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鲁|全球青年起义:不颠覆资本权力,就没有民主的未来 2026/11/7

译者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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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鲁将法国、意大利、塞尔维亚、印度等地的青年抗议置于资本主义危机与民主衰退的背景下考察。他认为,青年运动所提出的经济正义诉求,已经超出改善资本主义的有限要求,指向对威权统治、经济不平等和资本权力的整体性挑战。文章最后主张,将分散的抗争转化为能够持续组织团结与集体力量的国际运动。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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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0日,在印度班加罗尔,来自不同学生组织的学生爬上警察设置的路障,参加要求印度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什·库马尔(Gyanesh Kumar)辞职的抗议活动。抗议者指控选民名册存在违规问题。补档|用meme造反:印度的「蟑螂」与南亚Z世代的革命浪潮
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印度、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青年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拒绝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一个已经抛弃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拒绝接受一种被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和阿斯特拉·泰勒(Astra Taylor)称为「末日法西斯主义」(end times fascism)的政治。访谈 Klein & Taylor|末世法西斯主义: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世界末日?

2026年9月18日,比利时根特大学(UGent)年度开学典礼期间,学生在校园内举行抗议。图源:JoostPauwels/WikimediaCommons(CC0 1.0)。
这些抗议源于日益强烈的愤怒:学校状况不断恶化,经济生活缺乏保障,住房难以负担,政治腐败蔓延,而统治阶级对年轻人的需求与声音愈发漠不关心。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极右翼政府正在抹杀未来;无休止的战争、气候灾难、惊人的不平等、不断加深的贫困以及日益衰败的公共机构,又使这个未来笼罩在阴影之中。
面对这一切,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政治、抵抗与希望的语言。

2026年10月18日,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街头的抗议现场。图源:Vyolltsa/WikimediaCommons(CC0 1.0)。
一名在米兰参加抗议的21岁学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抵抗精神。她说:「参与人民自发发起的运动至关重要。这些运动诞生于愤怒的爆发,而这种愤怒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她接着说:「我认为,这个统治阶级对我这一代人造成的最严重伤害,就是连想象未来、做梦的能力都从我们手中夺走了。」政府没有回应这些不满,反而越来越多地采取宵禁、禁止抗议活动以及残酷的警察镇压。年轻人的民主诉求被当作必须摧毁的威胁,而非应当得到倾听的正义要求。

2026年10月17日,巴黎示威者举起有关食品贫困的手写标语,街道上聚集着参加示威的人群。图源:Silanoc/WikimediaCommons(CC BY-SA 4.0)。
推动这些起义的力量远不止经济不满。它们表达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拒绝:拒绝接受一个在道德与政治上残酷无情、并已将年轻人视为可随意抛弃之物的制度。其核心认识在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夺走了整整一代人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而财政紧缩不过是伪装成经济必然性的阶级战争。
据《滚石》杂志(RollingStone)报道,17岁的巴黎学生马蒂斯·勒科兹·恩齐耶(Mathys Le Cozndzié)指出:「现政府始终没能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未来,没能让我们看清自己将要走向一个怎样的世界。因此,我们感到完全迷失了方向。……我们没有被培养得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世界。他们曾让我们为之做好准备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社会保障制度遭到破坏,越来越依赖监控、刑事化手段和警察镇压来强制服从的政府兴起,这使针对青年的战争进一步加剧;这些政府尤其强制贫困群体和遭受种族边缘化的人群服从。
然而,正是在这种被遗弃和遭受镇压的处境中,一种更为深刻的变化正在出现:一种植根于经济正义斗争的道德与政治觉醒。人们集体拒绝接受这样的世界:人的尊严沦为私人利润的祭品,民主被掏空,而想象并创造另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也从整整一代人手中被夺走。
卡洛塔·马戈加(Carlotta Magoga)在欧洲民主中心(EDH)撰文正确地指出:「从塞尔维亚到孟加拉国和塞内加尔,年轻人正在成为推动世界走向更加民主的力量。……在寻找替代道路的过程中,他们通过艺术抗议、网络行动和讲述故事等方式,发展出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并改写政治参与的规则。」年轻人勇敢地走上街头,正在形成一种行动主义方式,使人们能够「重新思考民主如何运作」。
例如,在法国,学生挑战了教室过度拥挤、教师短缺,以及加剧阶级不平等的大学招生制度。在意大利,学生与工人一道抗议低工资、难以负担的住房、公共服务恶化以及军费开支增加。在热那亚,港口工人和学生还抗议利用港口运输武器。在塞尔维亚,反对政府腐败一直是运动的核心,学生要求调查公共合同、政府支出以及对公共机构的政治控制。

2026年9月30日,法国格勒诺布尔尚波利翁高中(LycéeChampollion)校门附近的封锁现场。图源:David.Monniaux/WikimediaCommons(CC BY-SA 4.0)。
这些运动并非都明确提出反资本主义纲领,但它们的诉求揭示了几组冲突:
(1)谁控制公共资源;
(2)政府究竟服务于谁的利益;
(3)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如何得到组织与维持。
资本主义在一个尤其虚伪的时刻,一面在修辞上把青年颂扬为未来,一面又拒绝向青年提供拥有未来所需的资源。政府真正害怕的是,这些反抗中的学生已经不再满足于要求资本主义变得更人道。
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抗议正在挑战「黑帮资本主义」这一政治秩序。它以腐败、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威权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以及财富和政治权力集中于金融精英之手为特征。这场对抗的核心,是围绕支配社会的道德与政治价值展开的斗争;这些价值将决定未来世代的命运。
当今世界舞台上,两种截然对立的道德愿景正在彼此对抗。一种以团结、正义和民主的可能性为根基;另一种则以贪婪、种族仇恨、有组织的暴行和威权支配为根基。真正处于利害关头的是民主的未来:未来世代将继承一个由人的尊严支配的世界,还是一个屈从于强者残酷意志的世界?

2025年6月7日,意大利热那亚港口工人与声援者举行抗议,反对港口参与向以色列运输武器的活动。约350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与游行,现场出现巴勒斯坦旗帜及工会旗帜。图源:Andrea Leoni/la Repubblica。
这种道德败坏的文化,在美国亿万富豪阶层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成就越来越常被用来为政治和道德上的残酷行径开脱。在10月20日发表于《The Dispatch》的一篇文章中,马里安·L. 图皮(Marian L. Tupy)提出了一个问题:「埃隆·马斯克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他为马斯克辩护,把技术成就变成威权政治的道德借口,将亿万富豪行使权力所造成的苦难说成技术进步令人遗憾的代价。
这种计算完全没有认真面对马斯克在拆解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场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攻击与灾难性的人类苦难以及可能多达数十万人的死亡相关联。图皮援引亨利·福特的做法同样耐人寻味。福特的反犹主义被简化成一个令人遗憾的性格缺陷,并在对工业进步毫无节制的赞美中轻易得到开脱。

2025年2月3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国际开发署总部外的抗议者Susan Schorr手持美国国旗和反对埃隆·马斯克的标语,抗议其团队干预联邦政府机构及对外援助项目。图源:Pete Kiehart/The Washington Post/Getty Images,经Los Angeles Times刊载。
这就是黑帮资本主义有毒的道德观:技术进步与正义相分离,人类苦难被压低为可以接受的代价,亿万富豪则免于承担道德责任。受害者消失了,强大的施害者却受到赞颂。这是一个活死人盘踞其中的政治经济秩序所散发的道德腐败。在这样的世界里,财富和权力能够保护掠夺者,使其免于问责。
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实施性剥削、诱骗并贩运未成年女孩的罪行,令人不寒而栗地展示了这种有罪不罚的文化。在这个充斥着贪婪政治僵尸的世界里,财富成了逃避问责的屏障,而掠夺性权力的受害者则被迫保持沉默。
这种残酷而毫无悔意的恶意文化也蔓延到了选举政治之中。俄亥俄州州长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的竞选团队发布了一则广告,让其民主党对手、医生艾米·阿克顿(Amy Acton)关系疏远的母亲出镜,指责女儿撒谎。
阿克顿曾公开讲述,继父对她实施性虐待后,她在12岁时被从母亲的监护下带走。报道称,她的母亲此后仍与被指控的男子保持婚姻关系。拉马斯瓦米为了政治利益,将阿克顿童年的苦难武器化。这揭示了一种政治文化:私人创伤变成选举武器,残酷则成为政治权力的徽章。
相关评论围绕11月选举出现的种族主义言论,同样体现了这种非人化政治。在密歇根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中,小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宣称:「世界上有5亿阿拉伯人,可他们却没有任何产出——他们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没有获得菲尔兹奖,也没有获得沃尔夫奖。他们没有创造文学作品。」
这些例子并非孤立事件。它们揭示了一种围绕恐惧、种族仇恨和对生命的贬损组织起来的政治文化与教育体制。社会正义与同情的话语,日益被法西斯式残酷的话语所取代。在这种话语中,良知被视为软弱,支配成为衡量政治权力的尺度,人类苦难则被转化为公开展示的景观。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残酷文化成为威权统治的教育基础。
面对这种有组织的残酷文化,年轻人正在走上街头,把愤怒转化为一场针对那些窃取他们未来的经济与政治力量的集体斗争。青年正在拒绝新自由主义的虚构说法,即个人应当独自为自己的苦难负责。他们把私人困境与公共不公联系起来,与工人、教师和工会建立联盟,并将愤怒转化为集体政治能动性。
这些斗争提醒我们,文化并非只是政治的反映。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核心争夺场域:意识在这里形成,身份在这里塑造,政治可能性也在这里遭到摧毁或得以生成。学校、媒体、数字平台和公共机构都是强大的教育力量。它们既可以制造无知、服从和政治冷漠,也可以培育抵抗威权权力所必需的批判意识、历史记忆与集体能动性。

2025年4月17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工会在巴特勒图书馆前举行集会。参加者举出支持学术自由、反对校园警察干预及维护学生权利的标语,随后举行校园游行。图源:Columbia Daily Spectator。
美国不能把这些青年起义当作遥远的景观,置身事外地观看。它们有力地控诉着那些同样正在摧毁美国民主根基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特朗普回应法国抗议时,曾把抗议者说成「进入这些国家、却仇恨所在国的人」。这种说法揭示了其自身针对青年、移民和民主异议的战争所包含的法西斯逻辑。特朗普没有承认年轻人对学校状况恶化、紧缩政策、不平等以及未来遭到摧毁所提出的正当不满,反而把法国的动荡描述为移民涌入欧洲的后果,声称威胁西方文明的移民正在淹没法国。
这就是法西斯政治有毒的逻辑:抹去引发抵抗的社会条件,把受压迫者变成敌人,用种族仇恨取代正义诉求,再把正当抗议变成大规模警察镇压的借口。在特朗普政权之下,对公共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攻击、对异议的刑事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削弱,以及财富和权力向亿万富豪统治阶级集中,已经成为一个日益法西斯化的政治秩序的标志性特征。
学校和大学正在发生转变:它们原本是开展批判性探究、孕育民主可能性的机构,如今却被改造成意识形态服从、企业权力和政治恐吓的实验室。年轻人被剥夺的,不只是经济保障,还有公共机构、批判能力以及集体希望;而这些正是人们想象一个超越黑帮资本主义残酷性的未来所必需的条件。访谈 麦克拉伦|威权主义者为何恐惧教育?想象另一种未来的批判教育学 2026/10/11
美国需要这样一代人:他们不愿被训练成服从者,不愿被剥夺历史记忆,也不愿被教导把不公正视为不可避免。美国需要能够挑战威权权力机器、重新把教育夺回并作为民主抵抗力量的年轻人。
正在全球各地展开的斗争提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教训:民主不能依靠呼吁文明礼貌、象征性姿态,或那些旨在遏制民众愤怒、却让既有权力结构原封不动的让步来捍卫。民主需要有组织的运动,把学生、工人、教育工作者和各个社群联合起来,为经济正义、人的尊严和民主权力展开持久斗争。
长期以来,走上街头挑战自身政治排斥处境的年轻人,总是受到一种复杂态度的对待:人们一面赞赏他们的理想主义,一面又居高临下地看待他们;他们要求根本性变革的诉求,则遭到否定、稀释,或被国家以残酷手段镇压。

2026年10月7日,巴黎政治学院附近,防暴警察在学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期间向示威者喷射刺激性喷雾。图源:Thibault Camus/Associated Press。
在法国,对异议的攻击尤其恶劣。法国参议院已经批准一项被称为「让暴乱者买单法案」(Rioters Pay bill)的立法。该法案可能对抗议者处以最高1万欧元的罚款,即使他们本人并未造成财产损失也不例外;与此同时,该法案还威胁要扣押贫困家庭以及未成年人父母的福利金。
这既是企图通过经济胁迫摧毁异议,也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它有可能把贫困变成政治镇压的工具,让已经在惩罚性、紧缩导向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中艰难挣扎的学生和家庭承受毁灭性的经济打击。政府没有回应促使年轻人走上街头的不公正,反而试图让抵抗本身成为导致经济贫困的根源。
这里的讽刺尤其残酷。法国政府虽然已经会见学生领袖,并承诺满足他们的若干要求——包括废除备受争议的大学招生制度、增加教师经费,以及投资改善公立学校——但这些承诺至今仍未转化为具体行动。真正向前推进的,却是镇压机器。事实上,国际特赦组织法国分部谴责法国政府采取了「[旨在]通过限制表达空间来压制异议声音的威权做法」。教育改革的承诺仍未兑现,而国家却以毫不迟疑的速度惩罚那些走上街头要求正义的人。
塞尔维亚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试图遏制抗争的政治。学生抗议者拒绝被表面改革、政府改组或空洞承诺安抚。他们把对腐败和威权统治的愤怒转化为一场全国性运动,并最终在10月25日的选举中击败了长期执政的右翼领导人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所属的执政党。这场胜利表明,年轻人不必满足于在一个背叛了他们的政治制度中占据边缘位置。他们能够挑战这一制度的根基,把集体抵抗转化为打破盘根错节的权力控制的力量。

2025年11月1日,塞尔维亚诺维萨德,大批民众参加由学生运动组织的集会,纪念火车站顶棚坍塌事故一周年,并继续要求政府就事故与腐败问题承担责任。图源: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在法国,学生抵抗也开始取得成果,迫使政府承诺替换极不受欢迎的大学招生平台Parcoursup。这项让步虽然有限,却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集体斗争能够迫使掌权者退让。印度夏季出现的「蟑螂」运动引发了广泛动荡,抗议矛头指向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运动,显示莫迪并非不可撼动。访谈|「蟑螂」迸出的火花:洛伊谈印度青年的抗议与莫迪政府的镇压 2026/10/22

2026年7月20日,新德里JantarMantar,来自印度各地的学生就NEET-UG考试泄题问题举行抗议。图源:SumitaRoyDutta/WikimediaCommons(CC BY-SA 4.0)。
这些斗争提出了一条远远超出塞尔维亚、法国和印度的教训:如果年轻人只能被允许抗议未来遭到摧毁、紧缩政策的残酷以及对其尊严和权利的系统性攻击,而造成这些不公正的人却依然稳坐权位,那么民主就没有未来。
这些起义正在揭露一个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其威权辩护者再也无法掩盖的事实:一个建立在有组织的不平等、种族支配、剥夺以及将人的生命视为可随意抛弃之物的制度,无法通过表面改革或呼吁文明礼貌得到救赎。
他们的斗争并非只是为了争取一种更加人道的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这样一种制度:它把人的生命变成商品,把公共产品变成私人财富的来源,并把民主变成一种被抽空经济与政治权力的空洞仪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曾宣告:「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他还说:「权力不会在没有要求的情况下作出让步。它过去从未如此,将来也绝不会如此。」
这些年轻人拒绝认命的政治。他们坚持认为,激进民主必须通过斗争来争取;正义要求的远不止重新分配苦难;未来必须从那些把贪婪、暴力和支配确立为社会统治原则的人手中夺回来。维克·巴恰诺维奇(Vuk Bačanović)在论述塞尔维亚学生起义时,捕捉到了当下激励世界各地年轻人反抗威权权力的抵抗精神。他写道:「当民主在资本的力量、威权者的恣意妄为,以及被抬高为政治家智慧的腐败犬儒主义面前不断退却时,有一代人已经证明:历史并未终结,服从并非人类的命运,没有任何政府是永恒的。」
他们的反抗传递出一条统治精英和威权政权既无法置之不理、也无法压制的信息: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资本主义压迫机器变得更容易忍受,而是拆除这部机器,并为一个新世界而斗争。在那个世界里,正义、平等和人的尊严不再是空洞的承诺,而是民主生活本身的根基。
眼下的挑战,是把这些彼此不同的起义转化为一场国际运动,使其革命能量得以延续,形成新的团结形式,并积聚必要的集体力量,终结黑帮资本主义,创造一个民主能够重新呼吸的世界。
作者简介(译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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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A·吉鲁现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公共利益学术讲席教授,任职于英语与文化研究系,同时担任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杰出批判教育学学者。他近期出版的著作包括:《不可预见之恐怖》(The Terrorof the Unforeseen,2019)《批判教育学》(On Critical Pedagogy,2020)《种族、政治与疫情教育学:危机时代的教育》(Race, Politics, and Pandemic Pedagogy,2021)《抵抗的教育学:反对被制造的无知》(Pedagogy of Resistance,2022),以及《起义:反革命政治时代的教育》(Insurrections: Educationinthe Age of Counter-Revolutionary Politics,2023)。他还与安东尼·迪马吉奥(Anthony DiMaggio)合著《法西斯主义受审:教育与民主的可能性》(Fascismon Trial,2025)。
吉鲁继承弗莱雷、葛兰西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统,反对将学校视为单纯的社会再生产机构,强调教育中的抵制实践、教师作为转化性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以及文化生产对于民主生活的塑造作用。进入21世纪后,其研究逐渐扩展至新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衰退、青年抵抗与新法西斯主义,主张将教育理解为贯穿社会生活的政治实践。
吉鲁的中文接受始于1990年代。1995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刊载其关于后结构主义与教育学的论文。此后,《跨越边界》(2002)《教师作为知识分子》(2008)和《教育中的理论与抵制》(2016)相继出版,推动了抵制理论、边界教育学与转化性知识分子等概念在中文教育学界的传播。与此同时,吴万伟通过翻译《教育与公共价值的危机》(2016)《找回民主的未来》(2020)及大量公共评论,将吉鲁对新自由主义和威权政治的批判引入中文公共思想领域。总体而言,吉鲁在中国的接受仍以教育哲学和比较教育研究为中心,其晚近关于资本主义危机、政治教育与民主抵抗的论述虽已有持续译介,却尚未获得与其早期教育理论相当的学术讨论。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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