监狱高墙之外。于是,1971年7月,他们允许囚犯读报了。同年9月,他们得知美国阿蒂卡监狱暴动(Attica revolt)的消息,发现阿蒂卡囚犯遭遇的问题正是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具有政治性质。正因为如此,他们明白自己在监狱外面拥有支持者,因为世界各地都存在同样的问题。[2] 那一刻,震动极其强烈,囚犯真切地意识到了问题的规模和政治分量。接下来的两周内,在法国管制最严厉的监狱之一克莱尔沃监狱,两名囚犯劫持了一名狱警和一名护士作为人质,企图越狱,并在行动中杀死了这两名人质。

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次劫持人质的事件即使不是监狱当局公开策划的,也是当局促成的;无论如何,至少可以说,当局纵容了这件事:他们知道有人正在酝酿某项计划,即使并不知道计划的内容。为了扑灭这场日益高涨、已经具有政治性质的骚动,当局竟任由这两个年轻人把事情做下去。这最终结束了这场悲剧。紧接着,监狱管理部门、政府和几家报纸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说:「你看囚犯是什么样的人。」[3] 恰恰在这个时候,法国监狱里发生了一次极其关键的变化。囚犯开始认识到,个人或半个人式的斗争——两三个人,或者再多一些人结伙越狱——不是正确的方法。

囚犯运动要获得政治意义,就必须真正成为一场覆盖整座监狱的集体运动,而且还必须向公众发出呼吁。囚犯已经知道,公众正在开始关心监狱的问题。于是,暴动出现了全然不同的形式。1971年12月,克莱尔沃事件过去两个月,阿蒂卡暴动过去两个半月,囚犯获准阅读报纸过去四个月,监狱信息小组成立一年之后,图勒监狱爆发了一场19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暴动:整座监狱都起来反抗。囚犯爬上屋顶,抛撒传单,展开横幅,用扩音器向外界呼喊,讲清楚他们到底要求什么。

莫拉韦: 囚犯提出了哪些要求?我们真的可以说,他们的暴动出于政治觉悟吗?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您明确地把它称作一场「政治运动」。

福柯: 首先必须区分行动的政治形式与非政治形式。我的意思是,两个囚犯劫持人质后越狱,即使他们是政治犯,或者具有政治意识,这种行动形式仍然是非政治的。反过来,假如囚犯提出这样的要求:改善饮食、提供取暖条件、不再因鸡毛蒜皮的违规行为受到荒唐的惩罚,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些要求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当他们以集体方式提出诉求,借助公众舆论的力量,诉求的对象不是他们的上级——监狱长,而是权力本身,指向政府和执政党,他们的行动便具有了政治形式。

你也许会说,这里面仍然没有政治内容。可是,今天的政治运动不正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吗?人们发现,日常生活里最平凡不过的事情——一个人怎样吃饭、怎样获得营养,雇员与雇主是什么关系,人们如何相爱,性如何遭到压抑,家庭施加了怎样的限制,禁止堕胎——统统都是政治问题。无论如何,今天的政治就是让这些事情成为政治行动的对象。所以,一项行动究竟具有政治性质还是非政治性质,已经不能单凭它的最终目标来判定,还要看它采取了什么形式,看那些曾被19世纪欧洲政治传统逐出政治领域、认为不值得政治行动关注的事物、问题、骚乱和痛苦,究竟怎样被政治化。那些人不敢谈论性。自19世纪以来,他们也几乎从来没有把囚犯吃什么当成严肃的政治问题来讨论。

莫拉韦: 监狱信息小组的调查具体涉及法国的羁押条件和刑罚执行制度。你们发现了哪些事实?这个小组开展调查,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福柯: 当然,其中大部分事实早已为人所知。监狱的物质条件糟糕透顶;囚犯劳动遭到最无耻的剥削,简直无异于奴隶制;医疗服务不存在;狱警殴打囚犯,施加暴力;监狱内部还有一种专断的裁判机构,唯一的法官就是监狱长,他可以对囚犯追加惩罚。这些事情说到底并不是什么秘密。借助监狱管理部门内部几个「叛徒」的帮助,我们本可以把这些事实同从左右两派收集到的报告联系起来。可是,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让囚犯自己把这些情况告诉公众。

于是,我们没有去找监狱管理人员,也没有向他们提问,连在那里工作的医生和社会工作者都没有找。我们以非法方式将调查问卷送进监狱,囚犯又通过同样的渠道把问卷送出来。这样,在我们出版的小册子里,站出来说话、揭露事实的就是囚犯本人。由于只有有限的圈子知道这些事情,让公众听到囚犯自己的声音,并让囚犯知道正在发言的就是他们自己,是很重要的。于是发生了一件在有些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司法部竟无法反驳这些事实中的任何一条。囚犯说出了真相,彻彻底底的真相。

莫拉韦: 监狱信息小组的小册子里披露了这样的事实:监狱设施破败不堪,囚犯受到施虐式虐待,医生的处方一再遭到无视,囚犯还被非法惩处,随后被施用镇静剂,等等。这一切与法国立法者所宣示的目标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反差。自1945年开始的刑法改革[4]曾提出这样的原则:「剥夺自由这一刑罚,其首要目的在于改善被判刑者,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您同意这一理念吗?依您看来,为什么它直到今天仍未实现?

福柯: 法国法官今天怀着十分尊敬的心情引用的这句话,早在150多年前就有人用同样的措辞说过了。监狱最初建立的时候,就被当作改造人的工具。结果失败了。当时的人相信,只要把犯人关起来,使他们与社会隔绝,让他们独处、反省、强制劳动,始终受到监视,再加上道德说教和宗教规劝,被判刑者就会进行自我改造。可是,经历了150年的失败以后,监狱制度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人们继续相信它?这句话已经重复得太多,如今我们实在很难再相信它了。

莫拉韦: 这就是您的回答?

福柯: 是的,完全如此。

莫拉韦: 那么请允许我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我们是否应该改革现行监狱制度,以改善囚犯的羁押条件?还是必须同关于刑法、刑罚执行等问题的一切传统观念决裂?

福柯: 所谓监狱制度(penitentiary system),就是把人关在封闭机构里,对他们实施特殊监管,直到他们受到改造——至少人们是这样设想的。这个制度已经彻底失败。而它又只是一个范围更大、更复杂的体系的一部分,我姑且称之为惩罚体系(punitive system)。孩子受惩罚,学生受惩罚,工人受惩罚,士兵也受惩罚。说到底,人终其一生都在受惩罚。惩罚我们的事情很多,只是惩罚的理由已经不同于19世纪。我们生活在一套惩罚体系之中。必须质疑的就是它。监狱本身只是刑罚体系(penal system)的一部分,而刑罚体系又只是惩罚体系的一部分。如果不改革刑罚体系和刑事立法,单单改革监狱制度就没有用。然而,倘若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确实有赖于这套遍布社会、不断对个人施加惩罚压力的网络,刑事立法就不得不大体维持它今天的样子。

莫拉韦: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改变整个体系?

福柯: 我们所拥有的刑罚体系,正是与我们这个社会相称的刑罚体系。有一种据说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十分简单,认为所有这些都可以归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s)。沿着这个层次去看,人们当然总能设想一些调整和修补。但事实上,我不认为刑罚体系属于上层建筑。它实际上是一套权力体系,深深渗透进个人的生活,并作用于他们同生产装置(production apparatus)的关系。这样看来,它根本就不是上层建筑的问题。要使个人成为生产装置能够随时支配的劳动力,就需要一整套约束、强制和惩罚机制,也需要刑罚体系与监狱制度。这些只是表现形式。

莫拉韦: 历史能够证明这一点吗?

福柯: 从19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一系列按照同一种模式运转、遵循相同规则的机构。它们最早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形象呈现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著名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1791)之中。[5] 这些是监视机构(institutions of surveillance)。个人在这里被接入一套生产装置,接入机器、职业、作坊或工厂,或被接入教学机构、惩罚机构、矫正机构,或者医疗卫生机构。他们被拴在这些装置上,必须服从一整套支配其全部生活的行为规则,还要接受管理者的监视(surveillance)。这些管理者——工头、护士、看守——掌握着实施惩罚的手段:在工厂里可以罚款,在学校和收容机构里可以施加身体或道德上的矫正,在监狱里则可以实施各种暴力性的、主要针对身体的惩罚。

医院、精神病院、孤儿院、学校、感化院、工厂、实行纪律管理的作坊,以及监狱,都属于一种巨大的社会权力形式。这种权力形式在19世纪初确立起来,毫无疑问,是工业社会——或者,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转的条件之一。要使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体、生存和时间转化为劳动力(force de travail),把这些劳动力交给资本主义试图动员的生产装置支配,就必须有一整套强制装置。[6]

在我看来,一个人从托儿所、学校出发,经过兵营,直到进入养老院,始终被这些约束包围着;监狱和精神病院又不停地威胁着他:「要么进工厂干活,要么进监狱,要么进疯人院!」所有这些约束都指向同一套权力体系。在大多数其他领域,这些机构的管制已经有所松动,但它们发挥的作用依然如故。今天,人们不再被贫困包围,而是被消费包围。人们仍然像19世纪那样,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被不断卷入信用制度之中。如果买了房子、添置了家具……就不得不整天工作,还要加班,不得不一直被拴在工作上。电视把影像作为消费品送到人们面前,阻止人们去做一件在19世纪就已令人十分害怕的事情:走进咖啡馆和酒吧。在那些地方,人们曾经举行政治集会,工人阶级在地方和区域层面的聚集可能孕育出政治运动,甚至可能推翻整个制度。

莫拉韦: 您说其他机构的管制已有所松动。那么监狱呢?

福柯: 监狱已经落后于时代,却仍然同整个体系紧密相连。至少在法国,监狱的管制还没有松动。瑞典和荷兰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监狱的职能与那些较为宽松的机构的职能完全一致。旧式学校和精神病院过去承担的职能,如今已经转给了这些机构,例如法国所谓的「分区精神医疗」(sector psychiatry)、门诊精神医疗、医疗管控,以及以弥散方式覆盖全体人口的心理和精神医学监视(surveillance)。发挥作用的始终是同一种功能。监狱完全符合这一体系的需要,只不过刑罚体系还没有发现教育学、精神医学和普遍社会纪律早已发现的那些隐蔽而宽松的形式。

莫拉韦: 最后一个问题:能够想象一个没有监狱的社会吗?

福柯: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历史上确实存在过没有监狱的社会,而且离我们并不遥远。作为一种刑罚,监狱是19世纪初才发明出来的。翻开19世纪早期刑法学家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讨论监狱的章节总是这样开头:「监狱是一种新的刑罚,一个世纪前人们还不知道它。」早期一次国际监狱大会的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那场大会是1847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曾这样说:「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仍然记得人们不用监禁来惩罚人的年代。那时候,欧洲到处是绞刑架、镣铐和各种行刑台;我们看见被弄残了的人,有的失去了一只耳朵,有的失去两个拇指,有的失去一只眼睛。那就是当时的被判刑者。」[7] 他回忆起那个景象,惩罚既触目惊心,又五花八门。

然后他说:「现在,所有这一切都被关进了监狱单调的高墙之内。」那个时代的人们完全清楚,一种全新的刑罚诞生了。你想让我描绘一个没有监狱的乌托邦社会。问题是,我们能否设想这样一个社会:规则的实施由群体自己控制?这里涉及整个政治权力的问题,涉及等级制、权威、国家以及国家机器的问题。只有把这个巨大问题周围的丛莽清理出来,我们才终于能够说:是的,我们应当能够这样惩罚;或者,惩罚根本毫无用处;又或者,社会应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回应这种不合规则的行为。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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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框内可滑动)

[1] 监狱信息小组的法文名称为 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GIP),1971年由福柯等人发起。小组通过秘密流通调查问卷、发表囚犯证词,挑战监狱当局对信息的垄断。中文研究中亦译作「监狱情报小组」「监狱调查小组」。

[2] 1971年9月9日至13日,美国纽约州阿蒂卡惩教所发生大规模囚犯起义。9月13日,当局武力夺回监狱;事件共造成43人死亡,其中39人死于执法人员的镇压行动。参见纽约州档案馆关于阿蒂卡起义的事件年表。

[3] 1971年9月21日,克莱尔沃囚犯克洛德·比费(Claude Buffet)和罗歇·邦当(Roger Bontems)劫持了狱警居伊·吉拉尔多(Guy Girardot)及护士妮科尔·孔特(Nicole Comte);两名人质随后遇害。福柯在访谈中提出管理当局可能故意纵容行动,这是他的政治判断,不能视为已经证实的案件结论。1971年9月23日《世界报》报道过狱警对计划早有预警、当局未采取措施的说法,也记载了司法部门对监狱暴动传闻的否认。

[4] 参见让-米歇尔·勒布莱尔(Jean-Michel Le Boulaire)与克洛德·福热龙(Claude Faugeron),〈监狱社会服务机构的创设与1945—1958年法国监狱改革的演变〉(La création du service social des prisons et l'évolution de la réforme pénitentiaire en France de 1945 à 1958,Déviance et société 4,1988),第317—335页。

[5] 参见杰里米·边沁:《圆形监狱,或视察所》(Panopticon or The Inspection-House,1791),收入米兰·博若维奇(Miran Bozovic)编《圆形监狱文集》(The Panopticon Writings,2011)。

[6] 福柯从1972—1973年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开始提出关于身体与规训实践、规训机构之间关系的这一论断。参见《惩罚的社会》(The Punitive Society,2015),格雷厄姆·伯切尔(Graham Burchell)英译,第232—233页。福柯在1974—1975年度课程《不正常的人》(Abnormal,2003),格雷厄姆·伯切尔英译,第87—88页,再次讨论了这一命题。后来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1977),艾伦·谢里登(Alan Sheridan)英译,第25—26页,又简略地谈到了它。

[7] 此段为布鲁塞尔最高法院(La Cour de Cassation de Bruxelles)院长范梅嫩先生(Mr. Van Meenen)在1847年9月20日至23日于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监狱大会上的开幕词。文字收录于《布鲁塞尔监狱大会辩论录》(Débats du Congrès Pénitentiaire de Bruxelles,1847),第20页。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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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福柯与德勒兹:谱系学、虚拟性与战争

纪念|福柯:没有起义,就没有社会

译文|福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罗尔斯与公共理性的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