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萨德|卢拉与反革命时代的严酷现实 2026/11/5
「正文约4700字」
作者: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

文献来源:2026年11月5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英文原题:Lula and the Terrible Realities of the Era of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ty-Fifth Newsletter (2026)。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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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卢拉第四次当选巴西总统。普拉萨德认为,这场胜利保住了劳动人民争取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成果,却无法单凭选举打破金融资本的支配、土地关系的固化与就业不稳定。文章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秩序称为「反革命时代」,从民主、社会福利和多边主义三个领域检视左翼的防御性纲领。他最后提出,左翼必须重建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和自主经济政策,才能摆脱对单一领袖的依赖。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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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
谨代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大家致意。
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人们熟知的卢拉(Lula),自1989年以来八次竞选巴西总统,四次获胜(2002年、2006年、2022年和2026年)。最近这一次胜利发生在他八十岁之际。回顾卢拉的政治生涯,从1969年进入圣贝尔纳多-杜坎普和迪亚德马金属工人工会领导层,到最近的这次胜选,巴西始终处在两类政治秩序之下:
(1)或是军事独裁统治(1964—1985年);
(2)或是旧统治阶级及其华盛顿盟友仍占据上风的民主制度。
这种力量对比限制了卢拉执政所能取得的成就。

2026年10月25日晚,卢拉在圣保罗发表连任演说后与支持者庆祝。图源:Ricardo Stuckert/Lula Oficial/Wikimedia Commons。
「卢拉!加油!」(Bora Lula)是本次选举的口号。可是,要去往何处?
第二轮投票前,巴西工人和农民、城市边缘社区居民,以及争取土地与住房的社会运动纷纷走上街头,既要阻止弗拉维奥·博索纳罗(Flávio Bolsonaro)所代表的极右翼重新掌权,也要提出自己的要求。
不过,经历卢拉此前三届总统任期,人们已经切身认识到这些限制。仅仅赢得执政权,无法消除金融资本的权力,无法完成土地改革、终结不稳定就业,也无法拆除富人借以行使权力的制度。卢拉的胜利保护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成果,使其免遭极右翼侵蚀,但并未改变反革命时代的艰难处境。

2007年6月14日,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成员在巴西利亚参加第五次全国大会闭幕游行。图源:Wilson Dias/Agência Brasil/Wikimedia Commons。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反革命力量在全球取得了新的优势地位。我们一直用「新自由主义」或「全球化」这样的委婉说法称呼这一时期。在此前的几十年里,一轮又一轮的军事独裁和政变已经着手摧毁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随后,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与苏联解体决定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使这场反革命攻势得以巩固。
帝国主义过去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制约,如今却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惩罚那些不服从其权威的政府。「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确实描述了这一时期的政策特征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却也可能遮蔽其政治实质。
「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这个概念所指的,是有组织地扭转社会主义运动、工人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取得的成果。它让人看清究竟是哪些力量在前进,又是哪些力量被迫后退。
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立,体现了巩固单一全球贸易秩序的雄心。各国的历史条件与生产能力差异悬殊,却要受到共同规则的约束,而这些规则有利于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与此同时,新的知识产权限制收窄了各国获得发展生产力所需技术的渠道。
资本账户自由化不断加速,1997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GATS)第五议定书进一步向外国金融企业开放金融市场。随着资本流动性增强,各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招商引资压力,而新自由主义改革则削弱了资本管制、公共部门对金融的控制以及中央计划。
在这一时期,跨国金融资本的规模急剧膨胀。贝莱德(BlackRock)的发展足以说明资产管理业惊人的扩张:其管理资产从1999年的1650亿美元增至2026年9月的15.5万亿美元,按名义金额计算,其规模已接近1999年的94倍。高盛(Goldman Sachs)同样体现了银行业和投资管理业务的扩张,其总资产从1999年约2500亿美元增至2025年的1.81万亿美元,达到1999年规模的七倍以上。

2018年4月,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入口。图源:Benoît Prieur/Wikimedia Commons。
在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社会民主党和自由主义政党日益接受新自由主义转向,逐步放弃此前扩大社会福利和工人阶级权力的承诺。这意味着,更左翼的力量不得不承担起争取民主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大部分斗争,而它们自身又因美国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产结构的重组和不稳定就业的增长而不断削弱。
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党和左翼政党解散、改变路线或急剧衰落。武装运动也遭到持续的军事进攻,例如印度的毛主义武装;另一些则进入漫长的解除武装与复员进程,例如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FARC-EP)和土耳其的库尔德斯坦工人党(PKK)。
这一时期确实发生过若干重大突破: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统治,1998年委内瑞拉开启玻利瓦尔进程(Bolivarian process),2008年尼泊尔废除君主制。然而,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变革发生时,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玻利瓦尔进程走得最远,它改变了政治秩序,包括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制度,但仍未摆脱委内瑞拉对原油出口的依赖。
在这种条件下,左翼许多实际行动纲领逐渐围绕三个彼此相关的方向展开:
(1)捍卫民主制度;
(2)维护并扩大社会福利;
(3)建立有助于拓展主权发展空间的多边机构。
理解卢拉治下的巴西经验,必须将其置于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之中。
民主 1975年,卢拉当选工会主席,不久便成为劳工运动反抗军事独裁的主要人物之一。如今人们容易忘记,1978—1980年的罢工浪潮以及1980年劳工党(PT)的创立,都有卢拉的积极参与;这些斗争削弱了独裁政权,加快了重新民主化的进程。它们属于一场规模更大的反对运动,最终促成1985年军人统治的终结。
工人阶级的动员,加上农民的斗争——后者于1984年汇聚成全国性的无地农民运动(MST)——扩大了争取组织工会、出版报纸、组建政党和参加选举等权利的斗争。在整个拉丁美洲,极右翼及其盟友运用多种手段攻击左翼,以逆转民主成果。其中既有「法律战」(lawfare),例如2016年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弹劾,以及厄瓜多尔前总统候选人路易莎·冈萨雷斯(Luisa González)最近遭逮捕;也有直接的军事干预,例如美国2026年1月袭击委内瑞拉,以及绑架总统马杜罗和第一夫人、国民议会议员西莉亚·弗洛雷斯(Cilia Flores)。

1979年,卢拉在圣保罗州向金属工人发表讲话,现场聚集大批工人。图源:Folha de S. Paulo/Wikimedia Commons。
卢拉连任保住了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但胜选本身并不会扩大两次选举之间的人民政治参与。在竞选期间,尤其是第二轮投票前,无地农民运动及其他群众组织、青年团体,还有通过数字平台组织的行动,例如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关注者的 WhatsApp 频道「卢拉大军」(Exército do Lula),都积极参与选民动员。
未来几年,工会、社区组织、农民运动和城市贫民运动必须壮大自身的社会力量,让民主程序更不容易遭受金钱、政治操纵和有组织恐吓的侵害。它们还必须在极右翼已经取得牢固阵地的领域开展思想和情感上的斗争,例如社交媒体和宗教信仰社群。

2016年8月30日,圣保罗保利斯塔大道的民众抗议迪尔玛·罗塞夫总统遭弹劾。图源:AmandaLemosNeuroMat/Wikimedia Commons。
社会福利 在此前三届任期中,卢拉努力通过医疗、养老金、教育、住房和收入补助扩大社会福利。巴西地理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贫困人口占比从2023年的27.3%下降至2024年的23.1%。尽管这一比例依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但贫困率已连续第三年下降。数字背后,是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人、获得更多保障的儿童,以及重新找回几分尊严的家庭。
如果再分配没有改变经济权力关系,也没有发展生产力,那么它虽属必要,却终究受到限制。军事独裁结束以来,巴西一直经历去工业化,投资水平也长期低迷,基础设施领域尤其如此。缺少更强大的生产基础和不断增长的公共收入,社会福利计划就容易受制于同富裕利益集团达成的财政和政治交易,难以建立在持续增长的收入和更广泛税基之上。
卢拉执政三届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然而,正是那些使进步成为可能的政治妥协,限制了它们所能达到的程度,还逐渐耗尽了为争取国家每一点善意所依赖的政治联盟。极右翼就在这种疲惫与失望中壮大起来,把人们在不稳定工作中遭受的屈辱转化为对移民、妇女、少数群体以及左翼的怨恨。
不改变不断制造生活不安全感的社会关系,就难以维护并扩大人的尊严。在日常情感的这片艰难地带,极右翼那些简单化而危险的解释便能乘虚而入。

2016年10月,巴西里约热内卢罗西尼亚(Rocinha)社区的鸟瞰景观。图源:Diego Baravelli/Wikimedia Commons。
多边主义 自第一个总统任期起,卢拉便支持南南贸易与合作,力求为全球南方国家拓宽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2004年,巴西没有同古巴、委内瑞拉一起加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进程,但它与委内瑞拉合作,于2008年建立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以此推动地区一体化。2009年,金砖四国(BRIC)把全球南方几个主要国家联合为一个贸易集团。此后,这一集团不断扩员,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讨论。
就在大选前夕,巴西与澳大利亚、巴巴多斯、加拿大、欧盟、印度和肯尼亚共同成为「多边主义伙伴」(P4M)倡议的首批共同发起方,旨在捍卫并改革多边体系。

这些倡议体现了卢拉的理解:巴西应当成为西方与南方之间的桥梁,并推行「积极而自信的外交政策」。这意味着,巴西不能只是被动回应西方提出的方案,还应主动参与塑造多边合作平台。
这种合作把具有不同阶级政治纲领的政府聚集在一起,因此不能据此推断它们拥有共同的社会变革纲领。它的目标较为有限,却仍然重要:捍卫各国自主发展的空间,扩大获取发展融资的渠道,例如通过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的机构——目前由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领导的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获得融资。

2023年4月,迪尔玛·罗塞夫在上海参加新开发银行相关活动。图源:Ricardo Stuckert/Palácio do Planalto/Wikimedia Commons。
在这个反革命时代,上述三个方向保住了不可或缺的斗争成果。但如果这些防御性纲领固化为政治想象的全部边界——它们经常如此——其局限便会产生危险。
人们需要摆脱饥饿,也需要理解生活的不安全感为何一再回来,并建立足以克服那些不断制造不安全感的结构的政治力量。否则,人们的挫败感就可能被那些承诺发动一场虚假反叛、实际上却巩固财富所有者权力的势力利用。巴西这场选情胶着的选举,险些就出现这样的结果。反革命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让受压迫者相信,解放是不可能的。
应当庆祝卢拉的胜利,因为这是巴西劳动人民的成就。数以百万计的人挺身而出,击败了博索纳罗。但如今,真正的工作必须开始:加强社会运动,继续把人们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建立能够发展巴西生产力的自主经济政策。未来不能无限期地寄托在某一位领袖出色的多数联盟组织能力上。接下来需要的,不只是下一位卢拉,而是一个重建起来、能够孕育千百万个卢拉的左翼。只有如此,潮流才可能逆转,反革命时代才可能让位于一个新的时期,使我们的革命期待得以实现。
大选前夕,许多杰出的巴西艺术家,包括希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卡埃塔诺·维洛索(Caetano Veloso)、吉尔贝托·吉尔(Gilberto Gil)、丹妮拉·梅尔库里(Daniela Mercury)、沙马(Xamã)和埃博尼(Ebony),共同演唱了竞选歌曲《卢拉!加油!》(Bora Lula)。如今这首歌或许已经不那么常听到了,但它的副歌应当每天回荡在巴西的大街小巷:
Nosso povo tá na rua
A mudança continua.我们的人民走上了街头,
变革仍在继续。
作者简介(译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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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1967—),印度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执行所长、印度左翼出版社LeftWord Books主编。其研究起初涉及印度种姓制度、劳动史及美国南亚移民的种族政治,随后转向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全球资本主义史。代表作《暗黑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2007)和《贫穷国度:全球南方可能的历史》(The 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2013),将「第三世界」重新置于20世纪反殖民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与国际主义的历史之中,强调第三世界曾是一项试图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事业,其衰落需要从帝国主义干预、债务危机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矛盾中得到解释。
普拉萨德在中文世界的传播经历了从左翼理论译介到学术研究与公共政治讨论的转变。早期,其政治评论通过《少年中国评论》等左翼网站进入中文读者视野。2018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推出《现世之殇》中文版,随后通过中文研究报告及「三大洲通讯社」持续传播有关帝国主义、阶级斗争与全球南方的研究。2023年,《文化纵横》发表其《重振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全球南方的历史宿命与未来选择》,并与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建立合作,使普拉萨德的思想进一步进入中国有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全球南方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2025年,《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刊发《印度马克思主义地图——维杰·普拉萨德教授访谈》,将中文学界的关注重新引向其印度共产主义思想史研究。
普拉萨德的中文接受史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其对美国霸权和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批判获得广泛传播,而关于种姓压迫、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及革命组织问题的历史研究,尚未得到相应程度的译介。这种不均衡也容易遮蔽其思想的一条内在线索: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始终与被压迫阶级的政治组织、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成败,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自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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